以色列，太巴列
罗马最后一声枪响的十五分钟后，俯瞰加利利海的一栋蜜糖色大宅中的保密电话响了起来。曾任以色列前情报处处长的阿里·沙姆龙如今是总理特别顾问，专门负责安全与情报工作。他拿起了电话听筒后沉默了一阵，接着愤怒地闭上了双眼。“我马上过来。”他挂断了电话。
他转过身去，看到吉优拉正站在书房门口，手里拿着他的短夹克，双眼润湿。
“电视上播了。有多严重？”
“非常严重。总理让我帮他准备一份声明。”
“那就别让总理等太久。”
她帮沙姆龙穿好夹克，吻了吻他的面颊。这是一个简单的仪式。已经多少次了，他因为犹太人遭遇爆炸而离开他的妻子？他已经数不过来了。他几乎已经确定，这一切永远也不会结束。
“不会抽太多烟吧？”
“当然不会。”
“给我打电话。”
“一有空我就打给你。”
他走出大门，一阵冰冷的海风迎面吹来。夜里，戈兰高地起了风暴，侵袭了整个上加利利。一声响雷把沙姆龙惊醒了，他当时以为是枪声，之后整晚他都没能再入睡。对于沙姆龙来说，睡眠就像个鬼祟的走私贩。它很少眷顾他，而且一旦被叨扰，就不会再降临。有多少个夜晚，他都深陷于记忆的档案室里，回顾曾经的案件卷宗，游走在和敌军对垒的战场上。可昨晚却不同。他有一种可怕的预感，预感一场灾难就要发生。那画面清晰而真实。他马上给他的老部下打了个电话询问情况。“去睡吧，头儿，”那个年轻人对他说，“一切太平。”
他那辆安装了防弹铠甲的黑色标致正等在大路上。他的黑头发保镖拉米站在敞着的后门旁边。这些年来，沙姆龙可以说是树敌无数，而且因为以色列混乱的人口分布，他的很多敌人都居住在太巴列附近。好在有拉米一步不离地跟随，他就像一匹安静而孤傲的狼，却比狼还要凶狠。
沙姆龙停下脚步，点燃一支烟——自从在情报处工作以来，他就一直抽这种廉价牌子的土耳其烟——然后他走出了门廊。沙姆龙身材矮小，虽然年龄大了，身体却依然硬朗。他的手掌很大，如同巨人的手一般，皮肤粗糙，长满了黄斑。他的脸上沟壑纵横，如同俯瞰下的内盖夫沙漠。灰白的头发理得很短，几乎只剩下发根。他戴着一副难看的塑料框眼镜，厚厚的镜片后面是一双浑浊的蓝眼睛。他走路的架势仿佛一直在防备身后敌人的攻击：头低垂着，手肘向外。在他曾经就职的扫罗王大道，人们称这姿势为“沙姆龙步”。他听说了这种说法，也默许了。
他钻进了标致轿车的后排。车开上了通往湖岸的陡坡，然后右转加速驶向太巴列，再向西穿过加利利直奔滨海平原。沙姆龙一直在看自己那只满是刮痕的手表。此刻，时间是他的敌人。每过去一秒，案犯就会更远离案发现场一些。如果这次袭击发生在耶路撒冷或特拉维夫，那么这些恐怖分子绝对逃不出检查站和路障织成的密网。可袭击发生在意大利，而非以色列。沙姆龙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意大利警察身上。事实上，意大利已经很久没有遭遇过大规模的恐怖袭击事件了。更麻烦的是，被摧毁的恰恰是以色列和意大利政府的联络站——也就是大使馆。沙姆龙甚至怀疑，他们一个重要的以色列情报站也已毁于一旦。罗马是南欧的区域总部所在地，那里的负责人西蒙·帕斯纳是沙姆龙亲自挑选并培训的一员干将。情报处很可能已经失去了其最有能力、经验最丰富的官员。
这段路仿佛没有终点。他们听着车上的新闻广播。罗马的情况看来越来越糟。沙姆龙好几次都想拨通自己那部安全电话，但最终还是把它塞回了口袋里。让他们去解决吧，他们知道该怎么做。你已经给了他们最好的训练。更何况，作为负责安全和恐怖主义问题的总理特别顾问，他现在也无暇发表评论、提供建议。
特别顾问……他实在是讨厌这个头衔，听上去含含糊糊。他曾经是“Memuneb”——这是希伯来语中“大天使”的意思。他曾经凭自己的努力，带着他的国家走过荣辱成败。勒夫和他那帮年轻的技术官僚一直把他看成负担，把他放逐到了“犹太旷野”——打发他退休了。如果不是总理扔来救命绳索，他恐怕要永远待在那里。作为运筹帷幄的大师，沙姆龙非常清楚，他在总理办公室的权力不亚于他在扫罗王大道的权力。经验告诉他，无论何时都不能失去耐心。他最终会得偿所愿，就像一直以来的那样。
车子转上了通向耶路撒冷的坡道。每每来到这里，沙姆龙都会回忆起旧日的征战。那种预感又出现了。这仅仅和罗马发生的事有关吗，还是比罗马更严重？他知道，这手笔出自一个老对头。一个死去的人。一个来自过去的人。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位于西耶路撒冷的本·古里安区，卡普兰大街3号。沙姆龙从地下停车场进入大楼，直奔自己的办公室。这间办公室的位置是有讲究的——房间外的走廊直通总理办公室，而且坐在这个位置，沙姆龙可以看到勒夫或其他高层情报工作人员到指挥室开会。沙姆龙没有私人秘书，只能和另外三人共用一个秘书。那女孩儿叫塔玛拉，至少她可以帮他端咖啡，打开那三台电视。
“‘瓦拉什’今天五点要在总理办公室开会。”
“瓦拉什”是希伯来语，指的是领导部门委员会，包括了内部安全机构沙巴克的指挥官、军事情报部门的司令，当然还有以色列秘密情报处的头头——以色列秘密情报处通常被简称为“机构”。无论是依从宪章还是按照声望，沙姆龙永远都会列席。
“还有，他希望您在二十分钟内去向他提前汇报一下。”
“告诉他最好能给我三十分钟。”
“您如果需要三十分钟，不如自己去告诉他吧。”
沙姆龙坐在桌前，手握遥控器，花了五分钟时间浏览了一遍世界主要电视媒体的新闻，尽量多了解一些已经公布的细节。然后他拿起电话听筒，拨了三通电话。第一通打给了意大利使馆的旧相识托马索·纳尔迪，第二通打给坐落于不远处拉宾大街的以色列外交部，第三通则拨给了扫罗王大道的情报处总部。
“他现在没法接听您的电话。”勒夫的秘书回绝道。沙姆龙早就料到她会这样说——越过勒夫的秘书恐怕比突破军队关卡还难。
“叫他接电话，”沙姆龙说，“否则我就让总理亲自打过来。”
勒夫足足让他等了五分钟。
“你都知道些什么？”沙姆龙问。
“你是说真相？一无所知。”
“我们的罗马站点还在吗？”
“别提了，”勒夫说，“但我们保住了一个探员。帕斯纳去那不勒斯出差了，他刚刚登机，现在正在回罗马的路上。”
谢天谢地，沙姆龙心想。“其他人呢？”
“很难说。可以想象，那边的情况恐怕比较混乱。”勒夫向来喜欢轻描淡写，“两个办事员失踪了，还有一名通讯员也联系不上。”
“那边有没有什么文件会惹麻烦？”
“我们只能希望一切都已经付之一炬了。”
“那文件柜连导弹都炸不开。我们最好在意大利人找到它们之前把它们拿回来。”
塔玛拉把头探了进来：“他想见您。现在。”
“我们五点见吧。”沙姆龙说完，便挂上了电话。
他拿起记事簿，跟着塔玛拉穿过走廊，走进了总理办公室。门口有两名大男孩儿保安，头发剪得短短的，衬衫荡在裤子外头。他们盯着沙姆龙徐徐走近，其中一人向旁边退了一步，帮他开门。沙姆龙走了进去。
百叶窗遮住了外面的光线，整个房间显得阴冷而昏暗。总理坐在巨大的办公桌后面，身后的墙上挂着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西奥多·赫茨尔的肖像，将总理衬得越发矮小。这个房间沙姆龙已经来过无数次了，但每次进来，依然会感到脉搏加速。对于沙姆龙来说，这里代表着一段重要旅程的终点，代表着犹太主权在以色列土地的重建。生与死，战争与屠杀——与总理一样，沙姆龙是这个时代的引领者。私底下，他们将这片土地看作是他们的国家，他们的创造物。他们会捍卫它，不让它受到任何人的削弱或摧毁——无论是阿拉伯人、犹太人还是非犹太人。
总理向沙姆龙点了点头，示意他坐下。总理的脑袋很小，却又大腹便便，看上去就像座火山。他粗短的双手放在桌面上，肥胖的脸颊几乎垂到了领口。
“情况有多糟，阿里？”
“过不了今晚，我们就能了解到更多情况。”沙姆龙说，“不过，有一件事我可以确定，这应该是我们国家最严重的恐怖事件之一了，或者没有‘之一’。”
“死了多少人？”
“还不清楚。”
“大使们呢？”
“从官方报告来看，他们还没被列入死亡名单。”
“非官方的呢？”
“他们应该已经死了。”
“两个大使都死了？”
沙姆龙点了点头：“还有他们的副手。”
“确定死亡的人数是多少？”
“意大利方面报告，有十二名警察和保安人员已经确认死亡。目前为止，外交部确定，有二十二名工作人员和十三名居住在使馆宿舍的家庭成员被证实死亡。十八人失踪。”
“也就是说，死了五十二个人？”
“至少。当时还有一些在大门口排队的访客。”
“情报处什么情况？”
沙姆龙把刚刚从勒夫那儿得到的信息告诉了总理。帕斯纳还活着，另外三位情报机关工作人员恐怕已经死了。
“是谁干的？”
“勒夫还没得到……”
“我不是问勒夫。”
“不幸的是，可能性有很多种。现在不管我说什么都只是推测。这个时候作推测对我们没用。”
“为什么是罗马？”
“很难说。”沙姆龙说，“可能只是碰巧。也可能是恐怖分子发现了我们防御工作的漏洞，所以打算把那儿作为目标。”
“但你并不这么认为？”
“是的，总理先生。”
“这和几年前梵蒂冈的那件事有关吗——关于艾隆的那件事？”
“难说。目前所有的证据都只能证明，这是阿拉伯恐怖分子的自杀式袭击。”
“领导部门会议之后，我要发表声明。”
“这很明智。”
“我想让你帮我写声明稿。”
“没问题。”
“你尝过蒙受伤痛的滋味，阿里。我们都经历过。多投入点感情，把你身上那波兰人的悲情使出来。今晚这个国家需要哭泣，就让他们哭泣。但是要告诉他们，做这件事的畜生一定会受到惩罚。”
“这些人一定会受到惩罚的，总理先生。”
沙姆龙站起身来。
“是谁干的，阿里？”
“我们很快就知道了。”
“我要他的脑袋，”总理愤怒地说，“我要把他的脑袋挑在矛尖上。”
“您会如愿的。”
四十八小时后，案件才有了一点头绪。调查的突破口不在罗马，而在北部的工业城市米兰。国家警察和宪兵搜查了市中心北部一个工人区的一间小旅馆，根据一名突尼斯移民线人的消息，四名逃逸的袭击者正躲在那儿。但事实上他们已经离开了，从房间里的状况来看，他们是在仓促中逃离的。警察发现了两个行李箱，里面装着一些衣物、六部手机，以及一些假护照和偷来的信用卡。但最引起他们重视的，是一张被缝进手提袋内衬的光盘。罗马国家犯罪实验室的意大利侦查员认为这张光盘里保存着数据，但却无法突破复杂的防火墙。经过一番争论之后，他们决定向以色列求助。
正因如此，西蒙·帕斯纳才应邀来到意大利情报民主安全局。他晚上十点多到达，随后马上被带去了副局长马蒂诺·贝拉诺的办公室。两个人站在一起的样子很不协调：贝拉诺又高又瘦，打扮得就像刚拍完意大利时尚杂志的模特；帕斯纳短小精悍，小胡子硬得像钢丝，身上的夹克皱皱巴巴。第一次见面后，贝拉诺就把帕斯纳比作是“一堆昨天换下来的脏衣服”，而在接下来的合作中，由于帕斯纳表现低调，贝拉诺就干脆习惯性地将这个以色列人称为“穿着借来外套的犹太高利贷主”。
然而在第一晚，贝拉诺对他的这位访客还是相当热情的。帕斯纳不是那种喜欢博取陌生人同情的人，但当他走进贝拉诺的办公室时，眼神里却充满了疲惫和幸存者的自责。贝拉诺多次表达了内心的“深切悲痛”，然后才解释了大半夜把帕斯纳找来的原因。他庄严地把那张光盘放在桌上，然后伸出指甲修剪得十分干净的食指，将它推到了帕斯纳手边。帕斯纳故作冷静地接过了光碟，事后他向沙姆龙坦白，当时他的心脏快要跳出来了。
“我们破解不了。”贝拉诺说，“或许你们的运气更好。”
“我们会尽力的。”帕斯纳谦虚地回答道。
“当然，如果有什么新发现，请告诉我们。”
“毋庸置疑。”帕斯纳把光碟装进了大衣口袋里。
十分钟后，贝拉诺认为是时候结束这次会面了，帕斯纳却依然定定地坐在椅子里，环抱着双臂的样子像是正忍受着毒瘾的痛苦。他离开时，走廊上的人都目睹了他缓慢的步伐。直到走出大楼，走下楼前的台阶时，他才加快了脚步。
袭击发生后的几个小时内，一支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以色列爆破专家队就抵达了罗马，开始搜寻关于炸弹成分和来源的证据。幸运的是，将他们从特拉维夫送来的军事飞机一直停在菲乌米奇诺机场的停机坪上。在沙姆龙的授意下，帕斯纳搭飞机回到了特拉维夫。他于黎明抵达，然后直接赶往情报处，协同工作人员即刻驱车前往扫罗王大道，一秒钟都不敢耽搁——他身上的“货物”太珍贵了，在路上多停留一刻都是冒险，而公路正是以色列最危险的地方。八点钟，那张光碟成为了最顶尖的技术部门工作人员共同攻克的目标。九点，障碍被成功跨越。事后沙姆龙还大肆吹嘘，部门的技术人员趁意大利人喝杯咖啡的工夫就取得了成功。解码又用了一个小时。十点钟，光盘里的内容已经被打印出来，放在了勒夫一尘不染的办公桌上。这份材料只在那里躺了一小会儿，就被勒夫塞进了一个加密公文包里，直接带到耶路撒冷卡普兰大街，以向总理汇报。当然，沙姆龙也在那里。
“得找人送他回去。”勒夫说，他那积极的劲头就像在朗读自己的颂辞。没准他此刻的心情正是如此，沙姆龙想道。他一定把那人视为对手，而他最擅长对付对手的方式——无论在假想中还是现实中——就是“放逐”。“帕斯纳今晚回意大利。让他从精英队带一组人走吧。”
沙姆龙摇了摇头。“他是我的人。我会把他送回家。”他顿了一下，“而且，帕斯纳还有更重要的事做。”
“什么？”
“通知意大利人我们破解不了那张光碟。”
勒夫从来不愿意第一个离开房间，此刻，他从椅子里站起身来的样子显得很是别扭。沙姆龙抬起头来，看到总理正望着自己。“事情结束前，他得留在这儿。”总理道。
“他会的。”沙姆龙说。
“或许我们应该给他找点儿事干，好打发时间。”
沙姆龙点了点头。他已经找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