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强终于回来了。他一身迷彩装，看上去更像一个军人。他在神农架坚持拍摄纪录片已经二十多年了，见证了这二十年来拍摄纪录片所使用的器材不断更新变化的全过程。他最新获奖的片子是关于金丝猴的，用的就是最新的HD设备。因为国家和保护机构的重视，他成为最早一批使用这么昂贵和精尖设备的中国纪录片工作者之一。听了我的来意，他很慷慨，乐于将他的那套宝贝设备借给我用。
星期一下午两点，我终于坐在电视屏幕前。我旁边的桌子上放着那箱录像带。我首先将日期为7月2日的带子塞进录像机的带舱。
我很婉转地向高强表示希望能够一个人独自观看那些带子。高强很理解地同意了。倒是何军流露出一丝失望，我知道他渴望和我一起观看那些带子，毕竟到目前为止所发生的一切都是因他而起的。但是当时我的心态极其复杂，如果他们在旁边，我会很不自在。万一他们看到我买下的东西是一堆废物，我实在不知道该用什么表情来面对他们。我这要命的自尊心啊！
电视屏幕上的画面时有时无，声音像跑转儿一样。那是磁带受损后因为磁迹不连续出现的现象，一般最容易出现在带子的开头。但是，这样不清晰的画面持续了很长时间，时断时续地可以看到镜头是固定的，不时见人坐下又站起来。背景是一面镶嵌着浮雕的墙，隐约可以辨认出是木质的。突然，画面消失了，电视屏幕上只留下一片蓝色。无论我怎样将带子快进或倒退到别的地方再播放，或者换上其他的带子，情况也都一样的。我只好把高强请进来求助。
他检查过录像带后得出结论是，带子上面的磁粉脱落，将播放的磁头糊上了，磁头需要清洗。我对他感到歉意和懊丧。高强倒是并不介意，说需要几个小时的时间清理一下，让我去镇上茶馆喝杯茶，三个小时后再来。
三个小时的时间漫长难耐。刚才看到的那几分钟画面，让我敏锐的职业神经异常兴奋。我隐隐约约意识到那带子一定不是人为当作废物丢弃的，说不出为什么，但我的直觉就是这么告诉我的。我越是这么想，时间越是过得缓慢。三个小时还没到，我又出现在了高强的工作室门口。
高强一脸的歉意和迷惑：“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清洗不干净。我已经重复清洗了两遍了。”
“那怎么办？”
“看来今天是看不成了。我让我宜昌的朋友给我送过来一种专业用的磁头清洗带，又方便又快捷。他已经在路上了。”
我听了这话，不免失望，有些后悔应该直接回上海，那样我就可以找到不止一台这样的机器。即使出现了故障，也能立刻更换一台，选择余地要大得多。我的耐心已经失去了，口头上仍拜托高强尽力帮忙，可出门后，我立刻打电话给旅行社，让他们给我订第二天回上海的机票。
晚上十一点多，高强打电话告诉我，他的朋友已经赶到了。“放心吧，应该没问题。”他很肯定地说。
“拜托了。只要清理好，请马上给我打电话，不管多晚我都可以过去看。”
“好吧。一好我就给你打电话。”
我在无限期待和焦灼不安中睡着了，睡得很不踏实。房间内的电视机也没有关，我好像在电视里那不断重播的电视剧剧情中不停地穿梭……
三点钟的时候，高强又打来了电话。
“阿甘，很抱歉，还是不行啊。放我的带子就没问题，可是一放你的，磁头立刻就脏。挺奇怪的，以前从来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
“要不就算了，干脆我回到上海再想办法。”
我不抱任何希望了。
“我再试试看。反正都是不行，再试试碰运气吧。你好好睡觉，今晚即使可以我也不给你打电话了，怎么也到明天再说。”
挂上电话，我反倒睡得很踏实。我就是这样，当一个问题有了解决的办法，就像找到逃跑的出口一样，多严重的事情都无法打扰我的睡眠了。
第二天一早，我连早餐也没吃，就径直去了高强的工作室。他眼睛红红的，神情疲惫，显然一夜没睡。一见到我，他就摇摇头，说：“我干了一整夜，还是不行。”
让他为了我的事情熬了一整夜，我心里很内疚，感激地说：“真是谢谢你了。算了，可能带子实在太脏，我拿回上海去想办法吧。”
“看来只能这样了。”他指指桌子上的纸盒子，“都给你装好了。这些带子是什么内容啊，怎么会那么脏？”
我看了纸盒子一眼，盒子用胶带封住了。我不知道怎么回答他，沉默着。
高强又说：“肯定是受了潮。磁粉被水汽泡了，很容易脱落，磁头被死死地糊住了。连我朋友的那盘清洗带都污浊了。说不定我还得把机器搬到武汉去清理呢。”
我从内心感到抱歉，也为高强乐于助人的行为感动。也许都是同行的关系，他一定很理解我急于看到录像带内画面的心情。我给他递上我的名片，说：“来上海一定给我打电话。只要是影视方面的事情，我一定尽力帮忙。”
何军开车来接我。
我将装有录像带的纸箱子放进汽车的后备箱时，还是撕开胶带，打开纸箱看了看。那些录像带依旧静静地躺在里面，只是那股让人难受的气味没有最初那么浓烈了。
有时候我挺讨厌自己这样的敏感，时刻抱着怀疑的心态，不论对方曾经怎么帮助过我，我仍难以摆脱质疑对方诚意的狭隘心理。我知道这是一种不健康的心态，可它却如影随形，不停困扰着我。
车子在早晨的山间柏油路上行驶着。
我开着车窗，冷飕飕的空气钻进车厢，既清冷又清爽。烦躁和焦灼暂时被抛在车外。平时不抽烟的我还是接过何军递过来的烟，点着了，深深吸了一口。吐出的烟还是青蓝的，飘在车后面。听说如果烟经过肺部后再排出，烟的颜色就会变成黑灰色。
忽然，我弹烟灰的手停在了车窗外。
“停车！”我大喊！
何军莫名其妙地盯着我。
我再次重复：“停车！停车啊！”
车子急速地停在路边。何军紧张地左顾右盼，问我：“怎么了？”他显然以为是路面或者车子有什么异常。
“等等！”我的身体和神态凝铸了，力图将所有的触觉都集中在我的鼻尖上。大脑急速转动，搜集着储存在里面的信息。
“把后备箱打开！”我对何军说。
“怎么，忘了什么吗？”他说着下车，用钥匙打开尾箱，“你的行李都在啊。”
我没有理会他，伸手打开装录像带的纸盒，然后将鼻子凑近那些录像带，全神贯注地闻着，终于确定了我的猜测。
“回去！”我的语气很严肃，几乎是在命令何军。
他感到十分意外：“忘了东西？”
“回去才知道。”
我没有直接回答他。我为我的发现感到极度震惊，我绝没有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心里很希望是我推测错了，但是我清醒地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再次见到高强的时候，他一脸愕然。我和他对视着，没有说话。
“怎么没走？”他故作镇静地先开了口。
“走了一半，又回来了。”我尽量语速平稳，不带任何情绪。
“怎么，忘了东西，还是……”
“算是忘了东西吧。”
何军看着我们，听得一头雾水。我转头对何军说：“何军，麻烦你先回到车上等我。我和高强有几句话说。”
何军知趣地回到车里，点上一支烟，困惑地往我们这边看。
高强忽然开口，语气和刚才判若两人：“你是怎么发现的？”
“气味。原先带子散发着一股腐烂的气味，现在没有了。现在的气味是全新的录像带特有的气味。”
“我要是不承认呢？”
“你不会。我们是同行，看到珍贵的画面都会动心，但是我们也有操守吧。况且你在外面那么有成就，你也不希望身上背负一个丑闻吧？另外，我有人证。何军可以证明我是那些录像带的主人。”
“可你并不知道那些素材的内容。你还根本没有看到呢。”
我一惊：“你已经看过了？”
他犹豫了一下，轻轻点点头。
我迫不及待地问：“是什么内容？”
他平静的脸上毫无表情，也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你准备冒着身败名裂的风险，将那些录像带据为己有？”
高强依旧只是说：“你还是无法证明那些带子是属于你的。”
我叹了口气，说：“我相信你会回心转意的。我暂时不走了，等待你改变主意。如果明天中午之前你还没有决定还给我，后果你要考虑清楚！”
最后这句话虽然带有威胁的意思，但脱口而出之后，我其实还是十分心虚的。如果他真的不还给我，我还真不知道该拿他怎么办。能怎么样呢？我总不能去抢吧？
不过在那一刻，我还是作出了去抢的决定。
我决定在木鱼山庄住下来。
在前往木鱼山庄的路上，我将发生的事情告诉了何军。
“他是怎么调换的呢？那些录像带的盒子还是原来的啊。”何军听完后，不解地问我。
“他将新的录像带拆开，替换了旧的。你看，他还给我们的这些录像带，外盒上的螺丝有刮痕，显然被扭动过。一般不会有人去动盒子上的螺丝。”
何军有些兴奋：“看来一定很值钱吧，不然他也不至于干出这种事情来。那些带子究竟拍了些什么啊？！”
“值不值钱我不知道，但是可以肯定，在业内，它肯定很有价值，甚至极有可能引起轰动。高强不是外行，哪怕他不会为钱所动，却很难抵挡住这种诱惑。”我这么说着，心里越发后悔自己当时没有立刻回上海。
“引起轰动就一定值一大笔钱。”何军眼睛发光。
我叹了口气，说：“我现在该怎么办？”
“抢回来啊。”他想也不想冲口而出，“妈的，没想到他是这么个人。没看出来啊！我们去他的工作室抢，抢到手再说。”
我惊讶于他的想法居然和我的惊人的相同：“好，晚上我们就去抢回来！”
何军却突然将车子掉转头：“既然要抢，不如现在就去！不给他转移带子的时间。”他异常冲动。
我们再次出现在高强工作室门口时，门却上着锁，高强已经离开了。虽然我们打着来抢的旗号，可面对无人的工作室，仍然顾虑重重，最终没有采取硬闯进去的鲁莽手段。
我贴着玻璃往里面看，有一些录像带像书籍一样摆放在书架上，无法分清哪些是属于我的。桌子上除了一把螺丝刀，别无他物。刚才装录像带的纸盒子就是放在这张桌子上的。搬动纸盒子的时候，我见到过那把螺丝刀，现在想来，那应该是打开录像带盒子的工具吧。
录像带盒子上一般有八个细小的螺丝钉，要打开它们，必须非常细心，需要很大的耐性。高强忍着长途跋涉归来的疲劳，连夜将那三十多盒录像带打开，又重新恢复原样，支撑他完成这么枯燥工作的动力究竟是什么？能让他不顾名声做出这种事情，那些录像带上的内容，一定非常惊人吧！
高强可能最终靠着这些录像带登上他作为纪录片摄影师生涯的辉煌顶点，享受来自全世界的喝彩。他一定是这么想，才会出此下策，干下那么肮脏的事情。
被我识破后，此刻的他，处境一定十分尴尬。作为一个小有成就的摄影师，如果被人揭露出那样的丑闻，职业生涯极有可能就此画上句号。但是，又有多少纪录片摄影师一生中能拥有向全世界公布惊人拍摄画面的机会？揭示未知之谜，或揭露人们极力想掩盖的真相，是一个职业纪录片摄影师一生的追求。我扪心自问，即使是我，在这样巨大的诱惑下，也难免干出同样的事情来。
我和何军满镇寻找高强。差不多镇上开店做生意的人都知道我们在寻找他了，可最终还是一无所获。我只得在木鱼山庄住下来。因为今天是星期一，房间很空，即使没预订，我也有空房可住。
我让何军在我隔壁租了房间，一同住在旅店。我计划夜里突袭高强。高强是江西人，在这里没有亲戚，晚上无论如何都会回去住的，那个工作室就是他的宿舍。
旅店老板再次见到我十分高兴，一直想和我聊天，可见我心事重重，也就不打扰了。
何军买了一些啤酒和花生米回来。我们就在我的房间里对饮起来。
“实在对不起，让你花了钱，又什么都没得到。”何军很内疚地举着酒杯，“我干杯你随意，赔罪了！”他一仰脖子喝下整杯啤酒。
我也一饮而尽。
何军气呼呼地说：“他妈的高强平常斯斯文文的，很受人尊重，怎么会干出这么丢人的事情！”
“你平常和他打交道多吗？”我问。
“不多。很少见他。他总在山里面拍片。一个他，一个张金星，都快成我们这里的名片了，名气很大咧，外面人都知道呢。要不是他那么有名，人家怎么会给他赞助那么老贵的设备。”
何军说的张金星是一位非常有名的民间野人科考家。他祖籍山西，九年前来到神农架，就没有再离开过。起初，他在原始森林里游荡，试图搜索野人的蛛丝马迹，这几年在南天门搭建了一个固定的观察站。这个人的资料在网上很多，他那快要垂到肚皮上的胡子是他最突出的特征——他曾宣誓不找到野人绝不剃胡子。
我的心情坏到了极点，这件事情让我觉得十分窝囊。白天在何军的车上时，如果不是我的敏感，我此刻很有可能正在上海某家制作公司内欣赏这堆完全空白的录像带呢！想到这里，我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
在这种沮丧的情绪下，我不断和何军碰杯，完全忘了自己是个不胜酒力的人。很快，我的意识就模糊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