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卫·卡斯特罗（2089——2095年任和平办资深谈判专员）：
我还记得对方代表团从亚特兰大赶来的那天。事前，我们做了六个月的筹备，在谈判前夕，我们已经准备了几千页的谈话要点，内容涵盖了所有的话题：边境管制、赔偿损失、交换囚犯……总之，凡是你能想到的都应有尽有。坐上谈判桌之前，我们已完全摸透了总统的底线，很清楚他愿意让步到何种程度。我们以为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
第一天的谈判开始了。我记得会谈地点是和平办地下的一间大宴会厅。我们合众国一方有五名代表，人数不多，因为我们并没有决策权。会后，一切都要提交行政宫审批。但南方和谈代表团出现时，却起码有两打人。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头衔，不是某某革命总指挥，就是某某爱国组织秘书长。有个人向我递来他的名片，上面表明他是一名“护宪官”。
我们以为他们会首先从限制旅行入手，或者一上来就要求我们释放关押在各大监狱的反抗军俘虏，或者，他们也许早就等不及想谈谈钱的问题了。世界在进步，而他们固守化石燃料已经太久了，他们的城市正在崩溃，我们以为能把基建资金当作筹码，迫使他们做出种种让步。
我们为他们准备了一份简短的议程，在上面提议了几个谈判切入点。但我还记得，就在第一天，他们的领队坐到桌旁，看也没看，就把议程推到一边，对我们说：“眼下的当务之急是：我不希望听到你们任何人使用‘投降’这个词。”
原来，他们对旅行限制、交换囚犯之类的事根本毫不在意。他们花了整整三天时间，对再统一纪念日的演讲、和平协议前言中的措辞咬文嚼字。每天，他们都会想出一些新的内容，要求加在日后的公开记录中——一会儿是些奋起抵抗侵略之类的废话，一会儿又强调人在面临侵略时有必要自卫，也有必要捍卫珍贵的传统。见鬼，我还记得有一天，我们花了好几个小时，只为排定“再统一日”当天的合影细节。他们希望先由他们的总统伸手，而后我们的总统再握住他的手。结果第二天，他们又变卦了，这回他们想让我们的总统先伸手。
当然了，这是合众国谈判专员所乐见的，这样一来，他们就能在各大战略举措上频频得手。行政宫那些人也乐意成全对方，他们的眼光就更长远了，甚至想到了自己有朝一日也许会需要争取南方人的选票。我是唯一提出不同意见的人。我对总统团队的人说，要是我们再这样听之任之，要是我们只会点头微笑，放任他们把这场战争包装成君子之间势均力敌的争执，而不是一场因他们固守有害燃料而引发的血腥厮杀，那么，战争就永远不会真正结束。
但最终，哥伦布却依然听之任之。而如今，尽管已事隔多年，我们却还在承担后果。他们就是不懂，始终不懂：你得用枪打赢战争，用笔打赢和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