恶魔离开时，在他的身体上留下了痕迹。人们从数英里外赶来触碰它，亲吻抚摸他额头上的伤痕，并拜谒这位“奇迹男孩”。有时候，他们会坐在屋里，默默无语。家中唯一的动静来自厨房，保姆卡琳娜·乔德赫里在里面一边干活儿，一边哼着古老的福音歌曲。另一些时候，来拜谒男孩的男男女女会祈祷，偶尔也唱歌。还有一些时候，他们会激动得不能自已，哭着对他喊出自己孩子的名字。而那男孩则任由他们把自己当作某种化身，坐在那里，一言不发，身上满是人们颤抖的手，整个人像云朵一样安详。
房子坐落在河边，就在已经没入水中的乔伊路与张伯伦渡口交汇的地方。类似的房子还有几幢，都分布在东北至以利亚克拉克、西南至奥古斯塔的地带上。这些房子都是些简单的农舍，用廉价的木材搭建，有着乙烯外墙——其实就是预制件房，材料都是由萨凡纳河上的驳船运来的。这种房子建于战争之初，只有30幢，这些年来，其中一座已经毁于雷击造成的大火，另一座则被从天而降的“鸟”夷为平地：那台战争机器虽然完全失灵，却依然致命。余下的“福利住房”全部分配给难民居住，这些人都来自南方邦国最偏远的地带——都是一项黑暗六合彩的大奖得主，都是幸存者。
春天和风细雨，棕黄的萨凡纳河裹挟着泥沙奔流。尽管奥古斯塔就是河上最后一个深水港了，但较小的货船却时常深入腹地，一直开到哈特韦尔。船只在隔离墙的阴影中逆流而上，在那道墙的背后，就是全面封闭的南卡罗来纳州。船只行驶缓慢，满载着谷物、太阳能板和走私武器，货物由“密亚佐”政府军、反抗军或雇佣军把守。
卡琳娜是早上到的，她开着三轮蹦蹦车一路颠簸，沿着那条土路从林肯顿一直开到切斯特纳特家所在的沙嘴边缘。她抵达时，这所房子的住户们还在酣睡。
她关掉电视，收拾了头天的碗盘，然后走进厨房。所有东西都原封不动，跟她昨晚离开时一样。操作台上撒着一把高粱面。她每天晚上都会撒上一把，记下形状。早上再对照自己的记忆，查看面粉有没有变形，据此推断是否有鬼魂来过。她瞧瞧面粉，没有东西来过。
厨房有一道后门，门外是三级向下的楼梯，通向河畔那个斜坡上的院子。那其实算不得什么院子，只是一块空地——除了临河那一面，其余两面看上去都毫无遮拦。空地从屋前的小花园向外延伸，过了灌木丛，一直铺展到附近一片林地的边缘，萨凡纳河穿林而过，不断辟出新的径流。
这里方圆几英里内都无人居住，既不会被田纳西猛烈的战火波及，也不会有林肯顿和其他城镇的人前来造访。除了来触摸西蒙伤口并祈祷的那些人之外，这里几乎就没有别的访客。守望着这片土地的，唯有居住在此的这户人家、南卡罗来纳隔离墙瞭望塔上的卫兵，以及每周用船运来食物和补给的反抗军士兵。
有一回，达娜小姐难得真情流露地向卡琳娜透露切斯特纳特一家过去一直住在大河边、围墙下。他们始终受到羁绊和围困——困在沧海桑田中，困在一成不变里。
院子里，晨光把枫树灰色的树干照得纤毫毕现。树木纤细孱弱，在微风中颤抖。树上偶尔会掉落一片血红的枫叶，卡琳娜会把它拾起来，悄悄地把收集来的树叶夹在一本旧《圣经》里，再把书藏在西蒙床底下。等叶子变得松脆了，她就把它们碾碎，加到那男孩的洋甘菊茶里。她相信这种红色的叶子有治愈作用，也相信西蒙正在痊愈。
这就是她的工作——切斯特纳特一家的保姆，“奇迹男孩”西蒙·切斯特纳特的保姆。名义上，她受雇于南方自由邦，尽管亚特兰大从不按时给她发工资，也没兑现当初承诺的报酬，但她还是照干不误。她学过护理，在战争初期和中期都曾照料过南方的幸存者。
这天早上，河水蔚蓝，水面倒映着云朵，泛起粼粼白波。空气湿润，夹杂着泥土和废气的味道，此外还有一种气味，来自隔离墙背后。一条笨重的疏浚船拖着一道乌黑的尾迹，缓缓地逆流而上。雨季过后的那几个月中，这些船会在河上来回奔走，改变河床的面貌。
卡琳娜脱下拖鞋，走到水边。这里的泥土呈焦糖色，脚底踩在上面感觉凉丝丝的。她望着起伏的波涛，那是大河浩荡而迟笨的怀抱。对面，有个年轻人驾驶着一辆老旧的摩托艇，停靠在南卡罗来纳隔离墙的墙根下。他拿出喷漆，在墙上涂上几个红色的大字：“KAB.”
在奥古斯塔港附近，这面隔离墙宛如一幅生动的壁画，但在这样的腹地，灰色的水泥墙面上却几乎空无一物。上方瞭望塔里的士兵眼看着这个年轻人搞破坏，却全然无动于衷。就算那人准备把钩子搭在这堵30英尺高的壁垒上，爬进那个“凝滞州”，他们估计也只会袖手旁观。他们只关注那些试图逃离南卡罗来纳的人，深夜里的每声枪响，都只冲着一个方向，为着一个目的。林肯顿人说，河边那些零乱的树林里全是这些距自由仅一步之遥的南卡罗来纳冤魂，但实际上，这一带要算整个红区最安全的地方之一了。
卡琳娜离开河岸，去查看菜园。她之前跟萨拉特小姐提过，想种些蔬菜，于是一周之后，一艘反抗军小艇就载来了大包大包厚实的黑土。这种肥沃的土壤来自东部，卡琳娜在上面种起了甜菜、萝卜、大黄、生菜，还有豇豆。不过，尽管她从不忘记浇水，它们也都挺过了酷热和暴雨，但这些蔬菜就是不肯在外来的土壤里生根。
然而今天早上，她看见了一株新芽：一根嫩芽孤零零地破土而出。它绿得寡淡，简直惨白，她也知道它活不下来。但兴许，它会在土壤之下、在根须生长的地方留下某种遗传因子、某种指南，这样她下次播撒在这里的种子，也许就能多一些冒芽。
她走出菜园时，看见切丽林正拖着步子慢慢穿过院子。卡琳娜刚开始为切斯特纳特一家工作时，一度想不通为什么每周的补给中还会有蜗牛和蟋蟀。随后，有一天，她终于看见这只乌龟迈着蹒跚的步子爬过菜园。
卡琳娜又回到河畔。岸边有一台移动除盐装置，有冰箱大小，重量也差不多——为了把它运到上游来，反抗军不得不动用了一条旧式的化石燃料拖船。它立在一个由几块2cm×4cm木料搭成的底座上，上面的软管浸在微咸的河水里。
卡琳娜展开机器上的蝶形太阳能板，让它们面向初升的太阳。渐渐地，它们开始吸收阳光。机器苏醒了，吸滤机很快便嗡嗡作响。机器开始净化河水，滤除泥沙和盐分。这些盐分来自远方，那里的海洋早已吞噬了沉没的国土。
在太阳能的驱动下，这台装置每小时能滤出两加仑饮用水，净水会一滴一滴地缓缓流入蓝色的饮水罐中。如果改用旧式化石燃料驱动，功率能提高一倍。不过，尽管卡琳娜很清楚，萨拉特小姐规定在这个家里只许用旧式燃料，但太阳能板其实完全够用了，所以，每当这位年轻小姐几周不见人影，消失在田纳西战线以北的丛林中时，卡琳娜就转而仰赖太阳的馈赠。达娜小姐只有妹妹在家时才同样坚决，等萨拉特小姐一走，她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因此，每次萨拉特小姐一回来，屋子里就会响彻那台老态龙钟的柴油发电机的轰鸣，到处都弥漫着柴油味。
争辩毫无意义。萨拉特小姐对妥协没有兴趣。
一艘反抗军小艇开了过来。卡琳娜认出船头上的青年是前骑士团成员亨利·亚拉巴马。过去六个月中，大部分反抗武装都被亚特兰大的“反抗军联盟”收入麾下，不过仍有人无法割舍自己旧日的队伍，于是把姓氏改成了自己出生的州名，以示抗议。
亨利把船开上卡琳娜所在的泥岸，抛下船锚。
“早啊，甜心。”他说。
“早上好，亨利。”卡琳娜答道，“你又迟到了。”
“怎么啦？你今天气不顺还是怎么的？才晚了不到一个小时嘛。”
卡琳娜把裙子提到膝盖以上，涉入河中。她侧身跨过亨利身旁，拎起一大袋补给品。随后，这名反抗军战士又扛下来三袋。
“放这儿。”卡琳娜指着菜园旁的一块地方说。
“我帮你扛进去吧，不费事儿。”
“放这儿就行。”
亨利放下袋子，又回到船上，取来两个上锁的不锈钢盒子，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放在袋子旁边。接着，他和卡琳娜一起从船上卸下一桶柴油，把它搬往屋旁的避雨窖。卡琳娜取下挂锁，两人走下楼梯。
切斯特纳特家那台声嘶力竭的发电机就藏在这里。旧式化石燃料那甜蜜而苦涩的气息不由分说地弥漫在这间阴冷潮湿的屋子里。它的这股气味总能唤起卡琳娜早年的记忆，让她回想起自己在地球另一端度过的童年：加油中的军用吉普，狂野而永不熄灭的油井大火，借头灯的光线包扎的伤口。对她而言，旧式燃料的气息，就是战争的气息。
他们回到河岸边。亨利站住，瞄着卡琳娜，笑了。
“那你跟我回去吗？”他说。
“请回吧，亨利。”卡琳娜说。
“去奥古斯塔待几天呗，就一回嘛。”他央求道，“让我带你参观参观板道。那儿的酒吧老板都认识我，包你玩得开心。”
“我们还是等战争见了分晓再说吧，”卡琳娜说，“我可不希望自己最后跟了个战败的家伙。”
“天哪，那帮小子说得没错，”亨利说，“你真是老了，都不会寻开心了。”
卡琳娜微微一笑：“多谢你送来的东西，亨利。我一定会转告萨拉特小姐，说你来过了。”
他脸上调皮的笑容消失了。他摸回船上，开进水中，很快就消失了。
卡琳娜把铁盒搬到院子一侧，那儿有一间木工小屋，门上的合叶已经锈蚀。门关着，闩孔里插着一根撬棍。
小屋在这里已经有些年头了，比房子还久，甚至比那些树木还久——那时，海水还没有淹没沿海的城市，横行的河流也没有没过先前的堤岸。小屋的外墙用的是一种苍白而多节的木材，上面涂着红褐色的条纹，像是木头生了锈。
卡琳娜摘下撬棍，门荡开，她把铁盒搬进去，按指示把它放在一张工作台上。除此之外，屋里空无一物——架子上空空荡荡，每扇窗户上都挂着过去那种援助毯。萨拉特小姐不久就会回来，打开这些盒子，取出里面的东西，带到很远的地方去，然后这里就会复归空无一物。不过在那之前，卡琳娜得把盒子原封不动地放在那儿，再把撬棍换成一把密码锁。其余的时候，她都不得进入小屋；陪西蒙散步时，也不能让他靠近那里。
她很清楚盒子里装的是什么。而且，她也大概猜到了萨拉特小姐的身份，只是没有说破。其实不少人都知道，尽管他们向来避而不谈。在林肯顿，切斯特纳特一家头上仿佛带有圣人的光环：他们是大屠杀的幸存者，南方大业的捍卫者。在亚特兰大，政客们会给他们写信以示支持。在奥古斯塔，没有一个码头工人不知道他们的大名，没有一个酒吧老板会收他们的钱。
卡琳娜对这一切心知肚明。但她跟别人不同，并不崇拜萨拉特小姐，也从没把她奉为神明。她还是个孩子——才17岁，还不到卡琳娜一半的年纪。她从过去的经验中得出结论，小小年纪就受过摧残的孩子，会比任何军人都更高效、更冷酷无畏。从新闻和镇上的人的闲聊中，她也得知了这女孩的经历。正因为知情，所以她能够理解。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一定就得钦佩萨拉特的所作所为。
卡琳娜把袋子搬进厨房。里面都是稀缺品，全是镇上买不到的东西：乌龙茶、虾壳绷带、人称“跌打药”的止疼药、西蒙的抗痉挛药，还有来自俄罗斯联邦的鱼子酱。
卡琳娜开始做早饭。西蒙只吃水嫩的炒蛋，不加盐，不加黄油。中午一看见他眼皮开始打架了，她就会给他做个三明治，涂上巧克力酱和杏肉冻。他吃下去，会一连几个小时都精神抖擞、生龙活虎。
送走来拜见他的那些泣不成声的朝圣者之后，她会利用那几个小时带他到林子里散步。在许多日子里，在萨拉特小姐又去往某处秘密地点，达娜小姐也去了奥古斯塔港之后——这里只剩他们两人的时候，他们就会牵手漫步。
他喜欢看斑驳的船只身后弯弯曲曲的尾迹，也喜欢听枯叶在脚下碎裂的脆响，还喜欢阳光落在他后脑勺时的温存，那附近已经长不出头发了。
他不时会在地上发现一些紫色、橙色的花——那真是些奇异的生命，丝毫不畏酷热和频繁的风暴。有时，他会指指那些花，卡琳娜尽管并不认识它们，却会编出一些名字：大蕊花、晨光、紫花、南方紫花。
做好早饭，卡琳娜就去叫醒西蒙。与这所房子里的所有房间一样，他的房间也是四壁萧然：一张床头柜、一个衣柜，还有他的床，即是全部装饰。萨拉特小姐对房子的装潢做了规定：那就是没有装潢。墙上不挂图画或照片，客厅里不摆花瓶，前廊上甚至连一块门垫也不放。过去，屋顶曾有过一个铁艺风向标，就是一只站在旋转箭头上的公鸡——结果，切斯特纳特一家搬进来的第二天，萨拉特小姐就爬上去把它给拆了下来。
唯一的例外，是一尊难看的陶瓷瓜达卢佩圣母像，就立在西蒙的床头柜上。雕像上布满裂纹，而且比屋里的任何台面都更容易落灰。但萨拉特小姐严令禁止卡琳娜碰它。
她人还没进屋，身上的香味就唤醒了西蒙——她知道他喜欢这种甜腻的香草香水。他笑着醒来，向她伸出手。她穿着他喜欢的颜色，都是些温暖明媚的色彩——红色、黄色，飘逸的裙摆上印着一朵向日葵。她在他床边蹲下，他立即握住她的手。他坐起身来，在她脸颊上吻了一下，吻得漫不经心，嘴唇上还沾着睡梦中流出的涎水。这是一个进步——但她还瞒着双胞胎。她们知道他已经能记起一些名字，也会回礼，估摸着他应该能自己穿衣了，但她们不知道他还萌生了爱意。
“早上好。”她说。
“早上好。”西蒙回答，模仿着她的节奏、她的语调。她帮西蒙脱下睡衣，换上干净的白T恤、运动裤，他最近腰围见长，撑满了裤腰。她把他近来上升的体重，还有腰上新长出来的那圈肉，都当作痊愈的信号。在搬进这所房子的头几个星期里，他除了牛奶和苹果泥，什么都吃不了。在一个可怕的早上，他的家人发现，他对熟肉的气味怀有强烈的恐惧。而现在，他开始进食了——尽管像个小孩一样挑食厌食，但起码能吃东西了。
她带西蒙坐到厨房桌边的一张椅子上。接着，她回到他的房间整理床铺。床上铺着上好的床单，用的是反抗军走私进来的上等布瓦吉吉棉布。
中午，来看他的女人们到了。她们早到了几分钟。卡琳娜透过客厅窗户看到她们在车道尽头的那道小门前徘徊。她让她们等——她明白，要是早几分钟放她们进来，她们下次就会来得更早，而且其他人听了，也会有样学样，最终打破卡琳娜好不容易定下的时间表。
中午12点整，她准时走上车道迎接那些女人。她们被热得够呛，蜷缩在那辆三轮蹦蹦车里，开车的女人名叫克莉丝汀，却坚持要大家称她为本特利寡妇。她的女儿莱斯莉坐在她的身旁，她的母亲埃莉诺坐在后座上。
卡琳娜打开门。三轮蹦蹦车的车胎在土路上无力地空转了几下。随后，车子一路颠簸着驶向房子。卡琳娜跟在后面，慢悠悠地走回屋里。她到达时，本特利寡妇和女儿正搀扶着寡妇的母亲下车。那位老妇人——埃莉诺，身体已经快被肺癌掏空了，虽然她的女儿和外孙女总是想方设法用希望来烦扰她，但她却早已坦然接受了自己行将就木的事实。
本特利寡妇的丈夫一年前死在东里奇一次失败的反抗军突袭中，自那以后，她就终日穿着黑色长袖上衣和黑裙，并要求母亲和女儿也学她的样子。那身衣服松松垮垮地挂在老太太枯槁的身体上，呆板、松弛，像一面湿透的旗帜。
卡琳娜讨厌看到一身黑的寡妇们。在她看来，她们就像自己制造的废墟，永远屈从于那些或鲁莽、或愚蠢、或仅仅是倒霉的男人，而且她们就算再虔诚，那些男人也都早已死去，永远入土了。
丈夫们从来不会穿一身黑，他们不会用那种沉默的宣言来束缚自己，也不会因为苟活下来而不得不在所有人面前表现得闷闷不乐，俨然一面行走的丧旗。丈夫们可以大发雷霆，可以上前线为亲人复仇，以牙还牙。卡琳娜觉得，这进一步证实了只有在战时，世界才会变得像男人们一直期待的那样，简单、凶残而无拘无束。她认识的一些女人后来再也没用过自己的名字——她只记得她们叫这寡妇那寡妇——但她从没见过一个某某鳏夫。
虽然大半辈子都生活在南方，但她仍会时常感到自己是个外人。她是医生的女儿——父母都来自孟加拉，为人理智，思维敏锐，曾克服了极端的贫困和激烈的动荡，没工夫，也没耐心多愁伤感。她父母年幼时，就曾遭遇过可怕的战争——经历了躲避海平面上涨的死亡北逃、阿鲁纳恰尔大屠杀，以及四次失败的春天革命——因此，他们毕生都致力于在自己所到之处减轻战争的创伤。
卡琳娜最初的记忆，全都跟战地医院、带血的床单和战场上雷鸣般的枪炮声有关。她亲历过最后一次俄罗斯扩张战争，还有布瓦吉吉边境上的一次次征战。她第一次给病人做缝合时是14岁，第一次止血是在15岁。她对战争的了解，远胜于这些异想天开、故作姿态的寡妇。
同时，她也明白，战争的创痛，是世人唯一的共同语言——那些来抚摸西蒙前额的人，没有一个明白这个道理。生来就掌握了这门语言的人，散布在世界各地，他们念诵的祷词不尽相同，他们笃信的空洞迷信也是形形色色——但全都异曲同工。
战争以相同的方式摧毁他们，把他们变得同样胆怯、愤怒、复仇心切。在和平富庶的时代，他们看似迥然相异，可一旦失去和平与财富，他们却又如出一辙。所以，她明白，适用于一切战争的口号其实非常简单，就是：换作是你也一样。
她把几个女人领进客厅。“喝点什么吗？”她问。
“水吧。”莱斯莉说。这个十来岁的少女一屁股陷进沙发里，坐在远离妈妈和外婆的那一头，盯着窗外流动的河水。
“能见到西蒙，我们真是太高兴了，”本特利寡妇说，“去把他请来吧。”
卡琳娜把她们留在客厅，自己出门来到后院。她看见西蒙正坐在反抗军刚才停靠的泥岸上，往水里扔着树枝。
“你明知道我告诉过你别坐得离岸边这么近。”卡琳娜说。他冲她扬起脸，笑了。他的脸颊圆润而光滑，一笑起来，脸上的肌肉就改变了形态，流露出敬畏的神色。
“你有客人了，”她说着，扶他站起来，拍掉他裤子上的泥巴，“付费的客人。”
“付费的客人。”西蒙说。
她把他带回屋里。他一走进客厅，本特利寡妇就恨不得从座位上跳起来抚摸他。
“你好啊，西蒙。”她说。
“你好，本特利太太。”卡琳娜授意西蒙。
“你好，本特利太太。”他重复道。
本特利寡妇捧着西蒙的脸，说：“亲爱的，今天感觉怎么样？”
“他感觉相当不错。”卡琳娜说。她知道本特利寡妇讨厌她插嘴，于是一逮着机会就这么做。
“卡琳娜，甜心，能帮我的妈妈和我泡点茶吗？”本特利寡妇说，“她嗓子疼了一早上了。”
卡琳娜把西蒙留给她们，进了厨房。她烧上水，从食品柜里取出几包密西西比早餐茶，她可不打算把上等的好茶浪费在这帮访客身上。客厅里，本特利寡妇还在抚摸西蒙的脸蛋。
“亲爱的，你昨晚睡得怎么样？”她问，“睡得好不好？”
“睡得像个小宝宝！”卡琳娜从厨房里喊道。
她回到客厅时，女人们已经开始了她们那套仪式。本特利寡妇膝上放了本《圣经》，一手握着她母亲的手，另一只手搁在西蒙额头上。三个人看上去就像在进行一场癫狂的信仰疗愈布道，正在驱逐恶魔，净化灵魂。
卡琳娜把茶端上桌，但女人们却视而不见。本特利寡妇已是念念有词，她每次登门都会重复同一段祷词，一段她已烂熟于心的赞美诗：
因你要为我吩咐你的使者，
在我行的一切道路上保护我；
他们要用手托着我，
免得我的脚碰在石头上……
本特利寡妇双目紧闭，念念有词，双手颤抖，声音哆哆嗦嗦。她母亲望着她，顺从地忍受着这一切，而她女儿依然盯着窗外流动的河水。
祈祷完毕，本特利寡妇擦去泪水，陷入一种宣泄过后的深深倦怠，并且还想尽可能多地跟西蒙待一会儿。但她付费的时间已到，卡琳娜把三人送回车上。离开前，本特利寡妇付了探访费：500元红钞。卡琳娜接过钱，谢了她。
“还有件事，”本特利寡妇说，“我们想请你帮个忙。”
那女人摸到三轮蹦蹦车的后座底下，拽出一个鞋盒。她当着卡琳娜的面打开盒子，只见里面装满了一卷卷红钞——数额足有10万之巨，也许还不止。
“这是我们早上才从南方第一银行取出来的。”她说，“银行经理百般阻挠，但我们说了，钱是我们的，你们不能扣下。”
“你想让我拿它怎么办？”卡琳娜问。
“帮我们存着就行。”本特利寡妇说，“佩兴斯那事以后，局势又恶化了。南方自由邦和‘反抗军联盟’在亚特兰大争夺执政权，但两派都控制不了局面。战事愈演愈烈，大家不过是在坐等蓝军攻破田纳西线南下。你知道，到时克肖总统肯定会关闭银行，免得‘密亚佐’破产。我们只想请你帮忙保管一下——放在小伙子那儿就行，只要那样就行。我们会付钱的。”
女人把鞋盒塞进卡琳娜手中。保姆用余光瞥见寡妇的女儿脸上闪过一丝不屑。
“他不过是个男孩，克莉丝汀，”卡琳娜说，“他又不是银行，他没法付利息，也不会炒股票。他只是个男孩而已。”
本特利寡妇又从钱包里抽出一张500元的钞票：“我们不要利息，也不要股票。我们只希望这钱能与他同在，仅此而已。只求庇佑他的神灵能够眷顾。”
卡琳娜看着女人们顺着土路远去。有时，她十分鄙视本特利寡妇这种人，他们总是如此狂热地笃信自己口中的祷词和手中的念珠，轻信祈祷的力量。不过她之所以如此鄙视他们，主要还是因为这些年来，在照料这些人的过程中，她自己也耳濡目染，开始信起这样的邪来——比如她开始试图用祈祷驱散愤怒的“鸟”，驱赶隔离墙背后那些南卡罗来纳人身上的疾病，还有，她相信鬼魂会在高粱面上留下足迹。
三个女人走后，她又回到屋里。西蒙蜷在沙发上，膝盖抵着胸膛睡着了。
她拿着钱，想了一会儿对策。要是她想成全寡妇，就应该把盒子塞到西蒙床底下，放在《圣经》和枯叶旁。不然她还可以把它藏在避雨窖里，跟燃料桶放在一起。但要是放在这些地方，卡琳娜就得担心钱早晚会被萨拉特小姐翻出来。那样的话，她一定会操着她那沙哑、严厉的嗓音，把卡琳娜狠批一通，说她没资格自作主张。或者，再往坏处想，她也可能一言不发，但有一天这笔钱就会不翼而飞，被贡献给光荣的南方反抗事业。
她正思来想去，忽然看见一个黑影闪现在厨房窗外的河面上。她本能地蹲下，躲在操作台背后，等那只“鸟”飞走。她知道它们会漫无目的地投下死亡，并且知道它们今天要是真选中了这里，那她应该早就没命了——不过她还是在操作台背后躬下腰，条件反射般地求生。
几分钟过去了。她站起来，向窗外张望。河上的黑影消失了。她出门走进院子，在了无生气的菜园里跪下来，在土壤里深深地挖了下去。她挖啊挖啊，一直挖到最下面那层泥土。她把寡妇的鞋盒放进坑里，掩埋起来。
一个年轻的士兵在瞭望塔上来回走动，他缓慢而有节奏的步伐牵动着她的心跳。萨拉特了解他胜过他自己：一个北方乡下的穷孩子——也许是贫农的儿子，也可能是出来逃难的，来自一片焦土的加利福尼亚，或是已被摧毁的南、北达科他，总之，是禁令之下的产油带。她明白他参军并不是为了献身上帝或报效祖国，而是为了逃避——为了给自己创造一个机会，让自己不再重蹈父亲的覆辙，不必一辈子猫在太阳能板背后焊接，或泡在立体农场上没过脚踝的屎汤里劳作。除此之外，干什么都行。如果这意味着他得扛起步枪，穿上带棕色斑点的迷彩服，那么好吧。她从没和这名士兵说过一句话，在此之前也从没见过他，但她已经看透了他的灵魂。
萨拉特透过步枪的瞄准镜观察，士兵的脑袋在十字线上起伏，像漂动的浮标。
佩兴斯大屠杀之后的头几周，是一段最黑暗的日子。这所相当于血腥钱的房子让她们感到陌生：姐妹俩每天晚上都睡在一起，房间里彻夜灯火通明，窗户也用木板封得密不透风。头几天夜里，达娜无法入睡，她僵直地躺在萨拉特身旁，确信那些抓走妈妈和哥哥的人还会回来抓她们。到了第五天，几个南方自由邦的军人从医院给她们送来了那具一息尚存的躯壳，也就是她俩以为早已死去的哥哥。面对此情此景，达娜失声尖叫，因为这意味着屠杀将无休无止。
萨拉特一直等到切斯特纳特一家彻底安顿下来，生活有了规律，才开始离开哥哥、姐姐，到外面去闯荡——她先是去了亚特兰大，向负责调查佩兴斯大屠杀的委员会提出申请，要求了解母亲遗骸的情况，尽管她心里清楚，那只会是一团灰烬。一个又一个自鸣得意的南方政要向她致以问候和祝福，为她提供了自己助理的联系方式。他们赞赏她的坚韧不拔，称赞她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
她很快明白，在暴行中幸存，就意味着成为伤痛共和国的荣誉使节。她的悲伤，必须遵循某些约定俗成的准则。彻底崩溃、睚眦必报，都有违这些准则。但她也不能无动于衷、彻底谅解。社会允许她和那些与她同病相怜的人以一种亦步亦趋的方式缅怀亲人，他们可以捧着亲友的照片在报纸的镜头前摆好姿势，可以加入热闹但百无一用的游行，也可以呼吁各方消除流血事件，仿佛流血事件是害虫、是流浪汉，可以被清除、被驱逐。而她只要遵守这些准则，在这个框架内哀悼，就依然能获得公众的广泛同情。
但这一切对萨拉特而言根本无足轻重。那些哭哭啼啼的寡妇来看望她哥哥、抚摸他的额头时，她就让雇来的保姆卡琳娜去应付。此外，南方自由邦的政客有时会专程驱车从亚特兰大赶来，给切斯特纳特一家颁发牌匾和装裱过的《团结宣言》，或请求与佩兴斯大屠杀的幸存者合影，每当这时，她就会从厨房偷偷溜掉，到树林里晃悠，直到他们离开。这些合影照片留存至今的极少，全都散落在南方政权的档案中，或夹在那些作古政客的档案里。在这些照片上，只有达娜与亚特兰大那些志得意满的家伙站在一起，笑得无比灿烂，但完全是强颜欢笑。
随后几个月，达娜的噩梦渐渐平息了，公众对佩兴斯大屠杀疾风骤雨般的关注也降温了，记者和政客都不再前来，萨拉特这才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到眼下唯一重要的事上：复仇，了却宿怨。
有段时间，她会一连几个星期待在塔拉迪加附近的森林里，盖恩斯在那里有座摇摇欲坠的小屋。他会教她射击。起初，他问她愿不愿意把自己变成武器，也就是成为北方人口中的人弹。她并没有被这个选项吓住，但一想到要抛下达娜，留她独自照顾不能自理的哥哥，她就感到良心不安。但她依然渴望杀敌。于是，盖恩斯从架子上取下他那把旧猎枪，让她学着狙击栅栏柱上的易拉罐。
一开始，他教的东西她怎么也学不会——那支枪的确不大好使，瞄准器歪了，扳机也不牢靠了，但这些并非全部原因。真正的原因，在于她对不久前经历的一切还记忆犹新。她望着那些易拉罐，给它们安上当晚袭击佩兴斯那帮北方佬的脸孔。她在这样的幻象面前不能自已，怒发冲冠，极度渴望摧毁那些将她摧毁的凶手。怒火包裹着她，就像止血带一样，尽管会导致她部分坏死，却让她得以存活。
最难学的是静止不动。几日后，她终于打中了易拉罐，也渐渐掌握了狙击老鼠的技巧，但每当盖恩斯命令她在某处完全静止、待上几个小时，她还是感到力不从心。有几次，她趴在地上睡着了，树林里的虫子都爬到了她身上。他说，这种狩猎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与周遭完全融为一体，成为土地。但她真想动一动啊，简直想得快疯了。
一天，乔来到小屋。萨拉特从没见过盖恩斯在那里接待过任何访客，但乔那样子却像来过无数次了，仿佛他也跟盖恩斯一样，是这所房子的主人。
“我给你带来一件礼物，”他告诉萨拉特，“一件对你工作有帮助的东西。”
他送给她的是一把步枪，一件精良的武器。这把20式狙击步枪是藏在一个米袋里随物资援助船夹带进来的。盖恩斯那把旧枪根本瞄不准的许多东西，它却能以外科医生般的精准将其锁定。
她学会了拆枪、上膛，学会了揣摩着它的脾气。每次达到人枪合一的境界，她都会用红色指甲油在黑色的枪托上涂个小小的钩，尽管她只是用它射杀了一只无处可逃的老鼠。她为自己的武器命名为坦普尔斯通，以纪念第二次内战中第一个真正的反抗者，那个在杰克逊除掉合众国无赖总统的姑娘。
“我能帮你的就是这些了，”乔说，“不管怎么说，一切还得取决于你自己如何利用这些条件。枪是我们的，但命是你的。”
这回，她终于明白了他的意思。
萨拉特一动不动地蛰伏在一座土丘的平顶上，藏身于一片灌木和芦苇丛中。她身后是绵延起伏的丘陵，一直延伸到佐治亚边界，边界附近的地下，密布着反抗军的地道网。她前方1英里左右，屹立着半途前沿行动分支基地的南墙，那是田纳西战线上最大的北方军事指挥基地。再往前，就是晚霞浸染的大烟山了。
她花了大半个星期在燧石地道里行进，同时留心倾听着巡逻队经过的脚步声，随后又穿过丛丛灌木，才来到这样的前沿地带。她昼伏夜出，在山核桃树的掩映下前进。在终于抵达这个山头之后，她又等待了三天，吃的是脱水食品，排泄物就地掩埋。整整三天，她都紧盯着半途基地的南门，等待时机。
她放下枪，端起望远镜，对准地平线。门外那条仓促铺就的沥青路上腾起一片热晕，它上升均匀，表明四下无风。她扫视着自己和基地之间的那片树林，与瞭望塔里的士兵寻找着同样的目标：不自然的阴影，笔直的线条，树丛中发亮的黑镍色闪光。
盖恩斯曾训练过她如何观察这些东西。他会在小屋里摆上一桌子物品——书、刀叉、一只飞轮、一盒散落的扑克牌。东西每次都不一样，位置也不尽相同。他会用床单把桌子罩住，再叫萨拉特进屋。随后他会掀开床单，让她看十秒钟，再迅速盖上。接着，他会让她描述桌上的每样东西，连最不起眼的细节也不能遗漏，比如扑克牌的顺序、飞轮的孔数等等。
太阳落山了。半途基地沐浴在暮色中，俨然一座用集装箱和长帐篷搭建的纸壳堡垒。士兵们在瞭望塔上来回踱步。
萨拉特一动不动地趴在地上。她的裤子还有一点潮湿，静卧时解的小便还没干透，这会儿，刚才打湿的地方已经冷却僵硬了。她能感到小便沾在自己的腿毛上，一直流到了她赤裸的脚踝着地的位置。
四名军人爬上瞭望塔。她看出其中肌肉发达的那两个是保镖，保护着第三个人。那人比其他几个都要年长，一头银发伏贴地分开。他的制服跟其他人一样，但人却显得与众不同：他举手投足间透出一种镇定自若，在第四个人和塔上的卫兵为他指出地平线上的一些记号时，他气定神闲地点着头。
萨拉特知道那些军人指的是烈士们出现的地方——男男女女从那里走出枫香树丛，胸前绑着释放地狱之火的武器。他们大都在距大门100英尺开外的地方就被击毙了。要是他们肩上扛着火箭筒，蓝军的炮塔就会估算火箭的飞行轨迹——还没等火箭弹落地，发射者就早已死于非命。反抗军对此心知肚明，也知道这些袭击根本无济于事，但黑森森的枫香树丛中依然每隔几天就会走出一件行走的武器。
萨拉特把坦普尔斯通的瞄准镜从塔顶那几个年轻士兵身上移开。她瞄准了那名长者。他通身散发着一种距离感，一种拒绝。他的身材比身边那几个人矮小，体态敦实，疲惫毕露。她看见暮色在他肩头的那四颗星星上闪耀。情报无误，那是一名来自哥伦布的将军。
那名军官的头部进入坦普尔斯通的瞄准镜。萨拉特深深地吸了口气。她胸膛贴地，进入静止状态。顷刻间，萨拉特和她手中那个张着黑色小口的姑娘就处在同一条直线上。她扣动扳机，坦普尔斯通发出一声沉闷的叹息。还不等她唇上的芦苇停止颤抖，萨拉特就知道了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