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开罗，布瓦吉吉帝国的首都，学生宿舍区的灰色楼群屹立在砖石街巷的尽头。这些陈旧的楼宇建于革命前，屋顶上满是鸽笼、看门人的陋室和开裂的太阳能板。天气热得吓人，1月也不例外。在这里，一年中有大半年的时间热得无法出门。要不了多久，就连最顽固的钉子户也会北上迁往地中海沿岸或转入蓬勃兴盛的地下城。那些地下城市如今已几乎取代了地面上那些古老的城市。气温实在太高了，过去的生活方式已难以为继。但传统依然根深蒂固，起码在冬季最凉爽的那几个月里，许多人还会试图沿袭从前的生活。
地下的街市沸反盈天：银匠的家什叮叮当当地晃荡，炭烤炉的余烬噼噼啪啪地炸响，游客高声地讨价还价。外围的庞大都市也是车水马龙：客机盘旋在马斯鲁蒂机场上空，它是布瓦吉吉帝国最大的航空枢纽；8月14日，桥上的车阵堵得水泄不通，喇叭声汇成一曲交响乐。
新旧两个开罗彼此碰撞，永无止息。
75年前，正是在这个片区，学生们冲进塞西可汗大市场的街巷，迎向军人们高举的枪口。如今，当年的杀戮早已无迹可寻，仅剩下一眼徒然喷涌的泉，池中的阿拉伯瓷砖吸收掉了游客投入的硬币上的锈迹。
坐在他那间能俯瞰烈士喷泉的小公寓里，马哈牟德·阿卜杜勒·俄福尔倾听着阿拉伯式百叶窗外面的声响。实际上，这不是他的本名，这里也并非他的祖国。他的本名是格里·塔斯克，他的祖国是美利坚。他是一名叛国者。
2075年年初，南方反抗军在莱克星顿杀死了38名联邦雇员。第二天，即1月14日，总统将六名政府研究员召入位于哥伦布的行政宫。他们的任务是制订一套能平定全国首个反叛州的方案。三个月后，一组战争办的特工抵达南卡罗来纳州议会附近的反抗军集结点，在他们的外套下，藏着一只只罐子，里面装有肉眼看不见的病毒（他们事前被告知该病数月内即可自愈）。蓝军在南卡罗来纳北部的边境上集结了战争爆发以来规模最大的方阵。陷入重围的南卡罗来纳人，还以为敌军即将发起进攻，但事实上，那只是一项隔离措施。
随后，不出一个月，疾病横扫全州，就此南方火热的反抗核心被迎头浇灭。紧接着，南方自由邦的其他成员也见识了病毒的威力，迅速在自己这边竖起了一道隔离墙。
十年后，当格里·塔斯克进入位于林奇堡的政府实验室时，北方已经在战争中占了上风。当年这场曾帮助蓝军扭转乾坤的人为昏迷症，如今却成了大写的难堪，沦为民族之耻。于是，这位上任不久、依然热情澎湃的年轻病毒学家被委以重任，来此寻求治愈这种疾病的方法。
大多数美国人都没有接触过“缓效”，但塔斯克不同，他有机会直接见证它的威力。每月的最后一个星期五，一支武装护卫队会驱车五小时南下，从林奇堡开到南卡罗来纳隔离墙。一穿过高墙，他们就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昏迷的国度。
塔斯克挑选的实验对象既有尚未发病的儿童，也有完全被疾病耗尽的成人。如此一来，他就可以同时研发治疗药物和制订预防方案。他俨然一个炼金术士，寻访着某种鲜活的金属。
大多数实验对象都是自愿的，士兵们身着厚厚的防护服，把他们护送到一辆单独的车上。这些南卡罗来纳少年都十分清楚自己面临着怎样的未来，纷纷乞求中选。至于成年人，到了30岁，就会完全无法自理，丧失除呼吸、进食和繁衍之外的一切能力，他们中有人不时会咒骂北方人，不过很快就会配合。而更年长的人则坐在轮椅里，一声不响地被推到车上。他们四肢彻底瘫痪，僵硬得有如磐石。
在随后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格里·塔斯克每个月都要走上这样一遭。路上，他会遇到绝望的孩子向他乞求那种他拿不出来的解药。也许正是这样的经历，久而久之，在他心中种下了仇恨。
因此可想而知，在那个4月的某天，格里·塔斯克看到五名曾与植物人无异的实验对象苏醒过来，面带狂喜、小心翼翼地舒展手指时，他是何等神清气爽；可想而知，面对这终于奏效的配方，他曾怎样喜极而泣；可想而知，他曾多想抛却理智，打开重重加固的大门，把病人带到实验室中央的大草坪上向世人展示，就像展示春天播种的优质粮食。
而且，同样可想而知的是，在那个周末，当那些实验对象在短暂的苏醒后纷纷死去，化作火化炉中的尸体时，他眼中的宇宙该是多么残酷。
日后，格里·塔斯克研制出的这种病毒将被命名为“速效”——传染性比此前放倒整个南卡罗来纳人的病毒更强，能将任何人置于死地。不过在它诞生时，他仅仅视之为又一次失败的尝试，于是遵照此前的做法，用一个简单的序列号将它命名为：032-072。
关于科学家本人的想法，没有任何书面记录。不过，只消想象那个4月，在短短两天中，夺目的希望是怎样顷刻间化为黑暗的泡影，就不难相信，正是这次经历促使他决定用昔日的研究生涯去换取一些——任何——别的东西。
接下来发生的一切几乎已经有了定论，布瓦吉吉帝国急于尽量延长美国内战，于是与这位病毒学家做了一笔交易，安排了他的出逃。2094年3月12日一早，格里·塔斯克在里士满港登上即将东去的法塔赫号商船。他用自己致命的发明支付了这趟旅程的费用。一年后，他制造的怪物将在俄亥俄州哥伦布市统一广场的台阶上苏醒，夺去首批感染者的生命，并将死亡人数扩大到1亿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