佩兴斯营的布局如同一个四等分的圆。西北角的扇形是密西西比片区，西南是佐治亚片区，东北是亚拉巴马片区，东南则是南卡罗来纳片区。营区根据难民的籍贯把他们分入相应的区域。外来者切斯特纳特一家自初到营地那天起，就居住在密西西比片区，迄今已有六年。
四个扇形营区交会的地方，也就是营地的中心区域，集中安放着一些功能性设施，包括接收区、学校、教堂、医务室，还有食堂。难民居住的帐篷就以这些建筑为圆心，一圈一圈发散开来，直到漫山遍野。
佩兴斯营西邻已然千疮百孔的蒂肖明戈县立野生动物保护区。营地北面有着全营最高的铁丝网，外面就是田纳西州。在晴朗的冬日，最北端那些帐篷的居民能依稀辨认出蓝军前沿分支基地里覆盖着树纹迷彩的瞭望塔；到了晚上，还能听见归顺合众国的民兵一边嬉笑咒骂，一边在灌木丛中巡逻，搜寻冒险潜入北方的人。
总有人铤而走险越过边境，结果不可避免地被射杀。另一些难民来了又走，最终还是决定到南方首府亚特兰大周边的贫民窟中去碰碰运气。唯一的例外是那些来自南卡罗来纳的难民，他们几乎算是定居在佩兴斯了。南卡罗来纳人已经完全放弃了回家的希望，因为他们记忆中的南卡罗来纳早已不复存在。战争初期，为了抑制那里日益高涨的分离主义情绪，合众国特工释放出一种病毒，让整个南卡罗来纳陷入了瘫痪。今天，那里已经变成了一座高墙围堵的隔离医院。病人都被封锁在隔离墙内，而健康人则永远失去了家园。
马丁娜的邻居劳拉敲敲切斯特纳特家的帐篷门，走了进来，看见马丁娜还在老地方，坐在一张回收利用的塑料户外桌旁。这张桌子充当了马丁娜的临时办公室，她终日伏在上面，替难民营里的文盲打字，代写陈情信或各式各样的申请。
“采访怎么样？”马丁娜问。
“老样子。”劳拉应道，“蓝区来的那些记者你是知道的，翻来覆去就那几个问题，不外乎反抗军这个，分离主义者那个。不过倒是赚了几个酒钱，所以也没什么可抱怨的啦。”
“进来坐坐，”马丁娜说，“喝点水吧，外面热得跟下火似的。”
劳拉打开马丁娜桌旁的小冰箱，取出两瓶水。物资援助船每个月10日在奥古斯塔靠岸，随后，不出几天，这种瓶装水就会成箱成箱地运抵营地。挤得皱巴巴的空瓶，成了营地里最常见的垃圾。
“这回又在写什么？”劳拉问。她在马丁娜身旁的一张折叠椅上坐下，越过马丁娜的肩头盯着平板电脑屏幕。那台机器已经十分老旧，性能极差。
“亚拉巴马36排12号新来的姑娘想请求亚特兰大提前一年释放她丈夫。”马丁娜回答，“说他是被人用枪顶着脑袋加入‘铜头蛇’的，从来就没开过枪。”
“你打算申请独立日放人？”
“没错。”
“能管用？”
“当然没用了。不过她拿出一整包玉溪，我可不会拒绝。”
“这倒提醒我了，”劳拉说，“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姑娘，就是佐治亚片区那个姓麦迪逊的，她又变卦了，不想让你替她给沙里夫写陈情信了。”
“她有别的法子治她儿子的兔唇了？”
“哪有啊？她说她有一天来这儿找你，结果看见了那个。”劳拉指了指那尊布满裂纹的圣母像，它被摆在帐篷里靠前的位置，立在几个瓶装水包装箱上。
“那个怎么了？”马丁娜问。
“可能她不喜欢天主教徒吧。”
“开什么玩笑！”
“大姐，我没开玩笑。”
马丁娜摇摇头。“有些人就是这样。”她说，“反正我无所谓。她要真那么虔诚，就让她去找那个伯明翰来的耍蛇牧师给她的儿子治病吧。”
劳拉大笑着说：“他们已经不准他进来了，嫌他太狂热了。现在换成了一个从亚特兰大来的半吊子浸礼会牧师。那号人你是知道的——这个是上帝神圣的安排，那个也是上帝神圣的安排。”劳拉扫了一眼马丁娜电脑上的时间，问，“对了，你来参加礼拜吗？”
“没空！”马丁娜说，“得先弄完这个，接着还有巴克霍恩家的。”
“巴克霍恩又有什么想法了？”
“可能是因为佐治亚东面边境上的战事缓和了吧，亚特兰大宣布他们的家乡又安全了。”
“他们想让人家送他们回去还是什么？”
“不，他们想留在这儿。”
“这倒新鲜了。”劳拉说。
“我觉得这不赖他们。他们在这儿待得比我们久，怕的是回去也是一无所有。”
一阵敲门声打断了她们的对话。伦尼走了进来，手里还攥着一捆钞票。他17岁，是营地里人脉最广的掮客。
“女士们早啊！”他说，“可别说你们不乐意见到我，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
“反正我很乐意见到你手里那玩意儿。”劳拉说，“他们付了你多少？”
“你听了准高兴，鲍威尔太太，我拿的可是标准价。”伦尼说，他从那卷钞票里数出三张放在桌上，“这是你的。不过说实话，你早上在我们的客人面前可表现得有点丢脸。”
“噢，那我是该给他们唱歌、跳舞？”
“起码，你不该骂人。”
“我哪儿骂人了？”
“你说人家是骗子。”伦尼说，“在一个体面的北方记者眼里，这就是骂人。”
马丁娜伸出一只手，说：“我女儿那份呢？”
“什么？”
“别跟我什么什么的——能不能拿出你好的一面来？”
“我哪面都挺好的呀。”伦尼说罢，递给马丁娜两百块。
“就这点儿？”马丁娜说，“他们可对着她拍了快一个小时呢。”
“这回先这样。不过别担心，达娜·切斯特纳特会成为明星的。只要能拍到一个漂亮的南方难民小女孩，那帮外国蹩脚文人多少钱都愿意出，而且谁也没见过比你女儿更漂亮的难民小孩了。”
“下不为例！”马丁娜说。
“你说了算，不过我知道他们肯定还会回来的。”伦尼在切斯特纳特家的冰箱前蹲下，起来的时候手里拿了一瓶水。他跟两个女人一块儿在桌旁坐下，擦了擦脸上的汗。
“我想你误会那个蓝区记者了。”他对劳拉说，“我觉得你说的东西他只会用一部分，虽然天知道你起码有一半时间都语无伦次。”
“我管他会用多少！”劳拉说，“北方难道还有人不知道在打仗吗？”
伦尼笑道：“你知道吗？他一个劲儿要我带他去南卡罗来纳片区。我跟他说了，‘他们一看见你就会割你喉咙’，但他偏不信，坚持说他们会——他怎么说的来着？哦对了，说他是中立身份，他们会承认的。”
“噢，他们当然会认出点什么，”劳拉说，“立马就能认出来。”
伦尼两口就喝光了水，把空瓶放在桌上。他长得又瘦又小，明显是因为营养不良、发育迟缓。他有个习惯动作——肩膀微倾，侧转身体——始终不让人看清他那半张毁容的脸，多年来这已经形成了他的肌肉记忆。那半边脸上的皮肤仿佛融化到一半时突然凝固，整个耳朵缩成了一团。他总穿一件褪色的QQT恤衫和一条运动裤，在他那些数不清的裤兜里，永远揣着几个写满名字和地址的小本子，还有全佩兴斯营唯一能用的手机。
“一如既往，荣幸之至，女士们，”他说着，站起身来，“我敢说我很快会再见到你俩的。平时离北边的隔离带远点，越远越好。我哥儿们说北边那些民兵又要开始不安分了。”
他走后，马丁娜让平板电脑休眠，往椅背上一靠。在这里生活了六年，她已经可以靠感觉预测天气：又一场沙尘暴即将来袭。空气中有一种熟悉的干燥，看不见的重量正在聚集。一两天之内，古铜色的沙尘就会笼罩营地，遮天蔽日。随后那一周，食堂的空气罐和湿巾将全部售罄。
“这小子当掮客多久了？”她问劳拉。
“伦尼吗？起码从10岁或11岁就开始了。一开始是帮边境上的蓝军大兵买烟，吃准了没人会朝他那么小的孩子开枪，而且运气也确实好，没遇上人开枪。从那以后，他又开始替记者干活儿。半边脸就是这么没的。估计是有个记者想上北边的柯林斯去看看，反抗军在那儿布的汽车炸弹炸死了不少蓝军，于是他就带那人去了，结果……可想而知。”
“你瞧见那一沓钞票没？”马丁娜说，“这小子肯定发财了。”
“他倒是一个子儿也没花，有想法得很呢。他每次帮北方记者或者蓝军干活儿，都让人家给他写个推荐信，这样他就好申请许可证，有朝一日离开红区了。那些人都满口答应，但很少有人写。他甚至都不在他们面前用真名。跟北方佬打交道的时候，他用的完全是另一个身份。他们都以为他叫克里斯琴什么的。”
“他还在替蓝军干活儿？”
“是的。那帮人估计前一阵子开了窍，知道开进南方城镇后要想让当地人配合，就最好带个南方人。”
“我就纳闷了，反抗军怎么就没把他给绑起来呢？”
劳拉耸耸肩。“他是那种跟谁都能交上朋友的家伙，简直朋友遍天下，”她说，“他总有一天会惹上麻烦的，不过人家起码有个目标，不像我们，日复一日在这里坐以待毙。”
劳拉站起来。“你真不去礼拜了？”她问，“结束后他们还会弄个招待会，有那种味道跟真橙子差不多的橙汁。”
“你去吧，”马丁娜说，“我们晚上打牌的时候见。”
劳拉摇摇头。“没什么比弃教的天主教徒更可悲的了。”她说。
朋友走后，马丁娜又打开平板电脑，准备把自己揽下来的那封陈情信写完，但她的思路却有些卡壳，随即又放下平板电脑，回到帐篷最内侧。她躺到自己的床上，听到小床的弹簧在她的重量作用下咯吱作响。
这些年间，她已经写了成百上千封信——从宽申请，供认小罪的认罪书，人丁兴旺的家庭要申请更大、更舒适的帐篷，有人要给远在天边的报社编辑写信，此外还有北方旅行许可证申请，再比如情书和悼词。而她写的东西，除了悼词，几乎都起不了任何作用。每20封信里，大约只有1封能达到目的。这些成功的范例，或者说有目共睹的工作成果，都被她打印出来，放在床头的一个小文件匣里。这些信，标志着她在营地创业大军中占据了一席之地——她的同侪遍布全营，譬如亚拉巴马片区就有一个男人，最多只用四天，就能在全国各地之间调遣任意金额的资金；佐治亚片区还有一位大娘，利用位置之便，从管理办公室蹭到一个无线网络信号。工作让人有了奔头，让人活得有价值，活得充实。
写这些信，让她对南方各派那些微妙的癖好稍稍有了些了解。像大多数反抗武装一样，密西西比领土护卫队喜欢被人称为“兄弟”；所有写给佩兴斯营营长沙里夫先生的信都由他的秘书代为拆阅、处理，不过不能直接写给秘书；亚特兰大的南方自由邦政府逢信必回，不过回信寄到时，事情起码已经过去两年了。
她知道哪些手法会奏效、哪些不会。写信人与收件人之间但凡有一点沾亲带故，不论隔得多远，都会被毫不留情地加以利用；照片上死去的亲人和骇人的战争创伤向来没有什么用处，虽然持有这些照片的难民总是要求务必要将它们随信寄出，无一例外；直接的行贿企图往往会招致羞辱，但如果提出愿意资助收件方指定的事业，就既能达到目的，又不失分寸。
说到底，这是一份令人绝望的工作，写的都是些注定失败的信。但那些难民为了让马丁娜代写这些陈情信，不惜花钱或恳求。
对他们而言，绝望不是放弃希望的理由。
切斯特纳特一家的帐篷也像他们过去在密西西比海边的房子一样，分为三个部分。最里面是马丁娜的房间，屋里摆着一张医用钢丝床和一个五斗柜。
中间那三分之一属于双胞胎，两侧各有一张小床。达娜床上放着几件十几岁少女必备的玩意儿，都是淘来的旧货，包括一个直发器，还有一套化妆品，里面有品牌各异、色彩繁多的遮瑕膏、腮红、唇膏和眼影。这些东西旁边，有一沓页边卷曲发黄的《丽人》杂志，这本期刊已经停刊几十年了。
萨拉特那一侧没贴海报，东西也很少。她用一个塑料大碗收集各式各样的战争种子——弹夹，还有弹片上龇牙咧嘴的镀银等等。这些都是那些脸色阴沉的大兵送她的礼物，他们奉命在营地北侧边界外排除地雷。她喜欢看士兵们干活儿，看他们在地里弯着腰，听他们手中年代久远的探测器令人无可奈何地响个不停。
在女儿们的卧室前，马丁娜归置出一间厨房。厨房到帐篷门之间的地方，是西蒙的房间。里面凌乱不堪，散发着浓重的馊味，脏衣服在西蒙的床下堆积如山；床垫底下压着一条毯子，权作临时挂帘，用来遮挡塞在床底下的东西；墙上挂着一张海报，上面是纯然原始的得克萨斯沙漠，画面澄净、无瑕——这是一种抗议。佩兴斯营先是全面禁止了一款早已停产的某品牌化石燃料肌肉车的海报，随后，这张沙漠海报就开始在营地里的十几岁少年中间风行。在肌肉车之前，流行的是蛇，品种不限；再之前，是代表反抗武装的响尾蛇；更早之前——最开始——是印有任何一支反抗军名号的海报。过不了多久，佩兴斯营就会把得克萨斯风光也禁掉，男孩们又得另觅他物。
帐篷里堆满了东西——电热锅、立式风扇、两台迷你冰箱，还剩半瓶的消毒酒精、润肤霜、营区和南方自由邦的证明文件、开罐器，还有急救套装，其中最多的是毯子。
向佩兴斯营输送的援助物资中，有不计其数的毯子，全是那种粗厚的织物，像砂纸一样硌人，它们一箱箱地摞在一起。其实，即使在冬天最冷的时候，营地里也用不上毯子，于是难民们就用它们做隔帘、桌布、脚垫，还有抽屉内衬。尽管如此，毯子还是多得让人一筹莫展。双胞胎的床底下和文件柜顶上，全堆满了叠好的毯子。作为物物交换的货币，它们简直一文不值，贬值得比南方货币还厉害。然而，不知名的捐赠者们依然乐此不疲地发来更多毯子。马丁娜一辈子也没想明白，外国人究竟以为红区都是什么天气。不过退一步想，她很难把这些捐赠者想象成活生生的人。他们生活在另一重宇宙，不是血肉之躯，而是一些管子，装在一台她无法理解的庞大机器上，其唯一可见的产品，就是那些笨重的物资援助船，上面满载着毯子。
马丁娜躺在床上休息，闭上眼睛，却毫无睡意。午间，暑热渐起。她坐起来，离开帐篷，向南进入佐治亚片区。她沿着帐篷间的小道，来到那个有兔唇宝宝的女人家。帐篷属于较新的一批，位于营地西南角。那女人独自在家，正把孩子放在床上给他换尿布。
那是个纯洁无瑕的男婴，皮肤像大理石一样光洁。就连他豁开的上唇，看上去都是那般完美，仿佛其他人才长得不对。
“早啊。”马丁娜说，“有空吗？”
女人没吭声。她二十出头的样子，上身穿一件南方自由邦T恤，下面套着一条单调的垂到脚踝的灰裙子。
“劳拉告诉我，说你又不想给营长写信了。”马丁娜说。
“没错。”女人说。
“有别的办法了？”
“我们打算凑合着过了。”
“听着，我不了解你的过去，我也不在乎，”马丁娜说，“但在这儿，我们没心情树敌。我帮你写信吧，一分钱不要。”
“不了，谢谢你。我们就凑合着过了。”女人说。她把宝宝放到一小块援助毯上。孩子挥舞着胖乎乎的小胳膊，在空中乱抓。
“看在上帝的分上，”马丁娜说，“我们根本不是天主教徒，那尊雕像是我丈夫的东西。”
“所以你丈夫是天主教徒咯。”
“我丈夫死了。”
女人没有答话。宝宝咯咯笑了，吐着口水，出神地盯着天花板。
“那好，”马丁娜说，“随你便。不过记住，你那个宝贝儿子在为你心里那些莫名其妙的恩恩怨怨付出代价。”
“多谢你的关心。”那女人说。
马丁娜离开那顶帐篷。她被这个固执的年轻女人气得够呛，继而很快想起自己从前也曾在这些毫无意义的狭隘对立中选边站队。在别人期待中的那个正统、正常的世界面前，她总感到格格不入——她的肤色，她的少数族裔丈夫，甚至她的假小子女儿，都曾加深这种感觉。她曾试着摆脱它，但不论她多么努力，她仍会不时地心生怨怼。随你怎么刻薄吧，蠢姑娘，她想，攥紧你那点自封的权力。但我希望你每次看到孩子豁开的上唇时，都会想起我。
她走回自家所在的密西西比片区。路上，她看见萨拉特在跟几个小她几岁的男孩子玩捉人游戏。孩子们在帐篷之间、在沉甸甸的晾衣绳底下钻来钻去，又笑又叫。马丁娜把女儿叫到跟前。
“别在地上打滚了！”她说，“瞧你脏的。”
“我们玩玩而已。”女孩回答。她喘着粗气时，别的孩子自顾自地跑开了。
“你姐姐呢？”
“我不知道。”萨拉特说，“跟那帮大孩子去米西家的帐篷了吧，我猜。”
“我不是叫你看着点她吗？”
“他们又不会把她吃了。”
“你哥哥呢？我一上午都没瞧见他。”
“听说他跟马克他们溜到马斯尔肖尔斯去了。别说是我说的啊，他会气死的。”
“马斯尔肖尔斯？他们怎么出的营地？”
“走私贩怎么进来的他们就怎么出去的呗，”萨拉特说着，指指东面，“走亚拉巴马片区那边的桑迪溪。”
“这你都知道？你跟他们出去过？”
“就跟他们会带我似的。”
“那是你自己知道的啰，嗯？”
女孩耸耸肩：“人人都知道。”
马丁娜拍拍萨拉特的无袖夏装，为她掸掉灰尘。她才12岁，已经开始捡别人的衣服穿了——全是其他家长送的，他们的孩子通常都比她大个三岁左右。但就连这些衣服也跟不上她越来越高大的身形。这三年来，她蹿得实在太快了，马丁娜甚至一度担心那是内分泌失调的结果，是病。现在，她已经跟马丁娜一般高了，一头沾满汗水和尘土的乱发支棱在头上。
“找你姐姐去，然后一起回来洗洗干净。”马丁娜说，“你今天在外面疯得够久了。还有，以后离北边远点。”
萨拉特点头应允，说：“好的，妈妈。”
萨拉特看着妈妈走进帐篷。母女俩说话的工夫，其他孩子都跑没影了，这会儿再去追他们也没什么意思。萨拉特回到女澡堂所在的帐篷附近，她刚才为了跑得自在些，把拖鞋脱在澡堂前湿滑霉烂的台阶上。
淋浴帐篷像人身上的褶皱一样，也散发着一种人体特有的潮热气息。上午尤为明显，因为上午水最凉，洗澡最舒服，于是一般都会有一长串眼神呆滞的难民趿拉着塑料拖鞋往洗澡间走，仿佛是去朝圣。他们洗澡的时候，废水就顺着排水管流进一道15英尺宽、5英尺深的臭水沟里。水沟环绕着营地，被戏称为“碧溪”。废水夹带着棕黄的人体排泄物缓缓流向净化池，那股熏天的气味让所有的难民都避之不及，没人愿意住在离净化池15英尺之内的帐篷里。
萨拉特穿上拖鞋，去东侧的亚拉巴马区找她姐姐。她故意不理会妈妈的话，先绕到北侧，再沿着边界上的隔离带走。她大部分闲暇时光都在这条隔离带附近度过，独自观察着那些奉命在营地北面和田纳西边界之间扫雷的年轻人。
他们都是些看上去无可救药的列兵。而且理论上，他们受雇于南方自由邦，所以没资格穿印有红月牙的白背心。那种背心只有中立的人道救援人员才能穿。他们穿着黄色的赛车背心，戴着贴有反光带的头盔，这些可以向边境另一边的蓝军表明身份，自己属于编外的非战斗人员。
即便穿着这身制服，夜间作业也是极其危险的，因此这些人只在白天工作。他们与这个总来看他们干活儿的女孩成了朋友，每次用探测器探到什么杂七杂八的玩意儿，只要有点意思，就会送给她。他们对她十分好奇——这个手长脚长、头发蓬乱的女孩，竟会喜欢这种缓慢的战时冶金活动。
在亚拉巴马片区，萨拉特撞见一个男孩在洗衣盆里玩浑黄的水。萨拉特见他家帐篷位置靠北，T恤上又印着响尾蛇——还没人为此斥责他——于是断定他是新来的。他有一双绿色的眼睛，浅棕色的头发从中间笔直地分开。他看上去也就12岁，个头偏小，可实际上他比萨拉特还大两岁。
“你做什么呢？”她问。
男孩抬起头来，吃了一惊。“我在净化水，”他说，“我爸爸说用塑料薄膜和太阳光就可以做到。”
萨拉特好奇起来，问也不问，就在男孩身旁席地而坐。男孩往洗衣盆里倒了几瓶水，又扔进去几把土。盆子中央，立着一只空瓶，底部用卵石压住。男孩在盆上蒙了一层透明塑料薄膜，中间也用卵石压着，好让薄膜的最低点对准瓶口。
“热量会把水蒸发上去，但不会带起泥土。”男孩说，“干净的水出不去，只能滴下来流进瓶子里。”
萨拉特朝盆里瞧，见有水滴正沿着薄膜缓缓往下流，阳光在水滴圆鼓鼓的肚皮上投下微小的彩虹。
“这叫热蒸法。”男孩说。
“你是刚搬来的？”萨拉特问。
“嗯，两天前来的，”男孩回答道，“我们还谁都不认识呢。”
“我叫萨拉特·切斯特纳特。”
“我叫马库斯·埃克萨姆。”男孩说，然后问，“你是亚拉巴马人？”
“不，我家住密西西比片区。来六年了。”
“六年！”马库斯重复道，“我爸说谁只要在这儿待超过一个月，就会一直待到死。”
“这儿也没那么差啦，不过基本上都很无聊。他们办了个学校，不过随便你去不去。”
孩子们把视线转向附近一座帐篷，马库斯的爸爸从里面走了出来。像营地里的许多男人一样，他大腹便便，乱蓬蓬的胡子遮蔽了脖颈。而且，在一个以妇孺为主的地方，他也像其他男人一样，看上去略显突兀。他穿棕色的工装裤，里面那件白汗衫虽然是新洗的，却依然残留着陈旧的污渍。男人朝儿子走来。
“这是萨拉特·切斯特纳特，”马库斯说，“她在这儿住六年了。”
萨拉特挥手致意。男人把她上下打量一番，态度不冷不热。
“你多大了？”他问道。
“12。”萨拉特回答。
“看着不像。”
“我在同龄人里算个子高的，去年长了5英寸。”
“你说你在这儿待六年了？”
萨拉特点点头。男人指指东北方向。在那里，过去的25号公路被拦腰截断，尽头是重重铁丝网、卫兵岗哨，还有鲜红的禁止穿越警示牌。
“你知道那条路通向哪儿吗？”男人问她。
“知道呀。那边是北门，出去就是田纳西边境。你要是靠近那儿，他们就会特别生气。我哥说蓝军的狙击手就藏在对面的树上，一旦有人跨过边境，他们就会开枪，不管是小孩、女人，还是别的什么人。”
男人又盯着大门瞧了一会儿，正午的阳光照得他半眯起眼睛。他朝那个方向走了几英尺，不过很快掉头往南，向四个新来的难民走去，那几个人正围在一个倒扣的纸箱旁打牌。
马库斯转向他的新朋友。“他们真在那边安了狙击手吗？”他问。
“对呀。”萨拉特回答，“你想看吗？”
马库斯点头。萨拉特把他带到营地北端的一个地方，那儿的隔离带断了三根栏杆，中间的缝隙刚够探出一个脑袋。
“瞧那儿。”萨拉特说，“就在远处那棵最高的树上。瞧见没？”
马库斯扫视着地平线。远处树木稀疏，只有一处地方稍显茂密。在一小片林地上，一棵大树拔地而起，比别的树都高出10英尺左右。
“扫雷兵说那不是真树，叶子也都是假的。”萨拉特说，“他们说那就像个鸟巢，只不过上面住的是狙击手。他们会整日整夜地守在上面，就等有人来越境，然后把他一枪打死。”
马库斯沉默地观望了一会儿。
“那我们这样看没事吗？”他问，“他们会不会朝我们开枪？”
萨拉特从没考虑过这个问题。她正琢磨着，突然，一只松鼠在那棵树上一跳，引得枝叶摇撼。两个孩子吓得一激灵。
萨拉特在管理区附近找到了姐姐，她正跟四个朋友在一起。食堂和营长办公楼之间的小巷里有几个垃圾桶，他们就坐在合着的桶盖上。这条巷子一天中的大多数时候都无人问津——特别是现在，员工和难民都集中在营地最东端的那栋建筑，也就是教堂里。而且不管太阳处在什么位置，这里永远背阴，因此尽管也是户外，但夏天时这里的温度常常比营地里其他地方低出10摄氏度。
达娜看见妹妹，对她挥挥手。“嘿，漂亮姑娘！”她说。萨拉特来之前，那几个孩子正围着一台旧平板电脑看着什么东西，不过现在他们把它收了起来。
萨拉特也挥挥手。她认出了另外几个孩子，都是十年级的。其中有梅勒姐妹，是营地里另一对双胞胎；还有一个叫埃弗里的男孩，以及一个叫毕晓普的，萨拉特知道他俩都是西蒙的朋友，而且经常从桑迪溪附近那个守卫不严的船坞溜出去。
除此之外，这些大孩子身上的一切都令她感到陌生——他们对那些看似疯狂却又无关冒险的事物极其关注，简直到了夸张的地步：像裙子的颜色和款式啦，脸上长出的胡须啦，还有神秘的身体构造之类的。
“妈妈让我们马上回家。”萨拉特说。
“怎么就叫我们俩？”达娜回答，“西蒙一整天都在外面晃，也没人找他麻烦啊。”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反正她就是这么说的。”
“他们一般会让男孩子为所欲为。”梅勒双胞胎之一说。她左脸上有一颗痣，很容易和她的姐姐区分开，不过萨拉特总记不清她俩谁是谁了。“去年比尔和马克·赫尔南德斯在亚拉巴马把半个喇叭都给卸下来了，还扔进溪里，结果也没人拿他们怎么样。”
“他们1月的时候不是被送回老家了吗？”埃弗里问。
“是啊，不过那是因为他们的父母坚持要走，”脸上没痣的梅勒说，“并不是为了惩罚他俩。”
“事情很简单，真的，”达娜说，“所有的男孩，只要一满15岁，他们就会给他发枪，然后送出北门。你得在那儿熬过一周，能活着回来的话，就有资格留下。”
“我们为什么必须去呢？”毕晓普说，“我们什么也没干呀。”
“但你们要是想干点什么，也挺容易的嘛，”达娜说，“所以就得这样。”
“行吧，行吧！那你看这么着行吗？”毕晓普说，“我能不能让萨拉特替我去？”
“我看你还真干得出来，对吧？”达娜应道。
“我去！”萨拉特说，“我知道狙击手在哪儿。”
听了这话，男孩们和梅勒姐妹笑得前仰后合。
“听见没？”毕晓普说，“给她个机会吧，她明天就能结束战争！”
达娜对毕晓普做了个手势，那是妈妈曾告诉萨拉特绝对不准做的手势。她站起来。“那我们明天见了，蠢货们。”她说。
“明天我们到外面的狙击手那儿去碰头，带上萨拉特。”毕晓普伴着梅勒姐妹的哄笑应了一声。
“去你的吧，毕晓普。”达娜说。
切斯特纳特双胞胎从巷子里出来，往密西西比方向走。她们走在食堂外那顶锡制遮雨棚的阴影下，与步出教堂的人群相对而行。礼拜日，男男女女都穿着各自最体面的行头，缓缓走向自家的帐篷，手里还端着橙汁，聊着那位浸礼会牧师刚才布道的内容：
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他随后又把这个词重复了两次，手舞足蹈地。欢喜！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
从教堂出来的男人都穿着战前样式的西装，打着领带——不是南方自由邦一逮着机会就派发的那种带三颗星的量产便宜货，而是羊毛质地的上好领带，甚至还有丝绸的，上面饰有错综变幻的几何图案，或者过去哪支美国橄榄球队的标志。女人们穿着各自保存最完好的绣花裙子，戴着大檐遮阳帽，上面装饰着压花或纸花。这些是逝去的美好生活留下的最后一丝痕迹。难民们穿成这样，汗流浃背，感到极不自在，不过他们还是坚持盛装出席，因为除了圣诞节和南方独立日之外，再没有什么别的场合能这么穿了。
教堂台阶已空无一人，萨拉特和达娜坐在上面，看着几个营区工作人员把一个失魂落魄的女人和她的小女儿带往她们位于密西西比片区最外围的新家。
一辆带着硕大红月牙标志的三轮蹦蹦车隆隆地行驶在一条土路上，那是350号公路的残迹。那条路几乎正好将营地一分为二。车上坐着几个南方自由邦士兵，此外还有两名士兵站在后挡泥板上。小小的三轮车动力不足，伴随着马达嘶吼，轮胎扬起灰尘。
“我赌他们是去修大门的，”萨拉特说，“大门肯定又让民兵的火箭筒给轰塌了。”
“别再那么说话了。”达娜应道。
“怎么啦？你想去看看吗？我跟你赌五块钱。”
“我不是指这些当兵的，我是说像今天那样，跟毕晓普，显得好像别人说什么你都信似的，好像你不知道人家在笑你。”
“我哪儿有？”
“‘我知道狙击手在哪儿……’”
“我就是知道嘛！”萨拉特不乐意了，“扫雷兵给我指过。”
“你得学着长大，萨拉特。你已经不是小孩了。听着，我只希望你别让人抓住把柄、被人家戏弄，仅此而已。那样你也能多交些朋友。”
两个女孩静静地坐着。三轮蹦蹦车很快回来了，乘客少了三个，中间有一个新载回来的人，一名从亚特兰大来的疫苗接种员。这位志愿者由一名百无聊赖的士兵陪着，挨家挨户地索要五岁以下儿童的接种记录。
“我今天交了个朋友，”萨拉特说，“他叫马库斯，住在亚拉巴马。”
“噢，是吗？”
“嗯嗯。狙击手的事你要是不相信我，可以去问他。我带他去看过了。”
达娜摇摇头，笑了。她看着那个疫苗接种员。那是个二十出头的女人，北方人，在“一国联盟”当志愿者，会在这里服务一年。
“你还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给我们打过那玩意儿吗？”达娜问。
萨拉特点点头，说：“都跟他们说我们超过接种年龄了，可能打了也没作用。”
“也许还是起作用了。要是没打，我们说不定已经死了。”
“马库斯的爸爸说人要是在这儿住久了，就会死在这儿。”萨拉特说，然后问达娜，“你觉得我们会死在这儿吗？”
达娜陷入了沉思。马路对面，疫苗接种员在驱赶一群孩子，他们都是“熟客”了，来讨要她每次注射之后发的糖果。
“不会的。”达娜说，“好吧，也许再过100年吧。但不会那么快，不会在——好比——明天。”
“那还行，”萨拉特说，“100年还行。”
在孩子们的乞求下，疫苗接种员善心大发，把糖果发了个精光。孩子们立即开始狼吞虎咽，用小小的槽牙奋力地咀嚼着糖果。
达娜靠在妹妹身上，把头贴在萨拉特的胳膊上。
“对不起，我不该让你学着长大。”她说，“永远不要长大，永远不要改变，漂亮姑娘。”
疫苗接种员一个帐篷接一个帐篷地走访，向孩子们询问他们的年纪。有的孩子知道，有的不知道。她让那些不知道的孩子举起右胳膊，手肘弯曲，越过头顶，右手垂下来放在左耳附近，能摸到耳朵的，她就认为超过了五岁，疫苗已经起不了什么作用了。安排这次疫苗接种事出有因：某种早已销声匿迹的麻痹症又借战争之机死灰复燃，需要用那几滴透明的液体抑制住它。
夜深了，天气凉快下来，营地里嘈杂的奔忙平息了，代之以流离失所的人们沉重而粗莽的睡眠。马丁娜到朋友埃丽卡·雅尔贝尔的帐篷里打牌。在将近五年的时间里，她们的牌局已经形成了惯例，每周三到四次，牌搭子有马丁娜、埃丽卡、她俩的朋友劳拉，再加上当晚附近帐篷里临时加入的女人。
雅尔贝尔家的帐篷很大，位于亚拉巴马和南卡罗来纳交界处，埃丽卡曾和丈夫，还有十几岁的儿子一起住在这里。后来，她的儿子去西边参战了，丈夫有天早上突然心力衰竭，撒手人寰。所以，她现在一个人住。
马丁娜带来一罐腌水果，用酷爱牌饮料做的汁水泡得红红的。那其实就是些泡在甜水里的人造樱桃，马丁娜受不了那玩意儿，不过另外几个女人爱吃得很。她们总会带来些吃的喝的：煮花生、干花生，抹了油或培根油脂的隔夜食堂面包、甜角、凯特尔薯片，玻璃罐里腐坏的自酿怡然酒，再加上这些女人当天凑巧弄到或分到的任何食物。
她们玩斗地主。十块钱一分，先得100分算赢。她们用三副牌打，这样打得快，炸弹和火箭也多。她们点着彩色蜡烛打牌，蜡烛是用烧熔的蜡笔和鞋带做的。旁边有一台平板电脑，一个男人在唱歌，声音洪亮，有金属的质地：“年轻的爱让我苍老而疲惫，焦灼而忧郁。”
“一对‘密亚佐’，对八带对九。”马丁娜边说着边把六张牌甩在摇摇晃晃的胶合板桌上。
“不要。”劳拉说。
“要不起。”接着是埃丽卡。
马丁娜收起这把牌，倒扣在面前一沓整整齐齐的牌上。劳拉的怡然酒开始见效了。
怡然酒，一种弗兰肯斯坦式的廉价烈酒，可以用手边的任何材料酿造，每罐都独一无二。这些年来，这种酒成了南方的战时饮品。马丁娜又来了一大口，品味着这瓶酒独有的配方：橙汁，放置数月，早已腐坏的那种，回味中还混杂着玉米和漱口水的味。她有些微醺，酒精作用下，时不时感到纹丝不动的是烛火，而摇曳的是房间。
牌局结束后，马丁娜收取了战果，跟女人们一起走进埃丽卡那间小小的临时客厅。屋里有几个靠垫，套子是用援助毯缝的，里面塞了泡沫。没有沙发，垫子就仿照布瓦吉吉座席风格摆在地上。座位之间摆了几个营地里那种瓶装水的空包装箱，充当茶几。
女人们在垫子上坐下，给帐篷门留出一条缝，好透透气。埃丽卡很快就睡着了。
四周一片寂静，只听见埃丽卡的鼾声。在怡然酒和香烟的作用下，马丁娜感到一股暖流涌遍全身，日间的苦楚开始消退。
“你知道，我还有过一个姐姐。”她说。
“你从没跟我提过啊。”劳拉回答。
“我跟谁都没提过，连我丈夫都没说。我五岁的时候她就死了。我记得她的大拇指可以朝两边弯，她以前总爱炫耀这个，因为她发现别人都做不到。”
劳拉在靠垫上坐直身子，眨眨眼睛，想甩掉堆砌在眼皮上的困意。
“她怎么死的？”她问。
“有一天她在家附近的小溪里玩，着了凉。到了晚上，她开始发抖、咳血。早上就死了，连一天都不到。记得我的父母不让我进卧室，不想让我看到她那个样子。但我在外面的走廊上待着，能听见声音，她挣扎着呼吸的声音。我好希望他们能让我看看她，我觉得听着这种声音还不如让我看看她。”
“我很遗憾，”劳拉说，“那肯定很难受。”
马丁娜说：“啊，早都过去了。时间埋葬过去，我妈以前常这么说。不过这事把我爸打垮了。后来有好几个月，他都在念叨，其实以前有一种药是能治好她的，但人人都在滥用，弄得这些药都失效了。而那些有效的药，我们又买不起。他一遍又一遍地重复这些话，好像那样就能改变一切似的。”
马丁娜在见底的量杯里掐灭了烟头，继续说：“我还记得她下葬的那天。我们把一个讲道的请到农场上来，想让他说点什么。那人感觉有100岁了，眼睛半盲，老态龙钟。他走到坟前——我的父母就在农场里给她挖了座坟，在前面立了个篱笆做的十字架——我们站在他身后，大家都穿着自己最体面的衣服。我们以为他最多也就念一段什么，或者说点好听的话，像是她回到了上帝的怀抱之类的。结果这些他都没干——知道他干了什么吗？他唱起歌来。歌词大概是：在耶稣的国度里，我们都是神的孩子。这句他唱了好几遍——我觉得那是他瞎编的，因为我们都没听过这首歌，我们就站在他身后，跟白痴似的，谁也没吭气——然后他又开始唱：在耶稣的国度里，男孩女孩都是神的孩子，在耶稣的国度里，猫和狗都是神的孩子，还有骡子和羚羊……他一直唱啊唱啊，就跟登上了诺亚方舟似的。我开始咯咯地笑。结果我妈一巴掌拍在我背上，让我闭嘴，但我就是忍不住。我真的忍了，简直使出了吃奶的劲儿，但是没成功。然后，我猛地想到自己是在姐姐的葬礼上笑呢，心里泛起一阵愧疚——那感觉像火车似的从我心上轧了过去。接着我开始大哭，我从没哭得那么惨过。但那老人根本没理我，只是自顾自地唱着——青蛙和马，还有松鼠和……”
马丁娜笑笑，摇摇头说：“我永远也忘不了那个该死的老布道人，他怎么能让一个小女孩在姐姐的葬礼上怨恨自己呢？”
“天哪，”劳拉说，“没准你们一家子还真是天主教徒。”
不久，漆黑的天幕上渗进了第一缕靛青的晨光。怡然酒带来的醉意退去了，马丁娜告辞，走回自家帐篷。此时的营地格外阒寂，帐篷阵铺展在大地上，有一种崎岖而苍凉的美——宛如沙漠中奇异的兽群，缄默、凝滞，满载丰盛的生命。
到了家，她缓缓推开门，免得惊醒孩子们。一进屋，她就看见儿子跪在地上，正把什么东西推到床下。床脚旁放着他的靴子，上面还沾着新鲜的泥土。
“让我看看你在床底下藏了什么。”马丁娜说。
男孩听见妈妈的声音，吓得跳起来。他刚要开口，转念又觉得不说为妙。他伸手从床底下拽出一个黑色的硬质吉他盒。上面的带子有些陈旧，但就其年代而言，盒子本身堪称完好无损。马丁娜看得出它过去的主人肯定用它用得很勤，格外爱惜。
“这是他们给你的？”马丁娜问，“是礼物还是什么？”
“才不是，”西蒙答道，“是在一个废弃的工作室里找到的。”
“少蒙我。”
“我发誓。”
“坐下。”
西蒙坐到床上，马丁娜挨着他坐下，发现他的额头左侧有一道伤口。她用大拇指检查伤口，西蒙躲开了。
“你知道他们给这儿的孩子送礼物，是想换取什么吧？”
“妈妈，吉他是我偷的，真的。我发誓。其实也不算是真的偷，它就放在那儿——没人会回来拿了。”
马丁娜叹了口气。“既然你这么说，那我信。”她说，“但不管怎么说，你马上就大了，到时候你爱干什么、想去哪儿，我也就管不着了。所以我今天得把这话交代给你：如果你真想参战，如果这真是你想要的，那么等过了17岁，你就去亚特兰大加入南方自由邦军队，穿上军装，正规作战。我肯定不会高兴，但你到时候就是个男人了，可以自己做主。但别加入反抗军。我不管他们送你什么、许了什么愿，也不管他们是不是说的比唱的好听。总之，我们心里都清楚，他们找营地里的人是去干什么的，我不准你去干那个，明白吗？”
“得了吧，妈妈。我才不会加入什么反抗军呢，我又不想把自己炸飞，我不会干那种事的。”
“不管他们跟你说了什么，错的就是错的，战时、平时都一样。”
“我懂，妈妈。”
马丁娜拥抱了儿子，紧接着在他后脑勺上掴了一巴掌：“这一下是惩罚你偷东西，别再犯了。”
“行了。对不起嘛。”
她吻过儿子，道了晚安，蹑手蹑脚地穿过隔壁双胞胎熟睡的房间。她躺下来。床垫经年累月，已经沾满她的气息，留下了她的轮廓。她闭上眼睛，很快进入了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