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根廷）阿道夫·毕欧伊·卡萨雷斯 Adolfo Bioy Casares——著
（西班牙）玛丽安·沃马克 Marian Womack——英译
不圆的珍珠——译
阿道夫·毕欧伊·卡萨雷斯（1914——1999）是阿根廷杰出的小说家、学者，他是一位世界级的小说家，他在拉丁美洲文学界以幻想小说、侦探小说，和主流文学一较高下。毕欧伊·卡萨雷斯为后世的幻想小说家开创了道路，其中包括胡里奥·科塔萨尔、加西亚·马尔克斯。他的小说充满玄学和神秘意味，而且充满了超现实的抽象元素。不过他对与安德烈·布勒东的会面并不怎么在意，而且他向来不认为自己是个超现实主义的作者。此外毕欧伊·卡萨雷斯还尽可能避免和拳击手、英式橄榄球运动员接触，不过他很喜欢打网球。他过着十分充实丰富的生活，曾多次去欧洲旅行，欣赏艺术和文化。
毕欧伊·卡萨雷斯也是博尔赫斯的挚友。他和著名作家西尔维娜·奥坎波结婚。奥坎波的姐姐维多利亚创办了阿根廷文学杂志《南方》（Sur），他们三人在这本杂志上发表了很多出色的短篇小说和散文。毕欧伊·卡萨雷斯、博尔赫斯和奥坎波共同编撰了影响深远的《幻想文学选集》（Antologia de la Literatura Fantastica, 1940），该书增补修订后于1988年推出了英文版《幻想之书》（The Book of Fantasy）。博尔赫斯和毕欧伊·卡萨雷斯还以H.巴斯托斯·多梅克（H.Bustos Domecq）的笔名写了很多讽刺小说，但是他们的首次合作却是为久坐人群开发的健康产品写广告语。
《莫莱尔的发明》（The Invention of Morel, 1940）是毕欧伊·卡萨雷斯最著名的一篇小说，故事中除了超现实的臆想元素外，另一个特点是故事的讲述者，他去了一个小岛，但岛上居民都看不见他。毕欧伊·卡萨雷斯写这篇小说是为了创造出突破一般冒险故事的独特作品。他确实做到了，《莫莱尔的发明》是阿伦·雷乃和阿兰·罗布-格里耶的电影《去年在马里昂巴德》（L\'année dernière à marienbad, 1961）的原型，这部电影改变了电影的历史。甚至连美剧《迷失》（Lost）都借鉴了这篇小说。博尔赫斯认为这篇小说在影响力方面堪比亨利·詹姆斯的《拧紧螺丝》（The Turn of the Screw）和卡夫卡的《审判》（The Trial）。
他的其他作品还包括《英雄之梦》（El Sueño de Los Hcrew, 1954），故事讲述了某工人被疑似超自然的神秘人从死亡边缘救回来，多年后这一幕又重复发生。这个故事显然是受到了J. W.邓恩的小说《阳光下沉睡》（Dormir Al Sol, 1973）中的时间理论影响。《阳光下沉睡》讲的是灵魂移植的故事，其中融合了精神外科改造与极权主义。
经历阿根廷国内的数次动荡之后，毕欧伊·卡萨雷斯变得不受庇隆政府的欢迎了，他和《南方》杂志显得很不关注国家且太过精英气质了。他是个低调但又不那么低调的反庇隆分子。博尔赫斯和卡萨雷斯再次合作，他们用本尼托·苏亚雷斯·林奇（Benito Suárez Lynch）的笔名写了很多讽刺诗嘲讽庇隆以及持同样政见的人。同时，有着大地主的家庭背景的他在20世纪70年代期间与发起革命的民粹主义者发生过摩擦。他的友人，比如博尔赫斯等，都被贴上了“文学寡头”的标签。即使如此，从文学的意义上来说，卡萨雷斯在虚构小说方面的成功和现实是完全不同步的。不过当那个时代的暴行结束后，民主回归，毕欧伊·卡萨雷斯重新获得了作为文学家的地位——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他小说的普适性。在20世纪90年代，他获得了塞万提斯奖，这是西班牙语作家获得的最高荣誉。
以下是《咎由自取》的新译本——继《幻想之书》收录的英文版后的第一个新译本——它讲述了一段独一无二的与地外生命接触的经历。
这个镇子上最近几天发生的事情比过去所有年份加起来都多。要明白我说这句话的分量，你得记住，我说的是本地历史最悠久的一座镇子，这里发生过不少重大事件：它始建于19世纪中叶，暴发过霍乱——还好没引起什么严重后果——经历了数次突袭，尽管没有真正被攻打，但是小镇居民在五六年中一直保持着警惕，那时候邻镇正遭受着印第安人的骚扰。在英雄时代结束后，我就直接跳过政府官员、国会议员和各政党候选人造仿小镇的历史了，喜剧演员和一两个运动健将的来到也略去不提。我就简单总结一句：在小镇建成百年的庆典简直是一场雄辩和赞颂的竞赛。
由于我被邀请去参加过一场特别重要的活动，我会向读者说明自己的资历。本人富有同情心且想法很开明。我读完了我的朋友西班牙人比利亚罗埃尔的图书馆中的每一本书，从荣格到雨果，从华尔特·司各特到高多尼，连《马德里风景》的最后一卷都看完了。我很关心文化，但是我正处于“悲惨的30岁”的初期，我十分担心我要学的东西比我已知的东西要多得多。总体来说，我努力跟上当代各种运动，并教导大众，所有那些好人、最聪明的那些人，尽管他们已经放弃了自中世纪蒙昧时代以来就坚守着的午睡传统。我是个老师——在学校教书——还是个记者。
我为本地几家普通报社供稿，比如《太阳花》（这个名字起得很不好，会产生负面评价，而且会引起相当程度的误解，我们总被人当作农业杂志），有时候还给《新祖国报》写东西。
我必须指出这件事有个奇怪的地方：不光是因为这个活动在我的故乡举办，而是它就在我所生活的这个城区举办。就在我家的近旁，我的学校的近旁——学校是我的第二个家——当然也在车站对面的宾馆酒吧近旁。每到半夜，我们这些镇上不安分的年轻人就会去那个酒吧聚会。事情的台风眼，或者你喜欢的话可以叫作核心，是胡安·卡马戈的独栋别墅，那座房子东边紧邻宾馆，北边是我家的后院。可能并不是每个人都跟这事有关，不过在某些情况下，我必须说明：我指的是写在文书里的那种边界，以及喷灌机的活动范围。
玛格利塔酒店是堂·胡安自己的小宾馆，是一座小房子，占了一半临街的面积，有个朝着马路的花园，内部空间很小，但是塞满了东西，如同堆满海底的船难残骸一样堆在屋里。至于喷灌机，它一直在我刚才说过的那个花园里转着，它几乎要成为我们镇上最古老的传统之一了，也是最有趣的东西之一。
星期天，也是本月第一天，喷灌机神秘地不见了。之后的一个星期内它都没有出现，花园里少了很多光彩。大部分人看到这个情况也没有很在意，但是有一个人一开始好奇心就很重。这个人惹得大家也好奇起来，到了晚上，一群年轻人到车站对面的酒吧相互打听，议论纷纷。如此简单自然的好奇心让我们发现了一些完全不自然而且非常惊人的东西。
我们很了解堂·胡安，在干燥的夏天他不会随随便便就不给花园浇水。我们把他视为本镇的楷模。这位50岁的老头的确堪称楷模：他高大但肥胖，灰色的头发被伏贴地分成两半，和他的胡子形成平行的弧线，再往下就是他的表链。其他很多细节都表明他是个老派的绅士：马裤、皮绑腿、短靴。他一生都严守规定、为人谦逊，据我所知，没有人抓住过他的任何把柄。他从不酗酒，不好色，也没有丝毫不良政见。我们这些人，年轻时候谁没干过什么坏事呢？但是即使是他年轻的时候，那种正该忘记的年代，堂·胡安也无可指摘。就连公司的审计员，甚至那些算得上卑鄙的家伙都挑不出堂·胡安的毛病。在那个不懂得感恩的年代，堂·胡安的大胡子怎么能赢得所有人的尊敬，其中一定有些缘故。
一定要说的是，这位楷模抱有不少老派的观点，在我们这些理想主义者中还没出现能和他相比的人。在新的国家中，没有新观点这个传统。你们也知道，没有传统就没有稳定。
我们的生活中还没有能够超越这位大胖楷模的人——除了堂娜·蕾梅迪奥斯。她是堂·胡安的母亲，也是他的顾问。我就在这儿说，她被称为“铁娘子”不光是因为解决了找上门来的司法警察。不过我们还是会和她开玩笑，这个绰号也是亲昵的意思居多。
其他住在他们家的人也不多，其中有堂娜·蕾梅迪奥斯的教子堂·塔戴托，他在我的夜校上课。由于堂娜·蕾梅迪奥斯和堂·胡安不太欢迎别人到他们家去，不管是客人还是帮工都不受欢迎，因此那孩子只能把主屋里仆人和工人该做的事情都包了，甚至连玛格利塔旅馆里服务员的工作都做了。除此之外，这孩子还按时来上我的课。所以你要理解，对于那些出于纯粹的恶意而给他取滑稽绰号的人，我为他们感到羞愧。他拒绝服兵役这事跟我完全无关，因为我不嫉妒别人。
在发现问题的那个星期天，大概是两点到四点之间，有人敲我的门，从敲门的轻重来看似乎是下定了决心要把门砸烂。我起身，摇头，嘴里说：“可能只有一个人。”然后又用上了不那么适合教师身份的词。再然后我也没时间对这次访问表示反对，就开了门。我确信来的是堂·塔戴托。我猜对了。他站在门口，我的学生满脸微笑，那张脸实在太瘦了，甚至没能挡住眼前的阳光直接照进我眼睛里。根据我对他的了解，他会漫无边际地问问题，每句话末尾声音越来越小，就这样把一年级、二年级、三年级的课本问个遍。
我不耐烦地问他：“我能问问为什么吗？”
“教父想要这些书。”他回答。
于是我把书给他，接着就完全忘了这件事，仿佛那部分只是做梦。
几个小时后，我往车站走，为了打发时间我一路闲逛着，于是发现玛格利塔旅馆的喷灌机不见了。我在月台上跟人说了这件事，那时候我在等19:30从广场出发的车子，它开到这儿应该是20:45。那天晚上在酒吧的时候我说了这件事，不过我没提书的事，我根本没把这件事和别的事情联系起来，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我完全忘了这件事。
我觉得，在如此繁忙的一天之后，生活会自动回到正常的轨道上。星期一，我在休息的时候想：“这次肯定会不错吧。”然而我披风的边缘老是蹭着我的鼻子，接着又有人敲门了。我低声说：“今天他又要干什么？要是我抓住他踢门我肯定收拾他。”于是我穿上拖鞋去开门。
“你是每天都要来吵我吗？”我接过那堆书很不高兴地说。但是得到的回答是：
“教父想要四年级和五年级的书。”
我问了一句：“为什么？”
“教父想要。”堂·塔戴托解释道。
我把书给他，然后回到床上继续睡觉。我确实睡着了。我承认我睡着了，我确实睡着了，请相信我，真的。
然后在我去车站的路上，我看到喷灌机还没回来，花园都开始泛黄了。从逻辑的角度，我站在车站的月台上推想了一系列结论。我的身体被一群无聊的女人围观，我的脑子却在努力破解一个神秘事件。
月亮大大的，悬在空中，我朋友中有一个人，应该是迪·平托，他总是怀着当乡下青年的浪漫想法，并且（在他童年的朋友面前）说：“月亮出来就说明天气干。我们不能说移走了喷灌机就是下雨的预兆。堂·胡安肯定有别的原因！”
拜德勒克也不傻，他脸上有个疤，这是因为早先他除了在银行上班，还靠告密赚外快。他对我说： “你为什么不问问那个傻瓜？”
“你说谁？”我很礼貌地问。
“你那个学生。”他回答。
于是我抓住机会在每天晚上放学后问他。一开始我拿“下雨对植物好”这种陈词滥调套他的话，然后我索性就直接问他：“喷灌机坏了吗？”
“没有。”
“它没在花园里呢。”
“为什么你看到了呢？”
“什么叫为什么我看到了？”
“喷灌机给仓库那边浇水去了。”
所谓仓库是堂·胡安房子的院子尽头的一个小屋，一般用来放卖不出去的东西，比如劣质炉子、雕像、整块石料、绞盘之类的。
我很想把关于喷灌机的八卦告诉朋友们，于是我没再多问就让那孩子走了。但是我突然想起一件事，于是喊了出来。堂·塔戴托从门口茫然地看着我。
“堂·胡安要课本干什么？”我大声说。
“他……”那孩子喊回来，“……他把那些书放在仓库里了。”
我迷迷糊糊地跑到旅馆，大概我之后要说的东西会让我的朋友们很迷惑。我们各有各的意见，这时候肯定不可能保持沉默，但是幸运的是大家谁也不听谁的。可能旅馆经理听到了我们说话，经理是患有胃部水肿的大块头堂·波尼奥，我们这伙人经常把他当作旅馆的柱子、桌子或者餐具。我们完全被这种理性上的傲慢给蒙蔽了。堂·波尼奥扯着嗓子让我们小声点儿，源源不断的杜松子酒让他的声音温和了不少。我们7张脸14只眼睛看着那张红光满面的脸，他问了这么一个问题：“为什么不一起去问堂·胡安本人呢？”
他这讽刺的语气引起了另一个人的注意，是阿尔迪尼，他通过函授课程学习，今天戴着白领带。他抬起眉毛对我说：“你为什么不让你的学生去偷听堂·胡安和堂娜·蕾梅迪奥斯的谈话呢？然后你再问他。”
“要怎么问？”
“拿出你无所不知的老师身份。”他充满恶意地说。
“堂·塔戴托记得住吗？”拜德勒克说。
“能记住，”我说，“装在他脑子里的东西都能像照片一样记很久。”
“堂·胡安和堂娜·蕾梅迪奥斯什么都要提点意见。”阿尔迪尼继续说。
“在他们的教子面前肯定会无所顾忌地说。”迪·平托说。
“如果说真的有什么奇怪的事，很快就会暴露的。”托莱多说。
查泽拉塔在市场里干活，他咕哝着说：“要是没什么怪事的话，那又会是什么呢？”
结果谈话渐渐跑偏了，一向以冷静著称的拜德勒克阻止了各位雄辩家。
“好了，各位，”他对大家说，“这种时候就不要浪费精神了。”
作为最后总结，托莱多又重复说：“如果说真的有什么奇怪的事，很快就会暴露的。”
事情确实暴露了，不过是在几天之后。
又到了午休的时候，我睡着了，结果又有人开始敲门。从我的心跳程度来判断，敲门声是一点钟准时响起的，而且是想和我的心脏作对。堂·塔戴托带着前一天借的书来了，同时还要求借中学前三年的课本。我没有中学的书，于是去了比利亚罗埃尔的书店，用力砸门把那个西班牙人叫醒，然后对他道歉说是堂·胡安想要那些书。这个西班牙人正如我担心的一样问：“他到底在干什么？他这辈子都没买过书，现在想要念书了？这么没礼貌地来借书还真不是他一贯的样子。”
“别生气了，朋友，”我拍拍他的后背，“你这么生气，接着就要像水手一样开始骂人了。”
我跟他说了堂·胡安之前借小学教材的事，但是完全没提喷灌机消失的事情。这方面他倒是很理解，因为他也知道那件事。我把书夹在胳膊底下，又补充道：“晚上我们在旅馆酒吧见面讨论这件事。如果你想说说自己知道的八卦就来找我们吧。”
我走回去的时候一个人都没看到，只遇见了屠夫家那只红灰色的狗，它多半是病了，因为任何脑子正常的生物都不会冒着下午两点的热浪出门。
我对堂·塔戴托说，他应该把堂·胡安和堂娜·蕾梅迪奥斯的谈话一字不落地告诉我。他们在对话中隐约提到，罪愆自会带来惩戒。那天晚上，我被自己的好奇心折磨了好一阵儿，我早就知道自己会听到准确的谈话内容，一字不差，冗长又无趣。刻薄话简直就挂在我的舌尖上，我想说，堂·胡安和堂娜·蕾梅迪奥斯关于最后一批家用肥皂的意见完全不重要，堂·胡安为了他的风湿痛买的羊毛裤也不重要。但是我都没说出口：我怎么能代替这孩子决定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事情不重要呢？
次日，我午休的时候，敲门声又来了，从比利亚罗埃尔店里借来的书还回来了。然后事情还有新的发展：堂·塔戴托说，堂·胡安想要一些旧报纸，所以他不得不从杂货店、肉店、面包店收集了好几千克重的报纸。他跟我说这些报纸也和之前的那些书一样，是放在仓库里的。
然后一段时间什么都没发生。我对于心脏的感受真是无法控制，前几次的敲门声都把我吵醒了，但是这次我居然没听见。我希望有事情发生，好坏都行。习惯了紧张的生活之后，我就再也懒散不起来了。但是最后一天晚上，我的学生在复述了一长串关于盐和其他营养物质对堂娜·蕾梅迪奥斯的作用之后，突然毫无预兆地，连语气都没有一点变化就换了个话题：
“教父对堂娜·蕾梅迪奥斯说，他们仓库里来了个客人，他前几天在仓库中翻找账簿上没登记的一架游乐园秋千时，差点儿不小心把那人碰晕过去。仅管那人状态很差，就好像鲇鱼离开水之后大口喘气一样，但并没有发火。他说他拿了个装满水的桶，因为他想也没想就察觉到对方想要水，别人要死了，他不会袖手旁观。虽然不一定会死，他决定给这个客人搬个饮马用的水槽。然后用桶装水把水槽装满，但是没什么特别的事情发生。接着他突然想起了喷灌机，这就像医生不顾一切想要挽救病人的生命一样，他立刻跑出去把喷灌机搬过来。这下有了立竿见影的效果，那个奄奄一息的生物立刻恢复了，仿佛他就是只想呼吸潮湿的空气一样。教父说他陪着客人待了一会儿，他努力想办法问那位客人需不需要什么东西，客人很聪明，因为只过了一刻钟，他就学会了一些西班牙语单词，并且问他要一些材料来研究学习。教父说，他这就让教子去老师那里拿些一年级课本。那位客人真的很聪明，两天就学完了所有年级的课本，又过了一天他就能考试了。然后，教父说，这样他就会看报纸，知道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了。”
我提了个问题：“这是他们今天说的话？”
“当然啊，”他回答，“他们边喝咖啡边说的。”
“你的教父还说了别的什么事情吗？”
“说了，不过我不记得了。”
“你不记得了是什么意思？”我有点生气。
“你打断我了，”我的学生解释道。
“好吧。不过你不能就这样走了，”我说，“我太好奇了。来，再想想。”
“你打断我了。”
“我知道，是我打断你了，我的错。”
“是你的错。”他重复道。
“堂·塔戴托是个好学生。他不会说话说到一半就丢下自己的老师，更不会把剩下的话留到明天，或者干脆什么都不说了。”
他叹了口气。
“什么都不说。”
我很生气，感觉就像有人从我这里拿走了贵重物品似的。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我仔细想了一下对话的主要内容，突然发现了一丝希望。于是我重复了一下堂·塔戴托说的最后一部分内容：
“他开始读报纸了，关心世界上发生了些什么事情。”
我的学生非常平静地继续说：“教父说客人发现世界上的政府居然不是由最厉害的人掌管的，于是觉得很惊讶，管事的人即使不至于一无所长，也都非常平庸。而核弹却是被一群无赖控制着，客人还说，这些事情足够让人发疯了。如果核弹是由最厉害的人掌管，那最后他肯定会发射出去，因为人有了核弹最终都是要发射的。但是那群无赖就没这么严肃了。他还说，在其他星球上的人都是发现了核弹，最终把自己炸飞了。他们倒是不介意那些星球的人把自己炸飞，反正他们离得很远。但是我们的星球离他们很近，他们害怕出现连锁反应影响到自己的星球。”
我怀疑堂·塔戴托是在耍我，于是很严肃地问：“你有没有读过荣格的《飞碟：关于空中事物的现代迷思》。”
幸好他没理我这个问题，又继续说：“教父说，那位客人自称是乘坐特制飞船从他的行星上来的，他们那个星球上没有足够的资源了，而那个飞船是他们多年研究的成果。他是以朋友和解放者的身份来的，于是他要求教父全力支持他完成挽救地球的大业。教父说他是下午见到那个客人的，由于当时情况十分严肃，所以他毫不犹豫地告诉了堂娜·蕾梅迪奥斯，想听听她的意见，也等于他的意见。”
他停顿了一会儿，趁着他还没继续说，我问他堂娜·蕾梅迪奥斯说了什么。
“噢，我不知道。”他回答。
“你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我重复了一遍，又有些生气了。
“我觉得他们讨论了一下，因为到了上课时间，我就过来了。我觉得要是我不迟到的话，老师也会高兴的。”
他迷茫的脸上露出骄傲的神情，等着受表扬。我突然灵光一闪，酒吧那帮朋友肯定不信这件事，但是我把堂·塔戴托作为目击证人带去就不一样了。我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不由分说把他拖到酒吧。我的朋友们都在那儿，此外还有西班牙人比利亚罗埃尔。
我永远忘不了那天晚上，一生都忘不了。
“先生们，”我一边喊着一边把堂·塔戴托拽到桌边，“所有事情都解释得通了，他是这件事中最重要的环节，也是目击证人，他绝不会对我撒谎。堂·胡安对他亲爱的妈妈详细解释了整个事情，我诚实的学生一字不落全听见了。他们家的仓库里，门后，和我们一墙之隔，有个——你们猜是什么？——来自外星的访客。现在，先生们，不要紧张：那位客人状态不太好，无法适应我们镇上的干燥空气——和科尔多瓦不相上下——为了避免他像缺水的鱼一样死掉，堂·胡安就把喷灌机搬过去让仓库保持湿润。还有别的消息：这个外星人来访的动机似乎并不吓人。他是来拯救大家的，因为这个世界就快被核弹炸毁了。他把这个观点很明确地告诉了堂·胡安。当然，堂·胡安一边喝咖啡一边和堂娜·蕾梅迪奥斯讨论了这件事。遗憾的是，这孩子，”——我抓着堂·塔戴托像摇晃玩具娃娃一样摇晃着他——“在堂娜·蕾梅迪奥斯发表意见之前就走了，所以我们不知道他们最终做了什么决定。”
“我们知道。”书商撇着他的厚嘴唇说。
我有些惊讶，我以为这件事只有我知道，但是居然会被人纠正。于是我问：
“你们知道什么？”
“你没戴领带，”这个狡猾的老狐狸比利亚罗埃尔说，“如果像你所说的那样，这个外星人没了喷灌机就会死，那堂·胡安肯定已经把他弄死了。我刚才路过玛格利塔旅馆，借着月光我看到喷灌机又回到花园里了。”
“我也看见了。”查泽拉塔确认了。
“我摸着良心发誓，”阿尔迪尼小声说，“那个外星人没撒谎。我们早晚会被核弹炸飞。毫无疑问的。”
拜德勒克就像自言自语地说：“别告诉我这俩老家伙毁了我们最后的希望。”
“堂·胡安不想影响到自己的生活。”西班牙人说。
“他宁可让地球被炸飞也不想接受外星人的帮助。也许这是爱人类的一种表现。”
“当面嫌弃你不了解的东西，”我说，“愚昧。”
人们说畏惧使人思路清晰。事实是，那天晚上酒吧里有某种很奇怪的东西，而我们开始讨论各自的想法。
“好了，各位，我们做点事情吧。”拜德勒克说，“就当是爱人类。”
“拜德勒克先生，你为什么这么热爱人类？”西班牙人问。
拜德勒克脸红了，结结巴巴地说：“我不知道。大家都知道。”
“我们都知道什么，拜德勒克先生？你想到人的时候，你觉得他们可敬可爱吗？我倒是觉得完全相反，他们愚蠢、残忍、刻薄、嫉妒心重。”比利亚罗埃尔说明自己的意见。
查泽拉塔表示同意：“一到选举的时候，美好的人性就展露无遗，而且无比真实。那些获胜的都是人渣。”
“所谓爱人类只是一句空话？”
“不，亲爱的老师，”比利亚罗埃尔回答，“我们姑且把爱人类认为是对于他人痛苦的同情和对伟大思想成果的敬佩，为了那位伟大瘸子的《堂·吉诃德》，为了维拉斯开兹和穆里约的画作。这份爱绝不会成为推迟世界毁灭的借口。只有人类不断经历，这些作品才存在，在世界毁灭后——那一天肯定会到来，不管是因为核弹还是因为自然的原因——作品也就没人来评价或者支持，相信我。至于悲天悯人之心，在世界末日来临时，它也会消失……因为没有人能逃过一死，对所有人来说都是死得越快越好，这样的话，痛苦的总量就少了！”
“我们就在这里的学术讨论中浪费时间，就在墙的另一边，我们最后的希望要死了。”我拿出自己都佩服的雄辩姿态说。
“我们现在必须行动，”拜德勒克说，“不然就太晚了。”
“如果我们冲进他家里，堂·胡安肯定要生气的。”迪·平托说。
堂·波尼奥一开始很安静，谁都没注意到他，结果他开口的时候大家都吓了一跳。
“为什么不让堂·塔戴托去守着仓库？这样比较明智。”
“好主意，”托莱多说，“让堂·塔戴托把喷灌机搬回仓库，然后看着之后会发生什么，然后我们也可以看到外星人是什么样子。”
我们一群人出去，永恒的月亮照亮了夜空。拜德勒克几乎是要哭了一样告诫我们：
“快点，各位，慷慨一点。这件事不光关系到我们的小命，还关系到世界上所有的母亲，地球上所有的生命都靠我们了。”
所有人都到了堂·胡安家门口，有些人往前挤，有些人往后挤，大家吵闹推搡。最终拜德勒克鼓起勇气把堂·塔戴托推向前。我的学生走到前面来，过了好长一段时间，说：
“那条鲇鱼已经死了。”
我们闷闷不乐地散了。书商跟我一起往回走。出于某些我自己也不懂的原因，我很高兴有他陪着我。
在玛格丽特门口，喷灌机还在单调地喷着水。
“他这么缺乏好奇心，我很不满，”我看着星星，“我们今晚失去了多少了个美国和新世界！”
“堂·胡安，”比利亚罗埃尔说，“更想生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我倒是佩服他的勇气。我们两个都不敢翻过他家的篱笆呢。”
“现在晚了。”
“确实晚了。”他重复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