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看到了吗？”斯普林特轻声说着，
“我们明天将要驶向那里。我想去摸摸沉入大海的太阳。”
我的名字叫卢克。你可能已经从报纸或者电视上听说过我。我就是那个无影男孩。不信的话可以尽管用探灯照我，但你会失望的。唯物论者说我是进化史上的奇迹；美国人却觉得我是某种秘密武器——当然是俄国造的——他们认为基地组织不可能聪明到这份儿上；基督徒认为我是天神下凡；妈妈则视我为尘世间的天使。其实我什么都不是。我只是卢克，真希望我能理解自己名字的含义。
很多人都说是因为我的基因异变了，但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什么分子结构和光影效果，扯七扯八的，我压根儿不在乎，反正他们治不好。你大可用灯光随便照我，无论是我的下巴、胳肢窝还是肋骨下方，都不会显出任何阴影。大家都说这让我看起来很“平面”。我也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子，因为我的身体无法形成映像。当年我出生时，助产士在镜子前抱起我却吓得把我丢在地上，在我左边屁股上留下了个问号形的伤疤。妈妈跟我说当时在镜子里只能看到一根悬浮着的脐带，吓得那个助产士尖叫着跑出产室。分娩的照片上能看到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但就是看不到我。唯一捕捉到我的图像是妈妈的声波图，因为那玩意儿成像靠的是声音不是光。
“你应该为自己的基因感到自豪！”爸妈老这么说。他们是“进取教”的创始人，这是一个崇尚“与众不同”的地方教会，其实无外乎大家聚在一起吹牛：“我们刚刚收养了一个菲律宾孩子。”“没开玩笑！我儿子是个同性恋。”“真的？好吧，我家小孩没影子。”秒杀全场，没人能比这更特别。妈妈信奉禅宗，爱做瑜伽，而爸爸宁愿给流浪汉做饭也不给我们做，就像许多可怜万物的大善人一样，他们的好心仅仅“对外开放”。
七岁之前，他们都成功保守了我的秘密。但谁都知道纸是包不住火的。一天，两个戴墨镜的男人把我从教室拖出来，捆进一辆装甲车里并给我的胳膊扎了一针。我醒来时已在美国的一个军事基地里，一组科学家跟特工花费数月的时间来研究我。头三个礼拜我宣称自己来自火星，意图征服全世界，结果他们被惹毛了，开始威胁我。有天早上醒来，我竟然发现屁股被他们割了一块皮去做实验。我彻底爆发了，告诉他们赶紧他妈的给我停手！结果没想到在一周内我就被告知自己已经没有利用价值，可以回去跟爸妈团聚了。为了补偿我们，他们在《国家地理》上给我们做了一期专题。一开始爸妈都气坏了，并考虑诉诸法律，但后来他们发现绑架我的家伙是一帮高于法律的存在，而且随之而来的媒体效应对于“进取教”的经费来说可谓是一座金矿，于是他们很快就妥协了。
至于我呢？拜他们所赐，我出名了。在奥普拉脱口秀上，节目组觉得一个没五官的悬浮面具在电视上看着太古怪，于是不给我化妆，结果导致电视前的人们只能通过飘浮的衣物、凭空飘起的东西，以及站在红外线机器后的我才能相信我真的存在。当奥普拉问我科学家如何对待我时，我答道：“我认为政府没有权力拿我的屁股做实验。”单这句话就让他们花了三百万美金来封口。尽管如此，关于性骚扰的指控依然蜂拥而至。活该这帮混球。
你可能觉得我跟美国政府打成平手了。还真不是。接下来的几年里，我家前院总是挤满摄制组，妄图能够拍摄到我，不过这明显没有任何技术可行性。12家马戏团以及包括雷普利秀在内的23家怪咖秀开出天文数字想展示我。我被称作圣人268次，谷歌上有2900万个关于我的搜索结果，跟布拉德·皮特一样多。与众不同真是酷啊，爸爸妈妈。但如果你是我，就不会这么觉得。所有人都认识我。所有人，除了我自己。
斯普林特曾说过梦想铸就人生，但我从不做梦。我知道很多人都这么说，但我真的不会做梦。坦白讲，我连梦是什么都不知道。数不清的脑电图显示，我的大脑在快波睡眠时完全没有活动。医生找不出来原因，啧，这不也是意料之中的嘛。我估计这就是我没朋友、没感情、没想象力的原因。我既缺乏内涵又没有目标，不过我也无所谓。
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找到自己的映像。如果我不知道自己长什么样，怎么可能明白自己是谁？你们都知道那些所谓的名人圣人的下场。当他们被声名钉在十字架上，无力地看着生命流逝的时候，人们唾弃了他们。
斯普林特·罗森博格的出现改变了一切。
那时候我已经十四岁，日子过得还算平静。舆论热潮总是会慢慢冷却的，这次也不例外。这段时间我们还在这小破镇子里搬了几回家。美国政府为了弄到我在美期间未受性虐的声明，安排了两个墨镜男在我家门前安扎了整整一年，替我们驱赶那些前院里的“朝圣者”跟其他变态。
很显然，这一切肯定会给我的校园名声造成影响——我落得形单影只。而且由于个头高，我要比其他孩子胆子更大。同学们对我避之不及，但这正是我想要的效果。有时候我会找个倒霉鬼揍上一顿，不是因为喜欢打架，而是我需要树立一种坏形象。你想啊，除非我站在镜子前面，否则也看不出有什么特别的。我平常都穿长袖，所以身体上看不出来什么，只是实在没什么好法子来掩饰脸部的怪异。如果太阳从右边照过来，我的左脸就会闪闪发光。妈妈试过给我化妆来掩饰这个问题，结果却让我看起来像个异装癖，所以还是算了吧。
甚至连乔迪·亨德里克斯也不太招惹我，顶多和我耍耍嘴皮子。他心情好的时候叫我“透明人”，心情不好时叫我“空气”或者“怪胎”。他说没有映像的我其实压根儿不存在，只可惜我这蠢蛋自己还没搞明白。
要我说，乔迪这话有点夸张了。即使我相信自己并不迷人，但事实也没他说的那么糟啦。很多艺术家——包括我爷爷——都帮我绘过画像。但这些画每幅都不一样，也没有一幅适合我。比如《人物》杂志封面的那张素描，我第一眼看就觉得挺扯的——它居然画出了实际上并不存在的阴影！还有一些画上男孩的脸既简单又粗糙。妈妈说爷爷画得最像，但是爷爷曾经也给妈妈画过像，画里的妈妈看着却像个男人——老妈看法的可信度可见一斑。
可惜得很，乔迪是个坏到骨子里的混蛋。其他孩子都很怕他。自从斯普林特来我们班后，我就算不上新鲜事儿了。这在某种程度上还得“谢谢”他妈妈罗森博格女士——她陪斯普林特来学校的头一天就把他的情况说得一清二楚，那时她就已经犯下了无法原谅的错误。我记得当时他们肩并肩站在那儿，罗森博格女士像跟小淘气们讲课般说着话，而斯普林特则目光呆滞地看着教室。斯普林特看东西总是显得目光呆滞，那是因为他的眼睛是玻璃做的——不止眼睛，他全身都是。基因库里总会出一些古怪的小事故，他正好就撞上了。把他擦擦干净，就是一面完美的镜子。他还保有一些机动性，也能活动四肢——只不过都是慢动作，就跟阿姆斯特朗月球漫步似的。但要让他做出点面部表情可就太难为他了。
拥有正常身体的罗森博格女士告诉我们，只要把他当作一个瓷器柜就好，这比喻倒也跟实际情况差不远。他不能在课间或者体育课上玩游戏，因为一粒精准射出的足球准会要了他的命。卡丁车就更别想了。当这些话从她这样一个干瘪的老女人嘴里说出来时，我们都又说又笑地乐疯了。罗森博格女士倒是很开心，觉得自己挺酷的。而斯普林特，则知道自己肯定完蛋了。
刚来的第一天，乔迪跟他的朋友就将斯普林特团团围住。他们纷纷将回形针、硬币、弹簧和圆珠笔扔向他，想试试看敲击哪个部位才能敲出《镜中人》的前奏。“你们都是混蛋吧？”老师离开后，斯普林特终于愤愤道，“可以别再玩了吗？这对我来说很危险。”
哎哟哟，这只会让坏蛋们变本加厉。斯普林特知道自己有多脆弱，也明白那些回形针跟硬币不会对他造成永久性创伤。但事故总有可能发生。于是，当乔迪扔出的圆珠笔刮伤他的脖子后，他向老师告了一状。
哎哟哟哟哟，这无疑雪上加霜，因为事情不可能就这么结束。乔迪指示几个三年级的小孩编了个故事将老师支出教室，然后把斯普林特夹在腋下，放在手工台上。斯普林特尖叫着，不是因为疼痛——他压根儿没有神经——而是为了引起老师的注意。他没有挣扎，因为他清楚一个不小心自己就会碎成两段。
“我一直都想当个玻璃吹制工，小混球儿，”乔迪一边说，一边点燃喷灯，“魔镜魔镜，告诉我，谁将拥有这世上最弯曲的小丁丁？”
三四个男孩围成一条警戒线，将那些心肠软的人隔离开来。班上其他的人要么傻笑着，要么就装着没注意到。至于我，我真庆幸躺在那儿的不是自己。
乔迪手上的喷灯最终停在斯普林特的左手小指处。他烧热了斯普林特的指尖，用钳子扭成茶勺状，并戏言斯普林特喝茶再也用不着勺了。接着乔迪的一个小弟提醒大家统一口径，把事情说成斯普林特自己闹出的焊接事故，还警告我们谁多嘴泄密的话，不论身体是不是玻璃做的，都会遭受同样的待遇。
我当时确信乔迪肯定逃不了责任，但他还是逃脱了。这就是校园里的潜规则。我们欺负彼此，同时也包庇彼此——这仅仅是种自我保护的手段罢了。谎言与欺诈的泡沫迟早都会破灭。但那太简单了。时间已经告诉我，我们生活在一个满是乔迪这种人的社会中，这个社会通过摧毁奇迹来繁荣发展，而人们就活在这乌烟瘴气、同流合污的氛围下。
我为什么会被斯普林特吸引？
因为他是这辈子唯一理解我的人。他所寻找的不过是一星半点的愉悦，但没人愿意给他。得了，让我们面对现实吧，当他的皮肤上只能看见外界的反射，他又怎么能找到真正的自己呢？
我们经常在他的房间共度午后时光。“爸爸告诉我应该去寻找内心的快乐，”某个这样的下午斯普林特跟我说，“但我就是找不到，除非把自己摔个粉碎看看。我有个玻璃表哥就为了验证这事，从屋顶上跳下来摔了个粉碎，但我们清理烟囱时，也没有从碎片里发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你说事情既已如此，我还能怎么办呢？”
“唔，人生有得有失，朝前看啦。”我咧着嘴笑道，但并不能掩饰声音中的悲伤。
而我之所以吸引到斯普林特，是因为我是唯一能真正看到他的人——我眼里的他就是他，而不是自己的映像。有一次罗森博格女士出去应酬前突然冲了进来，把斯普林特摆在面前，眯眼盯着他的脸摆弄自己的头发，直到满意才离开。人们总是带着憎恶的表情看着斯普林特，因为人们总能在他的身上看到自己的可憎面貌。斯普林特倒是对这事儿无所谓。由于我在他身上根本看不到人影，所以如果我用憎恶的表情看着他，他就会知道那只是因为我心情不好；如果我冲他发笑，他也知道我是对他笑。
在斯普林特来校后的前几个月里——从夏天一直到圣诞节——我都没跟他说过几句话。虽然确切地说，跟其他同学也是如此。如果课间要小便，我就会去老教学楼的卫生间，以免碰到那些自以为是的家伙和备受惊吓的新生。在这里，只有走廊的回音陪伴着我。一路上我得穿过门廊并经过副校长的办公室，圣诞节来临前他在那儿摆了一棵巨大的圣诞树。
有一天，我正在这条路上走着，突然一个声音吓了我一跳：“呃，你能帮个忙吗？”
我环顾四周，没看到什么人。
“我在上面。”
我抬头看了一眼，原来是斯普林特。他被人脱得只剩内裤，身体则被喷上了红色的油漆、跟其他彩球一道挂在那棵树上。
“见鬼，”我叫道，“你这是怎么了？”
“乔迪干的啊，”他耸肩叹道。还能是谁呢？“最糟的是副校长来回走了三遍都没发现我。”
我对斯普林特从来没什么兴趣，总觉得他有点蠢蠢的。现在他半裸着，我反而头一回认认真真地端详了他。他的胸膛跟着呼吸轻缓地起伏着，之前我还从没发现他居然会呼吸。我还看到一个银色的花环跟绞索似的挂在他脖子上，这要是换了别的小孩还不得被勒死了。
“喂，你就是那个没影子的男孩吧？”斯普林特操着他怪异而清脆的嗓音问道。
在圣诞的灯光下，说谎似乎没什么意义。于是我答道：“哟，哈啰。”
“酷毙了！我在探索频道看过关于你的节目。我觉得那个‘导光细胞’的理论真是太厉害了。”
我没搭话。
“老兄，你名气很大啊，所有人都在谈论你。什么时候有兴趣去我家玩儿吗？我老爸有个紫外线灯，我们能做些实验。”
那一刻我确实有了感情：斯普林特天真得令人可怜，但他意识不到。他只是眨着闪亮的眼睛看着我说：“天，你这情况比我还糟糕。”
我看着他悬在树上晃荡，并不作声。
“听着，我得去洗手间。”我说道。
“你能不能……帮忙把我弄下来？”
一瞬间的犹豫后，我抓过一把椅子推到树旁。
“小心点儿，”我爬上椅子时被松针戳到了胳膊，斯普林特急忙冲我喊道，“摔地上的话，我就玩完了。”
他伸手环住了我的脖子。尽管有心理准备，但我还是起了一身鸡皮疙瘩。那种触感是如此新奇古怪，竟然让我既厌恶又好奇。他的体温出奇地低，整个人都轻飘飘的。我甚至不敢抓牢他，生怕一使劲就会把他捏碎。斯普林特感到了我的拘谨，说：“这样就好，我抓住你了。你可以把我放下了。”
于是我把他放下。至今我回想起那一刻，还会觉得他决定把生命托付给我，有多么随意。不考虑心理上的因素，我发现他其实别无选择。在将他从树上扛下来放到地上的几秒钟内，他的玻璃身体里传来的一丝震动让我异常强烈地意识到生命的脆弱，让我紧张了好一阵子。也就是那个时候，我明白了人们觉得稀松平常的行为对于他来说有多危险。他的脚一触地，我就松开了手，仿佛生怕自己被火炉烫到似的。
“哇，谢了老兄，”他边说边将脖子上的花环扯掉，“如果上课铃响后我还在这上面的话，他们就要围起来给我唱圣歌了。幸好有你帮忙，不然我就糗大了。”
“不客气。”我嘟囔着，感觉有点拘束。心血来潮又加了句：“祝你好运。”
当注意到他那木琴般的脚步声跟着我时，我已经走到了门廊中间。我转过身去，看到斯普林特光着脚，手臂上还挂着一摞衣服。
“我只是想问问有没有什么我能帮到你的……我欠你一个人情。”
“别放在心上。”我答道，一边推开男卫生间的弹簧双开门。那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门可能会弹回去撞到他，于是我又顶着门等他进来。我心里不怎么乐意，因为这家伙让我很不舒服。他的玻璃手指触到了我的痛处，打乱了我的日常生活。我不喜欢自己的生活被打扰。
“能帮我把水龙头打开吗？”他眨了眨眼睛，问道，“我的手不能用力。”
我照做了。斯普林特开始用纸巾擦拭他脸上的红漆，那声音听着就像用湿湿的手指摩擦玻璃窗。我洗手时，他好奇地看着镜子，盯着我那本该存在、实际却没有的映像。我猜他在犹豫着是不是该说点什么。终于他下定决心问道：“你是怎么处理发型问题的？”
片刻犹豫后，我回答说：“是我老妈弄的。不过你敢告诉别人的话，小心我用球棒把你打个粉碎。我留短发是有原因的。一般我都会戴个针织帽，但学校的破规定却……”
“我懂的，”他说，“想知道点我的事吗？我的胳膊不够灵活，够不着身上所有地方。因此我他妈的都已经十四岁了，还得让我妈帮我洗澡。”
“连你的那里也……”
他耸了耸肩，看起来很尴尬。
我们有些害羞地看着彼此，接着同时爆发出笑声。就在那时，我们成了朋友。在我们那个年纪，大家总是觉得自己地狱般的生活是最黑暗的；但斯普林特让我明白，人的命运原来还能更糟。照镜子自省不是什么坏事，但斯普林特浑身上下都是镜子。我看着他在镜子前洗脸，脑袋竟然晕眩不堪。两面相对的镜子重复反射，形成了一种无限循环。正如友谊，索取的同时也要付出，即使你一无所有。
我们在一块儿时，通常会待在家里边聊天边看电视或是去河边钓鱼。我跟斯普林特在很多方面截然不同。他有点子，有爱好也有梦想——这些我都没有。他最感兴趣的莫过于海洋，而最大的梦想就是有朝一日能成为海军舰长。从中，我也逐渐了解到斯普林特是个什么样的人：天真且不谙世故，满脑子都是新奇的点子和幻想。
遗憾的是，我们俩都很清楚他的梦想永远无法实现。我经常对他一直以来的乐观态度感到好奇。作为一个体重九磅、玻璃制成的男孩，死亡对于他来说，只隔了一层窗户纸。他生来就是个受害者。“幸亏我是剖腹产的，”他告诉我，“你想象一下子宫收缩的血腥场景——如果是自然分娩的话，我早就被妈妈的产道挤爆了。”
他时常猜测自己死亡的情形，也不管这会让我多沮丧。“我能活到今天已经是个奇迹，”他说，“我表哥十一岁时在屋顶上滑了一跤，摔成碎片，而我表妹在四岁时就被一阵大风刮到一棵树上，粉身碎骨。我是家族中活得最久的玻璃孩子。说真的，我能活着毕业的机会微乎其微。”
“一点也不意外啊，如果你还跟那帮狐朋狗友混在一起的话，”我说，“我听说乔迪打算把你扔到玻璃瓶回收站去。”
他冲我竖起了玻璃中指，我也假装要胖揍他一顿，但你们应该明白我不会真的动手。
罗森博格夫妇对斯普林特保护得过度了。除了看书、钓鱼以外，他们不允许斯普林特做任何事。他妈妈只让他穿戴手织的衣物出去活动：三层连体衣、毛线帽、围巾、手套以及其他柔软的衣物。他爸爸坚持每天早上送他上学，就算他前一晚睡在我家也不例外。这一切都让他觉得烦不胜烦。
“没关系的，爸爸，我们可以自己走去上学。妈妈都把我包成这样了，我从尼亚加拉瀑布跳下来都死不了。”
但罗森博格先生不肯让步。“太危险了，”他答道，“特别是网球场边上那段路，你也知道亨克叔叔是怎么死的。”
“我什么事都不能干，”斯普林特看到爸爸的车停在校外，耸了耸肩膀说，“不过爸爸说得对，我确实什么事也干不了，连掰个手腕都能把我弄碎。所以我这辈子都别想加入海军。”
罗森博格女士交代说卡丁车千万不能玩，我觉得她剥夺了斯普林特的乐趣。斯普林特那么想要玩上一把，为何不让他试试这么一个为数不多的能让生活充满意义的游戏呢？
因此在某个下午，我开着从邻居家借来的卡丁车（邻居去度假了，而且严格说来他们也没允许我开，但也没反对）沿着小镇兜风，当他诚惶诚恐地请求我时，我无法拒绝。我跑回家拿了绳子和靠垫，把他的手绑在方向盘上，脚绑在车架上，身体绑在座椅上，这样他就不至于搞砸，然后摔出车外。我还往他与车接触的每一处地方都塞上了靠垫。
斯普林特踩着油门冲了出去。他的身体像假人一样摇晃着。那一瞬间我还担心自己犯了这辈子最大的错误，生怕他会飞出卡丁车摔成无数碎片。但那并没有发生——他尖叫着大笑的声音冲出车外，飞过轰轰作响的汽油发动机，回荡在大地上。
我永远无法忘记那个时刻。斯普林特欣喜若狂，而我竟然热泪盈眶。我知道自己看起来像个娘炮，但我不在乎。因为这是我第一次感到冷漠以外的情感流过全身的脉络，仿佛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我也许不知道自己的模样，但我可以给别人带来一丝欢乐。无论何时我回想起斯普林特，都会回想起这样的场景：他被绑在卡丁车里，用靠垫团团围住，春日里如水般流动的阳光撒在他头盔的遮阳板上，点点光斑将他的脸庞映得闪闪发亮。相信我，他是独一无二的，体内甚至还蕴藏着摧毁太阳的能量。
终于，他回到起点，我疯了似的冲他使劲鼓掌。“哇，舒马赫！你他妈的比光还快，你这怪胎！”
我从他头上摘下头盔，他抛给我一个迷人的微笑并说道：“这是我迄今为止做过的最疯狂的事情。”
“你成功了！”
“当然，不过还是出了点小问题。”他平静地说。
“怎么了，老兄？你……”
“我是说真的。帮我看看脖子，感觉不太对。”
我突然害怕起来。我按他说的查看了他的脖子。最开始没看到有什么，但很快就发现了问题所在——他锁骨上方没被T恤遮住的位置，有一条小小的星状裂痕。
“见鬼。”
“应该是一颗小石头弄的，我听到了石头弹开的声音。”他皱着眉，像是肌肉被拉伤一般轻轻地把脑袋从左边转向右边。紧接着我听到一丝破裂声。他紧张得睁大了眼睛，而我心里也不由得沉了一下。那个星点越变越大，一些小裂缝也从中蔓延开来。
“别动。”我一边说，一边用发抖的手解开绑着他的绳子。我强压住自己的恐慌，开始咒骂自己。我当时是怎么想的？我根本不该让他去碰那该死的玩意儿。但斯普林特并不这么认为，他抓着我的手，让我看着他的眼睛。他告诉我说，无论如何他都想拥有那样的经历，并且不论出现任何后果，他永远对此心存感激。
我赶紧把他送到急诊室。主治医生不知道怎么办，他打了个电话后叫我们坐进他的车里。我以为他要把我们送到安菲亚医院，结果车却在“汽车玻璃”店外停了下来。
“我的神哪，”技工看了一眼斯普林特，“以前就有人带着玻璃模特来我们这儿，不过都被打发回去了。”
尽管手术时间并不长，但亲眼看见技工那粗糙的手将裂痕一点点填平的时候，我简直如坐针毡。接着，他用某种听起来像钻牙的工具把斯普林特的脖子磨平。他的手艺非常不错，几乎没有留疤。事后，技工跟我们谈“维修费用”，斯普林特跟他解释说他没有权利享有任何医保，而且要是他爸妈发现这茬事他就死定了，希望技工可以通融一下。
那个技工耸了耸肩说：“哦，还真见鬼了。”我觉得他真的被感动了。“我花了一辈子寻找机会想拯救生命，结果你就出现了。”
“别妄想给我做心肺复苏啊。”斯普林特说。
那天晚上我们在我家吃饭。“你们两个开心得有点过头了吧。”妈妈一边准备晚餐一边说。斯普林特跟我对视一眼，都咬住嘴唇不作声了。他发誓，如果我告诉别人他是在哪儿被修好的，他就会把我切开来——这个无礼的举动在我看来实在太棒了。整个下午我们家都充满了他清脆古怪的笑声，爸爸妈妈倒是无所谓，他们只是很高兴我还没完全脱离社会。
“说说看，斯普林特，”爸爸问道，“你长大之后想做什么？”
“一面镜子。”斯普林特还来不及开口，我就抢先说。
“卢克！”妈妈冲我喊道，“不要拿这事开玩笑，你应该比别人更清楚这一点。”
“哦，但卢克说得对，”斯普林特天真地说道，“这工作挺不错的，装饰得漂漂亮亮的挂在百货商店里。要是做其他工作，我迟早要碎的。”
我唱道：“汽车玻璃维修，汽车玻璃更换……”
我们同时爆发出笑声。妈妈摇着头说道：“没救了，有时候我真搞不懂你们俩。”
她当然搞不懂我们。道理很简单，而且为人父母的就是不明白。乔迪那帮人取笑你，会给你增添心理负担；全世界当你是怪胎，你会感到尴尬羞耻。但当爸妈也把你当作玻璃人区别对待时，则会给你心里留下永远的创伤。斯普林特和我需要彼此的理解。我们需要在取笑彼此的过程中，来好好笑笑我们自己。因为如果不笑出来，就会哭。
那个春天，斯普林特变得忧郁起来。我不知道这是上次卡丁车事故的后遗症，还是仅仅因为青春期的关系。这突然的转变让我猝不及防。他从前总是那么乐观，但一夜之间，他的眼神就变得暗淡无光。有时我担心他会重蹈他表哥的覆辙——打破肉身去寻求“内在”的快乐。
“这一切到底有什么意义？”我们躺在河道边，他这么跟我说。我双手交叉枕在脑后，肘部悬在空中；由于身体的关系，他只能两手半弯地放在身体两边。我知道斯普林特指的是什么：所有这一切，潺潺的流水，飞舞的蜻蜓，耀眼的阳光。他指的是生命。
我们玩了一会儿“幽灵船”的游戏，我扮演幽灵，他伪装成船。我们会时不时玩这个游戏。斯普林特把衣服脱掉，然后躺在河里。粼粼的水面反射着光，如此一来他看起来就好像完全消失在水里。我站在打盹的老渔夫旁看着天空，接着斯普林特就伸手拽动诱饵弄醒他们。最开始他们会看到自己的倒影，然后以为应该能看到我的——不过很遗憾，水里并没有我的倒影——他们就会以为自己见鬼了。紧接着我像僵尸一样指着河里——斯普林特就会从水里冒出来，一边拖着身体爬向河岸，一边憋着喉咙发出像《咒怨》里一样“咯咯”的声音。
渔夫们总是尖叫着逃离。这就是我们拿到免费渔竿或者诱饵的方法。
“我爷爷曾经带我去过一次海边，”斯普林特说，“我爸妈发现后都要疯了。从那以后我再也没在爷爷家待过。但我在那儿度过了人生中的一段美好时光，这是他们不曾得到的。那天，我跟爷爷一直待到黄昏，一起看着太阳沉入大海。太阳是真的会沉到海里去的，你不知道吧？我做梦都想再看一次。”
“那我知道你该去哪儿，”我说，“爸爸妈妈有时会去葡萄牙租个海边小屋度假。在那里，太阳沉入大海的景象才真叫一绝。”
斯普林特没有接话，也没有必要接话。我跟他想的一样——他永远也无法欣赏到那里的太阳与大海。很显然，任何一枚松动的鹅卵石、高速飞行的网球或者随风飘动的树枝都是潜在的危险。那他爸爸妈妈呢？我觉得他们才是最大的威胁。你可以轻易感受到他家空气中那种强烈令人不安的情绪，那种尴尬的安静气氛甚至深入你的骨髓。罗森博格夫妇总是无视儿子的梦想。为了保护斯普林特，他们牺牲了他的快乐。我可以理解他们害怕跟儿子永别的心情，但在担忧斯普林特是否会死去的同时，他们也忘了让他真正地活着。
我就是在那一刻突然想到那个主意的：“你想去追逐太阳吗？”
他坐起来看着我：“你是说……去葡萄牙吗？”
我露齿而笑：“对，你跟我。”
“我爸妈恐怕……”
“你爸妈算个屁。你到底想不想看那里的太阳了？”
“就像……私奔一样？”
“不，我们还会回来。”
他的眼睛开始放光：“如果我们去那儿的话，还能出海吧？”
“你想干吗就干吗，这是属于你的旅程！”
斯普林特笑了：“不管了，就这么干吧！”
我们还聊了很多，但以上才是重点。我拟定了一个计划：“你明天照常去上学，然后翘课躲在自行车棚后，这样你爸妈要到傍晚才会知道你出走了，我们就会赢得先机。明天不要带书，带些衣服就好。剩下的事情我来处理。”
他伸出手，我也伸手握住他的手，听到他的指关节发出叮当的响声。当我触到他那残废了的茶匙手指时，我脸上的笑容消失了。
乔迪踩着第一节课的下课铃声走进了洗手间。他走到镜子前开始整理头发，由于最后一个隔间的门并不在镜子的反射范围内，他并没有注意到那扇门是半敞开的。为了防止他看到我，我脱去上衣，踮着脚尖一点点靠近，直到我可以闻到他洗发水的味道。乔迪边用跑调的拍子哼着说唱，边抓弄着他的头发。没有片刻犹豫，我立刻抓住他的左小指。
乔迪居然尖叫起来，这场面太搞笑了。他浑身抽搐了一下，还把发蜡打翻在地上。“见鬼！”
他转过身来。我可能把这可怜虫吓坏了。“你他妈的搞什么啊？”
“再清楚不过了，”我说，“以彼之道，还施彼身。”说罢，我优雅地折断了他的小指头。清脆的声音听起来令人心满意足。
我们在罗森达尔上了火车，然后在安特卫普换乘前往巴黎的大力士高速列车。坐飞机肯定不在考虑范围之内，因为容易被追踪到。一旦到了小镇外的世界，我们就没什么好怕的了。我虽名声在外，但没人知道我长什么样；长得像斯普林特这样的人的确是少数，但是拜托，被多看两眼又不会死。我们用从我爸口袋里偷来的“进取教”的信用卡买火车票，并在他发现并切断经济来源之前，从卡里取了大量的钱。
斯普林特的矜持在列车跨过国界那会儿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了。他一直注视着窗外，对他看到的所有事物一一进行评论：高耸的谷仓，不同颜色的门牌，法国的牛是哪儿长得不一样之类的。我们还打牌赌了50欧元呢。
我们在巴黎北站吃了几片披萨，考虑下一步怎么走。斯普林特说他想就这么一直走下去。他想去冒险。他将毛线连体衣扔进垃圾桶，从小卖部买了一件T恤换上，上面写着：危险地活着。
我们去搭顺风车时天色已晚。不过很快一个戴着墨镜、骨瘦如柴的法国人开着一辆快递面包车停在我们面前，通过开着的窗户冲我们喊道：“孩子们，你们去哪儿？随便哪儿我都带你们去。”
“西班牙行吗？”
他答应带我们到法西边境。城市风景逐渐被梯田风光所取代。我在想我的爸妈是否发现了我枕头上的字条——“不用担心，我会回来的”。当你告诉爸妈不用担心时，他们肯定还是会担心的。不过还好我爸妈还算冷静。毫无疑问，斯普林特的父母肯定在放学时没见他从学校走出来的那一秒便报了警，而我爸妈则会思考并推测我们去了哪里。
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做这一切并不只是为了斯普林特。我是指这次“私奔”。这是一次冒险，但也是某种比冒险更重要的事。斯普林特是去寻找大海，而我是为了寻找自我。
当我醒来的时候，我们已经到达波尔多北部，天也黑了。
我们选择在离高速公路不远的砾石小径旁过夜。野生蓝莓长满了整片山峦。斯普林特累坏了，躺在面包车里便睡着了，我跟那个快递员则坐在外面看着片片云朵飘过农田。他聊到他的工作、老婆跟小孩。
三天后我们到达了在葡萄牙的目的地。到达的第二个晚上我们在干草堆里度过，最后一个晚上则睡在一个加油站附近。载我们的司机警告我们野外有蝎子，但我们并没有看到什么蝎子。
我们的目的地叫水镜城，因为传说那里的太阳与大海是最美的。这世上至少有一个人知道这个传说，那个人就是我。水镜城坐落在阿尔加维的西海岸，杏花、桉树以及百里香的味道杂糅在空气中，令人心旷神怡。那味道不禁让我想起我跟爸妈一起来这儿度假的那些时光。很遗憾斯普林特没有嗅觉，因为这香气实在为这美景增色不少。
我们在市场里买了一些无花果和新鲜出炉的葡萄牙糕点“波林哈斯”，然后沿着村庄小道散步。一个年迈的玻璃吹制工在他的店前抽烟，他看到斯普林特后吓得尖叫着跪下了。我忍不住笑了，这一幕就好像匹诺曹与杰佩托重聚了似的。那个人操着他蹩脚的英语说着什么——跟我们的葡萄牙语一样蹩脚——我们压根儿听不懂，但那吹制工仍坚持要带我们在他的店里四处转转。他的店里塞满了形形色色的玻璃工艺品，我不得不小心翼翼地行走，如同踩高跷的人走进了一间满是气泡的屋子一样。
分别时，“杰佩托”依依不舍地看着我们离开，目送我们走到街道的尽头。他匆匆遇见了一个奇迹，但也许明天他就会觉得自己只是做了一场梦。
一直走到陆地的尽头，我们才看到大海。
沿着蜿蜒的小径前行，穿过一片闷热的松林后，眼前突然变得开阔起来，平静翠绿的大海一直延伸，直到模糊地与地平线合为一色。最开始斯普林特笑了，他开心得让我感觉他的脸都要裂成两半了。不过他的笑容很快消失，只剩一脸的敬畏。我看到被海水折射的阳光映在他的脸上，闪闪发亮。
“它比我想象的要大，”他吐出几个字，“要大得多。”
我们在橘红色的悬崖上找了一个地方，远离沙滩上那些踢球的孩子和日光浴的游客。我在贫瘠的土地上把我们的衣服跟背包搭成一张小床，接着把自己脱个精光躺在上面。斯普林特犹豫了片刻，最后也照做了，不是因为热或是想要把皮肤晒成小麦色，而是因为他现在可以这么做。既然自由就摆在你面前，那就尽情享受吧。现在斯普林特就在这儿，已经摆脱家的最后一层束缚。
我很快就晒成小麦色了，因为无论用什么姿势躺着，我的前胸后背总是能被同时晒到。
“我在哪本书里读到过有些鸟可以不间断地飞行超过六千英里横越太平洋，”斯普林特望着远处的地平线说，“从阿拉斯加一路往南直到赤道上的温暖岛屿。它们从不休息，也不喝水进食，就这样一直飞九天。它们很清楚自己要去哪儿。我觉得我也能这样。我的意思是，待在一艘小船上，如果碰上同方向的洋流就没问题。没有人能够不吃不喝撑得比我更久的。况且，我知道路该怎么走，我很清楚大海的一切。”
“是，然后半路上你就被一头蓝鲸给吞了。”我仍然闭着眼睛，打趣道。
“我一直在想杰佩托为什么要在海里找匹诺曹，结果让自己被鲸鱼吞了，”斯普林特说，“完全没道理嘛，那电影也没解释清楚。”
“给迪士尼发封抱怨信呗。噢对了，还可以申请一个续集角色演演。”
某个地方，一只海鸥遥遥悲鸣着。
斯普林特举起一只胳膊说：“那个玻璃吹制工是这世界上第一个觉得我漂亮的人。”
“那是因为他年龄大了。”
“滚一边儿去！说真的。你也知道我从没亲过谁。女生怎么可能喜欢我呢？”
“不然找个玻璃吹制工试试。”我调侃道。
但斯普林特很严肃。“你看我这副样子，没人会觉得我有魅力的，我也不能怪别人。”
我仔细瞧了一下他然后耸了耸肩。他身材没问题，也没什么特别的。就只有一个毛病，那就是这家伙是玻璃做的。
“那肯定会有些玻璃女孩吧？”
“你见到过吗？再说了，我对于玻璃人来说也不性感，而且我喜欢有血有肉的人。”
我狡黠地笑了。“我以前总是在想，你能不能……？”我伸出手作自慰状。
“噢，这个当然，”斯普林特马上接道，“我虽然是玻璃做的，但人体结构并没有问题。好处在于我不能施加太多压力，因此也不用担心秒射的问题。”
我笑得直不起身子。有些情绪在我心里翻动着，这操蛋的青春期。我很想问他射什么出来，是精液还是玻璃液。但我没有开口。有些事还是留在想象里吧。
傍晚一阵微风拂起，吹干了我身上的汗水，感觉很舒服。我们玩着“二十一点”，等待日落的来临。斯普林特可把我虐惨了。我刚刚叫了一张牌，一阵狂风就卷起扑克牌飞出悬崖。我们都没说话，静静地看着红心、方块、梅花跟黑桃牌飘向西方。西沉的太阳映照着大海，将它变成一面明亮的橘红色的镜子。
“你看到了吗？”斯普林特轻声说着，“我们明天将要驶向那里。我想去摸摸沉入大海的太阳。”
我本该说些什么，但没这个必要。扑克牌飞去的那个地方是斯普林特的心之所属。你可以看看大海反射在他身体上的奇幻魅力。在那个时刻，我突然莫名其妙地觉得自己不会带斯普林特回家了。也许我一直都明白这一点，但为何我又一直在想：“那我还回家吗？”
“看到大海反射阳光的样子了吗？那就是我的归属。大海的每一寸都如此像我。在那里，我不需要担心自己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
“肯定不会像以前那么糟。”我暗示说，不过我知道情况会更好。
“每个人看我的眼神都好像我是什么怪胎一样，”斯普林特说，“我永远不会有女朋友，因为那样太危险了。我不知道被抚摸的感觉，甚至连一个简单的拥抱都不敢奢望。因为连我爸妈都不抱我。他们从不碰我，只会看着我，生怕碰坏我的身体。”
我沉默着，宁愿他没跟我说过这些。
“我经常梦到那样的场景，那种褪去女孩衣服、用我的胳膊环抱着她、体验我们肌肤相亲的感觉。”
“但从严格意义上说，我觉得你并不能感觉到什么。”
“我可能没有神经，但我肯定有感情。”斯普林特回答。他沉默了。“可能也没有感情吧。我不知道，或许我只是想知道跟一个人非常亲近的感觉。”
接着我做了一件之前从没想过的事。我一时脑热，也许如果多考虑一会儿我就不会那样做了，但那是我当时唯一能为他做的事情。我转向他，伸手把他拉近我。斯普林特睁大了眼睛，他在落日的照射下如同橘红色的水晶一般。我不知道自己是否可以唤起我身上这个玻璃男孩的感情，但能够很清晰地感觉到他有多么脆弱。
我的双手搭在他的背上。
斯普林特的双手抓着我的肩膀。
他是如此靠近我。
从他的眼里可以看到我们躺着的土地，却看不见我。
我们身后水镜城的奇景拉开帷幕时，他吻了我。斯普林特是第二个发现这个奇景真实存在的人，这个关于大海与落日的传奇。斯普林特哭了，滚烫的玻璃泪水滑落到我的脸上。等它们凝固后，我伸手将它们摘下。直到今天我还保留着它们——一粒粒锥形的玻璃。我很庆幸那些都是幸福而不是悲伤的眼泪。我一直留着它们作为纪念。
身后，火红的太阳慢慢地沉入海里。
我已经记不清事故是怎么发生的。我只记得我可以感受到他胸膛里疯狂跳动的心，就好像棒槌一直敲打着玻璃研钵一般。也许因为心跳太猛以至于劈裂了他的背——我希望确实如此。但我觉得是因为我抱他抱得太紧了。
我们只是躺在那儿，震惊地盯着对方直到破裂声消失在我们耳边。那声音听起来好像一粒足球猛地撞在一块安全玻璃上，留下了蜘蛛网一样的裂痕。我可以感觉到他背上的凹痕。裂缝从他的肩胛骨开始，顺着脊椎肌肉一路向下延伸到他的腰髋部。
“完蛋了。”斯普林特说道。
看到他背上的裂痕，我的五脏六腑如同被打上结一般紧绷起来。
“不！”我喊道，“他妈的，不，不，不！”
我想我是慌了。我把手放在他的背上，又收了回来，继而把手指插入头发中抓来抓去。最糟糕的是他身上的裂纹随着他的呼吸起伏如同蜘蛛的网一般在继续扩散。
“有多严重？”斯普林特平静地问我。这家伙怎么能这么平静呢？我急得跳脚，告诉他就待在这里，不要乱动。我去叫那个老玻璃吹制工，很快就回来。但我说得越多就越乱、越没意义。
斯普林特抓住我的手。“没有用的。”
我愣住了。“没用？你他妈的说什么呢？”但其实我明白他的意思，泪水开始不住地涌上来。
“我很清楚玻璃的特性。听着，如果一块玻璃的裂缝比一块钱硬币还要大的话，唯一的选择就是换掉这块玻璃。但对我来说，其实已经没有选择了。”
“当然有！那老家伙可以再往你背上抹一层玻璃，我他妈的怎么会知道！”
我又说了很多话，呜咽着哭诉了很多。斯普林特想要站起来。一片半寸大小的碎片掉了下来。我们都听到“叮”的一声，看着碎片反弹在玻璃器官上，然后从他腿间的空隙滑落。毫无疑问，斯普林特的伤已经无法修复，任何移动都可能让情况变得更糟。他随时可能碎成两半，也许还有24个小时可以活着，甚至更少。
“这一切是注定要发生的，卢克，”他说道，“你以为我不知道吗？这不是你的错，这种事任何时候都会发生。”
但是我无法这么想，泪水不停地从脸颊滑落，觉得这一切就是我的错。斯普林特用他的玻璃手臂搂住我，笨拙地给了我一个拥抱。我将自己的脸埋进他的颈间。
“没关系的，”他安慰道，“我看透了。一个人什么时候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死之前他真正地活过。”
“对不起，”我低声哽咽着，伤心欲绝，“你想让我做什么？”
“我要你今晚跟我待在这里。我只想紧贴着你再多待一会儿。”
于是我们躺下。随着西边最后一缕光线消失，我将他搂在怀里。我一直哭着，重复地说着自己有多难过。斯普林特让我不用自责，他告诉我这是他此生第一次真正感到快乐。我的眼睛被泪水吞没，又黏又疼。最后我估计自己哭着睡着了。那是一次极不安稳的睡眠，我做了很多记不住的梦。我刚刚说“梦”了吧？是的，我是做梦了。那天夜里我时不时地醒来，因为我可以感受到斯普林特冰冷的呼吸拂着我的眼睑。我觉得那是因为他感应到我做噩梦了。
再次醒来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
我吓得跳了起来——斯普林特不见了。我四下搜寻，呼唤他的名字，但没有任何回应，虽然他的东西都还在这里。我仔细查看了崖下的沙滩，惊恐地看到潮水正在上涨。也许我是怕他跳崖自杀，怕我会在潮水下的某个地方发现一堆碎片。但我没发现什么。我又叫了一遍他的名字，这次终于听到了回应。
他从那片松林中摇摇晃晃地走出来，拉着一个破烂的木板车，上面覆盖着一张破旧的毛毯。他的身体状态让我震惊——皮肤已经失去光泽，不再闪闪发亮。他已经破旧不堪了——不，他就要死了。
“我做到了，”他嗓音沙哑地说道，“如果我僵直着身体走路，就不会有其他部分的玻璃坏掉，那个老师傅给我背上缠了一些绷带。现在我可以撑得再久一点。”
但每当他迈出一步，我都能听到他两脚间碎片相互摩擦发出的咯咯声。我冲过去从他手上接过木板车。我掀起那张破毛毯，发现下面居然是一条小小的玻璃渔船，刚刚好装得下他。我惊诧地看着斯普林特。
“我差不多了，卢克。我的情况一直在变糟。我想试试自己最后能不能完成梦想。我有一整天的时间能朝着地平线划去。我想试试看能不能在今晚太阳西沉的时候触摸它。”
我们久久地看着对方。我一直想说些什么，但不知道为什么，发不出声音。最后我终于努力挤出三个字。这是我唯一一次乞求别人。
“求求你。”我说。
“应该是我求你才对，”斯普林特笑着说，“我需要你，把我推出去。”
我把他放在木板车上，推着他经过羊肠小径前往沙滩，一路上，我思绪万千。脑子里千百万个声音告诉我应该回头，冲我叫喊着“这不公平，为什么要让这一切发生在我身上”，但我将它们全都藏在心里，深深地埋在没人可以触及的心灵深处。
太阳还没有升起，除了一些孤独的晨跑者，整片沙滩都很安静。斯普林特打开毛毯，递给我一个摄影机。“把这个给我爸妈。里面有我留的信息，也是给你留的。”
接着我把他放进玻璃渔船并慢慢推向海里。水渐渐淹过了我的腰部。大海很平静，光滑油亮得如同一面镜子。那艘船造得非常精致，看得出是一个艺术家的杰作。“杰佩托”甚至还给它配了对玻璃桨。
我把他久久地抱在怀里。然后我放手了，让他离开。他抓着双桨开始划，慢慢地，专注地，小心翼翼地不让他的背碎掉。他回头看了我一眼。晨曦的第一缕阳光在他身上投出一道模糊的光晕，他的嘴唇动了一下，我看出那是一个简单的词——谢谢。
我蹚着水走到沙滩上看着他离开。他变得越来越小，直到变成粼粼大海的一点光斑。我就这么一直看着大海，直到沙滩挤满了游客——大人为了琐事互相争吵，孩子无理地哭闹着——我对这一切感到筋疲力尽。最后我爬回悬崖。走到我们的行李边，我仿佛又看到了他的小船，不过那也许只是光线的错觉吧。但我仍然没有离开。
我想知道他是否可以成功到达。
我也想知道他是否能够触到太阳。
我在法鲁机场被扣留了。并不是因为他们从一些描述上认出我来，而是因为过安检时X射线直接从我身上穿过去了——他们当时的说法肯定不会比这好。然后他们在一间小拘留室里审问了我。我不停地摇晃着自己的椅子，找不到一个舒适的坐姿。我发火是因为我错过了航班，要知道那张临时订的机票花了我400欧元。葡萄牙官员恼火是因为他的工作很烦人。那家伙跟荷兰警方通过电话之后，就问我是否知道斯普林特·罗森博格的下落。我努力让自己不掉眼泪并闭紧嘴巴。我说在见到斯普林特的父母之前我不会再说一句话。他终于爆发了，狠狠地将拳头砸向桌子。
“告诉我，你这呆眼猴子！”他用蹩脚的英语冲我吼道。
我勃然大怒：“你他妈的压根不懂玻璃。”
“他死了吗？”
“不，”我回答，“他活了。”
后面还发生了很多事，但都不重要。重要的是，斯普林特父母看了他的录像后，终于明白他的梦想已经成真。斯普林特告诉他们不要替他难过。那个录像我只看了一点点，因为一听到他的声音，泪水就会模糊我的视线。我会想起那个漫长的下午，我坐在沙滩上被疑问困扰——“让他离开是对的吗？我是不是应该跟他一起走？”但我也记得那天太阳最终落下的情景——仅仅留下透着橘红色的大海，如同一面明亮的镜子。突然我明白了，他必须单独完成最后的旅程。
后来罗森博格父母来找过我：“他成功了吗？临走时，他开心吗？”
“当然，”我回答道，“他触摸到太阳了。”
我希望还有更多的故事，我也希望可以给你们一个更快乐的结局，但事实上并没有。我是谁？我的名字叫卢克。
在葡萄牙的某个地方。有一个年迈的玻璃吹制工，每天晚上他都会举着望远镜观察汪洋上的层层波浪。而我相信，他会时不时地看到一头蓝色的鲸鱼。
（黄晖 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