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嘉守这小半辈子，估计很少跟公立医院打交道，要怎么办入院手续也是一头雾水。幸好我坚持要一起跟来，不然他一个人，要多跑许多冤枉路。
我先去找了急诊的接诊医生，他告诉我已经给老杨挂上了降颅压的吊针，理想的话今天晚上就能醒转过来；还跟我说赶紧先去住院中心登记排号，最近神内科病房紧张，等有人出院腾出床位，我们才能从急救中心转去住院部。
我请社工暂时先在急诊室里照看一下老杨，并问他有没有给老杨带上身份证。
“有。”社工从放在老杨脚后的包里掏出一个蓝色的拉链帆布袋，递给我说，“身份证、社保卡、病历本，都在里面了。”
这是一个老年人中最常见的就诊包，尽管社保卡和病历都电子化了，他们还是相信实体卡片、实体病历本带给他们的安全感。
我打开确认了一下，在病历本的扉页夹层里找到了身份证和社保卡。袋子里还有些零散的检查单、发药单，以及一支老旧的钢笔。
我看见那支笔的第一眼，就有一种熟悉的感觉，貌似跟我百宝箱中的那支钢笔很像？
为了看得清楚一点，我把这支笔从袋子底下拿了出来，用手指捏着，在亮处仔细观察。
秦嘉守凑过来问：“怎么了，你在看什么？”
我把钢笔摊在手掌上，示意给他看：“给你看个几十年前的爆款。我家里也有这样的一支钢笔，几乎一模一样，只不过我的那支是暗红色的笔身，这支是黑色的。”
他很纳闷地看着这款外观平平无奇的笔：“这支笔哪里特别在哪？”
以现在的眼光看来，这款钢笔确实毫不出彩，甚至可以说是简陋。笔杆是轻飘飘的塑料，笔帽是电镀的金属银色，放在小学周边的文具店里，定价高于5块就没人会买的那种廉价钢笔。
但是在以前物资匮乏的年代，能有一支别在胸前的钢笔是一件多神气的事啊。
我把老杨的钢笔放回他的帆布袋里，说：“这你就不懂了吧，特别就特别在，它是一支钢笔。”
秦嘉守拉长了声音说：“哦——”
语气满是不以为然，那意思大概是：我确实不懂，就算你说的对好了。
我也不恼，收好老杨的证件，拉着秦嘉守去住院中心。
人都说三年一代沟，我要是跟他差了两三个代沟，可能还会烦恼一下，忧愁一下，但实际上我们之间可能隔着成千上百个代沟。虱子多了不痒，债多了不愁，这种程度的认知差异烦到头秃也是没办法弥补的，不如干脆躺平接受现实。
我们在住院中心登记了老杨的信息，缴了住院的押金。
工作人员告诉我们，下午神内科病房有一个病人要出院，大约3点钟左右，到时候那边办完出院、做完病床的消杀，就会通知我们把老杨转去住院部，让我们先回去急诊室等消息。
到了中午，社工就走了，剩下我跟秦嘉守两个人。我们轮流出去随便对付了一下午饭，回来仍旧看护着老杨。
老杨仍然神志不清，偶尔呓语，不知道在说些什么。
好不容易捱到了下午三点钟，却没有等来住院中心的通知。我跑了两趟去问，都告诉我再等等，再等等，病床还在做消杀。
四点钟的时候，我第三趟跑去问，住院中心却说：“病房满了，要不你们在急诊室再等一晚？明天上午还有人要出院。”
我霎时明白这是被人插队了，怒从内心头起，质问道：“我们规规矩矩地等了四五个钟头，却告诉我们病房满了？没有这样的道理。”
工作人员说：“你冲我发火有什么用，又不是我插队的，满了就是满了。”
我逼问：“你告诉我，插队的是哪个医生、哪位领导的亲朋好友？我今天非得投诉他不可。”
她白了我一眼，说：“你想想清楚，你家病人还要不要在这个医院看？想清楚了你再去投诉。”
我顿时哑火了。
我脾气上来了可以不管不顾地大闹一场，但是老杨还要在这里治病。他现在这样的情况，也不可能折腾着转院。
而急诊室的大病房有二十几张床，来来去去的人很多，实在不适合静养。
回去跟秦嘉守一说，他倒是波澜不惊。医院里的门道他不清楚，但是对这种利用职权行便利的现象，他大概见得多了，思索了一会儿便说：“你给我妈打个电话，什么也别提，就说我今天晚上回不去了，要在这排队等床位。”
原来这波是用魔法打败魔法。
我于是出去给李韵打电话汇报“盯梢”工作，说医院病床紧张，小少爷坚持要给朋友安排好住院才回家。
李韵问：“什么样的朋友？”
我说：“一个住养老院的老爷子，快80了，家里人都联系不上，挺可怜的。”
李韵抱怨说：“他怎么净结识些孤寡老人、失学儿童，跟这些人来往对他能有什么好处？”
“小少爷心地善良，看不得人受苦吧。看到他的这位朋友昏迷不醒，还排不上床位，急得午饭也没好好吃，水也没喝上几口。”我添油加醋了一番。
李韵说：“怎么不早说，多大点事。他那个朋友叫什么名字？”
“杨建华，木易杨，建设中华的建华。”我仔仔细细地回答说。
“市二是吧，我待会儿给他们院长去个电话。”李韵随口就解决了老杨目前的困难，普通人性命交关的大问题，在她那里也只不过一通电话就能搞定的事。
她更关心自己家的孩子，叮嘱我说：“你让小少爷好好吃饭，别饿坏了胃，他那身子骨再怎么强壮，也经不起他这么糟蹋的。晚上押着他早点回来，别熬夜，知道了吗？”
“知道了，老板。”
“不行，医院附近都是些什么乱七八糟的快餐，又脏又差，你让他别去外面吃，晚饭我安排人送过去。”
“收到。”
李韵的那通电话果然有用，没过多久，急诊科的护士长就过来跟我们确认：“这位老先生就是杨建华？”
秦嘉守说：“是。”
护士长说：“已经给他安排好了病房，我这就带你们过去。”
我熟知市二医院的入院流程，在住院中心登记完，要给病人领一条带着二维码的腕带，这才能去住院部报到。
“现在就走？我们还没领腕带……”我说。
护士长说：“没有关系的，先住进去，待会儿有人会送到床前。”
她叫了两个护工，一个推着老杨的床，一个扶着床沿减少颠簸，全程没让我和秦嘉守动手，就把老杨送到了住院部。
给老杨安排的病房也是单人间，在走廊的尽头，离楼梯和电梯都远，十分清净。
病房里有沙发，有提前放置好的水果和鲜花，比起秦嘉安住的那个私立医院VIP套房，也逊色不了多少。
病床上的床单整整齐齐，没有一丝褶皱，像是空置了很久，绝不可能是匆忙之间腾出来的。
秦嘉守问：“不是说病房都满了吗？”
护士长毕恭毕敬地说：“普通病房是满了，您看看来的这一路，走廊上都加了床。但是特殊照顾病房还是预留着的，您要是早说是李韵总的朋友要住院，也不至于在急诊室里等一天。”
接下去的几个小时内，我真实地体会到了什么是“特殊照顾”。
住院不用亲自跑手续，护工不用自己雇，缺什么生活用品就有人送到床前，神经内科的名医中断休假，赶到病房来问诊。
而这一切只是因为李韵给院长打了个电话。
医院的领导们也过来亲自探望了一下老杨……不对，应该说是来探望秦嘉守的。
一波一波地来，都是简单地问候了一下病人，更多的是对着秦嘉守说漂亮的客套话、场面话。
好不容易全部打发走了，时间已经指向快六点钟了。
秦嘉守和我一人一个凳子，并排坐在老杨的病床前，无言地看着监护仪器上不断跳动的数字。
坐着坐着，他就浑身卸了劲，疲倦地把头靠在我的肩膀上。
我揉揉他的头发，把他的发型都揉得乱蓬蓬的，轻声问他：“怎么不开心了？”
“我让我妈出面，似乎是向她和她的规则认了输。”
“这也是没办法的嘛，总不能看着老杨被扔在急诊室里。”
“我也讨厌应付那些领导，烦。”
明明刚才他应酬的时候也是很得体的，表面功夫做足，没有露出一丝一毫不耐烦。
现在却嘟嘟囔囔地小声抱怨着。
我开玩笑说：“那要不这样，我去打印个A4纸，写上谢绝探视，贴在门上。”
正说着，敲门声又响了起来。
“笃笃”两声，礼貌又克制。
秦嘉守眉头紧锁，啧了一声。
我安抚他说：“你别烦，我去开门。要还是哪个院领导，我直接回绝了就是。”
我起身去开了门。
敲门的却不是医院的人，而是个20多岁的年轻男人。精瘦的身材，小麦色的皮肤，眼睛炯炯有神。最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背脊绷得很直，像一颗挺拔的小白杨树。
被手机毁掉的这一代年轻人，很少有这么挺拔的身姿了。
他手上提着一个食盒，像是来探望住院的亲戚的。
我怀疑他走错了病房，就说：“你找谁？”
他挺了挺胸膛，掷地有声地回答我：“李总的命令，让我给小少爷来送饭。”
我被他郑重的语气惊了一下，脱口问：“你是……？”
他还是用那种硬邦邦的语气，说：“我是周进。”顿了一下，可能考虑到我还是识别不了他这个人，又补充说，“……张礼来是我师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