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窈在医院病房的那几天，平章分局的公安两班倒从早到晚守着她，另外还有另外四名公安守在医院门口，避免受害者家属来医院找她闹事，以及报社记者来采访。
她作为一个身体还没康复的‘病患’，她就算想逃，也插翅难飞。
昨晚她要离开病房时，负责看守她的高莉‘恰巧’闹肚子，每隔一两个小时就要去趟厕所。
李沐则是靠坐在病房外的木椅子上一直打瞌睡，像是听不见她在里面弄得些许动静。
而负责巡夜的医护人员像是集体消失，全都在医护台后面睡觉。
她出了医院以后，那些守在暗处的公安不紧不慢地追了一段路就放弃了，她要看不出问题，那才是傻子。
付靳锋不予置否，语气缓和了许多，“所以你昨晚去哪了，又干了些什么？”
“我能去哪，自然是按照你们公安同志设定的路线，去查一些你们不方便查的事情。”
肖窈嘴角噙着笑，不紧不慢道：“我先去了崔天路住的宿舍，看到了你们痕检公安特意在窗户缝隙里给我留下的线索，接着又去了王红艳的家里找了找，天亮以后又去肉联厂门口，找王红艳谈了谈。”
六零年代的刑侦公安没有后世诸如指纹、DNA检测之类的科技手段，进行辅助破案，破案率不是不太高。
不过这年代的公安都是经过专业大学培训，还有许多公安是从部队转业过来的，有丰厚的侦查经验技术，哪怕没有先进的设备技术，他们的侦查格斗技能也是不容小觑的。
在这么多公安的监视之下，如果不是他们刻意放走肖窈这个‘犯人’，肖窈要想甩开他们，还得下一些功夫。
而痕检公安，顾名思义，就是要对各种现场痕迹进行仔细勘察提取，寻找发现各种证据。
崔天路住的宿舍，也就十来个平方，里面有用的东西全都被家属和公安带走了，唯独在窗户缝隙的木屑里留下一个烟头，以痕检公安对各种现场勘察的仔细度，那烟头说不是痕检公安故意留下来的，都没人信。
付靳锋剑眉一扬，狭长的双目紧紧盯着她，修长的手指停止敲桌面，嘴角微勾:“不错，还挺聪明，说说，你查到了些什么。”
“付公安，你不觉得，作为一个失忆的人，在我什么都不知道，不了解的情况下，说一些没有边际的话，可信度高吗？”肖窈挑着眉头反问。
付靳锋沉默了，李沐跟高莉一同皱起眉头。
他们从未见过如此镇定的女嫌疑人，她思路清晰，有勇有谋，十分聪明，能轻易看出他们公安布的局，适当提出质疑反问，这完全不是一个生活在农村，一个没什么世面的乡下姑娘该有的模样。
这年代的农村女同志，大多文化程度不高，思想落后封建，困于家庭一方之地，整日柴米油盐酱醋茶，男人孩子围着团团转，没有时间去思考想些有的没的。
这样的女性，面对突如其来的杀人指控，除了惊慌失措，哭喊着自己没杀人以外，哪里会去想这其中的弯弯道道，还跟公安当面对峙，形成隐形的谈条件。
眼前的女人，真的是普通农村姑娘吗？
三人陷入怀疑。
付靳锋沉默了一会儿，递给李沐一个眼神，“你跟她讲讲案发当天的一些事。”
他站起身，走到门口抽烟去了。
李沐点点头，面色严肃道：“3月3日晚上临近午夜十二点，我们收到一个男同志报案......”
那天晚上，李沐三人到达案发现场后，付靳锋在二楼发现了死者和昏迷在墙角的肖大芳，李沐在楼下听见脚步声，看到一个红衣人影消失在雨夜中。
当时付靳锋就对现场进行了勘察，死者死于利器，心脏和腹部多处被刺伤，颈部有一道轻微的勒痕，根据经验来看，那道勒痕是有人从死者身后，用胳膊突然进行裸绞，死者进行剧烈挣扎，那人没能将他直接绞晕，两人扭打起来，将屋里本就摇摇欲坠的朽木家用具们打碎了一地，留下多处打斗的痕迹。
付靳锋到达现场时，死者仰面躺在距离木门大约一米的位置，周身的血迹还没凝固干涸，现场只有肖大芳和死者的脚步，不过......
李沐说到这里，顿了顿道：“石楼因为是废楼，年久失修，两层楼共有二十多个房间，都被灰尘蜘蛛网层层覆盖，案发现场的那个房间也有很多灰尘蜘蛛网，付队却发现那些被砸碎的桌子椅子书桌等物件上，都有一处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灰尘蜘蛛网。
而在死者与你昏倒所在位置，以及门口位置，同样干干净净，没有任何灰尘蜘蛛网，付队怀疑这是有人特意清理过痕迹。
结合你脑袋上被砸得深入见骨的血窟窿，还有事后我们对你的盘查，我们基本可以断定，你不是真正杀死崔天路的凶手，但你跟崔天路的死，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他们是通过死者左胸口袋里的肉联厂内部肉票，核实了崔天路跟肖大芳两人的身份，随后对两人进行彻底。
崔天路本人如肖窈调查的一样，平时没跟其他人有什么大的矛盾，只是在案发当天，和王红艳、肖大芳一人吵了一架。
而肖大芳是半个月前来到的榕市，一直住在肖翠兰所在的钢厂职工家属院里，平时就在她姑姑家里洗衣做饭干家务，帮着肖大姑接送年幼的小表妹上下学，时不时帮同大院的大婶奶奶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活计，邻居们对她的评价都挺好，都不相信她会杀人。
案发当天，肖大芳没有像往常一样到点去接小表妹，只是在姑姑家里睡到了五点多左右，邻居看见有人递了一封信给肖大芳，肖大芳看完信以后，就在下雨之前出门去了，此后一去不复返。
为了弄清楚是谁给得信，李沐他们对肖翠兰的邻居进行了仔细的盘问，由于当时是饭点，在厂里上班的人还在下班回来的路上，四合院里只有一些家庭主妇和老人在家，没人看见是谁走进了他们的四合院给肖大芳传信。
只是有一个老人家在屋里放蒸好的黑馍馍时，隔着不大透明的四格木头玻璃窗户，隐约看见一个较为陌生的背影走到了肖家的门口，听到那人低声喊了一句:‘肖大芳在吗，你的信。’。
老人家年岁很大，视力不太好，没看清那个人的脸，只是看身形像是一个年轻的小伙子。
公安为此很疑惑，一般人有事要找一个人，在距离较远，自己不方便的情况下，都会去邮局寄信或者拍封电报，由邮局的邮递员把信送到指定的人手里。
邮递员送信通常会骑个自行车，背着一个绿色的邮政布袋包，车上搭着信件包裹，每到一个地方，会提前按响车铃铛，高声喊：“XX街道xx片区xx大院XX人，您的包裹/信件到了！”，然后在门口等着收件人拿包裹。
邮递员通常不会进到职工家属院的四合院或者家里，除非对方是手脚不方便的残疾人，或者是老人家，他们才会酌情帮忙把包裹信件拿放在收件人的家里。
肖翠兰虽然有个难缠的老婆婆在家，不过这老婆婆腿脚还算方便，真有什么信件，肖大芳会帮她代收，因此这个上门送信的人就变得很可疑。
只可惜，当时除了邻居老太太看到一个模糊的身影，没人看见送信的人究竟是谁。
公安结合肖翠兰小女儿说的话，确认送信的人不是崔天路，否则肖大芳也不会在出门前说那句：“我倒要看看你还有什么话说。”
如果不是崔天路送信，那又是谁给肖大芳送信呢？
肖大芳来到榕市，除了肖翠兰一家人，并没有跟其他人有过多的接触，她在这边没有朋友，同学，除了跟崔天路偷偷摸摸的约会，平时的时候，她都呆在肖翠兰家里帮忙做家务。
如此简单的人际关系，公安很难找到送信的人，他们只能把目光放在崔天路的人际关系上。
在他们得知案发当天，崔天路也收到了一封信，便马不停蹄地赶到了肉联厂，对肉联厂的门卫进行各种调查，之后他们又去了邮电局，让工作人员排查信件。
邮局工作人员费了两天的功夫，排查出寄给崔天路的挂号信编号，再根据当天工作的邮局工作人员仔细回想，确认寄信的人是一个女人。
因为时代的特殊性，六零年代几乎是全民反间、谍的年代，这年头无论你是寄信还是拍电报，工作人员都得仔细审核你的信件内容，确认没有泄露国家机密、不利于国家安全的信息，这才将信封彻底封口进行邮递。
不过邮局工作人员工作太忙，一天要接待很多顾客，那名工作人员也记不得寄信的女人长什么样，只记得那个女人带着一个乡下常见的草帽，一直低着头，说话的声音很小，她压根就没看到那个女人长什么样。
公安由此想到了崔天路明面上的对象，对王红艳进行了调查，这一查，他们发现王红艳有许多嫌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