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格林德尔瓦尔德
瑞士中南部的艾格尔峰背面，有一栋大木屋。在瑞士境内，特别是在山上，能住进这里的都是些很不简单的人物，可这座房子的主人却是个平民。他总是喜欢听别人对他的猜测，比如说，在格林德尔瓦尔德这儿的酒吧和咖啡厅里，会有人猜测他的职业。有些人认为他是来自苏黎世的一名成功的银行家；有人觉得他是苏黎世一家大型化工企业的老板；还有人说，他生在一个富裕的家庭，根本就没有什么职业；更有一种毫无根据的流言，说他要么是一个军火商，要么是洗黑钱的。据一个在他那间木屋当保姆的姑娘说，他家的厨房里摆着十分昂贵的铜制容器和各式厨具。于是又有一种流言传开了，说他是一家餐馆的厨子。众多传闻中，他最喜欢这个。他总是这样想，如果自己没有从事现在这份职业，当一名厨师会是一个不错的谋生方式。
偶尔，有人会往他住的这个地方邮些信件，信上接收人姓名写的是艾瑞克·兰格。他平时说的是带有瑞士口音的德语，不过他那唱歌一样的说话节奏倒是像极了瑞士内陆地区一些住在山谷中的本地人。平时买东西他就去镇上的米格罗斯超市，而且总是用现金结账。从来没人到他家做客，他这个人虽然长相不错，但人们从未见过他身边有女人。有时候，他会消失很久。当有人问他去哪儿的时候，他总是用工作上的事情搪塞。有时候被问烦了，他那灰色的眼睛就会放出冷光，让人不敢再追问下去。
大多数时候，他都闲着。十二月到三月期间，山上的积雪厚实，他几乎整天都待在山坡上。他是个滑雪健将，滑速很快，却从来都不鲁莽，他既有无障碍滑雪手的身材和力量，也有障碍滑雪手的速度和灵活。他的滑雪装备价格不菲，但不张扬，目的就是为了不惹人注意。在乘坐升降机时，他从不说话。夏天，当大部分冰川消融的时候，他每天早晨都会走出木屋，到山谷背面的陡坡上去爬山。他身材高大而健壮，窄臀宽肩，大腿的肌肉发达，小腿的肌肉呈菱形，仿佛他的身体就是为了这项运动才长成这种结构的。他总是挑那些表面坚硬的小路前行，似乎从来不觉得累。
通常情况下，他会在艾格尔峰山脚止步，喝些水壶里的水，然后眯起眼睛迎风抬头望。他从来都不继续往上爬，在他看来，那些妄图征服艾格尔峰的人实在是愚蠢至极。有那么几次，他在木屋的平台上听到有援救直升机飞来，用蔡司望远镜一看，几个登山者的尸体正被直升机用绳子吊着，在艾格尔峰的风中摇曳。对于大山，他心怀敬意。艾格尔峰，就像这个名叫艾瑞克·兰格的人一样，是个出色的杀手。
快到中午的时候，兰格完成了一天的滑雪行程，从升降机上下来。在雪道的底部，他消失在一片松树林之中，接着，他在松林中穿梭着到了木屋的后门。他脱掉滑雪衣和手套，在门旁边的键盘上敲了一串密码。他进了屋，脱掉上衣和裤子，把滑雪装备挂到一个专用架上。然后上楼洗个澡，换上休闲装：一条绒裤，一件暗灰色的羊绒毛衣，一双半筒皮靴。旅行袋是事先就准备好的。
他站在洗手间的镜子前打量了一下自己。头发是漂染的金黄和灰色的混合色。眼睛戴上了黑色的隐形眼镜。他会定期到日内瓦城外一家整容院去做一下整容手术。他戴上一副玳瑁眼镜，在头发上涂了一层发胶，把头发统统梳到脑后。完美的易容。
他走进卧室。在宽大的储藏柜里藏着一个保险箱，他拉开制动锁栓，把厚重的拉门打开。里面是他平时用的工具：假护照、大量各币种现金、一系列手枪。他往钱夹里塞了点瑞士法郎，又选了一把斯捷奇金九毫米口径的手枪，这是他最喜欢的武器。他把枪放到旅行袋里，关上保险箱的门。五分钟后，他发动奥迪车，动身前往苏黎世。
在欧洲政治极端主义的暴力史中，没有哪个恐怖分子的行为比“金钱豹”更为血腥了。他是一名职业杀手，足迹遍布欧洲大陆，从雅典到伦敦，从马德里到斯德哥尔摩，杀人无数。他曾经效力于西德红军、意大利“红色旅”、法国恐怖组织“直接行动”。他曾经为爱尔兰共和国军团杀掉一位英国军官，还为巴斯克独立团杀掉一位西班牙部长。他和巴勒斯坦恐怖分子保持着长期而稳定的合作关系。过去，他曾经为阿布·吉哈德效力，执行了一系列绑架和暗杀任务，除此之外，他还为狂热的巴勒斯坦恐怖组织头目阿布·尼达尔杀了几个人。还有，1985年12月，罗马和维也纳机场遭到的那次恐怖分子突然袭击，据说就是“金钱豹”在背后策划的。九年前，一位法国工业家在巴黎被杀，据说那次是“金钱豹”最后一次行动。一些在西欧情报局工作的人认为“金钱豹”因和老雇主发生争执而被杀。也有些人觉得这个人根本就不曾存在过。
夜幕降临的时候，艾瑞克·兰格才到达苏黎世。他把车停在火车站北边一条破旧的大街上，步行去了班霍夫大街外的圣高特哈特酒店。酒店房间已经给他订好了。他没有带任何行李，不过酒店工作人员并没有感到奇怪。一些会议的性质极为机密，甚至连私家银行都不能被选为举办地，所以这家酒店经常被用来召开秘密会议。据说，希特勒在苏黎世会见瑞士银行家的时候就是在这家圣高特哈特酒店。
兰格坐电梯到了自己房间。进屋以后，他拉下窗帘，又花了一点时间调整家具的位置。他把一张椅子放在了屋子中间，正对着门，在椅子前面放了一张矮一些的圆形咖啡桌。他把手电筒和斯捷奇金手枪放到桌上。然后他坐下来，关掉灯。屋子里一片黑暗。
在等雇主来的过程中，他抿了一口寡淡的红酒。他的受雇条件是：不做中间联络员，不做善后。如果谁想找他办事，必须亲自来见他。兰格这样做倒不是因为个性使然，而是一种自我保护方式。他的要价很高，只有财力雄厚的人才能雇得起他，如果雇主背叛了他，那么他也是一个很懂得适时背叛、给对方下圈套的人。
晚上八点十五分，正是兰格和雇主约好的时间，有人敲门。兰格一手拿起斯捷奇金手枪，一手拿着手电筒把客人请到了黑漆漆的屋子里。当客人进来把门关上后，他把灯打开了。灯下的这个人是位身材较矮、穿着讲究的人，六十多岁，头上零星长着几根灰色头发。兰格认识他：卡洛·卡萨格兰德将军，宪兵队反恐组织的前任领导者，现在则是守卫梵蒂冈所有秘密的战士。这位伟大的卡萨格兰德将军曾经树敌无数，他的敌人们肯定特别羡慕现在的兰格，因为兰格正拿着上了膛的手枪对准这位曾经粉碎了“红色旅”的意大利救世主。“红色旅”曾经试图杀掉他，不过卡萨格兰德从一个地堡到另一个地堡，从一处兵营转移到另一处兵营，终究还是活了下来。虽然他没有被杀，但他的妻子和女儿却惨遭毒手。从那以后，老将军再也不像从前了，这也许就是他今天来到这里的原因，在苏黎世一间黑漆漆的酒店房间，和一名职业杀手谈交易。
卡萨格兰德用意大利语说：“这倒像是在做忏悔。”
兰格用同样的语言回答道：“是的。如果愿意的话，您可以跪下来。
“我想我还是站着吧。”
“东西带来了没有？”
卡萨格兰德把手提箱拎了起来。兰格在灯光下举起手枪，让这个来自梵蒂冈的人看清楚。卡萨格兰德慢慢地挪动着，好像手中拿的是烈性炸药一样。他打开手提箱，拿出了一张大马尼拉信封，放到咖啡桌上。兰格用枪把把信封铲起，把里面的东西抖到自己腿上。一会儿过后，他抬起头。
“我很失望。我还以为你是让我去杀教皇呢。”
“你本来可以这么做的，对吗？你本来可以杀掉你的教皇。”
“他不是我的教皇，不过你说的倒是事实。我差点就杀了他。如果他们没有雇那个土耳其疯子，而是雇我的话，那天下午，前任教皇就死在圣彼得了。”
“那么我真庆幸他们没有雇你去杀他。天知道你还为他们干了些什么肮脏的事情。”
“你说克格勃？将军，我可不这么觉得，相信你也不会这么认为。克格勃不喜欢教皇，不过他们还不至于蠢到杀害教皇的地步。你自己也觉得不是克格勃干的，对吧？据我所知，你认为教皇的死是教会内部人阴谋策划的，所以你才没有把调查结果公开让外人知道。出于各方面考虑，只好隐瞒背后主使人的身份。这也正是个机会，好把罪责全都推到梵蒂冈的劲敌——莫斯科身上。”
“用教皇的死换来我们两国之间的和平，这种事早在中世纪之后就结束了。”
兰格把东西扔在咖啡桌上，说：“拜托，将军，这些话你应该对你的手下人说。这个人和那个犹太教授的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是不会去做的。您还是去找别人吧。”
“没有人比你更合适了。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去找合适的人选。”
“那么您可就得花大价钱了。”
“说吧，多少钱？”
那人停顿了一下，说道：“五十万欧元，提前支付。”
“价格有点高，你不觉得吗？”
“不，我可不觉得高。”
卡萨格兰德假装思考了一下，之后点头说：“杀掉他之后，我要你对他的办公室做个彻底的搜查，把所有能证明他和教授或者那本书有关系的东西全部拿来。对了，你还得把他的电脑给我带回来。把这些东西带回苏黎世，然后和上次从慕尼黑拿到的东西一样，放在同一个保险箱里。”
“对于一个职业杀手来讲，运送死者的电脑可不是件明智的事情，”
卡萨格兰德看了看天花板，说道：“要加多少钱？”
“再加十万。”
“成交。”
“我什么时候在账户中收到这笔钱，就什么时候行动。有期限要求吗？”
“昨天。”
“那么你两天前就该来找我。”
卡萨格兰德转身走了出去。艾瑞克·兰格关掉灯，在黑暗中坐着，喝完剩下的红酒。
卡萨格兰德沿着班霍夫大街往前走，一阵风打着旋从湖面刮来。他现在真想跪下，在一位神父面前为自己的罪行忏悔。可是他不能这样做。协会中有规定，他只能在协会内部的神父面前忏悔。由于卡萨格兰德工作性质的敏感性，他的倾诉对象也只能是马科·布林迪西红衣主教了。
他来到达尔街，街上很安静，两边是灰色的石头建筑，还有一些具有现代风格的办公楼。卡萨格兰德往前没走多远，来到了一处不起眼的门廊前。门廊旁边的墙上有一块铜牌，上面写着：
贝克尔&普尔
私人银行家
达尔街26号
牌子旁边有个按钮，卡萨格兰德用拇指按了一下。门上安着一台鱼眼安全摄像机，他朝那里看了一眼，然后马上把目光挪开。一会儿过后，门打开了，卡萨格兰德走进了一间小型的接待室。
贝克尔先生正在那儿等他。贝克尔是个身材笔挺、穿着考究的秃头，据说他以行事绝对谨慎而出名，即便是在班霍夫大街这种保密气氛极为浓烈的地方。接下来的信息交换过程很简短，大部分是一些没有必要的礼节。卡萨格兰德和贝克尔彼此已经很熟悉了，几年来多次合作过，只不过贝克尔还不知道卡萨格兰德是什么身份，以及他从哪儿弄的那么多钱。和往常一样，卡萨格兰德吃力地听着贝克尔讲话，就连平时说话时，他也把分贝降低到悄悄话的程度。卡萨格兰德跟他沿着走廊来到了装有保险箱的房间，他脚上穿的那双巴利便鞋走在大理石地板上没有一丁点声响。
他们进了一间没有窗户的房间，除了一张高脚桌以外，里面什么摆设也没有。贝克尔先生让卡萨格兰德稍等一会儿，拿来了一个金属保险箱。银行家说：“完事之后把它放在桌子上就可以了，还有什么其他需要的话，我就在门外。”
瑞士银行家出去了。卡萨格兰德解开外套的扣子，又把里面的假内衬拉链拉开，里面装着几捆现金，这些都是罗伯托·普奇给他的。这个意大利人一摞一摞地把钱放进了保险箱里。
卡萨格兰德把钱放好以后，叫来了贝克尔先生。瑞士银行家把他送出门去，并祝他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卡萨格兰德重新回到班霍夫大街上，他突然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地背诵《痛悔短祷》里面那些熟悉而令人舒坦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