岩架只有那个面包托盘那么宽……
1925年3月底，另一趟列车沿着窄轨铁路从乌烟瘴气的加尔各答驶往7000英尺高的大吉岭高山。在这辆火车上，我终于有时间在我们出发之前，好好回想去年冬天和今年春天这好几个月的繁忙时光。
1925年1月初，我们三个人返回苏黎世，去探访乔治・英格尔・芬奇，此人可能是除理查・戴维斯・迪肯之外，英国还在人世的最好的登山者。
1922年，芬奇和马洛里、理查一起，也是珠峰探险队的一员，和理查一样，他的运气也很差，得不到当权派的青睐——而且芬奇的情况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不仅和乔治・莱・马洛里意见不和，而且还和整个珠峰委员会、登山俱乐部和三分之二的皇家地理协会成员关系疏远。
芬奇曾在巴黎医学院学习，但在这里的学习时间并不长。后来，他于1906—1922年在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求学期间转而学起了物理科学，然后成了皇家地面炮兵的一位上尉，一战期间曾在法国、埃及和马其顿作战。战后，他大多数时间都在瑞士登山，他在阿尔卑斯山脉首攀的山峰数比珠峰探险队其他精挑细选成员的首攀数加起来还要多。相比珠峰委员会的登山者和其他英国登山者，他更为了解德国的和其他全新的欧洲登山技术，可他并没有入选1921年珠峰登山队入选名册，官方给出的原因是他的身体太差了。而真正的原因则是，尽管他是英国公民，还在一战期间被授予炮兵军官的勋章，可战前战后的很多年里，他都住在讲德语的瑞士地区，在那里登山，所以他更习惯讲德语，而不是英语。正如查尔斯・布鲁斯准将对选拔委员会甄选人员的描述——“如有可能，他们，我们，都希望珠峰探险队能成为老男孩俱乐部。我们自己称之为‘BAT’阵容，即‘清一色的英国人’”。
据理查所说，布鲁斯将军是珠峰委员会的头儿，1922年探险队的领导，就连清一色英国人探险队这个要求也是他提倡的，他曾经写信给其他有可能成为委员会和探险队成员（包括理查在内）的人，说乔治・芬奇是“一个故事大王，说话天花乱坠，根本不够资格入选。每年2月1号刷牙，如果那天的水很热，他还会洗个澡，否则的话就会等到明年这一天”。
然而，根据理查所言，在委员会清一色英国人的眼中，芬奇的主要罪名除了经常蓬头垢面和奇怪的德国口音这些“不够格”的地方之外，还因为乔治・芬奇不断提出征服珠穆朗玛峰的创新登山技术。皇家地理协会和登山俱乐部（在这一方面也包括珠穆朗玛峰委员会）都不喜欢这种“创新”。他们认为老方法都是好方法：钉靴，19世纪样式的冰镐，为了在28,000英尺及以上海拔高度的零下温度下保护登山者免受这种几乎是非地球气候的天气伤害，使用一层层薄羊毛夹层。
理查说，这位成功的登山者芬奇有很多新奇的创新，其中就包括他设计并制造的一种外套，这衣服专为珠峰的环境设计，夹层里填充的是鹅绒（而不是普通的羊毛、棉或丝绸）。芬奇尝试了很多种材料，最后选定了一种很薄却非常坚韧的气球用织物，制造出了一种长大衣，大衣上有很多缝制出来的间隔空间，里面填塞了鹅绒，从而把人类身体的热量储存在这些气囊里。在北极，鹅身上的鹅绒就是这么给鹅保暖的。
理查解释说，结果在1922年那次登山过程中，在海拔20,000英尺及以上的高山上，芬奇是唯一一个没有被高海拔地区的狂风和严寒冻僵的人……
然而，虽然乔治・芬奇在以往的珠峰登顶尝试中表现优异（1922年5月7日，他和小杰弗里・布鲁斯尝试登顶，勇敢无畏却没有成功，那时他们创造了最高攀爬纪录，不过这个纪录只保持了很短一段时间），可他还是被挡在了1924年那次珠峰探险之外，究其原因则是芬奇提议并改装了皇家飞行服务队的吸氧设备，1922年和1924年，探险队员都使用过这种吸氧装备，而且效果非常好。（在1924年最后一次珠峰探险中，尝试登顶时马洛里和欧文都携带了芬奇式吸氧装备，不过修补天才桑迪・欧文做出了很多改装，后来两位英雄都失踪了。）
芬奇的吸氧装置在高海拔模拟室的实验中，在艾格尔峰甚至在珠峰上都被证明效果显著。很久之后，关于芬奇的吸氧装置，珠峰委员会主管探险资金支出（与引资）的负责人亚瑟・希克斯给出了被多次引用的官方评价：“如果这种吸氧设备妨碍他们在没有该设备的情况下攀登更高高度，我将非常遗憾。如果有人不吸氧就登不上25,000-26,000英尺，那他们就是一群不中用的东西。”
不中用的东西？
“对于一个从未离开过伦敦海平面的人来说，说出这种话自然轻而易举。”1925年1月，我和理查坐火车前往苏黎世时，他这样评价。
“我真想把希克斯先生送到珠峰26,000英尺的地方，看看他如何气喘吁吁、干呕并且像离开了水的鱼一样上下前后地乱蹦，”理查接着说，“然后问问他，他是不是觉得他自己是个‘不中用的东西’。我真觉得他就是这么一个不中用的东西，即便在海平面上也是一样。”
正因如此，在我们自己的珠峰探险中，我们初步计划带上25套经欧文改装的芬奇式吸氧设备和100个氧气罐。（1924年，马洛里和他的队员们带了90个氧气罐，供12名登山队员和高山挑夫使用。我们的氧气罐数量比他们的要多。而且这次只有我们三个人登山）“那个叫雷吉的表亲呢？”让-克洛德曾这样问，提醒理查不要忘了布罗姆利夫人的条件：带上在布罗姆利茶园种茶的那位表亲和我们一起去。
“‘雷吉表亲’当然是留在大本营啊，呼吸呼吸16,500英尺高山上夹杂着浓郁牦牛味儿的空气。”理查说。
此时此刻，时值今年的第一个月，天气寒冷，我们即将尝试攀登珠穆朗玛峰，很有可能就此丧命，所以理查希望我们去一趟乔治・芬奇的第二故乡苏黎世见见这个人，和他聊一聊。（理查曾经邀请他来伦敦，并表示会支付车马费，这么做非常合情合理，毕竟我们有三个人，而芬奇只有一个人，不过这位性情暴躁的登山者在电报中回复道：“现在整个英国都没有这么多钱能引诱我回伦敦。”）
我们在皇冠大厅饭店见到了乔治・英格尔・芬奇，即便是从苏黎世豪华餐馆的高标准来说，这里都堪称奢华，而且这里在全欧洲都享有盛名。理查告诉过我们，虽然皇冠大厅饭店曾有着辉煌的历史，可近些年来，这里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在德国出现恶性通货膨胀的期间内，这家古老的餐馆一直凭借其在19世纪的卓越声誉才得以惨淡经营。然而，希尔达・扎姆斯蒂格和戈特利布・扎姆斯蒂格夫妇买下了这个地方，将之装饰一新，把这里变成了一个完整的大型公司，包括一位新厨师，一份包含了最美味的巴伐利亚美食、经典美食和瑞士美食的菜单，并且提供最高级的服务，使得这家餐馆达到了瑞士和苏黎世真正的优秀标准。因此，在几英里之外的边界那一边，德国人食不果腹，而瑞士的银行家、商人和其他上流社会公民则可以享受到奢华盛宴。
皇冠大厅饭店位于拉米大街4号，在苏黎世大学西南方不到1英里处，而利马特河正是从此处汇入苏黎世湖。一月末的风吹拂着湖水，时不时地被行驶在宽阔的拉米大街上的有轨电车遮挡，那车子噗噗驶过，声音轻柔，而我虽然穿着最厚的羊毛正装大衣，还是被冻了个透心凉。
就是在这一刻，我才发现我自己特别想知道，如果在苏黎世的拉米大街上，瑞士的一座湖上吹来阵阵微风，被风吹了一会儿，我都快被冻僵了，牙齿直打战，那么我究竟怎么才能在26,000多英尺高的珠峰上，征服亚北极区的狂风，并且活下来？
我原以为我在波士顿、纽约、伦敦和巴黎已经享尽美食了，那时候吃饭时要么用我姑姑留给我的遗产付账，要不就是理查慷布罗姆利夫人之慨来埋单，可皇家大厅饭店自然是我踏足过的最大也是感觉最为正式的餐厅。我们和芬奇见面的那天是这家餐厅这一周里唯一供应午餐的一天，男服务员、餐厅领班和其他工作人员依旧穿着礼服。到处都摆放着高大的盆栽植物，这个角落里，那根柱子边，还有那扇窗户附近，可谓无处不在，这些植物看上去太正式了，失去了植物的味道；似乎它们也希望穿礼服。
我穿的是那套理查在伦敦给我买的深色西装，但是走过苏黎世皇家大厅饭店那巨大的宽敞空间，坐在午餐桌边的大都是穿着正装的男子，也有一些优雅的女士，我不禁意识到，在欧洲上流社会里，我依旧感觉那么心神不定。即便脚穿最好的（也是唯一的）一双精心擦拭过的黑色礼服鞋，可我突然觉得这家大型餐厅里的每个人肯定会认为我的鞋子又笨拙又破旧。
我们被带到一张餐桌边，上面铺有白色亚麻桌布，摆着银餐具。有个男人坐在那里，此人个子不高，很瘦，一张脸轮廓清晰。他压根儿就没注意已经倒好的红酒和清水，似乎沉浸在他正在阅读的那本书中。芬奇是这家餐厅里唯一一身日常粗花呢西装和背心打扮的人，而且当时看上去并不整洁（背心上落着烟灰），他很舒服地跷着腿，摊手摊脚地坐在那儿，毫不在意周围的事物，我认为只有非常非常富有或者非常非常自信的人才会如此。理查轻咳一声，这个面容瘦削的男人抬起头，合上书，将之放在桌子上。那本书的标题很长，字体很大，而且是德语，我根本看不懂。
芬奇摘下老花镜，抬头看着我们，仿佛他根本不知道我们是谁，或者不明白我们为何会站在他的餐桌边上。我无法肯定他鼻子下面的那块污渍是他那张被晒成棕褐色的脸上一撇粗硬的褐色胡子，还是已经在他的下巴和脸颊上生长出来的棕色须茬蔓延到了鼻子之下。
理查重新介绍了他自己，虽然他们俩在1922年的时候结伴一起试攀珠峰，然后又给我们几个做了介绍。芬奇懒得站起来，只是抬起一只似乎非常软弱无力的手晃晃，仿佛他盼着我们亲吻他的手，而不是和他握手。他的手指又长又细，可和别人握手时却十分有力，不光让人感觉惊奇，几乎有些令人震撼了。然后，我注意到，他的手、手指和指甲都有损伤；这个男人是个登山者，常年赤手空拳用力抓住那些花岗岩、石灰岩和锋利冰川上的裂缝和支撑点，所以留下了这些创伤。
“杰克，让-克洛德，”理查接着说，“我很荣幸给你们介绍乔治・英格尔・芬奇先生。你俩都知道，两年半之前，我和芬奇先生都参加了那次探险队，在珠峰的东部山脊和北壁，我们爬到了27,300英尺以上的位置……而且没有带吸氧设备。这在当时是一项登高纪录。然而，虽然我们那天没有带氧气罐去爬山，乔治还是帮忙设计了去年六月马洛里和欧文失踪时使用的吸氧装置，而且他为人十分善良，吃过午饭后，他将带领我们参观他在苏黎世的工作室，向我们介绍吸氧装置的工作原理……并且会对我们的……这一趟搜寻探险……给予各个方面的建议。”
说了这么多话，理查似乎有些发窘，而且不太肯定接下来该说些什么，他很少有词穷的时候。这时芬奇懒洋洋地挥挥手，让我们几个坐在那三个空位子上，这才缓解了这一刻的尴尬。
“请坐，”芬奇说，“我自作主张，点了红酒，不过我们当然还可以再点一瓶……特别是这顿饭由你付账，理查。”芬奇笑了笑，那笑容转瞬即逝，一口牙齿露了出来，他的牙很小，微微被烟熏黄了，但非常坚固。虽然登山俱乐部对他有成见，侮辱他，可显而易见，他绝不止一年只刷一次牙。“这里的食物不错，而我基本上没钱来这里吃饭，即便是午餐也吃不起，”他用那口略带德国口音的英语接着说道，“所以你说你请客的时候，我才会建议来这里见面。”他漫不经心地向餐厅领班挥挥手，而那位穿着礼服的男人虽然惊讶于芬奇的一身打扮，还是立马也向他示意，而且带着明显的敬意。没准苏黎世人都对芬奇在登山方面的成就如雷贯耳。也有可能这里的服务员只是认为，只要能在皇冠大厅饭店吃得起饭，就算是有钱人，就理应得到这种尊贵的待遇。
我承认，在我们点餐时（我只是说理查点什么我就吃什么），在让-克洛德和芬奇起劲儿地聊着该点哪种红酒配餐时，我有点儿生气。我觉得芬奇说那句方言“this joint has good food.（这里的食物不错。）”是因为我是个美国人，而且看上去是个不太成功的美国人。（很快我就知道原因并非如此；乔治・英格尔・芬奇会说很多种语言，而且说话时会带出各种方言，甚至是美国特有用语，这纯属一种随意的乐趣。在苏黎世的这一天快结束时，我觉得，芬奇虽然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但是相比我所认识的其他登山者，或许他是最不屑于拿自己的见识、能力和个人成就在他人面前显摆的人。）
这里的食物的确好吃。不论什么牌子的红酒都很好喝（我二十二岁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辨别红酒）。而我本以为服务员会很招摇，甚至对我们几个外国人表现出带有德国意味的瑞士式专横无礼，可他们却非常礼貌地招待我们，他们默默地上菜，撤盘，仿佛都是隐形人。（我从父亲那里听到为数不多的几条箴言之一就是：不引起客人注意就是优质服务。此外，在他和我妈妈送我到哈佛大学的那一天，他把我拉到一边，严肃地说了另一个观点：“好了，杰克。从这一刻起，你就是个男人了，要对你自己负责。努力别让酒瓶靠近你的卧室，尽量让老二留在你的裤子里，还要埋头书本，直到你拿到文凭为止。任何文凭都可以。”）
我放下我的红酒杯，这才注意到芬奇、让-克洛德和理查正在讨论我们的计划，比如说这会儿正说到我们即将进行“寻回探险”，把布罗姆利的个人物品带回来给他的母亲，又或者，因为我们都晓得带回个人物品的可能性近乎于零，所以起码要带回详细报告，说明小珀西瓦尔到底是怎么死的。理查之前和我们保证过，芬奇绝对了解不能把我们这次私下探险的消息告诉任何人。“再说了，”理查曾经这样补充道，“现在芬奇和登山俱乐部、珠峰委员会及整个皇家地理协会之间关系紧绷，他自然不会急着告诉他们任何事情……更不用说我们的秘密了。”
“这么说你认识珀西瓦尔……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让-克洛德开口问。
“我第一次见到他还是几年前的事情了，那时他雇我做向导。”芬奇温和地说，是那种受过良好教育的英国人才有的语气，而且略带德国口音，“当时布罗姆利想以横切攀登方式攀登迪奥维斯布兰赤斯山……”他顿了顿，第一次看了看我，“迪奥维斯布兰赤斯山是一座尖坡状的山，佩里先生，那里非常陡峭，像根大钉子一样，是位于阿罗拉山谷东边的格兰茨登特斯主山脉最边上的一座山峰。”
“没错，我去过那里。”我说，我的声音里有些不耐烦。毕竟我不再是一个登山菜鸟了。去年秋天，我、让-克洛德和理查已经以横切方式登上了迪奥维斯布兰赤斯山。
芬奇似乎并没有注意到我的语气，也可能他注意到了，却压根儿不在意。他点了一下头，继续说道：“即使是在那时，小珀西就有能力完成横切攀爬，不过他希望尝试攀爬他口中‘诱人’且令人印象相当深刻的连绵冰川竖坑，这些冰川竖井是菲尔皮科冰川上部上方2000英尺高的岩壁上的裂口，他希望有人用绳索和他拴系在一起攀登。”
我们三个人都等着芬奇说下去，可他似乎对布罗姆利这个人以及我们的对话失去了兴趣，把他的注意力又放到了牛排和红酒上。
“你觉得他这人怎么样？”理查问。
芬奇抬起头，仿佛理查说的是斯瓦希里语。（我意识到，这么比喻真糟糕，因为事实证明，乔治・英格尔・芬奇会说一点儿斯瓦希里语，而且相比说斯瓦希里语，他的理解能力更强。）
“我的意思是，”理查说，“他表现得如何？”
芬奇耸耸肩，态度模棱两可，看起来像是这次谈话就这么不咸不淡地结束了，真让人沮丧。不过，没准儿他意识到了几点情况，一来我们可是千里迢迢而来，二来确实有可能我们不久以后会登上珠峰山肩非常高的地方，找到珀西・布罗姆利的尸体，再者，毕竟是我们（或者说布罗姆利夫人）请芬奇在瑞士最贵的一家餐厅里吃了饭。没准儿这里还是全欧洲最贵的餐厅哩。
“布罗姆利很不错，”芬奇说，“就一个业余爱好者而言，他的攀登技术挺棒。从不抱怨，即便我们不得不在陡峭的南部山脊一块非常狭窄的壁架上过夜，从那个地方到峰顶只有一段距离很短却极难攀爬的斜坡。那天晚上漫长无比，天寒地冻，没有吃的，没有合适的过夜装备，可他依旧一句怨言也没有。我们两个人没有保暖的外衣或睡袋，岩壁上连块供我们拴系的突出岩石都没有。而且那块岩架只有面包托盘那么宽……”芬奇说着朝那个窄窄的银托盘点点头，“我们没有蜡烛可以点着放在下巴下面以免我们打盹，所以漫漫长夜里，我们只能轮流坐在那里放哨，确保另外一个人不会睡着，然后前倾身体一头栽下3000英尺，摔到下面的冰川上。”
或许是为了确保我们了解了他的看法，芬奇补充道：“我把自己的性命交给了那个年轻人。”
“这么说，比起时下其他登山者，珀西瓦尔勋爵更为优秀了？”理查就快把他的精煮牛肉吃完了，这是非常美味的一道菜，由精选牛肉和根菜类蔬菜及各种调味料在浓汤里一道炖制而成，搭配烤土豆片，以及加入了辣根调味品的苹果末和酸奶油混合调味料……我一直非常惊诧，英国人居然可以用叉子叉起一小块肉，叉子背面蘸上酱汁，看上去不仅轻而易举而且非常得体。在我看来，在英国和欧洲吃东西就和去中国得适应筷子一样。
“这取决于你心里想的‘其他登山者’是谁。”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之后，芬奇答道。他小心翼翼地看着我们的领队，“有没有具体对象？”
“布鲁诺・西吉尔？”
芬奇哈哈大笑起来，那笑声刺耳极了。“那个小霸王，纳粹狂热分子，希特勒先生的朋友？”他说，“西吉尔是个技艺纯熟的登山者，可他还是个爱扯谎的Scheisskopf（笨蛋），他这人有可能会杀死比他年轻的登山伙伴。我从来没和他一起登过山，但多年以来，我在登山时差不多碰到过他十几次。不论是登岩山还是冰山，他都很得心应手，小心翼翼，能力卓绝。”
“这个Scheisskopf……是什么意思？”让-克洛德问。
“没脑子，靠不住的家伙。”理查一边飞快地说，一边回头看着守候在近旁的服务员。他对芬奇说，“那么，如果西吉尔先生告诉你，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和他的奥地利登山同伴一起，冒险攀登危险重重的珠峰北壁，还走上了很明显有发生雪崩可能的冰雪板岩，你不会相信他吗？”
“我不会相信布鲁诺・西吉尔说的每一句话，即便这个无赖告诉我，明天太阳会升起。”芬奇说着把我们最后一些红酒倒进了他的杯子里。
“理查，1921年你带领马洛里爬上了嘉措拉山口，那时候有几个人最先见过了怪物脚印，你不就是其中之一吗？”乔治・英格尔・芬奇一边吃大块涂有奶油的薄皮苹果卷一边问。让-克洛德和理查只喝香浓咖啡当甜点。我吃的则是味道浓郁的巧克力布丁。
“怪物？”让-克洛德问，显然打起了精神。我注意到，这位体格健壮的法国登山向导非常吃不惯这些油腻的巴伐利亚饭菜，他都有些昏昏欲睡了。“怪物？”他又说了一遍，仿佛不太肯定这个英语单词的意思。
“是的，”芬奇答，“坐在这里的我们的朋友理查，和那位令人对他的死深感遗憾的乔治・马洛里，在22,000多英尺高的嘉措拉山口发现了某种巨型两足动物留下的脚印，理查告诉马洛里，他们可能会在那座高高的山口上找到一条通往珠峰的路线，结果证明他说的完全正确。不过在攀爬途中，我想当时是1921年9月底，他们却发现了怪物的脚印，但没有看到怪物。是不是？”他转头看着理查。
“9月20号，”理查说着小心翼翼地放下咖啡杯，“当时正是季风季节的高峰期。下的都是雪末，而且到屁股那么深。”
“尽管雪那么大，可你们还是登上了这座小山的山峰，那里更像是一座山峰，而不是山口，是不是？”芬奇说。他并非是在发问。
理查挠了挠下巴。我看得出来，他很想点着烟斗抽一口，却强忍着在芬奇仍在享受甜点时不这么做。“我和马洛里没费劲就在冰瀑上开辟了道路，但是雪太深了，我们的速度慢了下来，挑夫只能带着帐篷返回山峰之下800英尺的地方。1922年，我们——我、马洛里、惠勒和布洛克，以及预备队的沃拉斯顿、莫希德、霍华德-伯里——都登顶了，并且建立了营地。”
“那些怪物的脚印呢？”让-克洛德念念不忘。
“是啊，那些怪物的脚印呢？”我问。在整个就餐过程中，我只说了几句话，这就是其中一句，而我说的其他几句话都是请别人递东西给我。
“在冰瀑之上，也就是20,000英尺和22,000英尺的地方，我们这些登山者和挑夫都没踏足过那里，上坡处的松软积雪上和积雪更为坚固、冻得非常结实的地方都有很深的脚印，在这些地方，不必完全敲裂积雪表面冻的一层冰，我们就可以爬上去，”理查说，他的声音很轻，“好像是某种双足生物留下的脚印。”
“为什么说‘好像’？”芬奇问。他那撇毛茸茸的胡子下面出现了一抹笑容，“马洛里、沃拉斯顿、霍华德-伯里和其他几个爬上嘉措拉山口的人都信誓旦旦，说那些就是某种双足、长爪、类似哺乳类生物留下的巨大脚印。”
理查把最后一点儿咖啡喝掉。服务员忙着给我们添咖啡，我们都接受了续杯，这样就能坐得久一些。
“雪地里的脚印有多大？”我问。
“真是长着爪子的类人生物留下的14英寸到16英寸长的脚印？”芬奇说，他一边扭头看着理查，一边把刚才的话变成了一个问题。
我们的朋友只是点点头。终于，再一次放下咖啡杯，他说：“等到沃拉斯顿和其他人终于登上了嘉措拉山口，我们的挑夫，也就是我的和马洛里的挑夫，早就踩过了我们看到的最初那些脚印，因为在第二次攀登时，我们几个人打头阵。所有英国登山者都不可能肯定那到底是什么或者雪地里的脚印到底有多长。”
“可乔治・马洛里拍了照片。”芬奇说。
“的确。”理查说。
“而且照片里的脚印与很久以前，也就是1889年的时候，锡金一座高山山口上有人报告发现和拍下来的脚印几乎一模一样。”芬奇说。
“他们倒是这么告诉我的。”理查说。
芬奇轻声笑笑，然后转头看着我和让-克洛德。我肯定我和让-克洛德一样都有点儿目瞪口呆。
“那些挑夫很清楚那些脚印是什么，也知道是什么东西或者什么人留下了那些脚印，”芬奇用夹杂着轻微德国口音的英语说，“那是人熊雪人的脚印……也就是耶蒂。”
“谁的脚印？”我说，我把咖啡杯举在半空中，仿佛我既喝不到里面的咖啡，也不能将之放在杯盘中。“那是什么东西？”让-克洛德几乎和我异口同声。
“耶蒂，”芬奇重复了一遍，“这可不是那些当地人认为生活在山里的魔怪，而是一种真正的类人生物，活生生地存在，会呼吸，嗜血……一种生物巨怪，足有8英尺高，甚至更高。有一双巨足。一只很像大猩猩或者人类的怪物，可以在珠峰附近海拔22,000英尺及更高的高山上存活。”
我和让-克洛德互相大眼瞪小眼。
芬奇吃着果馅奶酪卷，又笑了起来：“转过年来，也就是1922年，我也亲眼看到了脚印，那时候我和杰弗里・布鲁斯第一次登上了东北山脊。那些脚印在25,000英尺高的冰封雪壁之上，我们人类从来都没有攀爬到那片雪地，很明显那是像我们一样的双足动物留下的脚印，可几乎是个头最高的人的脚掌长度的两倍，而且在雪地较浅的地方，那些脚印几乎整体嵌进了柔软的冰中，我们可以看到怪物双脚的真正轮廓，差不多有16英寸长，脚指处看上去还长着爪子。”他看着理查，“1922年，在我们都在讨论耶蒂的时候，你也身在绒布寺，是不是？”
理查点点头。
芬奇又瞧了瞧我和让-克洛德。“因为靠近卓布村，且位于通往珠穆朗玛峰的绒布河谷入口对面，所以绒布寺是一个非常神圣的地方……”
“珠穆朗玛？”让-克洛德插嘴道。
芬奇刚才就转过头看着理查，出于某种原因，在他回答J.C.的问题时依然看着他。“当地人都称埃佛勒斯峰为珠穆朗玛峰。意思是‘尘世圣母’。”
“啊，是，”让-克洛德说，“我怎么忘了。我们在皇家地理协会和登山者聊天时，诺顿上校曾经提到过这个名字。”
“这么说，绒布寺的喇嘛都知道这个……叫耶蒂的生物喽？”我问。我可不想让这个“怪物”的话题中断。
芬奇点点头，对理查说：“1922年4月底，你和我都在那里，你也听到那个绒布寺的大喇嘛和他的弟子们讲的关于珠峰耶蒂的事儿了。那个喇嘛是不是说有四只这种生物生活在那里？”
“是五只，”理查说，“布鲁斯一直求他们讲讲那些脚印和神秘生物的事儿，大喇嘛札珠仁波切十分平静地告诉我们，他和喇嘛们曾经见过五只耶蒂。他说，它们生活在绒布河谷的上游河段、北坳甚至更高的地方。札珠仁波切说，耶蒂要比那些山间魔怪可怕多了，因为这些魔怪可能存在，也可能不存在。他说，耶蒂长得很像人类，但是更高、更大，有宽阔的胸膛，手臂长且有力。他说，耶蒂浑身长着长长的毛发，有一双黄色的眼睛。那个喇嘛告诉布鲁斯和我们——你也在那里，芬奇，我知道你还记得喇嘛的话——有时候，耶蒂会袭击卓布村，却从不曾来绒布寺肆虐，它们喝牦牛的血，长着尖爪的手掌一挥，就会要了男人们的命，而且还会掠走卓布村的女人，我看杰弗里・布鲁斯对这件事最感兴趣。”
“这怪物抓走人类的女人干什么？”让-克洛德问，声音很小，几乎有些天真烂漫。
我们三个人没忍住全都咯咯笑起来，J.C.的脸腾一下红了。
“那个喇嘛还说，村里派男人带着武器到冰川河谷上去，”芬奇说，他的声音十分低沉，这样在近处候命的服务员就听不到了，“却从来没有找到过耶蒂和被掳走的女人，至少没有找到活着的女人，找到的始终是那些女人被啃噬过的骨架和头盖骨。据那位喇嘛所说，那些女人骨头里的骨髓都被吸光了。他说，头盖骨上的眼窝看上去就像是被舔净了一样。”
我终于还是把我的咖啡杯放到了杯盘上。杯子和杯盘相碰时咯咯直响。听了这声音，我不禁想象着珠峰上的狂风呼呼吹着被啃咬过的胸腔和头盖骨上被掏空了的眼窝。
乔治・英格尔・芬奇喝完了他的咖啡，又看看我们这沉默三人组，确定我们也都喝完了，然后优雅地朝服务员挥挥手，被岩石蹂躏过的手指在空中一比画，示意要账单。当账单被送过来的时候，他同样优雅地一比画，示意将之递给理查。
*
我们走出皇冠大厅饭店的前门，左转走到了拉米大街上，自湖上吹来的冷风迎面袭来，我被冻得牙齿咯咯直响。走过了一个半街区后，我们来到了凯伊大桥，然后左转，走到一条名为尤托奎亚伊的空旷林荫大道上，然后沿一条冰冻的湖边通道，步履艰难地朝东南方向走去。我们的右边是一排低矮的混凝土栏杆，上面结满了尖尖的冰锥。下面隆隆声响个不停，提醒我们，湖冰正在嘎嘎地挤压着栏杆下的水泥防波堤，靠近湖岸处的湖水已经结冰，冻得非常结实，100码左右以外的地方才是冷冰冰但依然流动的湖水。狂风呼啸着，劲道十足，在白色的冰和白色的水上掀起了白色的浪花，而这没准会把我吹倒的狂风使得始终效率高超的瑞士人没法清理尤托奎亚伊大道人行路上的冰雪，所以他们只好撒大量的盐在上面。芬奇刚才说他的储藏仓库就在不到半英里远的地方，我和让-克洛德一边沉重而缓慢地走在理查和芬奇身后，一边希望能偷听到他们的对话，狂风大作，天寒地冻，半英里的距离走起来似乎太远了。
我和让-克洛德加快脚步，缩短与前面两个人的距离。
“我知道你打算做什么，”乔治・芬奇说，“那根本是不可能的事，理查。”
“我打算做什么，乔治？”
“按照阿尔卑斯式攀登方式攀登珠峰，”这个个子较矮的人说，“并不是按照马洛里、布鲁斯和诺顿那样采用军事包围袭击式方式，也就是每一次都缓慢扎营，冲击，撤退，再冲击，而你和你年轻的朋友们想要一次冲锋快速登顶。可这行不通，理查。你们肯定会把命丢到那里的。”
“布罗姆利夫人给我们钱，让我们进行调查和寻回行动，起码要找到她儿子的尸体并将其埋葬，”理查说，“如果运气好，我们会在较低的地方找到他的尸体，远远到不了布鲁诺・西吉尔所说的四号和五号营地之间的地方——这说法根本说不通。但我并没有说我们三个人打算攀登珠峰。”
乔治・芬奇点点头。“但是你一定会尝试，理查。我了解你。所以我为你和你那两位优秀朋友的命运感到不安。”
理查没有回答。我们走过歌剧院，左转到了一条名为福尔肯的大街上。至少我们此时是顺风而行了。
“你还记得吗，1922年，”芬奇继续说，“那一天，我们登上了海拔17,200英尺的庞拉山口，生平第一次看到了珠峰。”
“记得。”理查咕哝着说。
“庞拉山口的风太大了，我们只能躺下来，大口喘着气，紧紧靠在岩石上，以免被风吹走，”芬奇接着说，“可突然间，100英里以外的喜马拉雅山脉奇观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珠峰在往南40英里远处，可那座巨大的高山便是万物的主宰。理查，还记得吗，云雾从珠峰飘散开来？你还记不记得，珠峰的雪旗向西绵延数英里？这座可恶的高山创造了它自己的气候环境。”
“乔治，我与你一样，也在那里。”理查说。我们往右转，来到了一条狭窄的街道，两旁都是前门紧闭的仓库和萧瑟老旧的公寓大楼。一块被冰雪覆盖的路标牌上印有泽菲尔德路几个字。
“以后你就会知道阿尔卑斯冲锋式登山方法根本就行不通。”那位登山者说着从外衣口袋里拿出一串又重又沉的连在钥匙环上的钥匙，找出仓库大门的钥匙。“登山者会生病，挑夫会生病，可怕的狂风，大雪突然从天而降，季风季节提前到来，受伤，雪崩，岩石坠落，帐篷撕裂，氧气罐失灵，痢疾，高空病，冻伤，火炉出现故障……任何挫折都有可能发生，阻碍不计其数。理查，这点你和我一样清楚……任何阻碍都可能毁了整个阿尔卑斯式登顶尝试。你们中有人会丧命，也许所有人全都会死在那里。进来吧。”
芬奇走进那漆黑一片如无底洞似的仓库，摸索着寻找电灯开关。
这座仓库的一层——我那美国式思维认为的一层——并非我预想的那种巨大存储空间。或者说这里的确是很大的存储空间，却被分隔开了。9英尺高、没有吊顶的墙隔离出了十几个存储区，每片区域的入口都装有一个金属格栅门和沉重的挂锁。我们跟着芬奇走到这片充满回响的空间中央，他从钥匙环中找出另外一把长钥匙，然后打开铁丝格栅门，让我们走进他的储存区，这里大约是25乘20英尺大。
只见里面远端的墙边有一张很长的工作台，上面堆了很多氧气罐。
我们左边的墙上悬挂着十几种不同大小的冰镐。架子上有多双鞋底钉有平头钉且装有毛垫毡的靴子，一个长挂物架上挂着各种式样的羊毛登山夹克、可抵御北极严寒的皮猴，此外还有一整排极为特别的长棉衣和大衣。我数了数，挂物架上竟有十件御寒衣，而且我真惊讶，芬奇居然需要这么多件衣服。
等我走过去，芬奇便关上了门。我举起挂物架上离我最近的一件羽绒填充长外套，说：“这就是你那件著名的气球布夹克吗？”
芬奇瞪着我。很显然，为了这件特殊材质的衣服，他已经忍受了太多的嘲笑。“这是我为珠峰环境设计的鹅绒夹克，”他厉声说，“没错，这确实是气球织物，我唯一能找到的不会被撕裂和扯破的材料，而且很容易用这种材料缝制羽绒隔层。穿上这件衣服，在差不多24,000英尺的珠峰东北山脊下我都不觉得冷。”
理查咯咯直笑。“我可以担保。我们三个人，也就是我，乔治和杰弗里・布鲁斯三个，而布鲁斯当时还是个登山新手，使用‘英国空气’，也就是乔治的吸氧装置穿越了黄色地带[27]，到了东北山脊下的某个地方。我们本来可以登上山脊的，结果布鲁斯的吸氧装置出了问题。原来是布鲁斯的装备里有一根玻璃管碎了。很幸运，乔治带了一根备用玻璃管，可他不得不停下来，把他自己的吸氧设备改装，以便在他修理布鲁斯的装置时，可以同时供杰弗里和他一起吸氧。这些事都要在27,300英尺的高山上完成……在当时，这可是人类踏足的最高点。”
“然后我们不得不返回，”芬奇怒气冲冲地说，“布鲁斯出现了暂时性缺氧症状，所以那次登顶尝试只能半途而废。他一直是坚持不用‘人造空气’登顶的人之一。如果他是一位经验丰富的登山者……”他的咆哮声减弱了，可铭刻在乔治・英格尔・芬奇脸上的悲伤和愤怒依旧挥散不去。
理查点点头，表示了解芬奇的沮丧。这时，我第一次彻底意识到，这两个男人登上的海拔高度比1922年马洛里和任何人登上的都要高，却并没有得到1924年再次探险珠峰的机会，这该是多么大的侮辱和失望啊。当他们得知没有入选1924年珠峰试登顶探险队，得感到多么气愤。我一只手握着芬奇的气球外套，突然之间我想到，这两个骄傲的男人被拒之门外，必定一直以来都在体会愤怒的滋味。
理查说：“我只是想说，那天晚上我们返回四号营地，我和杰弗里・布鲁斯都快被冻僵了，可乔治穿着他的羽绒服登山一直都很暖和。所以我才叫你们俩带来两个空旅行包。我已经付钱给乔治，让他给我们做了九件这种大衣。”
“九件？”让-克洛德说，他瞧着衣架上一排鼓囊囊的羽绒夹克，“这么多有什么用？这衣服很不结实，一穿就破吗？”
“不是，”理查说，“我想我们尝试登顶时，每个人都要带两位高山攀登挑夫，一起到达山上的营地。我也给他们订购了几套吸氧装备和羽绒服。一共九套。这些衣服可以压缩到很小。我们今天就把它们装在旅行包里，亲自带回去，以免在海运途中丢失。”
芬奇咕哝着说：“马洛里把我的羽绒服当作去年珠峰探险队员的备选外套，”他说，“可是没有一个人买。他们宁愿穿丝绸、羊毛、棉质的衣服，他们就喜欢穿多层羊毛的衣服去登山，去赴死。”
“多层羊毛的衣服很暖和，”让-克洛德试探性地说道，“很多个晚上，在高山露营时，我都是穿着这衣服才活下来的。”
芬奇并没有争论，只是点点头，先是摸了摸他挂在那里的两件已经穿旧了的羊毛短外套，然后又摸摸其中一件沙克尔顿防风华达呢滑雪衫。“羊毛的确不错，可一旦湿了，就不再保暖。汗，雪或雨都会浸湿羊毛。如此一来，除了背包里四五十磅重的东西，三十几磅的吸氧装置，你还得穿着四十磅重的浸湿了的羊毛爬山。而且，当你停下来，被高山上的寒风一吹，羊毛衣服里浸透的汗水就会冻成冰……”他摇摇头。
“你的羽绒衣是不是被汗水浸湿后便不再松软了呢？”我问。
芬奇又摇摇头。“我的底层衣物采用普通羊毛制成，但因为羽绒透气性好，所以积攒的汗水会少很多。浸湿之后，羽绒会不再蓬松——鹅绒里的气囊会给鹅绒，还有穿着鹅绒夹克的我保暖——不过我所选择的气球用织物防水功能很好，除非是被完全浸泡在一座湖里。”他微微一笑，“而珠峰20,000英尺之上的地方没有几座湖泊……除非是滑倒。”
“我没见过绒布冰川上游有湖泊或者死水，”让-克洛德一边说一边直勾勾地看着芬奇，“只有冰川河谷的入口处有一些融雪水池。”
我这位法国朋友明显有些咬文嚼字，乔治・芬奇为此叹了口气，轻轻地耸耸肩，“如果你从东北山脊或珠峰的顶峰山脊上垂直跌下2英里，那么你的冲击速度或许足以融化寒冰，从而形成大水坑。”
芬奇知道的比我们多，不过所有登山者凭经验都知道，一位登山者不管是从哪座山上摔下来，都不可能一直摔到山脚下。他们的身体会撞到很多岩石、砾石、冰碴、山脊，和坠落途中其他的凸出物……这样的障碍物太多了，以至于最后只有一小块一小块残骸滚落到下方的冰川上，全都无遮无掩，而且几乎难以辨认这些残骸曾经属于人类。
“或许不会如此，”他又说，一边指着零乱的工作台，“理查，羽绒衣确实已经做好了，你今天就可以取走。我还想着，我们或许可以看一看我们1922年时使用的那种吸氧设备，然后看看桑迪・欧文为他和马洛里最后登顶尝试改装的吸氧设备，以及现在我和你确认的最后样式。我需要你的认可，才能把它们海运到利物浦，装上你们下个月要坐的船。”
还有一个月就到了我们二月份出发的日子了。当然了，我和让-克洛德自从去年十一月就知道理查为我们这次小规模探险订购了氧气罐和吸氧设备。而且我们知道他决定不使用英国西贝・戈尔曼公司生产的吸氧设备，即便1921年、1922年和1924年的官方珠峰探险均使用这家公司制作的吸氧设备，或许实际上正因如此，他才没有用这家公司的产品。理查曾经解释过这么做的缘由，西贝・戈尔曼公司没准儿会泄露风声，说有另外一支探险队购买吸氧装备到喜马拉雅山探险，而这消息没准会传到皇家地理协会的理事们、登山俱乐部和珠峰委员会的人耳中，这样风险就太大了。他说，据他所知，没有哪家英国制氧公司值得托付我们的秘密。所以他转而利用“瑞士资源”。
此时我和J.C.都知道这个资源名叫乔治・英格尔・芬奇。
可当我大声说出心中的想法时，芬奇只是笑了笑，然后摇摇头。“不，佩里先生，我们的朋友理查・戴维斯・迪肯的确把布罗姆利太太的钱汇给了我，不过我则把这些钱给了苏黎世科学仪器和精密钢管制造公司。这是我认识的一家苏黎世科学仪器制造商。”
我看上去肯定一脸疑惑。“我是一位科学家，佩里先生。一位化学家。我一直和科学仪器公司有业务往来。他们是瑞士人，这就是说，谨慎的态度已经被灌输到了他们的大脑里。”
长工作台上高高堆着很多氧气瓶、氧气瓶框架、阀门、管子、调节阀，以及各种面罩，而工作台上方的墙上用木钉挂着很多工具，有的很普通，有的很怪异。
芬奇把一套吸氧设备从桌子那边拉到我们跟前。他对理查说：“看着眼熟吗，理查？”
理查只是点点头。
“我们俩都带着这东西登上了27,300英尺，是不是，理查？”芬奇说，“而且，如果布鲁斯面罩里的玻璃管没有被冻裂，我们很可能爬得更高。”
“并不会高很多，”理查说，“乔治，那一天我们不可能登顶。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儿。”
芬奇紧咬牙齿，露出一个奇怪的笑容。“如果我们让布鲁斯一个人返回五号营地，你和我两个人带着这些氧气罐，继续向上攀登那道山脊和更高的地方，可能就会登顶……还有一个前提，就是我们愿意把命丢在那里。我想我们会在黄昏时分到达峰顶。”
理查又摇了摇头。我意识到，他并没有否认他们能做到，也就是在1922年5月末，他们两个人会在黄昏时分或黄昏过后不久登顶珠峰，只是理查不愿意就这么死去。
我决定问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可这个问题很可能对芬奇来说是个侮辱，因为正是他提倡使用氧气登珠峰）。“这种氧气设备真的有用吗？我认识的大部分英国登山者都反对在攀登珠峰时使用氧气罐。”
让我惊讶的是，回答这个问题的人是理查。“大多数英国登山者从没登上过珠峰北坳下面的地方。如果他们能登到这么高，他们就会知道随身携带氧气的好处了……携带氧气与携带食物或者携带火炉融化冰雪煮热水一样必要。”
或许我和让-克洛德看起来一脸怀疑的神情……我知道我肯定如此……因为芬奇接着说起了很多细节。他立刻停下来问：“几位更习惯用公制单位还是英制单位？”
“都可以。”让-克洛德说。
我承认，我并不习惯公制度量，虽然我在法国、意大利和瑞士登山时总是使用单位米来计算高度。可我还是不太会把公制数字换算成英尺或英里。
“我两种方式都会使用，”芬奇说，“或许只举一个例子就够了。在1922年的珠峰探险中，以前进基地为起点进行了两次重要的登顶尝试，那一年，前进基地的海拔高度为5180米，也就是17,000英尺，佩里先生。乔治・马洛里和霍华德・萨默维尔在尝试登顶时，用了十四个半小时登上了8320米的高度，也就是将近27,000英尺。记住，他们没有用吸氧设备。所以马洛里和萨默维尔的攀登速度只有每小时120米，也就是将近393英尺。我说的这些都还清楚吗？”
我和J.C.都点点头，我虽然点头了，却没说实话。在说到第一个海拔高度时，我就已经换算不过来了。
“后来，我、理查和杰弗里・布鲁斯也是从前进基地开始尝试登顶，爬到了8320米……也就是我之前提到过的27,300英尺，在这里重复一遍，是因为直到去年马洛里和欧文失踪之前，那都是人类攀登珠峰的一个高点。带着氧气，我们用了十二个小时零一刻钟就登上了这个海拔高度。因此我们三个人带着最初那种氧气罐的登山速度达到了每小时155米……也就是517英尺。这显然比马洛里或萨默维尔的登山速度要快，我和理查都认为，如果不是因为山脊上狂风大作，我们也不会速度缓慢地以横切攀登方式攀登北壁，否则我们的登山速度和最终登上的海拔高度将会更高。”
让-克洛德举起一根手指，仿佛他是个学生，想要向导师提问。“可因为布鲁斯的吸氧设备有个阀门坏了，你们只能返回。所以，说到底，还是氧气罐让你们的登顶可能成为了泡影。”
芬奇笑了。“到时候我会具体说一说阀门的问题。不过请记住，克莱罗克斯先生，背着氧气罐到那样高的海拔还有一个好处。”他瞧着理查，“它救了我们三个人的命。”
“怎么说？”我问。
“5月24日，我、理查和布鲁斯让我们的挑夫下山，在海拔25,600英尺、也就是7800米的高度一片空旷的地方扎营。在那里，我们最终遇到了大麻烦，我们被狂风吹了36个多小时，我们的帐篷都被吹离了地面。那顶帐篷成了一叶孤帆，随时可能被吹下3000英尺落差的悬崖。根本没可能睡觉，白天黑夜，我们都得压住帐篷底防潮垫，时不时还得有人冒险出去，顶着狂风往砾石上再系一条绳子。后来狂风真正开始减弱，我们本应该立刻退到低处，可我们没一个人愿意这么做，即便我们的食物不够吃了，我们的身体也被冻得麻木了。那天夜里，我们都虚弱极了，三个人都出现了冻伤初期症状，到了早晨，我们或许就会丧命。天寒地冻，又经历了一个无眠之夜之后，我们谁也无法下山到低处的营地里去。然后，我就想到了我们带来的氧气罐。”
我们看着理查。他点点头，动作轻微到几乎难以察觉。“那天夜里，氧气救了我们的命，”他说，“一整夜，当我们觉得冷到极点的时候，我们就接传氧气瓶，甚至呼吸几口氧气都会让我们更加暖和一点儿……效果立竿见影。就这样，在那样一个我在任何一座山上都没有经历过的最糟糕的夜晚，我们可以睡上一觉，保持身体温暖，最后活了下来。”
“第二天早晨，我们开始登顶，”芬奇说，“我们三个人早上6点30分离开帐篷，开始强力登顶。吸氧装置不仅在夜里救了我们的命，让我们不至于被冻死，而且还让我们恢复了决心，在第二天尝试登顶，或者至少要登上东北山脊。记住一点，这创造了一个纪录，在史无前例的海拔高度停留了四十八小时，而且几乎没有食物，水也不充足，我们是在经历了这四十八小时之后尝试登顶的。夜里狂风大作，大部分时间，我们甚至根本无法从外面舀起一锅雪，或者把炉子点燃。不过有了氧气，我们就能在那一天向着东北山脊进发。按照我刚才所说的登山速度，我们之前已经登上了25,500英尺，而且凭借罐装氧气，很多个小时里我们的速度达到了每小时666英里，而马洛里和萨默维尔的速度只有363英里。几乎是他们速度的两倍，先生们。”
“很好，”我对理查和芬奇说，“就连我都感觉这意义重大。我们将带着吸氧装备登山。这种设备如何运转，芬奇先生？”
芬奇开始向我和让-克洛德解释这种设备的工作原理，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对着我说话，可随后他停了下来。“佩里先生，你是这次探险的修理技师，是吗？”
“我不是！”我说，差点儿被吓了一跳，“我几乎连火花塞都不会换。让-克洛德才是懂技术的那个。”
芬奇眨眨眼。“我真够蠢的。佩里先生，我觉得你对技术在行，或许是因为你长得太像桑迪・欧文了，去年马洛里探险队的技术工作差不多都是由他来完成的，甚至他还改造了这套吸氧装置。我想你和他的年纪一样大，二十二岁？身高相同。体重相同。看上去同样信心十足。都有一副体育学院桨手似的体魄。同样的金发。就连笑容都一模一样。”他转身面对J.C.，“请原谅我，先生。我本该看出你才是你们几个当中的工程师。”
“多谢，”让-克洛德点头道，“不过我担心我只能算是个修理匠而已，芬奇先生。根本同年轻聪明的工程师欧文先生没法比，我的父亲是位铁匠，大半生都从事这一工作，战前他开了一间小型钢铁制造公司。战争期间，公司得到了迅速发展，家父开始为军方锻造更为复杂的金属制品。我常常会在一旁看着……有时候还会帮忙……不过我并不是一位工程师。”
“我看你一定会成为你们几个人中的工程师。”芬奇一边说，一边放好那套沉重的吸氧设备。
他停顿了一会儿，然后按照我猜想的那样，开始讲起了这种设备的工作原理。
“我知道理查很清楚，”芬奇说，“不过你们两位是否知道，在海平面和比方说28,000英尺的高山上，空气中的氧气含量有什么差别吗？”
我再一次感觉自己像个被突击测验难倒的小学生。我拼命地回想着海平面上空气里的含氧量，可脑海里一个数字都没有，甚至更为拼命地找出公式，可以让我换算出28,000英尺高山上的氧气量，那个数量肯定较小。没准儿是除以28？可用什么来除？“28,000英尺高山上的空气含氧量与海平面上的几乎相同。”让-克洛德信心满满地说。
什么？我的法国朋友显然脑筋不太灵光。
“非常好。”芬奇说。他努力不像令人讨厌的学究那样哼哼唧唧、抑扬顿挫地说话，而是保持正常的语调。“可如果氧气量在这两个海拔高度大致一样的话，那么为什么，”他戏剧性地顿了顿，“你在海平面上可以轻而易举地沿着海滩跑1英里，在28,000英尺的高山上走两步就得停下来像条鱼似的大口呼吸？”
“气压不同。”让-克洛德说。
芬奇点点头。“从科学角度来讲，我们对高海拔生理学几乎一无所知，而我们所掌握的知识大部分都来自于英国空军部在过去几年的一些研究，以及1921年到1924年几次珠峰探险的实验，很显然飞机可以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攀升到10,000英尺以上。可我们很清楚，正因为海拔20,000英尺以上的地方气压低，所以我们才会丧命，准确说那里会杀死我们的脑细胞，杀死我们的器官和代谢能力，还会夺走我们理性思考的能力。而且，正如克莱罗克斯先生所言，正因气压不足，呼吸才会更加困难，更加难以把氧气吸入我们的肺里，氧气也更难被推入肺脏细小的毛细血管和血管中从而恢复红血球的数量。”
他把那套沉重的吸氧装备举高一些。“这些瓶子里的氧气——也就是1922年我们那次珠峰探险时被夏尔巴人有趣地称为‘英国空气’的东西——被加压了，适用于15,000英尺的海拔高度。一个身体健康的登山者在这样的海拔高度不会出现呼吸困难的情况。”
我还记得，去年六月我们攀登的马特洪峰的海拔高度为14,690英尺。在那里我没有出现呼吸困难的感觉。吸进肺里的空气感觉略微稀薄和冰冷，不过空气也很充足，足以让我们使出登山所需的体能。
芬奇把一个看上去很沉的氧气罐包放在我面前。“这非常接近英国空军部提供给我们的那个设计，而他们是按照德雷尔教授给他们设计制造而成。请注意，这个框架是非常坚固的卑尔根钢铁登山背物架，可以承载四个钢制氧气罐，像我前面所说的，每个氧气罐都被加压到了15,000英尺。接下来再看看这些管子，还有调节阀——这东西从肩膀上绕过，垂到登山者的胸口，登山者如果乱动这些零件，就有无法吸入氧气的危险——而且，最重要的是，算上我自己的改装，这里总共有不少于三种不同的面罩。”
芬奇缩身把装有四个氧气罐背架的背带套在身上。管子，阀门……各种各样的东西……就像一条未被切断的脐带在我面前晃来晃去。“每一个装满的氧气罐重5.75磅，”他说，“克莱罗克斯先生，你更喜欢使用英国磅制单位的数据，还是我该使用公斤单位？”
“我完全能理解磅制，”让-克洛德向他保证，“还有，请叫我的教名吧。”
“是的，非常好，”芬奇说，“嗯，为了准确起见，我将使用公制单位，每个氧气罐的重量为2.6公斤多一点儿。而整个吸氧装备重14.5公斤……也就是32磅，佩里先生。”
“叫我杰克吧。”我说。
“Oui,tresbien，”他又说了一遍，“嗯，杰克……理查很清楚这种款式氧气罐的重量。你为什么不背上试试看，然后交给让-克洛德让他也背上试试。”
我从芬奇那里接过卑尔根钢铁登山背物架和氧气罐，迅速把粗背带套在身上，身体一缩，将之背好。我不知道该如何操作那些调解阀、管子和面罩，于是任由它们摇晃着悬挂在我身前。
“不是很沉，”我说，“我背过比这沉差不多两倍的东西登了很多难登的山。”
“没错，”芬奇笑着说，“可你该记得，除了氧气瓶和卑尔根背物架，你还得背背包或帆布包。还有食物、衣服、备用登山用具，在高山上扎营用的帐篷……杰克，你用的普通三人帐篷有多重？”
“60磅。”
在我看来，芬奇的笑容开始有了自鸣得意的意味。“背着这些1922年式氧气罐，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失去平衡，身体后倾，而且想想吧，爬岩壁时，所有这些阀门、调节器和罐子都垂在你的胸前！背着这个装备，在19,000英尺以上的高山上，走10步你就会累得筋疲力尽。”
让-克洛德此时正用手摸着氧气罐、流管和调节装置，仿佛他通过触觉就能更加彻底了解这装备的用途。我后退一步，给他让出更多空间。
“你俩都背上试试吧，”理查说，“请吧，两位。”
J.C.把吸氧装置竖放在工作台上，轻而易举便套好了背带。他把背的东西抬高一点儿，然后将交叉带子在胸前系紧。“不算太糟，”他说，“我以前登山时背包里放的东西更重。不过关于平衡问题，我觉得你或许说得没错……”然后让-克洛德做了一个让我惊讶无比的动作，他一只脚踩到工作台的凳子上，仅靠双臂支撑，抬起身体和吸氧装置，然后跪在坚固的工作台上。他双手按在墙上，站了起来。
让-克洛德赫然耸立在我们之上，说：“没错，攀爬陡峭的岩石或冰川要比现在难处理得多。”随后他一下子跳到了4英尺之下的地面上，仿佛他的背上压根儿就没有背着32磅沉的加压钢制氧气罐。
轮到我的时候，我把背带放松，以适应我更为壮硕的体形和围长，再把背带系紧，然后在工作室里走了几步，哼了一声，没作任何表示。在J.C.的帮助下，我缩身摘下背包，将之轻轻放在工作台上。我无法肯定这样的重量是否会成为我登山的阻碍，不过，尽管我从未大声讲出来，可我力气更大，年纪更轻，我一直依赖我这两方面的优势来使自己展现更好的体能，而我的体能或许会比三十七岁的理查和身材瘦小的让-克洛德要好。
“现在来说说多功能面罩的悲伤故事吧，”乔治・英格尔・芬奇说。他把三个面罩从工作台另一边拉过来。“这一个面罩叫节气面罩。在珠峰那样的高海拔高山上，气压较低，登山者吸入的大部分氧气在奋力登山时又都被呼出去了，你的身体或红细胞并没有从这些氧气中得到任何好处，这种面罩就是为了应对这个情况设计。所以说，节约装置有两个阀门……”
芬奇把面罩翻过来，轻轻敲了敲内部的复杂结构。“转动这两个阀门，二氧化碳就可以被滤出面罩，但可以储存未使用的氧气重新使用。不过这该死的阀门通常都会被冻住，这样一来，整个面罩就成了废物。”
这时他又拿起一个面罩，看上去要沉得多。“我们希望这种备用面罩——也就是标准面罩——能够解决那个问题，它采用非常柔韧的铜，表面覆有麂皮。这种面罩的设计理念在于可以随意将之弯曲，以符合每一位登山者的脸型。你们看，这里面没有阀门……”他轻轻拍了拍空荡荡的面罩内部，“咬住输氧管的一端来控制呼吸和重新呼吸。操作简便。”
“马洛里最讨厌那个面罩。”理查说。
芬奇笑了。“的确如此。他同样讨厌我教给每个人的应急备用方案，这方案就是扯掉面罩，直接用氧气罐吸氧，皇家空军飞行员在10,000英尺高空短时飞行时经常这么干。而且由于某种原因，他也不喜欢这个面罩和裸管，因为用这个面罩，登山者会像婴儿一样流口水，然后口水就会被冻住，要不就是口水流到喉咙和领子处被冻住。”
“那么第三个面罩怎么样呢？”我说着一指。
“这就是我对标准面罩流口水问题给出的解决方案，”芬奇说，“T型玻璃管，就像是小勒嘴一样，而不是采用橡胶管。这可以使流出的口水减少到最低程度，而且特别有助于再次吸入身体呼出来的未加利用的氧气。不过还有一个问题，这问题是杰弗里・布鲁斯发现的，就在1922年，他、我和理查向东北山脊攀登，而且创造了最高登山纪录的时候……”
“这种管子会被冻裂。”让-克洛德说。
“正是，”芬奇叹口气，“在极寒气候下，玻璃管就变得十分脆弱，会被冻裂……或阻塞……在这两种情况下，给登山者的所有氧气输送就会被切断。在1921年和1922年两次珠峰探险之前，许多大气科学家都认为，登山者若使用加压到15,000英尺的瓶装氧气，如果氧气输送突然中断，而这时的海拔是……比方说是在布鲁斯的阀门裂掉时，我、布鲁斯和理查登上的27,300英尺……那么登山者将会立刻毙命。”
“可并没有人因为这样的故障而死。”让-克洛德说，显然他很清楚吸氧装置在喜马拉雅山脉的历史。
“的确如此。至少有两位我们的登山者和三名挑夫在吸氧装备失灵的情况下一直登上了东部山脊25,000英尺处的五号营地。可正如我和理查刚才讨论的那样，那天布鲁斯的阀门坏了，的确导致我们三人在尚未登上东北山脊前返回。”
“这么说，我们就要用这款氧气背架和这种带玻璃阀门的面罩去登珠峰？”我问，先看看理查，又看看芬奇。
“不是。”这两个人立刻说。
芬奇从靠着工作台后面的一堆装备中又拿出一个卑尔根登山背物架。这个背包看上去有些不同。
“这就是桑迪・欧文的马克五号式样，”芬奇说着轻轻拍了拍钢制氧气罐，“你们看看哪里不一样了。”
在我看来，这装备确实不太一样，可要是我能看出哪里不同，就他妈的真是活见鬼了……等等，我注意到，背物架里有三个氧气瓶，而不是四个。我为自己的明察秋毫而微微一笑。
“几乎每个地方都不同，”让-克洛德一边说，一边又一次用双手抚摸背物架、氧气罐、刻度盘和管子，“首先，我看得出来，欧文上下颠倒了氧气罐，所以阀门现在在底部而不是顶部……”
哦，我还真活见鬼了。他也是。
“欧文拆除了几乎所有的管子，”让-克洛德接着说，“而且在极大程度上简化了这个流量表，将之安装在背物架下部的中心位置，这样整个装备的平衡性就更好了。”
没有请求允许，J.C.就用力把桑迪・欧文式氧气装备背到背上。“现在这根软管绕过肩膀，而不是在手臂之下，而且穿过原本垂在胸前的阀门和管子。那些东西都没了。氧气输送应该更为流畅，登山也应该更容易了。而且感觉轻了很多。”
“很对，”芬奇说着点点头，“已故欧文先生的马克五号式几乎比以前的款式轻了足足五磅，同时效果更好，还把尴尬的情况降到了最低点。”
哦，真是活见鬼了，我又一次想到。
“欧文先生还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就完成了大部分改装工作，”芬奇接着说，“他把改造方案寄给了一家公司制造生产，也就是自以为是的西贝・戈尔曼公司，在差不多一年时间里，他们几乎没有按他要求做出任何改装。”
“任何改动都没有？”我重复一遍。
“任何改动都没有，”芬奇说，“他们压根儿对他和珠峰委员会的改造要求置之不理，海运过来的装备还是我、理查、马洛里和布鲁斯在1922年试登顶时用过的款式，不灵便、漏气、笨拙。诺埃尔・奥德尔是我的好朋友，他是最后一个看到马洛里和欧文向高处攀登的人，据他对我说，到了加尔各答时，探险队的90个氧气罐有15个已经空了，24个泄露得非常严重，根本不能用来登山。欧文先生告诉奥德尔，他自己，也就是桑迪只是小心翼翼地从装货箱里拿出吸氧装备，结果就有一套因此坏掉了。1922年，我们到达珠峰大本营时，我也发现了同样的情况，十分之一海运过来的氧气瓶都不能用了。焊接点全部漏气，因为在前往珠峰途中经过了高地沙漠，垫圈全部变干，焊接点不再保持气密，而且绝大多数计量表都失灵了。有些装置还可以调整，我把能调整的全调整了，可基本来说，要评价一下西贝・戈尔曼公司的氧气罐的话，那就是它们全都是……垃圾。”
让-克洛德摘下欧文的马克五号设备，“砰”一声将之放在工作台上。“那么桑迪・欧文是怎么改造的呢？”
芬奇浅浅一笑。“在前往珠峰长达350英里的徒步行进过程中他一直动手修理，然后在大本营和更高处的营地里接着改装，一刻不停地修理和改装，而且使用的是手边为数不多的工具和零件，一直到那天早晨，他和马洛里离开六号营地，消失在珠峰之上。”
“那么我想我们将收到欧文的马克五号式了？”让-克洛德说。
“是的，不过是按照我的规格进一步改良过的款式。而且你们收到的装备不是西贝・戈尔曼公司制造的，而是由我刚才说的那家苏黎世科学仪器和精密钢管制造公司生产的。”他的笑容微微加深，“而且，我保证，先生们，装备将会被精心制造出来，赶上而且超过已故欧文先生的装备标准。”
理查上前一步，摸了摸马克五号氧气罐。“乔治，你说你做了几处你自己的最终改造。”
芬奇点点头。“我请苏黎世的工程师用铝金属制造了卑尔根登山背物架、流量计，还有其他几个氧气罐元件，铝是从铝土矿中提炼出来的一种非常坚固的金属。我希望也可以用铝制造氧气罐，可是没有设备来安装适用的阀门或给铝制氧气罐加压，所以，氧气依旧得装在钢罐之中。不过现在只要装备三个而不是四个氧气罐，而且还配备了新型铝制元件，整体重量已经大幅下降了。”
芬奇又拉出一套吸氧装备。这套器械与桑迪・欧文的马克五号设计十分相似，可同时又有些……不同。
“重量减轻了多少？”理查一边问，一边用一只手抚摸铝制背物架。
芬奇耸耸肩，可骄傲感溢于言表。“从西贝・戈尔曼公司的32磅降低到了20磅多一点儿。”
“你还改装了面罩阀门。”理查说。
芬奇举起他的马克六号登山背物架的面罩。那个面罩在设计上似乎比其他面罩更简约，拿在芬奇那只布满疤痕的手上显得更为柔韧。“我没有采用玻璃材质，而是使用了非常高级的橡胶改装了呼吸-再呼吸的口阀门，”他说，“我们在30,000英尺及以上海拔高度和极端干燥的环境下对橡胶进行了实验，橡胶并没有脆化或渗漏。我自作主张，把西贝・戈尔曼公司所有会漏气的垫圈和阀门也都换成了这种质量相当高的橡胶材质。”芬奇低下头，他的声音听上去几乎有些尴尬或羞涩，“理查，我没有时间到高山上去一一检验这些新零件了。我原想要试验一番……也有此打算，我觉得艾格尔峰北壁的山脊或许是个不错的实验场地……不应该让你到了珠峰那样的高度才去看是否一切运转正常……可把这些新设计制造出来用去了太多的时间……”
理查轻轻拍了拍芬奇的后背。“谢谢你，我的朋友。我肯定，你在苏黎世进行的实验完全可以确保我们订购的氧气罐将会运转良好，而且不会像之前那些一样出现泄漏。乔治，谢谢你所做的工作和建议。”
芬奇微微一笑，点点头，然后把双手插在了口袋里。
理查看看表。“要想赶上火车，最好现在就出发了。”
“我送你们去火车站。”乔治・英格尔・芬奇说。
火车很准点，自然不必为此担心。这可是一列瑞士火车。
我和理查要经由法国其他地区返回瑟堡，然后回到英国，继续做准备工作。让-克洛德则要返回夏蒙尼作短暂停留，凭我的直觉，他这趟去主要是和他即将迎娶的那个女孩道别，然后会在伦敦和我们会合，这之后，我们就该前往利物浦，出发去印度了。我们每个人都会带两个装有九件压扁了的羽绒服的皮质旅行箱搭乘自苏黎世驶出的列车。
就在我们准备上火车的时候，在冒着严寒前往车站的路上一直沉默不语的芬奇突然开口道：“还有件事情我应该告诉你们，这事关乎你们前往珠峰的原因……也就是关乎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
我们停下脚步。理查的一只脚已经踏上了列车下面一层台阶。我们后面已经没有人了。我们站在那儿，手拿着十分轻的旅行箱，认真听着，这时候火车冒出蒸汽，温暖且飘移的蒸汽笼罩在我们周围。
“几年前我和布罗姆利一起登山，那之后我又见过他一次，”芬奇继续说，“1923年的春天，他到苏黎世来找我，还去了我家。那是四月份的事儿。他说他想向我打听1922年我们那次珠峰探险的一件事儿……”
芬奇似乎是在组织词汇。我们静静地等待着。月台那一边，最后一些乘客正在登上列车。
芬奇吁出一口气，那一小团哈气和蒸汽混合在了一起，他接着说：“事实上，这十分荒唐。小布罗姆利希望我告诉他我所知道的一切，我所看到的或听到的一切，而对象就是……嗯……人熊雪人。”
“耶蒂？”我惊讶地说。
芬奇挤出最后一抹微笑。“是的，佩里先生，我是说杰克。就是耶蒂。我告诉他，我在珠峰北坳附近的绒布冰川上看到了脚印，给他看了去年马洛里在嘉措拉山口附近发现脚印后所拍摄的照片，还和他讲了那个绒布寺喇嘛的话，说他们肯定有五只耶蒂生活在绒布河谷的上游河段。这就是我给小布罗姆利看过和讲过的全部内容，这些内容根本不值得他特地从巴黎到苏黎世来一趟，可他似乎并没有感觉失望。他感谢我抽时间给他提供信息，喝完了他的茶，当天下午就返回了巴黎。”这时列车长向我们挥挥手，用力地指了指他的表。
理查立刻说：“布罗姆利有没有告诉你，他为什么会对耶蒂的故事感兴趣？”
芬奇只是摇摇头。随后他跨步向前，微微屈身，非常正式地磕了磕脚后跟，这有点儿普鲁士范儿，与我们每个人握了手，然后说：“再见，先生们。不知何故，我总感觉我再也见不到你们三个了，不过我还是祝你们旅途一路顺风，珠峰探险好运，搜寻时……诸事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