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高领袖，圣名不容玷污。
我在欧洲待的那一年里，从没踏足德国，大部分时间都在法国和瑞士登山。不过我们倒是在瑞士碰到了不少来自德国的登山者：有些德国人很友好，有些则不。我第一次见到让-克洛德和理查的时候，我们三个人望着艾格尔峰北壁，一致认为凭借当今的登山技巧和技术，压根儿就不可能登上这一面山壁，当时附近有五个非常紧张、非常严肃而且非常不友好的德国人在高谈阔论，仿佛他们真的要去攀登艾格尔峰的北壁。当然啦，他们不会这样做。他们就连山周围的冰隙都过不去，估计在那道斜坡上爬100英尺左右就该放弃他们大胆的探索了。
为了准备我们的德国之旅，我和理查先回了法国，他必须去那里结束一些金融业务，后经由瑞士去了苏黎世，又向北到了边界地区，从那里换乘火车，因为那时候德国火车的铁路轨距与周边国家的并不相同。这当然是德国的邻国所采取的军事防御措施，即便恺撒大帝从前的土地早已因为《凡尔赛和约》而变得毫无危害了。虽然我们坐在火车包厢里（这还要多谢布罗姆利夫人的开支），可理查还是小声告诉我，现在的魏玛共和政府就是一个相当无能的左翼辩论学会。
随后，在那天早晨，我们到了慕尼黑。
那天下起了雨，低沉的乌云快速向西飘去，而我们的火车则向东行驶。1924年11月的德国留给我的第一印象就是有点儿摸不着头脑。
德国的村庄非常整洁，都装有飞檐，一些现代建筑挨着住宅、公共建筑，而这些住宅和公共建筑看上去像是从中世纪时就已经存在了。鹅卵石被雨水打湿了，反射着微弱的日光。有几个男人在村里的路上走着，他们的穿着打扮很像是种田的农夫或工厂里穿着吊带工装裤的工人。不过我还瞥见几个男人，穿着时髦的灰色双排扣西装，拿着皮质公文包。不过我透过火车车窗看到的每一个人，包括农民、工人和商人模样的人，看上去……都像背着包袱。仿佛德国的地心引力比英国、法国和瑞士的地心引力都要大。就连穿着西装的年轻男子打着被雨打湿的雨伞匆匆而行时看上去都有些弯腰驼背，微微佝偻着，头低着，眼睛抬也不抬，仿佛每个人都背负着无影无形的重担。
随后我们穿过了一片工业区，在那里，大量矿渣之间是一排排砖和煤渣砖盖成的又长又脏的建筑物。很多塔状建筑和工业烟囱喷出巨大的火舌，仿佛橙色聚光灯的灯光照射到了飘飞而过的雨云之上。在这里我连个人影都没看到，方圆好几英里内都是这些丑了吧唧的工业用整块石料，以及大量煤渣、矿渣、沙子和废弃物，这些东西在雨中快速从我的火车车窗前掠过。
“去年一月的时候，”理查说，“德国政府拖欠了给条约缔约方的赔款。德国马克对美元的汇率从1921年的75︰1跌到1923年初的7000︰1。德国政府请求协约国同意延期偿付赔款，至少要等到德国马克开始升值时再行赔付。协约国的答复是由法国给出的。前法国总理，后来成为法国总统的庞加莱派法军占领了鲁尔工业区和其他位于德国腹地的工业区。去年一月，这些军队来了，当时德国马克对美元的汇率是23︰1，然后一路跌到1800︰1，后来是160,000︰1，到了去年八月初，竟然跌到了1,000,000︰1。”
我试着去理解他的话。我一直很烦经济方面的事儿，从前了解到法军进入德国占领了这片工业区时，我当然没注意到在经历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占领工业区这事儿会对德国经济产生什么影响。
“到了去年十一月，”理查说着向我这边探了探身，用略高于耳语的声音说，“得用40亿德国马克才能换一美元。因为鲁尔法军在监视所有的工业生产、内河交通和钢铁出口，德国实际上是被一分为二了。在我们路过的每个工厂里，所有德国的工业工人其实都处于占领工业区的法军的武装警卫和监督之下，这些工人去年宣布罢工——而且，和鲁尔的工厂一样，在大多数这些工厂里，钢和其他产品的真正生产活动都已经停止，这是因为德国工人消极抵抗，总是搞破坏，甚至打起了游击战。法国人不停地抓人，把抓到的人驱逐出境，还把他们认为的怠工头头儿排成一行枪毙，可结果还是无济于事。”
“老天。”我说。
理查冲着街上的男男女女点点头。“去年，那些人都明白，就算他们的银行户口里有百万马克，也不够买一磅面粉，或者几个烂胡萝卜。买几盎司糖或一磅肉根本就是奢望。”
他深吸一口气，指着雨水滑落的窗外我们正要进入的慕尼黑郊外。“杰克，那里的人都很泄气，而且民怨沸腾。去见西吉尔时可得加倍小心。虽然美国人对这场战争的胜利只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可依旧算是异类。不过很多人，并非所有人，一看到英国人和法国人就讨厌，在慕尼黑，让-克洛德很可能人身安全堪忧。”
“我会小心的。”我说，甚至不肯定在这个奇怪、悲伤又愤怒的国家里，需要怎样“小心”，又要在多大程度上小心才行。
理查并没有提前订好宾馆。我们买了晚上10点回苏黎世的卧铺。我有点儿想不通这一点，因为我们完全可以把慕尼黑豪华酒店房间的费用算在布罗姆利夫人的预付款开支账户上。我知道，和让-克洛德不一样，理查既不恨德国，也不恨德国人——我还知道，自从一战爆发以来，他经常到这里来——所以，根本就不是因为焦虑或害怕，我们才会连个好觉都不睡，便如此急匆匆地今天晚上就离开这里。我感觉，就是因为要和那位登山者布鲁诺・西吉尔见面，所以理查才会陷入这种我不理解的忧心忡忡的状态。
西吉尔在一封简短的电报里说他同意和我们见面——就见一小会儿，因为他是个大忙人（他就是这么说的）——地点就在慕尼黑东南边一家名为贝格勃劳凯勒的啤酒馆里。见面时间定在晚上七点，我和理查还有时间把我们的行李寄存在火车站，在车站头等车厢休息室的卫生间里稍稍梳洗一番，然后打着深色雨伞，在慕尼黑市中心一家商店也没有的奇怪街道上逛了一两个钟头，然后坐出租车去了市郊。
慕尼黑看上去十分老旧，称不上风景如画，一点儿吸引我的地方都没有。雨依旧很大，雨点砸在石板木瓦房顶上，一条条街道上既昏暗又阴冷，和任何一个波士顿的十一月夜晚毫无区别。自打我知道要来德国之后，我总觉着自己第一次真正接触德国，应该是在美丽的夏日暮光下，在菩提树下的大街上闲逛，街上还有数百位穿着考究又友好的德国人，向我说“Guten Abend（晚上好）”。
大雨倾盆而下，出租车车窗刮雨器徒劳地刮擦着玻璃上的水流，我们穿过河上的一座桥，桥很宽阔，却空无一人。几分钟之后，那位非常不客气的出租车司机用蹩脚的英语宣布我们到了——也就是紧邻罗森海马大街的海德豪森区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并且找我们要三倍车费。理查仿佛是在点数假钱似的点数了一大摞高面值德国马克，没反驳一句话，就付了车费。
啤酒馆的石拱入口非常巨大，Büerger（贝格），Bräu（勃劳）和Keller（凯勒）几个字自上而下排列，雕刻在一个拙劣的圆形雕花环中间，这个石雕花环是椭圆形，凹凸不平，底下是个石拱顶。雨水从陡峭的石板房顶上和溢满水的檐槽里流到石拱门上，再哗哗向下流淌。穿过拱门走到真正的大门，就好像是正在走进火车站而不是什么酒吧或餐馆。不过好在到了门厅之后总算不用淋雨了。
当我们真正到了贝格勃劳凯勒啤酒馆里面的时候，理查和我都惊讶得一步也迈不开了。
这里得有两三千人，大部分都是男人，坐在桌边用硕大的石杯大口喝着啤酒，这些石杯如此粗制，仿佛今天下午才在森林里开凿而成，而且这个地方简直巨大无比，充斥着回声，更像是个巨大的会堂，而不是我以前所见过的各类餐馆或酒吧。说话声，手风琴乐声——如果那不是有人在被严刑拷打时发出的叫喊声的话——向我袭来，真像是一股冲击波袭来一样。这里的气味是另一股冲击波：三千个只是胡乱洗洗或根本就没洗澡的德国人，从他们所穿的粗糙衣服来看，大多数都是工人，他们身上的气味混杂着浓浓的汗臭味就像惊涛巨浪一样朝我们涌来，其中夹杂的啤酒味是如此浓烈，以至于我真以为自己掉进了啤酒桶里。
“迪肯先生？来这边。这儿！”一个男人大喊着发出命令，而不是在请求。他站在这个拥挤不堪的屋子中间一张拥挤不堪的桌边。
我猜站在那里的那个男人就是布鲁诺・西吉尔。他瞧着我们穿过这个喧闹的地方走近他身边，目光冰冷，一双蓝眼一眨不眨。欧洲人都知道，他是个很棒的登山者，按照那些登山运动杂志所说，此人极为擅长在从无人踏足的阿尔卑斯山山坡上找路。可在我看来，除了因为那件深褐色汗衫袖子卷起来而露在外面的一节结实的前臂，这人压根儿就不像个会登山的人。此人太过刻意地追求肌肉发达，太过上重下轻，太过矮壮结实，太过身材短粗。西吉尔的一头金发剪得很短，头顶上的头发扁平，就像硬毛刷一样，而两侧的头发则被剃得一点儿不剩。有很多块头更大的人和他一起坐在桌边，头发都修剪成差不多的样子。对于西吉尔来说，这个发型可不好看，因为这样正好显得他那对招风耳从花岗岩石块一样的脸孔两侧突出来。
“迪肯先生，”我们走向桌边时西吉尔说。这个德国人低沉的声音穿透了啤酒馆里嘈杂的说话声，仿如一把尖刀刺穿了柔软的肉。“欢迎到慕尼黑来，几位爱登山的朋友。通过《登山杂志》和其他途径，我可以说是久仰你的大名，知道你是很多山峰的首攀者。”
不出所料，布鲁诺・西吉尔的英语带着德国口音，不过在我这个不那么讲究的人听来，也算是流利，而且能听得懂。
我一早知道，理查也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就像随口说出法语、意大利语和其他语言一样，可我还是很惊讶于他能够如此快速且有力地回答西吉尔——“多谢，西吉尔先生。对您的成就和壮举，我同样如雷贯耳[25]。”
那天晚上晚些时候坐火车返回的路上，理查把西吉尔和那些德国人所说的每句话以及理查的德语回答都翻译给我听了。现在我猜得没错，听了西吉尔的恭维，理查回答说他也久仰西吉尔在登山方面的成就和壮举。
“雅各布・佩里先生，”西吉尔一边说，一边和我握手，他的手紧握着我的手，力道非常大，嘎吱直响，我能感受到他的手上长着被岩石磨出的老茧，“波士顿佩里家的人。欢迎到慕尼黑来。”
波士顿佩里家的人？关于我的家庭，这个德国登山者到底知道什么？而且，不知何故，西吉尔用他那Y式德语发音说我的名字“Perry（佩里）”时听上去仿佛他是个犹太人。
西吉尔下穿一条皮短裤，上穿一件棕色汗衫，很像军装，袖子高高卷起，外套一件护胸。这间巨大的啤酒馆里人人都穿着皱巴巴的西装，混在这些人中间，他这身打扮本应该显得可笑才对，可他赤裸在外的大腿和手臂结实得很，皮肤被太阳晒得黢黑，那双超大号的手如罗丹雕塑一般，反而使他显得很有力量——几乎就像是神一般的存在。
他向我们挥挥手，示意我们去他对面的一张长凳那边——坐在那里的几个男人挪了挪，给我们腾出地方，这么做时他们仍然一口口地喝着啤酒——然后我和理查坐了下来，做好准备开始面谈。西吉尔冲一位男侍者挥挥手，要了啤酒。我简直太失望了。我本以为会有漂亮的小妞儿穿着乡村风格的低胸衬衫给客人端啤酒，可捧着摆有巨大石杯的托盘的全都是些穿着皮短裤的须眉男子。而且我的肚子饿得咕咕直叫，距离我和理查在火车上吃的那顿简便午餐已经过了很长时间。可不管是这张桌面上，还是我们周围的桌面上，除了啤酒杯和德国男人毛茸茸的前臂，就空无一物了。显而易见，这里的用餐时间要么是已经过了，要么就是还没到，也有可能是这里除了啤酒什么都不卖。
一眨眼的工夫我们的啤酒就送上来了，我必须承认，我从前可没用冷冰冰的石头啤酒杯喝过味道甘醇、口感浓烈的德国啤酒。举了这东西三次之后，我总算开始理解为什么我们桌子这一侧的男人全都有发达的二头肌。
“先生们，”西吉尔说，“请允许我来介绍一下坐在这张桌子上的几位朋友。唉，他们都对你们的语言不太在行，今晚别指望他们能说英语。”
“那他们能听得懂吗？”理查问。
西吉尔浅浅地笑了笑。“事实上不行。我左边第一位是乌尔里希・格拉夫先生。”
格拉夫先生是个瘦高个儿，留着浓密的黑胡子，很是滑稽可笑。我们冲彼此点头示意。依我看，我们这些人之间大抵不会再握手了。
“乌尔里希是他的贴身保镖，去年十一月，他用他自己的身体挡在他身前，中了好几颗子弹，枪枪致命。可你们瞧，格拉夫先生恢复得挺不错。”
我听到西吉尔一直在强调“他他他”，简直奇怪极了，而且他的语气里几乎透着一股尊敬的意味，可对于他们谈论的那个人是谁，我根本不得要领。看上去西吉尔压根儿就不打算给我提示，而是继续介绍，我只好扭头看着理查，希望他能为我解惑。可理查正看着桌子对面西吉尔正在介绍的几个男人，并没有注意到我问询的目光。
“格拉夫先生左边是鲁道夫・赫斯先生，”西吉尔说，“赫斯先生在去年十一月的那次行动中负责指挥一队冲锋队。”
赫斯先生长得怪模怪样，有一双超大的耳朵，胡子拉碴——他这样的人如果有一份体面的工作或者和外人接触，可能得一天刮两到三次脸才能保持整洁——有一双忧郁的眼睛，两道浓眉很像动画片里的人物。在我观察他的时候，他要不就是因为惊讶一直扬着眉毛，要不就是皱着眉头。说实话，一看到赫斯，我就想起了小时候曾在波士顿公共公园里见过的一个疯子，那疯子从附近的精神病院里逃了出来，然后在距离我不到30英尺远的地方，一点儿没有反抗便被三个穿着白大褂的护理员抓住了。那疯子之前一直绕着湖边拖着脚径直朝我走来，仿佛他在执行一项只有他能完成的任务。看着赫斯，我就觉得毛骨悚然，这感觉和当初我看着那个疯子经过天鹅形游船式凉亭朝我走来时的感受一模一样。
对于“去年11月的行动”，我同样一点儿头绪也没有，不过听上去那好像是一次军事行动。这也就解释了为什么坐在这张桌子上的许多男人都穿着带有肩章的准军事棕色汗衫。
我从记忆中搜索关于1923年11月德国的新闻，可那个月我去了勃朗峰登山，现在根本想不起在我们为数不多几次住进瑞士旅店的时候，到底有没有听过和看过相关的报道，而那里的广播和报纸大部分都是法语或德语。过去的一年就像是一段爬山假期，而我几乎彻底同外界脱节了，一直到我了解到马洛里与欧文在珠穆朗玛峰失踪的事儿，这种情况才有所改变，而且不管去年十一月发生在慕尼黑的“行动”是什么，都没有引起我的注意。照我推测，那行动不过是一次与政治有关的白痴行为罢了，恺撒大帝倒台之后，不成气候的魏玛共和国掌权，德国人在政治光谱的两边搞些小动作，所以才有了那次的行动。
不管这行动是什么，它都与我们跋山涉水来慕尼黑见布鲁诺・西吉尔的原因毫不相干。也与西吉尔正在介绍的身边这六个登山者的姓名更不相干。
“首先，请允许我介绍一下，这位是卡尔・巴赫纳先生，除我之外，他是我们这群登山伙伴的另一位领队。”西吉尔说着掌心向上，指着我右边的那个大胡子男人，此人皮肤黝黑，脸部瘦削，神情严肃。
“真荣幸能见到您，巴赫纳先生，”理查说。随后他用德语把这话又说了一遍。巴赫纳轻轻点点头。
“巴赫纳先生，”布鲁诺・西吉尔接着说，“是慕尼黑和巴伐利亚州很多顶级登山者的导师，这些人都是慕尼黑大学登山俱乐部的成员。”
在哈佛大学求学期间，我到底有多少次盼着我的学校也能有一个像慕尼黑登山俱乐部这样的正式俱乐部？虽然有好几位教授也爱好登山，帮助组织我们到阿拉斯加州和洛杉矶脉探险，可哈佛大学登山俱乐部要到几年之后才告成立。
“巴赫纳先生还是刚刚成立的德国-奥地利登山协会领导人。”西吉尔说。
这句德语就连我都能听懂。我从登山杂志中得知，正是卡尔・巴赫纳倡议把德国和奥地利的登山俱乐部联合在一起。
西吉尔指了指巴赫纳旁边的两个年轻人。“我猜你们从杂志上已经了解到阿图尔・维曾巴赫最近攀登冰川的壮举了……”
比较靠近我们的那个人朝我们的方向点点头。
“……这位是他的登山拍档，尤金・洛温赫茨。”
我知道，这两位年轻人因为设计出了非常短的冰镐而名声大噪，那东西实际上就是冰锤，因此，在短冰镐、登山钉和冰锥（像理查这样爱登山的英国人则把使用这种方法登山的德国人戏称为“悬挂和重击派”）的帮助下，就可以非常快速地登上或许会令我们铩羽而归的冰壁，因为我们这些人在攀登冰壁时都是使用老式登山方式，在冰壁上开凿踏脚处。
“上个星期，阿图尔和尤金只用了十六个小时就沿着直线路线攀上了德朗峰北壁。”西吉尔说。
我太惊讶了，不由得吹了声口哨。仅用十六个小时就沿直线路线爬上了全欧洲最难攀爬的一座北壁？如果这是真的——德国人说起登山似乎从不曾吹牛——那么这两个坐在我右边喝啤酒的男人真可谓开创了登山历史的新时代。
理查噼里啪啦快速地说了一句德语，后来他把这句话翻译给我听：“两位先生，你们有没有把新型冰镐带在身边？”
阿图尔・维曾巴赫把手伸向桌下，拿出了两把短冰镐，它们的斧柄长度还不到我自己那把木柄冰镐的三分之一，斧刃则要尖利和弯曲得多。维曾巴赫把这两件革命性登山工具摆在他面前的桌上，却没有将它们递给我或理查，让我们近距离瞧一瞧。
这倒是无所谓。光是看着这两把短冰锤（这名字比较适合），我就能够想象，这两个人是怎么劈凿出踏脚处，一路上把长登山钉或新式德国冰锥凿进冰山里，以保自身安全，登上了冰雪覆盖的德朗峰北壁。而且，我可以肯定，他们也用到了10爪冰爪——这东西是1908年由英国人奥斯卡・埃肯斯坦发明的，可英国登山者倒是很少用到。现在这些新一代巴伐利亚州冰山攀登者经常使用这种10爪冰爪，他们一路把这些冰爪和短冰镐凿进巨大的冰壁里向上爬。这不光是设计巧妙——简直就是技艺高超。我不知道这么说是否公平，如果这能有任何意义的话。
西吉尔介绍了最后三位登山者——一位是冈特・埃瑞克・里格勒，两年前，也就是1922年，他成功地改造了德国登山钉，使之适用于攀登冰川；一位是卡尔・施耐德，我在杂志上看到过这位年轻人的神奇经历；还有一位是约瑟夫・维恩，这位登山者的年纪比较大，出于某种原因，他把头发都剃光了，他在登山杂志上说他的目标是要带领苏联和德国联合登山队攀登列宁峰和苏联高加索地区其他不可能攀登的山峰。
理查用流利的德语表达了我和他见到这些伟大的巴伐利亚登山者所产生的荣幸之情。这六个受到夸奖的男人——算上布鲁诺・西吉尔正好是七个——根本没有任何反应，连眼睛都没眨巴一下。
理查又喝了一大口装在那种沉重啤酒杯里的啤酒，然后对布鲁诺・西吉尔说：“现在我们可以谈谈正事儿了吗？”
“这可不是像你说的‘谈谈’而已，”西吉尔厉声说，他那巴伐利亚式的礼貌突然间彻底消失，“那是审讯，仿佛我身在英国的法庭里。”
听了他这话我目瞪口呆，可理查只是笑着说：“不要紧。如果我们是在英国的法庭里，那么我肯定戴着搞笑的白色假发，而你呢，肯定是在被告席上。”
西吉尔蹙着眉。“我只是一个证人，迪肯先生。只有被告——往往是有罪的人——才会在英国法庭的被告席中，不是吗？证人就坐在……坐哪儿呢？应该是法官旁边的一把椅子上，是不是？”
“是，”理查表示赞同，他依旧笑眯眯，“我说得不对，予以纠正。我们用德语说话，以便你所有的朋友都能听懂，可以吗？稍候我会翻译给杰克听。”
“不用了，”布鲁诺・西吉尔说，“我们说英语。你的柏林口音真叫我这听惯巴伐利亚口音的耳朵难受。”
“抱歉，”理查说。“不过我们都认为你是唯一一个看到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和他的登山同伴科特・梅耶在雪崩中丧生的证人，不是吗？”
“迪肯先生，你到底是仗着什么权柄，在这里审讯……或者说是问询我？”
“一点儿权柄都没有，”理查平静地说，“我和杰克・佩里到慕尼黑来找你谈话，全是要帮布罗姆利夫人个人一个忙。她的儿子在登山时突然去世，她只想知道更多细节而已，这完全可以理解。”
“帮布罗姆利夫人一个忙，”西吉尔说，即便那浓重的德国口音也掩不住他声音里的挖苦意味，“依我看，帮了这个忙，肯定能得到一大笔钱。”
理查依旧保持微笑，等待着。
终于西吉尔砰地一摔他那空空如也的石头啤酒杯，招呼一旁恭候的服务员再来一杯，然后嘟囔着说：“关于那次事故，我早就把我所见到的一切细节都对德国《登山杂志》说了，还就此写了信给你们的皇家地理登山俱乐部杂志。”
“那只是一篇非常简短的报告。”理查说。
“那次雪崩是瞬间发生的，”西吉尔说道，“你参加过马洛里早前率领的两次珠峰探险，你见过雪崩吧？或者起码在阿尔卑斯山时也该见识过吧？”
理查点了两下头。
“那你就该知道，不管是一个人，还是许多人，这一秒他们还在那里，等到下一秒他们就消失了。”
“是的，”理查表示同意，“可很难了解清楚珀西瓦尔勋爵和那个叫梅耶的人到底在山上做了什么。他们为什么到那里去？为什么你和你的六位德国朋友也在那里？你告诉《法兰克福日报》，当你在定日镇听说有一个奥地利人和一个英国人在西藏定日镇租了牦牛，买了登山装备，你们就改变了路线，还说你和你的朋友们纯属好奇，才会向南去调查一番……仅此而已。”
“我对报纸说的都是实话，”西吉尔说，语气有些不屑，“你和你的美国同伴不远万里来到慕尼黑，就是为了听我确认我所说过的话？”
“你从前的证词意义不大，或者说根本没有意义，”理查说，“如果你能帮助我们找到遗漏的事实，那么布罗姆利夫人，也就是小珀西瓦尔的母亲，将会非常感激。她心心念念想的就是这事。”
“你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帮一位老太太了解更多……你们英国人怎么说来着？……关于她儿子之死的细节。”西吉尔说，那表情简直就是在冷笑。我真惊讶，理查居然一直都没发脾气。
“那位科特・梅耶是不是来自你的……哦……登山队？”理查问。
“不是！在定日镇的藏人告诉我们他的名字之前，我们从没听说过此人……那些藏人还说他和英国的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骑马向东南方向的绒布寺去了。”
“这么说梅耶根本不是个登山者？”
西吉尔喝了一大口啤酒，打了个嗝，耸耸肩。“我们谁也没听说过科特・梅耶这个人。我们只从那些和他说过话的定日藏人口中听说过他的名字。坐在这张桌子上的人几乎认识每一个德国和奥地利的真正登山者。是不是，我的朋友们？”他的这个问题是在问他的德国同伴。他们点点头，几个人还连连称“是”，虽然刚才西吉尔才和我们说，他们都听不懂英语。
理查叹了口气。“你宁可让我问你各种问题，让你感觉像是在法庭里，西吉尔先生，你为什么就不能把你知道的事儿和盘托出呢，说说你们为什么会在通往珠穆朗玛峰的路上？你们看到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和科特・梅耶在干什么？或许你们甚至还知道为什么这两个人的马会被枪杀。”
“等我们到那里的时候，他们的马已经死了，”西吉尔说，“如你所知，迪肯先生，一号营地是一片崎岖不平的冰川堆石地区。或许他们的马都摔断了腿。也可能是布罗姆利先生或梅耶先生发了疯，所以把马都打死了。谁知道呢？”这位德国登山者又耸耸肩。
“至于我们‘跟踪’布罗姆利和梅耶两人到绒布冰川去的原因，”西吉尔接着说，“让我来告诉你一些我没对任何人说过的秘密。我和我的六个朋友只是想去见见乔治・马洛里、诺顿上校和其他登山者，我们听说他们那年春天去登珠峰了。很显然，因为我们旅途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中国，所以一直没听说马洛里和欧文已经遇难，甚至不知道他们的探险队有没有抵达那座山。不过，当定日镇的藏人告诉我们，布罗姆利已经出发去了他们口中的珠穆朗玛峰，我们就打定主意，就像你们英国人和美国人常说的，‘为什么不呢？’于是，我们就去了东南方，而没有返回北方。”
不知什么原因，西吉尔的德语口音开始在我听来非常刺耳。
“当然了，”理查说，他的语气文质彬彬，却显得坚持不懈，“当你们看到诺顿和马洛里的大本营已经废弃，只剩下一些帐篷碎片和尚未吃过的废弃罐头，你肯定就明白，登山队已经离开了。那为什么还要继续沿着冰川向上攀登北坳和更高的地方呢？”
“因为我们看到两个人正从北部山脊下山，而且显然他们碰到麻烦了。”西吉尔厉声道。
“你们在大本营就能看到那两个人，那里距离珠穆朗玛峰可有12英里啊？”理查问，听他的语气，与其说他是在质问，倒不如说只是好奇罢了。
“不，不！发现死马之后我们就去了二号营地，而且认为我们此前从未听说过的布罗姆利和那个叫梅耶的人可能碰上麻烦了。我们从马洛里的二号营地看到他们在山脊线上。我们用的是德国精密望远镜，蔡司望远镜，那可是世界上最棒的。”
理查点点头，认可这话属实。“这么说，你们一看到北坳下方1000英尺处废弃的马洛里三号营地，就搭建了你们自己的营地，然后爬上了北坳。你们有没有用到诺顿上校的探险队在那最后100英尺垂直冰壁上留下的绳梯？”
西吉尔手指一摇，否定了这个假设。“我们没有用到他们的梯子，也没有用固定绳索。我们用的是我们自己攀登冰川的冰镐和其他德国登山技术，才爬上了那面冰壁。”
“嘉密・赤仁说看到几个你们的人顺着桑迪・欧文的绳梯从北坳上下来。”理查说。
“嘉密・赤仁是谁？”西吉尔问道。
“就是你们遇到的那个夏尔巴人，那天就是他举着左轮手枪对准了三号营地附近的地方。你还把布罗姆利之死的事儿告诉了这个人。”
布鲁诺・西吉尔耸了耸肩，冷笑一声。“夏尔巴人。你们听着，夏尔巴人满嘴谎言。我和我的六个朋友根本就没靠近那架都已经磨损的绳梯。你们也看到了，根本就没那个必要。”
“这么说，你们纯粹是为了到中国探险，可你们还把登山和登冰川的设备带在身边。”理查说着拿出烟斗，开始往里面塞烟叶。这个巨大房间里的烟雾已经浓得不能再浓了。
“中国有很多高山和陡峭的山口，迪肯先生。”西吉尔此时的语气已经不是充满敌意，而是有些瞧不起人了。
“我无意打断你的叙述，西吉尔先生。”
西吉尔又耸耸肩。“如你所说，我要叙述的已经不多了，迪肯先生。我和我的朋友去攀登北坳，是因为我们看到那两个从北部山脊下来的人有麻烦了。一个似乎出现了雪盲症，被另一个人牵引着，几乎可以说是另一个人在搀着这个人了。”
“这么说你们是在北坳扎营了？”理查说着点燃了他的烟斗，嘬了几口，让烟叶烧着。
“没有，”西吉尔大声说道，“我们没在北坳扎营。”
“嘉密・赤仁看到，在北坳的那道壁架上至少有两顶帐篷，而诺顿和马洛里的四号营地曾经就在那里。”理查说。他的声音听上去又一次是好奇的意味多，质问的意味少。他就是在帮一位伤心母亲的忙，探明实情，从而弄清她儿子失踪的团团迷雾，让她得到慰藉。
“那些帐篷是布罗姆利的，”西吉尔说，“一个已经被高山上的狂风吹烂了。就是因为这风，退下山来的布罗姆利和梅耶才被迫离开了山脊线，到了五号营地上方的冰壁上，那里的积雪很不结实。我用英语和德语向他们喊话，叫他们不要去那面冰壁，因为那里的雪太不稳固了要不就是风太大了，他们没听到我的话，要不就是他们压根儿没想搭理我。”
理查微微扬了扬两道浓眉。“你们的距离已经近到可以和他们讲话了吗？”
“是向他们喊话，”西吉尔说，他的语气分明是对反应迟钝的儿童说话的语气，“我们之间的距离有30米，或者更远。随后，他们脚下的雪开始摇晃，然后大量积雪呼啸着，从那面冰壁向下坠了数千英尺。他们在这次雪崩中彻底消失了，我没有听到他们发出任何声音。”
“你们就没试着到下面去看看他们是不是还活着？”这声音里没有夹杂着任何谴责的意味，可布鲁诺・西吉尔依旧很生气，怒目而视，仿佛受到了多大侮辱似的。
“根本就不可能下到那面冰壁下面去。根本就看不到那面山壁的本来面目了。山壁上的雪全都被雪崩卷走了，很显然小布罗姆利和科特・梅耶都死了，被埋在数千英尺山下几吨重的雪中，没命了，完蛋了。”
理查点点头，仿佛他完全能够理解。我还记得，他曾经眼见着乔治・马洛里攀登通往北坳的那道长雪坡，并且提醒他不要这么做。1922年，在珠穆朗玛峰的一次雪崩中，这座雪坡夺去了马洛里七位挑夫的性命。
“这些事在你给报纸的报告中都写了，其实你只是重复了一遍，说什么通往六号营地的山脊上狂风大作，珀西瓦尔勋爵和梅耶先生不得不退到北壁的岩石滩和冰雪上，以便能够下到五号营地，”理查说。
“是的，一点儿不错。”
“西吉尔先生，想必在上山去寻找这两个人的时候，你们也不得不离开山脊，爬上了那边山壁。这就是说，你们和他们相遇了，你们看到他们，冲他们大喊，他们也冲你们喊来着，这一切都发生在山壁之上，而不是山脊上。这就解释了为何山脊上没发生雪崩。”
“是的，”西吉尔说。他说这个英语单词时带着盖棺定论的语气，仿佛这次询问已经结束了。
“可是，”理查说，修长的手指比画成一个塔尖，“你刚才告诉我，即便山脊上狂风呼啸，你们和那两位已经遭遇不幸的人相隔30多米，也就是100英尺，可是你们仍可以互相喊话，且能够听见对方说话。”
“英国人，你到底在暗示什么？”
“我没有任何暗示，”理查说，“不过我还记得，1922年，我在那座山脊之上时，那里海拔那么高，我和另外两名登山者被迫离开那座山脊，顺风到了布满岩石的北壁上，我们之间相隔五步，这可比30米短多了，可还是听不到彼此的呼喊声。”
“这么说，你觉得我是个骗子？”西吉尔的声调很低，脸部紧绷。他把双手和前臂从桌上拿开，右臂动了动，仿佛正从他那宽腰带里拿出什么东西——没准儿是一把小手枪，一把刀。
理查轻轻放下烟斗，手放在桌子上，手掌向下，他的手指修长，手上因抓握岩石而遍布伤痕。“西吉尔先生，我并没有说你是骗子……我只是在尝试理解布罗姆利和他的奥地利登山伙伴在人生最后几分钟的经历，以便能够详细地向布罗姆利夫人报告，她此刻伤心欲绝，以至于还幻想着她儿子现在还活着，就在山上的某个地方。依我看，你刚一离开那道山脊，继续沿着山壁向上攀爬，风就小了，呼啸声也不那么大了，所以你完全能够对着30米开外的布罗姆利喊话。”
“是的，”西吉尔说，他依旧一脸怒容，表情阴沉，“当时的情况就是如此。”
“那么，”理查问，“你冲他们喊了什么，特别是对布罗姆利说了什么，在雪崩开始之前，他们是怎么回复你们的？他们两个人是谁出现了雪盲症状？”
西吉尔犹豫了一下，似乎在这次的询问中再多说话，就意味着他屈服了。不过接下来他还是开口了。他那个长着奇怪眉毛的朋友赫斯先生露出了困惑的眼神，似乎聚精会神地听着刚才的英语对话，而且可以听得懂他们到底在说什么，不过我也不能肯定。或许这个瘦削的男人充其量也只能听懂一两个单词，也可能是耐心等待西吉尔先生给他翻译。不论如何，反正他看上去对他们的对话十分感兴趣。
我确信，虽然我不肯定为什么，反正我就是知道我右边的男人，也就是著名的登山者卡尔・巴赫纳先生绝对听得懂这唇枪舌剑的英语对话。
“是布罗姆利勋爵牵领着出现雪盲症、步履蹒跚的梅耶，我对布罗姆利喊——‘你俩怎么爬这么高？’”西吉尔说，“然后我又喊——‘你们需要帮忙吗？’”
“你对着布罗姆利喊话时，你的六个德国探险家同伴和你一起在山脊上吗？”理查问。
西吉尔摇摇他那个头发剪得很短的脑袋。“没有，没有。海拔太高了，我的朋友们受到的影响都比我严重。他们有几个留在三号营地休息，你们英国的探险队就这么叫，还有几个爬上了北坳。我一个人爬上北部山脊，去了五号营地和更上面的地方。就像我在给几家报纸和登山杂志的报告里写的那样，我碰见布罗姆利和他那个得了雪盲症的同伴时只有我一个人。你肯定在此之前也看过了我的解释了吧？”
“这是自然。”理查又抽起了烟斗。
西吉尔叹了口气，似乎是觉得和他用英语说话的这个人慢吞吞的，简直不可理喻。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请问你的目的地是哪里，西吉尔先生？带着那些蒙古马、驴子和登山设备，你本来打算到哪里去？”
“想看看我能不能碰到乔治・马洛里和诺顿上校，而且没准还可以远距离观察一下珠峰，迪肯先生。我刚才已经说过了。”
“或许还能登上珠峰？”理查问。
“登珠峰？”布鲁诺・西吉尔重复了一遍，然后哈哈大笑，笑声十分刺耳，“我和我的朋友们只带了一些基本的登山设备，远远不足以登上那样一座山。况且季风已经迟到了好几个星期，随时可能朝我们袭来。只有布罗姆利这么傻的人才会认为凭借那些所剩无几的罐头、马洛里登山队留下的破烂绳梯和被冰雪覆盖的固定绳索，就可以爬上珠峰。布罗姆利真是个傻瓜。当他在人生最后时刻双脚踏在松动的冰雪之上时，他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傻瓜。他不仅送了自己的命，还让我的同胞[26]也丢了命。”
就和鲁道夫・赫斯一样，坐在我右边的几个德国登山者也纷纷点头表示同意。西吉尔旁边那个大块头，也就是头发剃光的乌尔里希・格拉夫，刚才西吉尔介绍他是某人保镖的那个人，依旧直勾勾地盯着前方，对眼前的一场闹剧视而不见，仿佛失去了知觉。也有可能他压根儿就毫无兴趣。
“我亲爱的迪肯先生，”西吉尔继续说，“人人都说，珠峰根本就不是一座可以单人攀登的高山，”他冷酷地看着我，“也不是两个……或三个……来自不同国家的登山者凭借野心和阿尔卑斯山式攀登方式就能征服的。采用阿尔卑斯山式攀登方式决不可能登上珠峰。那里也不是一个人逞英雄的地方。不，我只是想从远处看看那座山。”
“在那最后一天，你在山壁上对布罗姆利和梅耶喊话，”理查说，“你能再说一遍你对他们说过的话吗？”
“我已经说过了，我们只说了几句话。”西吉尔说。他看上去挺不耐烦。
理查等他回答。
“我问他们——我向他们喊道——‘为什么你们爬得这么高？’”西吉尔又说了一遍，“然后我还问他们是不是需要帮助……他们显然需要。一看就知道梅耶得了雪盲症，而且累得没力气了，没有布罗姆利的帮助，他根本连站都站不住。那位英国勋爵本人看上去有些迷惘，不知所措……茫然恍惚。”
西吉尔停下来又喝了几口啤酒。
“我警告过他们，千万别到那道雪坡上去，可他们一意孤行，雪崩开始了，我和他们的对话就此告终……彻底结束了。”西吉尔说。很显然，他不打算再重复这件事了。
“你说过，你用德语和英语和他们喊话，”理查说，“梅耶用德语回答你了吗？”
“没有，”西吉尔说，“那个被定日镇的藏人称为科特・梅耶的人已经筋疲力尽了，而且得了雪盲症之后非常痛苦，根本说不出话来。他一个字都没说。直到冰雪卷走他之前，他一个字都没有说过。”
“你还和他们说了——喊了——别的话吗？”
西吉尔摇摇头。“冰雪在他们脚下摇晃，雪崩把他们从珠峰的那面冰壁上卷走，我退到了更加结实的山脊上，风太大了，我几乎是爬着回去的，我先是退到了四号营地，然后是北坳，最后离开了那座山。”
“你就没看到山下他们的尸体？”理查问。
西吉尔此时已经怒不可遏了。他的嘴唇变得很薄，完全是在咆哮了。“按照你们英国人的单位来说，从北壁的那个位置到下面的绒布冰川有该死的5英里多的落差！我没有到8000米之下的地方去寻找他们的尸体，迪肯先生，我用我自己的冰镐，离开了我所处的那些覆盖着松垮冰雪的板岩，这些雪随时都会开始崩塌，然后返回了被冰雪覆盖的板岩的北部山脊，以便我能尽快下到北坳。”
理查点点头，表示理解。“那么你觉得这两个人为什么要登上那里？”理查的声音显得他是真心感觉好奇。
布鲁诺・西吉尔看着桌子那一边的巴赫纳和其他几个德国登山者，我又感觉好奇了，这些人里到底有几个听得懂这次的英语对话？
“事实就摆在眼前啊，”西吉尔说，此时他的声音里透着一股蔑视的意味，“几分钟之前我就已经说过了。你没听到吗，迪肯先生？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儿吗，迪肯先生？”
“再和我说一遍，拜托了……”
“你们那位假行家布罗姆利在向导的带领下爬过阿尔卑斯山，然后就以为凭借一己之力，靠着诺顿和马洛里探险队剩下的破绳子和帐篷，只带一个傻瓜似的科特・梅耶当挑夫和登山同伴，就能爬上珠峰。简直不知道天高地厚……傲慢……这话用希腊语怎么说来着……hubris（狂妄自大）。纯粹一个自大狂。”
理查缓缓地点了点头，用烟斗杆轻点着下嘴唇，仿佛一个绝世谜团得到了澄清。他说道：“在摔下来之前，你觉得他们已经登上了多高？”
西吉尔哈哈一笑。“谁在乎这个呢？”
理查耐心等待着。
终于，布鲁诺・西吉尔开口道：“如果你认为那两个傻瓜可能登顶了，那就赶快醒醒吧。他们离开我们的视线也就那么点儿时间，根本不可能爬到五号营地以上的地方……如果他们用了马洛里的人留在五号营地里的吸氧器的话，没准能达到六号营地。不过我怀疑那里有没有吸氧器。肯定没有登到六号营地，这点我很肯定。”
“为何你如此肯定？”理查问，显得很通情达理，兴趣盎然。他依旧用烟斗杆轻击下嘴唇。
“因为风，”西吉尔说，完全是在总结陈词，“天寒地冻，狂风大作。当我在五号营地上方遇到他们的时候，待在山脊线上，就已经让人受不了了。再往上靠近六号营地的地方，海拔将近8000米，向上是裸露在外的东北山脊，那儿海拔更高，要不就是光秃秃的山壁，再走下去就意味着找死了。他们根本不可能爬得那么高，迪肯先生。毫无可能。”
“你带着极大的耐性回答了我的问题，西吉尔先生，”理查说，“我诚心向你表示感谢。你提供的信息或许可以令布罗姆利夫人释怀了。”
西吉尔闻言只是咕噜一声，然后他瞧着我。“你在看什么，年轻人？”
“那面墙上的红色旗子，就在那个被绳子隔开的角落里，”我直言，一边指着西吉尔身后，“还有红旗子上白色圆环里的符号。”
西吉尔盯着我看，那双蓝色的眼睛冷若冰霜。“美国来的雅各布・佩里先生，你知道那个符号是什么意思吗？”
“是的。”我说。在哈佛大学时，我对很多梵文和印度河流域文化有过涉猎。“这个标志来自于印度、西藏地区，和其他印度教、佛教和耆那教文化，意思是‘好运’，有时候也表示‘和谐’。我想，这个标志用梵语来念就是svastika。据说，印度古老的庙宇中到处都是这种标志。”
此时西吉尔直勾勾看着我，仿佛我在嘲笑他，或是在嘲笑对他来说某个非常神圣的物件。理查点燃了烟斗，看着我，但一言不发。
“在现今的德国，”西吉尔终于说，薄唇几乎动也不动，“我们都念swastika。”他用听上去是英语的字母念给我听，“这是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也就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NSDAP）的光荣象征。这个党派，还有那些照片里的那个男人将会成为德国的救世主。”
我的视力挺好，不过还是看不清“照片里的那个男人”是谁。在那个被绳子隔开的角落里，红色旗子下面的墙上挂着两幅非常小的带相框照片，此外角落里还有一面卷起的红旗，升到了旗杆6英尺高的位置。我估计这面旗子和那两面悬挂在墙上的旗子差不多。
“过来。”布鲁诺・西吉尔命令道。
所有人——那些德国人，也包括赫斯，坐在桌子对面、西吉尔身边的光头男人，巴赫纳，我们这面的所有登山者，然后是依旧抽着烟斗的理查，都站了起来——我也不例外，都跟着西吉尔走到那个角落里。
那条隔开这片小角落纪念区域的绳子就是一条普通的四分之一英寸粗的登山绳，被刷成了金色，两端系在两个小柱子上，就是在豪华餐厅入口，餐厅领班用来勾住天鹅绒短绳子的那种柱子，而那片区域就像一片临时搭建起来的圣坛。
有一个男人出现在那两张照片里，所以，据我估计，这个男人，还有这个使用万字旗的社会党就是“德国的救世主”。在红旗下面、靠右边墙上的照片是这个男人的独照。从远处看，人们可能会认为这是查理・卓别林的照片，因为此人鼻子下面也有一撇可笑的小胡子，可此人并非卓别林。这个男人有一头深色头发，中分，还有一双深色的眸子，眼神热切或者说“狂怒”地看着照相机或摄影师。
左边的照片里也有这个男人，他和另外两个人站在一个地方的门口，我认得那就是这间啤酒馆的门口。另外两个人都穿着军装，留着查理・卓别林式小胡子的那个人则穿着宽松便服。在照片里的三个人中，他的个子最矮，当然也最不显眼。
“此人是阿道夫・希特勒。”布鲁诺・西吉尔说，然后密切关注我作何反应。
我什么反应都没有。我想我听到过这个名字，此人与1924年十一月德国此地持续的动荡局面有关，不过我对此的印象并不深刻。显然他是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一位社会主义领袖。
在我身后，优秀的登山者卡尔・巴赫纳说：“Der Mann, den wir nicht antasten lassen。”
我看向西吉尔，希望他能给我翻译一下，可这位德国登山者一语不发。
“至高领袖，圣名不容玷污。”理查翻译给我听，此时他把烟斗拿在一只手里。
此时我注意到，那面印有白色圆环和万字标志的红旗已经破了，像是被子弹打穿的，而且血淋淋的，如果那些干涸的棕色斑点的确是血迹的话。我冲着旗子伸出手，打算问个问题。
在刚才的谈话过程中，那个光头圆脸的肌肉男一直默默坐在西吉尔身边，此时他身体突然一晃，一把拍打在我的手上，把我的手向下打偏，如此一来，我并没有真的摸到那块破碎的织物。
我被吓了一跳，赶紧放下手，看着这个如摔跤选手一般恶狠狠的人。
“这是Blutfahne，也就是血旗，是阿道夫・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的追随者的一件圣物，”布鲁诺・西吉尔说，“绝对不可以让非雅利安人触摸。Ausländer（外国人）也不行。”
理查并没有给我翻译这个词，不过根据前言后语我也猜到了其中的意思。
“那是血吗？”我傻兮兮地问。今天晚上我所做的每一件事，说的每一句话，以及每一种感受，都让我觉得自己是个傻瓜。而且我就快饿死了。
西吉尔点点头。“去年11月9日，慕尼黑警察毫无人性地向我们开枪，那是一次屠杀，旗子上面的血迹就是这么来的。这面旗子属于风暴第五冲锋队，上面的血迹大部分属于我们的同志，在他被那些警察打死的时候，正好倒在这面掉下来的旗子上。”
“不成功的啤酒馆暴动，”理查向我解释，“我记得那起事件就是从这家啤酒馆开始的。”
西吉尔透过我朋友的烟斗冒出的烟雾看着他。“我们更喜欢称之为希特勒暴动或希特勒-鲁登道夫暴动。”那位德国登山者厉声说，“而且，那也不像你说的，是一次‘不成功的’的政变。”
“真的吗？”理查说，“警方镇压了你们的起义，驱散了游行的纳粹党人，逮捕了党首，你们的希特勒先生也锒铛入狱。我相信，他现在正在服刑，他因为叛国罪被判入狱五年，而他被关押的地方就是古老的堡垒监狱兰茨贝格监狱，位于莱希河的一座悬崖之上。”
西吉尔露出了奇怪的笑容。“阿道夫・希特勒已经成为了德国人的英雄。今年年底之前他就会出狱。就算是在那里，那些所谓的‘守卫’也把他当作皇室一样妥善照顾。他们知道，总有一天，他会成为这个国家的领袖。”
理查轻轻拍了拍烟斗，把烟叶弹掉，将之放在粗花呢夹克口袋里，随后非常感激地点点头。“非常感谢西吉尔先生今晚提供了这么多信息，还要感谢你让我了解到了关于希特勒暴动和希特勒先生目前状态的真相，原来事情并不像雅各布他们这些美国人所说的那样，是我理解错了。”
“我送你们出贝格勃劳凯勒大门。”西吉尔说。
*
刚到晚上10点，我们的火车便驶出了车站，这趟列车将驶过边界前往苏黎世。我现在了解到准时是德国人的一大特点。
我很高兴我们能有一间私人包房，如果我们愿意，就可以赶在后半夜到瑞士边界更换铁轨和火车之前，在里面伸展四肢躺在衬垫长椅之上打个盹。在从贝格勃劳凯勒到慕尼黑火车站的出租车上，我才意识到，我的汗衫被汗浸透了，硬挺的衬衣被汗浸透了，就连我那件很厚的羊毛西服外套也都被汗浸湿了。我看着慕尼黑的灯光渐渐隐去，取而代之的是乡间的一片漆黑，我的手不住地颤抖。在看到其他任何城市的灯光消失在我身后时，我从未这么高兴过。
我声音里的颤抖终于消失了（这倒是和刚才我的手抖挺搭调），于是我说：“这个阿道夫・希特勒，我听过他的名字，但对他毫无印象，他是不是那个呼吁打倒魏玛共和国的德国共产主义领导人？”
“正好相反，老伙计，”理查伸平四肢躺在包厢另一个衬垫长椅上答道，“因为受审，整个德国都听到了希特勒那些慷慨激昂的言辞，他之所以出名且如此受人爱戴，完全是因为他那些极右翼观点，恶毒的反犹太主义思想等等。”
“啊，”我说，“可他去年因为试图发动政变而被扣上了叛国罪的帽子，要被关进监狱五年啊？”
理查坐起来，又点燃了烟斗，然后把火车车窗打开一条缝，从而驱散包房里的烟味，不过我倒是不介意。“照我看，西吉尔先生说的两件事都是真的，一是新年之前希特勒就会出狱，总共坐牢还不到一年，二是在那座河上监狱里，当局像对待达官贵人一样厚待他。”
“为什么？”
理查微微耸耸肩。“1924年的德国政治不是我这个小人物能够理解的，不过，从这场超级通货膨胀席卷德国以来，极右翼势力，确切地说就是纳粹党，似乎为很多备受挫折的人说起了话。”
对那个留着查理・卓别林式胡子的小个子男人，我觉得我的确提不起一丝兴趣。
“顺便提一句，”理查又说，“关于那个坐在你对面、光头圆脸一脸阴沉的男人，就是你想要摸他们那面神圣血旗时拍你手的那个男人。”
“怎么了？”
“乌尔里希・格拉夫是希特勒先生的私人保镖，可能正因如此，在去年十一月那场荒唐的暴动中，他才会挡住了射向希特勒的几颗子弹。不过今晚你也看到了，格拉夫身强体壮，很可能会活下去，再次成为德国救世主纳粹的英雄，对此我十分肯定。在加入纳粹和成为他们领袖的保镖之前，格拉夫是个屠夫，半专业摔跤选手，而且只要给钱，他就会在街上和别人打架。有时候他还自愿毒打，甚至杀死那些犹太人或德国共产党人，对他的老板分文不取。”
我心里琢磨着，良久，我才开口说话，声调略高于耳语，虽然周围就是包厢的四壁。
“关于珀西瓦尔勋爵和奥地利人梅耶遇难的经过，你相信西吉尔说的那些话吗？”我问。就我自己而言，我有多不喜欢西吉尔和其中几个他的朋友，就有多不相信他这个人。
“一个字也不信。”理查说。
听了这话，我从我本来半躺半坐的地方腾地一下直直坐了起来。
“不信？”
“不信。”
“那么你觉得布罗姆利和梅耶遇到了什么事？西吉尔撒谎有什么好处？”
理查又一次轻轻耸了耸肩。“可能是在定日镇听说马洛里的登山队已经离开之后，西吉尔和他的朋友们准备非法尝试登顶珠峰。西吉尔当然没有得到西藏登山和旅游的许可。没准西吉尔和他的五个朋友在北坳下面的某个地方追上了布罗姆利，强迫他和梅耶冒着与季风差不多的恶劣天气，与他们一起去登山。当布罗姆利和梅耶摔死的时候，也有可能是因为其他原因死在了山上，西吉尔只好退回去，然后编造了一个迷失男孩之类的故事，说什么另外两个男人孤身登山，然后被一场雪崩吞噬了。”
“你不相信他说的，觉得并没有发生雪崩？”
“雅各布，我曾经去过那片山脊和山壁，”理查说，“那部分山壁很少会堆积如此多的雪形成西吉尔所说的那种从板岩上落下的大规模雪崩。而且就算真有雪崩，我总感觉布罗姆利在攀登阿尔卑斯山时已经积累了足够多躲避雪崩的经验，所以不会笨到去登那样一座雪坡。”
“如果不是雪崩夺走了布罗姆利和那个奥地利人的性命，你说会不会是他们和西吉尔一起在六号营地上方登山时摔死的？”
“还有其他可能，”理查说，“特别是因为，根据我对珀西・布罗姆利并不多的回忆，他未必会让他自己受到几个德国政治狂热分子的威胁，满足他们的企图，和他们一块儿去攀登珠峰，让他们把登顶珠峰的荣耀献给他们祖国德国。”
理查端详着他的烟斗。“我真希望能更了解珀西瓦尔勋爵。我对你和让-克洛德说过，我偶尔会被带到他家，陪珀西的哥哥查尔斯玩，有点儿像贵族让别人把其他东西送到家来一样，当时查尔斯和我差不多大，大概九岁、十岁的样子。小珀西瓦尔总是闹着跟我们一起。他这人吗，你们美国人怎么说来着，雅各布？就是个跟屁虫。”
“在那之后你就再没见过珀西瓦尔吗？”
“哦，在英国的花园派对和欧洲我无意中碰到过他几次。”理查含糊地说。
“珀西瓦尔真的是……同性恋吗？”我很难大声说出这个词，“有些欧洲妓院是年轻男子在出卖色相，他真的是那里的常客吗？”
“那只是传闻，”理查说，“雅各布，那对你来说很重要吗？”
我想了想，可理不出头绪。我意识到，我一直过着中规中矩的生活。我的朋友里从来都没有同性恋。至少据我所知没有一个是那样的人。
“布罗姆利勋爵和科特・梅耶还有可能是怎么死的？”我问，我感觉挺尴尬的，所以急着改变话题。
“可能是布鲁诺・西吉尔杀了他俩。”理查说。我俩中间弥漫着一股蓝色烟雾，不过这烟雾盘旋一阵，便飘向了敞开的窗户。钢铁车轮驶在金属铁轨之上，响声震天。
听到他这话，我不由得深感震惊。理查是在虚张声势地开玩笑吗？就为了吓吓我？若果真如此，他的确干得漂亮。
我的母亲是位天主教徒，曾经是奥莱利夫人，是波士顿婆罗门名门望族佩里家族的另一个名誉污点，我从小就知道可赦轻罪及不可赦重罪之间的差别。在我看来，在珠穆朗玛峰这样一座山上杀死另一个登山者比不可饶恕的重罪还要罪无可赦。对于一个登山者而言，这种谋杀不可恕重罪还夹杂着亵渎神明的意味。“杀死一起登山的人？为什么？”我终于开口道。
理查把烟斗在设于扶手一端的烟灰缸里捣了捣。“我看我们得去登一登珠峰，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情，也就是找到珀西瓦尔・布罗姆利勋爵的尸骨，以便找出答案。”
理查拉下粗花呢帽子，盖在眼睛上，没一会儿便睡着了。良久，我就这么直挺挺地坐在哐当哐当直响的火车包厢里，脑筋不停转动，想要理清这怎么也理不清的局面。
最后我关上窗户。外面的天气越来越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