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两匹藏马被爆头了。
那年十月，在马洛里和欧文正式的追悼会结束后，我们拜访了1924年珠峰探险队的成员爱德华・F.诺顿上校，医务官R.W.G.辛斯顿，霍华德・T.萨默维尔医生，约翰・B.诺尔上尉，以及诺尔・E.奥德尔，后面三个人是理查的好友。登山队的这些前领导人和成员将参加皇家地理协会在肯辛顿・戈尔一号街举行的登山俱乐部会议，我们被安排到星期六下午在地图室跟他们见面。
“我希望他们能在入口处留下口讯。”我说，这不，我们从肯辛顿花园对面的出租车下来，黄昏的影子拉得长长的，艾尔伯特音乐厅的大圆顶赫然耸立在皇家地理协会的砖砌建筑上。日落时分，林荫大道对面树木林林总总，圆顶反射的光让十月的树叶像是着火一般。”
“我是会员。”理查说，“去地图室应该没什么问题。”
我和J.C.互相看了一眼。
除了院子外墙壁龛上放有探险家大卫・利文斯顿的半身像外，根本无从得知这栋爬满藤蔓的建筑是地理学者和探险家的大本营。
进入里面，有人接过我们的帽子和外套，一个穿着燕尾服，打着白色领带，满头银发的老人说：“迪肯先生，欢迎回来。好久没在这里见到尊驾了。”
“谢谢，詹姆斯。”理查说，“要是我没弄错的话，诺顿上校等人已经在地图室等我们了。”
“是的，先生。会议刚刚结束几分钟，五个人正在地图室里面的娱乐室等你。要我陪你去吗，先生？”
“我们自己去就可以了，谢谢你，詹姆斯。”宽宽的走廊地板上刷着亮漆，还摆放着玻璃橱，我真想像在教堂里那样小声说话，但理查说话的声调就跟在外面一样。
地图室很漂亮，夹楼里堆了不少皮封书，长桌子上的地图摆放在木制的楔形展柜上，还有一个很大的地球仪，估摸着一名杂技演员能踩在地球仪上一路滚到肯辛顿大道，但我并没有被那个大地球仪吸引。主室的一侧是一栋1875年的建筑，玄关上装有许多窗户，一个点着的壁炉镶嵌在墙里。我们走近时，辛斯顿、诺尔、诺顿、萨默维尔和奥德尔朝我们走了过来，理查介绍了我和J.C.，我们三个坐在面对壁炉成拱形排列的最后几张皮椅上。夕阳透过我们背后的窗户射了进来，发出柔和的金光。
理查介绍以及我们握手的时候，我发现虽然我从未见过他们本人，但能知道他们长什么样子，他们的各种探险的照片都有出版。但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留着户外运动员特有的大胡子——或者至少也是留着奔放的络腮胡，而现在，他们都将胡子刮得干干净净（除了萨默维尔先生和辛斯顿医生等人，他们的胡须也修剪得十分整齐），要是我跟他们在街上擦身而过，我估计没办法认出他们。
爱德华・菲利克斯“泰迪”・诺顿上校个子奇高，我身高为6英尺2英寸，他至少比我高一两英寸，我发现他身上的一切，比如沉静自如的做派、冷峻的眼神，将他军人习惯发号施令的气质体现得淋漓尽致。理查德・辛斯顿医生三十七岁，身材颀长，他并非登山者（在1924年的探险中，他既是医生，也是一名博物学家），但我知道他也曾去过北坳的四号营地，照顾患上雪盲的诺顿和其他身体有恙的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医生曾在法国控制的美索不达米亚和东非服役，在枪林弹雨中表现得十分英勇，获得过军功十字勋章。辛斯顿也许不是登山者，但我十分敬重他。
理查向我介绍了西奥多・霍华德・萨默维尔，这位叫霍华德的也是位医生，还曾是位传教士，但他的体格健壮得像搬运工。理查告诉我们，自从1922年珠峰探险以来，萨默维尔从来没真正返回过英国，自那时候起，他就一直在印度南部的尼约尔担任传教医生。萨默维尔现在待在伦敦只是为了参加马洛里和欧文的悼念活动，以及这次登山俱乐部和皇家地理协会举行的会议和宴会。
萨默维尔长相英俊，即使没有他在西藏拍的照片上蓄的浓黑胡须，他卷曲的头发、晒得黝黑的脸，富有表现力的黑色眉毛，以及他脸上突然出现的灿烂笑容，都让他看起来有些放荡不羁，但其实他并不是这种人。理查几乎从来没提及他的战争经历，但去年我们在阿尔卑斯一座山峰露营时，他跟我们说过萨默维尔是他一个非常特别的朋友，在手术帐篷里救助伤兵时，变成了虔诚的和平主义者。那是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早上，当时只有他和另外四名医生，却有数千名伤兵等着救援，有许多人都是致命伤，而且他们自己也知道。理查说萨默维尔曾跟他说，帐篷外面鲜血淋漓的担架和雨披上还躺着好几百个人，每个人都知道哪怕耽搁一分一秒的治疗都有可能让他们送命，但没有一个伤兵要求优先治疗。一个人也没有。
我握着萨默维尔的手，他的手长满老茧，对一名外科医生来说略显粗糙，看着他清澈的双眸，我总觉得这样的经历会让任何躁动的灵魂瞬间变得安宁。理查还告诉我们，萨默维尔虽然是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但他并不教条。“基督教唯一的问题就是从来不会真正受到审判。”萨默维尔曾经跟理查这样说，那是1922年的一次探险中，他们待在一个两人帐篷里，帐篷则搭建在一个白雪皑皑的高隘口上。
约翰・诺尔上尉是个瘦子，脸上布满皱纹，眼眶深陷，眼神焦虑不已。也许原因在于此：在1924年的探险中，诺尔拿出8000英镑，承担那次探险的全部费用，以此换取所有的胶卷和照片，他们甚至还带了特别设计的照相机和电影摄像机，上到北坳那么高的地方，拍摄登顶者的远景，不过前提是马洛里和欧文得登上珠峰。去年春天，他甚至带了一个用作暗房的帐篷到珠峰大本营，还付钱请了不少人携带洗出来的照片从珠峰跑到大吉岭，然后将照片邮寄给伦敦的大报纸。现在，他正在发行他最主要的电影《珠峰史诗》，但因为马洛里和欧文最后的行踪几乎都被云层遮住了——至少他们在北坳的行踪没被发现，人们在私下里说诺尔上尉对影片的结尾很不满意。除非诺尔的电影能在英美两国引起轰动，否则这个可怜的人那8000英镑基本上算是打水漂了。
我看着奥德尔，觉得他完全有理由在1924年这样一个秋天的晚上心神不宁。
约翰・诺尔上尉是最后一个收到乔治・马洛里信笺的，但我们今天晚上问候的最后一个人，既是地质学家，又是登山者，理查的这位特殊朋友，诺尔・奥德尔将永远是最后一个见过马洛里和欧文活着的人。
马洛里和欧文试图从六号营地危险的帐篷撤回的前一天晚上，奥德尔曾经孤身一身待在五号营地。他一个人前往六号营地的那天本来最适合登顶。那天晚上12点50分，奥德尔在26,000英尺的高度爬上了一个100英尺高的峭壁。那晚，他在日记中写道：“我看到马洛尔和欧文在靠近最后一个金字塔底下的山脊上。”
马洛里和欧文追悼会刚刚结束没几天，登山俱乐部会议人满为患，里面传出的消息令整个英国哗然，很多登山者，甚至包括同一个探险队的同伴都质疑奥德尔“亲眼目睹”之事。马洛里和欧文真会如奥德尔所述那样，他们会在下午12点50分就登上了所谓的“第三台阶”，把身影留在珠峰顶上白雪皑皑的三角岩上吗？这是有可能的，但似乎很值得怀疑。即使他们带了氧气瓶，这样的登山速度也令人瞠目。不可能，有人争辩道，奥德尔肯定只是看到他们在第二台阶攀登。绝无可能，另外一些离着珠峰十万八千里的专家也说，那时天色尚早，马洛里和欧文只可能在第一台阶，奥德尔肯定搞错了，尽管他有照片和地形图为证，说明他所在的那个地方被山脊和山体挡住视线，看不到第一台阶。但是，当时云仅仅散开了一分钟，他只能瞥见两个影子正在爬山，视线很快变得模糊了，当然，前提是那两个影子是人的话（但很多登山家都认为那只是雪地上的两块石头而已）。
我们全都坐了下来，另外一名打着白色领带，穿着燕尾服的侍应依照我们的吩咐，拿来了威士忌，这时，诺顿上校打破了沉默。
“见到你真高兴，理查。真是抱歉，我们只有二十分钟左右的时间，之后登山俱乐部正式的晚宴就要开始了。既然你是皇家地理协会的会员，以前还是探险队成员，我们给你找个房间自然也没问题……”
理查挥手示意不必了。“我今天都没穿正装来，泰迪，而且也不合适。我就不参加了，我和我的朋友只是想问你们几个问题，问完就走。”
我们的酒水很快呈了上来，纯的威士忌，琥珀色，在雪莉酒桶里盛放了十八年之久。喝下去的时候感觉暖暖的。我的手没有哆嗦，但我总觉得会把持不住似的。我还意识到，我将来可能永远没有机会跟一群令人敬仰的世界级登山家共处一室，这可能正是我紧张的原因。我并不害怕去攀登珠峰，但站在这群世界闻名的登山家面前，想到他们也有此雄心却未完成宿命，我不由得感到恐惧。
“应该是关于马洛里和欧文的事吧？”诺顿对理查说，我觉得他的语气突然变得冷漠。过去四个月以来，他们这些人被多少次问过有关“两位英雄”失踪的事？
“不是的。”理查说，“今年夏天，我拜访了布罗姆利夫人，答应她尽我所能帮她找到失踪的儿子。”
“你是说年轻的珀西瓦尔・布罗姆利？”电影制作人诺尔说，“我们怎么帮她？布罗姆利又没跟我们在一起，这你知道的，理查。”
“我好像记得他是从大吉岭出发的，跟你一起到了绒布。”理查抿了一口威士忌，那张犀利的脸被我旁边的炉火照得轮廓分明。
“他没跟我们在一起，理查。”霍华德・萨默维尔说，“他在我们后面，就他一个人。他一个人坐着一匹藏马，带着一头驮着装备的骡子。一直落后我们一两天。后来，他追上了我们，还看了我们的营地……对吧，约翰？”他问电影制作人诺尔，“好像来过三次吧？”
“我记得是两次。”诺尔说，“第一次是在康巴镇的时候，我们在那里睡了三晚。最后一次是在协格尔镇，后来我们往南朝绒布寺和绒布冰川去了。我们在协格尔镇待了两晚。小布罗姆利好像在每个地方露宿都不会超过一晚。他有一个简易的温伯尔帐篷，是那种更小、更轻便的帐篷。”
“他不会走在你们前头吧？”让-克洛德说，他正美美地喝着威士忌，“我是说，你们会在一个地方待了好几个晚上，而布罗姆利却只会露营一个晚上……”
“呵呵，”辛斯顿医生笑道，“我明白你的意思。但不是这样的……布罗姆利好像还往岔路走了。比如，我们在江嘎镇待了两晚后，他往南沿年楚河走了一段距离，可能是想在低处的山峰上欣赏一下珠峰的风景吧。总之，等我们到达协格尔镇的时候，他又落在了我们后面。”
“最奇怪的是，”诺顿上校说，“无论小布罗姆利勋爵什么时候来营地里看望我们，他都会带上自己的食物和饮料。我们想要款待他，可他根本不买账，其实我们的食物很充足，后来还剩好多罐装食品，就那么扔那儿了。”
“这样看来他带去的补给品挺多的？”理查问道。
“如果周末去林肯郡露营倒是够了。”约翰・诺尔说，“要是单枪匹马闯西藏的话，肯定不够。”
“没有正式批准，他怎么能单独前往那里呢？”我脱口问道，感到脸都红了，就跟我肚子里的威士忌一样烫。我今晚本来不打算说话的。
“问得好，佩里先生，”诺顿上校说，“我们也考虑过这个问题。卫兵会检查我们的文件，所以，我们觉得布罗姆利勋爵肯定拿到了正式的批准文件，也许是通过孟加拉政府拿到的。布罗姆利在大吉岭附近的茶园，现在属于布罗姆利・蒙特福特了，他们跟藏人的关系一直不错，而且跟孟加拉和锡金的管事的人也一直挺要好。”
“我骑马去过布罗姆利勋爵的营地一两次，”诺尔・奥德尔说，“当时探险才刚刚开始，就在我们翻过加里普山隘口进入西藏后不久。小珀西瓦尔看起来挺喜欢独处，对我的来访不温不火，但等到我坐在他的火边时，他看起来又相当友好。我很担心他的健康，你也知道，那个时候，我们很多人都得了痢疾，开始出现高原反应——但布罗姆利的情况却非常好。每次我们见到他的时候，他的身体状况都很好，精神劲儿十足。”
“他跟着你们从协格尔镇到达绒布冰川脚下的大本营吗？”理查问道。
“当然不是啦。”诺顿上校说，“我们转向南边，朝珠峰去的时候，布罗姆利继续往东，走了12英里到15英里去了定日镇。后来我们再没见过面。感觉他打算过了定日镇，继续往东走。你也知道，理查，那里的大部分地区都没有勘探过。我记得1922年你跟我们去过那里，当年，就折腾得够呛。”
“是的。”理查答道，也没再详述当时的情况。
“当初在他们家族的茶园时，”辛斯顿医生说，“我感觉小布罗姆利去西藏是跟人见面的。感觉他带的食物和装备只够走到协格尔镇那头某个地方，去那个约会地点似的。”
“那他的登山装备呢？”理查问道，“布鲁诺・西吉尔曾经告诉德国媒体，布罗姆利爵士和另外一个人是在珠峰上葬身雪崩中。你们有没有看到布罗姆利勋爵带了登山装备？”
“带了些绳子，”诺顿说，“在西藏，绳子总能派得上用场。但他带的绳子不多，攀登珠峰肯定不行……而且食物也不多，没有帐篷，没有普里默斯气化炉，甚至没有足够多的东西上三号营地……肯定没办法上到北坳……更别说上到五号营地或者登上北壁了。”
“这个叫布鲁诺・西吉尔的……”理查说。
“是个骗子，”诺顿上校说，“对不起，理查，我不想这么无礼的。但是，西吉尔跟媒体说的一切全是一派胡言。”
“所以，你从没见过西吉尔或者另一个德国人，包括那个跟布罗姆利勋爵一起遇难的梅耶吗？”理查问道。
“我们在山上或者冰川上的时候，方圆1000英里的地方都没听说过任何德国人。”诺顿上校说。他高耸的颧骨上泛起了红晕。我现在才想到，这杯苏格兰威士忌可不是他今天晚上的第一杯酒。要么是他的酒劲上来了，要么就是诺顿想到今年在试图登顶珠峰期间他们周围有德国人，感到十分愤怒，难以忍受。
“坦白说，我都被搞糊涂了。”理查说，“你们的探险队最后撤出大本营，是什么时候的事了，是6月16日吗？也就是马洛里和欧文失踪八天后，对吗？”
“没错。”奥德尔说，“我们让最疲劳的登山者休息了，然后为马洛里和欧文，以及1922年失踪的挑夫立了碑，但16日下午，我们最后一批人离开了绒布河谷。当时除了我之外，探险队的其他成员身体状况都很糟糕，真是很奇怪：比如大伙儿的心脏均出现了问题，诺顿上校患上雪盲后还留下后遗症，大家都生了冻疮，身体极度疲劳，而高原反应不断，头痛。所有人都不停咳嗽。”
“在山里的时候我也咳嗽了，差点儿没要了我的命。”霍华德・萨默维尔说。
*
“总之，我们分批撤离时，部分人的身体情况已经非常糟糕，大多数跟诺顿上校一起去勘探了以前从没去过的高里三喀峰下面的绒辖河谷，我们去往那里是征得当局同意的，在低海拔的地方休整十天后，我们艰难地回来了。”
“我必须把胶卷带回来，于是，我径直带着挑夫和骡子返回大吉岭。”诺尔上尉说。
“我们的制图师约翰・瓦斯・哈泽德希望将你们1921年探险时去过的地方调查完，理查。”诺顿上校说，“我们同意他陪同印度勘探人员哈里・辛・塔帕前往西绒布地区几天，6月16日，他们带着几个挑夫往西去了，我们跟两人道了别，那天，我们大部分人往北边和西边去了。”
“我独自一人出发的，还绕了道。”奥德尔说，“我想再研究下周边的地质情况。”
另外四个著名的登山家笑了。奥德尔对地质痴迷，即便在27,000英尺高的珠峰也不例外，俨然成了另外几个幸存者的开心果，否则，他们定会十分忧郁。
“我告诉奥德尔，在返回的途中，如果他能带上我们的运输官E.O.谢比尔，绕道100英里也没什么关系。”诺顿说，“西藏山区有土匪，至少谢比尔会说藏语。”
奥德尔看着上校。“爱德华，一个星期后，谢比尔向我承认，你曾警告过他，说什么我们这次探险结束后，他再也不想看到我。我记得他的原话是这样说的：‘亲爱的谢比尔，你可能永远也不想再见到奥德尔。’”
诺顿上校低头看着酒杯，颧骨上红晕的颜色似乎更深了。
“但我跟谢比尔在一起的时候，每天对地质勘探十分感兴趣。”奥德尔继续说，“我们的关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牢靠。多亏了探险队的大部分成员在高里三喀峰背阴下的绒辖河谷休整了十天，我们及时在大吉岭跟探险队会合了，哈泽德带着塔帕和挑夫刚刚从新绒布的地图勘探中回来。”
理查从马甲口袋里掏出表，瞥了一眼，说：“现在只剩下几分钟了，你们马上就要去参加晚宴了，我的朋友。坦白说，现在我完全不知道珀西瓦尔在哪儿了，更别提梅耶和西吉尔了。《泰晤士报》完整地报告了马洛里和欧文的遇难事件，同一个星期，这份报纸也报道了布罗姆利勋爵和梅耶在珠峰死亡的事件。我相信你肯定从大吉岭将这份报告用电报发了出去。如果4月24日，也就是你们探险队往南前往珠峰的那天之后，你们再也没见过布罗姆利勋爵，同时布罗姆利继续往西走，那会怎样……”
“真是十分抱歉，理查。”诺顿上校说，“我们说得特别乱，但我们当初听到有关布罗姆利勋爵死亡消息的转述时就已经比较凌乱了。我跟你解释一下，就在约翰・哈泽德和哈里・塔帕即将到达西绒布地区进行勘探的时候，一些宗教朝圣者遇见了他们，并通过哈里・塔帕的翻译跟他们说，说什么有两位英国先生在定日镇，一个叫布罗姆利，另一个不会说英语的‘英国人’叫梅耶，他们租了六头牦牛往南边去了，再往东沿河去了卓布山口，然后往南去往绒布冰川和珠穆朗玛峰。”
“你确定藏人是说布罗姆利和梅耶一起往珠峰去了吗？”理查喝完了威士忌，将杯子小心地放在挨着他椅子旁边的餐桌上。
“是的。”诺顿上校说，“哈泽德和塔帕往回朝东北方向，朝彭拉山口和协格尔镇去的时候，两个往绒布寺方向去的朝圣者也跟他们说了同样的话。不过，他们强调说还有七个‘不会说英语的英国先生’，说他们在布罗姆利和梅耶离开后，开车抵达了定日镇，但他们很快又离开了村子，往东南方向而去，像是去追赶布罗姆利了。”
“这也太奇怪了。”理查说。
“这还不是最奇怪的。”诺顿继续说，“哈泽德和塔帕还真看见了布罗姆利和梅耶。而且还看到了跟在他们后面的七个人。”
“约翰・哈泽德现在在哪儿？”让-克洛德说。
约翰・诺尔的左手下意识地摆了摆。“哦，可能是回印度帮政府绘制地图了吧。”
“那哈里・塔帕呢？”理查问道。
“也在印度绘制地图。”诺顿上校说，“但并没有跟哈泽德在一起。”
“你能告诉我哈泽德看到什么了吗？”理查问道。
这时，辛斯顿开口了，我感到脖子和后背发紧，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可我们还没有获得想要的重要信息。
“哈泽德和哈里往东北方向去了，他们刚爬上一条古老的商队路线，往彭拉山口走去，那时，眼尖的哈里说看到两队人正骑着马往南去。大概在离他们几英里远的地方，但那天天气特别好，哈泽德说他们看到珠峰上的烟雾比以往都要多，雪如同浪花一样往方圆30多英里远的地方扩散开来，一直飘到我们东边的山峰上。实际上，哈泽德和哈里还特意拐到附近的山上，这样哈泽德就能用军用望远镜证实自己看到的情况了。哈泽德说两个人在最南端，他说他确定看到了布罗姆利勋爵从大吉岭带去的藏马和骡子，而且后面还一路跟着六只牦牛，七个人坐在更高大的马上，离他们后面有几十英里远，也许骑马都需要五个小时或者七个小时才能赶上他们。哈里说他们坐的马更大，不是藏马，要么就是又高又大、长着粗毛的蒙古马。”
“那些人会不会在追他们两个？”理查说。
“哈泽德只是觉得特别奇怪。”诺顿说，“他们在大吉岭追上我们时，哈泽德告诉我们他和塔帕本应该往南回绒布看看到底发生什么事了，不知布罗姆利和那些跟在他后面的人是不是在我们的山里偷猎，看起来真像是那么回事。但因为要绘制地图，哈泽德已经落后我们好几天了。他想赶在我们到加尔各答之前追上我们，最后，他和哈里转头往北越过了彭拉山口。”
“是哪天看到的？”理查说。
“6月19日。”诺顿回答道，“就在我们离开绒布冰川河谷，跟探险队分开后的第三天。”
“这事真是挺有意思的。”诺顿说，“但这也没办法说明布罗姆利勋爵就死在珠峰的雪崩中。不知道你还有没有从别的可靠途径收到更多信息呢？”
“还真有。”奥德尔肯定地回答道，“我和谢比尔即将完成有趣的地质勘探任务时，往东北的主干道走去，其间，我们碰到了三个之前陪我去往珠峰的夏尔巴人，他们非常重要，在高海拔地方全凭他们携带东西。你还记得1922年那个老虎夏尔巴人[18]吗，那人会说一口流利的英语……名叫彭巴・切任，但不知何故，所有人都叫他‘卡米’。”
“卡米啊，我记得。”理查说，“他在没有备用氧气瓶的情况下，居然把很重的行李带到了五号营地。”
“没错。”奥德尔说，“尽管今年的探险意外不断，他却跟以前一样靠谱。不过，我和谢比尔再次往东北方向走的时候，吃惊地发现卡米和两个不会说英语的表弟德斯诺和尼玛在一起。他们正鞭打着他们的小藏马，匆匆赶路……你也知道，夏尔巴人很少这么做。他们之前已经回到了绒布冰川，而当时的情况就像在逃命似的。”
“那是哪天？”理查问道。
“6月21日。”奥德尔说。
诺顿上校清了清嗓子说：“卡米和他的两个表弟跟我们往回走，但他们不希望跟着大部队。我觉得他们只是想自行回家，便答应了。但后来他们显然是想回到我们的大本营……或许还想上到更高的营地。”
“是想将营地里的东西洗劫一番吗？”让-克洛德说，“也许我应该说他们只想把东西清理干净拣点儿剩下的东西？”
诺顿蹙着眉头。“看起来好像的确是这样。不过，我们也没留下什么贵重的东西了，除非把我们留在各个营地的大麦和罐头也算上。”
“卡米后来坚持道，他们不小心把一个宗教护身符落在了后面。”奥德尔说，“他认为是把那玩意留在大本营或者塞在二号营地的石墙里了。他说没有那个东西，他们没办法回到家里，回到村子里，我自然相信了他的话。”
“他们说看到什么了？”理查问道。
我偷偷地看了一眼表。现在离皇家地理协会在劳瑟庄园正式的宴会顶多只有三分钟了，这些受人尊敬的登山家马上就要出席酒会。我回头瞥了一眼，跟肯辛顿大道交会的博览会路华灯灼灼。十月的夜晚已经降临了。
“卡米说他和两个表弟于6月20日抵达了我们大本营。”奥德尔说，“他们找寻了一番，但护身符并没在那儿。他们在那儿发现的情况没将他们吓得半死……七匹蒙古马瘸着腿在墓碑下面行走，融雪的水池下方几百码的地方有片杂草。”
“那些马没人照顾吗？”理查问道。
“连个鬼影子都没见着。”奥德尔说，“山谷上方一点儿，还没走到苦修者冰塔那头，他们看到了一个帐篷，卡米很快认出那是布罗姆利勋爵的温伯尔帐篷——这也是我们看到布罗姆利在旅行途中每天用来睡觉的那顶，还有两匹藏马。那两匹藏马被爆头了。”
“被爆头了！”让-克洛德愕然喊道。
奥德尔点点头。“卡米告诉我们，他和两个表弟也吓坏了，尼玛没再往前走了，也没有待在两匹被杀的藏马附近，德斯诺带着尼玛回到了大本营，卡米则爬上冰川，往二号营地去了。他说他必须找到护身符。而且他对布罗姆利勋爵的处境感到好奇，也多少有点儿担心，布罗姆利在行进途中曾多次到过我们的营地，对卡米很好。”
“他后来还见过布罗姆利吗？”我问。
“没有。”奥德尔说，“后来卡米找到了他的护身符，那玩意儿如他所料，卡在他们在二号营地建立的桑格墙里。”
“什么叫‘桑格墙’？”让-克洛德问道。
理查解释道：“就是我们和挑夫在一号营地以及一号营地以上建立的石墙。可以将帐篷围起来，这样起风的时候就不会把东西吹走了。那挑夫通常只在地上铺一块布，然后用杆子撑着油布当顶，在石墙里面睡觉。”接着，理查转头对奥德尔说，“卡米看到什么了？”
奥德尔揉了揉脸。“卡米向我们承认，找到护身符后，他本来应该很快跟他的两个表弟会合，但因为出于好奇，他继续往三号营地去了。”
“季风雪覆盖的冰隙肯定十分危险。”让-克洛德说。
“六月的第一个星期达到峰值。没错，马洛里和欧文最后在爬山的时候，风的确刮得很大。但我们在6月16日离开的时候，季风并没有抵达绒布，就是卡米说他在6月20日折回去时也都没有到来。雪倒是下了，风也很大，但并不是季风。直到我们返回大吉岭，季风才真的到来。真是太奇怪了。”
“卡米说他在二号营地的时候，当时他还没爬上最后那4英里的冰川，穿过高高的冰塔，他听到上面的山上，也就是北坳上传来打雷一样的声音。”奥德尔说。
“打雷一样的声音？”理查问道。
“卡米觉得特别奇怪。”奥德尔说，“因为那天的天气非常好，天空一片湛蓝，能清楚地看到珠峰上的雪羽[19]——但他却说那动静听起来像打雷。”
“是雪崩吗？”J.C.问道。
“要么就是手枪或者步枪开枪后的回声？”理查说。
听到这话，诺顿很震惊，但奥德尔点点头。“卡米在冰川上露营了一个晚上，在晨光中看到我们的三号营地出现了新帐篷，他说，我们设在北坳壁架上的四号营地上出现了更多的帐篷。他还说看到高高的山上有三个人影，就在东北山脊跟北部山脊交接的地方。他说远处的西边，也就是第一台阶和第二台阶之间，有块大石头。那块石头看起来像个蘑菇。三个黑色的小点站在那块石头附近，突然间，就只剩下一个人影了。几个小时后，他看到有人从北坳陡峭的冰面上下来了，使用的正是桑迪・欧文接在一起的绳梯。他想下山的应该有四五个人吧。”
“如果没有望远镜，即使视力很好的夏尔巴人也没办法在那么高的山脊线上看清楚到底是谁。”理查若有所思地说。
“嗯，没错。”诺顿上校微笑道，“卡米承认，他从三号营地德国人的空帐篷里‘借’了一个蔡司望远镜。”
“你把欧文的绳梯落在后面了？”理查问诺顿，“还将它留在北坳的冰崖上吗？”
“我们本想拿下来，因为那根绳梯已经磨损不堪、使用过度，已经很危险了。”上校说，“但最后觉得弄下来太麻烦了，而且，我们想到也许在下次探险的时候还能用得着，所以，我们就留在上面了。说实话，这也算是对桑迪的一种怀念吧。”
理查点点头。“我知道你们马上就要走了，但我还想问问，卡米到底跟你说了什么，让你根据一个德国的布鲁诺・西吉尔的说辞认为布罗姆利勋爵已经殒命？”
奥德尔清了清嗓子。“卡米当时被打雷的声音吓得要命，但他第二天还是待在了三号营地附近，想看看到底是谁从山上下来了，希望是布罗姆利勋爵，但是，就在他正要放弃，准备离开三号营地区域的时候，有人用浓重的英国口音叫他停下来。冲他喊叫的那人手里拿着一把黑色的手枪。应该是把鲁格尔手枪，卡米想。他随即停了下来。”
“珠峰上还会出现手枪。”让-克洛德小声说。我听得出来，手枪让他十分厌恶。我能感觉到。
“至少解释了是谁枪杀了布罗姆利和梅耶的两匹小藏马。”我说。
*
理查摇摇头。“也许那两匹马只是瘸了。没准儿是布罗姆利和梅耶自己把它们打死的，然后打算牵着牦牛步行回定日镇或者协格尔镇。”
“总之，可怜的卡米以为自己会因为擅自闯入别人的领地，偷窃蔡司望远镜被人射杀。”奥德尔继续说，“他还告诉我们，当时他只希望他的两个表弟有勇气找到他的尸体，体面地将他葬在冰隙里。但那个手持德国造鲁格尔手枪的人却用英语问了卡米是谁——卡米在加尔各答待了挺长时间，所以能听出那人操着德国口音。卡米告诉那人，他是夏尔巴人，跟诺顿和马洛里的探险队是一起的，他跟其他几个人回来拿忘记的东西，他们正在等他回去。”
“还有多少人？”那个德国人不友好地问道。
“‘九个。’卡米撒谎道，‘还有两位英国先生在绒布寺等。’”
“他挺聪明的。”理查说。
“总之，那个德国人放下了手枪，声称自己是欧洲探险者，名叫布鲁诺・西吉尔，他还说他只是跟两个朋友来这里勘探的，但卡米并不相信只有两个人，因为他看到六个人骑着蒙古马，还看到四个人仍然在欧文的绳梯上，也不相信西吉尔见过布罗姆利勋爵和那个跟他在一起的叫科特・梅耶的德国人在20个小时前死在了雪崩中。”
“当时卡米的头脑还很清醒，问了布罗姆利先生遇难的地点在哪儿，西吉尔说是在北坳上的四号营地之上。卡米说他听到这个消息后非常伤心。他假装在西吉尔面前哭起来了，卡米承认道，因为他知道德国人在布罗姆利出事的地点上对他撒谎了，直到这个时候，卡米仍然相信他可能被这个德国人开枪打死，但西吉尔只是摆了摆手，叫他离开绒布。”
“卡米遵照他说的做了，”奥德尔说，“从危险的冰川滑下去，跟尼玛和德斯诺会合了。三人用鞭子抽着马，连夜离开了那里，后来便撞见了我和谢比尔，跟着他们往北，朝商道去了。”
“于是，我们在大吉岭发出电报，第一次详细地将布罗姆利勋爵遇害的情况试探性地告诉了《泰晤士报》。”诺顿上校说，“我们坐火车到加尔各答不到两天后，西吉尔就现身大吉岭，将布罗姆利勋爵死亡的消息电传给了德国的《人民观察家报》。”
“《人民观察家报》是德国右翼法西斯主义者的报纸，对吗？”让-克洛德问道。
“是的。”霍华德・萨默维尔说，“是纳粹党发行的报纸。但西吉尔是一位颇受尊敬的德国登山家，他的故事很快被《明镜周刊》转载，然后又被《柏林日报》和《法兰克福日报》转发。我们草草完成第一份报告后不到一天，西吉尔的故事几乎一字不差地被《泰晤士报》转载，并被夹在了我们的报告中，说实话，我们也不怎么关心这个。”
诺顿和其他人点点头。
“不过，哈泽德、哈里・塔帕，西藏的朝圣者和卡米的报告都会佐证西吉尔的观点，他们都曾目睹布罗姆利勋爵爬过珠峰。”理查总结道，“我现在只能给布罗姆利夫人一点点希望，或者安慰她，她儿子在山上失踪的报告只是个错误。”
“也许不是，”霍华德・萨默维尔说，“但这件事情真的非常奇怪。给人的印象非常糟糕，难道不是吗？不只是因为小珀西是个贵族。”萨默维尔拍打着他那把高背椅的皮质扶手，“好了，各位，时间到了……”
我们站了起来。
“最后一个问题。”在感谢完他以前的同事和登山拍档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后，理查说，“我们对布鲁诺・西吉尔都有所了解，这名德国人从事登山运动已经有些年头了，但据我所知，他从来都不是一名探险家。那个科特・梅耶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布罗姆利勋爵为什么要选择跟这个奥地利人还是德国人去攀登珠峰，尽管他们只往上爬了一点点？”
诺顿上校耸耸肩。“英国登山俱乐部一直跟德国登山俱乐部有联系，他们说所谓的科特・梅耶根本不是注册登山者。这事也太蹊跷了。”
“我也觉得非常奇怪。”我们走过地图室往宴会厅走去时，辛斯顿医生说，“太他妈的奇怪了。”
他们跟我们握手道别的时候感觉比之前的问候热情多了。
外面，北风从肯斯顿花园吹过宽阔的林荫大道，风中不仅夹杂着一股植物和鲜花的味道，而且弥漫着落叶和腐叶浓烈而刺鼻的味道。秋日，死亡的味道发出阵阵恶臭。云很低，我嗅到即将下雨了。
“我们最好找辆出租车。”理查说。
坐车回酒店的途中，我们谁也没有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