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在1991年夏天见到杰克・佩里[1]的。
我对南极探险和探险家的兴趣由来已久。早在1957年到1958年的国际地球物理年活动上，我就产生了兴趣。当时美国还在那里建造了几座永久基地。说实话，南极探险让当时只有十岁的我特别向往，大约1990年的时候，我隐约觉得应该写一本以南极为背景的小说。可是，一晃十五年过去了，我才正式动笔，出版了一本跟北极（不是南极）有关的灾难小说，也就是2007年出版的那本《极地恶灵》（The Terror），但1991年夏，我又向出版社推荐了一套三部曲的新书。其实，本人主要对南极探险感兴趣，对北极则兴致寥寥（可造化弄人，我这套书终究没有写成）。又过了很多年，这期间我一直在看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罗伯特・法尔肯・斯科特、艾普斯雷・切瑞・格拉德等英烈在南极的探险故事，因此我对南极的兴趣也日渐浓烈。
1991年夏天，妻子的一个朋友说她认识一个真正的南极探险家。不过那人年纪可不小了，住在科罗拉多西斜坡区德尔塔小镇的一个特护养老院中。20世纪30年代，他曾跟随海军少将理查德・伯德的美国探险队前往南极。
最后卡伦表示，反正玛丽就是这么跟她说的。其实，我怀疑那位老人不是得了老年痴呆症，就是信口开河，要么就是他吹惯了牛皮。说不定三种说法都对。
可根据玛丽的说法，这个八十九岁高龄的老人名叫雅各布・佩里，他曾于1934年参加美国南极探险队。当年，那次探险可谓麻烦不断，而伯德少将总喜欢一个人出风头，结果，在一片冰天雪地中，他独自在一个高级气象站的冰洞里待了五个月，因为炉子通风不好，他差点儿死于一氧化碳中毒。伯德还打算根据自己的经历写一本畅销书来着，书名倒也不难猜测，名为《孤独》。
玛丽告诉我妻子卡伦，那是1934年的一个冬天，整个南极伸手不见五指，暴风雪肆虐，佩里和另外三人艰难跋涉了100英里[2]，去营救伯德少将。后来，所有人都被困住了，不得不等到十月，也就是南极洲的夏天来临才被救起。“听起来他正是你要找的人，可为你提供有关南极的信息。”卡伦说，“估摸着你专写这位佩里先生，就能写出一本书了。没准儿他跟到达北极的第一人皮里少将是同一个人呢！”
“佩里，”我说，“即便他去过南极，也不会是那个声称在1909年到达北极的罗伯特・皮里少将啊。”
“为什么不能？”卡伦说，“这可说不准。”
“首先，他们的名字就不一样，一个叫佩里，一个叫皮里。”我说。玛丽非要和我较真儿，我有点儿不高兴了，也有可能是因为无论谁对我的写作内容指手画脚，我都会来气。于是我特地强调，“皮里少将”和玛丽说的那个住在德尔塔的小老头儿“佩里”先生，根本不是同一人。
“还有，”我说，“皮里少将现在应该一百三十岁左右了。”
“行了，行了。”卡伦说着举起双手，在几十年的婚姻生活中，我们早已对这种信号有了共识，意思是夫妻双方谁也别不依不饶，紧盯对方的错误不放了。“我承认我错了还不行吗？可这位佩里先生没准儿真有精彩的故事讲给你听呢……”
“还有，”我打断他的话，老实说，我还真有点儿一根筋，“罗伯特・皮里少将1920年就死了。”
“这个雅各布・佩里仍在德尔塔活得好好的，”卡伦说，“不过也是个行将就木之人了。”
“行将就木？你是说因为他这么大年纪了吗？”在我看来，如果一个人活到八十九岁或者九十岁了，大可归类为“行将就木”的范畴。见鬼，1991年的时候，要是谁超过六十岁了，我都会认为他来日无多。（不怕告诉你们，我承认，2011年我写这篇愚蠢的前言时，已经六十三岁了。）
“不，不只是因为他的年龄，”卡伦说，“玛丽在电邮中还说他得了癌症，当然，他还能四下走动，不过……”
之前卡伦进来的时候，我正坐在电脑旁浪费时间，把候选书名敲进电脑里。现在我已经关掉电脑了。
“玛丽真说过他在1934年时跟伯德去过南极？”我仍不放心。
“是啊，她真这么说了，”卡伦说，“我知道你对他有兴趣。”虽然我的心思被妻子猜中了，但她说话的时候并没有自鸣得意。“其实你离开办公室几天也好。从这里走州际公路到大章克辛只要五六个小时的车程。到了德尔塔，你可以跟盖伊和玛丽一起过夜。”
我摇摇头。“我开那辆马自达去。到时候我过了I-70高速公路，穿过卡本代尔，再翻过麦克卢尔山口。”
“你那辆马自达能翻越麦克卢尔山口吗？”
“等着瞧好了。”我说，假如我在第二天早上就跟佩里先生聊上，当天就可以回家了，这样看来，这次行程就是两天，我思忖着该在旅行包里塞什么衣服。我有一件乐斯菲斯旅行袋，正好可以放在那辆马自达的小行李箱里。我心里盘算着还得带上我的尼康相机。（当年数码时代还没开始呢，至少没有数码相机这玩意儿。）
幸亏我一心想着要驾驶我那辆崭新的1991年产马自达车走山路，这才有幸见到了雅各布・佩里先生。
*
科罗拉多的德尔塔是个大约六千人口的小镇。我按照之前计划的路线来到那里，从哥伦伍德温泉离开I-70高速公路，往南行驶，然后拐入卡本代尔的65号公路，沿着那条狭窄的双车道，翻过高高的隘口，路过马贝尔和佩奥尼亚偏远的居民点，不由得感觉这座小镇被群山环抱。德尔塔位于格兰德台地南部的宽阔河盆中，当地人还称那座山为“世界上最大的平顶山之一”。
杰克・佩里在德尔塔所住的地方压根儿就不像养老院，更不像二十四小时特护的养老院了。在几笔联邦补助金的帮助下，玛丽将曾经辉煌、现已破败的酒店翻修了，并跟隔壁一个空荡荡的仓库合并。看上去就像一个1900年的四星级酒店，怎么看也不像是养老院。
我发现雅各布・佩里在三楼有自己的房间。（玛丽对养老院的一项翻新便是安装了电梯）玛丽向他介绍，并解释我前来采访他的原因——丹是名小说家，准备写一本与南极有关的书，听说了杰克的事，她如是说——佩里先生邀我进去。
房间和老人似乎很搭调。佩里的房间很大，屋子里有张双人床，整理得十分利索，往窗外望去，掠过屋顶和小镇低矮的商场，北边便是群山和格兰德台地。高至天花板的书架上满满当当地放着硬皮书，我注意到许多书都是介绍世界各地的山脉的，书架上还有不少纪念品：卷在一起的老式登山绳、北极探险者经常佩戴的克罗克斯玻璃护目镜、一个破损的皮质摩托车头盔、一个老式的柯达相机，还有一把旧冰镐，木柄要比现代的冰镐长得多。
至于杰克・佩里，我真的不敢相信他有八十九岁的高龄了。
当然，岁月在他身上有了明显的痕迹，过去近九十年的岁月压得他的脊椎有点儿弯曲、变形，让他矮了一两英寸[3]，但他的身高仍然超过6英尺[4]。他穿着一件短袖斜纹粗棉布衬衣，我发现他的二头肌也因为年龄的关系萎缩了，但它们仍然十分健硕强壮。尽管岁月不饶人，但他的上半身依旧充满力量，呈倒三角形，看起来孔武有力，看来当年没少锻炼过。
几分钟后，我注意到他左手的小指和食指不见了。看起来像是旧伤了，指关节骨头残根上的肉已经变成棕色，跟他手上其他部分和前臂上的皮肤一样饱经沧桑。尽管如此，这一点也不影响他手的灵活性。后来，我们聊天的时候，佩里先生还玩起了两根细细的皮鞋带，每根都有18英寸长，我惊讶地发现他能系很复杂的结，一只手拿着一根绳子，两只手同时打结。那样的结应该是航海结或是专业攀岩结，而我用两只手都没办法打出这样的结来，再借我支童子军也不行。佩里先生无所事事地打着手中的结，均是单手完成，接着他又心不在焉地用左手剩下的两根手指和大拇指把结解开。看起来像是老习惯了，可能是为了让自己平静下来，他既没有注意完成的结，也没有注意打结的过程。
我们握手时，我感觉我的手指消失在了他那双有劲的大手里。不过，他可没像地头蛇那样，想故意给我个下马威，用力捏我的手。他握手的力度恰到好处。他的脸在高纬度和空气稀薄的日光下晒过多年，紫外线已经进入他的表皮细胞——让伤疤留下了永久的褐斑，而在这些褐色的伤疤中，还有一些可能是做黑素瘤小手术时留下的。
老人仍然有头发，只是剪得特别短。我能透过他那稀松的白发看到褐色的头皮。他笑起来的时候，露出了两排牙齿，只是下面和后面掉了两三颗而已。
佩里那双湛蓝的眼睛给我留下了最为深刻的印象，在我看来，那双眼睛似乎没有留下岁月的痕迹，全然没有快九十岁的人那种浑浊、无神的感觉。佩里的蓝眼睛充满好奇，眼神专注、勇敢无畏，像是有几分……孩子气。我跟初出茅庐的作者一起合作时，无论他们多大，都会提醒他们，描述笔下角色时，不要跟电影明星或者名人比较。这样的方法是偷懒，也会耗费时间，实在老套。不过，我当时没办法向妻子卡伦描绘佩里先生的那双湛蓝的眼睛。五年后，我们一起观看电影《皇家赌场》，那是新的007系列电影的第一部，丹尼尔・克雷格饰演詹姆斯・邦德，我当时兴奋地小声说：“看，佩里先生那双湛蓝的眼睛就有那么蓝。事实上，丹尼尔・克雷格活脱脱就是一个年轻版的佩里。”
卡伦在漆黑的电影院里瞥了我一眼，说：“嘘。”
再回到1991年，我在德尔塔的特护养老院时，不知为何，我非常羡慕佩里架上和桌上的那些老古董，一时半会儿没有回过神来，才发现角落里放置了一个长木柄冰镐和一些石头样品。他后来告诉我，这些是从各种不同的山峰下收集来的。架子上还有被岁月侵蚀后失去光泽的黑白照片，以及一台小型照相机——那是一款柯达相机，拍照之前需要展开，十分古老，但并未生锈，看起来保管得极好。
“里面还有胶卷……有些年头了，”佩里先生说，“但从没冲洗过。”
我摸着那个小相机，转身看着老人。“难道你不想看看里面的照片吗？”
佩里先生摇摇头。“照片不是我拍的。事实上，这个照相机不是我的。但德尔塔那个药房老板说里面的胶卷也许仍然能够冲洗出来。也许有一天我想看看里面的照片。”他向我指了指内置式桌子旁边的一把椅子。我看到桌子上散落着一些颇为用心的画作，画的是植物、岩石和树。
“我很久没接受过采访了。”佩里先生说，脸上像是露出自嘲的笑，“即便是在几十年前，我在媒体面前几乎也没话说。”
我以为他在谈论1934年伯德的那次探险。我搞错了，真是蠢得可以，而且，我当时甚至没有去求证。如果我有记者最基本的刨根究底的本能，那无论是我的生活还是这本书都会大为不同。
我居然又把话题扯到自己身上，谦虚地说（对我这么一个自我主义者来说，确实如此）：“我很少采访别人。我自己写书通常都会求助图书馆，包括那些学术图书馆。你介意我记笔记吗？”
“请便，”佩里先生说，“你只对我在1933年到1934年间跟伯德的那次南极探险感兴趣吗？”
“是的，”我说，“我很想写一本以南极为背景的悬疑惊悚小说。你若能跟我说说南极的探险故事，肯定会对我有帮助。特别是那种恐怖的事情。”
“恐怖的事情？”佩里又笑了，“惊悚小说？除了寒冷、黑暗和孤独外，你的小说中会有邪灵之类的元素吗？”
我微微一笑，但不由得有些尴尬。如果没有冗长的文字为背景，书中的情节往往会很荒谬。说实话，有些情节即便将背景交代清楚了，也会显得很愚蠢。没错，我想过在书里安排一些恐惧的大家伙，让它们去追赶、杀戮，然后吃掉书中的角色。只不过我还没将这种恐怖的家伙设定好。
“差不多吧，”我承认道，“就是那种大家伙，会让主人公的生命受到威胁的玩意儿，比如从又黑又冷的地方突然冒出来的东西。那玩意儿会将爪子伸向主人公的南极小屋，或者被冻住的船等等。反正就是那种饥肠辘辘的怪物。”
“比如杀人企鹅。”佩里建议道。
我俩不约而同地笑了。虽然我的妻子、经纪人、编辑也曾问过这样的问题，每次，我说会写一本南极惊悚小说时，他们都会问：“写什么呀，丹？你书中的怪物是那种身形巨大、变异的杀人企鹅吗？”这点子够烂的，大家都想一块儿去了。（直到现在我才承认，我真想过把它设计成大反派。）
“其实，”佩里说，可能注意到我脸都红了，“企鹅群栖地恶臭的粪便还真是要人命。”
“这么说来你真去过企鹅群栖地了？”我问，将笔放在研究笔记上。我感觉自己像吉米・奥尔森[5]。
佩里先生点点头，再次笑了，但这次他那双湛蓝色的眼睛似乎是在搜寻内心深处的某段记忆。“我的第三次探险，也是最后一次探险的冬天和春天是在罗伊德小屋度过的……本想在那里研究附近企鹅的群栖地以及动物行为。”
“罗伊德角的小屋……”我惊讶地说，“岂不是沙克尔顿的小屋？”
“没错。”
“我以为欧内斯特・沙克尔顿的小屋是个博物馆——游客皆不得入内。”我试探性地说。当时，我实在太惊讶，甚至都忘记记录了。
“现在的确是博物馆了。”佩里说。
我感觉自己真是个十足的白痴，赶紧埋头记录，以掩饰自己的失态。
雅各布・佩里语速很快，好像是特意为了缓解我的难堪。“对于英国人来说，沙克尔顿堪称他们的民族英雄，等到1935年冬天，海军上将伯德将军派我前往南极观察企鹅的群栖地时，那里已经跟博物馆差不多了。英国人有时也会使用那个小屋，他们偶尔也会派鸟类学家前往那里观察企鹅的群栖地，那里一直储藏着食物，所以，倘若附近基地的美国人或者其他人遇到麻烦，都会用那个小屋避难。但是，我奉命去的时候，很久没人在那里过冬了。”
“我真没想到英国人竟然允许美国人在沙克尔顿的小屋里待上几个月。”我说。
佩里先生咧嘴一笑。“不是这样的。他们才没有这么做呢。伯德上将从来没有征得过英国人的同意。他只是派我和另外两人去了那儿，我们用两个雪橇带去了七个月的供给——第二天，那两个人再乘雪橇，带着他们的狗回到了伯德的基地。对了，我是用撬棍将关着的门和百叶窗撬开的。我本可以把狗留下来陪我过冬。但实际情况是，伯德上将不愿见我，所以他才将我打发得远远的。只要我能熬过冬天就好了。伯德上将喜欢做科学试验不假，但事实上，他压根儿就没打算观察或者研究企鹅。”
我把这些统统写了下来，尽管不大明白，但总觉得他说的这些很重要。我也不知道如何将沙克尔顿的小屋用在我那本连名字都没有、且尚未构思成形的悬疑小说里。
“沙克尔顿和他的手下在1906年建造了那个小屋。”佩里先生说。他柔和的声音中带着些许沙哑，有些刺耳。我从后来的谈话中得知，那是因为他在去年冬天的手术中摘除掉了部分左肺。但是，尽管声音有些沙哑，他的男高音听起来仍然很悦耳。我想，在做手术之前，佩里先生肯定有副讲故事的好嗓子。
“沙克尔顿手下的人在1908年离开了小屋……我到那里的时候，里面还留下一辆大汽车，”他说，“可能是因为那里的东西不容易生锈、老化得比较慢吧。我不知道沙克尔顿遇上厚厚的雪时，那玩意儿能不能开10英尺远，但英国人对那些机械装置情有独钟。伯德上将也喜欢那玩意儿。总之，那年南极的早秋，我被他们留在了那个小屋里。当时是1935年3月。同年十月初，也就是南极的早春时分，我终于被人接走。我的工作是前往罗伊德角一个很大的企鹅群栖地观察阿德利企鹅。”
“但那可是南极的冬天。”我顿了顿说，总觉得自己接下来说的话肯定会特别傻，“我总以为阿德利企鹅不会……我是说，不会在一个地方过冬。我以为它们会在十月的某个时间到达那里，然后在来年三月初带着它们的小企鹅离开。我是说，那些幸存下来的小家伙。我说错了吗？我一定是弄错了。”
雅各布・佩里又笑了。“你说得完全正确，西蒙斯先生。我到那里的时候，只能看到两三只企鹅摇头晃脑地跳进海里——那时候正值罗伊兹岛的三月初，很快小屋附近就会结冰，无冰水面差不多在数十里之外，我是在十月份的春季被人接走的，当时，阿德利企鹅还没返回群栖地再度交配，养育幼仔。我没法观察企鹅的习性。”
我摇摇头。“我不明白。你不是奉命去那里……天哪，花了七个多月，差不多八个月的时间……去罗伊兹岛的群栖地观察企鹅，可那里当时压根儿就没有企鹅。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没有阳光。你不是生物学家或者科学家吧，佩里先生？”
“不是，”佩里先生再次咧嘴笑，“我在哈佛大学学的是英文，主要研究18世纪、19世纪的美国文学，当然也包括不少英国文学。1923年我毕业时，亨利・詹姆斯正炙手可热。詹姆斯・乔伊斯是一年前，也就是1922年出版了《尤利西斯》。而他那本《青年艺术家的画像》则是六年前出版的。我当时花了一年时间在欧洲滑雪、登山——二十一岁那年，我继承了一笔小小的遗产。1924年，我看了马多克斯・福特《国际观察》上的一篇故事，遂而决定立即离开瑞士，前往巴黎，见到他在文中写的那个年轻人，把我自己写的东西给他看。”
“你去了吗？”我问道。
“是的，”佩里先生笑道，“当时，海明威是《多伦多星报》驻欧洲的通讯记者，要说对付我这种头脑发热的人，他还真有一套。我是在他的办公室跟他见面的，那个地方很小，脏兮兮的。他立即叫我去楼下的咖啡厅喝咖啡，除了我之外还有其他人。过了几分钟，他看了一眼手表，便说他必须回去工作了，将我这个正做着作家梦的人留在了咖啡厅里。”
“你把你写的故事给他看了吗？”
“当然，他看了三部，每部都只翻了翻前几页，便说让我不要放弃自己的正职工作。可这根本不是你想听的，对吗？人老了就喜欢唠叨。”
“挺有意思的。”我只嘟囔了这么一句，但我同时又在想，天哪，你居然见过欧内斯特・海明威，还被他告知你不是当作家的料。这是什么感觉？要么就是佩里在吹牛？
“还是回到你感兴趣的话题吧，西蒙斯先生，谈谈1933年到1935年间南极的事——我被伯德上将聘用，做了一名杂工，因为我有登山的经历。在探险期间，探险小组的科学家会在各大山峰做些研究工作。我压根儿就不懂科学，对企鹅也不怎么了解，现在还是不太了解，尽管养老院里的电视经常播放自然纪录片。但在1935年，这都不是问题，因为伯德上将只想把我打发走，直到那年春天，当所有人都要离开南极时，他们才来接我。”
“所以，你在又冷又黑的地方待了七个月？”我傻乎乎地说，“你到底做了什么让他这么不待见你？”
佩里先生用一把非常锋利的小折刀切开一个苹果，递给我一块。我接了过来。
“我救过他的命。”他嘴里吃着苹果，平静地说。
“对哦，玛丽说1934年，伯德上将孤身一人被困在一个高级气象站里，你跟几个人一起救了他。”我说
“没错。”佩里先生说。
“看来是因为他被人救了后觉得没面子，就把你赶去了罗伊兹角的小屋，也让你体验体验孤独的滋味？”我实在是搞不懂。
“差不多吧，”佩里说，“只不过我没有像伯德上将一样，差点儿一氧化碳中毒……也没有像他一样要求救援。他有个无线电，每天都会联络小美利坚站。我却没有。我跟基地毫无联系。”
“前一年八月，你参加营救伯德的小分队时，”我说，看了一眼跟玛丽的聊天笔记，然后又看了看参考书（1991年的时候，可没有谷歌），“当时正值南极的冬天，你和另外三人行驶了100英里。当时，如同迷宫一般的冰隙不是被风吹塌，就是被大雪覆盖，一路看不到几面警告旗。100英里的路程，几乎一片漆黑，你们驾驶着一辆雪地牵引车，你那玩意儿就跟一辆加了金属盖的福特T型车差不多。而且，就只有你和三个来自小美利坚站的救援人员。”
佩里先生点点头。“波尔特博士、韦特先生和我的顶头上司E.J.德玛斯掌管雪地牵引车。是德玛斯坚持让我跟去，开那辆雪地牵引车的。”
“这算是你的探险任务吗？”佩里又给了我一块美味的苹果。
“作为杂工，与那些该死的雪地牵引车有关的工作都是我的事。夏天，如果那些科学家要离开小美利坚站，我就得帮他们开车，”老人说，“我想是因为德玛斯先生觉得我即使在黑暗中，也能最大限度地避免将车开进冰隙中吧。后来，我们得知大部分警告冰隙的旗子都不见了，我们不得不打道回府，但立即又出发了——尽管当时的天气更加恶劣了。”
“我怎么觉得听起来还是伯德上将想惩罚你呀。”我说，感觉嘴中的苹果又脆又鲜，“居然让你孤身一人待在一个地方长达七个月之久。”
杰克・佩里耸耸肩。“还不是因为‘救了’上将——他讨厌任何人用到这样的字眼儿，让他挂不住面子。不过他没办法对波尔特博士和韦特先生怎么样——他们可是探险队里的大人物，他将德玛斯先生也派去一个遥远的、他几乎见不到的地方参加任务。他派我先去参加夏天的探险任务，后来，又让我在罗伊德角待了整整一个冬天。最后，伯德上将在报告中甚至都没提我参与救他的事。我的名字也没在大多与南极有关的史书中出现。”
听到伯德上将竟是一个卑鄙小人，我感到十分震惊。“在大冬天被派往罗伊德角跟单独拘禁有什么区别？”我说，压抑不住内心的怒气，“连无线电也没有吗？我看是伯德上将被关押三个月后变成了疯子——他自己倒是每天用无线电跟小美利坚站联系。”
佩里先生咧嘴笑道：“没有无线电。”
我越想越不明白。“他让你在罗伊德角沙克尔顿那个地方待了七个月，其中还有五个月是全黑的？！他到底是怎么想的呀！”
佩里先生摇摇头，但无论是他的表情还是他说话的腔调都没有半点儿生气或是怨恨。“我不是说过我是被探险队聘用前往那里登山的吗？我们救了伯德之后，被要求和他一起待在他在高级气象站挖的地下室里。我们是8月11日到的，一直待到10月12日。然后伯德和波尔特博士医生一起乘‘朝圣者’号飞走了——我终于参加了夏天的探险，让我有机会用我的登山技巧帮助那些科学家。”
“‘朝圣者’是飞机吗？”我说。
佩里完全可以说，既然是说飞走了，这玩意儿不是飞机是什么？难道是只大信天翁吗？但他只是礼貌地点点头，说：“他们开始探险时有三架飞机，‘大福克’……”他停了下来笑着说，“是‘福克’飞机，西蒙斯先生，F-O-K-[6]……”他将这架飞机的名字拼写了出来。
我咧嘴笑道：“我明白了。不过，你叫我丹就可以了。”
“那你得叫我杰克。”他说。
直呼“杰克”，我还真有点儿说不出口。跟那些名声在外、头衔很响或位高权重的人在一起的时候，我一般不会觉得他们有多了不起，但在雅各布・佩里先生面前，我却觉得他真的很厉害。对我来说，即便嘴上多次以“杰克”相称，但我在心里仍旧尊称他为“佩里先生”。
“总之，”他继续说，“我们有架大福克，名叫‘蓝色刀锋’……不过，我们到达南极后，他们第一次想让这架飞机飞离地面时就撞毁了，对了，我应该说飞离冰面才对。他们还有一架更大的水上飞机，名字是威廉・霍利克，但那家伙好像时常需要维修。所以，十月份天气刚稳定下来，那架叫‘朝圣者’号的单翼机便被派去接伯德上将和波尔特博士了，我们到达他那里后，将他冰川下地下室的通风设备修好了。我记得在我们等待的那几个星期中，波尔特博士会经常观察星星、流星，测量气压。伯德病得不轻，整天昏昏沉沉的，什么也做不了。一氧化碳对上将的脑子肯定不会有什么好影响。八月份，在‘朝圣者’号将伯德上将和波尔特博士接走后，我、韦特和德玛斯便开着那辆雪地牵引车回到了小美利坚站……我也恰好赶上了他们前往海恩斯山脉的探险。”
“你加入探险队就是为了去南极爬山吗？”玛丽敲门进来后给我俩端来了两杯柠檬水，但也短暂地打断了我们的思路。柠檬水是自制的，味道好极了。
佩里先生点点头。“登山算是我的看家本领，也是我参加那次探险的唯一原因。嗯，就是登山。对了，我还会开车，那些设备玩得也很溜……所以，冬天来临，不用登山的时候我就帮德玛斯折腾那些雪地牵引车……但我去南极就是为了登山。”
“你登过很多山吗？”我问。
佩里再次咧嘴笑了，那双蓝色的眸子像在沉思。“1934年夏天，上过麦金莱峰……可不是麦金利山，但南极附近的那座山峰名字跟它很像。还登上过海恩山山脉上几座没有命名的山峰……科学家去那里寻找苔藓和地衣，我将他们安全送达山脊后，便登上了山峰，下山后我再帮他们整理设备。1934年夏天，我爬上了福特山脉的伍德沃德山，后来又征服了雷亚山、库伯山和桑德斯山。从专业角度来看，这些山都提不起我的兴趣。山上到处都是冰雪，还有许多冰隙、冰崖和雪崩。让-克洛德可能会喜欢。”
“让-克洛德又是谁？”我问道，“是伯德探险队中的成员吗？”
佩里先生的眼神之前陷入了深深地沉思中，这时他凝神看着我，笑道：“不，不是。他只是我很久以前认识的一个登山者。凡是跟雪啊、冰啊、冰川啊，或者冰隙有关的东西他都喜欢。对了，我还登上过幽冥山和恐怖山。”
“这最后两座是火山吧。”我是想告诉他，对南极我并不完全是个门外汉，“是以两艘英国船的名字命名的，对吗？”
佩里先生点点头。“是由詹姆斯・克拉克・罗斯在1841年命名的，他也被认为是真正发现南极的人，尽管他们并没正式踏入过南极大陆，‘幽冥’号是他的汽船，而‘恐怖’号则是由罗斯的副指挥官弗兰西斯・克罗泽指挥的。”
我把这些统统记下来，也不知道我这些材料对我正在构思的变异巨型企鹅袭击沙克尔顿南极小屋的那本书有何用途。
“几年后，克罗泽成了约翰・富兰克林爵士探险队的副指挥官，而‘幽冥’号和‘恐怖’号都迷失在了北方的冰原里。”佩里先生心不在焉地说，像是结束了刚才的回忆。“我说的是英国人的破冰船，”他笑着说，“可不是火山，那两座山仍然在那儿。”
我抬起头。“船沉了吗？我是说‘幽冥’号和‘恐怖’号，几年后沉了吗？”
“比这个可要糟糕，丹。那两艘船完全消失了。约翰・富兰克林爵士、弗朗西斯・莫伊拉・克罗泽还有127名船员。他们本想前往西北航道和加拿大的北边，可所有人都……失踪了。那里的荒岛上留下了一些坟墓和人骨，但至今仍然没有船或者大部分船员的遗体。”
我胡乱地把这些统统记下来。其实我对北极以及与之有关的探险都不感兴趣，但一百多号人和两艘船居然凭空消失了？我叫他重复了克罗泽船长的全名，然后写下来，佩里耐心地将克罗泽的名字拼出来，像是把我当成了小孩。
“总之，”佩里先生说，“因为伯德上将见到我不怎么高兴，可能是他一看到我，便会想起在他那个言过其实的‘高级气象站’，想起因为自己的过失差点儿被一氧化碳毒死，后来还让其他人冒着生命危险去救他的事吧。所以，第二年，也就是我在南极的最后一个冬天，伯德上将并没有让我跟其他人在主基地过冬，而是命令我从三月份到十月份独自待在沙克尔顿在罗伊德角的小屋‘观察企鹅’。”
“应该是说观察已经离开的企鹅。”我说。
“没错。”佩里先生交叉双臂，咯咯地笑起来，我发现他的前臂仍然强壮，上面还有几道青灰色的疤痕，是旧伤了，“但那个时候是秋天，还不是特别冷。我每天都能闻到企鹅群栖地的恶臭。不过，慢慢地也就习惯了。”
“对你来说那是真真切切的惩罚啊！”我再次对他说，想到这种孤独的滋味，我仍然觉得恐惧，继而转为对伯德卑鄙行为的愤怒，“我说的惩罚可不是指企鹅粪，而是指那种被单独拘禁的滋味。”
佩里只是对我笑了笑。“我挺喜欢的。在沙克尔顿小屋过冬的那几个月，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那里又黑又冷，没错……有时候那里非常寒冷，因为那个小屋的保暖设施做得并不好，并不适合一个人居住，小屋到处都是缝隙，在那种暗无天日的日子里，风真是无孔不入……但感觉很好。我用帆布和沙克尔顿以前的板条箱在门边做了个小房间，这样，我待在里面会感觉暖和一些。虽然有些早晨，睡袋开口处的狼獾皮几乎都会覆盖着一层白霜，但那种体验……不错。真的不错。”
“那年冬天你登过山吗？”我问。话刚一出口我便意识到这个问题有些愚蠢。他能在零下六七十度，一片漆黑的环境下爬山吗？
令人吃惊的是，他再次点点头。“1908年，沙克尔顿的手下就登上过幽冥山——至少上过火山口的边缘。”他说，“我独自一人上过三次，不过走的路线都不一样。有一次还是晚上。哦，虽然他们将第一个在冬天登上幽冥山的荣誉给了一个叫罗杰・米尔的英国登山者，他于六年前，也就是1985年登上了幽冥山，但我在1935年冬天就上过幽冥山两次。不过，书上可没有记录，可能有人会记载这些，但我懒得提及。”
他陷入了沉默，我也不说话了，也不知道这个慈祥的老头是不是在我面前信口雌黄。接着，他站起来，抬起那把木柄旧冰镐，说：“1991年1月，也就是几个月前……麦克默多站一个叫查尔斯・布莱克默的钢铁工人花了17个小时登上了幽冥山。他的事迹在各种高山期刊中都有记录，因为他创造了一个官方的新纪录。”
“你在五十六年前登山时留意过时间吗？”我问。
佩里咧嘴笑道：“十三小时十分钟。不过，我以前也留意过。”他笑了笑，然后摇摇头，“但这个可帮不了你的研究，丹。关于南极探险，你到底想了解些什么？”
我叹了口气，意识到作为一个采访者，我实在太不合格了。（从某种程度而言，作为一个人我也很不合格）“你能告诉我些什么？”我说，“我是说我想了解一些书本上没有的东西。”
佩里摸了摸下巴。他下巴上的白须硬邦邦的，传出明显的刮擦声。“呃，”他轻轻地说，“当你看着地平线附近的星星时……特别是碰上特别冷的天气……那些星星会四处跳动。时而跳向左边，时而跳到右边……同时还会跳上跳下。我觉得是地面或者冰冻海洋上有大团超冷空气所致，像正在移动的镜头一样……”
我飞快地在纸上写着。
佩里先生咯咯笑道：“这样的小事对写小说有帮助吗？”
“这可说不准。”我说，继续记录着。
后来，那些在地平线上跳动的星星出现在了我的那本《极地恶灵》第一页的结尾和第二页的开头部分，小说十六年后才得以问世，写的是约翰・富兰克林爵士在西北航道的那次灾难，跟南极毫无关系。
但《极地恶灵》出版时，佩里先生早就罹患癌症去世了。
*
我后来获悉，佩里先生参与过几次著名的登山探险，比如他去过阿拉斯加的好几座山峰，前往南美探险，攀登乔戈里峰，当然还有1991年夏天我们聊过的他跟伯德上将在南极探险的三年。“采访”期间，我们聊得不错，谈到了旅行、勇气、友谊、生、死，还有命运——聊了差不多四个小时。其间我一次也没问到点子上，我是说没有问及他1925年在喜马拉雅山的探险经历。
我们的长谈即将结束之际，我看得出佩里先生累了。而且，他说话时的呼哧声更加明显了。
发现到我注意到他声音中的异样后，他说：“去年冬天，医生帮我切掉了我一块肺。我得了癌症。肺的其他部分可能也感染了，但癌细胞已经转移到别的地方了，所以，到时候肺可能不是我致死的原因。”
“对不起。”我说，那一刻我真的词穷了。
佩里先生耸耸肩。“嘿，如果我能活到九十岁，我就赚到了，丹。你是没办法体会我现在的心情。”他咯咯笑道，“我得肺癌其实挺荒唐的，因为我从不抽烟。这辈子连一根都没抽过。”
我不知道该如何接他的话。
“说起来还真是讽刺，我搬到德尔塔就是为了离那些山近一些，到那里只需几分钟路程。”佩里先生继续说，“可现在我哪怕爬一座小山丘也会气喘吁吁。即使是在小镇边缘的草地上走几百英尺，也让我觉得跟爬上28,000英尺以上的山峰一样喘。”
我仍然不知道该怎么说，得了肺癌是很可怕的事。只不过我当时实在太愚钝了，也没问他什么时候，在哪里爬过28,000英尺以上的高山。一座超过8000米的山，大约就是25,000英尺高，这样的高度足以称为死亡地带了。登山者每待一分钟，他的身体就会更加虚弱，会咳嗽、气喘、呼吸短促，登山者甚至没办法通过睡眠补充能量（在那么高的情况下，睡觉已经成为奢望）。我后来想，不知道佩里先生是用28,000英尺这个高度形容他现在的呼吸有多困难，还是真冒险登上过这么高的山峰。我知道南极最高的山文森峰也不过16,000多英尺。
我还没来得及问个聪明点儿的问题，佩里先生便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我不是在抱怨，只是喜欢这样的讽刺。如果这个操蛋的世界真有上帝，那就太他妈的太讽刺了。对了……你是作家吧。”
“是的。”我小心翼翼地说。新近认识的人，他们接近作家的一般目的就是希望能帮助他们：第一，帮他们找个经纪人；第二，帮他们出版书；第三，找个经纪人帮他们出版书。
“你有自己的经纪人吧？”佩里问道。
“嗯？”现在，我说话的语气更加谨慎了。尽管才跟佩里聊了四个小时，但我非常崇拜他，不过业余写作就是业余写作。那种东西压根儿就没办法出版。
“我一直都想写点儿什么……”
他终于开口了。从某种程度而言，听到这番熟悉的话我感到很失望。跟许多新认识的朋友聊天时，他们的话题经常会绕到这上面来。但我也有种如释重负的感觉。要是他以前没把书写好，现在他差不多快九十岁了，而且即将死于癌症，还有什么机会写作呢？
佩里先生看着我脸，看懂了我的心思，然后大声笑道：“别担心，丹。我不是叫你帮我出版书。我可没打算出版。”
“那你想干什么？”我问。
他再次揉了揉脸和下巴。“我想写点儿东西，希望有人看到。这样可以吗？”
“可以呀。这也是我写作的原因。”
他摇摇头，我总觉得他有点儿不耐烦。“不是。你写东西是想让许多读者了解你的想法。我只想找一个读者。能够理解、相信我所写的东西。”
“你是说家人吗？”我问。
他再次摇摇头。我察觉到他提出这样的要求对他也是难以启齿。
“我唯一的家人就只剩下一个侄孙女了，也许是曾侄孙女，我也弄不清她到底跟我什么关系。她住在巴尔的摩还是什么地方。”他轻声说，“我从没见过她。真是见鬼，我甚至都没见过她母亲或者奶奶。但玛丽和养老院有她的地址，不知记在哪里。说将来等到我离开后，就可以将我的东西都寄到那里去。丹，如果我真写了，我希望它能被真正理解它的人看到。”
“是小说吗？”
他咧嘴笑道：“不是，但我相信读起来会像小说一样。可能像那种二流小说吧。”
“那你开始写了吗？”
他再次摇摇头。“没有，这个机会我等了几十年了……见鬼，我都不知道自己在等什么。也许等到死神叩响我的门时，我才会有动力。这不，它正在敲门呢。”
“无论你想给我看什么，我都会觉得非常荣幸，佩里先生。”我说。说这话时，我特别真诚，连我自己都有些吃惊。通常来说，我看那些业余爱好者写的东西时，总会觉得上面跟粘了鼠疫杆菌似的。但此刻我却意识到，无论这个老人写什么，我都特别想看，虽然我当时觉得他写的可能是20世纪30年代伯德的那次南极探险经历吧。
雅各布・佩里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久久看着我。那双蓝色的眼睛莫名地触动了我，他那八根满是伤疤、硬邦邦的手指似乎正敲击着我的脑门。那种感觉并不愉悦，却十分亲切。
“好吧，”他终于说道，“要是我真写了什么，我一定会寄给你。”
我早已经将印有我地址等信息的名片给了他。
“不过有一个问题。”他说。
“什么问题？”
他举起两只手，即便他的左手失去了两根手指，但他的手仍然极为灵巧。“我完全不会打字。”他说。
我笑了。“如果你将手稿交给出版商，”我说，“我们会帮你找个打字员，帮你打出来。我也可以为你效劳。只不过……”
我从我那个磨损得厉害的公文包里，拿出一个莫莱斯基牌的米色空白日记本，里面共有240页。这本空白的日记本外面裹着一层柔软的“皮”，上面有个皮质的双环，可以放笔。我已经将一支削好的铅笔放在环里。
佩里先生摸着皮质的封面。“这也太昂贵了……”他想将笔记本还给我。
“昂贵”这两个词让我十分受用，但我摇摇头，将那本皮封日记本重新塞到他手里。
“你花了好几个小时跟我聊天，这东西算是我聊表心意。”我说。我本想在后面加上“杰克”的称呼，但仍然没办法直呼他的名字，“我真的想送给你。我很期待能够拜读你的作品。而且我向你保证，到时候我一定诚实地做出评价。”
佩里先生仍然用那双布满老茧的手翻着皮封日记本，咧嘴笑道：“等你拿到书后，我肯定已经进黄土了……丹。所以，你只管批评就是。反正你也伤不到我的自尊。”
我一时语塞。
*
2011年夏末，我写下本书手稿的前言时，离1991年跟雅各布・佩里的谈话已经过去二十年了。
1992年5月末，玛丽在德尔塔医院打电话给我，告诉我佩里先生辞世了，被癌症夺去了生命。
我问玛丽，佩里先生是否有东西留给我时，她似乎很惊讶。他所有的遗物——其实也不多，就是那些书和旧物——都已经打包好，送去给他住在巴尔的摩的侄孙女了。当时玛丽并不在养老院里，而是在丹佛的医院里。是她的助手邮寄的包裹。
九个星期前，也就是2011年晚春，距离我的德尔塔之行差不多二十年后，我收到UPS的快递，寄件人叫小理查德・A.杜巴戈，家住马里兰州卢瑟维尔-蒂莫尼姆。我以为是一包希望我签名的旧书，有些读者没经过我允许就把书送来让我签名让我特别恼火，我本想原封不动地将包裹寄回去。不过，我还是用美工刀狠狠地将包裹划开了。卡伦看了配送单上的信息，说我们从未收到过从卢瑟维尔-蒂莫尼姆寄来的书，这把我逗乐了，她很快便上网查了（卡伦的确热衷于地理）。
但里面寄的并非是让我签名的旧书。
包裹中有十二本莫莱斯基牌的笔记本。我仔细地翻看，发现上面正反面都写着字，字很小，标准的草写体，书写者的手强劲有力。
即便那个时候，我也没想到那是佩里先生写的，直到我翻到日记本的最后一页。
日记本的皮封仍在，上面还有一个二号铅笔的笔头，但皮封已经破烂不堪，经过佩里先生长年累月的触摸，它被油脂浸透已经变黑。在十个月漫长、枯燥的写作过程中，显然，他每写一本就会把这个皮质封皮换上去。
里面还有封打印的信。
亲爱的西蒙斯先生：
我母亲莉迪亚・杜巴戈于今年四月去世了，享年七十一岁。在整理她的遗物时，我找到了这个盒子。这是1992年由她的一位远房亲戚——雅各布・佩里先生所在的特护养老院寄给她的，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是在那里度过的。母亲似乎并不太了解，也从没见过她的这位伯祖父，看起来我母亲只是扫了几眼盒子里的东西，估计也就选了一两件物品在每个星期举行的车库甩卖中出售，其余的东西都原封未动。我相信，她应该从没打开过包裹中的笔记本。
最上面一本笔记本中的第一页是一封信，不过那封信不是写给母亲，显然是写给德尔塔特护养老院经营者“玛丽”的，信中要求将这些笔记本，还有一部柯达袖珍相机寄给你。上面还有你的地址，所以，我这才将这个迟来已久的包裹寄给你。
如果二十年前你就在等待这些物品了，耽搁了这么久，我万分抱歉。母亲是个健忘的人，在中年时就是如此。
因为这些笔记本是要寄给你的，所以我决定不看里面的东西。不过我还是扫了几眼，发现母亲的这个亲戚真是个了不起的艺术家：里面有地图，还画了山，还有一些别的素描，颇具专业水准。
我再次对母亲的疏忽大意和迟来的包裹表示歉意，我相信雅各布・佩里先生当年是希望它能及时送到你那儿的。
小理查德・A.杜巴戈敬上
我将盒子拿到书房，拿出那摞笔记本，下午便开始看起来，读了个通宵，到了第二天早上，看了大约九本。
雅各布・佩里的遗愿令我考虑了好几个月。后来，我决定出版雅各布・佩里的终稿（也是唯一一份手稿）。我觉得他花了生命最后的十个月辛苦写出这些手稿，肯定是希望它出版。我还相信这也是他选择我作为他的第一个读者的原因。他知道我能判断手稿值不值得出版。我确信，雅各布・佩里的手稿——也就是这本书——绝对值得出版。
第二版，也是限量发行的版本中会有佩里先生亲笔写的书稿，里面包含佩里先生加在文本里的几十幅素描、肖像画、认真画出的地图、山上的景色、老照片还有其他东西。这个版本只有文字，但我觉得这已经足以讲述雅各布・佩里从1902年到1992年的故事，足以让我们听到这样的故事。作为他的编辑，我只是校正了一些拼写错误，并且在文本中加了少数说明性的注释。佩里先生让我作为他的第一个读者和编辑，是因为他信任我并希望我能够竭力让读者读到这份奇怪却格外美丽的遗作。
我认为这是他的真实愿望。
不过，现在我只能向上帝核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