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色列 太巴列
这天是安息日。沙姆龙请加百列到太巴列来吃晚餐。加百列沿着车道的陡坡缓缓开上去。他抬头看了看沙姆龙的露台，只见煤气炉的火光在湖面微风的吹动下正跳着舞一一接着他瞥望着沙姆龙，这位永不懈怠的哨兵，正在火光之间缓缓踱着步。吉优拉先在餐厅点起了一堆蜡烛，又背诵了祈祷词，然后才为他们分派饮食。加百列成长于没有宗教信仰的家庭，然而那一刻，沙姆龙的妻子闭着双眼，将蜡烛捧在眼前，虔诚地祈祷——他认为这一幕是平生见过的最美妙的场景。
吃饭的时候沙姆龙很沉默，很专注地饮食，没有闲聊的心情。即使到了今天，他还是不愿意当着吉优拉的面谈及自己的工作，不是因为他不信任她，而是因为怕她知道了他做过的事情，就不再爱他了。吉优拉谈起了她移居新西兰的女儿，打破了长长的一段静默。女儿的出走是为了躲开她的父亲，如今她和一个男人住在一座禽类农场里。吉优拉知道加百列同情报部门有一点关联，却对他的工作性质不作任何揣测和猜疑。她只知道他做的是文员一类的工作，经常要去海外，又热爱艺术。
她为他们端来咖啡和一托盘的曲奇饼和果脯，然后收拾了餐桌，又去洗刷碗碟了。加百列在厨房传来的流水声和瓷器的碰撞声中，向沙姆龙作了汇报。他们低声交谈，安息日的烛火在他们中间闪闪烁烁。加百列出示了埃瑞克·拉德克和1005号行动的文件。沙姆龙在烛光前举起了照片，眯眼细看，接着又将老花镜推上谢顶的额头，重新沉重地凝视着加百列。
“我母亲在战争中的遭遇，你了解多少？”
沙姆龙的眼神里心机深重。隔着咖啡杯的边缘，他的神色明白地告诉加百列，他对加百列的生活无所不知，包括他母亲在战争中的遭遇。“她是柏林人，”沙姆龙说道，“她于1943年1月被驱赶到了奥斯威辛集中营，在比克瑙的女子集中营度过了两年。她离开比克瑙，走上了所谓的死亡之旅。同行的有数千人罹难，而她躲过一劫，在诺伊施塔特-格莱沃，俄军和美军解放了她。我没遗漏什么吧？”
“死亡之旅的途中，她还遭遇了一些事，她从来也没和我谈起过的事。”加百列举起了埃瑞克·拉德克的照片，“里弗林在大屠杀纪念馆给我看了这个，当时我就知道自己曾经见过这张脸。我花了一段时间才回忆起来，不过最终我还是想起来了。是在我小的时候见过，在我母亲画室里的一幅画上。”
“就因为这个你才去了采法特吗，去见了吉奥娜·莱文？”
“你怎么知道的？”
沙姆龙叹了口气，呷了口咖啡。加百列有些泄气，他又对沙姆龙讲述了自己今天上午第二次访问大屠杀纪念馆的经过。当他把母亲的见证录摆在桌上的时候，沙姆龙的眼睛仍然盯着加百列的脸。加百列随即意识到他早已经读过了。希伯来天使了解他的母亲。希伯来天使是无所不知的。
“当时机构把你的任务视为历史上最重要的使命之一，”沙姆龙说，他的语气里丝毫没有懊悔的意思，“我需要知道你的一切。你在陆军的心理档案将你描写为孤独的狼，很自我，情感冷峻，是天生的杀手。我第一次见到你就确信这是实情，虽说我也发现你有无法克服的粗鲁和羞涩。我想知道你的性格是如何形成的。当时我觉得你的母亲是个不错的切入点。”
“所以你就去大屠杀纪念馆调阅了她的见证录？”
他闭上眼睛，点了一下头。
“你为什么从来没对我提起？”
“这不是我该做的，”沙姆龙毫无感情地说，“这种事，只有你母亲有资格对你讲。显然，她直至临终都抱有一种可怕的负罪感。她不想让你知道。她不是独一无二的例子，还有许多幸存者同你母亲的情况一样，他们永远也无法再次面对那些记忆。战后的那些年，在你出生之前，在这个国家里似乎树起了一道墙，屏蔽了所有的声音。大屠杀？它是个讨论不尽的恒久话题。但是那些切身遭遇它的人们苦苦地竭力埋藏着记忆，继续生活。那是另外一种形式的逃生求存。不幸的是，他们的痛苦传递到了下一代，传给了大屠杀幸存者的儿女们，就像你加百列·艾隆这样的人。”
吉优拉打断了沙姆龙，只见她把头探进屋里，问他俩还要不要咖啡。沙姆龙举起了手。吉优拉明白他们在谈工作的事，于是回身溜进了厨房。沙姆龙倚着桌子交叠着双臂，向前倾着身子。
“当然，你一定怀疑你母亲曾经提供过见证录。那么当时，为什么你的好奇心没有自然地驱使你去纪念馆看个究竟呢？”加百列用沉默应答着沙姆龙的问题，于是沙姆龙自问自答道，“因为，同其他幸存者的儿女一样，你一直很小心，不愿触碰母亲脆弱的神经。你不晓得，如果催得太急，你会不会害得她陷入抑郁，再也难以恢复？”他顿了顿，“或者，是不是因为你也害怕那可能揭出来的真相？你是不是也害怕知道真相呢？”
加百列目光锐利地抬眼望他，却没有答话。沙姆龙注视着他的咖啡，隔了很久才开口：“实话对你说，加百列，我读到你母亲的见证录的时候，我就知道你是完美的人选。你替我工作，就是为了她。她没有能力给你全部彻底的爱。她怎么可能做到呢？她害怕失去你。她以前爱过的每一个人都被夺走了。她在筛选坡道上失去了父母，比克瑙的难友也被害了，就因为她不肯屈从那个党卫军大队长。”
“如果她试着对我讲讲这些事，我是能够理解的。”
沙姆龙缓缓摇头：“不，加百列，没有人能真的理解。负罪感，耻辱。你的母亲在战后的世界里找到了她的生存之道，但是从很大意义上说，她的生命在那条波兰的公路边就结束了。”他的手掌沉沉地拍在了桌面上，碗碟被震得嘎嘎作响，“那么我们该做些什么呢？哼哼唧唧顾影自怜吗？还是奋勇向前，查清楚这个家伙到底是不是埃瑞克·拉德克？”
“这个问题的答案我想你早就清楚了。”
“摩西·里弗林是否认为拉德克参与了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撤离行动？”
加百列点点头：“截至1945年1月，1005号行动基本结束了，因为东线的被占领土大部分都由苏联光复了。他在那时候回到奥斯威辛，去拆毁毒气室和火葬场，再组织剩下的囚徒撤离，是完全有可能的。说到底，那些人可都是纳粹罪行的见证人啊。”
“这个恶心的家伙是怎么逃出欧洲的，我们知不知道？”
加百列向他转述了里弗林的推理：由于拉德克是奥地利的天主教徒，所以他借用了阿洛伊斯·胡德尔大主教的力量。
“既然如此，咱们为何不追踪这条线索呢？”沙姆龙说道，“看看顺着它能不能摸回到奥地利的案子。”
“我也正有此意。我想从罗马开始着手。我想看看胡德尔的资料。”
“还有许多人也想。”
“不过他们找不到这人的电话号码。此人住的地方可是教皇宫的顶层啊。”
沙姆龙耸耸肩：“不错。”
“我需要一本干净的护照。”
“不成问题。我有一本加拿大护照，给你用正合适。你的法语怎么样了？”
“Pas mal,mais je dois practiquer l'accent d'un Quebecois.（还不错，不过我说的是魁北克口音。）”
“有时候，连我都被你唬住了。”
“你这是在夸我吧？”
“你在这里住一晚，明天就出发去罗马。我会送你去卢德镇。路上我们会顺道去美国大使馆，同当地工作站的头儿沟通一下。”
“谈些什么呢？”
“根据奥地利国家档案馆的资料，在美军占领期间，沃格尔在奥地利为美国人工作过。我招呼过我们在中央情报局的朋友，请他们查查他们的档案，看看有没有沃格尔这么个人。这个弯绕得有点远，不过也许我们运气好能中个头彩。”
加百列低头看着母亲的见证录：我无法讲出我所看到的全部。我不能。那是对死者的亏欠……
“你的母亲是位非常勇敢的女性，加百列。我就是因为这个才选择了你。我知道你是个非常有种的人。”
“她比我勇敢得多。”
“是啊，”沙姆龙同意道，“她比我们所有的人都更勇敢。”
布鲁斯·克劳福德的真实职业是全以色列保守得最严密的机密之一。这位高大贵气的美国人乃是中央情报局特拉维夫站的站长。他的身份对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双方的当局都是公开的。在交战双方之间，他常常充当沟通的渠道。每当睡眠正酣的时候，克劳福德的电话就几乎不曾间断过。他疲于应付，却也接受了现实。
他在哈雷孔大街的大使馆大门内向沙姆龙打了招呼，陪着他进了大楼。克劳福德的办公室很大，而且，在沙姆龙眼里还很花哨。这里似乎是一家大企业老总的办公室，而不是一位间谍的藏身巢穴，不过，这正是美国人的风格。沙姆龙一屁股坐上了一张皮椅，又从秘书手里接过了一杯冰柠檬水。他想要点上一支土耳其香烟，接着却看到了“请勿吸烟”的牌子，醒目地摆在克劳福德的书桌上。
克劳福德似乎并不急于直奔主题。沙姆龙预料到了。在间谍之间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如果有人向朋友求助，作为回报，他就必须演个精彩的“节目”。沙姆龙名义上已经退出谍战的江湖，所以不能贡献什么实质的东西，只能与这位屡犯错误的同行分享些智慧和经验。
最后，经过一个小时，克劳福德说道：“关于沃格尔的事情。”
美国人的嗓音慢慢哑下去了。沙姆龙从他的口气中听出一丝挫败的意思，于是一欠身，做出一个充满期待的姿态。克劳福德拖延了半晌，这才从磁性的纸夹容器里取出一枚回形针，然后努力地将它拉成一条直线。
“我们查看了我们自己的档案，”克劳福德说着，一边低头望着手上的物件，“我们甚至向马里兰派了一个小组，去查找附属档案。不过我恐怕是出局了。”
“出局？”如此严肃的谍报事务，居然使用了这么一个美国体育术语，沙姆龙认为他太不妥当了。在沙姆龙的世界里，特工不会出局，也不会脱手，更不会耍帅炫技玩灌篮。他们要么成功要么失败，如果败了就得付出代价——在中东这样的地方，失败的代价通常就是流血。“这个词儿究竟什么意思？”
“它的意思是，”克劳福德小心谨慎地说道，“我们的查找一无所获。对不起，阿里。不过有时候，事情就是如此。”
他举起了被拉直的回形针，仔细地察看着，似乎很为自己的成果感到骄傲。
沙姆龙回来的时候，加百列正在他的别克车后座上等候着。
“结果如何？”
沙姆龙点起一支烟，回答了他的问话。
“你相信他吗？”
“你知道，如果他对我说，他们仅仅找到了一份寻常职员的人事档案，或是一份保安清查的报告，那我或许会相信他。可是什么也没有？他以为他在糊弄谁呢？这是在侮辱我，加百列，真是太瞧不起人了。”
“你认为美国人对沃格尔是知根知底的？”
“布鲁斯·克劳福德刚刚向我们确认了这一点，”沙姆龙瞥了一眼不锈钢手表，“妈的！他花了一个小时憋足了劲儿对我说瞎话，现在你是赶不上班机了。”
加百列低头望了望手机架子上的电话。“来吧，”他嘟囔着，“我量你还没这胆子。”
沙姆龙抓起电话，拨了号码。“我是沙姆龙，”他厉声说道，“有一班以色列航空的飞机，三十分钟后从卢德起飞前往罗马。刚刚发现飞机出现机械故障，需要延迟一个小时。听懂了吗？！”
两个小时过后，市鲁斯·克劳福德的电话响了。他拿起听筒贴住了自己的耳朵。是个熟悉的声音，他辨得出。来电的人是他派去监视沙姆龙的“尾巴”。在人家的地盘上监视情报部门的前任首脑，这可是危险的游戏。不过克劳福德是受命行事。
“他离开大使馆后，去了卢德。”
“他在机场做了什么？”
“送走了一位旅客。”
“你认得他吗？”
跟踪者说他认识。没有提及那旅客的名字，他只说该名男子是情报机构内值得注意的特工，近来活跃于欧洲中部的某个城市。
“你肯定是他吗？”
“确定无疑。”
“他此行是去哪里？”
克劳福德听了回答，随后挂断了电话。过了片刻，他坐在了自己的电脑前，接通了联络总部的保密专线。他发出的文字信息直接而简短，恰是接收者所喜爱的风格。
“以利亚正前往罗马。乘以色列航空班机，从特拉维夫出发，今夜抵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