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布亚大街上的“巴布亚大道”是间低矮、生意清淡的小酒馆，塑料天花板上有带监狱风格的条纹灯光，困在木料横板之间。几年前这里曾发生爆炸，没人记得为什么。宽阔的窗户开向巴布亚大街，直面大海。一张长桌边，一个下巴肥厚的男人在穿黑西装、戴墨镜的保镖保护下，对着电视摄像机大吹大擂。大熊坐在他自己的空间里，看他自己的报纸。周围的桌子空无一人。他穿着P&B的条纹休闲外套，头戴一顶从精品区花六十美元买来的巴拿马帽。闪亮墨黑的海盗胡子看来像刚洗过，刚好配他乌黑发亮的眼镜框。
“你打过电话来，泰迪。”潘戴尔提醒着。他已经在报纸后面坐了一分钟，却没有任何动静。报纸心不甘情不愿地放下。
“干吗？”大熊问。
“你打电话，所以我来了。外套看来挺好的。”
“谁买了稻米农庄？”
“我的一个朋友。”
“阿布瑞萨斯？”
“当然不是啰。”
“为什么当然不是？”
“他快破产了。”
“谁说的？”
“他说的。”
“也许你付钱给阿布瑞萨斯。也许他替你干活儿。你和阿布瑞萨斯搞些见不得人的勾当？你们一起贩毒，像他老爸一样？”
“泰迪，我想你是疯了。”
“你拿什么付卢尔德的钱？你吹嘘的‘脑袋坏掉的百万富翁’是谁？竟没分卢尔德一杯羹？这实在让人作呕。怎么会想出这种荒唐的点子，在铺子楼上开间会客厅？你出卖给什么人啦？到底怎么回事？”
“我是个裁缝啊，泰迪。我替绅士做衣服，而且我生意兴隆。你打算替我做免费的宣传吗？不久前《迈阿密先驱报》上有篇报道，不知道你看见没。”
大熊叹口气，声音一点活力都没有。就算最初曾有过同情、怜悯与好奇，也早就流失殆尽了。“我来解释新闻业的基本原则吧。”他说，“我有两种赚钱的方法。第一种，别人付钱让我写故事，所以我就写。我痛恨写，可是我得吃饭，我得要钱养我的嗜好啊。另一种方式，别人付钱要我别写故事。对我来说，这种方式比较好，因为我不必写任何东西，一样可以拿到钱。如果我牌玩得更好些，靠着不写东西，我可以比写东西赚到更多钱。还有第三种方法，这个我不喜欢，我称之为我的最后手段。去找政府里的某些特定人士，提议出卖我所知道的事。可是这个方法让我很不满意。”
“为什么？”
“我不喜欢暗中交易。如果我是和普通人交手——比方你——或和那边那个人——我知道我可以毁了他的声望，他的生意，或他的婚姻，而且他也知道，所以那个故事就有价格，我们可以达成协议，这是很普通的商业手法。可是，如果我去找政府里的某些特定人士”——他不以为然地摇摇颀长的头，非常轻微地——“我不知道对他们来说值多少钱。他们有些人很精明，有些却很笨，你不知道他们是不在乎还是不告诉你。所以就要虚张声势，再吓唬回来，很浪费时间。也许他们也会用我的档案来威胁我，把我打倒。我不喜欢这样浪费我的生命。你想要做生意，就快快给我一个答案，省得我麻烦。我会给你一个好价钱。因为你有个脑袋坏掉的百万富翁任你摆布，所以在客观衡量你的财力时，当然也应该把他列入考虑。”
潘戴尔有股冲动，想把他的微笑按顺序一一整理好，先是一边，接着是另一边，然后是脸颊；等他容许这些部分全集中一致的时候，就轮到眼睛了。最后是他的声音。
“泰迪，我想你在耍欺负老实人的老把戏。你一面告诉我说‘飞吧，飞吧，全都泄露啦’，然后一面盘算，等我赶往机场的时候，就搬进我的房子里去。”
“你替老美工作吗？政府里的某些特定人士可不喜欢哦。一个英国人闯进了他们的保留区，他们会来硬的。如果他们是自己动手，那又是另一回事。他们可以背叛自己的国家，那是他们的选择。他们在这里出生，这是他们的国家，他们可以随自己喜欢去做，他们总是有办法的。可是你以外国人的身份到这里来，背叛了这个国家，对他们来说是很不能忍受的事。你不知道他们会怎么做。”
“泰迪，你说的没错。我很骄傲地说，我是替老美工作。南方司令部的指挥官喜欢朴素的单排扣和多一条长裤，以及他所谓的背心。至于美国代办，他有件马海毛呢无尾晚宴服，和他到诺斯黑文度假穿的斜纹呢外套。”
潘戴尔站起来，感觉到膝盖后侧抵着长裤，抖个不停。
“泰迪，你没有任何不利于我的消息。如果有，你就不会开口问了。而你之所以没有任何不利于我的消息，是因为根本没有什么消息可挖。至于你谈到钱，如果你能付清你身上这件外套的钱，我就很感激了，好让玛塔可以清理她的账本。”
“你和那个没脸的混血杂种干什么勾当，不关我的事！”
潘戴尔离开大熊。他和潘戴尔进来时一样，头后仰，胡子乱翘，读着报纸上他所写的东西。
回到家，迎接潘戴尔的是空荡荡的家，让他有点受伤。这就是我辛苦一天换来的代价吗？他追问着空荡荡的墙。一个有两份职业、把自己弄得不成人形的男人，一定要在晚上自个儿买东西回家吃吗？然而他顿觉宽慰。露伊莎父亲的公文包再次躺在她的书桌上。他急忙打开，拿出一本封面用哥特式字体写着“狄嘉多博士”的厚重公务日志。旁边是一叠往来通信的档案，标记着“约会”。潘戴尔抛开一切让他分心的事，包括大熊威胁要揭发他，让自己再次成为彻头彻尾的间谍。天花板的灯有亮度调节器，他开到最亮，把欧斯纳德的打火机贴近一只眼睛，另一眼闭上，透过细小的窥视孔看个究竟，一面努力让鼻子和手指不遮住镜头。
“迈基来过电话。”露伊莎在床上说。
“打到哪里？”
“打给我，办公室。他又想杀掉自己了。”
“喔，没错。”
“他说你疯了，说有人偷走你的脑袋。”
“还真不错。”
“而且我也同意。”她说，把灯熄掉。
这是星期天晚上，他们的第三家赌场，但安迪还是没让上帝接受考验，虽然他对法兰打包票说要这么做。整个周末她几乎都见不到他，除了从睡梦里偷来的几个小时，和一次疯狂缠绵的清晨做爱，然后他就匆匆赶回去工作。周末其余的时间，他都在大使馆，跟身穿费尔岛套头衫、脚踏黑色胶底帆布鞋、送热毛巾与咖啡的谢伯德一起度过。至少在法兰的想像里是如此。她不该想像谢伯德穿黑色胶底帆布鞋，因为她从来没看他穿过。可是她记得念寄宿学校的时候，有个体育老师穿那种鞋，而谢伯德也有他那种卑躬屈膝的热忱态度。
“卜强的东西堆积如山，”安迪隐晦地解释，“得敲进报告表格里。每件都有点急，而且是‘昨天之前就该送给我们’。”
“卜强小组什么时候可以分享这些信息？”
“伦敦把百叶窗放下来啦。东西太火热，要等分析员把全部东西消毒清理过，才能供本地使用。”
于是诸事平静，直到两个小时之前，安迪拉她到一家昂贵的水岸餐厅，喝掉一瓶昂贵的香槟之后，他下定决心，这该是让上帝接受考验的时候了。
“上个星期，我从一个姑妈那里得到一笔遗产。很小的数目，对谁都没有帮助。惟一的办法，就是让上帝来把数目加倍。”
他这会儿一副一意孤行的样子。焦躁不安，质疑的眼神，看什么都不顺眼，稍一碰触就暴跳如雷。
“你们接受点歌吗？”跳舞的时候，他对乐队领班喊道。
“先生，只要女士想听的都可以。”
“那干吗不让今晚热闹一点呢？”他建议道。法兰很聪明地拉着他，舞动到乐队听不见的地方。
“安迪，这不叫考验上帝，而是自找死路。”法兰严正对他说。他从西装内侧口袋掏出湿答答的五十块钱钞票付晚餐费用。一套新的亚麻西装，本地裁缝缝制的。
在第一家赌场，他挑了一张大桌子坐下，只看没玩。法兰站在他背后保护他。
“挑中喜欢的颜色了吗？”他越过他的肩头问她。
“不是该留给上帝决定吗？”
“我们选颜色，上帝给好运。游戏规则。”
他喝了更多香槟，但是一个赌局都没玩。他们离开的时候她突然想到，他们认识安迪。他以前来过，从他们的表情、知情的微笑和“务必再度光临”的话语中感觉得出来。
“这是出于任务需要。”她指责他时，他粗鲁地说。
第二家赌场，一个保安人员出了差错，想搜他们的身，情况差点一发不可收拾，还好法兰拿出她的外交证件。再一次，安迪只看别人赌，自己却不下场，桌子另一头的两个女郎一直想掳获他的目光，其中一个甚至还叫道，“嗨，安迪。”
“任务需要。”他又说一遍。
第三家赌场位于她从未听过的一家旅馆里，所在的区域声名狼藉，曾有人告诫她，绝对不要踏进这附近一步。在三楼的303号房，敲敲门，等待着。一个恶狠狠的大个儿拍拍安迪，这次安迪却没反抗，他甚至劝法兰让那人检查她的手提包。法兰和安迪进入第二个房间的时候，收赌注的人完全僵住，静肃的沉默骤然而降，每个人都转过头来，停止交谈：这其实也不足为奇，因为安迪要求换五万元的筹码，只要五百和一千面额的，不需要那些小筹码，谢谢，你可以把那些都收回原来的地方去。
法兰回过神后看到的第一件事，是安迪坐在收赌注的人旁边。她再次站在他背后，收赌注的是个强悍、肉感的婊子，厚厚的嘴唇，很露的露背装，飞舞不休的小手，修剪得像爪子的鲜红手指。轮盘飞转。轮盘一停，安迪赢了一万块，因为他押红色。依据她事后的推算，他玩了八次或九次。他从香槟换喝威士忌。他把他的五万块钱翻了一倍，这显然是他为上帝设定的目标。然后，为了增添乐趣，他让自己赌最后一把，又拿走了另外的两万块钱。他要求一个货运袋和一辆出租车等在门口，因为他觉得提着十二万元的现金走到大马路上是很蠢的事。他说会叫谢伯德明天来拿车，或者就把车给丢了吧，反正他恨那辆车。
但在法兰心中，这一连串事件的先后顺序一团混乱，因为只要记忆一浮现，法兰惟一能集中精神想起的，就是她此生的第一场马术比赛。她那匹和世界上其他人的第一匹小马一样、叫“米丝缇”的小马，完美地跃过第一道栏杆，接着就在往什鲁斯伯里的大马路上狂奔四英里，害得法兰紧紧抱住它的脖子。车辆从前后来来往往，除了她自己，似乎没有半个人在乎。
“昨天晚上大熊到我的公寓了。”玛塔说，关上背后潘戴尔裁剪室的门，“他带了一个警局的朋友。”
这是星期一早上。潘戴尔坐在他的工作台旁，替缄默反抗运动的作战指令作最后润饰。他放下他的2H铅笔。
“为什么？他们以为你干了什么？”
“他们想知道迈基的事。”
“他的什么事？”
“为什么他这么常到店里来，为什么他老在乱七八糟的时间来找你。”
“你怎么告诉他们的？”
“他们要我刺探你。”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