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小说成稿于二〇一二年七月十日，随即效仿《柳如是别传》稿竟说偈的旧例，作了三首绝句。当时总怕这寥寥八十四字他日化为谶语，便没敢讲什么狠话或怪话。其实，从二〇一〇年开始构思它开始，我就很清楚，它的问世注定要较一般的小说艰难许多——这里的“问世”既是指写定，也含有出版的意思——这毕竟是只有我才能完成的作品，而我又是一个如此粗疏、怠惰且乖张的人。
只有自己才能写出这样的小说，初听似乎是一种十足高慢的表述。幸好，看到这一句时，读者想来已经看过了前面的十万余字，应该不会曲解我的意思。我并不相信这世上会有第二个人与我有相同的知识构造与恶趣味，所以才自负地宣称这世上再不会有一本《元年春之祭》这样的小说。于《汉书》与群经稍稍下过些功夫，对西方哲学有那么一点兴趣，同时奉三津田信三与麻耶雄嵩的作品为推理小说的极则，最后——或许也是决定性与毁灭性的——这样一个古典学与古典本格的狂信者又向日系动漫（A．C．G）文化出卖了灵魂。倘使这世上尚有第二个我这样的废人，那他（她）便是我的分身（Doppelgänger），注定会成为我一生的亲友或不共戴天之敌。
也正是因为这篇小说无端地染上了过于强烈的个人色彩，我所要表达的东西也在正文之中就已经穷尽了，其实本没有必要另写一篇后记来说明什么。只是我自知“元年春之祭”这个标题取得令人费解，在此仍有必要稍事说明。
实际上，这五个字是用《春秋经》起首的三个字“元年春”和斯特拉文斯基的芭蕾舞剧《春之祭》（Le Sacre du printemps）拼缀而成的。
之所以选取《春秋》的首三字，是因为部小说是整个於陵葵系列的起点，而她所生活的汉武帝时代，也正是《春秋》学兴起的时期。尽管董仲舒并没能活到小说开始的那一年，但他的学问余烈尚存，英华靡绝，我笔下的女主角对此也不无向往之心。
同时，故事发生的时间也被我放在了天汉元年（公元前一〇〇年）。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值得纪念的年份，然而这个年号对于我却有特殊的意义。《汉书》卷三十二《司马迁传》赞曰：“故司马迁据《左氏》《国语》，采《世本》《战国策》，述《楚汉春秋》，接其后事，讫于天汉”。也就是说，司马迁作《史记》很可能就记录到这个年代（《史记》中司马迁所作的部分实际上终于何时，共有三种说法，可参看王国维、朱东润、逯耀东等人的研究）。而《太史公自序》里谈到写作《史记》的缘起时，又有过这样的表述：“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而明之，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攘焉！”且不论《史记》是不是“继《春秋》”而作，我倒是的确想从《史记》收笔的那个时代为起始点，写点能让自己觉得不枉此生的文字。
这也就是《元年春之祭》的写作缘起了。
至于为何窃取《春之祭》这个标题，除了它契合小说的情节之外，也同这部芭蕾舞剧的音乐风格有关：原始主义与现代技巧。没错，我就是想让读者听到祖先的感召，就是要为那个长期被视为腐朽堕落的古文明招魂，为此，我又处心积虑地选取推理小说这种形式，名正言顺地以处女们的生命为献祭——换言之，我试图以一种现代西方的文学类型来书写一种古代东方的道统。恕我无知，试问除了《春之祭》，前人何曾有过这样的尝试？
於陵葵系列不会终止于此，只是对词章与考证的焦虑让我迟迟无法完成续作。下一部作品（标题暂定为《乌之雌雄》）将讲述葵和露申抵达长安之后的遭遇，并会围绕汉武帝末期的一位重要政治人物刘屈氂及家族展开故事。
近来，我也在《推理》杂志上不定期地发表与我同名的美少女侦探陆秋槎的系列作品。尽管目前时间轴仍停留在她的高中时代，但总有一天故事的进度会追上我的人生。到时候，或许也会借她的视角把我写作《元年春之祭》的始末重述一遍吧。
最后，附上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三首绝句：
数载然脂销永夜，几番抽思写阳春。韶龄试笔皆如此，况我这般无赖人。
未称词工招祸祟，早闻瓠落足悲哀。却成十万骈枝语，留与东风任剪裁。
天地四时消息里，去来千载死生中。此间微眇难言者，且待鸿荒再启蒙。
陆秋槎
二〇一五年六月三十日于金泽自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