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异，独居。名叫梅丽莎。见鬼，等一下。”拉雷多警探翻开档案，粗手指滑过一行行资料。“啊，”他说，“艾丽莎，首字母A，艾丽莎·伊兰。”他皱眉说：“这名儿起得有意思。”
我本可以当场指正他，毕竟一天前我才在便笺上写过这个名字。但从技术上讲，在他告诉我以前我都不该知道这事儿，所以我没吭声。况且根据我对拉雷多的了解，这家伙可不乐于听从别人的指正，尤其是法医部技术员的指正。但现在他负责小脏屋女性碎尸案，而且议会部门的政策规定，凶杀案需在24小时内着手调查。于是大家聚到一起，听从他差遣。鉴于我是其中一员，因此我也在。
当然，大概不管怎样，我都会找理由待在这儿。我太渴望线索，急着弄清究竟是谁干出这等可怕之事。我比全警局任何人——比全球执法界任何人——都更想找到杀害艾丽莎的凶手，将其绳之以法。不通过迈阿密陈旧迟缓、技术落后、老态龙钟的法律制度，而是自己找到他，再亲手把他拖下去，拖向德克斯特黑暗的神庙与最终审判。我不安地坐在那儿，听拉雷多叙述一遍大家均已知道的信息。结果是半点儿用没有。
除了几个新百伦跑鞋留下的脚印，他们没找到任何切实的法医证据。那些脚印的型号与尺寸还都十分常见。没有指纹，没有纤维，没有任何线索，除了我那双旧鞋——恐怕拉雷多以后还得雇一名非常优秀的潜水员才能找到它们。
我贡献的那点儿飞溅的血液提供的线索同样没用。耐心等待许久之后，总算有人问道：“离异，是吗？”拉雷多点点头。
“没错，我派人找过她前夫，那家伙名叫伯纳德·伊兰。”他说。我顿时精神一振，不禁向前倾身。然而拉雷多耸耸肩，说：“不走运。那家伙两年前就死了。”
之后他或许又说了些别的，可我没听进去。我悄无声息地沉浸在震惊之下——艾丽莎的前夫两年前就死了。我全身心地希望那是真的，但我十分清楚他离死还远着呢，而且正试图置我于死地。不过拉雷多是个相当优秀的警察，他要是说谁死了，肯定有个很好的理由认为那千真万确。
我屏蔽掉警察们嗡嗡作响的沉闷讨论，琢磨着那意味着什么，然后想到两种可能。要么目击者不是艾丽莎·伊兰的前夫——要么他设法伪造了自己的死亡。
他没理由编造一整套虚假生活，还花几个月的时间抱怨“A”与离婚的事儿。他曾清楚地看见我在她家院子里看那辆本田车——当时房子里的喊声想必就是他在和艾丽莎吵架，我还看见他回屋的背影。因此我不得不相信事实摆在眼前：他确实是艾丽莎的前夫，也确实杀了她。
这表示他骗过了警察，让他们认为他已经死了。
伪造自身死亡最难的地方在于如何伪造尸体：你必须提供一个现实场景，一个逼真的犯罪现场，还有一具令人信服的尸体。做到万无一失很难，成功的更是凤毛麟角。
但是：
一旦搞定最初装死的部分，被哀悼、下葬之后，事情就简单多了。事实上，伪造死亡前的两年，伯纳德已专职从事文书工作。而在21世纪，文书工作自然意味着电脑工作。你需要破解几个基础信息库，植入自己的假信息——其中一两个很难破解，但我不想解释我为什么知道。不过一旦突破网络防御，你只需写入一两行新信息或者替换一些……
有可能做得到，虽然很难。但我想我应该做得到，只是有些棘手。想到目击者与他的电脑能力提升了几个等级，我可不觉得开心。
散会时，我依然郁郁寡欢。我带着渺茫的希望而来，以为能找到一粒线索的碎屑，再顺势查出目击者这块大面包。可如今渺茫的希望也彻底破灭，我再次徒劳而返。怀抱希望向来不是什么好主意。
好在我还有个极小的优势。我匆忙赶回到电脑前，查看检索进度如何。我先深入检索一遍伯纳德·伊兰，之后又查了伯尼·伊兰。官方记录大多已被删除，取而代之的是“已故”二字。无论他现在叫自己什么名，这一步确实做得干净利落。
但我依然找到几篇提及伯尼·伊兰的报道。他曾在小联盟棒球俱乐部“雪城酋长”队担当三垒手。这家伙显然是个力量型击球手，可惜从未打中过弧线球，也没能进入职业总会。一个半赛季后，他离开了球队。我甚至还找到一张他的照片。照片上一个身穿棒球制服的人在朝投手挥棒。照片很模糊，有点儿失焦。我虽然看得出他确实有张脸，可几乎说不清他长什么样，连他有几个鼻子都看不清。而别的网站都没有伯尼的照片。
就这些，无别处可循。我知道目击者打过棒球，擅长电脑，可以帮我将范围缩至百万人以下。
随后几天我一直汗涔涔的，不光因为夏天到了，气温升了一级，还因为德克斯特始终战战兢兢，全天候、“全明星”、全身心地处在恐慌之中。我终日神经兮兮、心烦意乱，一心觉得未知的家伙正朝我扑来，企图打我个措手不及，继而无法专心做事儿。我不得不保持警惕，做好万全准备——可我该怎么做？做什么？危险在何时何地？既然我不知道何时、为什么、针对谁，我又如何知道自己该做什么？
可我不得不准备好，无时无刻，无论醒着还是睡着。这任务让我无法忍受，让我心灵的车轮疯狂旋转，去不了别处，只能进一步深入恐惧。在我疯狂的妄想之下，耳边每一声脚步都成了他。他手持路易斯维尔球棒，悄然溜到我身后图谋不轨。
就连文斯·增冈都注意到我的异常。事实上他很难注意不到，因为每次他一咳嗽，我都会像只被烫到的猫一样跳起来。“小伙子，”他坐在实验室另一端的笔记本后面对我说，“你实在太紧张了。”
“工作太投入。”我回道。
他摇摇头：“那你需要再多参加些聚会。”
“我结婚了，还有三个孩子和一份高要求的工作，”我说，“我不参加聚会。”
“听听前辈的智慧，”他模仿陈查理26的语气说，“人生苦短，难得一醉，坦诚相会。”
“贤者的忠告，大师，”我说，“或许我今晚可以试试，在童子军聚会上。”
他严肃地点点头。“好极了，教教那些年轻人，他们将会受益匪浅。”他说。
其实今晚我真的要去参加每周一次的童子军聚会。这个活动科迪已经参加了一年，虽然他一直不喜欢。但我和丽塔都觉得这对他有好处，说不定能帮他克服腼腆。尽管我知道带他克服腼腆的唯一方法无疑是给他一把刀和一些用于试验的活物，但我觉得我最好避免和他妈妈谈论这个话题，参加童子军是最好的替代品。况且我确实觉得这对他有好处，可以帮他学习如何表现得像个真正的人类男孩儿。
所以晚上下班回到家，我匆匆吃掉前一天剩下的热带风味鸡肉，趁丽塔还在厨房忙碌，便给科迪套上他的蓝色童子军军装，把他推上车。每次穿这身衣服，他的眼中都带着几乎难以抑制的怨恨。在他看来，穿着下身是短裤的制服不仅是一种可怕的时尚，还是对被迫穿衣者的羞辱。但我劝他说参加童子军可以有效学习如何融入集体，并试图让他明白这种训练与学习如何放置尸体残骸同样重要。如今这活动他已经参加了一年，从未有过任何公然的实际抗拒。
今晚规定在小学集合，我们到达时离开始还有几分钟，于是我们静静坐在车里等待。科迪喜欢直到聚会马上开始才进去，大概对他而言融入人群依然是种不太愉快的任务。因此大多时候我们都会一起坐着，偶尔交流一两句。他从不多说话，但每句都值得一听，虽然一句只有两三个字。我一向不喜欢陈词滥调，但我得说我们之间有某种缘分。尽管今晚我正忙着寻找潜伏在暗影中的危险，但假如科迪要背诵全本的《爱经》给我听，我也不会不听的。
幸运的是，他似乎不想说话，只是注视着其他走下车的男孩儿，看着他们走进学校。有些孩子是和父母一起来的，有些则是自己来的。是的，我也在认真观察他们。
“史蒂夫·宾德。”科迪突然说了一句，我下意识地一激灵。科迪饶有兴趣地看着我，然后指了指一个一字眉的大块头男孩儿。那孩子昂首阔步走过车旁，进入学校。我看向科迪，扬起一边眉毛；他耸耸肩，说：“仗势欺人。”
“他挑中你了？”我问，他又耸耸肩。然而不等我得到什么切实的回答，我忽然感到后颈传来一阵诡异的瘙痒，同时觉得内心深处哪里有些不对劲儿。我回头看向身后，几辆车驶进停车场，在附近几个车位停下，看不出有任何凶险，也没有任何触动黑夜行者的异常迹象。不过是几辆小型车和一辆车龄至少15年的老凯迪拉克。
一瞬间，我怀疑会不会其中哪一个是他，我的幽灵，他已经逼近我——因为潜意识在隐隐刺痛，通知我的思维。不可能——可我依然看得很仔细，看着那些车一辆辆停下。大多是城郊通用车，每周都会看见。只有那辆凯迪拉克与众不同。我看着它停下，看见一个矮胖的男人走下车，随后下来一个胖小子。再寻常不过的画面，完全符合你的期待。不存在任何异常与威胁。他们走进学校，没扔手榴弹，也没到处放火。我目送他们走进校门，那个矮胖的男人根本没看我，只是单手扶着男孩儿肩膀，让他安心，带他进去。
不是他，他就像看上去那样，不存在别的可能，就是一个带孩子参加童子军的人。我竟然会觉得幽灵知道我今晚在这儿，还为了接近我临时找了个男孩儿。太愚蠢了。我深吸一口气，试着甩开愚蠢。无论出什么事儿，都不可能在这里，在今晚。
我毅然决然推开眼前飘动的警示旗，转身看向科迪——确认他是不是在看我。
“怎么了？”他问。
“没什么。”我说。确定没什么，不过是雷达瞬间故障，或者感知到某人因好车位被占而爆发怒火。
然而科迪不这么认为，他和我一样转头注视停车场四周。“有事儿。”他肯定地说道。我饶有兴趣地看着他。
“‘影子家伙’？”我问他。他给自己的小黑夜行者起了这个名字。科迪的生父，就是现在坐牢的那位，曾反复虐待他。持续的精神创伤在科迪心里埋下种子，最终收获了“影子家伙”。倘若科迪与“影子家伙”都听见微弱的警报声，情况可就值得注意了。
然而科迪只是耸耸肩。“不确定。”他说。这和我的感受差不多。我们环视停车场，转头的动作几乎同步，可谁都没看见任何异常。接着热情的童子军领队弗兰克探头招呼大家聚会即将开始。于是我和科迪下车，同其他才赶过来的人一起走进学校。我最后回头扫了一眼，发现科迪的反应与我一模一样。一种情愫涌上心头，极似父亲才有的自豪。依然没有任何值得戒备的地方，只有一群身穿蓝制服的男孩儿。我没再理会这事儿，和科迪一起走进学校。
今晚的聚会一如既往：平淡无奇，甚至有些乏味。唯一不同寻常的是新来了一位领队助理，就是之前那个开凯迪拉克的矮胖男人，他名叫道格·克劳利。我仔细打量他一番，在停车场觉察到的假警报仍在传播微弱的不安。可他根本谈不上有趣，更别提威胁。克劳利大约35岁，为人温和、热心、迟钝。他带来的胖小子名叫菲德尔，10岁，多米尼加人，不是他的孩子。克劳利是兄弟会项目志愿者，负责协助弗兰克。弗兰克欢迎他，感谢他，然后开始讨论过段时间去湿地野营的事儿。两个男孩儿做了一份当地生态学报告，准备参加该主题的徽章活动，接着弗兰克又谈了谈野营时该如何预防火灾。讨论过程冗长乏味，科迪耐着性子听完了，结束时，也没有立刻冲出大门。之后我们开车回家，那个不够大的家，那个桌上摆满丽塔的文件而不是饭菜的家。路上除了一辆引擎轰鸣的亮黄色悍马，我们再没遇到其他更具威胁的东西。
第二天的工作依旧漫长无期。我一直在静候灾难降临，可什么事都没有发生。第三天，第四天，依然如此。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阴险的陌生人从暗处冒出来，没有残忍的陷阱出现在我脚下。办公桌抽屉里没藏匿致命的毒蛇，路过的车里也没飞出长矛刺向我的脖子，什么都没有。就连德博拉与她凶猛的拳头都放了假。我看见她，还和她说了话，一直没挨打。她的手臂依然裹着石膏，我本以为她会频繁打电话向我求助，可她没有。显然是杜瓦蒂接下了这个任务，而黛比似乎很满足生活在“低剂量德克斯特”的环境中。
日子似乎又回到平淡的寻常节奏中，生活慢慢走向无聊，不存在威胁，不存在变化，不存在任何变化的征兆，无论在家还是在警局。事情大同小异。我一度认为灾难终会到来，可它没来，日子一天天过去，事情仿佛再不可能发生一般。我知道这么想很蠢，可我内心的人性部分——我可以这么说吗？——就是这样。没人能无时无刻、日复一日、永无止境地保持高度警惕，哪怕是时刻警戒的“暗黑侦查员德克斯特”，更何况合成的寻常生活是那么诱人。
就这样我放松了，而且从未如此放松。正常生活之所以舒适正因为它无趣且无意义，能让所有人慢慢平静地进入清醒的睡眠状态，能让我们专注于无聊的蠢事，例如牙膏没了或者鞋带断了，好像那无比重要似的——同时忽视真正重要的问题，任由其磨利獠牙，潜伏到我们身后。偶尔一两个瞬间，我们会忽然洞察人生，意识到毫不相干的琐事正催眠我们的大脑，于是开始期待一些与众不同、令人兴奋的事情出现，好帮我们专注意识，将愚蠢细碎的琐事逐出脑海。因为没人能时刻保持警惕，即使是我也一样。越无事发生，越会觉得不可能发生，最后我竟然期待起来，总之不管是什么，早来早结束。
诚然，西方思想最伟大的一条真理：慎重许愿，因为愿望可能成真。
而我的愿望，成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