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我刚坐下准备吃饭，电话铃响了。在我们家晚餐吃剩菜可不是什么坏事儿，因为我能在一顿饭里尝到两三样丽塔烹饪的美味佳肴。盘子里还剩最后一块丽塔做的热带风味鸡肉，我瞅了瞅手机，又想了想鸡肉，最后还是接了电话。
“是我，”德博拉说，“帮个忙。”
“当然，”说话的工夫，我看着科迪从餐盘里盛了一大份泰式面条，“不过必须现在吗？”
黛比哼了一下，听着像嘘声，又有点儿像咕哝。“嗯，是。你能去托儿所接下尼古拉斯吗？”她问。她儿子尼古拉斯在盖布尔斯的蒙台梭利托儿所上学，尽管我相当确定那孩子小得连珠子都不会数呢。我曾考虑让莉莉·安也去托儿所，丽塔对此嗤之以鼻。她说孩子长到两三岁前搞那些都是浪费钱。
但德博拉觉得自己为孩子做什么都不过分，于是她开开心心地付给学校一大笔钱。而且无论工作多紧迫，她从没在接孩子这件事儿上迟到过——然而现在，差不多7点了，尼古拉斯依然在等妈妈。显然出了什么不同寻常的事儿，黛比的声音也很紧张——不是早先生气与焦急的语气，但说是紧张也不完全对。
“嗯，当然，我想我可以去接他，”我说，“你怎么了？”
她又低哼一声，说：“唉，真他妈见鬼了。”我听她声音沙哑地咕哝几句，然后才恢复到平常的样子。“我在医院。”
“什么？”我问，“为什么？怎么了？”想起上次在医院看见她的情景，我眼前不禁浮现出德博拉令人担忧的模样。那次她受了刀伤，差点儿死了，在急诊室里躺了7天。
“没什么大事儿，”她说，可话语间依然难掩紧张与疲惫，“就是胳膊折了。我……我得在这边待一会儿，赶不上接尼古拉斯了。”
“胳膊怎么折了？”我问。
“锤子，”她说，“我得挂电话了——你能接他一下吗，德克斯特？拜托了。”“锤子？天啊，德博拉，你——”
“德克斯特，我得挂电话了，”她说，“你能去接尼古拉斯吗？”
“我去接他，”我说，“但你——”
“谢谢，真的很谢谢你。再见。”说完，她挂了电话。
我放下手机，见一家人都在盯着我。“再摆张高脚椅，”我说，“给我留点儿鸡胸肉。”
他们确实给我留了些鸡肉，只是等我把尼古拉斯接到家时，菜都凉了，而且泰式面条一点儿没剩。丽塔立刻从我怀里接过尼古拉斯，把他抱到尿布台上，轻哄着给他换了块尿布。阿斯特一直跟在丽塔身后想瞧一眼。我没再接到德博拉的电话，也不知道她的胳膊被锤子伤成什么样。可我脑子里只想到新闻里出现的那把锤子，所以我十分怀疑她用某种方法抓住了那位精神病榔头杀手。
但这说不通。指纹鉴定结果还没出——她不可能在几小时内打通层层僵化的官僚体系，搞定一切——虽然据我所知，这是唯一的方法。再者说，我不在一旁帮她，她才不会荒唐地跑去冒险，况且围堵一名手持锤子的行凶精神病人绝对符合“冒险”这一分类。
当然，她以前的搭档一直都靠不住，现在的亚历克斯·杜瓦蒂则看似与她关系密切，很可能是在法语方面。她完全可以和她的新搭档一起工作，而不是和我。一切都再正常不过——就连规章制度也这般建议。我才没为这事儿心烦，一点儿都没。就让杜瓦蒂代替我把脖子伸进套索里吧。坦白说，我已经有点儿厌倦干这活儿了。每次有危险都是我去给她帮衬，是时候让她靠自己的力量站起来，不再依靠我了。
送孩子们上床睡觉后，丽塔在我旁边坐了一会儿，接着她也开始打哈欠。没过多久，她轻吻一下我的脸颊，便摇摇晃晃地进屋睡觉去了。我陪着尼古拉斯等德博拉来接他。这孩子不赖，一点儿都不，只是没莉莉·安那么聪明。蓝色的小眼睛里没有莉莉·安的智慧光芒。而且客观来说，在我看来，他的运动水平也不如同岁的莉莉·安高。或许蒙台梭利的教导根本没用，或许他就是学得慢——这真的算不上什么问题。毕竟，完美与普通相距甚远，而世上只有一个莉莉·安。尼古拉斯依然是我的外甥，我们必须接受缺少天赋的孩子。
我和尼古拉斯在亲密的沉默中坐在沙发上，其他人都去睡觉了。我给他喂了瓶奶，很快又帮他换了片尿布。刚脱下湿透的尿布，他便径直尿向空中，我使出浑身解数才躲过射出的水流。平安地帮他换上尿布后，我心想电视抚慰人心的嗡嗡声或许能鼓励他睡觉，于是我打开电视，和他一起坐到沙发上。
接着我就见到了德博拉，在电视上，一起出现的还有闪光灯和地方新闻主播过度严肃的急切旁白。画面上我妹妹吊着左胳膊，急救人员给那条手臂支上充气柱，再用架子搭好。她一直和杜瓦蒂说话，显然是在对他下达指令或者别的什么，后者点点头，拍了拍她未受伤一侧的肩膀。
主播对德博拉的勇气与英雄气概接连吐出赞美之词，甚至连她的名字都说对了。这时画面切换到另一张轮床上，两名制服警察跟着一起走进救护车。担架上一个四方脸的男人拼命想挣脱手铐。他的肩膀与腹部在渗血，嘴里喊着一些下三烂的话。虽然电视台做了消音，但看口型也能猜到他说了什么。随后屏幕上并排摆出两张照片，是克莱因与贡特尔的正装照。说到这儿，主播的语气变得十分沉重，并承诺会不断更新后续报道。且不说我个人对电视新闻人员的看法，我必须承认我妹妹实际做的可没有上面讲的那么多。
当然，她没理由必须向我汇报进度。她不是德克斯特的监护人，假如她终于开始意识到这点，对我而言更好。因此当她总算过来接孩子时，我相当心满意足，一点儿都不生我妹妹的气。等她到这儿时，几乎已是午夜，我和尼古拉斯又看了几则新闻简讯，还看了晚间新闻头条，差不多全在重复最初那则恼人的公告。英勇警官逮捕警察杀手，搏斗时不幸受伤。对了，德博拉出现在电视上的时候，尼古拉斯竟丝毫没认出自己的妈妈。我百分之百确定莉莉·安会认出我，不管是在电视上还是在其他任何地方。当然这也不表示这男孩儿真有什么毛病。
不管怎样，打开门让德博拉进屋后，见到她本人的尼古拉斯似乎很高兴。这可怜的孩子还不知道他不会飞，他挥舞手臂，一心想飞到妈妈的怀里。我差点儿没抱住他，把他掉到地上，德博拉笨拙地接过孩子，用没事儿的那条胳膊把他紧紧搂在怀里，裹着石膏的左胳膊则挂在她的脖子上。
“好吧，”我说，“这样的公共场所居然没有特工跟着你，真令人惊讶。”
德博拉面对面抵上尼古拉斯的小鼻子，轻声说着无意义的音节，后者咯咯笑了，用力去捏她的鼻子。她抬头看向我，脸上满是笑意。“你他妈的说啥呢？”她说。
“电视上全是你，”我告诉她，“网上最炙手可热的新星。‘英勇警探舍己受伤力擒狂徒’。”
德博拉闻言一脸挫败。“妈的，”她显然没意识到说脏话会影响小尼古拉斯的品性，“那群见鬼的记者非要采访我，还要我的照片和他妈的履历——那群人简直无孔不入，就连急诊室里都有他们。”
“这可是大新闻，”我说，“谁让那家伙让大家全变得紧张兮兮。你确定你抓对人了？”
“没错儿，就是他，”她开心地说，“理查德·科瓦斯基。毋庸置疑。”她又蹭了蹭尼古拉斯的鼻子。
“你怎么找到他的？”我问。
“哦，”她没抬头，说，“我在综合指纹自动识别系统里找到了匹配对象。你懂的，靠指纹。”
我眨眨眼，一时哑口无言。她说的听上去实在不大可能，弄得我连怎么说话都快忘了。“不可能，”最后我蹦出这几个字，“就靠一枚局部指纹，你不可能在6个小时内找到匹配对象。”
“噢，好吧，”她说，“我走了后门儿。”
“德博拉，那是国家数据库，根本没后门儿。”
她耸耸肩，仍在朝尼古拉斯笑。“没错，不过，我有一个，”她说，“我给丘特斯基一个朋友打了电话，对方是华盛顿内部职员，他帮我迅速搞定了。”
“哦。”我承认这个反应很傻，但眼前这种情况我也只能想到这句了。顺便一提，丘特斯基是德博拉过世的前男友，他在华盛顿各个部门都有一两个能说上话的朋友。“好吧，你确定是这家伙没错？”
“噢，是，毫无疑问，”她回答道，“我找到几个可能的匹配对象，你知道的——那毕竟只是一枚局部指纹——但只有科瓦斯基有精神病暴力史，所以事情明摆着。何况他在奥帕洛卡一家建筑拆迁公司上班，所以锤子这点儿也对得上。”
“你在他工作的地方抓到的他？”我问。
她笑了，一半儿是因为回想起逮捕过程，一半儿是因为尼古拉斯，尽管后者除了崇拜地看着她以外，什么有趣的事儿都没做。“是啊，”说着，她伸手摸了摸尼古拉斯的鼻子，“就在本尼酒吧对面。”
“你去本尼酒吧做什么？”我问。
“哦，”她头也不抬地说，“5点左右我们找到了指纹匹配对象，但这家伙是临时工，根本没地方找他。我是说科瓦斯基。”像是以防我忘了那个名字似的，她补充了一句。
“好吧。”我巧妙地掩饰住心头的不耐烦。
“于是杜瓦蒂提议说：‘5点了，我们喝一杯歇一会儿。’”说着，她扮了个鬼脸，“我觉得这话有点儿露骨，但他毕竟是我第一个可以忍受的搭档。”
“我注意到了，”我说，“他看起来人很好。”
德博拉冷哼一声，吓得尼古拉斯一缩，她连忙对孩子轻哼几下。“他才不好，”她说，“但我可以和他一起工作。所以我说好吧，就去本尼酒吧喝一杯歇一会儿。”
“解释得通。”我回道，事实的确如此。本尼酒吧是几个非正式警察专用酒吧之一，在那地方待着，没戴警徽的肯定觉得非常不舒服。许多警察下班回家路上都会去那儿歇一脚，有些人甚至偶尔会在工作时间擅自跑去喝一杯——不会记录在案的小憩。假如克莱因与贡特尔遇害前去了本尼酒吧，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们被杀时没有记录显示他们的位置。“走到酒吧门前，”她说，“我看见马路对面停了一辆卷饼餐车。我都没意识到这点，直到我听见远处废旧的办公大楼传来轰隆一声巨响。我又瞅了一眼，看看上面的商标，‘墨西哥卷饼’。我想，妈的，不可能。”
我听得有些恼火。都这么晚了，我早就累得听不进去她的故事，再者说这些话真的没什么意义。“黛比，你想说什么？”我竭力让语气听起来别像我的感受一样暴躁。
“‘轰’的一声，德克斯特，”她说得好像那是世上最显而易见的事儿似的，“类似锤子发出的声音，凿墙时发出的。”她扬起眉毛看向我。“他们正在拆除本尼酒吧对面的大楼，”她说，“用锤子，大楼前面还有一辆卷饼餐车。”我终于明白她在说什么了。
“不可能。”我说。
她坚定地点点头。“可能，”她说，“完全可能。他们雇了几个伙计在里面干活儿，主要是拆墙，用的都是大锤子。”
“榔头。”我想起文斯怎么叫它们。
“管它叫什么，”德博拉说，“总之我和杜瓦蒂就去了，我想反正也不可能，但总得过去瞧一眼。然而不等我掏出证件，那家伙就疯了似的举起锤子冲向我。我朝他连开两枪，狗娘养的竟然还在挥那该死的玩意儿，还打到了我的胳膊。”她合上双眼，倚上门框。“那家伙中了两枪，可要不是杜瓦蒂用电击枪把他弄趴下，说不定他还会扬锤砸上我的脑袋。”
尼古拉斯说了句什么，听起来很像“哭哭”。德博拉站直身子，笨拙地调整一下孩子压在手臂上的重心。
我看着我妹妹，如此疲惫却又如此幸福。我承认我感到了一丝嫉妒。而且我依然觉得整件事儿似乎不太真实不太全面，我简直不敢相信发生这么多事儿竟然没有我参与其中。好像玩儿填字游戏时，我刚写出一个词，其他人便趁我转身把余下的都填好了。更令我尴尬的是，我还曾为自己不在那里感到一点儿内疚，虽然黛比根本没邀请过我。我不在黛比身旁时，她曾处境危险，这让我感觉很糟。这一点儿都不像我，愚蠢至极，不可理喻，然而事实就是如此。
“这么说那家伙还活着？”我问。若真如此，可真令人倍感遗憾。
“妈的，没错，他们还得想办法让他安静下来，”德博拉说，“他力气大得不可思议，还感觉不到痛——要不是亚历克斯及时给他戴上手铐，他肯定又会袭击我。中完电击枪，刚过3秒这家伙就缓过来了，彻头彻尾的精神病。”她带着疲惫而满足的微笑抱紧尼古拉斯，孩子的小脸贴上她的脖子。“不过总算把他安全地关起来了。都结束了，他完了，我抓到他了。”说着，她来回摇了摇怀里的孩子。“妈咪抓住坏人啦，”她又说了一遍，这次语调更加悦耳，如同一段专为尼古拉斯哼唱的摇篮曲。
“好吧。”我发现打从德博拉进门起，我至少说了三次“好吧”。我已经心慌到连基本对话都搞不定了吗？“你抓住了‘锤子杀手’，恭喜你，老妹。”
“是啊，谢谢。”说完，她皱眉摇了摇头：“现在我只期望随后几天情况会有好转。”
也许是止痛药让她变得语无伦次，我听不懂她在说什么。“胳膊很疼吗？”我问。
“这个？”她举起石膏，“我受过更重的伤。”她耸耸肩，疼得直咧嘴。“不，是马修斯，”她说，“那群见鬼的记者都想拿这个大做文章，马修斯命令我跟他们合作，因为这他妈是一次搞好公共关系的绝佳机会。”她重重叹口气，尼古拉斯清楚地喊道：“报纸！”然后拍上她母亲的鼻子。她又拿鼻尖蹭蹭他，说：“我他妈恨死那些狗屁玩意儿了。”
“哦，当然。”现在我明白了。德博拉非常不擅长处理公共关系、部门政治、例行拍马屁，以及任何不包含找坏人、打死坏人方面的政治工作。假如她稍微擅长一点儿与人打交道的方法，说不定至少已经当上处长了。可惜她不擅长，眼下又深陷在要求假笑与屁话的处境之中——于她而言这两项才能与克林贡人19的求偶舞差不多，都是天方夜谭。她无疑需要某个清楚步骤的人给出预警。既然尼古拉斯连自己的名字都还不会说，那干这事儿的人只能是我了。
“好吧，”我小心地措辞，“接下来几天你恐怕得一直待在聚光灯下。”
“是啊，我知道，”她说，“真走运。”
“稍微遵守一下规则伤不到你多少，黛比，”我承认我现在也有一点儿暴躁，“你知道你该说什么：‘迈阿密-戴德县小队，全队上下不知疲倦地追捕嫌疑人，出色完成了工——’”
“够了，德克斯特，”她打断我的话，“妈的你知道我说不出那种屁话。他们想让我在照相机前摆笑脸，告诉全世界我他妈多了不起。我做不来那种事儿，你知道的。”
我当然知道，但我也知道她应该再试试，这样随后几天她才能少受点儿罪。然而不等我想出一个聪明方法，好好说说这件事儿，尼古拉斯便蹦起来，说：“叭叭叭叭！”德博拉微笑着看向他，面露疲倦，然后看向我。“总之，我最好先让我的小兄弟上床睡觉去。谢谢你接他，德克斯特。”
“德克斯特日托，”我说，“永不关门。”
“明天上班见，”她说，“再次感谢。”德博拉转身准备出门。我不得不帮她把门打开，她现在只剩一条胳膊能用，那条胳膊还抱着尼古拉斯。“谢谢，”她又说了一遍——不到一分钟说了三遍，无疑刷新了她的纪录。
德博拉艰难地走向她的车，我从没见她这么累过。杜瓦蒂走出驾驶席，给她开后车门。她笨拙地将尼古拉斯放进车座，杜瓦蒂则在一旁扶着门。接着他关上车门，朝我点了点头，坐回到驾驶席。
我目送他们离开。如今整个世界都觉得黛比很了不起，因为他们确信她抓住了一名危险的杀人犯，而她一心只想再去抓下一名。我希望她能学着好好利用这个机会，但我知道她永远学不会。她坚强、聪明、高效，但她永远学不会绷着脸撒谎，而那恰恰是所有职业的撒手锏。
我忽然觉得有点儿心烦，今后几天她肯定会需要一些公共关系方面的技巧，既然她半点儿都没有，这事儿很可能会成为德克斯特与明星谋士德克斯特的任务。
好像理所当然一般——事情总是以我有麻烦收尾，无论事实上与我有多大关系。我叹了口气，看着德博拉的车消失在拐角，然后锁上门，上床睡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