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一早我刚到办公室，便看见验尸报告躺在我的桌子上。我大致浏览一遍，看看里面说了什么，然后才坐下饶有兴趣地读起来。报告给出了贡特尔警员的验尸结果，抛开所有技术术语，上面主要说了几件事儿。首先，滞积在组织里的血液表明他死后曾脸朝下躺了几个小时——有意思，要知道在友谊火炬雕像旁发现他时，尸体的脸朝上。这或许代表这疯子午后晚些时分杀了贡特尔，之后便把他独自存到某个地方直到天黑。等他夜里重拾同志情谊，才将尸体搬到友谊火炬雕像旁。
报告花了数页篇幅详述贡特尔各个器官与四肢所受的创伤，合计总量与克莱因身上的差不多。当然报告没有推测结论；那么做太不专业，或许还有点儿太过乐于助人。但报告声明造成伤害的器物可能由钢材制成，拥有椭圆形的光滑打击面，约纸牌大小。我觉得那听起来很像某种大锤。
内脏受损情况再次验证了外部组织表明的信息：凶手竭力想让贡特尔尽可能多活一会儿，同时深思熟虑、手段残忍，仔仔细细地砸碎了他能想到的每一根骨头。听着就不像什么令人愉快的死法，然而再三思考之后，我发现自己根本想不出任何称得上愉快的死法——当然我也一种都没试过。这话可不是说我真去找过，就算是愉快地死又能有什么乐趣？
我迅速翻阅报告，看见有人用荧光黄在其中一页上做了标记。上面列着贡特尔胃里的东西，半数内容都被涂上亮黄色。我几乎可以确定这是德博拉干的。我瞅了一眼，无须高亮也自然看出了重点。贡特尔生前吃的东西与其他恶心的东西一起漂在胃里，包含玉米粉、卷心莴苣、碎牛肉和几种香料，香料主要是辣椒粉和小茴香。
换句话说，他和克莱因一样，最后一顿饭吃的墨西哥卷饼。看在这俩人的分儿上，我希望那卷饼真有那么好吃。
我刚看完报告，办公桌上的电话便响了。强烈的全视心电感应告诉我，这很可能是我妹妹打过来的。总之，我拿起话筒，说：“这里是摩根。”
“验尸报告看了吗？”德博拉一上来就责问道。
“刚看完。”我说。
“待着别动，”她说，“我马上过去。”
两分钟后她便拿着她自己那份副本走进我的办公室。
“你怎么看？”她找张椅子一屁股坐下，挥着报告问我。
“我不太喜欢这种行文风格，”我说，“而且情节似乎也很老套。”
“少犯浑，”她说，“再有半小时我就得去开通报会了，我得有料跟大家说。”
我有些烦恼地看着我妹妹。我知道她能降服全副武装的暴怒的可卡因牛仔，还敢威吓体形是她两倍的恶棍警察，可尽管如此，一旦要在两人以上的人群面前讲话，她就彻底歇菜了。但那其实还好，甚至还有一点儿可爱，毕竟偶尔瞧见她低声下气的感觉相当棒。然而不知怎么的，她严重的怯场问题竟成了我的麻烦，每次她出去抛头露脸，我都得帮她打草稿——吃力不讨好的活儿，因为无论我帮她写多少好台词，最后她总会搞砸。
但她人都来了，这次还不远万里跑到我的办公室来，询问语气也算友好，以她的标准来看，所以无论我多厌烦，我都得伸出援手。“好吧，”我自言自语道，“与上个案子杀人模式相同，死者所有骨头都碎了，还有墨西哥卷饼。”
“那我想到了，”她突然插嘴道，“继续，德克斯特。”
“两起案子间隔时间也很有意思，”我说，“两周。”
她眨眼盯着我看了半天。“这有什么意义吗？”她问。
“当然有。”我说。
“有什么意义？”她急切地问。
“毫无头绪，”不等她俯身过来打我，我立刻补充道，“但两起案件的差别肯定也有某种意义。”
“是，我知道，”她若有所思地说，“贡特尔是制服警察，克莱恩是警探；前者被扔在车里，贡特尔则被丢在见鬼的火炬旁边。我的老天，还是用船运过去的，为什么？”
“更重要的是，”我说，“为什么其他地方没变？”她费解地看着我。“我是说，没错，尸检结果相同，两人都是警察。可为什么是这两个警察？他们两个人有什么地方符合凶手的需求模式？”
黛比不耐烦地摇摇头。“我对心理学的玩意儿一窍不通，”她说，“我需要抓到这个不要脸的精神病。”
我本可以说想抓这个不要脸的精神病最好的方法就是了解他为什么会成为一个不要脸的精神病，但我怀疑黛比现在不太能够接受那样的话。再者说，这话也不是一定的。基于我在这方面多年的经验来看，抓住凶手的最佳方法就是撞大运。当然，你不能把这话大声说出来，尤其在对晚间新闻讲话的时候。你必须神情严肃，谈谈耐心，还有破案的整个过程。因此我只问道：“船查得怎么样了？”
“正在找，”她说，“但是，妈的，你知道迈阿密有多少艘船吗——只算合法登记的那些？”
“不可能是他自己的船，估计是他上周偷的。”我帮忙分析道。
德博拉冷哼一声。“那也不少，”她说，“妈的，德克斯特，一眼就能看明白的地方我都知道了。我现在需要切实的主意，屁话不用再提了。”
我承认我最近确实情绪不太好，但在我看来，她正迅速越过求人办事儿时该有的礼仪边界。我张开嘴，想反驳她，忽然，一个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的念头钻进我的脑子。“啊。”我说。
“什么？”她问。
“你不想找被盗的船。”我说。
“不是我他妈不想，”她说，“我知道哪怕他有船，也不会蠢到用自己的。他肯定偷了一艘。”
我看着她，耐心地摇摇头。“黛比，那点显而易见。”我承认我现在八成是在傻笑，“但他回去之后不会留着那艘船，这点也很显而易见。所以你不用去找一艘被偷的船，而是去找——”
“一艘被找到的船！”她拍手说道，“没错！一艘被人莫名遗弃在某个地方的船。”
“他还得有个藏车的地方，”我说，“或者更便利一点儿，某个能偷车的地方。”
“见鬼，那听着更靠谱，”黛比说，“城里不可能一晚上有好几个地方既出现了船又丢了车。”
“用电脑简便迅速地搜索一下，对照看看结果。”刚把话说出口我就想把它们塞回去，然后自己钻到桌子底下，要知道德博拉对电脑的了解和对交际舞的了解差不多。另一方面，我必须承认我在该领域接近专家水平。因此任何时候，只要“电脑”这个词出现在对话里，我妹妹都会自动将其视作我的问题。果然，她腾地站起来，开玩笑似的捶了一下我的胳膊。
“太棒了，德克斯特，”她说，“你多长时间能搞定？”
我迅速环视房间，可黛比正站在我与大门之间，又没有紧急出口。我只好转向电脑，开始干活儿。德博拉像在慢跑一样焦急地在屋里绕圈儿，令我难以集中注意力，最后我说：“黛比，拜托了。你那样晃来晃去我根本没法儿工作。”
“好吧，该死。”说着，她坐回到椅子上，总算不再蹦来蹦去。然而刚过3秒，她又开始不住地抖脚。看来除非把她丢出去或者找到她想要的东西，否则我是没办法让她静下来了。既然她有枪，我没有，丢她出去恐怕不太可能，所以我用力叹口气，继续搜索。
不到10分钟我就搞定了。“找到了。”最后一个字还没说完，德博拉已经冲到我身旁，俯身看向屏幕。“位于迈阿密海滩的圣约翰教堂，一位牧师报告说他的车今早被盗，并在码头发现了一艘21英寸长的快艇。”
“教堂？”德博拉说，“在海边？看在上帝的分儿上，他是怎么把船开过去的？”
我打开屏幕上的地图，伸手一指。“瞧，教堂就在这儿，挨着这条运河，这边是水上停车场。”顺着运河，我从教堂一路指到海湾里，“坐船到海湾公园与火炬雕像那里大约要10分钟。”
德博拉盯着看了一会儿，摇摇头。“这他妈根本行不通。”她说。
“在他看来讲得通。”我说。
“好吧，该死的，”她说，“我最好去找杜瓦蒂，出去一趟。”说完，她挺身跑出门，对我8分钟的辛勤劳动没有一个感谢之词。我承认我有一点儿惊讶——当然不是因为我妹没有对我表示感谢，那太奢侈了，根本不能指望——但通常她都会拖着不情愿的德克斯特和她一起走，以充当后援，而让搭档在局子里数曲别针。可这次黛比留下了忠诚的德克斯特，去找她那位会说法语的新搭档杜瓦蒂了。我猜那代表她喜欢和他一起工作，或者只是她现在更注意自己的搭档了。她的前两名搭档都在和她一起办案的过程中遇害。我曾听到不止一个警察在背地里说，和摩根警长一起工作真是倒了大霉，说她显然是黑寡妇一类的东西。
其实不管什么案子都没有什么好抱怨的。至少这次黛比真的在按正规的方式办事儿——与她正式的搭档，而不是非正式的哥哥一起。我觉得这样很好，因为在她办案时和她待在一起真的很危险；我身上的瘢痕组织足以证明这点。况且我的工作可不是在浩瀚的邪恶世界东奔西跑，躲避明枪暗箭，当然这次明显是躲锤子。我不需要肾上腺素，我有真正要做的工作。所以我只是坐在那儿，在未受赏识的遗憾中沉浸片刻，便继续干活儿去了。
刚吃完午餐，我和文斯·增冈待在实验室里，这时德博拉冲进来将一柄大锤扔到我面前的案台上，“砰”的一声。听声音判断，这东西大约3磅重。锤子装在巨大的塑料证物袋里，袋子内侧凝了一层薄薄的水雾，不过依然可以看出这不是一把普通的木匠锤子，也不太像长柄大锤。锤子头两侧又圆又钝，黄色的木制手柄已经用得很旧了。
“好吧，”文斯越过德博拉肩膀瞥向锤子说道，“我一直都想和你一起来这么一顿。”
“一边儿撒尿去。”德博拉说。这远远不到她平时的损人标准，不过语气听起来相当笃定。文斯见状立刻躲到实验室角落里，坐到自己放在案台上的笔记本电脑旁。“亚历克斯找到了这个，”说着，德博拉指了指随后走进门的杜瓦蒂，“这东西放在教堂停车场里，圣约翰教堂。”
“他为什么会把锤子丢了？”我小心翼翼地戳了戳塑料袋，好看清楚些。
“这里。”黛比的声音里流露出几乎无法压抑的兴奋。她隔着塑料袋指了指手柄上的斑点，正位于年久褪色的地方。“瞧，”她说，“这里裂开了一点儿。”
我弯腰看了看。隔着雾气蒙蒙的塑料袋几乎看不清里面，但手柄上确实有一道裂纹。“好极了，”我说，“他会伤了自己也说不定。”
“怎么好极了？”杜瓦蒂问，“我是说，我好像看见这家伙受伤了，可只有一个小口？这能说明什么？”
我看向杜瓦蒂，一瞬间怀疑是不是有台心怀恶意的人事电脑一直在给黛比分配智商最低的搭档。“如果他伤了自己的手，”我措辞谨慎地说道，“上面就可能会有血。这样我们就可以去找匹配的DNA。”
“噢，是啊，当然。”他说。
“来吧，德克斯特，”德博拉说，“看看你能从中找到些什么。”
我戴上手套，从袋子里取出锤子，小心翼翼地将它放在案台上。“不常见的锤子，不是吗？”我说。
“那东西叫榔头。”文斯插嘴道。我看向他，后者依然坐在屋子另一边，弓身盯着自己的笔记本电脑，手指着屏幕上的图片。“榔头。”他重复道，“我从谷歌搜到的。”
“合情合理。”我叨念着俯身打量锤子，小心翼翼地喷上些蓝星试剂。再少量的血液也可以在这东西的帮助下显现出来。幸运的话，上面残留的血迹应该刚好够我获取对方的血型或DNA样本。
“那东西主要用于拆迁，”文斯继续说道，“你们懂吧，砸墙或者砸东西什么的？”
“我想我知道拆迁是什么意思。”
“别废话，”德博拉咬牙切齿地问，“你能不能从中找到点儿什么？”
德博拉亲力亲为的管理模式似乎比平常更惹人讨厌，我想了好几种讽刺的话，想把她一巴掌扇回到她自己的地盘上。然而就在我做出绝妙的反击前，一个小污点显现在锤柄上。“成了。”我说。
“什么？”德博拉上前一步问道。她离我这么近，我都能听见她磨牙的声音。
“你把脚从我口袋里抽出去，我就给你看。”我说。她不满地嘘了一口气，但至少真的后退了半步。“瞧，”我指着斑点说，“血痕——说不定我们运气更好，碰上一枚潜在指纹。”
“纯属运气。”文斯在实验室另一头的板凳上说。
“真的？”我说，“那你怎么没找到呢？”
“DNA呢？”德博拉不耐烦地问。
我摇摇头。“我试试看，”我说，“但是很可能已经严重分解了。”
“分析指纹，”德博拉说，“我要知道对方的名字。”
“或许还有全球定位系统读数？”文斯说。
德博拉瞪他一眼，不过没有把他撕成血淋淋的小碎块，而是再次看向我。“分析指纹，德克斯特。”说完，她便转身快步走出实验室。
经过亚历克斯·杜瓦蒂身旁时，后者站直身子，也准备走。“回见。”17我礼貌地对他说。
他点点头。“吃屎的。”18说完，他随德博拉一同走出门。他的法语发音比我好多了。
我看向文斯。他合上笔记本电脑，站起身。“来分析吧。”他说。
我们分析了指纹。和我想的一样，血斑已经严重分解，无法从中获得任何可用的DNA样本，不过我们得到了一张指纹图。经电脑放大后，图像总算清晰到足以送至综合指纹自动识别系统。希望我们能找到一个匹配对象。综合指纹自动识别系统是国家重罪犯指纹数据库，假如这位对锤子情有独钟的朋友在里面，就会有一个名字蹦出来，德博拉便可以抓住他。
输入指纹后，除了等待，我们便再无事可做。德博拉似乎很激动，看起来和她有活儿干时差不多一样高兴。她向来如此，只要觉得自己快抓住坏蛋了，就会变得很高兴。一瞬间，我几乎希望自己也有感情，这样我就能感觉到上涌的意志与满足。我从没在工作中得到过一丝一毫的激动，哪怕一切进展顺利，也不过是一种无趣的满足。只有我的嗜好能令我切实体会到自我肯定的幸福感，而我现在只能努力不去想它。我家书房里那张细长的清单上还剩下三个名字。德克斯特浪潮下三个有待赦免的迷人候选，追逐其中任何一个都势必可以缓解我现在过低的自我价值感，助我打造一抹靓丽的人造微笑。
但现在可不是想那个的时候，不能跑去和那位不断靠近我的目击者玩耍。整个警局都在调查克莱因令人悲痛的英年早逝，如今又轮到贡特尔。迈阿密地区所有警察都打着十二分的精神调查此案，希望成为抓住凶手的人，当下的英雄。虽然对大多数人来说，警察们额外付出的警惕能暂时令街道变得安全点儿，但对嬉戏的德克斯特而言，这也会让事情变得略加危险。
不，顺路的消遣根本不是解开问题的答案，也不应在警方满怀敌意的警惕风潮下进行。我必须找到我的目击者，在那之前我必须忍受内心的偏执、暴躁、不悦与不满。
若真如此——又怎样？我一直在观察我那些生活在尘世烦恼中的同事。据我所知，其他人在自己生命2/3的时间里都是痛苦的。我凭什么该被豁免，就因为我心里空无一物？尽管莉莉·安让生而为人彻底变成一件有意义的事儿，但做人注定有些没什么意义的地方。我理应忍受做人的坏处，只有这样才算公平。当然，我从不信仰公平，虽然我现在无法摆脱这个想法。
可我妹妹却不这么想。就在我断定一切都很糟，也觉得这么想真的对我很受用时，她像个冲锋的轻骑兵一样闯进我的办公室。“查到什么了吗？”她问。
“黛比，我们刚发过去，”我说，“那需要一点儿时间。”
“多久？”她问。
我叹口气。“那是局部指纹，老妹，”我说，“可能需要花上几天时间，或者一周。”
“全是废话，”她说，“没有一周时间了。”
“数据库很大，”我说，“况且他们要接收来自全国各地的请求，要等轮到我们才行。”
德博拉朝我磨了磨牙，力气大得我都能听见牙釉质剥落的动静了。“我要结果，”她咬着牙说，“现在就要。”
“好吧，”我亲切地说，“如果你知道能让数据库变快的方法，我确定我们都会很高兴了解一下的。”
“妈的，你连试都不试一下！”她说。
我坦然接受了眼前的现实，毕竟十次有九次我得多花点儿耐心来应付德博拉糟糕的态度与明显不可能完成的要求。可考虑到她最近的态度，我实在不想拍下脑门儿就进入令人钦佩的顺从状态。我深吸一口气，凭借钢铁般的自制力与听得出的不耐烦说道：“德博拉，我一直在尽我所能做好工作。要是你觉得你能做得更好，请自便。”
她磨牙磨得更使劲儿了，一时间我甚至以为她的犬齿会被咬碎，飞出脸颊。值得庆幸的是，牙没碎，她省下了这笔看牙钱，只是怒瞪着我，狠狠点了两下头。“好吧。”说完，她转身离开，也没回头瞅我一眼，或者再喊一通。
我叹了口气。也许我今天应该在家躺一天，或至少出门前查一下我的星象图。每件事儿似乎都不顺。整个世界就像失衡了一般，稍许偏离了轴心。一个诡异的色斑出现在上面，仿佛这世界已经发现了我脆弱的心理，试图进一步寻找我的弱点。
啊，好吧。要是我妈还在，我确定她会跟我说生活总会有这样的日子；很可能还会绷着脸添一句，胡思乱想是魔鬼的游乐场。我当然不想让脑海中设想的妈妈心烦，也不想和撒旦一起荡秋千，所以我站起身开始收拾实验室。
文斯立刻抬起头，一脸茫然地看着我用清洁剂和纸巾把案台上下擦个干净。他摇摇头。“好一个洁癖，”他说，“我要不是知道你已经结婚了，肯定会觉得你很奇怪。”
我举起柜子上一小摞卷宗。“这些得存档。”我说。
他举起一只手往后退。“我的背又开始疼了，不能搬重物，医生嘱咐的。”说完，他便消失在走廊里。德克斯特众叛亲离——但从最近几件事儿的发展趋势来看，这事儿合情合理，我确信我迟早会适应。不管怎样，我设法完成了清扫，没有大哭出来。这大概是我所能期望的最好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