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几天我加快速度狩猎幽灵本田。每晚我都争取在外面多转一会儿，争取挤出时间多查一个地方。如果离得太远，走路不方便，我就开车，一直找到天黑得什么都看不清才回家。我拖着步子，一言不发地走进家门，穿过其乐融融的客厅，进入浴室，挫败感又增加了一点儿。
加大搜索后第三天晚上，我满身大汗走进前门，发现丽塔一直盯着我看，像在找什么脏东西似的来回打量我。我走到她面前问：“怎么了？”
她抬眼看看我，脸红了。“哦，”她说，“这么晚了，你又一身汗，我以为——没什么，真的。”
“我慢跑刚回来。”我不明白我为什么会觉得自己在提防她。
“你开车走的。”她说。
在我看来，她似乎对我的行动投入了太多关注，不过那或许是婚姻的一项小特权，于是我随她去了。“我开车去了高中赛道那边。”我回道。
她一言不发地看了我好久，气氛显然不太对劲儿，可我还是不明白问题在哪里。到头来，她只说了一句“说得通”，便起身挤开我，走进厨房。我这才洗上澡。
可能我之前没注意，其实每晚我“锻炼”完回来，她都会莫名紧张地打量我，然后走进厨房。这种异常行为出现后的第四天晚上，我跟着她悄悄来到厨房门口，见她打开碗柜，拿出酒瓶，给自己倒了满满一杯。看着她把酒杯举到唇边，我又悄无声息地退回到屋里。
于我而言这毫无意义，好像我大汗淋漓地回家与丽塔想喝杯酒之间有什么联系似的。我一边洗澡一边琢磨，冥想几分钟后我意识到自己对人类与复杂的婚姻规则其实还不够了解，尤其对丽塔。但不管怎样，我现在有别的事儿要忧心。找到那辆本田才是当务之急，虽然那是件我十分了解的事儿，但我也没能搞定。挫败正在我周身垒起围墙，丽塔与酒的谜团不过是上面新添的一块砖，于是我把这事儿抛到脑后，不再多想。
一周后我的感冒好了，我也从清单上划掉了更多条目，多到我都开始怀疑自己这么做是不是在浪费宝贵的时间。我几乎能感觉到对方呼出的热气喷在我的后颈上。我知道时间越来越紧迫，我得尽快搞定这件事儿，可光是想并不能帮我更快找到目击者，我还是只能按部就班地来。看着清单上的条目一条条被划掉，我的不安与日俱增。我竟然开始咬指甲，上高中时我明明戒掉了这个毛病。这习惯很恼人，还会增加我的挫败感，我怀疑自己会在紧张中崩溃。
但至少我比贡特尔警员的情况好多了。因为就在马蒂·克莱因遭遇残忍杀害一案终于淡出大家的视线，化作警局里不安的背景杂音时，大家发现贡特尔警员也遇害了。后者是一名制服警察，不是克莱因那样的警探，但这起案子毫无疑问是同一凶手的杰作。凶手有条不紊地将受害人慢慢砸成一堆200磅的烂肉，并按照之前在克莱因身上实施成功的方法，把死者身上每块大骨都打碎了。
而且这次尸体没放在95号州际公路上的巡逻车里。贡特尔警员被小心翼翼地摆放在海湾公园，就在友谊火炬雕像旁边。尸体现场看上去相当讽刺。一对来此度蜜月的年轻加拿大夫妇在早晨享受浪漫散步时发现了这具尸体，在这座魔幻城市又留下了一段难以磨灭的魔幻回忆。
我赶到那里时，近乎迷信般的恐惧刚刚席卷过一小撮警察的心头。这会儿时间依旧相对较早，但弥漫在空气中的寂静恐慌显然与咖啡不足毫无关系。现场的警员都很紧张，甚至有点儿惊愕，都像见鬼了似的。原因很好理解：如此公然地将贡特尔丢弃在这种地方，根本不像人类能做到的事儿。比斯坎大道位于迈阿密市中心，可不是什么私人的隐蔽场所。说不定那位精神病杀手堂而皇之地漫步过来，然后丢下尸体。这是一次令人咋舌的公开展示，尸体不知怎么的就来到这儿了，而且被人发现以前，它显然已经在这里放了几小时。
面对如此直接的挑战，警察们自然会格外敏感。既然有人用这般炫耀的自我宣传标榜自己，他们也势必会将之视作一种对警方权威的侮辱。一名气愤的警察理应被这一幕激起浑身愤怒的正义之火。然而迈阿密警察似乎并不感到气愤，而在担心灵异问题，仿佛他们已经准备好丢下武器，拨打通灵热线求助。
我承认哪怕对我来说，看见火炬雕像旁的人行道上如此刻意地堆着一具警察的尸体确实会觉得有点儿不安。很难想明白一个活人如何能够在无人察觉的情况下，漫步穿过市内最繁华的街道，把一具如此明显而引人注目的死尸放到这里。虽然没人真的大声提出有什么神秘力量在作祟——至少我没听到，但从在场警察的表情判断，也没人完全排除那种可能。
而我真正的专业领域不是亡灵，而是飞溅的鲜血，可这地方根本没有那方面的线索。谋杀显然发生在别的地方，尸体只是被丢在这座美丽著名的纪念碑旁边。但我确定我妹妹德博拉肯定会指望我洞察出什么有帮助的隐藏线索，所以我开始沿现场边缘游荡，试图找到一些其他法医可能遗漏的信息。然而除了那堆穿着蓝制服的凝胶状烂肉，周围根本没有多少可查的地方。至于死者，贡特尔警员，已婚，三个孩子的父亲。这时我看见安杰尔·巴蒂斯塔沿着现场周界缓慢前行，一丝不苟地寻找任何可做证据的细小碎屑，但显然一无所获。
忽然，身后一道亮光闪过，我有点儿吃惊地转过身，看见卡米拉·菲格站在几英尺外，手里握着一台照相机。她脸涨得通红，表情看起来有些愧疚。“噢，”她颤颤巍巍地咕哝道，“我不是故意开闪光灯的，很抱歉。”我眨眼看了她半天，一半儿是因为闪光的炫目冲击，一半儿是因为她的话毫无意义。这时警戒线边上的人堆里挤出一个家伙弯腰拍了一张我俩对望的照片。卡米拉一激灵，快步跑到人行道之间的小草坪上，文斯·增冈在那里找到一个脚印。她将相机对准脚印，我则转过身。
“谁都没看见。”德博拉突然出现在我的眉毛底下，这可比卡米拉的闪光灯吓人多了，我的神经立刻做出反应，整个人像真见了鬼一样跳起来，而那个孤魂野鬼就是德博拉。她看着我落回地面，一脸惊讶。
“你吓到我了。”我说。
“我都不知道你也会被吓一跳，”说完，她皱着眉摇摇头，“这案子确实足以让任何人毛骨悚然。这里是市内人口最密集的公共区，这家伙竟然就这样带着尸体凭空出现，还把它丢在火炬雕像旁，然后开车离开？”
“他们大约在黎明时发现的尸体，”我说，“所以弃尸时应该还是黑天。”
“这地方永远不会黑天，”她说，“路灯，所有这些建筑，海湾市场，一个街区外好像还有个体育馆，更别提这见鬼的火炬雕像。这玩意儿一天24小时都亮着。”
我环顾四周。以前我来过这里很多次，白天晚上都有，这地方确实总是沐浴在周边建筑明亮的灯光下。况且旁边就是海湾市场，再走一个街区则是美国航空公司，那边甚至更亮，更繁华，更安全。当然，还得再加上这见鬼的火炬雕像。
但这里还有一排树，树对面是人烟相对荒芜的草地。我转身望向那边。见我转身，德博拉瞅我一眼，皱着眉也跟着转身看过去。
穿过树林，越过火炬雕像另一侧的公园，比斯坎湾的水面上，朝阳耀眼夺目。炫目的阳光下，一艘大帆船如帝王般滑过水面，驶向码头。这时一艘更大的机动游艇从旁边全速驶过，引得帆船随着浪涛剧烈地上下起伏。一个不成形的念头闪过我的脑海，我举手一指；德博拉期待地看向我，接着，像在通知我们真活在卡通世界里似的，又一道照相机闪光从警戒线那边射出。德博拉瞪大眼睛，心里俨然有了主意。
“狗娘养的，”德博拉说，“妈的坐船来的。当然！”她拍下手，环视四周，找到她的搭档。“嗨，杜瓦蒂！”她喊道。见后者抬起头，她一边招呼他过来，一边快步朝海边走。
“乐意效劳。”见妹妹飞速走向海堤，我默默说道，然后转身去找方才拍照的人。可除了安杰尔，我谁都没看到，而他正盯着一丛迷人的杂草，脸离地面也就6英寸。人群里有人过于深入黄色警戒带围好的犯罪现场，卡米拉朝对方挥手示意，和一个不知道是谁的人说话。我转过身，看着我妹妹跑向海堤，寻找凶手乘船过来的线索。那确实讲得通；依据我自己的大量快乐经历，我很清楚乘船几乎可以帮你摆脱任何事儿，尤其在晚上。我说“任何事儿”，可不单单指情侣们偶尔在海上上演的无礼行为。追求嗜好的时候，我曾多次在船上搞定一切。思维狭隘的人可能对此觉得反感，但我很清楚这能确保我做任何事儿都不会被任何人看见。一位半超能精神病杀手自然也可以靠这种方法，拖着一大坨松软的尸体绕过海湾，跨过海堤，进入海湾公园。
不过这里是迈阿密，就算有人真看见了，也不会向警方报告。也许他们害怕自己成为凶手的目标，也许他们不希望警察发现他们没有绿卡。现代生活就是这么回事儿，甚至可能因为电视上的《流言终结者》正播到精彩的地方，他们想一直看到结尾。因此接下来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黛比与她的小队开始沿着海堤四处寻找那位“特殊路人”。
不出所料——至少，在我看来——他们没有找到他或者她。大家什么都不知道，什么都没看见。海堤沿岸总会举行不少活动，但这会儿正值上班早高峰，他们遇到的人不是准备去海边哪个商店上班，就是去沿岸哪艘游船上班，都不是值班熬了一夜的那些。而提心吊胆盯着黑暗看了整整一宿之后——或者就只是看了一晚上电视之后，那些人现在肯定已经回家享受来之不易的休息去了。但德博拉依然尽职尽责记下了所有夜勤保安的姓名与电话，然后满面愁容地走回到我这里，仿佛一切都是我的错，因为我让她去找，可她什么都没找到。
比斯坎珍珠号——一艘提供海上巡游的客船——停在海湾里，我们站在离它不远的海堤上，德博拉眯眼顺着海堤望向海湾，摇了摇头，回身走向火炬雕像，我紧跟上她。
“肯定有人看见了，”我觉得与其说这话是在说服我，更像在说服她自己，“肯定有。你拖着一名成年警察爬上海堤，一路走到火炬那里，不可能没人看见。”
“弗莱迪·克鲁格能。”我说。
德博拉对着我的胳膊就是一拳，不过这次她有些心不在焉。以往忍住不叫出来会比较费力，这回对我来说相对轻松些。
“我需要的，”她说，“是多传播些超自然谣言。其实已经有人问杜瓦蒂，能不能找个萨满祭司过来，以防万一。”
我点点头。假如你真信那种东西，找个萨满祭司——就是萨泰里阿教祭司什么的，确实说得通。事实上有相当一部分迈阿密市民信这个。“猜猜杜瓦蒂怎么和人家说的？”德博拉冷哼一声，“他说：‘萨满祭司是啥？’”
我看着她，想知道她是不是在开玩笑；所有古巴裔美国人都知道萨满祭司。他家至少有一名教徒的可能性很大。但是当然，他们不可能用法语问杜瓦蒂，总之，不等我假装自己听到一个笑话，假装大笑一下，黛比又往下说了。“我知道这家伙是个精神病，但他是个活生生的人，”她说，我相当确定她指的不是杜瓦蒂，“他不可能隐身，也不可能瞬间移动。”
她停在一棵大树旁，若有所思地抬头看了看，接着沿我们来时的路往回走。“瞧这个，”她指了指树，又示意了一下远处的珍珠号，“要是他刚好把船停在游艇那儿，”她说，“差不多就可以在这些树的掩护下一路走到火炬雕像这边。”
“不算完全隐身，”我说，“不过相当接近。”
“妈的就在游艇旁边，”她咕哝道，“肯定有人看见了什么。”
“除非他们都睡着了。”我说。
她没理我，只是摇摇头，像在瞄准步枪似的顺着树望向火炬，然后耸耸肩，继续走。“有人看见了什么，”她固执地重复道，“肯定有。”
我们一起返回火炬雕像，要是我妹妹没这么心烦的话，这一路的沉默本可以十分惬意。回到那里时，验尸员刚检查完贡特尔警员的尸体。他朝黛比摇摇头，示意没找到任何值得在意的东西。
“知道贡特尔在哪儿吃的午餐吗？”我问德博拉。她瞅瞅我，好像我刚刚提议说我们应该脱光衣服沿比斯坎大道慢跑似的。
“午餐，黛比，”我耐心解释道，“像是墨西哥料理什么的。”
她总算懂了，立刻走向验尸员。“验尸的时候帮我查一下死者的胃容物，”我听她说道，“看看他最近吃没吃墨西哥卷饼。”太奇怪了，验尸员看她的眼神竟没有丝毫惊讶。但我猜要是你跟迈阿密的尸体和警察一起工作的时间够长，确实很难感到惊讶。被人要求在遇害警员胃里找卷饼，也不过是日常工作之一，例行程序罢了。验尸员疲惫地点点头，德博拉则走去和杜瓦蒂谈话，剩下我自己原地摆弄手指，思考人生。
我想了几分钟，然而除了饿和这里没东西吃以外，什么深刻的事情都没想出来。我在这地方无事可做；根本没有飞溅出的血液，其他法医部技术员都忙着呢，就我一个闲人。
我不再看贡特尔的尸体，转而环视现场。几个偶然路过的食尸鬼依然簇拥在那里，像等着看摇滚音乐会一样在警戒线外互相推挤。他们盯着尸体，值得表扬的是，其中一两个竟在伸长脖子的同时，努力露出了惊骇的神色。当然，为了弥补无法靠近这点，其他大部分人都只是探身越过警戒带，用手机拍一张更为清楚的照片。很快网上就会到处都是贡特尔警员血肉模糊的尸体的照片，整个世界都会一起加入，齐齐装作惊慌失措。科技不神奇吗？
我四处闲逛，提些有用的建议，但和往常一样，似乎没人在意我深刻的洞察力；真正的专业知识总是得不到赏识。人们宁愿固守在自身的愚蠢里混日子，走远路，也不愿别人指出他们走错方向了——哪怕别人明显更聪明。
于是郁闷地在这里待到午餐时间过去一小时后，不受重视也没被重用的德克斯特终于耐不住无聊，搭车回到他的小办公室。要知道那里可有现成的工作等着他呢。路上我刚好遇到一名跟我顺路的警察。他很亲切，一心只想谈钓鱼的话题，我又对此稍有了解，所以我们相处得很愉快。他甚至愿意在路上歇一脚，等我去买些外带中餐。这真的是非常友好的举动，作为感谢我掏钱付了他买的那份鲜虾捞面。
与这位新BFF13道别后，我带着喷香的午餐坐到办公桌前，不禁觉得生活——这块羞耻与苦难组成的拼布——或许真有什么实际意义也说不定。酸辣汤超好喝，饺子鲜嫩多汁，宫保鸡丁辣得我都出汗了。我发现吃饱后我整个人都心满意足了，不禁怀疑为什么会这样。难道说我真的如此肤浅，只是吃顿美餐就满心欢喜了？还是说某种更深层次更险恶的东西在发挥作用？也许是食物里的味精在进攻脑内的愉快中枢，迫使我违背意愿感觉良好。
不管怎样，摆脱过去几周一直萦绕在我心头的乌云确实是一种解脱。我的确有些值得担忧的事情，但我有点儿过于沉湎其中。显然，一顿可口的中餐治愈了我。事实上，往垃圾桶里扔空餐盒时我注意到自己居然在哼歌。对我而言，这真是个令人惊叹的进步。这就是真正的人所拥有的快乐吗？源自一碗饺子？或许我应该通知一些国际精神健康组织：宫保鸡丁比左洛复14更具疗效。或许诺贝尔奖正为此等着我，至少我也能收到中国发来的感谢信。
不管这份愉快实际出于什么，它几乎一直持续到我快下班的时候。我下楼去证物室取几件我一直在处理的样本，回来时发现一个讨人厌的巨大惊喜正在我的小办公室里等着我。
这个惊喜大约5英尺高，10英寸宽，是体重200磅的非裔美国人。相较于人类，他看上去更像一只异常阴险的昆虫。他栖息在两只光亮的义足上，我进屋时，他其中一只当手用的金属爪子正在摆弄我的电脑。
“怎么了，多克斯警长，”我尽量装作愉快地说道，“需要我帮你登录脸书吗？”
他猛地回头看向我，明显不想被我抓到他偷窥。“嘴边干干。”他非常清楚地说道。看来那个移除他手脚的业余外科医生把他的舌头也摘掉了，这下想和他愉快交谈一番几乎不可能了。
当然，这事儿一直不太容易；他讨厌我，总怀疑我。我小心翼翼地打造自己清白无辜的形象，从未给他任何怀疑我的理由，可他还是怀疑我，而且向来如此——甚至在我未能将他从不幸的手术中救出来之前。但我尽力了，真的尽力了，就是没成功而已。请公平地看待我，这很重要，我当时确实安全地帮他把绝大部分救回来了。可如今他却为截肢的事情指责我，就像为其他许多没确定的事情那样。这会儿他又动我的电脑，还说什么“嘴边干干”。
“嘴边？”我愉快地重复道，“真的？你是《活宝三人组》15的粉丝吗，警长？我都不知道。嘴边嘴边嘴边！”
他瞪着我的眼神更恶毒了，恶毒得令人钦佩。他从桌子下面拿出一个笔记本大小的盒子，是他随身携带的语音合成器，然后一拳拍在上面。合成器立刻用愉快的男中音喊道：“随便！看看！”
“当然是的！”我用货真价实的人造的愉快语气回道，试图配合他诡异的机械的愉快嗓音，“毫无疑问你在做一件了不起的工作！只是不幸的是，你不小心翻看了我的私人电脑，还在我的私人空间，从技术上说，那违反规定了。”
他进一步怒视我。说真的，这个人已经彻底变成死心眼儿了。他瞪着我，对着语音合成器又敲了几下。片刻后，它用一种荒诞的愉快语气喊道：“总有一天！我会！抓住！你！去你，妈的！”
“我肯定你会，”我安慰道，“但你得在自己的电脑上做这事儿才行。”为表示自己毫无恶意，我朝他笑笑，然后指向门口。“所以要是你不介意的话？”
他目不转睛地张大鼻孔，深吸一大口气，又用嘴长嘘一声，然后把合成器夹到胳膊下面，跺着脚走出办公室，把我那点儿残余的好情绪也带走了。
现在我又多了一个不安的理由。多克斯警长为什么要翻我的电脑？显然，他觉得里面有罪状可寻——但又是什么呢？为什么是现在，还在我的电脑上？他根本没有任何正当理由翻看我的电脑。我相当确定他对IT一无所知且毫无兴趣。失去四肢后，出于同情上面给了他一份文书工作，这样他就能上满最后几年班，得到全额的退休金。他一直在人力资源部做些无用的行政管理工作，具体是什么我既不知道也不在乎。
刚刚他跑到这儿来，在我的地盘，翻我的电脑，严格说那是他实现摧毁德克斯特私人计划的一部分——可在工作时间来这里？为什么？据我所知，他一直将“抓住我”这件事儿限制在常规监测层面，过去从未实际调查过我的事儿。什么导致了这次令人讨厌的升级？他终于滑过那条线，变成一个充满敌意的疯子了吗？一辈子盯上我了？还是说确实有什么原因让他觉得自己在找某样特定的东西，他终于有机会证明我有罪了？
从表面看来，这似乎不可能。我是说，我在许多方面确实有罪，而且都是技术上而言不太合法，内容上而言非常令人享受的杀人罪。可我做事儿极其小心，事后总会清理得干干净净，无法想象多克斯觉得他发现了什么。总之我相当确定他什么都找不到。
莫名其妙，令人不安。但这至少将我从愚蠢的快乐中一把拉出来，重回平常的沮丧之中。中餐的作用到此为止：半小时后你又变得暴躁起来。
我刚准备回家，德博拉无精打采地走进我的办公室，不管怎样，她看上去似乎更加暴躁。
“火炬雕像，”她说，“你一早就从那儿回来了。”她的语气听起来好像在指责我偷窃办公用品。
“我得工作。”我尽量迎合她的无礼。
她眨眨眼。“你他妈的最近究竟怎么了？”她说。我深吸一口气，更多是为了消磨时间，不是真的需要空气。“你什么意思？”
她张开嘴，脑袋偏向一侧。“你一直神经兮兮的，还朝人大喊大叫。或许有点儿心烦？我不知道。好像在为什么事情烦心。”
这对我而言真的是非常不舒服。她说得对，千真万确，可我能对她说多少？我确实在为一些事情心烦；我确信有人看见我了，认出我了，现在我还发现多克斯警长翻我的电脑。这两件事儿无法以任何一种方式连在一起——某个匿名的目击者看见了玩耍中的我，他还与多克斯合伙抓我，这个念头很荒唐——但两件单独的事情加在一起，依然令我跌入不安的循环。不合逻辑的情感在控制我，我一点儿都不习惯这样。
可我能对她说什么？我和黛比向来亲密无间，当然，但那一定程度是因为我们从未分享过彼此内心的感受。我们做不到；我没有感情，而她羞于承认自己有感情。
不过我依然得说些什么，我想，她或许是世上唯一的我能交心的对象，除非我愿意一小时花100美元讲给一名心理医生，后者似乎是个非常烂的主意；我可以告诉对方真实的我，虽然那似乎不堪设想，或者编一些看似可信的故事，但那无疑是在浪费钱，何况这笔钱可以留到日后给莉莉·安当医学院学费。
“我不知道我表现出来了。”我最后说道。
黛比冷哼一声。“德克斯特，这可是我。我们一起长大，一起工作——我比世上其他任何人都了解你。对我来说，你表现出来了。”她扬起一边眉毛鼓励道，“所以说，怎么了？”
她说得对，当然，她确实比其他任何人——比丽塔，或者布赖恩，或者任何我认识的人都了解我，可能除了我们过世已久的父亲哈里以外。和哈里一样，德博拉甚至知道“暗黑德克斯特”和他愉快的欲望，并对其做出了让步。假如真有需要倾诉的一刻，真有一位可以倾诉的对象，那一定就是现在，就是对她。我闭上眼睛，试着考虑该如何开口。“我不知道，”我说，“就是，呃……几周前，我——”
德博拉的无线电对讲机忽然响了，就好像打了好大一声粗鲁的电子响嗝，接着十分清楚地说道：“摩根警长，你在哪里？”她朝我摇摇头，拿起对讲机。
“这里是摩根，”她说，“我在法医部。”
“你最好过来一趟，警长，”对讲机另一边说道，“我想我们找到一些需要你过目的东西。”
德博拉看看我。“抱歉，”说着，她按下对讲机上的按钮，“我得走了。”她站起身，走向门口，犹豫一下又转身回到我面前。“回头聊，德克斯特，好吗？”
“当然，”我说，“别担心我。”这话听起来丝毫没安慰到她，正如没安慰到我一样；她没说话，只是点点头，然后匆匆走出门。我收拾好一切，走向我的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