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斯特这会儿正在房间里伏在桌上看书。书桌原本是一个小储物柜，后来拿给科迪与阿斯特当书桌使。看情形，阿斯特的表情显然由紧锁眉头开始，逐渐发展成充满挫败的愁容。但这只是迈向愤怒的一个短暂过渡。我刚进屋，她便气势汹汹地瞪着我。“全是狗屎！”她朝我吼道，看这凶残的气势，我不禁怀疑自己是不是应该带件武器，“毫无意义！”
“你不该说那个词。”我和颜悦色地说道。我非常确信一旦我提高音量，她就有可能袭击我。
“哪个词？‘意义’？”她冷笑道，“肯定是个你们忘了放进这本蠢书里的词。”她砰地合上书，双臂抱胸，狠狠靠上椅背。“一堆废物！”说完，她马上拿眼角瞥了我一眼，看我会不会因为这句“废物”非难她。我没理会，直接走到她身旁。
“我们来瞧瞧。”我说。
阿斯特摇摇头，拒绝抬头看我。“没用的废物。”她咕哝道。
我似乎又要打喷嚏，连忙抽出一张纸巾。她也不看我，说：“你要是敢传染给我，我就发誓……”她没告诉我她要发誓做什么，听口气，肯定不是什么好事儿。
我把纸巾揣进口袋，倾身靠上桌子，打开书。“不会传染给你的，我吃了维生素C，”我竭力让语气听起来宽容快乐，“我们看到哪页了？”
“长大后，根本没必要知道这些东西。”她抱怨道。
“也许吧，”我说，“可你现在得知道这些。”她绷紧下巴，没说话。于是我靠近一点儿。“阿斯特，你想一辈子留在六年级吗？”
“我现在都不想待在六年级。”她嘘道。
“嗯，能够永远摆脱六年级的唯一方法，就是考试及格。想及格，你就不得不知道这些东西。”
“蠢透了。”她似乎稍微冷静点儿了。
“那对你来说应该就没有任何问题了，因为你一点儿都不笨，”我说，“来吧，让我们看看。”
她又纠结了一会儿，最后还是把书翻到那页。是一道相对简单的曲线坐标题，一旦她冷静下来，解释问题就变得容易很多。我一向擅长数学；相较于人类行为，数学更加直截了当，便于理解。阿斯特在数学方面好像确实没有天赋，可她学得也不慢。再合上书时，她已经冷静多了；感觉基本没什么好担心的，所以我决定将眼前的幸运再向前推进一小步，搞定另一件棘手的事情。
“阿斯特，”我肯定无意识地用了“我是这家大人”的口吻，因为她抬头看我的眼神瞬间带上一丝警惕的担忧，“你妈妈想让我跟你谈谈牙箍的事儿。”
“她想毁了我的人生！”她一下激动起来，情绪顷刻从静止跳入青春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受辱状态，“我会变成一个丑八怪，谁都不会再看我一眼。”
“你不会变成丑八怪。”我说。
“我会有一嘴的钢筋，”她恸哭道，“丑死了。”
“嗯，那你是想现在当几个月丑八怪，还是等长大后当一辈子丑八怪？”我说，“很简单的选择。”
“他们就不能直接做个手术吗？”她抱怨道，“一下搞定，我只要缺几天课就行。”
“这事儿不是靠那种方法起作用的。”我说。
“根本就没起作用，”她说，“它们让我看起来像个机器人，所有人都会笑话我。”
“你为什么觉得他们会笑话你？”
她鄙视地看了我一眼，神情几乎与成年人没两样。“你难道没上过中学吗？”她说。
说得好，可惜不是我想说的观点。“你不可能一辈子读中学，”我说，“也不需要一辈子戴牙箍。等你摘掉它们，你会有一口好牙和一个绝佳的笑容。”
“那又怎样，再没有能让我开心一笑的事儿了。”她嘟囔道。
“嗯，你会有的，”我说，“等你再长大点儿，你可以去跳舞，可以带着真正灿烂的笑容去做任何事儿。你得想得长远一点儿——”
“长远！”她生气地说，仿佛我刚才说了什么不好的话，“长远就是我一整年都要像个怪胎一样，哪怕到我40岁那天，大家也会记得这件事儿，我永远都会是那个戴恐怖大牙箍的女孩儿！”
我能感到我的下巴在动，可我一个字儿都没说。阿斯特这番话槽点太多，根本无从下口——总之她已经把自己关进了名为“悲惨怒火”的高塔，无论我说什么，都只会让她再次激动起来。
幸运的是，不等我把喉咙里的话尽数吐出，走廊里便飘来丽塔的喊声。“德克斯特？阿斯特？吃饭了！”我那温文尔雅的谈判者名誉总算因此得以保全。不等我闭上嘴，阿斯特已经起身出门。激动人心的牙箍小对话结束了。
周一一早我再次在震耳欲聋的喷嚏声中醒来，身上每块骨头都在疼，好像整个周末它们一直在遭受土耳其举重运动员的碾压。半梦半醒之间，我还以为那个把克莱因警探砸成肉泥的精神病，神不知鬼不觉地潜入我的卧室，趁我睡觉的时候把我也给处理了。这时我听见马桶的冲水声，接着丽塔快步走出卧室，穿过走廊走向厨房。正常生活摇摇晃晃地站起身，碰巧闯进了新一天。
我伸伸腰，关节里的痛楚也随之一起延伸向各处。我真怀疑这种痛会让我对克莱因产生同理心。这本来不大可能；我以前从没有过这种软弱感情的困扰，哪怕是莉莉·安的转换魔法，也无法在一夜之间把我变成一个心地善良、有同理心的人。或许这只是由于我的潜意识在玩儿连连看。
然而起床后，我的脑子依旧在琢磨克莱因的死。我一边思考这件事儿，一边完成每天早上的例行事宜，包括最近新添加的打喷嚏，差不多每分钟一个。克莱因的皮肤没有破损；身体虽遭受海量重创，也丝毫没有向外渗血。所以我猜测——黑夜行者发出嘘声表示赞同——克莱因是在清醒的状态下，被人打碎了全身每一根骨头。每次骨头被猛砸和碾碎，每下捶打的剧烈震痛，他都很清醒且留有意识。经过一番难以磨灭的痛楚，身体出现一定量的内伤后，凶手才允许他慢慢走向死亡。那可比感冒惨多了。听起来不是很有意思——尤其对克莱因而言。
但是，虽然我讨厌凶手的杀人手法，黑夜行者也对其表示鄙视，我却真切地感觉到同理心软绵绵的手指在搔抓我的颅骨内壁——同理心，没错，不过不是对克莱因。伸出小触手缠绕我心绪的同感全都指向克莱因的处刑者。这种感觉蠢透了，当然——尽管如此，我的耳中却逐渐出现了细碎的低语，宣告我对克莱因的遭遇唯一不满的只有凶手用错了工具。毕竟，我也是如此，不是吗？让瓦伦丁清楚地感受到我倾注的每一分钟。当然，瓦伦丁猥亵杀害男童，他罪有应得——可谁又真的无辜呢？也许克莱因逃过税或者打过老婆，也许他张着嘴嚼东西。说不定他活该被那个所谓的精神病这般对待——说真的，谁能说我的所作所为比他高尚呢？
我很清楚这令人不快的观点有许多不对的地方，但它一直萦绕在我脑中挥之不去。吃早餐，打喷嚏，准备上班，最后吃两片感冒药，出门，打喷嚏，自我嫌恶的不满始终在我耳畔低语。我挥不掉“我有罪”这个荒谬的念头——或许我更加罪不可赦，毕竟目前为止凶手只杀了克莱因一个人，而我的檀木礼盒里收藏了52个载玻片，每个载玻片上的血滴都代表了一位逝去的玩伴。这么说，我做了52次坏事儿？
这当然荒谬至极；除去为了好玩儿这点，我的所作所为完全出于正义，得到圣哈里准则的认可，而且对社会有益。可能因为我太过醉心于冥想，直到汽车爬下1号国道并进入帕尔梅托高速公路，我才发现事情有点儿不对劲儿。自保机制的紧急鸣响总算冲出自我中心这片浓雾。尽管只是一声微弱的警报，却引起了我的注意，我静心倾听，那声音即刻形成一个很明确的念头。
有人在盯着我。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如此确信，但我就是确信。我的身体几乎能感觉到胶着在我皮肤上的视线，仿佛一把利刃的刀尖正沿着我的后颈缓慢移走。这种感觉如同太阳的热量般确切而不容争辩；有人在盯着我，看的对象肯定是我，出于某种于我不利的理由，一直盯着我。
理性争辩道：现在是迈阿密早高峰时段；几乎任何人都有可能出于任何理由心怀厌恶甚至憎恨地瞪着我——也许他们不喜欢我的车，也许我的身影让他们想起自己八年级时的代数老师。可不管理性怎么说，谨慎依然反驳道：因为什么看我根本无关紧要，重要的是他们在看我。有人心怀不轨地盯着我，我得找到那个人。
我慢悠悠地随意看向四周。我的车挤在再正常不过的早高峰车辆中间，与以往每天早上别无二致。这会儿我右边两排车道上，一辆破旧的雪佛兰英帕拉，再远一点儿是一辆车顶带帐篷的老式福特面包车。两辆车后面一列分别是丰田、悍马与宝马，没有哪辆车看起来比其他车更具威胁。
我再次看向前方，随着车流往前开了一点儿，然后慢慢转向左——
刚转了不到6英寸，我便听见一声轮胎的尖叫。和着刺耳的喇叭声，一辆老式本田车飞速驶离帕尔梅托高速公路入口匝道，沿着马路一侧开回1号国道。汽车呼啸着朝北驶去，闯过黄色信号灯，消失在路旁。我只看到那辆车左侧的尾灯以一个奇怪的角度晃荡着，后备厢上有一块黑色的“胎记”。
我眼看着它开远，直到后面的司机按响喇叭才回过神。我竭力说服自己这纯粹只是巧合。我非常清楚迈阿密有多少辆老式本田车，我把它们全列出来了。截至目前，我已经拜访了其中8辆，刚才那辆很可能是余下的某一辆。我告诉自己那不过是个临时决定今早换条路上班的白痴；很可能是某个突然想起咖啡壶忘关，或者忘带演示文稿磁盘的家伙。
可无论我想出多少平庸的好借口来解释那辆本田车的行为，另一个阴暗而笃定的想法都会不断予以反驳，冷静坚决地告诉我，不管开车的人是谁，都曾心怀不轨盯着我看了半天，而当我转头看过去时，他们则像被鬼追一样，火速逃走了。我们十分清楚那意味着什么。
早餐开始在我胃里搅动，手心沁满了汗水。可能吗？可能是那晚看见我的人找到我了吗？在我找到他们之前对方已经用某种方法找到我，获得我的车牌号——刚才是在跟踪我？这是疯狂的、愚蠢的和不可能的——这件事儿的可能性微乎其微；这是荒谬的、不可思议的和超乎常理的——但是可能吗？
我心下想到：我和瓦伦丁被人看见的那栋弃屋，与法医奇才德克斯特·摩根没有任何联系。不管是去还是离开那栋房子时，我坐的都是瓦伦丁的车，逃走时没人跟踪我。所以跟踪我是不可能的——根本没这么回事儿。
这只能是魔法或者巧合。虽然我对哈利·波特完全没意见，但我投巧合一票。弃屋离帕尔梅托高速公路与1号国道交叉口也就1公里多点儿，这似乎让巧合变得更加可能。我已假定对方生活在弃屋同一区域——那么假如他确实如此，便几乎不可避免地要沿1号国道上下班，而且相当有可能开上帕尔梅托高速公路。大多数人每天差不多都会在同一时间上班，住在这片地区的人都会沿同一条路开车出门。事情明显得令人心烦，要知道正因如此每天早上这个时间才会无限期地塞车。因此事情并不像最初看上去那样充满巧合。事实上，如果我们俩反复在同一时间走同一条路，只要时间够长，他迟早会看见我的车，甚至我，这种情况可以说极有可能。
他也确实看见我了。再一次，看见我，而且这一次，他还有机会好好打量我一番。我试图计算他大约看了多久，然而根本没法儿算；车流一直走走停停，每停一次差不多都要两分钟。至于他多久才认出我则纯粹靠猜。可能就几秒，我只能相信我的报警系统。
但这点儿时间也足以让他记住我这辆车的构造、颜色与车牌号了。天晓得他还记下了别的什么。我很清楚仅凭这一半儿的信息我能做出什么——仅凭车牌号他便完全有可能找到我——可他会吗？目前为止除了惊慌逃窜对方什么都没做。他真的会来拜访我，拿着一把切肉刀杵在我家门口吗？如果是我，我会——但他不是我。我异常擅用电脑，还拥有对大多数人而言不可用的资源，我能用它们来做别人做不了的事儿。世上只有一个德克斯特，而他不是。不管他是谁，他都不可能是一个像我这样的人。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不了解他的为人，不知道他会做什么，无论我用多少种方式告诉自己并不存在真正的危险，都无法把“他准备做点儿什么”这种不合逻辑的恐惧抛开。纯粹的恐慌尖叫着占领我的大脑，将冷静的理性打至沉默。他又看见我了，这次看见的是我日常的秘密人格。我进一步暴露在他面前，自从记事儿以来，我从未觉得如此无助。
我不记得自己怎么开车驶上帕尔梅托高速公路，继续早上的通勤，没像只游荡的负鼠一样被狂怒的交通轧成扁平纯属走运。到单位后，我才冷静了些，总算可以挂上一张令人信服的合理表情，可一度在我脑海中澎湃的焦虑依然像凝固的死水一般一动不动，徒留我一个人处在心惊胆战的边缘。
好在理智破烂不堪的碎片依然健在，我才没有一直沉浸在自己的琐碎心事中。不过德博拉与没精打采跟在她身后的新搭档杜瓦蒂进屋时，我虽然得以分心，状态却依然没回到早上的例行工作中来。
“好吧，”她说得好像刚才跟我们讲了什么似的，“这么说那家伙肯定有案底，对吧？不可能一点儿前科都没有，忽然就干出这种莫名其妙的事儿。”
我打个喷嚏，眨眼看看她。打喷嚏可算不上什么令人称赞的回答。由于我一直沉浸在自身的忧虑中，费了点儿工夫才跟上她的话。“我们是在讨论杀害克莱因警探的凶手吗？”我问。
黛比不耐烦地叹口气。“真要命，德克斯特，你以为我在说什么？”
“全美运动汽车竞赛？”我说，“我记得这周末有场大赛。”
“别犯浑了，”她说，“我想知道是不是。”
我本可以说“犯浑”更适合形容某个周一早上第一件事儿就是闯进她哥办公室，连“祝你健康”或者“你周末过得怎么样”都懒得说的人——但我很清楚我妹妹无法容忍任何职场礼仪方面的建议，所以我就随她去了。“我猜是吧，”我说，“我的意思是，他做的这些事儿通常会经过一个漫长的演变过程，最初往往是别的事情……你懂的。就是会引起你注意的那种。”
“哪种？”杜瓦蒂问。
我犹豫了。出于某种原因，我觉得有点儿不舒服，可能因为我正当着一个陌生人的面前讲这种事儿——实话实说我一点儿都不喜欢谈论这种事儿，哪怕是对黛比；这似乎太过隐私。我抽出一张纸巾，擦擦鼻子，掩盖方才的停顿，可他们俩却像等待奖赏的小狗一样期待地看着我。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我别无选择，只能继续说。“嗯，”我把纸巾扔进垃圾桶，“大多时候，你懂的，他们会先从宠物下手。在他们年幼，差不多十一二岁的时候，会杀死小狗、小猫之类的小动物。就是，呃，实验。他试图找到让自己感觉不错的方法。然后，你懂的，家里的某个人，或者邻居，会发现死的宠物，然后叫警察逮捕拘留他们。”
“所以说有案底。”黛比说。
“嗯，有可能，”我说，“可如果他真按这个模式发展，他干那些事儿的时候肯定很小，应该会进少年教养院。所以案底会被密封起来，而你无法要求法官给你看系统里所有密封文档。”
“那就来点儿更好的建议，”德博拉迫切地说，“告诉我一些这里就能做的事儿。”
“黛比，”我抗议道，“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又打一个喷嚏。“除了感冒。”“好吧，见鬼，”她说，“你难道就想不出什么提示吗？”
我看看她，又看看杜瓦蒂，越发觉得不舒服，心头还多了一丝挫败。“怎么想？”我问。
杜瓦蒂耸耸肩。“她说你就像某种业余分析仪。”他说。
我很惊讶，还有一点儿心烦。黛比对杜瓦蒂说了我的事儿。而我所谓的分析天赋可以说高度私密，它们源于我自身与那些像我一样反社会个体的第一手经验，可她却和别人分享了这些，这或许意味着她相信他。不管怎样，我现在进退两难。“啊，好吧，”最后我说，“马马虎虎。”11
杜瓦蒂摇摇头。“什么意思，是还是不是？”他问。我看向黛比，她竟然朝我傻笑。“亚历克斯不会说西班牙语。”她说。
“哦。”我说。
“亚历克斯会说法语。”她看着他，欣赏之情溢于言表。
我觉得更不舒服了，因为我犯了一个社交错误——假定一个生活在迈阿密、有古巴名字的人会说西班牙语——同时我也发现这是一条线索，告诉我为什么黛比会喜欢她的新搭档。出于某种原因，我妹妹上学时学的是法语，然而我们生活在一个用西班牙语比英语还普遍的地方，在这里法语还不如鸡长嘴唇更有用——连帮她应付城里日渐增加的海地语人口都做不到。那些人都说克里奥尔语，这种语言只比汉语普通话更接近法语一点点。
如今她总算找到一个志趣相投的人，而且很显然他们俩已经有暧昧关系了。我确信只要是一个正常人肯定能在我妹妹全新的快乐工作环境里感觉到两人与日俱增的浓情蜜意，但现在这个人是我，我感觉不到那些，只感到恼火与不适。“好吧，祝你好运。”12我说，“可就算对法官说法语，他也不会让你们打开一名少年犯的档案——更别说我们根本不知道该查哪个档案。”
德博拉眼中恼人的柔情消失了。“好吧，该死，”她说，“我不能就这么坐以待毙，希望我能交好运。”
“你不用这么费劲，”我说，“我敢肯定他会再犯案。”
她盯着我看了许久，然后点点头。“是啊，”她说，“我确信他会。”她摇摇头，看了眼杜瓦蒂，走出房间。后者跟着她走了。我又打个喷嚏。
“祝你健康！”我对自己说。虽然这丝毫没让我感觉舒服点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