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时，遵循模式这种方法依然管用。相同的工作人员坐在桌旁朝我的证件点了点头；相同的人在我上楼时和我一起挤进电梯；相同的廉价咖啡在壶里默默等着我，这口污水显然从开天辟地时起便存在于咖啡壶里面了。一切都如此令人欣慰，出于感激我竟试着喝了一口那个咖啡，并在舌头沾到的瞬间露出了相同的惊骇表情。啊，这种千篇一律的感觉给了我莫大的安慰。
可就在我转身离开咖啡机的时候，一个物体挡住了我的去路。照理说我身后本该一个人都没有，可这个人却离我非常近，弄得我不得不猛地收住脚步——而我手里那杯毒液不可避免地洒了出来，溅得衬衫前面到处都是。
“噢，见鬼。”那个物体说。我抬起头，将视线从胸口滚烫的废墟上移开。站在我面前的是卡米拉·菲格，法医部的同事。她今年30多岁，为人正直，有点儿邋遢，平时沉默寡言，这会儿脸颊涨得通红，似乎我看到她时，她总是这个样子。
“卡米拉。”鉴于我这件衬衫相对很新，并且因为她而濒临报废，我觉得我的语气已经相当友好了。可如果说我这句话产生了什么效果，那就是她的脸涨得更红了。
“我真的很抱歉。”她磕磕巴巴地嘟哝道，像在找路逃跑一样看了看左右两边。
“没事儿，”我说，虽然事实并非如此，“跟喝相比，这咖啡穿在身上可能还安全点儿。”
“我不知道……什么……你要……”她说着举起手，大概是想把自己说的话从空中抓回去，要不就是想帮我把咖啡从衬衫上擦掉，然而她只是在我面前摆了摆手，低下头。“非常抱歉。”说完，她跌跌撞撞地穿过走廊，绕过拐角走了。
我傻乎乎地眨了眨眼。一个新行为打破了过去的既定模式，我不知道那是什么意思，也不知道自己本来应该怎么做。无意义地思考几秒之后，我耸耸肩，随她去了。我感冒了，没必要在这种时候费力去搞明白卡米拉的怪异行为。假如我说错了话或者做错了事儿，可以说都是感冒药的错。我放下咖啡，走进休息室，努力从衬衫手中挽救一些残余的饮料。
我拿冷水擦了几分钟，污渍一点儿都没见少，而且纸巾碎得破破烂烂，弄得衬衫上到处都是湿乎乎的碎纸屑。这咖啡可真令人惊叹；也许它其实是某种颜料或织布染料——这就能解释它的味道了。最后我投降了，尽我所能把衬衫擦干，然后穿着半湿的脏衬衫离开休息室，走向实验室，希望能从文斯·增冈那里得到一些服装上的同情。文斯为人向来热情，而且对服装很有见解。可惜我没能得到去污方面的安慰与建议，反而走进了一个充斥我妹妹德博拉气息的房间。她正跟在文斯身后到处走，显然是在威吓他什么事儿，而后者一直在努力研究一个小证物袋里的东西。
一个不认识的男人依墙站在角落里，大约35岁，深色头发，中等身材。没人介绍他，他也没拿任何武器对准任何人，所以我就这样从他身边走过去，进入实验室。
黛比抬眼看看我，送来我期待的爱的问候。“你他妈去哪儿了？”她问。
“去上交际舞课了，”我说，“这周我们打算练探戈，你要来看看吗？”
她马上摆出一张臭脸，摇了摇头。“过来，把这弱智换下去。”她说。
“太好了，现在我成弱智了，”文斯朝我点点头，抱怨道，“你瞧见自己有多聪明了吧，西蒙尼·勒格雷7中途就叫你抬屁股滚了。”
“如果只是中途的话，我知道你为什么心烦了。”我说。“我可以假设马蒂·克莱因的案子有进展了吗？”我礼貌地问黛比。
“那正是我在全力调查的事情，”德博拉回道，“但如果擦屁股纸不能把屁股擦干净，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结果。”
我这才发现今早黛比与文斯似乎一直都在强调“屁股”，我可不喜欢用这种方式开始新的一天。但我们都需要在职场上展现出包容，所以我就随它去了。“你们发现什么了吗？”我问。
“只有一张见鬼的包装纸，”文斯说，“在克莱因那辆车的地板上找到的。”
“某种食物的包装纸。”角落里的陌生人说道。
我看看他，然后扬起一边眉毛看向德博拉。后者耸耸肩。
“我的新搭档，”她说，“亚历克斯·杜瓦蒂。”
“哦，”我对那人说，“幸会幸会。”
杜瓦蒂耸耸肩。“嗯，你好。”他说。
“哪种食物？”我问。
德博拉磨了磨牙。“我正查呢，”她说，“要是我们能知道他死前在哪儿吃饭，就有希望派人盯住那里，说不定能找到这个家伙。”
我迈步走到文斯身边，后者正在轻轻拨弄证物袋里那团油腻的白蜡纸。“全是油，”他说，“上面应该能有指纹，我想先找找看。按标准流程。”
“蠢货，我们已经有克莱因的指纹了，”德博拉说，“我要找凶手。”
塑料证物袋上粘了些凝固的油脂，泛着淡淡的酱色。尽管我不经常手拿食品包装纸，不足以百分百确定，但那东西看起来确实很眼熟。我弯腰打开袋子，仔细闻了闻。感冒药总算弄干了我的鼻子，袋子里气味浓重，绝对不会有错。“墨西哥卷饼。”我说。
“为健康干杯。”文斯说。
“你确定？”德博拉责问道，“那是墨西哥卷饼的包装纸？”
“千真万确，”我说，“我不可能认错那些香料的气味。”我拿起袋子，指出包装纸角落里一片黄色碎屑。“瞧那儿，那肯定是一片卷饼饼皮。”
“墨西哥卷饼，我的天，”文斯惊恐地说，“我们知道了些什么？”
“什么，”杜瓦蒂问，“塔可钟8那种吗？”
“包装纸上应该有商标，不是吗？”我说，“总之，我想那家店的包装纸是黄色的，很可能是规模较小的快餐店，午餐车也有可能。”
“好极了，”德博拉说，“这种店迈阿密起码有100万家。”
“而且都卖墨西哥卷饼，”文斯非常建设性地补充道，“我是说，呸。”
德博拉看看他。“你他妈的就是个彻头彻尾的白痴，你知道吗？”她说。
“不，我不知道。”文斯高兴地回道。
“为什么是墨西哥卷饼？”杜瓦蒂问，“我是说，谁他妈会吃墨西哥卷饼？就是，拜托。”
“也许他没找到肉馅儿卷饼。”我说。
他一脸茫然地看着我。“肉馅儿什么？”他问。
“你能查出来这东西从哪儿来的吗？”黛比问，“你懂的，像是香料分析什么的？”
“黛比，看在上帝的分儿上，”我说，“这就是一份卷饼。卷饼差不多都一个样。”
“不，不一样，”德博拉说，“这些卷饼杀了一个警察。”
“卷饼杀手，”文斯说，“我喜欢。”
“说不定是个巢穴。”我说。德博拉一脸期待地看着我，而我只能耸耸肩。“你知道，流言有时会传得满天飞，像是曼尼9的汉堡最好吃，希达尔戈的消夜全市最棒什么的。”
“是，可这是墨西哥卷饼，”文斯说，“我说真的呢。”
“好吧，也许因为它们很便宜，”我说，“或者做卷饼的女孩儿穿着系带式比基尼。”
“我知道一家这么干的午餐车，”杜瓦蒂说，“非常漂亮的一个女人，穿着一身比基尼。主要供应建筑工地，生意做得很大，相信我，就靠彰显她的乳房。”
“我简直不敢相信你们这群浑球儿，”黛比说，“为什么对话总是以‘乳房’收尾？”
“并不总是，有时还以‘屁股’收尾。”文斯显然想把“屁股”再拉回对话中。我不禁怀疑这里是不是安了台隐蔽摄像机，每次我们说出关键词，满脸假笑的游戏节目主持人就会拿出一个奖品。
“我们可以到处打听一下，”杜瓦蒂说，“看看有没有其他警探在谈论一个不错的墨西哥卷饼店。”
“或者不错的乳房。”文斯说。
德博拉没搭理他，他真该对此感激不尽。“看看你们能从包装纸上找到什么。”说完，她转身大步迈出实验室。杜瓦蒂站直身子，朝我们点点头，跟她一起走了。
我目送他们离开。接着文斯朝我眨眨眼，也匆匆走出房间，嘴里好像在咕哝着什么跟反应物有关的东西。一时间屋里只剩我一个人坐在那儿。衬衫依然很潮，我非常生卡米拉·菲格的气。她当时就站在我身后，从安全的角度来说她靠得实在太近了，我根本想不出任何贴那么近的理由。更糟的是，我本该注意到有人离我暴露在外的后背那么近。要知道对方可能是架着乌兹冲锋枪的毒枭，或者手拿大砍刀的疯狂园丁，或者其他任何与那杯不幸的咖啡一样致命的东西。在你真正需要黑夜行者的时候，他在哪儿呢？如今我穿着湿衬衫坐在阴冷的实验室里，我相当确定这对我早已脆弱不堪的健康而言毫无帮助。仿佛要强调这一点似的，我感到一个喷嚏呼之欲出，差点儿没赶在它爆发前拿纸巾捂住鼻子。感冒药——呸，骗子。一文不值，与这悲惨世界里其他所有东西一样。
就在我逐渐融进那不断滴下的黏液与自怜里之前，我忽然想起我在办公桌后面挂了一件干净的衬衫。为防工作时发生意外，我总会在手边预备一件。我把衣服从衣架上摘下来穿上，再将溅上咖啡的湿衬衫卷起来塞进塑料杂货袋，以便回头带回家。那件衣服很不错，浅褐色的瓜亚贝拉衬衣，衣边上还缝着银色的吉他。或许丽塔知道一种魔术，能把那些污渍去掉。
再回实验室时，文斯已经回来了。我们开始动工。尽管我们尽最大可能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检测方法，视觉的、化学的、电子的，可惜什么都没找到。这想必会换来我妹妹脸上迷人的微笑。期间，德博拉给我们打了三次电话，对她来说已经是非常了不起的自制表现了。但我们真的没有任何能告诉她的发现。我认为那张包装纸出自一辆午餐车，极有可能曾裹着一张墨西哥卷饼，但我肯定不敢在法庭上对此断言。
临近正午时，感冒药逐渐失效，我又开始打喷嚏了。我竭力无视它，可手拿纸巾捂着鼻子，真的很难完成高质量的实验，所以最后我放弃了。“我必须离开这儿，”我对文斯说，“在我把鼻涕洒得证据上到处都是以前。”
“鼻涕可不会损坏墨西哥卷饼。”他说。
我一个人跑去机场附近的泰式餐馆吃午餐。这可不是因为我一直盯着墨西哥卷饼旧包装而觉得饿了，而是我向来坚信一大碗辛辣的泰国汤比其他任何东西更有助于战胜感冒。喝完汤，我觉得自己全身的系统都在向外渗出不健康分子，迫使感冒穿过毛孔，回到它所属的迈阿密生态圈中。我确实感觉好多了，因而稍微多给了一些小费。可刚走出门，走进午后的炙热，一个巨大的喷嚏便在我的颅骨前方整个炸开，浑身的骨头疼得好像有人用大力钳奋力掐紧了我身上所有关节。
幸福是种幻觉——有时泰国汤也是。我投降了，去药房又买了一些感冒药。这次我吃了3片。回到办公室时，鼻子与骨头里的痛楚总算稍微平息了一点点。不管是感冒药还是汤的作用，我开始觉得自己或许可以对付白天可能会抛到我身上的日常痛苦了，毕竟我或多或少已经做好了迎接坏事儿发生的准备。然而什么都没发生。
午后余下的时间一直平静无事。我们继续工作，用尽本领研究那团相当站不住脚的证据。等到这天结束时，我一无所获，除了知道所有墨西哥料理增冈都不喜欢，不光是卷饼。“一旦吃了那玩意儿，我就会放臭屁，”他对我说，“这对我的社交生活太有负面影响了。”
“我都不知道你还有社交生活。”我将那块饼皮碎屑放到显微镜下，妄想找到一些微小的线索，文斯则在检查包装纸上的一块油斑。
“我当然有社交生活，”他说，“我几乎每天晚上都要去参加聚会。我找到一根毛。”
“那是什么聚会？”我问。
“不，是油脂里有一根毛，”他说，“聚会的话，所有聚会我都参加。”
“可能性太多了，”我问，“是人的吗？”
“是，当然，”他说，“很多人。”
“我是问毛，”我说，“是人的头发吗？”
他皱眉看着显微镜。“我猜是啮齿动物的，”他说，“又一个我不吃墨西哥料理的理由。”
“文斯，”我说，“老鼠毛可不是墨西哥香料，那只是因为卖卷饼的午餐车很脏。”
“嘿，我不懂，你是美食家，”他说，“而我喜欢在有椅子的地方吃饭。”
“我可没吃过那种卷饼，”我说，“别的呢？”
“桌子很漂亮，”他说，“还有用真的银器。”
“油脂里有别的东西吗？”我问。我在心里艰难地战胜一种欲望，强忍住没把拇指按进他的眼窝。
文斯耸耸肩。“就只有油脂。”他说。
我和卷饼碎屑这边也没交上好运。什么都没找到，只发现饼皮用了某种处理过的玉米，还添加了几种无机化学物，估计是防腐剂。我们做了所有能在不破坏包装纸前提下可以在现场做的测试，可惜没发现任何重要信息。文斯的嘴皮子智慧也没有奇迹般地跃向更高水平，因此等到下班时，我的情绪并没有缓和至稳定的开心状态。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比我早上来时更糟了。我没接德博拉发动的最后一波电话袭击，锁好证物，走向门口。
“你难道想去吃墨西哥卷饼？”走到门口时，文斯喊道。
“撅屁股自己滚。”我说。终究还是说了，假如说“屁股”真能有什么奖品，那我理应露一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