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克劳夫兹的案件
大约二十年前，梅瑟塞尔温和布兰特公司邀请六位侦探小说作家“在纸上完成一次谋杀，要让他们在实施过程中达到想象中的完美”。我是那六位幸运的作家之一，《包裹》就是我的努力。那次所有的作品都发表在《六人对抗伦敦警署》一书中。
我们没那么容易逃脱。梅瑟塞尔温和布兰特公司不怀好意地安排刑事调查部的前负责人科尼什从警方的角度来处理这些罪行。经梅瑟塞尔温和布兰特公司以及前负责人的允许，我才能复述他关于《包裹》的评论。我非常感谢这个特许。
F.W.克劳夫兹
1
斯图尔特·哈斯勒坐在书房的书桌旁，面色严峻阴郁。他用空洞的眼神望着窗外。他刚做了一个可怕的决定。他要杀了他的敌人——亨利·布兰特。
因为布兰特，三年多了，他一直在忍受越来越重的折磨。现在他不能再承受了。他已经到了自己的极限。他所珍视的一切，那些让生命变得美好的一切，都受到了威胁。只要布兰特活着，他就不可能体会平和与安全。布兰特一定要死。
三年前的一个下午，当哈斯勒从家里的行车道驶上大路时，不幸降临了。在他下车准备关上身后的门时，一位老人出现在他面前。老人的长脸和间距很近的双眼让他觉得熟悉，激起了他的一串回忆。他不由自主地盯着老人看。老人也在看他——从傲慢的斜视慢慢变为惊讶直视。这就是哈斯勒平静生活的终结。现在他要把它夺回来。布兰特不能再打扰他了。
那是个老故事，布兰特从中获得了控制权，那是哈斯勒认为已经结束并埋葬在过去的意外事件。那是在三十五年前，那时哈斯勒是个二十岁的年轻人，而布兰特也才三十一岁。
三十五年前，哈斯勒的名字是约翰·马修斯，他是苏格兰国家银行爱丁堡总部的一名初级职员。亨利·布兰特也在同一部门，但在一个更高的职位。马修斯是个好青年，他的上级对他评价不错。布兰特是非常不同的类型——富有魅力的举止下全是自私和放荡。
由于一连串的坏运气，布兰特的经济状况因为赌博而陷入低潮。实际上崩溃已经写在他的脸上。他决定铤而走险。在银行里，他成天和钱打交道。他觉得只有得到一名初级职员的帮助，他才能想办法把大笔资金转入自己囊中。他决定打着友谊的旗号利用马修斯。能被年长于自己的人注意让马修斯感到荣幸，他热情地回应。他不知道布兰特只是需要一个上当的人。
布兰特已准确估量出这个年轻人的性情。他不认为马修斯会被道德顾虑所束缚，但他担心马修斯会因为害怕而拒绝提供帮助。布兰特没有冒险。他决定在播种前备好土壤。他很技巧地介绍马修斯与他赌场上的朋友认识，花言巧语拉他参赌。以后的事情就简单了。几个星期后，马修斯的处境也同布兰特一样绝望。
心理较量的一刻来临了。布兰特托出他的计划——是有概率被抓住，但那微小得可以忽略不计；要是没有这个计划，破产是必然的。马修斯会选择什么呢？
结局是可以预料的。马修斯参与了，尝试了，失败了，并当场被抓。
在调查时马修斯说了实话，但他没有料到布兰特的恶毒和狡诈。布兰特准备了证据，证明只有马修斯一人犯下罪行。他原想在制造证据前攫取并藏匿他的那一份钱，但事情的发展迫使他罢手。为了拯救自己，他必须放弃利润并马上提出指控。
在证据前面马修斯被判有罪，入狱十八个月。官方的怀疑没有落在布兰特身上，但大家私下相信他搅进了这件事里。夹在因此所受的冷遇和债务之间，布兰特在爱丁堡待不下去了。他辞职了，接着消失了。
马修斯被放出来之后改名为哈斯勒，他立即乘船前往澳大利亚。旅途很艰难，但这对他是种磨炼。到达悉尼的时候，他已成长为男子汉。
哈斯勒过了几年冒险的生活，以勇敢的态度面对命运的起起落落。他用借来的钱开了一家小水果店。事实证明水果店经营很成功。他很快还清借款，把所有利润都投入运营。一家接一家的分店开张了，后来他成了连锁店的老板，所有的店都经营得很好。他头一次放松下来，也有了资本进入墨尔本的上流社会。在那里他遇到了他的妻子吉娜——她从英格兰来度假。两个月后他们结婚了。吉娜不喜欢澳大利亚，很快哈斯勒就应她的要求结束生意，同她回到英格兰，那时他已相当富有。吉娜想住得离伦敦近一些，于是哈斯勒在奥克斯肖特附近一处可爱僻静的地方买了一幢房子。
他们两人都前所未有地享受着生活。哈斯勒谦逊并讨人喜欢，很快就在邻居中广受欢迎。吉娜在城里交了很多朋友，重新回到她澳大利亚之行以前的圈子。夫妻俩相处融洽，经常在家里开轻松愉快的小型周末派对。一切都非常友善、快乐、安定。哈斯勒从未想过有任何事能改变这种快乐。
直到布兰特出现。
遇见布兰特给了哈斯勒可怕的冲击。他马上意识到他的安全感，他的幸福，他妻子的安全感和幸福，所有他珍视的，都将由这个长相邪恶的老头控制。一旦传出关于他过往的一点儿流言，他在这个迷人的英格兰乡间的生活就毁了。他已经为自己的罪行付出了代价，但这没有一点儿用。如果知道自己遇到一个曾经坐过牢的人，他周围那些正直的人们会觉得被玷污了。他和吉娜都会颜面无存。生活将变得无法忍受。
就算离开奥克斯肖特到其他地区，甚至到其他国家都解决不了问题。在远途旅行的日子里，他们的身份不可能长时间隐瞒。不，布兰特把他们都抓在掌心。只要他愿意，他就能毁了他们。
布兰特同样很清楚这一事实。在那次灾难性的会面中，他意识到哈斯勒走出的精美小楼很可能会变成自己的产业。哈斯勒从布兰特脸上看到渐渐增长的贪婪。惊奇，怀疑，确信，狂喜……追踪他脑子里的想法是很容易的。这些想法很快变成了语言。布兰特说：“这就像我在一把年纪的时候回到了家。”一个邪恶的眼神暗示今后他不可能不找更多的麻烦。哈斯勒知道他的老朋友可以预见他自己今后的生活会很舒适。
哈斯勒行动迅速。“上来，”他指着车说道，“我们不能老站在路上。我会把你送到你想去的任何地方，在路上我们可以好好谈一谈。”布兰特有点儿犹豫。他更愿意进屋去，但哈斯勒坚决的态度很有效，他上了车。万幸没人看见这次会面。
预料中的事发生了。在路上布兰特提出了他的要求。他们是老朋友，但哈斯勒青云直上，而布兰特破落不堪。看在过去的份上哈斯勒不能眼看着老朋友到他现在要去的地方——河边的椅子或是四便士的小客栈。布兰特要的不多，他并不企图依赖朋友。一幢乡间小屋，一星期有几先令买吃的——这就是他的全部要求。
虽然布兰特已经完全潦倒了而且看上去年老体弱，但他在谈话时还是足够谨慎。他那些啰唆的要求具有强制力，却只字不提自己具备这个力量。他只是遮遮掩掩，目光中闪现着恶毒。他宣称：“我讨厌谈不愉快的事，我们是好朋友，你和我。我们不要提任何令人不快的事。”
事实上哈斯勒对此人的适可而止感到惊讶，但接下去的谈话使他意识到一幢乡间小屋以及一星期有几先令买吃的只是个比喻，并非对布兰特需求的准确描述。但此人要的只是一笔他可以忽略不计的费用。哈斯勒答应他会负责。
“但是听我说，布兰特，”他接着说，“这是一项对我们双方都有利的协议。只要你做你该做的，同时我就会做我这部分，否则就一拍两散。我承认你掌握的信息对我而言很有价值，我愿意为此付钱。我会给你一幢小房子，还有现金，这样你可以过得很舒服，但有一个条件——你要守住我的秘密。这不仅仅是不说出来，而且意味着你不能做任何事让别人发现这个秘密。你绝不能再到奥克斯肖特附近来。如果你想见我就打电话，用别的名字。你现在用什么名字？”
“贾米森。我猜布兰特已经死在爱丁堡了。”
哈斯勒点头。“马修斯也是，现在我是哈斯勒。不能再提马修斯了，明白？”
布兰特看上去是被好运气撞晕了，赌咒发誓他会遵守承诺。哈斯勒觉得他是认真的，但仍然反复叮嘱。
“我承认，布兰特，只要你愿意你就能伤害我。你散布你的故事，我就没法在这个地方待了。我必须离开。但我不愿意这样，所以只要你管住自己的嘴，我就付你钱。如果你讲了，你会看到后果是什么。我会离开这儿到国外没人认识我的地方定居下来，我的钱跟着我走，我还会过得很舒服。不过，给你的钱就中断了。你伤害我只是一点点，但你会毁了你自己。”
最后，哈斯勒给了布兰特一笔钱，在雷克曼斯沃斯附近乡间一个僻静的地方买了一幢小房子。他估算了一下让他生活得足够舒适要花多少钱，包括每天有一个女人上门给他做家务。为此哈斯勒增加了百分之十的费用。付了首期款，他承诺在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付同样数量的钱。布兰特表示自己相当满意，发誓只要他能一直收到钱，就不会接近和骚扰哈斯勒。
当这些都安排好了，哈斯勒冷静地想，这是坏事，但还没有坏到不可收拾的地步。
2
哈斯勒和布兰特“和睦”相处了将近一年。每个月的第一个星期一，哈斯勒就把十张一英镑的钞票塞入一个廉价信封——那是每次专门为此事买的——在维多利亚火车站一个不显眼的地方，在一点半准时把信封放进一个事先指定的电话亭。那个时候布兰特总是在等电话。一人把信封藏在红色的电话号码本里，另一人及时找到。
但是，那一年还没结束，哈斯勒的担忧就变成了现实。布兰特提出了新要求。一天晚上他打电话来，用一种异常有教养的声音询问他们可以在何处见面。哈斯勒选定了北方大道上一处地方，然后开车去那里接布兰特。
布兰特在解释他的愿望时表现出一种嘲讽式的殷勤。他的态度表明他有把握得到他要求的。他觉得日子越来越沉闷，所以不太舒服。因为不再需要面对工作，他手里的时间变得越来越沉重。他想要一些钱来娱乐。不多——哈斯勒无须惊慌。只要一点点就能让他满意。布兰特的全部要求只是一周能去看两三次电影，偶尔坐公共汽车去旅行，在“绿山羊”酒吧里付自己的酒账或请请客。
对哈斯勒来说这额外的数目不值一提，但这事的本质困扰着他。他从未被勒索过，但他读过的所有相关的故事都强调对方的索求会不可避免地增长。那些在起初不起眼的请求，最后会膨胀为不可忍受的负担。
在每小时十英里的慢速行驶过程中，哈斯勒考虑他是否应该立即反抗。但是，他马上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三点。第一点，他不可能真正地反抗。他只能虚张声势。如果让布兰特意识到自己在欺骗他——而他一定会的——那么自己就完了。他只能让步。这样他的状况会比现在更糟糕，因为他的弱点已经清楚地暴露了。
第二点，布兰特的要求还算克制。在这一点上布兰特不得不认为自己是幸运的。
第三点，这个建议其实对自己是有利的。布兰特时间安排得越满，他的危险性就越低。他心满意足的时候会比无聊时少惹些麻烦。
哈斯勒决定，既然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再为了一件小事去争斗，那自己就成了傻瓜。但是如果他准备做出让步，就必须做得有尊严，不能让布兰特觉得他可以对自己“收放自如”。哈斯勒继续降低车速，转过脸对着这个老头。
“对钱我不会在乎，”他高高兴兴地说，“我不觉得你的要求无理，我也不介意这样的小数目。但是我试着站在你的角度来看。我要是有你那么多的时间，就会去钓鱼。你觉得这怎么样？如果你喜欢，我来负责装备。”
布兰特很感激，虽然他总带着难看的嘲讽眼神。他认为自己很幸运，与老朋友的关系如此令人满意。他不是、也不会成为钓鱼的人。如果他能得到他要求的两三样东西，就很满足了。
从这时开始，一个月十英镑变成了十四英镑。这个约定履行得很好，一直延续了六个月。之后，布兰特打电话要求再见面。
这个电话标志着哈斯勒真正麻烦的开始。要求的数目仍然很小：额外的一小笔二十英镑用于乘车去康沃旅行。哈斯勒给了，但用半开玩笑的口气说自己的钱不是白来的，布兰特一定别忘了他只能帮老朋友到一定程度。但布兰特反问，对一个像哈斯勒一样有钱的人而言二十英镑算得了什么呢？然后他讲了一大堆话，说为了保持现有的地位，一年付几百英镑给老朋友也是值得的。
四个月后要求又来了：从一个月十四英镑涨到二十英镑。这次的要求以一种最后通牒的形式提出来，并且也没花工夫找什么理由。布兰特只是说他发现这么少的钱不够用了。
哈斯勒感到是时候反抗了。他这么做了，结果是他预料中的，他在下意识中已经看到了结果。布兰特首次摊牌了。他对哈斯勒的抗议不予理会，他宣称自己的要求太温和了。这个秘密所值的数目比他索要的要多得多。他奇怪哈斯勒会这么不讲道理。他应该一年索要几千英镑，而不是像乞丐那样每个月乞讨二十英镑。
哈斯勒越来越强地感受到束缚，并不是钱让他感到困扰。那些数目还远远达不到让他感到忧虑的程度，但他对未来的担心在增长。布兰特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老人，他可能再活二十年。如果他的要求一直增长——就像哈斯勒所确信的那样——事情会怎么收场呢？
对自己所掌控的筹码的认识让布兰特陶醉。他的要求增长得很快，更少顾及哈斯勒的感受。更糟糕的是，这个老头不再像起初哈斯勒所要求的那样小心谨慎地使他们的会面保持隐秘。这一点还没有带来危害，但令人惊惶。
布兰特的第一个过分的要求——是用不太礼貌的语气提出来的——要一个价值五十几尼的收音留声机及一大堆唱片。同以往一样，钱的数额没有给哈斯勒多少麻烦，虽然他不能再说自己感觉不到钱的消耗。他开始考虑事情不能再这样无休止地继续下去。早晚这人会索求某些他提供不了的东西，到那时会发生什么呢？
在一次无效的抗争之后，哈靳勒交出了买留声机的钱，他为此鄙视自己。从那一刻起，布兰特的需求以几何级数增长。哈斯勒给得越多，布兰特就要得越多。哈斯勒损失了收入里相当可观的一部分，并且开始考虑是该削减自己的开支还是动用资本。前者无论如何都要避免，因为妻子会马上开始怀疑有什么地方不对；后者他可以实施一段时间而不被别人觉察，但也不会持续很长时间。
但是，尽管哈斯勒很担心，但他并没有真正严肃地考虑这件事。只要布兰特的要求控制在现在这个限度之内，他就能予以满足并且维持下去。任何有可能的小幅削减开支都可以说是他的股票下跌所致。
但是现在，就在这个星期，一个新的打击终于降临，这是迄今为止最重的打击。它让哈斯勒感到绝望。
布兰特又一次打电话要求见他。哈拉斯猜想这意味着新的勒索，但因为害怕这老头会跑到奥克斯肖特来，所以他答应在北方大道见面。他开车去接上布兰特。
见面后，哈斯勒立即惊恐地发现这人喝醉了。布兰特虽然不是完全不省人事，但他迟钝而伤感，说话粗声粗气。
这是个可怕的混乱局面。他的安全由一个邪恶自私的老头掌握就已经够糟了，而由一个醉鬼掌握则要更糟糕一千倍。布兰特是那种当他醉得迷糊到一定程度时就多嘴起来的人。即使他本意是好的，他的行为也不再靠得住。
哈斯勒第一次真正感觉到应该反抗了。他的家，他的妻子，他的朋友，还有良好的生活环境，全都处在危险之中。在受到威胁的情况下，他过去的生活方式似乎显得更加美好。安全！这才是最重要的。他的安全丧失了，为了夺回来，有什么不能付出呢？
不仅仅是他，连同他的妻子都将注定要经历这可怕的痛苦和不幸。吉娜比他更关注社会声誉。她将更强烈地感受到他们的耻辱。他从未告诉她自己曾经坐过牢。她将感觉受到了欺骗。他们俩不仅将被逐出美好的生活环境，而且美满的伴侣关系也将消失。哈斯勒想得越多，毁灭的威胁便呈现得越完整。
而所有这些都由于一个恶毒老头的存在：一个可恶的敲诈者，一个对于他自己和其他任何人都没有用处的人，一个对他构成麻烦和障碍的人。“这不公平！”哈斯勒伤心地想。两个健康的相对年轻的人的幸福，不应由一个老醉鬼控制。
于是，长时间藏在哈斯勒脑海深处的想法浮现了出来。让自己和吉娜受苦是不对的。保护吉娜不受伤害是他的责任。是的，她不必，也不会受到伤害——如果布兰特死了。
当这个可怕的主意第一次跳进他的脑海时，哈斯勒惊恐地把它赶了出去。谋杀！不，不要那样！做任何事都行，不要那样！但这个想法回来了。每次赶走它，它都会回来。如果布兰特死了……
这会成为一起骇人听闻的严重事件，但如果这一切结束了……哈斯勒难以想象会有怎样的解脱感。又安全了！逃离所有的烦扰！
但这会付出代价吗？
哈斯勒与这个可怕的想法较量着，但从一开始他便输了，尽管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他已经打定主意。布兰特老了，无论如何他都必须尽快死。他衰弱了，他的生命对他自己已没有快乐可言。他需要一个没有痛苦的结局；而这对哈斯勒来说，则是安全！
哈斯勒也告诉自己，这个解决方式也许根本不会带来安全。事情还有另外一面。当他想到许多试图以这种方式来获取安全的人的下场时，他出了一身冷汗。
官方身份的高大男子突然出现；自己被他们带走；地方法官；数星期的等待，审讯。然后——他想象着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禁不住发抖。这在许多人身上都曾经发生过的，凭什么自己就能逃脱？
能否逃脱取决于谋杀所用的方法。从那一刻起他的思想被一个问题填满——需要找到一个完美的计划。有什么办法能让他得到解脱而无须害怕糟糕的结局呢？谋杀可以不付出代价吗？
他想这是可能的，只要能找到方法。
无论斯图尔特·哈斯勒做什么，他都能做得井井有条，而且极富效率。在考虑任何新问题时，他首先会在头脑中描绘出他希望达到的明确目标，以避免在枝节问题上浪费精力；然后他会确保掌握各种可能的情况以及影响结果的各种因素的准确信息。只有在做好这些准备之后，他才开始考虑行动计划。而且，在他终于到达这个阶段时，他仍会密切关注每一个细节。他从不轻易通过一个计划，直到他认为这个计划已经最大限度的尽善尽美。最后，就像一个将军在计划一场战役，他逐一考虑所有可能出错的事情，想好如何采取正确行动应对每一次危机。
对于他生命中迫在眉睫的最可怕的难题——谋杀亨利·布兰特，他采取了同样的方法。首先，他问自己希望得到什么？
这是个容易的问题。他想要两样：第一，他要布兰特死。他想要布兰特的嘴以彻底有效的方式闭上；第二，他不想让人怀疑他自己同谋杀之间有任何关联。
第二点就不那么简单了——什么特定情况和因素会影响这事的结果？
首先是关于他一直以来同布兰特的接触。要是有什么事情发生，在多大程度上，老练的侦探会把自己同布兰特的受害联系在一起？
但哈斯勒转念一想，又感到一阵窃喜。他比自己预想的还要谨慎，什么把柄也没留下。他总是坚持和那个老头进行秘密会谈。打电话时，布兰特从来不报名字，接通了就挂断，除非他听出了哈斯勒的声音。并且，他总是用街上的电话亭，这样他的身份就不可能被查出来。哈斯勒从来不让别人看到他与这个老头讲话——确认附近没有其他人，他才把车停在北方大道的一段开阔处，让布兰特坐进来，坐在关好门的车里。他，哈斯勒，不可能被认出来，即使有人认识他。行驶过程中，他们中的任何一人都不可能被认出来。就算有人从过路的车里看到了他们，他们俩也不可能都被认出来，原因很简单，没人同时认识他们俩。
哈斯勒坚持他们互相之间不能写信，他们唯一的接触是在每月付钱的时候。哈斯勒相信无论如何这样的会面都不会被人发现。首先从钞票上发现不了什么。它们全是面值一英镑的，不可能被追查到；并且，哈斯勒从不会一次从银行里取出十镑、十四镑或二十镑，而是分成多次取出；他也清楚地知道布兰特不会把它们存入银行，而是放在家里用于当前的开支；最后，使用维多利亚车站电话亭里的电话簿这事本身也是秘密的——不仅因为电话亭在一个不显眼的地方，而且，要是有其他打电话的人出现，他们俩都不会走进去，他们从不以别人能看见的任何方式交流。
对哈斯勒而言，由于他以前同布兰特的接触很小心，他看上去绝对安全。但是，布兰特做过什么引起别人对哈斯勒注意的事吗？
哈斯勒认为他不会。即使布兰特在不经意的时候提到一位有钱的朋友，他也不会提到哈斯勒的名字。布兰特非常清楚地知道暴露这个秘密会断了他自己的现金来源，如同杀了一只下金蛋的鹅。布兰特也没有能泄露他身份的照片或文件。
哈斯勒从不出现在布兰特的生活中。布兰特买了房子，请人日常照料。除了提供一些建议以及通过维多利亚的电话亭传递钞票之外，哈斯勒同布兰特没有任何联系。
到目前为止所有事都是有利的，只是有一点还让哈斯勒苦苦思索。布兰特有没有在什么地方写下关于事实的声明，用来防备自己的暗算呢？
这是一个严肃的问题。如果有这样一份文件存在，实施他的计划简直就像签署自己的死刑判决书。
哈斯勒认真思考了这一点，最后得出结论——他不需要担心这样的意外。布兰特不会把自己的丑恶秘密写下来，因为这样会像伤害哈斯勒一样以完全相同的方式伤害自己。除了失去哈斯勒的现金以外，他还要承受法律的制裁。
而且更有说服力的是，布兰特写声明的唯一动机就是防范哈斯勒的暗算。但这种防范不起作用，除非哈斯勒知道它的存在。布兰特从未提过这样一份文件。这种沉默是决定性的证据，证明根本没有这样的东西存在。
回顾所有的情况，哈斯勒确信，过去发生的那些事，没有一件有可能把他和布兰特联系起来。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好。但未来呢？是否能想出一种谋杀的方式让他看上去依旧和布兰特毫无关联？
这不是一个容易的问题。哈斯勒想得越多，这件事看上去就越不可能。谋杀布兰特就必须与他产生联系。必须要亲自见到这个人。哈斯勒开始想象，当布兰特下一次提出要求时，到北方大道接上他，然后把他载到一个偏僻的地点，实施可怕的计划，再把尸体藏起来。但这样会非常危险——有可能被人看见；可能遗失什么东西留下线索；汽车可能被看到；轮胎印可能被发现。实际上，整件事都充满风险。而且如果他被问到那个时候自己在哪里，他能说什么呢？他找不到任何借口，这将是致命的。
布兰特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吗？再想想也许会带给他需要的灵感。
哈斯勒从未见过那幢用他的钱买下的房子，但布兰特给他看过一张照片，也给他描述过。这是一幢有三个房间的小平房，布兰特用做厨房、起居室和卧室。它有电灯和自来水，但没有燃气。它坐落在一片田地里，靠着一条小路，带一个小花园，周围林木环绕。它非常隐蔽，距主路有上百码。在那儿发生任何事情，邻居和路过的人都不会知道，甚至连开枪都有很高的概率不被听到。
哈斯勒想在夜里去那里。他可以把车停在小道上，敲门，当布兰特开门时打中他的头，然后开车回奥克斯肖特。哈斯勒可以把谋杀安排得很好，但他不可能秘密地从家里离开。吉娜醒来会发现他不在，开车出去的声音也可能被听到。不，这办法看上去不可行。
他的思路回到布兰特身上。这个老头每天都是怎么过的呢？这方面他的信息不够多。他从布兰特的寥寥数语中构筑的画面是不完整的，但他想自己可以填补这些空白。
每天早晨的第一件事是帕罗特夫人上门做日常家务。她准备早餐，当布兰特出来时早餐已备好。上午她打扫房间，准备布兰特中午和晚上的饭，到时他热热就可以吃，还要清洗他头一天用过的餐具。她会在中午前离开。布兰特抽烟，读报，听无线电，去“绿山羊”酒吧，在花园侍弄花草，或者在心情好的时候乘公共汽车去旅行。他吃过晚饭，然后上床，读读书直到睡着。
布兰特说自己不喜欢社交。“绿山羊”给了他所需的全部友谊。他很少或根本没有向邻居表示过好客。
哈斯勒觉得，实现他可怕目标的唯一方法是在傍晚或夜间出动，将车停在一段距离以外，走到那幢房子，这样他可以以足够安全的方式来进行谋杀。但哈斯勒想不出如何可以悄无声息地从奥克斯肖特出来。他想得越多，这一点看上去越不可能。
这个问题哈斯勒考虑了很长时间，考虑到了布兰特生活中的一切情况。没有办法秘密地把他除掉吗？他一个办法也想不出。
一天早晨，一个主意突然跳进他的脑海。
哈斯勒的心开始加速跳动。他呆呆地坐着，专心思考。是，他相信有这种方法。诚然，在某种特定条件下它才管用，但这种特定条件是具备的。
他走向书桌拿起一本朋友借给他的书。这是一本流行的关于如何应用科技来侦破案件的报告，讲述如何使用指纹、用显微技术查看灰尘、紫外线照相、化学分析和犯罪心理学等。他急切地翻着书。他记得书中的一个细节，但必须再一次加以证实。他找到了那一段。
是的，他是对的。他想到的方法是罪犯常用的。它已经被检验了很多次，非常有效。当然，他不会用完全相同的方式来使用。他将进行修改，而正是这个修改让这个计划绝对安全。
安全，凭借这个计划他会像根本没有采取行动一样安全。他永远不可能被怀疑。即使被怀疑了，即使布兰特留下了一个声明，他也是安全的。就算警察相信他有罪，他也是安全的。在任何情况下，他们永远不可能证明他做了什么。
如果说布兰特的命运在这之前还不确定，那从此刻开始，一切已经确定。
3
对斯图尔特·哈斯勒而言，如何安全地杀掉亨利·布兰特变成了一个客观问题，如同他在澳大利亚经营连锁商店时处理的那些事务。一旦谋杀带来的震动和恐慌消失，他就一定会以惯有的条理、周到加以处理。他开始考虑计划的细节，列出他需要做的一系列事情。总的来说包括三项：必须买或取得某些材料；必须制作一件设备；必须保证布兰特不会做任何干扰计划的事。
这个计划最冒险的部分是要买两种化学品。一种容易得到，另一种可能比较困难。
哈斯勒决定以采购那些东西作为计划的开始，因为如果他在这点上失败了，就不需要再向前走了。
他设计了两套伪装。以往他总是穿着斜纹软呢西装，戴软毡卷边帽。他在金融城一家大商店买了一套黑西装和一顶廉价的圆顶硬礼帽，在一家二手服装店买了一件黄褐色的旧风衣和一顶帽子。他不戴眼镜，却在一家卖戏装的商店买了两副眼镜，都是平光的，一副是深色镜框，另一副是浅色镜框。他用一块软橡胶填充物剪出两副形状不同的垫子，用于伪装面颊。他把所有这些东西——还有一把刷子和梳子——装入行李箱，放到自己的车里。
在这之后一个合适的日子，他开车到城里，到他的俱乐部用餐，还要买些东西。这两件事他都做了——与熟人午餐，在需要时他们可以证明他在那儿；买了一些东西，这些可以给妻子看，事后他也是这么做的。实际上，哈斯勒做了更多。
在车里，他换上旧风衣，扣子一直扣到脖子。他取出梳子，用一种以前从未用过的方式把头发从前额向后面梳，然后戴上帽子和浅色框眼镜，在脸颊上贴上一副橡胶垫。这样准备之后，他就出发了。
之前，哈斯勒注意到有两三家大药店分别在帕丁顿和利物浦街附近。他选了一家靠帕丁顿近的，把车停在邻近的街上。如同他希望的那样，那里挤满了顾客。
“我想要一点儿氯酸钾，麻烦你，”他说，“用来调我的含漱剂。”
“氯酸钾，好的，”店员答道，“大概要多少？”
哈斯勒比划了一个三英寸长、二英寸宽、二英寸高的包裹的大小。“我不知道，”他承认，“我想大概是这个尺寸。”
店员点点头，称好了白色的粉末，包成一个包裹，把这个小包裹递给哈斯勒，找了钱，用程式化的态度说了声“午安”，然后就转头接待下一位顾客了。哈斯勒静静地走出去，他最重要的一步计划实现了。
第一步是轻松的。但接下来，他目前正要尝试的，是他整个计划中最困难最危险的部分。
来到帕丁顿，哈斯勒带着行李箱走进车站的卫生间。在那里，他换上了黑西装和圆顶硬礼帽。他重新梳了头，带上深色框眼镜，换了脸颊上的垫子。然后，当工作人员背对着他时，哈斯勒溜了出去。他又上了车，开到利物浦街。之后，他再次把车停到不远的地方，走进另一家药店。
“我想要治烧伤的苦味酸，麻烦你。要粉状的，如果有的话。我喜欢自己调药膏。”
店员查看货架。“我们有溶液和喷雾的，但恐怕粉状的已经卖完了。”
这正是哈斯勒担心的。“那么给我喷雾的，”他回答，“这个也可以。”
他买了一瓶自己不想要的喷雾，放在车里，又把车开到另一个地方，再到第二家店试试。他准备一家店接一家店地找下去。幸运的是，在第二家店他就买到了自己想要的。并没有什么手续或者有人感到反常，他便得到一小瓶很棒的黄色粉末。因为担心分量不足，他又在另一家店买了第二瓶。
在换回正常的装扮之前，哈斯勒又买了六次东西。一次仍然是在一家药店。他买了一打小试管，大约长三英寸，直径四分之一英寸，还有一打配套的橡皮塞子。第二次是在一个修车场，他得到一小瓶硫酸，来“加满我的电池”。第三次是几张棕色的纸，第四次是一卷细绳，都是在小文具店买的。第五次是钢笔和一瓶廉价的墨水。每样都是在不同的店里买的。
当哈斯勒回到家，把买来的东西锁进保险柜后，他的呼吸更加顺畅了。他最大的困难已经被克服。他已经取得制作设备所需的每样东西。
氯酸钾和苦味酸混和在一起是惰性且无害的，但如果这个混和物与硫酸接触，就会变成一种强烈的爆炸物。他相信他已经拥有的化学物质足够把自己家的一半炸成碎片。而且，他是秘密得到它们的。他很满意自己买东西没有引起别人特别的注意——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可能被追查到。
下一步是制作设备。哈斯勒有点像个木匠和金工匠——在他的工作室里有全套工具。
他戴着胶皮手套，用一些八分之三英寸厚的胶合板做了一个浅盒子，外侧尺寸大约与一本普通的小说相仿。在盒子的边上，他在一头装上合页，另一头装上挂钩和纽扣。他很谨慎，没有使用刨子和凿子，因为他知道用这些工具留下的切口会被辨认出来。
在装盒盖之前，他先在里面装上了他做好的机械装置：一个约三英寸长的钢杠杆，一端弯成半圆，像凿子一样锐利，另一端装在一个枢纽上，这样凸出的一端可从靠近盖子的位置滑到底部附近；一个很硬的弹簧缠绕着枢纽，把杠杆压到靠近盒底的位置，在底部没有枢纽那端的下面，有一块橡木作为砧木。这样布置意味着，如果杠杆被抬起到接近盒盖的位置并放手的话，在弹簧的作用下，杠杆的尖端必然朝下打向砧木。
为了固定住杠杆，哈斯勒在盒子两边钻了洞。这样，如果杠杆被抬起来，一枚穿过洞的钉子就能把它固定住。在盖子的内侧，他钉了一个小角铁。这样，当盖子关上时，它正好向下挡住抬起来的杠杆，防止它向前倒。（见图二）
现在哈斯勒要做一个实验。首先，他抬起杠杆，塞入钉子，把杠杆固定住。在一个试管里装上水，塞上塞子，把它固定在箱子里的砧木上。然后，他关上盖子，拔出钉子。受弹簧驱动，杠杆向前滑动，直到盖子上的角铁拦住它。
之后，哈斯勒揭开盖子，这样，杠杆从角铁里释放出来，它弹向前倒在砧木上，把试管击成碎片，水溅了出来。哈斯勒很高兴。他反复实验了好几次，没有一次揭开盖子后试管不被击碎的。
哈斯勒把化学剂放进去，用钉子把杠杆固定好。他把一些硫酸放入试管，把它牢牢固定在砧木上。第二步，他把白色的氯化钾与黄色的苦味酸混在一起装进去，还放了一些旧螺帽作为发射弹。薄薄的木隔断防止粉末洒出来，也防止杠杆掉下去。
图 二
现在，哈斯勒万分小心地关上盖子，很快挂上钩子，拔出钉子。然后，他取出一张棕色的纸把盒子包起来，最后用一段细绳捆好。
还有一步行动，这一步他考虑得很细。他必须在包裹上写地址。但如果这包裹落到了警察手中，一定不能让笔迹把自己暴露。
几天前哈斯勒收到一盒猎枪子弹，盒子的标签上用大写字母写着地址。他保留着这个标签，现在用钢笔和廉价墨水模仿那些字母。他慢慢写着：
塞缪尔·贾米森先生
古斯菲尔德
亨尼克路
雷克曼斯沃斯
伦敦
最后，哈斯勒称好包裹的重量，贴上足量的邮票。
他把包裹锁进保险柜里，开始销毁所有关于这事的一切痕迹。余下的胶合板，猎枪子弹标签，棕色纸，一卷弹簧和胶皮手套，他全都烧了，并且把灰扔掉；试管，装化学剂的瓶子，钢笔，墨水和剩下的螺帽也都扔进了最近的河里。他非常小心地检查，不让任何与这事有关的东西留下。
再没有东西能证明哈斯勒与这事有关联了！即使这颗炸弹没有成功爆炸，也没有任何东西可供追查，因为在它上面任何地方都没有指纹！到目前为止，他绝对安全了！
他计划的第三部分只剩下确保布兰特打开这个盒子。这个他已经安排好了。在他们最近一次会面时，他把话题引到布兰特房里的家具上，他知道布兰特很想要一个钟。
“噢，”哈斯勒说，“我有个钟不想要了。这只钟又小又薄，只比一个立式表大一点，做得很漂亮。我下次见你的时候会带来。或者我把它寄给你，因为我要离开家几个星期。”
如同他预测的那样，布兰特的贪婪蒙蔽了自己，没有注意到哈斯勒偏离了以往对使用邮件的禁忌。哈斯勒描述了他要寄的包裹是什么样的。因此，他毫不怀疑布兰特将立即打开它。
然后，他打开了它！一场爆炸！迅速无痛的死亡！包裹将彻底毁掉，也许房子也会全部毁掉。爆炸很容易引起一场火灾。所以，在任何情况下，任何事，都不会关联到他哈斯勒。
他又去城里午餐，并在去俱乐部的路上把包裹放进一家邮电局的大信箱。它将在晚上送到——届时，只有布兰特一人在家里。
那个晚上，哈斯勒将获得自由。
4
斯图尔特·哈斯勒以为，一旦他寄出了炸弹，自己对亨利·布兰特的关注就结束了。他很快就发现自己错了。正是从那一刻起——从行动结束时——他真正的焦虑才刚开始。
当他在俱乐部吃午餐时，事情还不是那么糟糕。还要过几个小时才有可能有事发生，而且朋友们的谈话帮助他在某种程度上把这件事置之脑后。但是，当下午慢慢过去，邮件送达雷克曼斯沃斯的时间临近，他发现自己不再能控制焦虑的情绪。
回家的路上，他意识到自己激动的状态不可能不引起妻子的注意。他看得很清楚，这将会是个灾难。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让妻子怀疑自己脑子里有什么特别的东西。
有段时间，哈斯勒只是试图强迫自己忘掉自己干过什么。在某种程度上他成功了，但尽管他倾尽全力，也不能使自己的举止恢复正常。
他太想知道发生了什么，这个渴望渐渐增长，直到变成真实的痛苦。他一次又一次地设想着可能的场景。邮递员敲门，布兰特开门，聊一两句关于天气的话，布兰特回到起居室，解开包装纸，打开盖子……接下来是什么？布兰特死了吗？盒子和纸都烧掉了吗？房子烧掉了吗？有什么人发现这事了吗？哈斯勒的手在颤抖，变得越来越不安。他一生中头一次理解了驱使谋杀犯回到犯罪现场的强烈欲望。
他想着他怎样才能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他惊吓出一身冷汗——这样的想法竟然会跑到自己脑子里。他不可能知道，最重要的是，绝不能去尝试知道。他可以读他常看的报纸，但也仅限于此。如果那些报纸没提这件事，他将不得不继续装作不知情。
但管他的！哈斯勒告诉自己，必须知道一切，必须知道自己是否安全。直到目前，他从未怀疑爆炸会立即要了布兰特的命。但现在恐慌抓住了他。他开始想象那人在医院里，恢复中，而且知道是谁寄出包裹。
哈斯勒停下车。他直冒汗，还在发抖。这样可不行。他实施了一个完美的计划，一定不能因缺乏自控而把它搞砸。他发现这些念头是正常的，因为这件事对他来说太大了。他无法掩藏住内心难以承受的焦虑。
哈斯勒忽然看到了出路。他还在城里，他在最近的杂货店停下车，买了一包食盐。有了这个，他想自己能避免引起任何怀疑。
到了家，他把车停好，走进自己的房间。在那儿，他用食盐为自己做催吐剂。然后他躺在床上，把盐水放在旁边。
他知道吉娜下午出去了，她的车不在家中意味着她还没回来。他躺在床上等着。他听到车声，就马上喝下盐水，洗净杯子放回去，再重新躺下。吉娜上楼后只过了一小会儿，他就剧烈地呕吐起来。
吉娜对此很担心，因为这样的意外很罕见。
“没关系，”他安慰她，“一定是午餐时吃了什么不合适的东西。整个下午都感觉不舒服。但我会好起来的。”
她想送他去看医生，但哈斯勒拒绝了。于是吉娜让他躺在床上，不要下楼吃晚饭。他表面抗议，但暗自窃喜。生病减轻了他的紧张，他真的感觉恢复正常了。他确信自己的举止不会让人怀疑。
第二天，哈斯勒发现，克制着不冲下行车道从报童那里抢过报纸是极端困难的，但是他设法控制住了自己。他一直等到他正常的看报时间才打开报纸。然后他强迫自己对重要新闻发表些惯常的评论，再慢慢从中间页翻过去。
他翻页的时候提心吊胆。如果他的计划有任何地方出错，布兰特逃脱了，这里就不会有一段报道；如果计划完全成功，这事只被当做事故，这里也许不会有报道；如果是部分的胜利就肯定会有一个声明——布兰特死了，但被怀疑是谋杀。
在一个靠前的页面他看到很短的一段报道。标题是《致命爆炸》。报道写着：“昨晚由于房子里发生爆炸，住在雷克曼斯沃斯亨尼克路的塞缪尔·贾米森先生身亡。这起事故被一位过路人发现，他进屋看到贾米森躺在被炸毁的起居室里。爆炸的原因尚不明朗。”
现在，哈斯勒想掩饰他的解脱感几乎与先前他想掩盖自己的焦虑一样困难。未知的原因！这比他希望的任何结果都要好。
一整天哈斯勒都在狂喜和恐惧之间摇摆。为了稳定神经，他做了一次远足。但他依旧很小心，当晚报送到时就回来了。仅有的新消息是调查在那天下午进行。
经过又一个晚上的焦虑和次日早上又一段时间的紧张，哈斯勒再次翻开了报纸。这次他没费多大劲就找到了自己想找的。他的眼睛几乎立刻就抓到了不详的标题。带着心往下沉的感觉，他急切地读着这个很详细的报道。上面写着：
雷克曼斯沃斯命案惊人的进展
关于前日晚问死于爆炸的塞缪尔·贾米森一案，在昨天下午也有惊人进展。据悉可能为谋杀。
目击者詹姆斯·理查森说大约六点他走到死者的住所附近，听到爆炸声，看到一扇窗户被炸飞。他爬进屋去，发现死者躺在地板上。房间被炸毁，有黄色粉末的痕迹。目击者打电话报警。
为死者工作的马莎·帕罗特夫人证实死者年纪在六十到七十岁之间，住在这里大约有三年了。他习惯独居，看上去没有亲戚。她肯定这座房子里没有任何东西会导致爆炸。
托马斯·肯特，邮递员，声称在晚上爆炸之前，他交给死者一个棕色纸包的小包裹。包裹上面用印刷体写着地址，有一个伦敦的邮戳。他特别注意到这个包裹，因为贾米森先生的地址写得太小了。
侦探奥尔索普说警方认为爆炸物就在包裹里，显示有谋杀的可能。听证会将延期，因为警方要进行调查。
用了极大的努力，哈斯勒才恢复常态。吉娜正谈到下一个周末的聚会，他强迫自己同妻子讨论周末招待客人的事。早餐后，他在书房陷入沉思，分析情况。
后来发生的一切比最初看上去的更令人满意。不管怎样，虽然令警察有这样的观点是不幸的，但哈斯勒事先也预料到了。这样的爆炸不会被认作意外，除非房子里有这样的爆炸物，但布兰特家没有。并且，该死的苦味酸留下了黄色的印迹。哈斯勒知道，那些污迹可以被分析出来。事实证明爆炸物是被寄到房子里的，包裹是最明显的证据。不管怎样，在计划里已经包含了警察会怀疑这个部分。
这对哈斯勒来说不算什么。怀疑包裹是一回事，找到寄件人又是另一回事。警察不能通过任何东西发现贾米森就是从爱丁堡消失的布兰特，这样就算他们知道哈斯勒是马修斯——这极不可能——也不会有任何进展。另外，就算发生了奇迹，警察的确怀疑上他，他们也不能证明什么。他们不能把他与买化学剂、制作炸弹和寄包裹联系起来。
这固然是可怕的焦虑时刻，但他是安全的。哈斯勒向自己一再重复这句话。他安全了！他安全了！不管警察试图做什么，他安全了。
第二部分 暴露的凶手——刑事调查部的调查
在很多未解的谋杀之谜中，警察们所面临的真正困难并不是找到罪犯或最大的嫌疑犯，而是能够说服陪审团相信这个人有罪。
F.W.克劳夫兹先生向赫特福德郡警署讲完这个案子之后，他们似乎无从下手，找不到任何证据可以指明凶手的身份。
第一眼看来，我恭喜克劳夫兹先生别出心裁地设计了一个对普通人来说简直就是“完美谋杀”的案子。实际上，尽管负责的警察会发现这个案子很棘手，我还是相信他们最终会破案的。
开始他们会调查一些已知的事实，这会指出一条清晰的调查路线。
凶手懂一些化学知识。凶手有很明确的动机，这不是抢劫，只能用被害人和凶手之间的关系来解释。所以凶手一定认识死者，或许两人在某些方面有些关联。
包裹是在伦敦寄出的。尽管调查报告中没提到，但邮递员很可能注意到了上面的邮编地址，或许从盒子残存的碎片上也可以看出来。
这些证据看上去很不起眼，但很快会有新的事实来填补空白。
如果我是负责这个案子的侦探，我会首先检查尸体，看是否有疤痕或其他明显的痕迹。接着我会仔细地检查死者的衣物。很可能在初始阶段我找不到任何有用的东西，但在他的口袋或房子的某个地方——当然这些都会被彻底搜查——我应该可以找到他上个月的收入情况。
应该至少是二十镑，而且是仅仅几天前才拿到的。哈斯勒说他之所以寄包裹是因为他要离开几个星期。每月碰头的条件意味着案子一定是发生在刚刚给过钱之后，否则贾米森会马上索要这个月的钱。
我会发现大笔的面值是一镑的纸币，可能有十五镑，至少不少于十镑。通过调查我应该能了解到贾米森没有银行账户，没有工作，买任何东西都付现金，但从没使用过面值高于一镑的纸币。我会进一步了解到他在雷克曼斯沃斯居住的后期比开始时有钱，而且最近刚买了一台昂贵的收音留声机和一大堆唱片，也是用一镑的纸币买的。
当我努力寻找他的收入来源时，我会发现自己碰壁了。但这个神秘来源本身就能说明一些东西——贾米森和他的钱有问题。
一个主要的信息来源自然是帕罗特夫人。她会告诉我她知道的一切以及大量她自己的猜测。她的猜测可能是错的，但如果贾米森有过访客或亲戚朋友的话，她的话就能帮我大忙了。当然，我不可能在这儿找到任何关于哈斯勒的信息，因为他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但我会发现贾米森神秘的身份，这最终会把我引向哈斯勒。
不管怎么说，我应该能发现贾米森每月第一个星期一会去城里，而且在经过几次调查后，我甚至会了解到他去过维多利亚火车站。我会倾向于把他的伦敦之行与收入来源联系起来。
敲诈的可能性会出现在我的脑海，但我也不会排除其他形式的犯罪。无论如何，知道贾米森是否有案底都是必要的，我会取他的指纹送到警察局。
哈斯勒认为警察无法确认贾米森就是爱丁堡银行的职员布兰特，因为他从未落到过警察手里。但布兰特第二次见到哈斯勒的时候，他已经穷困潦倒。而且，在爱丁堡时他就是个无赖，尽管没被逮捕过。难道这三十五年间他走正道了？不太可能。几乎可以肯定他犯过法，被抓住过并受过处罚。
在贾米森的房子里我会仔细搜查，看能否找到信件、日记或笔记本——任何有助于了解贾米森过去的东西。即使我什么也找不到，即使帕罗特夫人什么也没说，以贾米森的个性，也有百分之一的可能——他的指纹在警察局已有案底。尽管他告诉过哈斯勒自己离开爱丁堡时改了名字，但他可能已经作为布兰特被指控过。
如果这样的话，爱丁堡警察调查到马修斯就是早晚的事了，这就暗示了凶手一个可能的杀人动机。
我会继续追踪马修斯，并发现这是个很费劲的差事。但是不是没有人知道马修斯已经改名叫哈斯勒并去了澳大利亚呢？在他遇到布兰特之前，没人认出他是马修斯吗？
即使没有运气帮忙，至少最后我可能会了解到马修斯在澳大利亚作为哈斯勒的奋斗史以及后来荣归英格兰。
但很明显有个捷径，也就是我上面说的运气。
迄今为止，我一直假定搜查房子的时候没发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也忽略了贾米森会跟一些亲戚或朋友接触的可能性。我们现在断定他除了哈斯勒以外没和任何人有过接触，只有哈斯勒知道贾米森和布兰特实际上是同一个人。即便如此，贾米森还是在和一个人打交道，那就是哈斯勒本人。在日记本或一个纸片上，我会发现哈斯勒的地址，或者是他的电话号码。
贾米森总是通过电话和哈斯勒联系见面的事一两次后，他可能就记住这个号码了，但第一次用的时候他自然会把它写在某个地方。尽管哈斯勒迫切地要销毁一切可能把他和贾米森联系在一起的证据，但后者在与哈斯勒打交道时却并不这样想。
在谋划杀人的时候，哈斯勒想知道贾米森是否把他的秘密写在了纸上。他后来否定了这种想法，因为这种东西可能会被第三方发现，这样对贾米森本身也不利。当贾米森还活着的时候，一个电话号码不会暴露什么，但他死了以后这就非同小可了。
这是哈斯勒忽视的关键所在。
而且，他没有考虑过另一种可能性。他给了贾米森买收音留声机的钱以后，这个老家伙的要求提高了，哈斯勒不得已又出了一大笔钱。我们还不清楚贾米森每月的花费是否提高了，是不是更经常地提出大笔钱的要求。除了知道他酒喝得更多了以外，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贾米森的生活方式发生过变化，也没听说过他还买过其他大件的东西。
综合以上所有的情况，贾米森很可能在攒钱。毕竟，虽然哈斯勒比他年轻，但也年纪不小了。他可能会病死，可能会死于意外。他死了的话贾米森就只能完全靠自己了。
敲诈人不会把存款放在屋子里，他知道这样太危险了。他也没有当地银行账户——哈斯勒猜测他没有银行账户也是对的——因为银行面对新顾客通常需要保荐人。但他很可能会在保险柜里租一个小箱位，不仅可以放存款，还可以存任何其他文件以应对不测。
贾米森不用记录与哈斯勒之间任何的交易，但他完全可以从爱丁堡报社拿一份马修斯审判消息的复印件放在保险箱里，以备将来哈斯勒不听话时拿来威胁他。
假设搜查房子时我在一件旧西装里发现一个写着电话号码的纸片，即使上面没写名字，我也很快就能查清这是谁的电话，并按惯例去找哈斯勒面谈，并问他是否认识贾米森。
哈斯勒在见到敲诈人以后一直处于近乎无法忍受的压力之中，而他在杀人时基本上处于崩溃的边缘。现在他觉得自己安全了，刚刚克服了这种恐慌，就突然面对警察，并认识到他和贾米森已经在某些方面被建立了联系——他不知道警察到底发现了什么，很可能会以为调查已经比实际进行得更深入——他的反应几乎肯定会引起怀疑，他会恼羞成怒，还可能大喊大叫。
他会否认认识贾米森；询问他的家人和仆人时得到的会是同样的答案。
假设我觉得这个线索很重要，并亲自去了奥克斯肖特，我会注意到哈斯勒的恼怒。我自然会相信他的话，但我会告诉他我迫切地希望知道贾米森到底是谁——我有理由怀疑这不是他的真名。“哈斯勒先生会跟我一起去认尸吗？”
可以想象，这会让凶手崩溃，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不管怎么说，我们的谈话结束时，哈斯勒会再次惊慌失措，我会知道他隐瞒了什么。
如果除了电话号码，我还找到一把保险箱钥匙，以及与之相应的一个放着钱和马修斯审讯资料的保险箱的话，我就会猜出哈斯勒和贾米森之间的关系，并推断出谋杀动机。
那么下次和哈斯勒谈话时，我会问一些很有趣的问题。回答很可能是谎话，但没关系。他毫无疑问已经被怀疑了，我会安排一些警察来监视他的行动。如果他企图离开这个国家的话就会被拘留，我也就可以确信他就是凶手。
同时，我会让专家检验能找到的放炸药的盒子和包装的任何碎片。不管多小，它们都能说明一些问题——没有任何问题能逃过那些受过专业训练的科学家的眼睛。
尽管哈斯勒已经采取了很多预防措施，我们还是可以在他和这起案子之间建立某些联系，尽管我知道“他会尽力确保销毁所有作案工具”。查灵·克罗斯箱子案中的鲁宾逊也试图抹掉办公室里博纳提夫人被害的一切痕迹，但最终在他的废纸箱里找到的一个血点和发卡把他送上了绞架。
是不是通过这些假设我把侦探的工作想得太简单了？即使我所说的“运气”一个也没出现，一旦贾米森被确认就是布兰特以后，最普通的警察也会把他和马修斯联系起来调查。用的时间会长些，但最终还是会破案的。
如果贾米森是个惯犯，除了马修斯以外可能还有其他人希望他死。所有嫌疑人会被挨个儿调查，一个一个地排除。随着一个个嫌疑人被排除，离抓住真凶就又进了一步。
我提到了很多不定的偶然事件，来说明哈斯勒并不像他想象的那样进行了一场完美谋杀——实际上他差得还很远。贾米森的生活中有太多的未知因素，案子注定会被破解。
也许，哈斯勒决定杀掉贾米森不是因为他的敲诈，而是因为他是个醉鬼。“布兰特这种人，当他醉得迷糊到一定程度时就多嘴起来。即使他本意是好的，他的行动也不再靠得住。”
所以这个人被杀掉了，以防止他在酒精作用下说出哈斯勒的秘密。但哈斯勒怎么知道他还没泄漏过他的秘密？之前他醉过几次？在见过哈斯勒之后到被杀之前他又醉过几次？
很可能贾米森已经放出过话，甚至提到过名字什么的。当时可能没人注意，觉得是酒后的疯话。但他被杀了以后，这些话就会有新的意义，有人会记起并重复这些话的。
哈斯勒买东西时做了一些伪装，实际上这可能反而让店员记住这次交易。伪装是最显眼的，尤其是那些不太熟练的人做的。他只改变了外表的一些细节，并不影响他的身高、身材和年龄。
所以，虽然店主的证据本身不会把嫌疑指向哈斯勒，但这些证据也不会为他摆脱嫌疑。相反，这会在整个事件链条中又增加一环线索。
我知道哈斯勒的过去，也能证明敲诈和因此产生的犯罪动机，但我还是没办法向陪审团证明是这个人制作并邮寄了那个致命的包裹。
即使这样我还是能抓住他。我会带着调查过程中他提供的证词去找他，找出不同时期证词当中的漏洞。无疑我能找出他讲的一些细节跟在其他地方查证的结果不一样。我会让他解释。
我认为这样能够找出真相。长期的压力会达到顶点，这会让他崩溃认罪。不用威胁，因为绳子早已套在他的脖子上，他甚至不会意识到自己正在收紧它。
但假设他没承认，我还是可以逮捕他，因为他被逮捕的消息会带来新的信息。
我一开始就知道的一个事实是“凶手懂些化学”。至今为止我没发现哈斯勒有这方面的知识。但他被逮捕以后，他的朋友，在一种社会责任感的驱使下，会来找我们说：“案发的一两周前我借给哈斯勒这本书。你看，书里讲了制作炸弹的方法，就是这个炸弹杀死了贾米森。”
链条中又多了一个环节。
接着，某个人可能看见哈斯勒邮寄过这个包裹。他之所以记得这件事是因为后来看报纸时知道是这样一个包裹杀死了贾米森。
这个案子就这样结了，在法官和陪审团面前，我觉得审判结果不会有太多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