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尼茨不确定自己是否能够满足艾森豪威尔提出的所有前线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就算他可以接受这样的条件，也控制不了东线的那些人；他们非常害怕俄国人，因此，很可能无视邓尼茨的命令，逃往西线。他决定再试一次，设法说服艾森豪威尔，不要把东线的德国士兵和百姓丢给布尔什维克。5月6日，他让约德尔乘飞机去兰斯提出一个新的建议，并交给他一份书面指示。
再向美国人解释一次我们为什么希望分别投降。如你跟艾森豪威尔的谈判不能取得比弗雷德堡更多的成绩，那就答应在所有前线同时投降，但是，要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停止一切敌对行动，但要给予德军部队自由运动的权利。第二阶段，限制这种自由。尽量使两个阶段间隔得长一些。如果可以的话，设法使艾森豪威尔同意，个体的德军士兵可以在任何情况下向美国人投降。你在这些方向上的成就越大，德军士兵与难民在西线获救的数量就会越多。
邓尼茨还授予了约德尔代理签署全线投降协议的权力。他说：“只有当你发现你的第一目标，即分别投降不能实现的情况下，才能使用这一授权。”他又警告约德尔，在收到通过电报发去的最后许可之前，不要签署任何东西。
当天晚些时候，有人主动提出要帮助邓尼茨进行谈判，这让他深感意外。刚被德国空军从党卫军手里解救出来的戈林发来电报：
您知道帝国领袖鲍曼策划的一连串阴谋吗？这些阴谋威胁到了国家安全，其目的是要除掉我。一切针对我所采取的行动都是因为我对元首提出了一个忠诚的请求，我问他，他是否希望他所下达的关于继承人的命令生效……
我刚听说，您打算派约德尔去与艾森豪威尔谈判。考虑到我国人民的利益，我认为我也应该去见见艾森豪威尔，这是元帅与元帅之间的会面。战前，在元首责成我与外国进行的重大谈判中，我所取得的成绩，充分证明我有能力创造一种个人的气场，从而帮助约德尔的谈判。此外，近几年来英美领导人的意见可以表明，他们对我比对其他德国领导人更有好感。在这最为艰难的时刻，我坚信，我们所有人都应该精诚合作，不要忽略任何可以最好地服务于德国未来的东西。
邓尼茨把电报扔到了一旁。
多年来一直生活在希特勒控制下的那些人，突然陷入了一种不知所措的自由之中。奥地利的一座山间别墅里，在与阿道夫·艾希曼的最后一次会面中，卡尔滕布鲁纳几乎是漫不经心地问道：“现在你要怎么做呢？”他一边玩着单人纸牌，一边呷着白兰地。
艾希曼说他要去山区，和那些坚定的纳粹分子会合，进行最后一搏。
“不错，对党卫军全国领袖希姆莱来说也不错。”卡尔滕布鲁纳语带讽刺地说道。显然，死脑筋的艾希曼对此毫无察觉。“现在，他在和艾森豪威尔谈判时可以挺起腰杆了，因为他知道山上的艾希曼绝不会投降——因为他不能投降。”卡尔滕布鲁纳啪地扔下一张纸牌。“这些都是废话，”他平静地说道，“游戏结束了。”(1)
面对这些问题，希姆莱的反应是逃离弗伦斯堡。
“您不能弃之不管。”德国中央保安总局第三局局长，党卫军将军奥托·奥伦道夫反对道，“您应该发表一篇广播演说，或者给盟国发去一个声明，说您对所发生的一切负全责。您还应该说明您为什么会这样做。”
希姆莱勉为其难地同意了，不过，他只是为了避免与其争论。他跟施维林·冯·克罗西克搭话，紧张不安地问道：“请你告诉我，在我身上会发生什么事？”
“你或其他任何人身上会发生什么事，我丝毫不感兴趣。”伯爵恼怒地说道，“我只对我们的使命感兴趣，而非我们个人的命运。”他对希姆莱说，他可以自杀，或者戴上假胡子销声匿迹，“不过，如果我是你的话，我就会开车去蒙哥马利那里，对他说，‘嘿，我是希姆莱，党卫军将军，我已做好准备对我所有的部下负责……’”
“部长先生……”希姆莱还没说完，伯爵就转身走掉了。
当晚，希姆莱神秘地对他最好的朋友们说，他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使命：“多年来，我一直身负重任。而这个伟大的新任务，我将不得不独自去完成。或许你们当中的一两个人可以陪我一起去。”
他刮掉小胡子，在一只眼睛上蒙了块纱布，化名为海因里希·希青格尔——带着六名随从，包括格布哈特医生——躲藏了起来。两星期后，他被英国人俘虏了。进行常规检查的医生注意到希姆莱嘴中有什么东西，但是，当他伸手进去想把那东西掏出来时，希姆莱把它咬破了。那就是他曾给德格雷勒看过的那颗氰化物胶囊。他几乎是立时就毙命了。
在巴黎，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挑选了十七名记者前往报道德军投降的消息。5月6日下午，他们的飞机起程飞往兰斯。途中，艾森豪威尔的公共关系师师长，弗兰克·A.艾伦准将说，过早地泄露谈判一事可能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他要求在场的所有人都签下保证书：“在最高司令部发布这一消息之前，不去传播这次会议的结果，也不去传播这一事实的存在。”
到达兰斯之后，记者们乘车来到了艾森豪威尔的指挥部。指挥部设于男子职业技术学院，是一幢红砖砌成的现代化的三层大楼。艾伦把他们带到一楼的一间教室，告诉他们稍等片刻。
与此同时，另外一支记者队伍乘坐吉普车从巴黎赶来了，其中包括《纽约时报》的雷蒙德·丹尼尔和《芝加哥论坛报》的海伦·柯克帕特里克。他们对于专断地选择一些人来独家报道这件大事非常生气，一再尝试进入校舍，但是却被艾伦的命令阻拦在外。于是他们站在人行道上，和进出大楼的每一个人攀谈。弗雷德里克·摩根中将对他们的境况表示同情，他对艾伦说，对拦在门外的那些记者得想些办法。艾伦却以为他是抱怨这些记者待在那里，于是便让宪兵把他们赶走了。
五点半左右，约德尔和他的副官在两位英国将军的陪同下走进了校舍。他们被带到了海军上将冯·弗雷德堡面前。约德尔含混地跟他的同胞打了声招呼，然后关上了门。不久，弗雷德堡来到外面，说想要杯咖啡，以及一张欧洲地图。
德国人在艾森豪威尔的情报部门主管肯尼思·斯特朗少将的陪同下来到了比德尔·史密斯的办公室。斯特朗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约德尔极力维护德方的立场：他们愿意向西方而非俄国人投降。七点三十分，斯特朗和史密斯告别了德国人。他们沿着走廊来到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汇报了他们的进展，然后就回去了。
片刻之后，布彻上尉走进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提醒他带上两支笔——一支是金笔，另一支是铱金笔——它们都是艾森豪威尔的一位老朋友肯尼斯·派克为了这一时刻而寄给他的。艾森豪威尔告诉他的海军副官，“哪怕是死”也不能丢掉这两支笔——一支要给派克寄回去，另一支要送给杜鲁门。
布彻问：“那丘吉尔呢？”
艾森豪威尔说：“噢！上帝，我没想到这一点！”
走廊尽头，约德尔最终同意也向俄国人投降了，但要求推迟四十八小时：“你们自己很快就要和俄国人交战了。尽量从他们手中多救一些人吧！”
约德尔非常坚持，于是斯特朗再次去见艾森豪威尔，告诉他德国人态度很坚决。“你就同意他们吧。”斯特朗建议道。
艾森豪威尔不愿推迟签字：“你可以告诉他们，从今天午夜起，再过四十八小时，我就封锁西部战线，再也没有德国人可以通过。无论他们签不签字。不管他们需要多长时间才能撤完！”
尽管话语中充满威胁，但实际上，他算是答应了约德尔的请求——两天的宽限。尽管如此，口授一封给邓尼茨和凯特尔的电报时，约德尔还是非常沮丧：
艾森豪威尔将军坚持要我们今天签字，否则便会封锁盟国前线，就连试图独自投降的人也不能通过，而谈判也将中断。混乱或签字，除此二者，别无选择。请求立即回电，告知签字投降的授权是否可以生效。若能如此，敌对行动便将于德国时间5月9日零点零一分停止。
邓尼茨收到这封明码电报时，马上就要到午夜了，而此刻，约德尔已经又发出了一封电报：立即回电。刻不容缓。海军元帅认为这些条款“纯属勒索”，但他没有其他选择。约德尔赢得的四十八小时至少可以使数千人免遭屠戮，或者沦为奴隶。他授权凯特尔回电接受。午夜过后不久，最高统帅部首脑发电报给约德尔：
海军元帅邓尼茨授你全权按既定条件签字。
凌晨一点三十分，史密斯的秘书鲁思·布里格斯少校打电话给布彻。“好戏就要上演了。”她说，并让布彻带上那两支笔赶快来。结束战争怎能没有笔呢？
即将举行仪式的大厅是以前学生们打乒乓球、下象棋的娱乐室，墙上挂满了地图，有将近三十平方英尺大小。房间的一头放着一张大桌子，老师们平时用它来判卷子。
布彻进来时，发现房间里已经挤满了参与者和见证人，其中包括选出来的那十七名记者，伊万·苏斯洛帕罗夫(2)少将，以及另外两名俄国军官；法国代表弗朗索瓦·塞维兹少将；三名英国军官——摩根将军、海军上将哈罗德·伯勒和空军元帅詹姆斯·罗布爵士；美国驻欧洲战略空军部队指挥官卡尔·斯帕茨将军。
比德尔·史密斯大步迈了进来，摄影机照明灯的强光射在他身上，让他不快地眨了眨眼。他检查了一下座席的安排，然后简要地向大家介绍了签字的程序。过了一会儿，约德尔和弗雷德堡走了进来。当灯光照过来时，他们犹豫不决地停下了。
重要人物都围着那张大桌子坐下了。布彻把金笔放在史密斯面前，把铱金笔放在史密斯正对面的约德尔面前。史密斯对德国人说，要签署的文件已经准备好了。他们是否准备签署？
约德尔微微地点了点头，然后在第一份文件上签了字。根据这一文件，将于中欧时间次日晚上十一点零一分彻底停止敌对行动。他的脸上似乎无动于衷，但斯特朗注意到，他的眼眶已经潮湿了。布彻拿过那支金笔，将自己的犀飞利牌钢笔递给了约德尔——这会是一个不错的纪念品——让他签署第二份文件。最后，史密斯、苏斯洛帕罗夫和塞维兹都签了名。时间是1945年5月7日凌晨两点四十一分。
约德尔俯身用英语跟桌子对面的史密斯说道：“我有句话想说。”
史密斯答道：“当然可以，请讲。”
约德尔拿起桌上唯一的话筒，开始用德语说道：“将军，签字之后，德国人民和德国武装力量，不论是福是祸，就交到胜利者手中了。在这场长达五年多的战争中，他们所完成的事情和遭受的痛苦可能比世界上任何其他民族都要多。如今，我只希望胜利者能够对他们宽大为怀。”
艾森豪威尔焦急地在他的房间和他秘书的办公室之间来回踱步。对于凯·萨默斯比来说，这种静默“过于沉重了”。
史密斯大步走了进来，苦笑着宣布，投降文件已经签署了。萨默斯比中尉听到外面的走廊里传来一阵沉重有力的靴子声，于是本能地站了起来。约德尔和弗雷德堡旁若无人地从她面前经过，走进了艾森豪威尔的办公室。一进门，他们便突然止步，双脚一碰，敏捷地行了个礼。她觉得他们简直就是“电影里纳粹分子的原型，表情乖戾、阴郁、拘谨而又卑鄙”。
艾森豪威尔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她从未见过他这么像一名军人。
“你们了解刚刚签署的投降文件里面的条款吗？”
斯特朗翻译了这句话，约德尔说：“了解，了解。”
“日后你们会得到进一步的详细指示。我希望你们能够切实执行。”
约德尔点了点头。
“就这样吧。”艾森豪威尔生硬地说道。
德国人鞠躬敬礼，然后转身回去，再次从萨默斯比中尉面前走过。突然，艾森豪威尔露出了一个大大的笑容。“来，我们大家合个影！”当摄影师们挤进来的时候，他说道。办公室里所有的人都拥在盟军总司令的身边。总司令则把两支金笔摆成象征胜利的V字形，高高举起。
他给联合参谋部发了一封电报：
盟军已于当地时间1945年5月7日两点四十一分完成他们的使命。
艾森豪威尔
他打电话给住在巴特维尔东根市福斯滕霍夫酒店的布雷德利。布雷德利刚睡了四个小时就被电话铃声惊醒了。他打开灯，听见盟军总司令说道：“布雷德利，一切都结束了。一封电报正电传过来。”
布雷德利又给巴顿打电话。巴顿正在停在雷根斯堡的房车里睡觉。“乔治，艾克刚刚打电话给我，德国人投降了。5月8日午夜生效。整条战线上都要控制行动。现在再有伤亡就太没意义了。”
布雷德利打开他的地图板，用一支中国制造的铅笔写道：“登陆日起第三百三十五天。”然后，他走到窗前，一把扯开了用来遮挡灯光的帘子。
教室里，那十七名记者刚刚写完他们的报道，记录了这场战争中最为重大的一个消息——欧洲的和平。当艾伦将军走进来宣布一天半之后才能发布消息时，他们的新闻稿已送去审查了。艾森豪威尔将军表示遗憾，但“从高度的政治层面考虑”，他不能放手行事，因此，目前什么也不能做。
记者们一致表示抗议。“我个人认为应该发布这一消息。”艾伦说道。他刚刚给出的日期纯粹是随口一说；三大国并没有商定哪天可以宣布德国投降。“我会尽力争取在规定的日期之前使其发表，但我不知道能否成功。无论如何，我们现在没有什么事情好做了，只能回巴黎去。”艾伦说。
签署投降协议的消息还没有传到莫斯科。苏联将军尼古拉·瓦西勒维沙·斯拉温走进美国军事代表团的办公室，递给迪恩将军一封安东诺夫将军的来信。安东诺夫抱怨说，尽管兰斯的投降谈判仍在进行之中，邓尼茨却“继续通过广播号召德国人与苏联人继续战斗……不要在西线抵抗盟军……对公众来说，这意味着邓尼茨已与西方单独媾和，并且仍在继续与东方作战。我们不能给欧洲舆论提供借口，使其得以声称存在一个单独媾和”。
同时，安东诺夫刚刚得知，由史密斯准备的新投降文件与三巨头一致通过的那份文件存在差异，因此，他拒绝承认其有效性。
接着，让迪恩大吃一惊的是，安东诺夫又补充道：“苏联最高统帅部更希望在柏林举行签字投降的仪式。”朱可夫元帅将代表红军签字。
斯拉温将军解释道，苏联人希望只签署一次这份文件——就是在柏林的这一次。他们根本不想让苏斯洛帕罗夫在兰斯签署任何文件。“柏林仪式很快便可以安排好，”斯拉温说道，“不会耽搁一点儿时间。”
在兰斯，艾森豪威尔的政治顾问罗伯特·墨菲和安东诺夫一样，也被这份投降文件搞得心烦意乱。他从未见过这份文件。他把比德尔·史密斯从床上拉起来，问他原来通过的那个文本去哪儿了。3月底，是他亲自把那份文件交给参谋长的。
史密斯甚至想不起来曾经拿到过那么一份文件。
“你不记得那个蓝色的大文件夹吗？当时我告诉你，那是大家一致通过的条款。”墨菲问道。
就在几天之前，史密斯还与怀南特长时间地讨论过这份文件。这时，他说他“想起来了”。很快，两人便来到他的办公室，动手找了起来。他们在他的私人绝密文件柜里找到了那个蓝色的文件夹。而墨菲最终相信，史密斯“只不过是患了罕见的健忘症，在他的印象中，欧洲咨询委员会从未批准过投降协议”。
九点半左右，布彻进了艾森豪威尔的卧室。艾森豪威尔正躺在床上，身边放着一本简装的西部小说——《疯狂的子弹》。莫斯科的电报到了，艾森豪威尔回电给安东诺夫说，他将非常高兴地于次日前往柏林，具体时间由朱可夫来定。
半个小时后，在巴黎斯克里布酒店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艾伦将军重复了他在兰斯对十七名记者所讲的话：次日下午三点之前，任何有关投降的新闻都不能发表。记者们本来就正在为自己受到的对待而感到生气，此刻，他们在酒店大堂里转来转去，威胁说要草拟一份决议，反对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公共关系部。爱德华·肯尼迪——当初那十七名记者中的一个，也是美联社巴黎分社的主任——回到四楼他的办公室，查看起了最新的报道：戴高乐办公室宣布，他准备在“胜利日”发表演说；塞维兹将军告知《费加罗报》的一名记者，他已在兰斯代表法国签了字。
中午，巴黎的多家报纸刊登了伦敦发来的消息，说唐宁街10号要装扬声器。看来，丘吉尔即将正式宣布德国投降的消息了。
消息真的宣布了，但不是由丘吉尔宣布的。三点刚过，肯尼迪就听到英国广播公司广播了施维林·冯·克罗西克刚刚通过弗伦斯堡电台所作的讲话，并且已经翻译成英语：“女士们，先生们！根据海军元帅邓尼茨的命令，德军最高统帅部今天宣布，所有部队无条件投降。”他号召德国人民做出牺牲，“在未来的黑暗之中，我们应该紧紧跟随三颗星的光芒，它们始终象征着真正的德国特性，那就是：团结、公正与自由。”
肯尼迪觉得非常不可思议，邓尼茨政府竟然未经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同意就发表这一广播讲话。他打电话给艾伦的办公室，但只被告知，将军很忙，没时间跟他讲话。他冲到美国新闻检查负责人理查德·梅里克中校的办公室，说他认为不必再扣住这条消息了，因为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已通过德国人将其发布了：“我现在通知你，我要发布这条消息。”
“悉听尊便。”梅里克答道。
肯尼迪就该消息写了一则精简版，然后通过军用电话联系上了美联社伦敦分社。在斯克里布酒店，任何人都可以说要打电话给“巴黎军方”，然后便能接通伦敦的任何号码。就算是敌方的特工也可以溜进酒店这样做。
“刘(3)，我是爱德(4)·肯尼迪。”他对伦敦分社的刘易斯·霍金斯高声喊道，“德国无条件投降了。这是官方消息。时间上标明在法国的兰斯的日期，然后把消息发出去。”肯尼迪的声音越来越小，霍金斯不得不听了十多遍录音才完全听懂。
由于消息来源于巴黎，而且只是通过伦敦进行传递，因此，英国审查员们准许将其一字不动地传给美联社纽约总社。在这里，因为可能会需要做些修改，消息又在外事部门的办公桌上耽搁了八分钟。没有任何改动。伦敦时间下午三点三十五分（东部战争时间上午九点三十五分），消息迅速通过报刊与广播传遍了西方世界。
反响几乎是在顷刻之间就产生了。丘吉尔那天已经给艾森豪威尔打了六次电话，企图获准发布这一消息。四点左右，他打电话给身在五角大楼的海军上将莱希询问情况。
“根据已经达成的协议，”莱希答道，“我的上司要我告诉您，没有乔大叔的同意，他不能有所行动。您听明白了吗，先生？”
“你要不要找个耳朵年轻点儿的人过来听？”丘吉尔说道，“你知道，我有点儿耳背。”
莱希开始对首相的秘书重复刚才的话，但却被丘吉尔不耐烦地打断了：“喂！德国总理（实际是外交部长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一个小时前通过广播发表了——”
“我知道。”
“——一篇演说，声称他们已经宣布德国军队无条件投降。”
“我们知道。”
“那总统和我还有什么用呢？世界上似乎只有我们两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说他将不得不亲自在下午六点发布这个消息。
“您还没有征求乔大叔的同意吧？”莱希再次强调，没有斯大林的同意，杜鲁门不会发表任何声明。
“全世界都知道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要继续拖延……这种态度太愚蠢了。”丘吉尔重复道，他再也不能推迟对这一消息的公布了，“全世界都知道了。”
“现在他们都知道了，没错，先生。所有人都知道了。”
一个小时后，丘吉尔又打来了电话。
“我们和艾森豪威尔联系过了，并且跟他谈了谈。”莱希说，“他说他的指挥部还未宣布此事，只有当伦敦、莫斯科和美国发表了声明，他才会对外宣布。”
丘吉尔答道，伦敦群众正在聚集：“必须宣布这一消息……”
“我了解您的困难，但我不能告诉您该怎么做。”莱希答道，“不过，总统说，没有斯大林的同意，他不会发表任何声明。”他答应，莫斯科的消息一到，他就立即通知丘吉尔。
“一定要告诉总统我有多痛心。我希望我们可以同时发表这一声明。”
“我会把您的话转达给总统。”
“我认为我不能再拖延了。”
“我对此表示抱歉。”莱希说。
伦敦人越来越焦急地等待着丘吉尔的正式声明。六点刚过，三架“兰开斯特”式飞机从城市上空低低地掠过，投下了红色和绿色的照明弹。盟国的旗帜开始出现在商店和住宅里，数千名市民涌上了大街。
将近两个小时里，人群一直在原地乱转。接着，期待多年的声明由英国新闻部发表了：明天，将是结束欧洲战争的胜利日。但是，对于伦敦人来说，战争今天晚上就结束了。欢腾的庆祝仪式开始了。从皮卡迪利大街到沃平，篝火熊熊燃起，映红了整个天空。拖轮、汽艇和小船喧闹地沿着泰晤士河上上下下。皮卡迪利广场挤满了一边跳舞一边欢呼的狂热的人群。当焰火蹿上天空之际，陌生人互相拥抱，人们唱起了《滚酒桶……蒂帕雷里……洛蒙德湖》和《祝福大家》，有的合拍，有的不合拍。长长的队伍在大街上蜿蜒而行，边朝王宫走去边齐声高唱：“我们要国王！”
纽约的庆祝是无声的。他们还需要在太平洋地区打赢另外一场仗。此外，由于十天前过早地散布了和平的谣言，现在人们普遍怀疑消息的真实性。不仅如此，很多人还回想起了1918年那次假停战。(5)
此时，那个挑起这一切的美国人爱德华·肯尼迪，已被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无限期中止了发布其他新闻的权利。但是，这并不能宽慰在巴黎的其他记者。德鲁·米德尔顿发给《纽约时报》的一封电报代表了他们的心情。他说，这整件事情是“战争史上最大的一场闹剧。我烦死了，受够了，气极了，恼怒不堪”。
在奥斯陆，挪威人公开挑衅德国占领军，以此作为庆祝。维德孔·吉斯林(6)仍然留在王宫里。他的名字已经成了叛徒的同义词。此刻，他正在接见莱昂·德格雷勒。德格雷勒从德国逃了出来，途经丹麦来到此地，打算继续与布尔什维主义斗争。吉斯林面目浮肿，眼珠紧张地转来转去，不停地用手指敲着桌子。在德格雷勒看来，他似乎不堪重负，已被完全掏空了。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吉斯林只是与德格雷勒聊了聊天气。离开的时候，德格雷勒的幻想已经彻底破灭了。他已经做了力所能及的一切，坚持到了惨痛的最后。但是，现在他可以去哪里战斗呢？
他来到王储奥拉夫的宫殿，拜见帝国驻挪威总督约瑟夫·特波文博士。(7)一名身穿制服的总管一如往常地给他们端上了饮料。特波文的小眼睛像希姆莱一样眨着，严肃地说：“我要求瑞典为你提供政治避难，但是被拒绝了。我希望用潜艇送你去日本，但是投降非常彻底，潜艇无法离开港口。”不过，还有一架施佩尔部长的私人飞机，“你今晚愿意冒险飞往西班牙吗？”
从奥斯陆到比利牛斯山脉的距离是两千一百五十公里，而飞机的最大航程只有两千一百公里。不过，高空飞行可以节约燃料。当晚八点，一名佩戴德国高级勋章的飞行员接走了还穿着党卫军制服的德格雷勒。他们驱车驶过奥斯陆拥挤的大街，尽管有几个好奇的庆祝者注意到了他们，但他们一次也没停下。
还差几分钟就到午夜之时，他们起飞了。他们安全地飞过了已被敌人占领的荷兰、比利时和法国上空。随后，燃料用光了，飞机坠入了圣塞巴斯蒂安海滩旁的浪花。这里距离西班牙的比亚里茨有三十五英里。德格雷勒身上五处骨折，但他已经身处佛朗哥的庇护之中。
丘吉尔虽然被投降问题分了神，却并没有忘记被围困的布拉格人民，他通过无线电向艾森豪威尔发出了最后呼吁：
我希望，如果您有部队的话，不要让您的计划妨碍您向布拉格进军，也不要过早地与俄国人会师。我认为，如果您有部队的话，您是不想裹足不前的，何况这个国家已经空了。不必给我回电，但是，请告诉我，我们何时可以再次见面谈谈。
然而，停留在比尔森的艾森豪威尔哪怕是一米都无意再往前走。参谋长联席会议、杜鲁门以及他自己，都认为布拉格的命运与他们无关。
只有弗拉索夫赶来救援布拉格了。俄罗斯解放军的一个团已经与德军展开了激烈的巷战。5月7日晚，布尼亚琴科将军得知，从南边来的党卫军的一个师正在接近布拉格。他命令一个后备团前往离城八英里的一座小山上构筑工事，要“不惜一切代价”拦住敌人。
次日上午九点，德国人看来是被牵制住了。然而，几个小时之后，得胜的俄罗斯解放军便开始撤离布拉格。布尼亚琴科对一名团长解释道，是捷克人要求他们离开的：布拉格不再需要他们的帮助；科涅夫元帅的坦克即将进入该城。(8)
弗拉索夫的人害怕自己的同胞不会对自己手下留情，于是匆匆离开了这座被他们拯救的城市。他们非常难过，不知所措，只能动身向西南方向返回。这次可没有欢迎的队伍了。既没有鲜花撒在他们的脚下，也没有递过来的食品和欢呼“你好”的声音。(9)
正午刚过，德国驻布拉格军事指挥官鲁道夫·图森特将军被蒙住双眼带到了捷克民族革命委员会的指挥部，他的儿子被关押在那里。图森特将军五十多岁，高大英俊，衣着无可挑剔。一名自由战士扯掉将军的蒙眼布，布条滑稽地挂在了将军的一只耳朵上。然而，将军仍然正式地笔直站在那里，直到那根布条被取走。
虽然代表着一支败军，但图森特却坚持争辩了四个多小时，直到捷克人终于同意放他的部下去西面向美国人投降。尽管如此，图森特却仍旧意气消沉。“我现在算什么呢——一个没有军队的将军！”他的儿子缠着满头的绷带被带了进来。“我现在能做的只有回家，坐在水沟里望着蓝色的天空，”图森特说道，“但这是我们罪有应得。”
这是报复的一天。由于多年来遭受的压迫，全城的捷克人都在愤怒地与德国士兵和平民作战。
很快，布拉格重获了自由。当红军终于到达这座城市时，街上几乎已经见不到一个德国人了。不过，俄国人还是因为解放布拉格和捷克斯洛伐克西部而开始受到人们的赞扬，而他们的目的其实是想在该国随后的权力斗争中成为一支强大的武装力量。
5月8日早上，东线唯一的一场大战在南斯拉夫打响了。铁托的游击队完全包围了亚历山大·勒尔上将F集团军群的二十万余部。在过去的两个月中，已有近十万人战死沙场。
在勒尔的右翼，南方集团军群在伦杜利克博士这位奥地利历史学家的指挥下，守卫着从奥地利南部到捷克斯洛伐克边界一线。自从维也纳陷落以来，他的四个集团军战事寥寥。伦杜利克坚信，美国人和英国人会与他联手对布尔什维克开战，于是，他派出一名特使去见美国第二十军的沃尔顿·H.沃克少将，请求允许自己的后备部队通过美军防线前往东线。沃克刻薄地拒绝了。幻想破灭的伦杜利克对兰斯的谈判一无所知，毅然下令于当天上午九点停止对西方的敌对行动，并通知迎战苏联部队的四个集团军停止战斗，向西线撤退。
在伦杜利克的北面，舍尔纳元帅已命令他的集团军群掉头向美军防线逃亡。他收到了邓尼茨的一封电报，通知全线无条件投降将于午夜生效。从那一刻开始，舍尔纳就应该停止战斗，原地不动。参谋部的一些人感觉自己被出卖了，但舍尔纳却豁达地接受了这一现实。他命令他的部队分成小股，竭力逃往西线，并尽可能多带上一些百姓。
上午十点，最高统帅部的威廉·迈尔-德特林上校来到了位于布拉格以北约六十空英里处的舍尔纳指挥所。与他一同前来的还有四名美国人。迈尔-德特林告诉舍尔纳，一旦午夜时分投降条约生效，舍尔纳便将被解除全部指挥权。
舍尔纳发出了最后几封电报，然后开始计划乘一架“鹳”式飞机去提洛尔，这样，他便可以按照希特勒的命令，接管“阿尔卑斯山要塞”的指挥权。(10)
将近中午的时候，希特勒钟爱的飞行员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在完成任务返回布拉格北边的空军基地时，才得知战争已经结束了。他召集了他的手下，对他们的英勇和忠诚表示感谢，并同他们一一握手。
鲁德尔和其他六名飞行员分别驾驶三架“容克87”和四架“福克-伍尔夫190”飞机向美军防线飞去。他希望可以在那里治疗一下他那条断腿。飞临巴伐利亚上空时，鲁德尔可以看见美军士兵正在宽阔的基钦根机场上列队前进。他带领他的机组缓缓掠向跑道。轮子刚一触及地面，他便猛踩一侧的踏板，同时踢向方向舵的脚镫。起落架落了下去。他打开座舱罩，只见一名美军士兵正用手枪对着他，并伸手来拽他胸前金色的橡树叶徽章。鲁德尔用力将他推开，猛地关上了座舱罩。一辆吉普车开了过来，上面坐着几个美国军官。他们把他带到救护站，包扎好那条渗着血的断腿，接着又把他送到军官食堂。他的同僚们一见他便跳了起来，向他行了个纳粹礼。一名翻译告诉鲁德尔，美军指挥官反感这样敬礼，并问他是否会讲英语。
“就算我会讲英语，但我们是在德国，在这里，我只讲德语。”鲁德尔说，“至于敬礼的问题，我们奉命要这样敬礼，作为战士，我们必须执行命令。而且，我们根本不在乎你们是不是反感。”他挑衅地怒视着邻桌的几名美国军官，“德国人之所以被战败，纯粹是因为敌军过于强大，而不是由于他们无能。我们在这里降落，是因为我们不愿意留在苏联占领区。同时，我们希望不要进一步讨论这一问题。我们想洗个澡，吃点东西。”
美国人让这些俘虏去洗了澡。当他们吃饭时，翻译告诉他们，美军指挥官想知道，他们是否愿意与他和他的军官们进行一次友好的交谈。
和鲁德尔一样，从东线逃来的数百万德国人也试图得到美国人的庇护。许多人聚集在奥地利的恩斯河边，希望能渡过这条河，抵达美军第六十五师的防线。
傍晚时分，党卫军第十二装甲师的几支筋疲力尽的纵队接近了大桥。大桥上用木头垒着巨大的路障，如今只清出了一个小口，仅容一辆卡车勉强挤过。突然，有人高声叫道：“俄国人来了！”人群立即向大桥蜂拥而去。卡车开进了人堆里。至少有十五人当场身亡，还有无数人受了伤。桥头被绝望地堵住了，受到惊吓的德国人沿着一英里长的河岸一字散开，不停地狂叫道：“俄国人来了！俄国人来了！俄国人来了！”
一辆低矮的中型坦克哐当哐当向大桥驶来。一名红军中尉站在炮塔里。看到这六千人疯狂地试图躲避一门火炮的情景，他不禁放声大笑。
5月8日清晨，杜鲁门给他的母亲和姐姐写了一封信：
亲爱的妈妈，亲爱的玛丽：
今天，我六十一岁了，而昨晚，我是在白宫的总统卧室里就寝的。房间已经粉刷完毕，也配置了一些家具。我希望星期五之前可以为你们把一切都准备好。我这支昂贵的金笔不怎么好用。
这将是具有历史意义的一天。上午九点，我要对全国发表一篇广播讲话：宣布德国投降。文件已于昨日上午签署，今天午夜，全线的一切敌对行动都将停止。这难道算不上生日礼物吗？
我与英国首相一起度过了一段时光。他、斯大林以及美国总统达成协议，将在一个对我们大家都合适的时间，于三国首都同时宣布这个消息。我们一致同意在华盛顿时间上午九点，即伦敦时间下午三点，莫斯科时间下午四点。(11)
丘吉尔先生天刚亮便开始给我打电话，他想知道，我们是否可以不管俄国人，立即宣布这一消息。我拒绝了。然而，他仍劝我跟斯大林谈一谈。不过，最后他还是得采取原定的计划——可他气得就像一只淋湿的母鸡。
自从4月12日之后，事情一直在以一种可怕的速度进行着。没有一天不做出重要的决定。迄今为止，幸运一直伴随着我，我希望能够保持下去，但这是不可能的。我希望，即使我犯了错误，也不要错得不可救药。
我们期盼着你们的到来。我可能不能如约去接你们，但我会派最漂亮、最安全的飞机去，并给你们提供一切方便。所以，请你们不要让我失望。
致以无尽的爱。
哈里
上午八点三十五分，记者们静悄悄地涌进了白宫的总统办公室。杜鲁门和他的夫人、女儿，以及一批军政首脑已经在那里等候他们了。“好，”总统说道，“首先，我想给你们念一个小小的声明。我希望你们从一开始就明白，这次记者招待会上所发布的任何消息都必须在东部战争时间今天上午九点公布于众。”
他说，他马上要宣读一则公告：“只需要七分钟，所以，你们不用着急，你们还有很多时间。”记者们笑了起来。
“这是一个庄严而光荣的时刻。艾森豪威尔将军通知我，德国军队已向联合国投降了。自由的旗帜飘扬在整个欧洲上空。”他自己打了个岔，“这也是在庆祝我的生日——今天是我的生日。”
“生日快乐，总统先生！”几个人高喊道，也有人发出了一阵笑声。
杜鲁门读完了公告。公告的结尾，他恳请大家，为了结束战争，要“工作，工作，再工作”；目前，战争只胜利了一半。接着，他又宣读了一则声明，号召大家要毫不留情地对日本作战，直至其无条件投降。同时，声明中还清晰地为日本人民列举了无条件投降的意义：
它意味着战争的结束。
它意味着那些把日本带向如今的灾难边缘的军事首脑权力的结束。
它意味着陆军和海军战士们可以回到他们的家庭、农田和工作岗位上。
它还意味着不再延长已无望取得胜利的日本人民此刻的艰难与痛苦。
无条件投降并不意味着消灭或奴役日本人民。
（如果在1944年对德国人发表这样一个声明的话，冲突可能会早一点结束。）
杜鲁门撇开了他的讲稿，信口说道：“你们记住，美国的领导人们一直在这里强调，我们想要的是一个正义与公正的和平。这正是我们试图在旧金山得到的——我们即将得到它——一个正义与公正的和平的框架。我们面临着一些可怕的问题。”
他宣布，星期日，即5月13日，将是一个祈祷日，并且特别指出：“这非常合适，因为这一天也是母亲节。”
上午九点，他坐在白宫广播室里，向全国人民发表了广播讲话。“这是一个庄严而光荣的时刻，”他开口说道，接着，他又冲动地加上了一句没给记者们读过的话，“我只希望富兰克林·D.罗斯福能够活着见证这一天……”
与此同时，丘吉尔在唐宁街10号的内阁办公室向英国人民发表了讲话。他首先回顾了过去的五年，然后严肃地说道，他希望自己现在可以说，他们所有的悲伤和苦难都已经结束。但是，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在欧洲大陆上，我们仍然需要确保，那些令我们投入战争的单纯而高尚的目的，在胜利后的几个月内不会被漠视和忽略，‘自由’‘民主’和‘解放’这些字眼不会失去它们的本意。如果公正与正义得不到实现，如果极权主义或警察的政府取代了德国侵略者，那么，惩罚希特勒一伙的罪行便将毫无用处。我们自己并无所求。但我们必须确保我们为之战斗的事业在谈判桌上得到认可，不仅在纸上，也要在事实上延续下去。首先，我们必须努力确保正在旧金山创建的联合国世界组织不要徒有虚名，不要成为一个保护强国、嘲弄弱国的组织。在这辉煌的时刻，胜利者应该扪心自问，他们的崇高品格是否配得上他们掌握的巨大力量……”(12)
讲话结束之后，丘吉尔起身前往下议院。但是，由于人如潮涌，这短短的一段路竟花了他半个小时。当他终于迈进下议院时，全体成员都起立欢呼。他提议下议院暂时休会，并“向万能的上帝致以恭顺的、虔诚的感谢，是他把我们从德国统治的威胁下解救了出来”。然后，他穿过喧闹的人群，带头走向了威斯敏斯特修道院。
在白金汉宫用过午餐之后，他驱车来到位于白厅的卫生部。他走到一个阳台上，但是，人群的欢呼声让他差点开不了口。“这是你们的胜利，”他高声喊道，“这是每一个国家自由事业的胜利。在漫长的历史中，我们从未见过比这更为美好的一天！”
上午十点，瓦西里·索科洛夫斯基(13)元帅和朱可夫参谋部的其他人员在滕珀尔霍夫机场注视着一架准备着陆的美国运输机。他们以为这是艾森豪威尔，但是，飞机甚至都不是从兰斯飞来的；它是从莫斯科来的，里面坐着迪恩将军。俄国人显然不知所措，感觉有些受到了侮辱。而通知俄国人，艾森豪威尔不来了，这正是迪恩的棘手任务。在艾森豪威尔用无线电通知莫斯科，他乐于去柏林参加第二次签约之后，史密斯和另外几人建议他，为了盟国的威望着想，应该派他的副手，皇家空军元帅阿瑟·特德爵士前去。因为代表苏联签字的朱可夫只是一个集团军群的指挥官，级别比艾森豪威尔低得多。
一个小时后，从兰斯来的特德一行到了。从德国人手中夺来的各种车辆组成了一支醒目的车队，载着他们朝柏林郊区驶去。他们被安置在了农舍里。在他们当中，有三名陆军妇女队成员，其中包括凯·萨默斯比。她坐在她的农舍里，等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她想，幸好艾森豪威尔没来。她确信，这种“侮辱人的拖延”，会让艾森豪威尔“怒气冲冲地”返回兰斯。
不过，俄国人并没有浪费时间。在城市的另一端，奉命把水泥厂撤到苏联的弗拉基米尔·尤拉索夫中校和其他几名军官正在聆听苏联驻柏林司令官派来的经济问题代表的讲话。“把柏林西区的一切东西都拿走！”代表说道，“你们明白吗？一切东西！如果你们拿不了，就把它们摧毁！不能留给盟国任何东西。不能给他们留机器，不能给他们留床睡觉，甚至不能给他们留夜壶撒尿！”
虽然朱可夫最终在特德代表团抵达五个小时之后会见了他们，但是，在盟国的一些观察家看来，元帅似乎只是企图拖延签字——事实上，这正是他的意图。他在等待维辛斯基。此时，维辛斯基正带着莫斯科的指示乘飞机向柏林赶来。
不过，在这次会谈中，一个重要的分歧得到了解决。由于艾森豪威尔没有代表西方盟国出席，因此，戴高乐下达指示，由让·德·拉特尔·德·塔西尼(14)将军代表法国签字。而一些美国人和英国人认为，这不过是戴高乐沙文主义的又一例证。(15)最后，包括朱可夫在内的众人一致同意，由特德代表英国签字，由斯帕茨将军代表美国签字，由德·拉特尔代表法国签字，这才打破了僵局。
德·拉特尔很快发现，要举行仪式的大厅里没有法国国旗。几个俄国姑娘匆忙用一面纳粹旗、一条床单和两条蓝色的哔叽工装裤做了一面三色旗，但是，她们把蓝、白、红三色横着缝了起来。德·拉特尔委婉地告诉她们，她们做的是一面荷兰国旗，应该把彩条拆开，重新竖着缝上。
但是，艾森豪威尔的缺席造成了更进一步的影响。特德一脸担忧地走进大厅。“全都完了，”他告诉德·拉特尔，“维辛斯基刚从莫斯科来了，他不同意我们和朱可夫一起拟订的方案。他欣然同意由您签字，这样的话，法兰西的复兴将得到公开肯定。但是，他断然反对由斯帕茨签字。他的理由是，既然我要替艾森豪威尔签字，那么，我就当然应该代表美国。可斯帕茨现在提出，如果您签字的话，那么他也要签字。”
德·拉特尔只是重复了一遍他从戴高乐那里得到的含蓄的命令。“如果我没有完成任务便返回法国，”他答道，“也就是说，没让我的国家参与签署第三帝国投降的文件，那么，我就应该被处以绞刑。替我想想吧！”
“我不会忘了你。”特德表示理解地微笑着。然后，他离开去见俄国人。争论持续了两个小时。朱可夫指出，就逻辑上而言，不需要任何见证人签字。特德则同样强烈地坚持，投降文件上必须有一个名字代表四千万法国人，还有一个代表一亿四千万美国人。
最后，是维辛斯基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斯帕茨和德·拉特尔签字时要比特德和朱可夫签得低一些。
当晚将近十一点半，凯特尔、弗雷德堡和汉斯·于尔根·施通普夫(16)大将走进了举行投降仪式的房间。照明灯的强光让他们一时什么都看不见。凯特尔大步向前，身上那披挂整齐的军服让人印象深刻。他突然举起手杖，干脆利落地行了个礼，然后梗着脖子，仰着头，僵硬地坐在了朱可夫对面。“噢，法国人也在！”凯特尔在看到德·拉特尔时嘟哝道，被维辛斯基听见了，“这下都全了！”
眼窝深陷的弗雷德堡坐在元帅的左边，施通普夫坐在右边。(17)
朱可夫站了起来：“你承认投降议定书吗？”
“是的！”凯特尔响亮地答道。
“你有权力签字吗？”
“有。”
“把你的授权书给我看一下。”
凯特尔把授权书递给他。
“就你即将签署的投降文件，你对它的执行还有什么意见吗？”
凯特尔一字一句地说，请宽限四十八小时。朱可夫用询问的眼神四下看了一圈，然后说道：“这一请求已被驳回。不能更改。你还有其他的意见吗？”
“没有。”
“那就签字吧！”
凯特尔站起来，扶了扶他的单片眼镜，然后走到了桌子尽头。他坐到德·拉特尔身边，把军帽和手杖放在了这个法国人面前。德·拉特尔示意他拿走，元帅便把它们推到了一旁。接着，他从容不迫地摘下一只灰色的手套，然后拿起一支笔，开始在几份投降文件上签字。
摄影记者和通讯记者们涌上前来，为了看得更清楚甚至爬上了桌子。一名俄国摄影师的助理试图挤进去，却被人一拳打在了下巴上，向后翻了过去。
特德面对德国人，用他尖细的声音说道：“你了解刚刚签署的这些文件的条款吗？”
凯特尔再次挺身站起，举起手杖行了个礼，然后仰起下巴，大步走出了房间。
在弗伦斯堡，希特勒的继承人，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坐在一张办公桌前，写完了给全体军官的告别演说：
同志们……在我们的历史上，我们倒退了一千年。千年来一直属于德国的土地如今落入了俄国人手中。因此，我们应该遵循的政治路线极为简单。很明显，我们必须跟随西方强国，在西部被占领的土地上和他们共事，因为只有这样，我们将来才有希望从俄国人手中夺回我们的土地……
尽管今天在军事上彻底崩溃了，但我们的人民已不是1918年的德国人民。他们没有被撕成碎片。不管我们是想创造另外一种形式的国家社会主义，还是顺应敌人强加给我们的生活，我们都应确保，无论在任何情况下，国家社会主义给予我们的团结一致都会继续下去。
我们每一个人都前程未卜。然而，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高度保持我们之间的同志情谊，这一情谊是在对我们国家的空袭之中建立的。只有通过这种团结，我们才有可能征服即将到来的艰难时世，而只有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确定德意志民族不会灭亡……
但是，这番话里丝毫没有流露自约德尔从兰斯回来之后，便一直萦绕在他心头的那些东西。约德尔带回了一份《星条旗报》，上面刊登了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拍摄的照片。起初，邓尼茨拒绝相信曾经发生过这样的暴行。但是，不容置疑的证据越来越多，他不得不正视现实——集中营体系的恐怖不仅仅是盟国的宣传。
这些发现深深动摇了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信仰，他在想，为了赢得希特勒的那些成就，是不是付出了太大的代价。他想到了他那两个在战斗中为元首捐躯的儿子。
和其他许多德国人一样，邓尼茨刚刚开始看到元首的主义，即独裁主义的种种危险。或许，人的本性就是这样：只要拥有独裁的权力，就无法拒绝滥用权力的诱惑。
写完这份致军官们的演讲稿时，海军元帅已是疑虑重重。他又匆匆扫了一遍，然后缓缓地叠起信纸，把它锁进了办公桌的抽屉里。
(1)在纽伦堡审判之后，卡尔滕布鲁纳被处以绞刑。艾希曼去了山区，但并未参加战斗，而是假冒空军下士巴特，和平地向一支美军部队投降了。在战俘营中，他又说自己是一名党卫军中尉，名叫奥托·艾克曼。1946年，他未费吹灰之力便逃走了，去南美洲藏了起来。十四年后，他在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被以色列特工抓获，并被秘密带往耶路撒冷审判——并最终处决。
(2)Ivan Susloparov，1897—1974，时任苏联与法国政府及盟国欧洲远征军之间的军事联络代表团的指挥官。——译注
(3)刘易斯的昵称。——译注
(4)爱德华的昵称。——译注
(5)指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与俄国苏维埃政府于1917年12月签订为期十天的停战协定，随后开始了缔结和约的谈判。然而，不久之后，由于和谈双方的分歧，德国于1918年2月18日对俄国发起了全线进攻，战争再次爆发。——译注
(6)Vidkun Quising，1887—1945，挪威国家统一党元首，时任挪威首相，因在大战期间与纳粹德国积极“合作”，被视为“卖国贼”，并于1945年被处以死刑。——译注
(7)不久，特波文饮弹自尽。吉斯林企图逃跑，但是被抓了回来。
(8)捷克民族革命委员会的一名成员，奥塔卡尔·马霍特卡博士，断然否认弗拉索夫的人是被捷克人赶走的。
(9)弗拉索夫的五万名战士中，约有一半逃过了英美防线，其他人则被红军包围了。没自杀的那些人被当作俘虏带回了苏联。弗拉索夫本人和布尼亚琴科以及其他八名领导人在莫斯科受到了审判，他们的罪名是“间谍、蛊惑军心，以及针对苏联进行恐怖活动”。一个军事委员会宣布“所有被告都承认他们的罪行”。他们被处以了绞刑。在雅尔塔会议上，丘吉尔和罗斯福曾达成协议，将把他们各自占领区内的苏联公民遣送回去。因此，逃到西线的大多数人最终也被交给了俄国人——有时是被英美守卫强行押送回去的。在奥地利的利恩茨，一群哥萨克人不肯登上撤离的卡车。他们在自己家人的四周围成一个保护圈，徒手与英国士兵进行搏斗。至少有六十人被英国人击毙，其他人则跳入德拉瓦河，宁愿淹死也不回苏联。
(10)当他到达那里时，“阿尔卑斯山要塞”已经不复存在，而战争也已结束了。一个星期后，他向美国人投降，随后被送往苏联。他在那里受到了审判，并被处以二十五年徒刑。他在苏联的时候，他的参谋长奥尔德维格·冯·纳茨默尔将军指责他抛弃了自己的部下；九年后回到慕尼黑时，舍尔纳发现自己在很多德国人眼里成了懦夫的象征。他再次受到了审判，并根据间接证据被判有罪，而这次审判他的是德意志联邦政府。最近，他的几十名军官同僚自愿做证，舍尔纳乘飞机去提洛尔的确是为了接管“阿尔卑斯山要塞”的指挥权——而不是为了保全自己的性命。
(11)事实上，斯大林仍抗议这么早就宣布投降一事。他在最近给杜鲁门的一封电报中陈述了他的理由：……红军最高统帅部不确信东线德国部队会执行德国最高统帅部下达的无条件投降的命令。因此，我们担心，如果苏联政府今天便宣布德国投降，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陷入了一种尴尬的境地，并且误导了苏联舆论。应该记住，德国人在东线的抵抗并未减弱。恰恰相反，根据截获的电报判断，有相当多的德军士兵已直言打算继续抵抗，不服从邓尼茨的投降命令。由于这一原因，苏联最高统帅部希望等到德国投降条约生效，并将政府对投降一事的宣布推迟到5月9日莫斯科时间晚上七点。
(12)在丘吉尔和杜鲁门发表讲话的同时，苏联电台播放的却是一栏儿童节目。斯大林决心要到次日才发表声明。
(13)Vasili Sokdovsky，1897—1968，苏联军事家，时任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副司令。——译注
(14)Jeande Lattre de Tassigny，1889—1952，二战期间的法国陆军高级将领、原法属印度支那高级专员兼远征军总司令、法国元帅。——译注
(15)戴高乐认为，他受到了丘吉尔和罗斯福的轻慢。他们不仅公开嘲笑他，还拒绝让他参加雅尔塔会议，而且，直到会议全部结束才肯告诉他会议的成果。当法国人在攻克斯图加特（德国城市）后不愿撤离时，大多数美国人都被激怒了。杜鲁门亲自发电报给戴高乐，说他对“你们政府在这件事情上的态度及其明显的含意表示震惊”，并威胁道，如果法国军队贯彻“法国政府的政治要求”，他将“彻底重新安排部队的指挥权”。最为了解这一情况的美国人，美国第六集团军群指挥官雅各布·L.德弗斯将军最近说，整个斯图加特事件是被他的同胞过分地夸大了。“这一纷争非常荒谬。他们把它变成了一个难题。”德弗斯本人一直非常理解法国人的渴望。他将这一理解主要归因于他参谋部的一名上校，亨利·卡伯特·洛奇，此人能讲一口流利的法语。
(16)Hans Jürgen Stumpff，1889—1968，纳粹德国军官，时任“帝国航空队”司令，负责指挥西线战场的全部德国空军。——译注
(17)十五天后，弗雷德堡自杀身亡。
The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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