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30日午夜，布塞那巨大的移动“凯瑟尔”即将土崩瓦解。精疲力竭的战士们只是由于害怕可能会遭到布尔什维克的大屠杀，所以还在挣扎着向西面的温克的第十二集团军运动。
汉斯·肯平上校奉命阻止俄国人突破“凯瑟尔”北侧，于是率领两万名士兵离开了奥得河。此刻，经过十天持续的运动战之后，他属下的党卫军第三十二精锐装甲师虽然曾得到过大量增援，却已缩减到了四百人，而且一辆坦克也没有剩下。肯平——一个大个子，身材跟斯科尔兹内差不多——作战多年，却从未经历过如此之多的苦难。他手下的许多人累得扶都扶不起来了。“如果你们想脱身，”肯平对一群妇女说道，“只能靠你们自己了。”于是，妇女们捡起地上的步枪和冲锋枪，朝西面走去。附近的大部分士兵也挣扎着站了起来，跟在她们身后。
在从奥得河向“凯瑟尔”南侧艰难跋涉的人群中，本来还有数名受伤的百姓。但是，就在黎明前夕，百姓们听到了一阵野蛮的吼叫，接着看见了几个隐约的身影——俄国人。百姓们疯狂地跑进树林，一直奔到达默河边；这条河只有二十五英尺宽，但河水却冰冷刺骨。战士们匆匆扎了几个筏子，然后把自己的衣服撕成条状，开始拉着筏子上的妇女们过河。
伊丽莎白·多伊奇曼的丈夫在俄国打仗时丢了一条腿。当第一批俄国人闯进视野时，她刚刚抵达西岸。两名光着身子把她送到安全地带的战士已经不能动了，他们求她在俄国人过河之前逃跑。然而，她只是用手搓着他们冻僵的身体，并用她的皮大衣盖住他们。
他们听见对岸传来歇斯底里的尖叫和几声枪响，随后是一片寂静。于是，他们认为俄国人已经走了。可是，一名高大的红军战士突然在薄雾中隐约出现了。他的额头上缠着染了血的绷带。红军战士将手枪对准了他们。“不用害怕。”他用德语说着，然后咧嘴笑了。
一名苏联军官抓住伊丽莎白，但那个高个子俄国人用手枪抵住了他的肋骨，“不，不，这女人属于他。”他指着其中一个德国人说。当他带着他的俘虏们穿过树林时，他们遇到了两个德国人：一个鼻子被残忍地挖掉了；另一个惨被阉割。不过，这个俄国人一直向这些德国人保证他们是安全的，还发给他们大块的面包和火腿。
布塞的四面八方都受到了红军的威胁，于是，他召集了一支先头部队，试图拼死一搏，突破敌人的战线，与温克会合。整个“凯瑟尔”里只剩下两辆“虎”式坦克了。他们从废弃的车辆里收集了汽油，发动了最后一次攻击。
在黑暗中，他们遭遇了俄国机枪和迫击炮的猛烈炮火。但是，两辆“虎”式坦克仍设法继续前进，继续开炮，打得炮管都红了。坦克后面，步兵涌了上来，还有几百名妇女和姑娘，她们也拿着冲锋枪、步枪和弹药。
温克正在仅仅十英里以西的地方等他们；他刚刚骑摩托车来到了前线。他属下的指挥官们警告他，红军即将突破他们的防线，第十二集团军必须撤退。但他无法忘记“凯瑟尔”里那几千名妇女和儿童。“我们必须原地不动。”他通过无线电对他的指挥官们说，“布塞还没到。我们必须等他。”
在5月1日的第一缕晨光中，温克的前哨看见几枚燃烧弹射向了空中。随后，一些模糊的身影走了过来。那正是遍体泥污的第九集团军官兵。他们高声喊道：“我们成功了！”“我们自由了！”然后便倒在了地上。他们已经精疲力竭，一动也不能动。
魏德林认为，俄国人是不会和地下掩体里的人谈判的，这当然是正确的。当天中午，一脸严肃的克雷布斯从位于滕珀尔霍夫机场的苏联前线回来了。他报告说，他和第八近卫军指挥官瓦西里·崔可夫元帅谈过了。崔可夫又打电话给朱可夫，而朱可夫要求德国向三巨头无条件投降。
戈培尔指责克雷布斯错误地传达了他的提议，于是，一场激烈的争论爆发了。戈培尔又痛骂了其他人，要求他们派另外一个使者去俄国人那里，收回克雷布斯的一切提议，并宣布要“战斗到底”。
魏德林劝大家要坚持他们的突围计划：“继续柏林战役已经彻底不可能了！”
克雷布斯说，他不能批准，但随后又改变了主意。“立即下达命令吧，”他说，“但要在这里等一会儿，以防有变。”
当其他人都在制订各种逃跑计划时，戈培尔却准备赴死。他要求斯达姆普菲格医生给他的六个孩子注射毒药。但斯达姆普菲格说，他不愿因此而内疚——他自己也有孩子——于是，戈培尔开始在上层的难民中另外寻找一个医生。
在动物园的防空塔上，一个名为弗立克的情报人员把韦勒曼上校拉到一边，用颤抖的、几乎细不可闻的声音说道，他刚刚听说希特勒死了，政府将向全世界宣布这个消息。和其他许多人一样，韦勒曼起初拒绝相信这一消息。他告诉弗立克要保守秘密。
5月1日，邓尼茨在普伦又收到了鲍曼发来的一封高深莫测的电报：
遗嘱已经生效。我会尽快去你那里。在此之前，我建议你不要发布这一消息。
到了这时，邓尼茨确信希特勒真的已经死了，而为了某些原因，鲍曼想隐藏真相。他个人认为，应该立即把真相告诉德国人民以及武装部队，否则，来自其他渠道的流言蜚语将会导致一场混乱。但是，他掌握的可靠消息很少，因此决定暂时遵从鲍曼的要求。然而，显而易见，这场战争已经输掉了。既然不可能采取某种政治解决办法，那么作为国家元首，他有责任尽快结束敌对行动，以防止无谓的牺牲。
“在我看来，”他对凯特尔和约德尔说，“舍尔纳的军队应该放弃他们眼下固守的阵地，朝美军战线的方向撤退。”这样的话，投降开始的时候，他们就可以投向西方。
他决定率领德国北部向蒙哥马利投降。为此，他发电报给谈判专家、海军上将汉斯·格奥尔格·冯·弗雷德堡，要他准备执行一项特殊使命。此事结束之后，他将尝试让西线的余部投降，同时拖住俄国人。但是，这些谈判必须拖得越久越好，以便成功实现向西线的大规模撤退。
同一天，他向武装部队发表了他的第一个声明，保证他有坚定的意愿，“继续与布尔什维克战斗，直到将我们的部队以及东部各省成千上万的德国家庭从奴役与毁灭中拯救出来”。而且，“你们对元首所发下的效忠誓言，现在将你们每一个人，所有人，都和我绑在了一起，因为他亲自指定我做他的继承人”。
他还派人找来了驻捷克斯洛伐克、荷兰、丹麦和挪威的帝国特派员。此刻，他指示他们要竭尽所能地避免在这些国家出现新的流血事件。他在电话里对里宾特洛甫说：“考虑一个接班人吧，如果想到什么人，就给我回电话。”一个小时后，里宾特洛甫亲自打电话给邓尼茨。“我反复地考虑了这个问题，我只能推荐一个能够胜任这项工作的人——我自己。”
邓尼茨真想“当场笑出来”，但是，他礼貌地拒绝了这一提议。他要求施维林·冯·克罗西克接受这个职位：“你不要指望赢得任何荣誉，但是为了德国人民的利益，你和我都义不容辞，必须接受我们的任务。”
希姆莱刚一得知这项任命，便把施维林·冯·克罗西克召到了他的住所。“我听说你要担任外交部长一职。”他说，“我只能向你表示祝贺。从没有哪位外交部长曾遇到过这么好的机会！”
伯爵盯着他：“您是什么意思？”
“几天之后，俄国人与美国人将发生冲突，到那时，我们德国人将成为决定性的力量。因此，我们进军乌拉尔山的任务很快就能完成了。”
“您仍然认为您个人还有任务要完成吗？”施维林·冯·克罗西克略带奚落地问道。
“当然！我才是中流砥柱。艾森豪威尔和蒙哥马利迟早都会认识到这一点。只要我跟他们每人谈一小时，事情就能解决。”
傍晚时分，邓尼茨终于收到了鲍曼和戈培尔发来的关于希特勒死讯的正式通知：
元首已于昨日十五点三十分逝世。在他4月29日写下的遗嘱中，他指定您为帝国总统，戈培尔为帝国总理，鲍曼为党务部长，赛斯-英夸特(1)为外交部长。根据元首的命令，遗嘱将寄给舍尔纳元帅，放在柏林城外一个安全的地方保管。鲍曼今天将尝试去您那里，向您说明形势。对武装部队和公众宣布此事的方式与时间由您决定。请确认收悉。
不过，邓尼茨可没打算让戈培尔或是鲍曼进入他的政府。他下令说，只要他们进入普伦，就予以逮捕。
他还决定，现在该把希特勒的死讯告诉人们了。(2)晚上九点三十分，汉堡广播电台中断了它的节目，宣布即将播放“一条沉痛的重要消息”。随后，电台播放了一段瓦格纳的歌剧，接着是布鲁克纳(3)《第七交响曲》那缓慢的节奏。音乐过后，一个庄严的声音宣布：“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同布尔什维主义战斗到最后一刻，今天下午（实际是前一天下午）在他设于德国总理府的作战大本营里为祖国牺牲了。4月30日（遗嘱上的日期是4月29日），元首指定海军元帅邓尼茨接替他的位置。现在，由元首的继承人海军元帅对德国人民讲话。”
邓尼茨说，希特勒“率先”牺牲了，而自己的首要任务是“把德国的男女老少从一路推进的布尔什维克敌人的破坏中解救出来”。
天黑之后不久，韦勒曼上校得到通知，命其立即去魏德林设在本德勒布洛克的指挥部报到。突围计划已被取消了。
韦勒曼要求他的首席参谋带着冲锋枪和他一同前往，而他的司机也自愿当他的保镖。俄国人已经占领了利希滕施泰因桥，因此，他们几乎不可能从蒂尔加藤公园斜穿过去。三人在防空塔下等待着，一场枪战结束之后，他们走上了东—西轴心大街。突然，几颗炮弹在他们头上爆炸了，他们连忙跳进了一个弹坑。这让韦勒曼想起了在凡尔登时的情景。他们冒着持续的炮火爬出弹坑，继续向东走去。在弗雷德里希·威廉大街，他们在密集的炮火中冲过了宽阔的路面。新胜利大街已经成了一片废墟：从“大熊”阿尔伯特到霍亨佐伦王朝的恺撒·腓特烈三世，勃兰登堡-普鲁士的历任统治者们的雕像都被从底座上炸了下来。他们小心翼翼地穿过瓦砾堆，来到了国防部大院。7月20日，施陶芬贝格和其他人就是在这里被处决的。
地下掩体里笼罩着一种压抑的气氛，仿佛世界末日已经来临。戈培尔召见了他的副官冈瑟·施瓦格曼，并向他简要介绍了过去几个小时里发生的重大事件。“一切都完了。”他说，“我要和我的妻子儿女一起死。你把我的尸体烧掉。”他交给施瓦格曼一个银相框，里面是希特勒的照片，然后向他永别。
地下掩体里的其他人得到了逃跑的最终命令。他们分成了六个单独的小组。晚上九点，第一个小组将逃往最近的地铁入口，然后沿着铁轨走到弗雷德里希大街站。在这里，他们将从地铁站出来，渡过施普雷河，然后向西或西北走，直到遇上西方盟军或邓尼茨为止。其他五组也将沿着同样的路线陆续出发。
肯普卡负责率领由三十名妇女组成的一组。晚上八点四十五分，他来到戈培尔的套房向他告别。孩子们已被毒死。戈培尔夫人平静地请求肯普卡代自己向她的儿子哈拉尔德问好，并请告诉他自己是怎么死的。
戈培尔夫妇手挽着手离开了他们的房间。戈培尔非常冷静地表示感谢瑙曼医生的忠诚与理解，而玛格达则只是伸出了手让瑙曼亲吻。
戈培尔面无表情地说，他们要爬上台阶到花园去，这样朋友们就不必抬他们的尸体了。他和瑙曼握了握手，然后陪着他脸色苍白、默默无语的妻子向出口走去。他们在陡峭的水泥台阶上渐渐消失，瑙曼、施瓦格曼和戈培尔的司机拉赫则站在原地痴痴地看着。
一声枪响，然后又是一声。施瓦格曼和拉赫快步跑上台阶，发现戈培尔夫妇平躺在地上。一个党卫军勤务兵正盯着他们——是他开的枪。施瓦格曼、拉赫和这个勤务兵一起把四桶汽油泼在了尸体上，然后点着了火。没等火焰燃起，他们就回到了地下掩体。他们接到了命令，要放火把掩体烧掉。他们把最后一桶汽油倒在了会议室里，然后扔上了一根点燃的火柴。
当火焰舔舐着曾是无数激烈争议的中心的会议桌时，莫恩克和京舍率领第一组撤离了地下掩体。第一组包括赫维尔大使、海军中将沃斯、希特勒的三名秘书和一名厨师。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很久没有见过天日。走出地下掩体时，他们发现火灾比想象的要大得多。整个柏林似乎都着了火。此时已然入夜，但总理府的废墟却被跃动的火焰映得一片通明。一颗炮弹在附近爆炸了，碎石粉顿时将他们包围。总理府废墟靠近威廉大街的一侧有个小洞，他们一个接一个地爬了出去。与此同时，步枪和机枪刺耳的射击声似乎越来越响。接着，他们排成一列，疾步跑过长达二百码的满地碎石，消失在了凯撒霍夫饭店对面的地铁口里。
不久，他们在弗雷德里希大街站钻了出来，冒着密集的炮火跑上一座铁架人行桥，向施普雷河对岸奔去。
约有一百人——军士与高级军官都有——涌进了魏德林位于本德勒布洛克的办公室里。将军站在办公桌后面，饱经风霜的面孔上一脸严肃。“先生们。”他有力地高声说道。随后，他把希特勒的婚礼和自杀一事告诉了他们：“按照他的临终遗嘱，他的尸体已在总理府花园火化了。因此，我们从我们所发下的誓言中解脱了。”
他谈到了克雷布斯与俄国人失败的谈判，谈到了戈培尔随之而来的命令：至死保卫柏林。“我的心情非常沉重，我再也无法承担在这场无望的战争中牺牲更多人的责任，因此，我决定投降。”他准备派他的参谋长、特奥多尔·冯·杜夫芬上校去与俄国人谈判，“这样，这场可怕的悲剧才能结束！”
他的听众们鸦雀无声地站在那里。他们知道，这是魏德林的军人生涯中最为糟糕的时刻。没有人发表任何反对的言辞。
午夜即将到来之时，魏德林向俄国人发出了第一批信号。一个小时后，对方才答复道：“我们会等你。”魏德林告诉杜夫芬，投降的前提，是俄国同意以下条件：要求体面的投降；立即停火；保护平民，反对恐怖主义；保证每个士兵的必要食品供应及个人财产；将士们要和他们的部队待在一起。
杜夫芬动身去了俄国人的前线。
肯普卡将他的小组带出了弗雷德里希大街地铁站。不过，他决定在渡过施普雷河前，先在上将官邸剧院里等一等。凌晨两点，他小心翼翼地溜出剧院，看见一小队人在黑暗中走了过来。这支小队由身穿党卫军军官制服的鲍曼率领，队伍中还有瑙曼医生、斯达姆普菲格医生、拉赫、施瓦格曼、阿克斯曼和党卫军上校贝茨，希特勒的私人飞行员之一。
鲍曼在寻找坦克帮助他们通过俄国人的防线。正在这时，三辆德国坦克和三辆装甲运兵车在黑暗中隐隐出现了。肯普卡拦住了第一辆车。车上的指挥官说，他是党卫军中尉汉森，这几辆车是北方师的一个装甲连的余部。
肯普卡命他向齐格大街缓缓驶去，这样，他的小组便可以在装甲车的保护下跟在后面。鲍曼和瑙曼走在一辆坦克的左侧，肯普卡走在他们后面几步远的地方。突然，苏联的反坦克炮与轻武器一齐开了火。肯普卡旁边的坦克爆炸了，一股巨大的火焰冲天而起。他看见鲍曼和瑙曼被炸到了一旁，确信他们都已经死了(4)。接着，他感觉到斯达姆普菲格撞在他身上，然后他便失去了知觉。
苏醒之后，肯普卡发现自己什么都看不见。他摸索着向前爬了大概四十码，然后撞到了什么东西上。他缓缓起身，摸索着沿着障碍往前走——那是一个路障。渐渐地，他的视觉恢复了。只见贝茨正头昏眼花地站在他面前，头皮被掀了起来，露出了颅骨。他们互相搀扶着，踉踉跄跄地朝上将官邸剧院的方向返回。走了几步，贝茨说他走不动了。肯普卡四下望去，看见了豪赛尔曼夫人，她是希特勒的牙医布拉斯克教授的助手。她答应把贝茨带到她家去。
对于肯普卡来说，显然已不可能把他的小组平安地带出柏林了。他命令他们解散，想方设法逃出去。肯普卡本人则沿着一座人行桥跑过了施普雷河，与四个奴工一起躲进了一座铁路部门的房子。奴工中一个漂亮的南斯拉夫姑娘领肯普卡来到阁楼，给了他一件满是污垢的连裤工作服。肯普卡的右臂负了伤，但他累极了，顾不得包扎，径自躺在了地板上。
此时，冯·杜夫芬上校已经平安地抵达了红军的防线，并谈妥了投降一事。俄国人给周围的德军部队发去信息，要求他们立即投降：“我们答应体面地对待你们。每个军官都可以保留他们的随身武器。每名将士都可以随身携带他们的背包。”
浓烟滚滚的城市里，各处的德军士兵开始举着白旗走出地下室和小型掩体。魏德林本人的投降没有发生意外。他沿着吊桥跨过地方部队守卫的战壕，然后向一个苏联师投降了。他被带到了崔可夫的司令部。在那里，他亲笔起草了一封电报，命令他的部下立即放下武器。(5)
黎明前夕，大雾弥漫。韦勒曼上校佩戴着他所有的勋章走出了防空塔，身后紧跟着他的部下。突然，德军机枪从公园里开了火，子弹打在塔上又弹跳开去。但是，苏联谈判代表非常冷静，阻止自己的人进行回击。韦勒曼高声喝令，德国人停止了射击。他的两千名部下排成一列长队，穿过公园，跨过倒下的树木朝北面走去，一直走到了东—西轴心大街。接近蒂尔加藤公园的高架铁路时，雾散去了一些，韦勒曼看见数百辆苏军坦克沿着这条往常希特勒阅兵的大街，像接受检阅一样停在那里。这一景象令人心生惧意但又印象深刻。
一看到前来投降的德国人，俄国人便纷纷跳下坦克，把香烟递给他们。“战争结束了！”他们叫道，“战争结束了！”
他们这种坦率的同志情谊让韦勒曼鼓起勇气，用手指向二十名希特勒青年团的团员，并且大声问道：“他们可以回家吗？”
“回家吧！”苏联代表大声答道。
韦勒曼把双手拢在嘴边，高声喊道：“小伙子们，你们可以回家了！”
年轻人们兴奋地尖叫着，四散而去，奔赴自由。而年长的德国兵则对俄国人这种出乎意料的同情之举心怀感激，由衷地欢喜。
肯普卡被一阵俄国人的喧闹声吵醒了。他从阁楼里向外望去，看到红军战士正亲热地捶打着奴工们。那个南斯拉夫姑娘向他招手，肯普卡不安地走了下来。年轻姑娘微笑着把他带到一位苏联政委面前，政委怀疑地看着他。姑娘说：“这是我丈夫。”于是政委拥抱了肯普卡，并且喊道：“同志，柏林完了，希特勒完了！斯大林是我们的英雄！”
俄国人拿出了食物和伏特加，黎明来临之际，他们开始了喧闹的狂欢。
除了一些负隅顽抗的德军的零星枪声外，柏林战役已经结束，守城者都已顺从地投降了。
然而，地下掩体以西仅仅六十五空英里的地方，数千名德国士兵和百姓正挤在易北河东岸的唐格明德，伺机向西逃亡。大桥已被炸毁，但德国工兵们在桥的残骸上搭起了一座只能步行通过的便桥。在美国人的观望下，每天都有将近一万八千名德国士兵与百姓到达西岸。还有几千人分别乘坐木筏、橡皮船和小船，从其他地方渡过易北河。
5月2日上午，俄国人突破了温克的左翼。温克的参谋长建议立即开始与美国人谈判。温克说他愿意投降，但希望再拖延一个星期，这样，易北河东岸的百姓就可以继续西逃。
马克斯·冯·埃德尔斯海姆将军作为谈判代表被派过河了。美国人同意让德国部队从三处渡过易北河，但是拒绝再让百姓过河。
在柏林北面，曼托菲尔的军队——几乎是维斯瓦河集团军群仅余的全部军队——正在撤退，竭力想在罗科索夫斯基追上他们之前，抵达英国人和美国人的战线。不过，罗科索夫斯基对波罗的海重要港口卢贝克湾的兴趣已远远超过了收拾俘虏。艾森豪威尔催蒙哥马利加快向波罗的海进军的步伐，好在俄国人夺取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甚至丹麦之前，便抵达那里。
蒙哥马利非常尖刻地答道，他很清楚该怎么做；辛普森的军队从他手下调走之后，他进攻的速度自然放慢了。艾森豪威尔回应道，他会把李奇微的第二十八空降军的四个师暂时拨给他。
隔在蒙哥马利与波罗的海之间的，只有勃鲁门特里特那筋疲力尽的部队。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勃鲁门特里特与英国人进行了一场绅士的战役，在尽量避免伤亡的情况下且战且退。自4月中旬以来，敌对双方一直保持着非正式的联系。这天早晨，英国第二集团军的一名联络官非正式地拜会了勃鲁门特里特，并对他说，鉴于俄国人即将包围卢贝克，陛下的军队想知道，德国人是否允许他们在俄国人之前占领这个波罗的海港口。
勃鲁门特里特也不愿让卢贝克落在俄国人手里，于是，他当即下令，停止对正在前进的英国人进行射击。
英国第七装甲师立刻迅速向北推进，而德国难民则继续西逃。他们的行动非常协调。傍晚时分，几千名难民安全到达了易北河入海口的西岸，而英国人也在俄国人之前进入了卢贝克。
那一天，汉娜·莱契和格莱姆走出海军元帅邓尼茨的指挥所时，遇到了希姆莱。
“等一等，党卫军全国领袖先生。”汉娜说道，“您能不能抽出点儿时间？我有一件极为重要的事情。”
“当然可以。”他似乎心情不错。
“党卫军全国领袖先生，听说，在没有得到希特勒命令的情况下，您就同盟军进行了接触，并且提出了和平建议，这是真的吗？”
“对，怎么了？”
“您在最困难的时刻背叛了您的元首和人民。这是叛国罪，党卫军全国领袖先生！”
希姆莱也许已经习惯了这样的攻击，因为他的反应更多的是歉意而非气恼。他解释道，希特勒“痴迷于自豪与光荣”，实际上，他已经疯了，“早就应该被制止”。
“疯了？我不到三十六个小时前刚从他那里来。他已为他所信仰的事业牺牲了。他勇敢地死了，他的死充满了您所说的那种‘光荣’，而您、戈林和其他人现在得作为打了烙印的叛徒和懦夫活下去！”
“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不让德国流血，是为了拯救我们国家残留的东西。”
“您说流血吗，党卫军全国领袖先生？现在您谈到了它？多年前您就应该想一想了，在人们还没把那些无谓的流血与您等同起来之前。”
争论被一阵机枪的嗒嗒声打断了：盟国的飞机从头顶低低掠过，正在扫射这一区域。
在基尔附近的新指挥部里，希姆莱接见了由于希特勒的死讯而哀恸不已的莱昂·德格雷勒。这个比利时人说，他打算先去丹麦，然后再去挪威，在那里，他要继续与布尔什维主义斗争到底。他问希姆莱有什么计划。
希姆莱从嘴里取出一颗氰化物胶囊，这让人不禁毛骨悚然。接着，他又几近狂喜地说，他认为还可以跟邓尼茨政府做些交易：“我们必须赢得六个月的时间！到那时，美国人就会跟俄国人开战了。”
“党卫军全国领袖先生，”德格雷勒冷冷地说道，“我认为这需要六年。”
薄暮时分，邓尼茨和施维林·冯·克罗西克在基尔附近的一座桥上会见了海军上将冯·弗雷德堡。弗雷德堡就是被选去和蒙哥马利谈判的那个人。邓尼茨指示他提出率整个德国北部投降，但同时还要强调试图逃往英国人战线的德国难民与士兵们的可怕处境。
随后，邓尼茨和施维林·冯·克罗西克驱车来到了弗伦斯堡，他们的新指挥部。弗伦斯堡位于德国的最北端，紧邻丹麦边境。途中，邓尼茨通过了新任外交部长起草的一篇政治演说；这位海军元帅希望尽快将其广播出去。
抵达弗伦斯堡之后，施维林·冯·克罗西克马上来到了广播站。“女士们，先生们，”他开口说道，他告诉他们，惊慌失措的人们正如潮水般试图逃向西方，“东方的铁幕日益逼近；在铁幕后面，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所有落入布尔什维克魔爪中的人民都将受到摧残。”他说，旧金山会议将努力草拟一部宪法，以保证战争的结束——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在可能到来的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将会使用可怕的新武器，“导致整个人类的死亡和毁灭”。然而，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欧洲，他预言说，将成为向苏联人二十五年来系统计划的世界革命迈出的第一步。“因此，我们不知道惴惴不安的人类对旧金山（会议）有何期望。而且，我们还认为，必须颁布一部世界宪法，这不仅是为了阻止未来的战争，也是为了把发动战争的火药桶挪走。但是，如果红色纵火犯插手其中的话，这部宪法就不可能诞生。”
“今天，世界必须做出一项对于人类历史来说至关重要的决定。这项决定关系到是骚乱还是安定，是战争还是和平，是死还是生。”
(1)指阿图尔·赛斯G英夸特（Arthur Seyss GInquart，1892—1946），奥地利纳粹党代表人物，奥地利第一共和国末代总理，在其仅五天的任期内完成德奥合并，并成为德国东部边疆区（即奥地利）总督。二战期间历任波兰南部行政长官、波兰副总督、荷兰总督。在希特勒的政治遗嘱中，他被委任为德国外交部长，但并未到任，后于纽伦堡审判中被判处绞刑。——译注
(2)邓尼茨认为希特勒死于一次空袭。他最近说：“我现在庆幸自己当时不知道希特勒是自杀的，因为那样的话，我就必须把这个情况告诉广大人民，而许多士兵就会立即放下他们的武器。”
(3)指安东·布鲁克纳（Anton Bruckner，1824—1896），奥地利作曲家、管风琴家、浪漫乐派代表人物之一。——译注
(4)不过维尔纳·瑙曼活了下来——到现在还活着。他、鲍曼和其他四个人继续走到了莱特尔站，然后在那里分了手。希特勒青年团的领导人阿瑟·阿克斯曼声称，当晚晚些时候，他看见了鲍曼的尸体。但他的说法没有得到证实。当晚逃离地下掩体的人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活着出去了。在所有的纳粹头子中，马丁·鲍曼可以说最有可能不被抓获，因为，即使在德国，认识他的人也很少。他是一个无名之人，很容易藏匿起来。一位党卫军权威人士最近证实，有人在南美洲见过鲍曼。如果真有高级纳粹分子逃脱了的话，那就是鲍曼；他是一个天生的幸存者。
(5)5月9日，魏德林、杜夫芬、五位将军、三名上校和唯一的一个一等兵坐上一架飞机，被带到了莫斯科。这个一等兵是来自波茨坦的一位中年烟商，名字叫杜鲁门。在他被俘后，人们问他是否是杜鲁门总统的亲戚。他猜有可能是，因为他的一位叔祖移居到了美国。因此，他被重兵看守。在莫斯科，杜鲁门与杜夫芬同住一间牢房。在受到俄国秘密警察多次审问后，有一天，他告诉杜夫芬：“政委刚才告诉我，我与美国总统没有任何关系，我得向所有人说明这件事。”三个月后，他被带离了这间牢房，而杜夫芬再也没见过他。杜夫芬最终在1955年12月回到了西德，而魏德林则于同年11月死在了一所苏联监狱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