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波兰流亡政府于1933年来到伦敦后，关于这个不幸国家的命运之争便从未停止过。在雅尔塔会议上，三巨头似乎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但随后斯大林又改变了主意，致使罗斯福和丘吉尔不仅为此交换了大量充斥尖酸刻薄之语的信件，还在如何与斯大林较量的问题上产生了分歧。3月底，罗斯福终于接受了丘吉尔的观点，但是不久他便去世了，因此，杜鲁门被迫要去应对这一他知之甚少的局势。所以，直到4月底，丘吉尔和杜鲁门才终于准备好要以一个牢固的统一阵线形象出现。
几天以来，丘吉尔一直在仔细研究斯大林的最后一封来电。电报明确地说，问题的唯一解决方案是在波兰身上采取南斯拉夫的范例。4月29日，丘吉尔寄出了一封长达两千五百零九个单词的回信，而信中的激动情绪和其长度不相上下。
丘吉尔说，双方在南斯拉夫五五开的协定并没有得到很好地执行：铁托成了一个绝对的独裁者。此外，南斯拉夫与波兰毫不相干，三巨头已经在雅尔塔就后者达成了一个明确协定。丘吉尔继续写道，“在克里米亚会议之后对这件事情的处理方式上”，杜鲁门和他都认为自己“受到了极其不公正的对待”。
丘吉尔指责说，由于从波兰散布出来的一些消息，整件事情已经愈加恶化。例如，据报道，有十五名波兰人失踪了。他们在一个月前离开华沙前往苏联，计划与苏联人谈判。丘吉尔问道，如果不允许英国人和美国人去波兰查明事件的真相，他又该怎样为这样的一些消息辟谣呢？
他说，斯大林和他所控制的那些国家，以及其他许多国家的共产党聚在一起，而讲英语的民主国家和他们的盟国则聚集在另一个阵营，这种前景不会使人感到多么宽慰。
显而易见，他们之间的争吵将把世界搞得四分五裂，而我们双方的所有领导人要是同这种争吵有任何瓜葛的话，都将会在历史面前遭到耻笑。长期地互相猜疑、互相诽谤，长期奉行敌对的政策，都将酿成灾祸，妨碍世界的繁荣昌盛，而广大人民只有靠我们三人才能达到繁荣昌盛的目标。我希望在这封推心置腹的电报中，没有一个字会在无意中得罪你。如果有，请告诉我。但是，我恳求您，我的朋友斯大林，请不要低估在某些事情上已经开始出现的分歧，您或许以为这些对我们只是小事，但是它们却象征着讲英语的民主国家对于生活的看法。
丘吉尔的坦率，结果只是激怒了斯大林。他回信说，如果卢布林政府“不能作为未来全国统一政府的基础”，便“不可能指望成功完成克里米亚会议所提出的任务”。
此前，斯大林曾否认自己知道十五个波兰人失踪一事。现在，他则温和地承认，他们是被扣留在了苏联。不仅如此，盟国得到的消息是错误的——他们是“十六个人，而不是十五个”。
……这伙人由著名的奥库利茨基将军率领。关于这位与其他十五个波兰人一起“失踪”的波兰将军，鉴于他特别可恨，英国情报机关故意保持了缄默。但是，就这件事情，我们并不打算保持缄默。以奥库利茨基将军为首的这十六人是被苏联前线的军事当局逮捕的，目前正在莫斯科接受调查。奥库利茨基将军一伙，尤其是奥库利茨基将军本人，被指控在红军后方准备并进行破坏活动，造成了几百名红军官兵死亡。这伙人还被指控在我军后方非法持有无线电发报机。这是法律所禁止的。所有这些人，或其中的一部分——根据调查的结果——将被交付法庭审判。红军就是这样不得不打击蓄意破坏者和扰乱治安者，以保护自己的部队和后方。
这些指控实际上是毫无根据的。但是，另外一条指控紧随其后：英国情报机关散播谣言，声称苏联人在卡廷森林屠杀了这些波兰人。斯大林在回信的末尾用威胁的口气写道：
从你的来信中可以看出，你不愿把波兰临时政府作为将来全国统一政府的基础，你也不准备让它在那个政府里拥有一个应得的位置。我必须坦率地说，如果你是这样一种态度，那么解决波兰问题的一致决定便不可能达成。
然而，在一个问题上——意大利的投降——丘吉尔和斯大林最终的意见是一致的。杜勒斯获准继续进行“日出”行动后，便立即要求格韦尔尼茨带那两名德国密使搭乘汽车和飞机前往位于卡塞塔附近的亚历山大司令部。起初，文纳少校和冯·施韦尼茨中校反对盟军提出的无条件投降条款，但是，在一次长达一夜的私下会谈中，他们被格韦尔尼茨说服了：每耽搁一分钟都意味着额外的损失与牺牲。
尽管如此，施韦尼茨仍然坚持给冯·菲廷霍夫上将发了一封电报，简要介绍了这些条款。可是，直到4月29日，他都没有收到任何回复。于是，施韦尼茨接受了劝说，在投降协议上签了字——定于5月2日中午投降——这样，文纳和他便可以及时把文件带给菲廷霍夫，让他命令前线部队停火。
在苏联少将A.P.基斯朗科出席的这个重要仪式上，施韦尼茨的讲话导致大家一阵惊愕。他说，就个人而言，他超越了自己的权限：“我姑且认为我的总司令冯·菲廷霍夫将军可以接受，但是，我不能对此负全部责任。”现场的见证人们诧异地窃窃私语，但是亚历山大的参谋长威廉·摩根中将毫不犹豫地说道：“我接受。”于是，他代表盟军在下午两点十七分签了字。
第二天，丘吉尔发电报给斯大林：我们应该共同为这次大投降而感到高兴。他的喜悦为时过早。格韦尔尼茨设法把两名德国人带回了瑞士，但却无法让他们穿过边界再去奥地利。因为瑞士政府的最高机关——瑞士联邦委员会，已下令关闭所有边界。秘密谈判在全世界范围内的公开，对一个因严守中立而感到自豪的国家来说，显然是非常难堪的。
这时，艾伦·杜勒斯出现在了舞台上。他不顾外交礼节，在早饭前来到了一名瑞士官员家中。这名官员正在刮胡子，但杜勒斯打断了他，劝他准许德国人过境。最后，4月30日上午十一时，文纳和施韦尼茨终于获准离开瑞士去意大利。他们开着一辆摇摇晃晃的汽车，沿着偏僻的奥地利公路向多洛米蒂山中的博尔扎诺驶去，那里有一个德军指挥部。刚刚下过雪，路上的积雪尚未清除。他们之所以要走这条迂回的路线，是因为据说卡尔滕布鲁纳已封锁了主要公路，目的是阻止有关投降的文件被送到菲廷霍夫手里。
4月27日夜里，沃尔夫赶回了他在意大利的指挥部。他发现，到处都是混乱与踌躇。因斯布鲁克区区长霍夫刚刚通知最近奉命指挥南部所有德国部队的凯塞林，一项条约已在卡塞塔签订。凯塞林命令菲廷霍夫来因斯布鲁克见他。他激动地一再重复道，任何投降都不可能。随即，他当场解除了菲廷霍夫和他的参谋长汉斯·勒蒂格尔将军的职务，并命令他们去位于博尔扎诺东北方向的多洛米蒂山军事撤退区报到，在那里，他们会接到进一步的命令，并可能会被交给军事法庭审判。
菲廷霍夫顺从地动身去了多洛米蒂山，完全对沃尔夫和“日出”行动失去了任何幻想。但勒蒂格尔不愿跟他一起去。他与沃尔夫联手，向德军驻意大利的新任指挥官F.舒尔茨将军施压，逼他和自己同谋。然而，舒尔茨是一名不动声色的职业军官，没有凯塞林的完全同意，他必然拒绝行动。
文纳和施韦尼茨终于在4月30日午夜抵达了博尔扎诺，此时，形势似乎已毫无希望了。投降将在三十个小时后进行，而舒尔茨仍旧不愿认同该条约。沃尔夫和勒蒂格尔一直谈到天亮，最终得出了结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逮捕舒尔茨。早晨七点，他们把这位愤怒的将军和他的参谋长关进了集团军群的中央指挥所——一个宽敞的地下掩体，是用炸药炸开一块巨大的岩石建成的。
舒尔茨被隔离了起来，但是这导致了新的问题。统率两支驻意大利德国部队的赫尔和莱梅尔森将军已被说服参加“日出”行动。但是，他们认为逮捕舒尔茨是对全体军官的一种侮辱，并收回了他们的决定：他们说，在这种情况下，他们既不能服从勒蒂格尔，也不会率他们的部队投降。
中午时分，亚历山大元帅发电报给沃尔夫，催他汇报情况。菲廷霍夫和沃尔夫是否认可在卡塞塔签署的条款？停战是否还是将在5月2日实现？沃尔夫住在设于皮斯托亚公爵宫殿的指挥部，秘密安放在他卧室旁边小更衣室里的一台机器接收到了这封电报。报务员瓦察尔·哈德基——简称沃利——是一个捷克人，他为藏身在这座宫殿里的杜勒斯工作。上个星期，杜勒斯一直吃的是假装为沃尔夫点的食物。
沃尔夫带着一项任务离开了。他要试着与刚刚被他关起来的那个人讲讲理。当然，舒尔茨“被伤得很深”：他刚抵达新指挥部的第二天就遭到了逮捕。循循善诱的沃尔夫花了两个小时的时间，终于使舒尔茨勉强承认，在意大利投降对祖国来说可能是有益处的。“好吧，我们同意。”他最终说道，“我们不会提出个人或官方的反对意见。但是，没有凯塞林的同意，我们不能投降。”
然而，沃尔夫需要的是同盟者，而非中立者：“听我说，我们不要再浪费时间了。现在，德国正岌岌可危，这不是个人的问题。和我一起把这件事情办好吧。告诉您部队的指挥官们，必须严格执行投降的命令。”
舒尔茨虽然没有被彻底说服，但还是给赫尔和莱梅尔森打了电话，他们答应在5月1日晚上六点，前来参加驻意大利德军主要指挥官的会议。沃尔夫自己则打电话给德国驻意大利空军指挥官里特尔·冯·波尔将军。“我的天，我们真的陷入了困境！”波尔惊呼道，“是你把我们大家弄了进来！”
“不，波尔，我没有使你们陷入困境。不管这一步有多困难，我相信，你们会认识到，这是唯一可行的、唯一明智的解决方式。看我的吧。”
“好吧。”波尔叹着气说，“我同意。”
这些将军生性保守，他们不愿意独立行事是可以理解的。同样可以理解的，是集团军群司令部里那些狂热的亲纳粹青年军官的态度。他们刚一得知投降的事，就威胁说要叛乱。勒蒂格尔把他们叫到自己的办公室：继续战斗是愚蠢的行为，他不能再承担这样的责任。
一名年轻上尉向前迈了一步：“那么，长官，您为什么不依照元首的命令放弃指挥权，把它交给一个愿意承担这一责任的部下？”
勒蒂格尔说，他非常了解这道特殊命令。“然而，此时此刻，我认为停火是我更重要的责任，因为通过它，可以避免进一步的无谓流血。上尉，想一想身处前线的同志们命运有多苦难吧。即使在此时此刻，他们中间的一些人仍旧在为丢失的阵地而战斗着。而他们迟早也会面对我刚刚以全体驻意大利帝国武装部队名义而做出的决定。”勒蒂格尔说，他会独自承担做出这一决定的责任，“如果我的能力不再足以承担这一责任的话，我会让你和参谋部知道，上尉。”
六点钟，沃尔夫开始了指挥官会议。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了，他说。离停战的最后期限还剩不到二十个小时。德国驻意大利海军司令的代表海军少将勒维施站在一个角落里，用悲哀的语气一再地说：“海军元帅永远不会同意，看在老天的分上，我们不应该强迫他这么做！”波尔发言说，空军将接受投降。赫尔和莱梅尔森都犹豫了一阵，然后宣称继续战斗是毫无道理的。
现在就看驻意大利最高统帅舒尔茨的了。“我完全同意。”他说道。沃尔夫心想，自己胜利了。然而，舒尔茨接着又说，没有凯塞林的同意，他还是什么都不能做。
人们接通了元帅的电话，但是他不在。半个小时后，他们再次拨打电话，还是没找到他。深邃的掩体里越来越闷，让人很不舒服。八点钟，亚历山大的另一封电报到了：究竟是否同意签字投降？如果不能马上收到肯定的答复，盟军便会重新开始进攻。
沃尔夫回答，他尽量在十点前做出答复。他第三次打电话给凯塞林的指挥部。他的参谋长威斯特法尔将军说，现在不能打扰他。“这是我们最后的机会！”沃尔夫吼道，“但是你和舒尔茨将军都不愿承担责任。有四名指挥官站在这里，要求您给我们权力做必须要做的事。我们谁都没有任何个人野心；我们谁都没打算寻求敌人的保护。我们本来准备维护我们的行动，并且服从元帅的判断。但是，现在必须马上做出决定，否则就会为时过晚，又得继续战斗。”威斯特法尔说，他会跟凯塞林商量此事，半小时后回电话。
十点钟，威斯特法尔仍然没来电话，沃尔夫知道，他必须说服房间里的这些人独立行动了，特别是舒尔茨。“舒尔茨在逃避问题！”愤怒的沃尔夫叫喊道，“这里似乎没人有足够的胆量做出一个独立的决定，即便它关系到上万名士兵的性命，会让数千个德国家庭不幸。所以，这个房间里的其他人必须做出决定。让舒尔茨去干他愿意干的事吧——凯塞林也是！”
所有人都被震撼了，房间里一阵寂静。突然，赫尔将军转向他的参谋长，用权威的语气平静地说道：“给第十集团军的所有部队下命令，明天中午放下他们的武器。”
这是一个转折点。随后，莱梅尔森和波尔也下达了同样的命令。
当晚十点，沃尔夫发电报给亚历山大，说停火将按计划实施。不过，他的话里有一种暗示，但他自己却没有感觉到。他知道，凯塞林和舒尔茨还是有可能破坏投降。一个小时后，有人冲了进来：电台刚刚广播了希特勒的死讯。解脱的泪水涌上了沃尔夫的眼睛。现在，凯塞林和舒尔茨不再受他们对希特勒所发的誓言束缚了。但是，希特勒之死对舒尔茨产生了一种出乎意料的效果。“先生们，”他高声说道，“迄今为止，我一直逆来顺受！我有保留地同意了你们的决定，并试图对这一逆境泰然处之。但是，不要忘记你们今天早晨对我的恶言中伤，而且尽管如此，我仍给予了你们道义上的支持。我准备同意你们的意见，但我是被迫服从的。元帅对我说，他信任我，而我不能滥用他的信任。我不能这样做，也不可能这样做——你们必须明白这一点。”他的脸涨得通红，“你们怎么敢来这里威胁我？马上给我出去！”他指着门，“我厌倦了这一切！我仍然是这里的最高统帅。如果你们选择走你们自己的路，那很好。但那是你们自己的责任。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指望我也这么做！”
沃尔夫冲出房间，赫尔、莱梅尔森和波尔跟在他身后。两个主出口旁都站着全副武装的卫兵，沃尔夫害怕遭到逮捕，于是带着这支队伍通过一条秘密隧道回到了自己安全的指挥部。
沃尔夫的怀疑是完全有依据的。午夜刚过，一封电报便到了，命令逮捕勒蒂格尔，而他已经通过隧道独自逃跑了。“继续战斗。”凯塞林宣布。希特勒的死显然并没有改变任何事情。
波尔、莱梅尔森和赫尔断定，还是待在自己的指挥部里更安全，并力劝沃尔夫和他们一起走。但沃尔夫想留在宫殿里，如有可能，还要挽救“日出”行动。他命令可靠的党卫军部队在周围防守。但他又有新的担心，卡尔滕布鲁纳也许会派奥托·斯科尔兹内带一支空降兵突击队来逮捕他。(1)于是，他命令七辆坦克在大门前排成一排，随时准备保护自己。
他不知道凯塞林究竟是怎么打算的：他可以撤销关于投降的命令；也可以逮捕所有的阴谋者，把他们当作叛徒枪毙；他还可以置之不理，默认投降。
没过多久，沃尔夫就得知了凯塞林的确切想法。5月2日凌晨两点，凯塞林在电话里吼道：“你们怎敢没有命令就擅自行动？”
沃尔夫提醒凯塞林，一个多月前凯塞林就已经知道了这一密谋。“如果您那时就能和我们一致行动，本来可以少流许多血，也可以避免很多破坏。”沃尔夫说，他可以为凯塞林的所有部队争取到同样的投降条件。“我只需要发个信号，一切就都解决了。而且，您似乎忘记了，您从一开始就置身其中。您知道一切关键的事情，而现在，您却弄走菲廷霍夫，在我们背上捅刀！”沃尔夫说，必须尊重在卡塞塔达成的协定；他坚信，历史将会证明他们是对的，“只有听从我的建议才是正确的。您似乎没有认识到事情的重要性。”
凯塞林打断了他；他不再生气，但是非常激动：“你的意思是，你与英国人和美国人达成了协定，要帮他们打铁托和俄罗斯？”
“元帅先生，我不知道您是打哪儿来的这种荒谬想法。这根本不可能！”沃尔夫解释说，他只是通过谈判达成了一个单纯的军事投降协定。“我设法挽救了很多我们的人。他们不会去西伯利亚、北非或上帝才知道的什么地方。我还可能为无数其他人做同样的事。”继续一场必败的战斗是没有责任感的表现，“尤其是现在，元首之死已经公之于世，您也从您的誓言中解脱出来了，因此，您必须拒绝再向另外一个人发誓。忠诚的誓言是不能转移到任何地方的。我对海军元帅邓尼茨丝毫不感兴趣。我认为自己对他毫无责任。对我来说，邓尼茨狗屁不如。如今，不管是谁在继续战斗，他都纯粹是一个战争罪犯。”
他终于说完了，而凯塞林又抱着同样的激动与他争论了起来。两人的密切关系只是让这场争论更为激烈。双方互相大吼大叫，直至筋疲力尽。接下来，威斯特法尔和文纳继续争论。这场激烈的对话进行了整整两个小时，当它终于结束时，沃尔夫头昏脑涨地坐了下来。
四点三十分，电话铃又响了。是舒尔茨。怒气冲冲的沃尔夫刚要说“我对你的想法毫不在乎”，这位驻意大利最高统帅却宣布说，凯塞林刚刚打电话给他，允许他批准投降。
为了听到这些话，沃尔夫曾几次冒险前往瑞士，差一点在科莫湖畔被游击队抓获并击毙，并直面过希姆莱和希特勒的狂怒。此外，他还卑躬屈膝，被迫逮捕过一个同僚，并多次遭到辱骂。然而，成功却让他兴致突降；这一刻，他毫无感觉。他告诉沃利发电报给亚历山大，说“凯塞林也接受了条件”。随后，他便扑到床上睡着了。
(1)得知这件事时，斯科尔兹内讽刺地说：“要是认为这些党卫军成员会跟我打，那才荒谬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