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敌人从东西两侧推进德国领土，越来越多的德国人终于明白了，他们不可能赢得这场战争。进行有条件投降的尝试越来越多。从希姆莱到格恩格罗斯，很多人出于不同的动机，都卷了进来。
3月1日，一个国家元首也企图同西方谈判：这就是贝尼托·墨索里尼。墨索里尼派他的儿子维托里奥给米兰的舒斯特大主教带去了口信。大主教要求见到书面文件。于是，3月中旬，小墨索里尼带着一份名为《国家元首的谈判建议》的文件再次来到米兰。在这份文件中，墨索里尼提出向盟军最高司令部投降，“以免给意大利北部人民带来更多的苦难，并保护仅存的工农业财富免遭彻底毁灭……”，从而挽救他的国家于共产主义的统治之中。如果能够达成谅解，“当前专门审判法西斯党员的罗马法庭”就不会去迫害那些曾向意大利法西斯共和国宣誓效忠的人，墨索里尼会进一步答应解散法西斯共和党。
梵蒂冈对投降感兴趣有三个原因：它希望使意大利北部人民不用忍受德国人和法西斯分子最后的绝望挣扎带来的恐怖；保存国家的工业设施；阻止共产党人夺取政权。几个月以来，多尔曼上校一直在代表沃尔夫将军同舒斯特大主教讨论和谈的可能性。大主教是沃尔夫与梵蒂冈沟通的渠道。大主教曾答应，如果德国人不破坏意大利北部的工业设施，他就会充当沃尔夫和意大利游击队之间的调停人。
舒斯特大主教通过驻伯尔尼的教廷大使向盟国转达了墨索里尼的提议，但是，直到4月6日，墨索里尼还是没有收到答复。然而，当天他读到了一则来自瑞士的报道，获悉了另一个寻求和平的行动。当然，这就是“日出”行动。这篇报道与事实非常接近。
星期三（4月4日），驻米兰德军接到命令，不得离开营房。据新法西斯和纳粹圈子的人说，这项措施与旨在解决驻意大利德军命运的谈判有关。游击队运动的两名成员获释，并被送往边界。据说他们随身携带着明确的提议。两人之一名为费卢西奥·帕里，是解放北意大利全国委员会的军事部门首脑。帕里被捕于米兰，并被党卫军关押在维罗纳。
墨索里尼迷惑不解，心烦意乱。他召来了德国驻意大利大使鲁道夫·拉恩博士，要求他做出解释。拉恩当然知道并赞成“日出”行动，但却佯装不知。他告知沃尔夫，这位意大利领袖非常不安。
第二天，拉恩和沃尔夫打电话给加尔达湖畔大本营里的墨索里尼。这位领袖开始详细介绍他的一个计划。他准备在科莫湖以北的瓦尔泰利纳山区进行最后的死守。沃尔夫忧心忡忡地听着。这样一个行动会危及“日出”行动。他告诉墨索里尼，在瓦尔泰利纳设防毫不实际，并建议他“在我们附近活动”。
盟军于1943年7月打进意大利之后，法西斯领导人发动了政变。他们逮捕并废黜了墨索里尼，让维克多·伊曼纽尔国王重登王位。9月份被斯科尔兹内营救出来后，墨索里尼在意大利北部的加尔达湖畔建立了一个新的法西斯共和国政府。但是，他只不过是希特勒的傀儡，因为德国部队控制着整个地区。现在，元首和墨索里尼之间出现了一条深深的裂痕。墨索里尼的最后一线希望是为这场灾难性的战争寻求某种“意大利解决办法”。因此，他甚至从未向希特勒报告过在瑞士进行的和平谈判。(1)
1945年4月11日，墨索里尼收到了梵蒂冈的一封来信，信中说盟国已断然拒绝了他的提议。墨索里尼顿时觉得万念俱灰。
自从希特勒发动阿登战役这一搏失败以来，墨索里尼变得格外狂躁，“他纯粹是靠梦想活着，一直生活在梦境之中”。他年轻的通俗文化部长费尔南多·梅扎索马说：“他与现实没有一丁点儿的联系。他在一个他为自己臆造出来的世界里生活和行动，一个完全虚幻的世界。他活在时间之外。他的反应，他的欢乐和沮丧与生活从未有过任何关系。它们都是莫名奇妙突然产生的。”
当伊瓦诺·福萨尼在加尔达湖中的一座小岛上采访这位领袖时，墨索里尼似乎处于半疯癫状态。“如果现在是夏天，”他对这名记者说，“我会脱掉大衣，像个精力充沛的孩子一样在草地上打滚。”福萨尼将这一冲动的幻想归因于如下事实：墨索里尼的卫兵、部长，他喋喋不休的夫人多娜·拉凯莱，以及哭哭啼啼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暂时不在他的身边。
他谈及自己的错误，但是又指责其他人犯的错误更大。英国采取了“残忍的外交政策”，而希特勒又不听他的劝告，入侵了俄国，是这些迫使他卷入了战争。他猛烈抨击国王、反动宫廷、总参谋部，以及自私的工业和财政集团。然后，他平静而悲伤地坦承，自从在王宫被捕之后，他一直都被监禁着，“我对自己的命运不抱任何幻想。生命仅是永恒之中的短短一瞬。战争结束之后，他们会朝我吐口水，但是以后，他们可能会来把我擦干净。那时我将微笑，因为我会同我的人民握手言和。”
另一名记者玛德莱娜·莫勒觉得他看上去很像一名罪犯，因为他脸色苍白，脑袋剃得精光，两颗黑眼珠毫无生气。他似乎不只是顺从，甚至还有些低声下气。“你想知道些什么？”他问道，“我记得七年前你到过罗马。当时，我是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而现在，我已经过时了……今天早晨，一只小燕子被困在了我的房间。它拼命地飞来飞去，最后精疲力竭，掉在了我的床上。我小心翼翼地捧起它，这样就不会把它吓着。我拔出窗户插销，然后松开了手。起初，小燕子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它四下看了看，然后便张开翅膀，愉快地轻啼一声，飞向了自由。我永远不会忘记那声愉快的鸣叫。但是，窗户永远不会为我打开，除非是让我走进地狱……
“是的，夫人，我完了。我的星辰已经落入了尘埃。我仍旧在工作，但我知道一切都只不过是闹剧。我在等待这场悲剧的结局，却奇怪地置身其外。一年来，我感觉很糟糕，除了流食没吃过别的。我不抽烟，不喝酒……总之，也许我是注定了要为我的人民指明道路。可是，你是否听说过一位谨慎而精明的独裁者……
“痛苦如此漫长。我就像风暴中一条船上的船长。船只遇难了，我发现自己坐在一艘本无法控制的木筏上，正在波涛汹涌的海洋上漂流。再也没人听得见我的声音。但是，可能有一天，全世界都将聆听我的声音。”
4月13日夜里，希姆莱打电话给沃尔夫，命他“火速”返回柏林报到——他刚刚获悉这名属下一再尝试进行和谈的事。沃尔夫答应立刻就去。随后，他仔细考虑了一番，写信给希姆莱说，他不能去柏林。
次日，希姆莱打了两次电话，再次命令沃尔夫到柏林来。沃尔夫置之不理，若无其事地参加了墨索里尼在加尔达湖畔召开的每日会议。这位意大利领袖仍然想在瓦尔泰利纳进行最后的顽抗，但是，几乎所有与会者都表示反对。鲁道夫·格拉齐亚尼元帅——意大利军队总司令，一位上了年纪的白发老人——嚷得最凶：就算有可能，如果没有取得德国盟友的完全同意，就把他的部队从前线调回来，那简直太可耻了。
“没人必须去瓦尔泰利纳，”墨索里尼平静地说，“你们每个人都应该为自己做出决定。”
会后，沃尔夫再次试图劝阻墨索里尼去瓦尔泰利纳。
“我还有什么其他牌可出？”墨索里尼问道。
“放弃你的社会主义计划，与西方资本主义讨价还价。”
“太棒了！”领袖回答。沃尔夫觉得他很认真。
“只要耐心一点。”沃尔夫说。他警告墨索里尼，不要再通过舒斯特大主教做任何和谈的准备工作。
沃尔夫或许已经暂时稳住了墨索里尼，但他自己的问题却日益增多。他该如何应付希姆莱要他飞去柏林的命令呢？他发电报给杜勒斯征求意见。杜勒斯通过帕尔里利警告他，不要去柏林，并且建议他立即带参谋部和家人到瑞士去。
尽管如此，沃尔夫仍然决定冒险前往柏林，面见希特勒和希姆莱。4月16日晚上——朱可夫对柏林发起总攻那天——沃尔夫在首都以南约十六英里处的一个机场降落。格布哈特医生在那里等着他。谨慎的希姆莱想让格布哈特试探一下沃尔夫。格布哈特把沃尔夫带到地下掩体附近的阿德隆酒店，两人在那里过了夜。次日上午，他们驱车来到疗养院，同希姆莱共进午餐。午餐结束之时，沃尔夫已经让希姆莱相信，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希特勒的愿望。
这时，卡尔滕布鲁纳闯了进来，说他必须同希姆莱单独谈谈：他刚刚收到一名特工发来的电报，说沃尔夫与舒斯特大主教正在进行秘密谈判，并且可能在几天后签订意大利全线停火协定。
沃尔夫又被叫回房间，希姆莱愤怒地指责了他。
“我从未亲自同舒斯特大主教进行过关于投降的谈判！”沃尔夫发誓说。这是真的；他一直将该责任委派给一名部下。他的愤怒非常真实，以致希姆莱开始动摇了。但是，卡尔滕布鲁纳却没有这么轻信。他们争论了一个小时。希姆莱一会儿相信这个，一会儿又相信那个。沃尔夫想，这就像是在拔河，而希姆莱就是那根绳子。他很纳闷，这个优柔寡断的小个子怎么竟然曾是他所崇拜的英雄呢？
最后，沃尔夫要求他们一起去柏林，当着元首的面洗清卡尔滕布鲁纳对他的指控。当然，希姆莱拒绝前往。沃尔夫一再坚持，至少要让卡尔滕布鲁纳跟他去。他若有所指地说道，他准备告诉元首，希姆莱和卡尔滕布鲁纳已收到了关于在瑞士进行谈判一事的详细报告——而希姆莱特地禁止他向元首报告有关谈判的消息。他希望，在元首得知此事时，卡尔滕布鲁纳能够在场。
这是要挟，他们三人都清楚。但是卡尔滕布鲁纳没有被吓住。他说他会去地下掩体，而这听起来就像是在恐吓。4月18日凌晨一点，两个死对头出发了。整整两个小时，他们肩并着肩，一言不发，车厢里一片难堪的寂静。但是，就在他们走进地下掩体之前，沃尔夫说了几句话，把卡尔滕布鲁纳气得脸都白了：“如果你向元首复述你的特工发来的消息，那么，我不会孤身一人上绞架。你和党卫军全国领袖会在我身边一起被绞死！”
他们在走廊里遇到了希特勒。“啊！你来了，沃尔夫，”希特勒惊讶地说，“太好了！请等一下，等情况报告会开完。”
凌晨四点，会议室的门开了，菲格莱因招手示意沃尔夫进去。希特勒十分冷淡，开口便直奔主题。“卡尔滕布鲁纳和希姆莱已经告诉我了，你在瑞士与杜勒斯进行了谈判。”他迈步走近沃尔夫，两眼盯着他，“是什么让你公然无视我的权威？作为驻意大利的党卫军指挥官，你只熟悉政治和军事总形势的一小部分。我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向每一位指挥官介绍其他战场的战况，或者政治形势。你要承担多么重大的责任，你明白吗？”
“明白，元首。”
“是什么让你这样做的？”
沃尔夫提醒希特勒，他们在2月6日与里宾特洛甫举行过一次会议：“您在会上听到了我提出的建议，如果不能确定那些秘密的特殊武器可以及时制造出来，那么，我们就应该开始同盟国谈判。”
他飞快地说着，谁都没有打断他。他始终直视着元首的眼睛，一刻也没有移开——他觉得，如果他移开自己的视线，就会把命丢掉。沃尔夫说，他把元首在那次会议上明显的赞成态度解释成了“祝福”，因此，他便相应地采取了行动。他解释道，由于没时间请示柏林，3月8口，他自作主张地会见了杜勒斯，随后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现在，我欣喜地向您报告，元首。通过杜勒斯，我已成功地与总统、丘吉尔首相和亚历山大元帅取得了联系。我请求您给我进一步的指示。”
他说完之后，希特勒又盯着他看了一会儿。“好，”他终于说道，“我接受你的建议。你太幸运了。如果你没能跟他们取得联系，我就会像抛弃赫斯那样抛弃你。”(2)
沃尔夫如释重负，向希特勒介绍了粉饰一番之后的瑞士谈判的情况。他强调指出，鉴于当前的军事形势与俄国的态度，无条件投降不可避免。
“好吧，我会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希特勒说，“但是我得先睡一会儿。”
傍晚，他们在空袭的间隙又会了一次面。希特勒决定去呼吸一下新鲜空气，叫人拿来了大衣。他与沃尔夫、卡尔滕布鲁纳和菲格莱因一边在总理府花园的废墟中间漫步，一边继续讨论。
“我考虑了今天上午你提出的问题。”希特勒开口说道，但他很快又改变了话题。他首先描述了他为保卫柏林而建立的纵深配备的反坦克系统。每天都有两百五十辆俄国坦克被击毁，他说。即使是红军，也无法承受这样的损失。他们的进攻很快便会停止，但他承认，俄国部队和英美部队最终会在柏林以南的某地会师。他声称，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上同意让俄国人进入欧洲，但是，他确信俄国人不会止步于预定的位置。
“然而，美国人不可能容忍这种情况，因此，他们不得不用武力击退俄国人。到那时，”希特勒忽然停了下来，用锐利而得意的目光盯着沃尔夫，“到那时，人们会花大价钱来请我参加决战——帮助这一方或那一方！”他说，他可以在柏林坚守至少六周，甚至八周，顶住东方和西方的攻势，“在这段时间里，这一冲突定会爆发，然后我便可以做出决定。”
沃尔夫张口结舌：“元首，在这样一场战争中，您应该站在哪一边还不清楚吗？”
希特勒再次转向沃尔夫。稍加思索之后，他说：“谁给我好处最多，我就站在谁那边。”他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抬头望向天空，“或者帮助首先同我建立联系的一方。”
沃尔夫心目中的所有英雄都一个一个地倒下了。“这场西欧诸国讨伐本世纪的新成吉思汗的战斗”怎么了？他想，昔日的理想主义哪里去了？
希特勒继续说道，由于罗斯福总统去世，盟国的队伍很可能分裂。
“没错，元首，”沃尔夫说，“但是，难道没有人向你报告，我们头顶上每天都盘旋着一万五千架次到两万架次的飞机吗？每一天，每一个小时，”他几乎是在“不可宽恕”地说着，“都有生命和财产损失。难道我们不应该考虑一下这个问题吗？”
“我不能允许自己因为这些报告而软下心肠。”希特勒草率地答道，必须做出最终决定的人不能让自己被战争的恐怖吓倒，“因此，按我说的做：乘飞机回去，代我向冯·菲廷霍夫将军问好！”
他的情绪变了，开始自言自语似的说道：“如果我领导的这场德国人民的决战最终失败了，那么，德国人民就不配存在。”这个来自东方的种族将证明自己在“物种上的优越性”。到那时，除了“英勇地倒下”之外，别无事情可做。他抬起头，恍惚地看向沃尔夫，突然，他的乐观情绪又回来了：“回意大利去，同美国人保持联系，但是，要看看是否能争取到更好的条件。尽量拖延一下，因为建立在这种含糊不清的许诺之上的无条件投降实在荒谬。”
一个仆人走到他们面前，说道：“元首，晚间情况报告会的时间到了。”
沃尔夫认为墨索里尼被稳住了，其实他错了。这位意大利领袖正准备去米兰，隐约地希望通过与民族解放委员会（游击队）或西方同盟国谈判，寻求结束这场战争的“意大利解决办法”。如果不行，他总归还是可以去北面的瓦尔泰利纳，进行最后的防守。“最终，”他对格拉齐亚尼元帅说，“法西斯主义将在这样一个地方英勇地倒下。”
那天，当多恩·潘西诺神父来看他时，他仿佛有些不祥的预感似的说：“现在向我告别吧，神父。谢谢你为我做的祷告。请你继续为我祈祷，因为我需要它们。我知道，我就要被枪毙了。”
太阳落山时，他在费尔特里内利别墅的花园里同他的妻子告别，也跟他的姐姐埃德维杰说了再见。他还说，他已准备好“进入死亡的无边寂静之中”。然后，他带领一支小车队动身去了米兰。
4月20日，沃尔夫返回了他的指挥部。不管希姆莱(3)和希特勒有何意见，他都比从前更加坚定了在意大利无条件投降的决心。经过相当激烈的争论之后，凯塞林的继任者冯·菲廷霍夫将军终于同意派两名军官去亚历山大的司令部，进行关于投降的谈判。
讽刺的是，此时杜鲁门和丘吉尔刚刚做出了决定，要停止与沃尔夫或其代表的进一步接触，以避免同斯大林产生更多的摩擦。当天晚些时候，联合参谋部给设在那不勒斯附近的陆军元帅亚历山大的司令部发出了一封电报：
……非常明显，至少在目前，驻意大利德军总司令（菲廷霍夫）并未打算按照我们能够接受的条件，让他的部队投降。
在这种情况下，考虑到这个问题在我们同俄国人之间引起的错综复杂的新困难，我们两国政府决定：美国战略情报局应该立即停止与德国密使的接触。美国参谋长们应据此要求战略情报局。
你应该视此事为已经结束，并且照此通知俄国人……
4月23日，沃尔夫带着他和菲廷霍夫亲自挑选的两个人秘密穿过了瑞士边界，准备协商投降条件事宜。菲廷霍夫的代表是维克多·冯·施韦尼茨中校，此人的祖母是美国第一任联邦首席大法官约翰·杰伊的直系后裔。沃尔夫选的是文纳少校。此刻文纳正穿着这位党卫军将军的软呢格子猎服。
三人由魏贝尔少校和胡斯曼博士护送到了卢塞恩。但是，直到他们在魏贝尔家安顿好，魏贝尔才透露说，盟国已终止了一切谈判。几乎和德国人同样愤慨的魏贝尔试图安抚他们。最后，他打电话给杜勒斯：“我们的局势非常棘手！如果不能恰当地处理好这件事，那么，我们就会被人嘲笑几百年。”
杜勒斯重申，他接到了严格的命令，不准再同沃尔夫进行任何接触。“可是我们恰恰不能这样做，”魏贝尔对其施加压力，“德国代表已经到了，准备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可是盟国却不想见他们！看起来你们似乎是想通过杀人来结束战争。”杜勒斯终于让步了：他会发电报给亚历山大，让他请求联合参谋部允许杜勒斯同沃尔夫恢复“接触”。
但是，魏贝尔无法确定，在收到积极的答复之前，他能否把这三位客人留住。第二天上午，他们像关在笼子里的老虎一样走来走去。沃尔夫说，他必须立刻回自己的司令部，因为军事形势发生了突变。几个月来，博洛尼亚以南的哥特防线战事寥寥。这条防线从利古里亚海延伸到亚得里亚海，由二十五个德国师和五个意大利法西斯师防守。但是，马克·克拉克中将的第十五集团军刚刚发动了大规模进攻，想夺取博洛尼亚，渡过波河，并且已经突破了德国—意大利法西斯的防线。现在，克拉克已经占据了有利地形，可以出动坦克，穿过波河河谷的平原，毫无阻碍地长驱直入。
更糟糕的是，沃尔夫收到了一封希姆莱发来的电报。电报十万火急，沃尔夫不得不从瑞士边界魏贝尔的家中给他打去电话。希姆莱说：
坚守意大利前线，并保证其完整无损，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停止进行任何谈判。
然而，沃尔夫对魏贝尔说，他仍然希望圆满完成“日出”行动。不过，随着时间慢慢逝去，意大利南部的盟军司令部始终没有任何答复。
沃尔夫的处境甚至比他自己意识到的还要糟糕。他一直在与民族解放委员会谈判德国投降一事——但这些谈判只不过是烟幕弹，期望能在“日出”行动成功之前，稳住游击队员。
沃尔夫带领两名密使进入瑞士那天，舒斯特大主教警告多尔曼上校，除非沃尔夫本人立即前来米兰，否则，与游击队员的一切接触都将被切断。多尔曼打电话给沃尔夫，向其报告这一最新的危机。沃尔夫指示他“拖延时间”，并告诉舒斯特大主教，自己接受游击队员的条件，并将“尽快”去米兰。
舒斯特大主教告诉多尔曼，他安排在三天后，即4月25日，与游击队员会面。地点在米兰的大主教府。沃尔夫必须出席这次会议。
大主教还要求墨索里尼参加这次会议，但墨索里尼还没有决定自己的行动路线。人们给他提供了六七种逃跑的办法，包括开飞机送他和克拉拉·贝塔西去西班牙，但他始终无动于衷。
在大主教府举行会议那天上午，格拉齐亚尼元帅试图取得墨索里尼的许可，让他把在克拉克的攻势面前节节败退的部队撤至北方的新阵地，但是墨索里尼拒绝讨论这一问题。他说，他六点钟与舒斯特大主教有个约会，他要向民族解放委员会投降，以“避免军队受到更大的损失”。
午后，墨索里尼走出他设在省政府里的总部，登上一辆破旧的高级汽车，准备前往大主教府。正在这时，工厂的汽笛长鸣，宣告大罢工开始了。游击队员公开地列队走上了街道。这位意大利领袖要出去一事，甚至都没告诉他的保镖——党卫军中尉弗里茨·比策尔。在最后关头，比策尔冲到了院子里，勉强挤上了汽车。汽车缓缓开动，他摇摇晃晃地竭力稳住身子，因为他的半个屁股坐在领袖的膝盖上。
当墨索里尼走进大主教府的接待室时，舒斯特大主教感觉自己看见了“一个被巨大灾难吓呆了的人”。大主教试图使他振奋起来，但他始终无精打采，不愿说话。大主教请求他投降，以免使意大利遭到无谓的破坏。但是墨索里尼说，他要率领三千名黑衫党党员在瓦尔泰利纳战斗到底。
“领袖，”大主教说道，“别再抱任何幻想了。”他暗示说，这个数字应该是三百。
“可能要多一点。”墨索里尼答道。然后，他又微笑着补充说，“尽管不会多很多。我没有抱任何幻想。”
当大主教提醒他想想拿破仑垮台时的情况时，墨索里尼那疲倦的眼睛里突然泛起了生气：“我的百日帝国同样即将灭亡。我必须像波拿巴那样听天由命。”
游击队的三名代表被带进了房间：民族解放委员会的高级军事代表拉法埃莱·卡多尔纳将军、笃信基督教的民主党律师阿塞莱·马拉扎，以及共和党（或行动党）的一名工程师里卡多·尤巴迪。新来的这几位吻了吻大主教的戒指，然后被介绍给了墨索里尼。墨索里尼微笑着快步走到他们面前，向他们伸出手。代表们局促不安地同他握了握手。
当满头银发的格拉齐亚尼元帅在墨索里尼的两名部长陪同下大步跨进客厅时，气氛变得越发尴尬。大主教指向房间中央的一张椭圆形大桌子，说道：“我们都坐过去好吗？”
“好，”墨索里尼急躁地说，“你们有什么建议？”
“我得到的命令简单明确，”游击队的发言人马拉扎说，“我只需要求你投降，并且接受你的投降。”
墨索里尼心生不快：“我不是为了这个来的！我只知道，我们要在这里开会讨论条件。我为什么来这里？为了保护我的手下、他们的家人，以及法西斯民兵。我必须知道他们将面临什么。我的政府成员的家人必须得到保护。此外，我还听说会把民兵作为战俘交给敌人。”
“这些只是细枝末节。”另一名游击队员插话说，“我相信我们有权决定这些问题。”
“太好了，”这位意大利领袖说，“这样的话，我们就可以达成某种协议。”
格拉齐亚尼将军跳了起来。他说：“不，不行，领袖！请让我提醒你，我们对我们的盟友负有责任。我们不能抛弃德国人，不能单独进行这种有关投降的谈判。不经德国人同意，我们不能签署任何协议。我们不能忘记责任和荣誉的规则。”
“恐怕德国人并没有被这种顾忌所困扰。”游击队将军卡多尔纳说道，“在过去的四天里，我们一直在跟他们讨论投降条件。我们已经就所有细节达成了一致意见，随时都会签订条约。”
马拉扎注意到墨索里尼脸上掠过一丝痛苦的神情。他问：“德国人没有通知你的政府吗？”
“不可能！”这位意大利领袖吼道，“把条约给我看看！”
当然，墨索里尼其实了解很多，但在与会者们看来，他的惊讶与愤怒似乎很真实。“德国人背着我干这种事！”他跳了起来，宣称在与德国领事交涉之前，他不会采取任何行动，“这一次，我们可以说，是德国背叛了意大利！”
他威胁说要对全世界发表广播讲话，谴责德国人，然后便咚咚地走出了客厅。
最后，墨索里尼终于做出了决定。在省政府，他用手指戳着一张地图喊道：“立刻离开米兰。目标科莫！”
他身穿法西斯民兵的制服，大步迈上走廊，他的部长们紧跟在他身后。一位部长求他别再去大主教府，另一位想确定他会留在米兰，还有两位建议他飞往西班牙，而几乎是与此同时，又有一位大叫道：“别去！领袖！”在这期间，他的秘书一直在他眼前挥舞着一沓文件，要他签字。这简直像是诙谐歌剧里的一幕。
墨索里尼肩挎冲锋枪，两只手里各拎一个塞得满满的公文包。他拥抱了两位老同志，然后大声叫道：“到瓦尔泰利纳去！”
晚上八点左右，墨索里尼的随行人员——包括格拉齐亚尼元帅和德国卫队——分乘十辆汽车在一片狂乱的告别声中开出了院子，向北面的科莫驶去。
“我们去哪儿？”一位部长问另一位。
“上帝才知道，也许是去地狱。”
在一辆挂着西班牙牌照的阿尔法-罗密欧上，坐着克拉拉·贝塔西。“我听任命运摆布，”她给一位朋友写道，“我不知道会在我身上发生什么，但是我不能质问我的命运。”
在卢塞恩，沃尔夫仍然没有收到杜勒斯的回音。他告诉魏贝尔，他不能再留在瑞士了。克拉克正在向意大利北部继续深入，而游击队则要求在米兰一决生死。此外，多尔曼还报告说，墨索里尼行动诡秘，不知道在干什么。
午夜前后，沃尔夫从基亚索穿过边界，回到了意大利。由于旅途劳累，他决定在科莫湖西岸的党卫军边防警察总部洛加特利别墅过夜。他正准备上床，格拉齐亚尼元帅突然闯了进来。他在科莫逃离了墨索里尼一伙，想寻求党卫军的保护。
格拉齐亚尼元帅的到来给了沃尔夫一个意料之外的机会，他想说服这位老人，让他相信率部投降是拯救意大利的最佳方式。起初，格拉齐亚尼严词指责他背叛领袖，但是沃尔夫反驳道，他一直在为意大利的利益着想。他的话非常有说服力，最后，格拉齐亚尼元帅拟就了一份文件，授权沃尔夫率意大利的全部军队投降。
在外面的黑暗之中，还有其他一些不把党卫军看作保护者的意大利人。这就是武装的游击队员。他们刚刚得知沃尔夫到了这里，于是便开始悄悄地包围别墅。4月26日拂晓，整个别墅已被牢牢围住。不过，他们忘了割断电话线。
上午晚些时候，魏贝尔少校接到报告，说即将在科莫湖抓到“一条大鱼”。魏贝尔谨慎地询问了几句，便断定了这是沃尔夫。他安排当晚同一个名叫布斯泰利的特工在基亚索车站见面，试图找一个解救沃尔夫的办法。
然后，魏贝尔打电话给格韦尔尼茨。“如果我们不迅速行动，”他说，“沃尔夫就会被杀掉，谈判的事就完了。”
格韦尔尼茨向杜勒斯报告了这个情况。杜勒斯说他很遗憾。他知道沃尔夫有多么重要，但他接到了严格的命令，不能再同沃尔夫接触。“我无能为力。”格韦尔尼茨问，他是否可以得到战略情报局的一名特工唐纳德·琼斯的援助。琼斯的公开身份是美国驻卢加诺副领事。杜勒斯摇了摇头，再次说他已被缚住了手脚。格韦尔尼茨决定自己行动，冲动地说：“我要出去一趟，两三天就回来。”
“再见。”杜勒斯只说了这么一句。但是格韦尔尼茨确信，杜勒斯的眼里闪过了一道光芒。八个小时后，格韦尔尼茨和魏贝尔在基亚索下了火车。让他们大吃一惊的是，琼斯竟然在那里等着他们。“我已等候你们多时了，”他说，“我听说你们想解救沃尔夫。”
魏贝尔很快便发现，琼斯对此事一无所知，只是因为布斯泰利的关系才插手此事。“解救沃尔夫对瑞士来说相当有好处。”魏贝尔说道，假装这与杜勒斯毫无关系。他请求琼斯助他一臂之力，并提醒他，自己曾多次帮过他的忙：“现在，我希望你也帮我一次忙。”
琼斯欣然同意。他们都认为，解救沃尔夫的唯一方法，就是让琼斯大胆地冲过游击队的防线。对于游击队员们来说，代号为“斯科蒂”的他非常有名。他们打电话给洛加特利别墅。令人难以置信的是，电话竟然还通着。他们告诉沃尔夫，很快将有两辆汽车尝试突破游击队的防线去救他。
晚上十点，琼斯的突击小组驱车驶离了基亚索，留下魏贝尔和格韦尔尼茨在一家灯火昏黄的车站小饭馆紧张地等待。琼斯刚进入意大利境内便遭到了射击。他跳下车，站在前车灯的光柱中。
“是斯科蒂朋友！”黑暗中有人叫道。枪声停止了。他们挥手示意“斯科蒂”继续前行。
格韦尔尼茨和魏贝尔在那家饭馆足足等了两个小时，午夜时分，他们紧张得受不了，便步行来到了瑞士海关。在那里可以看到从意大利来的所有汽车的灯光。可是他们什么也看不见，只是不时听到远处传来的枪声。要是琼斯在别墅打起来被人发现怎么办？格韦尔尼茨可以想象出一个标题：美国领事从意大利游击队手中营救德国党卫军将军沃尔夫。更何况现在杜鲁门和丘吉尔已经答应了斯大林，要停止—切谈判！
他们回到饭馆，坐立不安地又等了一小时，然后再次来到边界。意大利那一侧一团漆黑。他们几次听到汽车驶近的声音，然后又渐渐淡去。凌晨两点，几道细弱的光柱突然刺破了黑暗。两辆汽车靠近了边界。是琼斯他们。格韦尔尼茨走向自己的汽车。他打算一看到沃尔夫确实获救，便立刻毫不引人注目地离开。
但是，一个高大的身影拨开人群，径直向格韦尔尼茨走来。那正是沃尔夫。“我永远不会忘记你为我做的事。”他说。格韦尔尼茨决定利用一下沃尔夫的感激之情。他们一起驱车来到卢加诺的一家旅馆。格韦尔尼茨建议沃尔夫给米兰的党卫军指挥官写一封信，命令他停止与游击队作战。
沃尔夫不仅写了这封信，还交出了格拉齐亚尼签署的那份文件。此外，他还答应，要利用自己的影响，阻止对国家财产的破坏，并保护政治犯的生命安全。
格韦尔尼茨问道：“如果希姆莱突然在这里出现，说：‘我要收回指挥权，我要逮捕你。’你会怎么办？”
“如果这样的话，我当然会反过来逮捕希姆莱。”
4月27日下午，沃尔夫独自离开了。他要返回他设在意大利北部的博尔扎诺的新指挥部。为了避免遇到游击队，他不得不从奥地利境内绕行。格韦尔尼茨驱车前往阿斯科纳，想回家睡一会儿，但刚睡着就被杜勒斯打来的电话吵醒了：华盛顿刚刚发来一封电报，允许他同德国人恢复谈判。(4)而亚历山大的指挥部也发来电报，命令他马上把沃尔夫的两名密使送到意大利南部。
(1)几个星期前，在一次“私下谈话”中，希特勒对亲信承认，他与墨索里尼“牢不可破的友谊”可能是一个错误。“事实上，非常明显，同意大利结盟给我们敌人提供的好处比给我们自己的还要多……尽管我们全力以赴，但是，如果无法赢得这场战争，那么，同意大利结盟将成为导致我们失败的原因之一！如果意大利不卷入冲突，倒是本可以帮我们一个大忙。”他说，他仍然对意大利人民保持着“本能的友好感情”，“但是，我真的怪自己没有听从理智的声音。理智曾告诉我，要慎重把握对意大利的友谊。”
(2)希特勒可能是故意误导沃尔夫。如果他说的是真话，那就意味着他已秘密派赫斯去英国了。那样的话，一旦谈判成功，他便可以抢得头功。
(3)几个小时前，希姆莱打电话给沃尔夫，命其不得再前往瑞士，并且威胁地补充说，“为了他们的安全着想”，他已把将军的家人从意大利的布伦纳地区转移到了提洛尔。
(4)显然，在杜勒斯得知此事之前，斯大林便已被告知了盟国政策的这一突然转变。就在前一天，丘吉尔致电斯大林：我们在几天前已与其中断了一切联系的德国使者现在又来到了卢塞恩湖。他们声称可以全权率驻意大利军队投降。因此，我们已经通知亚历山大元帅：他可以允许这些使者去驻意大利的盟军司令部……请您即刻派俄国代表前往亚历山大元帅的司令部。亚历山大元帅有权接受他战线上的大批敌军无条件投降，但是所有的政治问题都将留给三国政府解决……我们在意大利流了很多血，擒获阿尔卑斯山以南的德军是对不列颠民族珍贵的奖赏，而在这一事件中，美国曾经和我们患难与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