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军队和俄国军队会师以后，希特勒帝国被一分为二。南半部如今由凯塞林元帅指挥，其中包括德国东南部，将近半个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的大部分，南斯拉夫西边一角，以及意大利北部。凯塞林的东线顽强抵抗，牢牢地守住了从德累斯顿直到亚得里亚海一线，但西面的整个防御区却濒临崩溃。
德国北半部的局势则更加危险。希特勒把这里交给了海军元帅邓尼茨指挥。这个地区同样幅员辽阔：包括了挪威、丹麦、将近半个普鲁士，以及东部的许多“要塞”。柏林本身也将成为最后一个“要塞”；几个小时后，科涅夫和朱可夫便将完成对这个昔日普鲁士的首都的包围。
4月26日凌晨两点三十分，凯特尔给邓尼茨发了一封电报。邓尼茨正在汉堡以北约五十英里处的普伦，他的司令部设在那里。
柏林战役将成为一场决定德国命运的战斗……你要支援柏林战役……援兵将被空运到柏林市内，并通过陆路和水路开到柏林城前的防线……
半个小时后，凯特尔发电报给舍尔纳。舍尔纳的部队刚好在俄国人和美国人会师的地点以南。
中央集团军群：你部摸清情况后，便从包岑和德累斯顿之间向北发动进攻，以解救柏林……
凯特尔给他们提出的要求都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不过，拂晓时分，柏林即将被解救的谣言传遍了全城。就连目前负责柏林防务的魏德林将军这样讲求实际的人也在日记中写道：“这是充满希望的一天。”
克雷布斯一再打电话给魏德林，每次都有“好消息”：温克集团军即将前来解救希特勒；三个装备精良、兵力强大的营“已经到达”；而邓尼茨则从潜艇训练中心选调了最优秀的军人前住首都。
开始每日巡查之后，魏德林的乐观情绪烟消云散了。在动物园附近巨大的防空控制塔上，新任柏林炮兵司令汉斯·奥斯卡·韦勒曼上校告诉魏德林，他只能通过普通电话与所属部队联系。韦勒曼办公室的墙上挂满了地图，上面详细标明了柏林炮兵的作战范围和最大射程。但是，这些东西毫无用处，因为他没有通信网。韦勒曼说，他只有寥寥数辆用来拖炮的牵引车，而且弹药供应也在日益减少。如果某天每门炮能够分到一颗以上空运来的炮弹，那就真是个幸运的日子了。
魏德林几乎在城里的所有指挥所都发现了类似的绝望情绪。入夜之后，他回到了自己的指挥部，精疲力竭，满心沮丧。他从最近捕获的俘虏口中得知，自己很快便将遭到两三个俄国装甲集团军和至少两个步兵集团军的进攻。他打电话给克雷布斯，告诉他敌人已经从西面、西南和东面攻进了市区，并且正向纵深推进。就连这样也没能吓到克雷布斯，他断言，不出几个小时，温克便能打开缺口。
天黑时，魏德林又在柏林城里巡视。波茨坦广场和莱比锡大街都遭到了猛烈地轰炸，灰尘像浓雾一样从碎砖烂瓦上升起。空无一人的街道上到处都是瓦砾，中间夹杂着巨大的弹坑。要乘车前进非常困难，于是将军下车开始步行。敌人的炮火愈加猛烈，所以他便走进地铁通道，沿着铁轨走到了下一站，那里挤满了惊恐万状的百姓。
无论是否吓破了胆，柏林人仍然满怀希望。温克正赶来救援柏林！随着广播持续追踪报道温克部队的稳定进展，他们的情绪也不断高涨。
然而，事实上，仅有一个军——第二十军正在向柏林挺进。它的任务仅限于赶到波茨坦，为柏林守军的撤退打开一条走廊。而温克集团军的主力则仍在向东推进，目标是救援布塞。
“解救布塞以后，”温克对他的参谋长赖希海姆上校说道，“我们就返回易北河，将我们的部队移交给美国人。这将是我们最后的任务。”英美两国对其部队的空袭莫名其妙地停止了。温克希望，这意味着西方将同他们一起攻击布尔什维克。
在温克东面三十英里处，陷入重围的布塞的第九集团军正缓慢而艰难地向西移动。战士们已经精疲力竭。只有对身边难民的责任心和很快便能同温克会合的希望，仍在支撑着他们继续前进。
最高统帅部发来急件，命令布塞和温克一起向柏林方向发起进攻，布塞置之不理。他的部队是一个巨大的移动“凯瑟尔”（在这里意为“大锅”，指被围的部队，或袋形阵地），如果能同温克会合，就已经是奇迹了。幸运的是，布塞从小就熟悉柏林南面的这片沙土林地，而且他还在这个被称为“恺撒沙箱”的地方受过军事训练。他灵巧地带领部队在丛林中穿行，避开了敌军的轰炸机和坦克。
“凯瑟尔”里面有一个移动的团体——男人、女人、孩子、马匹、卡车、大车、床、缝纫机、干粮箱和行李。奇怪的是，没有人惊慌失措。百姓们知道，虽然他们身陷重围，但毕竟还活着。天气和煦，食物充足，并且他们对军事指挥官完全信任。
“凯瑟尔”里面还有从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突围出来的幸存者。四天前，刚刚晋升为将军的比勒在俄国人的包围圈上打开了一条走廊。这座要塞里的三万名伤员和百姓逃了出来，与第九集团军的主力会合了。
两天来，冯·格莱姆将军一直在试图进入已被包围的柏林，去向希特勒报到。下午六点，他操纵飞机降落在了加托夫机场那弹痕累累的跑道上。在他身后，是著名的试航飞行员汉娜·莱契。和格莱姆一样，她也是一个狂热的国家社会主义分子。小飞机再次起飞，擦着树梢向十五英里开外的帝国总理府飞去。头顶上的天空中，到处都是激烈的空战。突然，机舱底板出现了一个大窟窿，格莱姆颓然倒地。飞机失去了控制，直向地面插去。这时，汉娜从负伤的格莱姆后面伸过手来，抓住了操纵杆。她设法把飞机拉平，然后安全降落在了勃兰登堡门下方那条宽阔的大街上。她截下一辆汽车，把格莱姆搀了上去。
第一个在地下掩体里迎接她的是她的一位老朋友，玛格达·戈培尔。玛格达深情地拥抱了她，然后眼含热泪说道，在这种时刻，还有人勇敢忠诚地来到元首身边，真的让她非常惊讶——除了少数几个人之外，其他人都逃跑了。
汉娜来到医务室。希特勒的私人医生正在照顾格莱姆。格莱姆的右脚被打烂了。过了一会儿，元首进来了，他的脸上流露出感激之情。“知道我为什么叫你来吗？”他问格莱姆。
“不知道，元首。”
“因为赫尔曼·戈林叛变了，他抛弃了我和他的祖国。他背着我和敌人接触——你能看出他有多鬼鬼祟祟吧。”他低着头，双手不住地颤抖。他把戈林发来的电报递给格莱姆。“这是最后通牒，明目张胆的最后通牒！现在，一切都完了。看看我要遭遇些什么：叛变，丢脸；什么样的失望、背叛，我都经历过，可是这次不同以往。”他停住了，无法再说下去。他半闭着眼睛看向格莱姆，用非常低沉的声音说道，“我特此宣布，由你接替戈林的职务，出任空军总司令。我以德国人民的名义授予你这个权力。”
格莱姆和汉娜握住元首的手，恳求允许他们也留在地下掩体，以弥补戈林的欺骗行为。希特勒深受感动，告诉他们可以留下。他说，他们的这个决定将在空军的史册上长久流传。
当晚晚些时候，希特勒把汉娜叫到自己的房间。“汉娜，”他轻声说道，“你也要和他们一样跟我一起死。我们每人都有这样一小瓶毒药。”他把两个胶囊递给她，一个是给她的，另一个是给格莱姆的：“我不希望我们中间任何一个被俄国人抓住，也不希望他们找到我们的尸体。每个人都要负责毁掉自己的尸体，以免留下可以辨认的特征。我和爱娃的尸体将被焚毁。你可以给你自己想个方法。”
汉娜的眼泪夺眶而出：“救救你自己，元首。这是每一个德国人的愿望。”
但希特勒却摇了摇头：“作为一名战士，我必须服从我自己的命令，誓死保卫柏林。”他背着手，在小屋里脚步蹒跚而迅速地踱来踱去，“我原以为，只要我留下，德国的所有士兵都会以我为榜样，前来解救柏林。”他转向汉娜，脸色突然又轻快起来，“但是，我的汉娜，我仍然拥有希望！温克将军的部队正从南面向我们靠拢。他必须，也必将击退俄国人，赢得足够的时间拯救我们的人民。到那时，我们便可以守住了。”
翌日，即4月27日黎明，柏林已被完全包围。最后两个机场——加托夫和滕珀尔霍夫——也被俄国人占领了。可是，一种乐观的情绪却迅速传遍了地下掩体，因为他们刚刚收到温克的电报，宣布他的第二十军已经到达距波茨坦仅有几英里的费尔希。
戈培尔的办公室人员立刻通过广播宣布，温克已经抵达波茨坦，并预测其将很快到达柏林。如果温克能成功到达柏林，为什么布塞不能呢？
“毋庸置疑，形势已经朝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转变，”柏林人被告知，“美国人正向柏林进军。战争的伟大转折唾手可得。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守住柏林，直到温克集团军到达！”当天的战报也顺利广播了，其中透露了进一步的细节：
陆军最高统帅部宣布：“在英勇的柏林战役中，再一次向全世界展示了这场为生存而战的反布尔什维主义斗争。当首都以史无前例的方式自我防卫之时，我们易北河畔的军队已掉头北上，以救援柏林的守卫者。这些来自西线的部队在一条宽广的战线上进行了激烈的战斗，从而击退了敌人，抵达了费尔希。”
温克简直不敢相信，他的确切位置竟被如此公然地泄露了出去。“明天我们一步也无法前进！”他对他的参谋长嚷道。俄国人肯定也听到了这则广播，他们将把所有力量都集中在费尔希。他说，这简直是出卖。
中午的会议结束之后，希特勒在一个矮个小伙子的胸前别上了一枚铁十字勋章。这个刚刚击毁了一辆俄国坦克的小伙子眼圈发黑。他默默转身，来到走廊里，然后便颓然倒在了地上。克雷布斯的两名副官——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和博尔特——被这一场面深深震动，开始抱怨眼下这种难以忍受的局面。鲍曼走到他们身后，亲切地将双臂搭在他们的肩膀上。他告诉他们，希望还未完全破灭：温克已在途中，很快就能解救柏林。“在元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刻，你们留在这里，并且仍然信任他，”他甜言蜜语地说，“在这次战役胜利结束之后，你们将坐拥高官厚禄，这是为了奖励你们的忠诚。”两名副官瞠目结舌，满腹狐疑地看着他。他们“从未听过这样的话”。作为职业军人，他们总是被鲍曼及其手下以极度的猜疑来对待。
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汉娜·莱契都是在戈培尔的套房里度过的。戈培尔似乎无法忘却戈林叛变一事。“这个杂种一贯自封为元首最大的支持者，现在却没有勇气留在元首身边。”他挥舞着手臂，边说边一瘸一拐地在房间里来回走动。他说戈林是无能之辈：他的愚蠢毁掉了我们的祖国，而如今他却企图领导全国，“仅此一点就证明了他从来不是我们的人。他的内心一直非常软弱，是个叛徒。”
他像扶着演讲桌似的抓着椅子靠背，宣称此刻身在地下掩体的人正在谱写德国的历史，他们将为帝国的荣耀而献身，从而使德国之名永垂千古。
汉娜觉得戈培尔太戏剧性了，不过她对戈培尔夫人却只有钦佩。当着六个孩子的面，戈培尔夫人总是情绪饱满。觉得快要控制不住自己时，她就会暂时离开房间。“我亲爱的汉娜，”她说道，“你必须帮我让孩子们离开这个世界。他们属于第三帝国和元首，如果这二者不复存在，他们也就没有活着的意义了。不过你必须得帮我。我最担心的就是自己会在最后一秒钟过于软弱。”
汉娜给孩子们讲她飞行的故事，教他们唱歌。孩子们后来又唱给“元首叔叔”听。“元首叔叔”向他们保证，俄国人很快就会被赶走——明天他们便可以再次在花园里玩耍。
汉娜也去拜访了爱娃·布劳恩。她认为爱娃是个肤浅的女人，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梳妆打扮上。“可怜的，可怜的阿道夫，”爱娃一再念叨，“众叛亲离。哪怕死一万人，也不能让德国失去他！”
丘吉尔和杜鲁门的电话会谈虽然是最高机密，但还是莫名其妙地泄露了出去。美国报纸宣称，据报告，“一些纳粹高级领导人未经希特勒授权，在最高统帅部的支持下”提出在西线投降。没有提及希姆莱的名字，也没有透露消息来源。
当晚，魏德林企图让希特勒认识到，柏林已被完全包围了，而防御圈正在迅速缩小。而且，甚至再也不能通过空运得到补给。他开始谈及百姓和伤员的惨状，但是克雷布斯打断了他，开始了自己的报告。戈培尔的助手瑙曼博士被叫出去接电话，对方通知了他所谓向西方投降的提议。他回到会议室，对希特勒耳语了几句。随后，希特勒急切地低声同戈培尔交谈了起来。
魏德林被打发走了。他来到候见室，发现鲍曼、布格道夫、阿克斯曼、赫维尔、希特勒的副官，以及两名女秘书，都在那里随意地聊着天。在会议室受到挫折的魏德林转向这些人，一股脑儿地把克雷布斯和希特勒拒绝聆听的情况都告诉了他们。他说，他们唯一的希望是尽快离开柏林，不要等到为时太晚。只有外面的部队同时发起进攻接应他们，突围才有可能成功。现在温克已经到达波茨坦附近，所以，他们必须在四十八小时内行动。所有人都赞成他的意见，就连鲍曼也表示同意。
这鼓励了魏德林。克雷布斯一出会议室，他便再次向其提出了这个建议。克雷布斯同样表示接受，并且说道，他可以在第二天晚上向元首详细介绍这个突围计划。
五十英里开外，温克的指挥部里，一名发报员正在给魏德林发一封电报：第十二集团军的反攻在波茨坦以南受阻。部队已陷入激烈的防御战。建议你们向我部突围。温克。
发报员等待对方的确认，但是没有收到任何信号。
在德国北部邓尼茨的司令部里，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正在日记上写一篇长文。实际上，他的日记是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事后剖析。当然，他的观点纯属个人意见，但也反映了许多德国人的看法。这些德国人仍旧渴望为这场已经失败的战争找到一个解决办法。
克罗西克写道：
像戈林这样一个才华满腹、大权在握而又广受爱戴的人，没有在战争中发挥所有这些特质，而是粗心大意，一心热衷于打猎，收藏，这真是可惜……战争期间，他一直躺在空军在战争最初几年为他赢得的功勋之上。他没有及时提供战斗机，致使帝国遭到可怕的空袭，他是此事唯一的罪魁祸首。警告和抗议，他都置若罔闻。由于空军的失败，我们才在军事上输掉了这场战争，因此，戈林必须要对降临在德国人民头上的灾难负责。政治方面的主要责任在于里宾特洛甫。正是由于他的自负与贪婪，才使中立国与我们变得疏远……
其他要负责任的是埃里希·科赫之流。他在东方施行的罪恶的欺骗政策使我们更像压迫者，而非解放者。结果，乌克兰人和俄国其他地区的人民拒绝同我们合作，甚至也不愿同我们并肩战斗。与之相反，他们参加了游击队，与我们进行殊死的战斗。最后，还有鲍曼之流，我认为他是元首邪恶的灵魂，是元首幕后的阴影……鲍曼使党凌驾于一切之上——党甚至可以组织人民冲锋队，这造成了众所周知的后果。党内的对立与竞争加剧了那些庸才对权力的欲望，党员之间的政治分歧开始无止境地扩大……因此，最终大批忠诚勇敢的德国人，像对待解放者一样热烈地欢迎西方的入侵部队。这不仅是因为他们摆脱了轰炸的恐惧，还因为他们摆脱了大人物们制造的恐怖……
国家社会主义的诞生地慕尼黑，仍然是德国南部最重要的城市。4月27日傍晚，这座城市面临着两个威胁：一个来自城外，一个来自城内。帕奇将军的美国第七集团军正迅速逼近慕尼黑，而在该城中心，第七军区司令部内，一小队德国战士正准备从纳粹手中夺取慕尼黑，把它交给盟国。
他们的领导者是一个翻译连的连长鲁普雷希特·格恩格罗斯上尉。1941年的寒冬，他在战争中第二次负伤后，从俄国归来，当上了慕尼黑地区二百八十名翻译的指挥官。从那时开始，他便谨慎地组织了一个抵抗小组。
格恩格罗斯是个高大魁梧的年轻人。他还非常博学，文雅，待人和蔼——对于一个革命者来说最不可能的结合。他出生在中国的上海，但十一岁时，他的全家搬到了慕尼黑。他在慕尼黑大学攻读了法律，然后进入伦敦政治学院，受教于哈罗德·J.拉斯基教授。1939年，他获得了博士学位。
1944年秋，格恩格罗斯将自己的地下组织命名为“巴伐利亚解放行动”。组织以这二百八十名翻译为核心，并继续在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中发展新成员。他定期在家中召开会议。莱奥·霍伊温和奥托·海因茨·莱林是他的两个合作者——跟他一样，他们也是曾在俄国负伤的年轻军官。通过他们的帮助，格恩格罗斯与慕尼黑的一些类似的集团建立了联系。这些集团的成员包括律师、教授、法官、市政府官员、医生和牙医。
除了自己的翻译连之外，格恩格罗斯目前还控制着其他几支小部队，以及爱克发、斯坦海尔和库斯特曼(1)工厂的工人。但是他知道，要夺取城市还是非常困难的：他必须逮捕慕尼黑区长、凯塞林的参谋长，以及巴伐利亚的帝国最高行政长官弗朗茨·里特尔·冯·埃普将军，还要占领电台和报社。
这是一个复杂的计划，但是格恩格罗斯坚信，如果能得到帕奇将军的配合，他一定可以成功。他已经派出两名信使去帕奇那里，通知他自己即将进行暴动，请他停止对慕尼黑的一切空袭，以使暴动的最后准备工作更加顺利地完成。空袭真的停止了，格恩格罗斯相信帕奇已经了解了他的计划，一旦“巴伐利亚解放行动”夺取了慕尼黑，并且宣布其为不设防城市，帕奇便会立即进入该城。
4月27日晚上，格恩格罗斯坐在营房内他那潮湿闷热的卧室里陷入了沉思。一名文员正在用打字机打出最后的命令。通知已经发往外围地区，“打野鸡”军事行动将于次日凌晨两点开始。
几个月来，格恩格罗斯以及他的家人一直提心吊胆，生怕走漏了风声。现在，他怀着孕的妻子带着孩子躲进了一个山间小屋。格恩格罗斯本人也采取了特殊的预防措施。他的床下放着一根绳子。他可以在几秒钟之内跳出窗外，顺绳而下，跑到等在下面的汽车前。霍伊温曾经忍不住发出过警报，就是想看看大个子格恩格罗斯怎么从绳子上滑下来。
晚上七点，翻译连集合了。军士长把头探进格恩格罗斯的房间，满面笑容地说道：“连队已准备好保卫慕尼黑，长官。”
格恩格罗斯走出房间，目光扫过他的队伍。“时机已经到了，”他说，“我们将解放自己。我们将结束这场毫无意义的战争，从而结束对我们国家的毁灭。”他说，如果有人想退出，他可以理解，“但是，跟我走的人就必须坚持到底。在这里，我正式宣布，你们可以不再遵守对希特勒的誓言！”
大家的反应非常一致。就连为了减少怀疑而故意保留在连队里的几名纳粹分子，也被他们的热情感染，自愿参加行动。白布条被分发了下去。凌晨两点，它们要被缠在大家的左臂上。
全市各处，参与这一密谋的部队开始进入阵地。贝茨中尉带领六十一营的一个排向普拉赫出发，准备逮捕威斯特法尔将军；十九营的普茨中尉率领他的排赶往政府大楼，去抓保罗·吉斯勒区长。几支部队负责占领市议会厅，这里是两家报社的办公室所在地——《最新消息报》和国家社会主义党人的机关报《人民观察家》；还有几支部队负责抢占两个电台：北郊的慕尼黑电台，以及位于慕尼黑东北二十英里处的埃尔丁的一个电台。
霍伊温带着大约二十人搭乘几辆小汽车和一辆旧卡车向南面的施塔恩贝格湖赶去，他们的任务是摧毁肯普芬豪森的最高统帅部通信设备。恰好在午夜之前，他们到达了战士营房附近的停车场。霍伊温悠闲地走进营房，说自己要找人。他仔细地检查了每层楼，看那里有多少战士。大楼几乎是空的。他回到自己的车队，等待凌晨两点的到来。
午夜刚过，格恩格罗斯和莱林便驾着一辆从一个高级纳粹官员那里偷来的奔驰车向冯·埃普将军家驶去。他们后面跟着几辆卡车，上面载着一个排的战士。在一间小小的警卫室，有人把他们拦住了。格恩格罗斯告诉值勤中士，他要跟埃普的副官卡拉肖拉少校讲话——此人也参加了密谋。然后，格恩格罗斯掏出一把刀子，割断了电话总机控制板的电线。
警卫们吓傻了，根本没有抵抗；其中一些人甚至表示愿意参加暴动。当卡拉肖拉走出来时，满脸都是惊骇：“看在上帝的分上——你们真的干了？”
格恩格罗斯和莱林一起走进这座大房子。埃普正在同几名文官开会。卡拉肖拉把这位一副贵族气派的老将军带到大厅里。1919年，埃普协助推翻了慕尼黑短暂的共产党政权，至今仍是一位深孚众望的人物。
“你被‘巴伐利亚解放行动’逮捕了。”格恩格罗斯说。
埃普一脸傲慢，丝毫没受影响。
“听着，”格恩格罗斯不耐烦地说，“你有责任洗去你的褐色（纳粹）历史，为巴伐利亚人民做点事。我们希望你签署一份南巴伐利亚投降的声明。”
埃普转向他的副官：“我怎么能向一个上尉投降？”
格恩格罗斯觉得好笑，建议他们一起去弗赖辛，那里有“巴伐利亚解放行动”的一名少校，名叫布劳恩。
“我要是拒绝去呢？”埃普问。
“那我们把你当俘虏押去。”
格恩格罗斯让莱林负责冯·埃普将军，然后冒着冰冷的细雨驱车赶往他的指挥所。指挥所设在慕尼黑北部的一座铁路桥下。他被告知两座电台已被完整无损地占领，于是立刻动身前往慕尼黑电台去做一次广播讲话。就在黎明之前，他拿起话筒，宣读了一篇事先准备好的讲稿。讲话概述了“巴伐利亚解放行动”的目标，并在结尾发出热情洋溢的恳求，号召大家加入暴动。
至今为止，一切都在按预定计划顺利进行。凌晨两点整，霍伊温带着十个人走进肯普芬豪森的士兵营房，大喊道：“举起手来！”同样，这里也没有任何反抗。有几个人还主动提出帮忙破坏电报电话中心。
但是，初步的胜利让人产生了错误的印象。上午九点，格恩格罗斯接到报告，说暴动遇到了严重困难。负责逮捕威斯特法尔的那个排遇到一支党卫军部队的顽强抵抗，不得不四散而逃。当普茨中尉带着他的排去政府大楼逮捕吉斯勒区长时，数枚手榴弹迎头炸来。在一场激战之后，他们同样被迫空着手撤了回来。
不过，也有报告说群众普遍给予了支持——施莱斯海姆机场的机组人员破坏了他们的飞机；有一个师的全体官兵主动投降；还有几支部队的战士把武器扔进了安珀河和格隆河。对于慕尼黑人民来说，暴动是一个胜利。巴伐利亚的蓝白两色旗飘扬在了马里恩广场上空。在格恩格罗斯的广播讲话之后，数千名市民开始到街上示威。许多人猜测希特勒已经死了，打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朋友们。街上挤满了人，“战争结束了”的呼声响彻慕尼黑。
但是，上午九点五十六分，南部德国广播电台的一个播音员突然掐断了正常的节目，他说：“现在，请听慕尼黑—上巴伐利亚行政区区长讲话。”然后，吉斯勒本人开始讲话：“保罗·吉勒斯区长谨向对此表示关注的全体德国人民，解释我区一个叛国电台的活动：在一个名为格恩格罗斯上尉的家伙指挥下，一群翻译连的可耻无赖企图制造假象，使人相信他们夺取了慕尼黑政权。”他说，这一切都是谎言，叛徒们很快就会被包围。
十五分钟后，格恩格罗斯又在电台发表讲话，试图消除吉斯勒讲话的影响。他说，冯·埃普将军已交出了整个巴伐利亚。他要求广大人民帮助“新领导人尽快恢复正常生活”。格恩格罗斯的讲话是真诚的，可是暴动已出现了另一个不利的转折。埃普本已准备向弗赖辛的布劳恩少校投降，但是，听到格恩格罗斯在广播里说，“巴伐利亚解放行动”发誓要废除武装力量时，老将军无法忍受，断然拒绝了合作。布劳恩少校非常生气，打发这个“老傻瓜”回了家。
到了中午，目标远大的暴动几近失败。德国西南民事部不断发表广播讲话，谴责占领慕尼黑电台的叛徒。“在格恩格罗斯上尉的所谓领导下的犯罪分子，未加抵抗便全部投降了。”一名播音员广播道。然后，他向大家介绍了吉斯勒，而吉斯勒叙述了那场企图逮捕自己的失败尝试。
“大家不要拿那个愚蠢的格恩格罗斯当回事，”他继续说道，“他说的没有一句是真的。不过，我还是要号召你们，展示出你们对祖国的忠诚与热爱。在战争最艰难的阶段，你们慕尼黑人曾经特别地表现出了这种高度的忠诚和爱国精神……这些可耻的无赖想在最艰难的时刻玷污德国的名字，他们将被立即枪决，彻底消灭。然而，慕尼黑人民永远不会反对同敌人作战的英勇战士。慕尼黑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失去的烈士，也永远不会偏离对德国、对阿道夫·希特勒的忠诚！我们要坚持这种忠诚与热忱！德国万岁！元首万岁！万岁！”
吉斯勒迅速控制了全市。“巴伐利亚解放行动”的十六名重要成员和格恩格罗斯的父母都被关进了监狱。到了下午两点，格恩格罗斯本人承认已无法进一步抵抗。他宣布暴动结束，请大家各奔前程。格恩格罗斯和他的三名同谋者乘着一辆挂着党卫军牌照的汽车逃离了慕尼黑。
暴动结束了，但是“巴伐利亚解放行动”造成的动荡却没有结束。军营里一派杂乱，几近兵变。除了最为忠实的国家社会主义者外，几乎任何人都无法组织起来。局势非常混乱，不得不把前线的一些部队撤了回来。到了午夜时分，吉斯勒本人也被迫扔下了他的指挥部。通向南面和东面的公路上挤满了战士和官员。他们试图逃出正向慕尼黑合拢的三个美国步兵师的包围——第三师、第四十二师和第四十五师。
最后，格恩格罗斯的确实现了他的目标——尽管并非以他所希望的方式。美国部队胜利地开进了一座满是欢呼的德国人的城市。这些德国人的手里没有武器，只有一束束的鲜花。
(1)都是德国的老牌公司。——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