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崩溃的那天，美国第八十四师的一支摩托化部队滚滚驶进了地下掩体以西一百空英里的萨尔茨韦德尔城。被看守丢下的大约四千名集中营囚犯和奴工躲在房子里，几乎和当地百姓同样惊恐。
诺瓦科夫斯基是最早冒险涌到街上的人之一。1937年，年仅十七岁的诺瓦科夫斯基获得了波兰文学院青年作家奖。两年后，他和父亲因为出版地下报纸《永生的波兰》而被捕入狱。他的父亲在《凡尔赛和约》时代曾与帕德雷夫斯基共过事。老诺瓦科夫斯基没能活到看见达豪集中营解放，他被一名暴怒的看守用铁锹打死了。但是，他的儿子先后熬过了盖世太保的监狱和集中营。2月初，他逃了出来，跑到西面的萨尔茨韦德尔。在那里，他在一家糖厂找到了藏身之处，和波兰奴工们躲在一起。
萨尔茨韦德尔的街道上挤满了美国摩托车、吉普车、卡车和装甲车，搅起了一团团的烟雾和尘土。诺瓦科夫斯基可以听到空中传来飞机的轰鸣声。这正是他多年来梦想的解放的场景。
一辆吉普车停了下来，车上跳下一个高大的黑人。人们疯狂地鼓掌，鲜花如雨般落在他身上。他用两手拨开人群，在一根电线杆上钉上了一块写有“减速”的木牌。他摘下钢盔扇着风，然后挤过人群回到车上，按了一下喇叭，开动了吉普车。
其他美国士兵看上去同样厌烦，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囚犯们。甚至在往外扔切斯菲尔德牌香烟时，他们的神情也十分冷淡。说不上傲慢，但是，他们的举止显示出，在看到这些可怜无助的人时，他们是在毫不掩饰地蔑视。诺瓦科夫斯基想，也许，他们只是对这一切都感到厌倦了。
只有一组摄影人员表现出了特别的兴趣。他们劝说消瘦的囚犯们回附近的集中营去，以便拍摄一些铁丝网里面的镜头。他们让一些孩子再次跨进集中营大门，孩子们号啕大哭了起来。
城里，一群群的奴工在街上游荡着，想找机会报复。一些赤着脚的罗马尼亚人把一桶桶的果酱倒在人行道上，暴怒的妇女们用双手砸碎了商店的橱窗，还有一个俄国人一把把地将鲱鱼扔向空中。
一名受了伤的党卫军成员被从一个车库拖出，活活踩死了。几名饿得瘦骨嶙峋的囚犯痛苦地走近尸体。他们无力地踢了几下，然后扑了上去，用双手和牙齿撕咬着这具可恨的尸体。诺瓦科夫斯基也想加入他们的行列，他想高喊：“挖出他的眼睛！为我饱受折磨的父亲，为我的同胞，为我被炸毁的城市报仇！”可是，这些话都哽在了喉咙里。他歇斯底里地狂笑着，眼泪泉水般从脸颊上流下来。他想，你们这些婊子养的，我还活着。
一支美军巡逻队挤在一辆吉普车上，朝着人群上方开了一枪，然后责备似的鸣了声喇叭开了过去。这简直是一场离奇的噩梦。在一家百货公司门前，诺瓦科夫斯基看见两个酩酊大醉的法国人裹在一件破烂的婚纱里，一边接吻一边抚摸着彼此的头发。几个吉卜赛孩子拿着一袋面粉往一个波兰老太婆身上倒，老太婆正跪在地上口吐鲜血。
他看见运河对面有一群囚犯，爬上了一辆装满酒精的铁路油罐车。谁都打不开阀门，于是，有人找来了一把斧子。里面的液体很快便喷射了出来。大家高声尖叫，拿出罐头、帽子和鞋接酒喝。一个捷克男孩大叫：“这是甲醇！有毒！”可是谁都不理他。
骚乱几近巅峰，美国人不得不把囚犯重新关押起来。诺瓦科夫斯基同另外几百人一起被锁在了一座旧兵营的健身房里。但是，噩梦仍在继续。一群年轻姑娘唱着波兰歌曲《我们每天的忧虑》，而在她们旁边几码远的地方，酒精中毒的男人们痛苦地打着滚，吐出紫色的液体。腹泻的人就地解决，旁边的人怒不可遏，将他们推到一边。
一群男孩子找到了一些体育器械，开始像猴子一样爬绳子，荡秋千。突然，其中一人掉在一堆废铁上，惨叫了几分钟，然后咽了气。可是，他们仍然没有停止大笑大叫。
午夜时分，情况变得令人难以忍受。一个酒精中毒的意大利人痛苦不已，像只动物一样疯狂地在睡觉的人身上爬来滚去，一会儿学猫叫，一会儿学犬吠。爬到墙壁跟前时，他不断地用头猛撞上去，最后，他瘫倒在暖气片下面，一声不吭了。
直到黎明，美国人才打开大门，叫法国人、荷兰人、比利时人、卢森堡人和捷克人出去；他们被转移到了军官的住处。剩下的人愤怒地尖叫起来，开始对美国人和解放日破口大骂。“我们也是盟友！”一个愤怒的意大利人吼道。
巨大的房间里一阵歇斯底里。一个乌克兰女人认为一个波兰女人偷了她的梳子，于是扯下了对方的项链。波兰女人尖声向她的同胞呼救，于是人群中爆发出一声呐喊：“打死乌克兰人！”
突然，一个扬声器响了。“喂，喂！”这个声音用五种语言宣布，他们将检查健身房。八点钟，几名美国军官探头看了看里面，大吃一惊，连忙又缩了回去。然后，他们命令让孩子们马上出来。一个谣言传开了，说犹太女人住进了别墅，吃上了白面包、鸡蛋和巧克力。人们怒吼起来：“她们洗热水澡，还穿着睡袍到处跑！”“她们跟美国兵睡觉！”
“你们看这些婊子养的多照顾自己人！”有人叫道，“犹太人总是帮犹太人，却让基督教徒像狗一样死去！”
“像狗一样！”上百人齐声重复道。
“那是因为我们不是像他们一样的肮脏的犹太人！”一个戴着男式帽子的老太婆尖声喊道。
一个姑娘愤怒地向他们喊道：“那是因为我们被送进焚尸炉时，你们正在谷仓里跟德国农夫胡搞！”
房间里顿时安静下来。所有人都盯着那个姑娘。她身材矮小，相貌丑陋，长着一个大脑袋，活像一个南瓜安在一根柱子上。她的耳朵涨得通红，支了起来。“来啊，打我呀！”她嘶哑地叫道。
“犹太！”有人大叫道。人群向那个姑娘冲去。一位戴着眼镜、教授模样的老人用胳膊护住她：“别碰她！”
疯狂的攻击者把两人推倒在地，用麻袋捂住他们。“教授”的身上压满了人；妇女们大把大把地扯下姑娘的头发，并用手指抠她的眼睛。“这下是为牛奶，”一个妇女大喊道，“这下是为巧克力，这下是为谷仓里的农民，你这肮脏的犹太人！”
女孩的保护者停止了挣扎，身子软了下来。
“噢！上帝！”一个女人惊叫道，“他们死了！”
妇女们四散而逃，两个俄国人擦干死者脸上的血迹，把尸体拖到一个墙角，扔在一堆尸体上面。
扬声器又响了，劝囚犯们耐心一点儿，饭菜马上就会送到，他们都会被转移到新的住处。几分钟后，囚犯们开始一排排地领取饭菜。每人发了一份热汤和白面包。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囚犯们满怀敬畏地见证了一场让人难以置信的大改造：健身房被打扫干净，大家都洗了澡，还领了新衣服。
美国兵让他们排起队。一名帅气的美国中士边看漫画边给大家发食品包裹，每个人都像靠近圣坛一样缓缓走近他的桌子。野蛮的神情已经从许多孩子脸上消失。现在，一切都显得如此简单，如此合乎逻辑，如此容易。几乎每个人都在微笑，扬声器里播放着歌曲：“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
美国人的奇迹还没结束。几辆卡车运来了四个活动教堂。半个小时后，一名正教神父、一名犹太教士、一名天主教神父和一名新教牧师在足球场上带领大家做起了礼拜。奏完圣歌之后，扬声器里传来一段祷告：“哈利路亚！上帝胜利了。罪恶的思想已经化为尘土与灰烬。哈利路亚！正直者手上的镣铐已被移除。牺牲者的灵魂将升入天堂……”
神父给大家发放了一些印有祷告词的传单。诺瓦科夫斯基抢过几张，向厕所走去。他已经足有五年没见过这么软的纸了。
4月23日下午两点，杜鲁门总统和他主要的军事顾问和外交顾问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他们是史汀生、福雷斯特尔、莱希、马歇尔、金和斯退丁纽斯。出席会议的还有外交部长助理詹姆斯·邓恩，以及刚刚从莫斯科回来的三名苏联问题专家——哈里曼、波伦和迪恩将军。
斯退丁纽斯报告说，将于几个小时后同总统会晤的莫洛托夫，在波兰问题上寸步不让，坚持要求在旧金山会议上为卢布林政府保留一个席位。“迄今为止，我们同苏联达成的协议一直是单行线，这种情况不能继续下去，”杜鲁门厉声说，“必须立刻改变，否则就永远没有机会了。我打算继续旧金山会议的计划，如果俄国人不愿支持我们，就让他们见鬼去吧！”
他要求每个人都发表自己的意见。史汀生坦承自己不太了解这个问题，但是质疑采取如此强硬的政策是否明智：“我因这个问题而非常焦虑……我认为，我们应该格外谨慎，看看是否能够不正面冲突便解决这些困难。”
“这不是一起孤立事件，”福雷斯特尔反驳道，“而是俄国单方面行动的无数例子之一。”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和希腊问题上，苏联都采取了类似的立场，“我认为，我们迟早都要面对这一问题。”
“真正的问题在于，我们是否能够参与苏联统治波兰的计划，”哈里曼说，“很明显，我们正面临着同俄国人决裂的可能，但我认为，如果处理得当，这是可以避免的。”
“我并未打算向莫洛托夫发出最后通牒。”杜鲁门说。他只是想阐明美国政府的立场。
史汀生仍然因总统的态度而感到不安。“我想知道，如果在波兰问题上美国立场强硬，俄国人究竟会做出什么反应呢？”他说。他告诉自己，现在是想尽一切办法控制哈里曼和福雷斯特尔等人的时候了，他们显然对俄国人越来越生气。不过，他对杜鲁门感觉非常抱歉，杜鲁门接手了一个困难的局面，而且很可能会被迫做出轻率的决定。“我本以为，考虑到他们自身的安全问题，俄国人会比我们更加现实。”他说，“我很遗憾地看到，仅这一起事件就映射出了两国之间的巨大鸿沟。”
莱希同样感到不安。“我希望能够以适当的方式向俄国提出这一问题，以免关闭日后和解的大门。”他说，“雅尔塔会议结束时，我有这么一个印象，苏联政府并未打算允许一个自由的政府领导波兰。如果苏联政府表现得与此不同，反而会使我惊讶。”他认为，可以用两种方式解释《雅尔塔协定》，与俄国人决裂是一件很严重的事情：“但我们应该告诉他们，我们支持自由独立的波兰。”
马歇尔终于提出了大家肯定都在思索的一个问题。“我希望苏联人能在对我们有利的时候参加对日战争。”他说，“俄国人完全可以推迟参与远东战争的时间，直到我们把所有的苦活都干完。”同莱希和史汀生一样，他也感觉“同俄国决裂一事非常严重”。
“问题是否在于要不要邀请卢布林政府参加旧金山会议？”金问道。
“这件事已经了结。不是问题所在。”杜鲁门答道，“问题在于如何执行卢布林政府同苏联政府签订的协议。”听取了大家的意见之后，杜鲁门做出了决定——福雷斯特尔和哈里曼的意见最为合理：“我打算告诉莫洛托夫先生，我们准备执行《雅尔塔协定》，并且期待俄国也能和我们一样。”
五点三十分，莫洛托夫与葛罗米柯大使和翻译M.巴夫洛夫一起到了。斯退丁纽斯、哈里曼和莱希留下来参加会晤——还有波伦，他要负责翻译。杜鲁门对客人们表示欢迎，然后说道：“我非常遗憾地得知，在波兰问题的解决上，尚未取得任何进展。”
这种直接而坚决的态度肯定让俄国人相当震惊，他们已经习惯了罗斯福那种温和的劝说。杜鲁门说，无论有多大的困难和分歧，美国还是决心建立联合国组织。假如在波兰问题上双方不能达成任何协议的话，那么，他非常怀疑战后双方能否成功合作：“这既包括经济合作，也包括政治合作……除非得到公众的支持，否则，我不期望国会能通过这种措施。”
他把一封写给斯大林的信递给莫洛托夫：
……美国政府认为，只有苏联邀请一批真正具有代表性的波兰民主领袖到莫斯科磋商，在克里米亚做出的关于波兰的决定才能得到执行……在4月18日致斯大林元帅的信中，美国政府和英国政府已经尽了最大努力，以便应付当前的局势，并实施在克里米亚制订的计划……
苏联政府必须认识到，时至今日仍不执行在克里米亚做出的有关波兰问题的决定，必将令人们严重怀疑三国政府的团结，以及一如既往继续合作的决心。
哈里·杜鲁门
莫洛托夫接过信，以他惯用的繁复而正式的语气说：“我希望表达一下苏联政府的观点。苏联政府希望一如既往地继续同美国和英国合作。”
“我同意，”杜鲁门马上回应道，“否则，我们现在的会谈就毫无意义了。”
莫洛托夫大吃一惊。他继续说道，合作的基础已经奠定，三国政府已经找到了解决分歧的共同方式。此外，三国政府一贯平等相待，从未发生过其中一国或两国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人的事情。
“我们只要求，”杜鲁门说，“苏联政府执行在克里米亚做出的关于波兰问题的决定。”
他如此的坦率令人耳目一新，哈里曼想。莱希也同样对此印象深刻。
莫洛托夫有些生硬地答道，他的政府支持克里米亚的决定。“这是有关我们名誉的问题。”他说，当前存在的良好关系为将来提供了明朗的前景，“苏联政府坚信，一切困难都能够克服。”
杜鲁门带着浓重的鼻音打断了他：“关于波兰问题已经达成了协议。现在只有一件事要做，斯大林元帅要履行自己的诺言，执行这项决议。”
莫洛托夫答道，斯大林已在4月7日的信中阐明了他个人的观点：“就个人而言，我无法理解，如果三国政府能在南斯拉夫政府的问题上达成一致意见，为什么不能给波兰套用同一个模式呢？”
“关于波兰问题已经达成了协议，”杜鲁门厉声说道，“苏联政府只需要去执行它。”
很显然，莫洛托夫被惹恼了。他说，他的政府支持《雅尔塔协定》：“但是我不能同意的是，其他国家废除了这些决定，却被认为是苏联政府对其的违背。毫无疑问，作为我们的邻国，涉及波兰的问题，对苏联政府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杜鲁门可不想让他回避主要问题：“美国准备忠实地执行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一切协议，并且只要求苏联政府采取同样的行动。”美国希望同俄国保持友好关系，“但是我希望你们明白，这只能建立在双方共同遵守协议的基础上，而不是单行线的基础上。”
莫洛托夫第一次露出了怒容。“这辈子都没人敢这么对我说话！”他喊道。
“执行你们的协议，”杜鲁门说，“就不会再有人这么对你说话！”
拿下莱比锡之后，霍奇斯继续挺进至穆尔河——然后在那里停了下来，等待俄国人。巴顿的部队也靠近了预定停止进攻的地区，随时都可能同红军会师。4月23日早上，第六装甲师的亚历克斯·巴尔特中士在他的SCR506号坦克里通过无线电台4160频道呼叫：“美军靠近南德。注意，俄国军队！这里是美国盟友，正在米特韦达准备与你们会师。”
八点二十分，他再次呼叫了几遍。突然，一个俄国人的声音开始反复地说：“太好了！美国人！”可是，一阵响亮的德语歌声干扰了他的声音。
巴尔特懂俄语，因为他的母亲是俄国人。九点三十分，他第二次联系上了红军，并且报上了他的坐标。他正在问俄国人的方位时，德国音乐又一次突然出现。一个声音开始谴责德国的敌人，咒骂所有亲犹太的人。干扰太大了，并且锲而不舍地持续到了下午一点十分。终于，巴尔特听到了俄国人齐声欢呼的声音。最后，一个俄国人诙谐地说道：“德国人在哪里？他们好像准备等到饿得受不了，然后就开始成群结队地投降。”那个俄国人拒绝透露他们的位置。“我们正在向美军防线前进。”他说，并且要求巴尔特报一个比米特韦达更好认的地方。
“克姆尼茨。”
俄国人纠正了巴尔特的发音。
“我们的部队毫发无伤，”巴尔特说，“已到达了目的地。向你们致敬。祝我们的朋友好运！”
“明天，同志。明天，兄弟。”对方停顿了一下，“伟大的时刻就是明天。请注意。明天早上。愿上帝与你们同在，我们的朋友。明天，八点。你们原地别动，我们来了。”过了一会儿，传来另一个俄国人的声音：“第三集团军，第三集团军，我们现在正向你们靠拢。现在，我们只能说这些。你们的俄国同志没有睡大觉。我们够忙的了。”
“美国人，不用担心！”一个德国人挖苦的声音插了进来，“你们就要碰到你们的俄国流氓朋友了。”
当兴奋的巴尔特前去报告这次通话时，他的指挥官说：“巴尔特，你不是在逗我吧？”
“哈里斯上校，”中士说，“我跟了你三年多，可从来没有逗过你。”
尽管俄国人对巴尔特做出了承诺，可是第二天，没有任何一支红军部队前来同巴顿的部队联系。霍奇斯的部队更加急躁，因为他们已经在穆尔河畔待了一个多星期。下午三点左右，第一集团军几名急切的军官主动提议带巡逻队去东岸——但是却被警告说要控制一下自己。
第一个获准的是第六十九师第二七三步兵团G连的中尉艾伯特·科茨布。他将率领七辆吉普车和一支巡逻队去穆尔河东岸。上级告诉他，经常有报告说俄国巡逻队在穆尔河和易北河之间的狭长地带出没。如果他遇到某支，应安排其指挥官与C.M.亚当斯上校会面。但是，他向东不得，再重复一遍，不得超过两英里。
科茨布中尉——他的父亲是一名俄国血统的美国正规军上校——召集了三十五人，渡过穆尔河，向易北河前进。走了几英里之后，他们遇到了大约七十五名德国人，对方一心只想着投降。他们缴了德国人的枪，命令他们朝后方走。下午五点三十分左右，科茨布到达了上级给他的巡逻队规定的最远地点——屈赫伦。
科茨布给“特里哈德”——他所属团的代号——发报。“特里哈德”命令他进一步在屈赫伦附近方圆三英里的范围内进行侦察。除了几名德国战士和被看守抛弃的盟军战俘——巡逻队经过时，他们挥手示意，高声叫喊——他什么也没发现。在一所房子里，他发现一对父母和两个孩子瘫倒在餐桌上——他们服毒自杀了。科茨布回到屈赫伦时，天已经黑了，于是，他决定在这里过夜。
次日，即4月26日清晨，科茨布再次率领巡逻队向东前进——上级命令他与俄国人联系，他决心一定要做到。尽管命令他只能再前进三英里，但他却继续向东，越过丘陵地带，朝易北河前进。每座山头都在诱惑他走向下一座。他的吉普车一直把装电台的吉普车远远抛在后面，生怕接到叫他撤回的命令。
地下掩体里，德国官方通信机构的海因茨·洛伦茨向希特勒报告，他刚刚听到一个中立国宣布，俄国人与美国人已在穆尔河会师。双方在占领区问题上发生了一些小冲突。俄国人指责美国人违反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关于占领区的协议。
希特勒一下子坐直了，两眼放着光。然后，他僵硬地靠回椅背，说道：“先生们，这是我们敌人之间不和的又一明显例证。明天，他们之间便可能发生争端，如果我在今天要求和平，德国人民和历史难道不会说我是罪犯吗？”他继续说着，似乎力气在逐渐增强，“布尔什维克和盎格鲁-撒克逊人都拿德国当自己的猎物，他们之间不是每一天——不，每时每刻——都可能爆发战争吗？”他转向克雷布斯，难以察觉地点了一下头。这位陆军参谋长开始汇报战况。希特勒两次打断了他：温克在哪里？曼托菲尔第三集团军的攻势有何进展·克雷布斯两次都是胆怯地给出同样的回答：“没有消息。”
上午十点三十分，科茨布中尉已经到了穆尔河与易北河的中间。他继续沿着二级土路往前走。一个小时后，他的小部队开到了离易北河只有一英里的一个居民点。突然，美国人看见一个头戴皮帽的骑兵拐进了一个院子。科茨布激动地追了过去，迅速把他拦住。这是一个红军骑兵。他怀疑地看着他们。科茨布通过一个翻译问他指挥官在哪里，但俄国人只是向东挥了挥手臂。
几分钟后，美国人到了易北河畔。他们往上游走了一英里，来到了斯特雷拉村。这似乎是一个废弃的村子，科茨布可以看见一座浮桥的残骸。对岸，有几个人影在到处乱转。他命令巡逻队停下，举起双筒望远镜仔细观察右岸的人。通过他们的制服和胸前反光的勋章，他确定了他们是俄国人。他看了看表，刚好十二点零五分。
科茨布试着用电台同苏联人联系。没有接通，于是他转向他的司机，上等兵爱德华·拉夫，命他发出美国人和苏联人约定的识别信号。拉夫用卡宾枪尾部的发射器射出了两枚绿色信号弹。奇怪的是，对岸的人只是走到河边，向这边看过来。
科茨布喊道：“美国人！”仍然没人回应。他决定设法过河。看到岸边有四条小船拴在一起，他便小心地把一颗手榴弹放在打了结的绳子上，拉动了导火索。几分钟后，他登上了一条小帆船，和他在一起的还有拉夫、机枪手上等兵约翰·惠勒、步枪手士兵拉里·哈姆林、会讲俄语的军医斯蒂芬·科瓦尔斯基，以及会讲德语的步枪手上等兵约瑟夫·波罗夫斯基。他们用木板和枪托当桨，向对岸划去。易北河水流湍急，但他们终于划到了从右岸探向河里的浮桥尽头。当美国人从船上跳下来时，三个俄国人小心翼翼地沿着陡峭的河岸向他们走来。科茨布介绍了自己的身份，说他希望尽快安排俄国指挥官与美国指挥官会面。红军战士露出了微笑，开始热情地拍打美国兵的后背。
正当一名摄影师给他们拍照时，一名胸前挂满勋章的俄国军官开着车过来了。他是第一七五步枪团的亚历山大·T.加尔捷夫中校。科茨布向他敬礼。他举手回礼，然后伸出了手。这非常具有历史意义，他说，对于两国来说，是一个光荣的时刻。科茨布表示赞同。一名矮胖的公共关系官走到美国人面前，让他们与一名俄国摄影师一起返回对岸，然后从上游再次渡过易北河，去见第五十八近卫步兵师的师长。
大家登上了帆船，开始奋力划行。可是，俄国人和美国人的第一次共同努力失败了——湍急的水流把他们冲向了下游。左岸的美军吉普车紧跟着颠簸而下的帆船，直到它最终靠岸。
他们乘上五辆吉普车，掉头向南，朝上游几英里处的一艘人力渡船驶去。下午一点三十分，科茨布起草了一封发给团长的电报。
“特里哈德”指挥官：
任务已完成。正安排指挥官会面。当前方位（87-17）。没有伤亡。
他们又被带回了易北河东岸。当摄影师们又在给他们拍照时，科茨布听见有人用英语说：“我的上帝，这儿有美国人！”科茨布四下看去，发现三名被解救的战俘正高兴地大叫着，那是两个美国人和一个苏格兰人。科茨布不顾俄国人的反对，坚持让这三个人和他们一起走。他们被带到了俄国人的团指挥部，一座大农舍。在那里，已经摆好了一张大餐桌。科茨布脱下湿透的鞋袜去晾晒，庆祝活动开始了。
大家刚刚开始第一轮祝酒，弗拉基米尔·鲁萨科夫少将就到了。第五十八近卫步兵师师长沉默寡言，似乎不愿同这名年仅二十一岁的赤脚美国中尉坐在一起。大家频频举杯，为罗斯福、杜鲁门、丘吉尔和斯大林干杯。最后，鲁萨科夫起身离开了，大家变得更加放松。事实上，一个美国兵（一个印第安人）把一个俄国宪兵部队的女兵（一个吸引人的年轻女士）扭到了地板上。直到科茨布在他头上砸了一下，才把他从那姑娘身上拉开。
花了将近两个小时，科茨布的电报才到了团指挥部。亚当斯上校发现科茨布因急于同俄国人取得联系而违反了命令。他感觉很复杂，便通知了师指挥部。埃米尔·F.莱因哈特少将非常震惊，大发雷霆。他的上级明确地命令他，不许派巡逻队去穆尔河对岸五英里以外的地方，以免发生意外事件，妨碍两军会师。而科茨布至少跑出去了二十五英里。
莱因哈特希望先确定会面一事，然后再向上级报告——他知道，他们会生他的气，就像他生科茨布的气一样。他命令压下这个消息，然后让他的作战官坐飞机前往科茨布报告的会面地点，查明情况是否属实（不幸的是，科茨布电报中提供的坐标不准确，把他带到了实际地点以南五英里的地方）。
下午四点，亚当斯收到了科茨布的第二封电报。
安排尚未完成。稍后同您联系。
亚当斯还不知道，他们团派去拦截难民的另一支巡逻队也一路来到了易北河畔。当天下午早些时候，第一营的情报官威廉·罗伯逊少尉——一个身材矮小、少言寡语的年轻人——抵达了托尔高。托尔高往南二十英里就是科茨布第一次渡过易北河的地方。罗伯逊刚刚接纳了附近的一个战俘营中获救的两名美国战俘，正在这时，对岸射来了一梭子弹。罗伯逊闯进一家药店，找到红蓝两色的油漆以及一面白旗。他草草画了一面美国国旗，登上托尔高城堡的高塔，把旗挂在了一堵矮墙上。他向下看去，发现一座垮掉的大桥像一件变形的玩具似的探进了易北河。他挥动手臂，高声喊道：“停止射击……我们是美国人！俄国！美国！”他不小心误用俄语叫了一声“同志”，但马上又改口叫道：“有人懂英语吗？”
射击停止了，他看见有人从对岸的废墟中探出了身子。他突然觉得，他们开枪可能只是为了取乐；他这边肯定不会有人回击。那两名获救的美国战俘之一——海军少尉佩克——也登上了塔楼，他探出头去，又招来一梭子弹。罗伯逊一直在挥手呼喊，直到对岸停止了射击。突然，一枚绿色信号弹从东岸腾空而起，接着又是一枚——识别信号。于是，罗伯逊命令两名手下到附近的战俘营去找一个俄国战俘。
他继续喊话，请对岸的人过河，但是没人过来。他又歉意地喊道，他没有信号弹。下午三点二十分，俄国人再次开始射击，一枚反坦克弹差点击中罗伯逊。正当俄国人炮火齐发的时候，俄国战俘到了。他向同胞们大喊了几句，于是几名红军战士开始向断桥走来。罗伯逊和他的人跑下塔楼来到街上。俄国战俘跑在前面，敏捷地沿着断桥弯曲的钢梁向对岸爬去。罗伯逊和佩克紧跟在他身后。东岸，红军在河岸附近等待着，不过最后终于有一名战士开始顺着钢梁爬过来接罗伯逊他们。
在离东岸不远的地方，那名战士和那名俄国战俘相遇了。互相愉快地问候了几句之后，两人错开身子，都继续向前爬去。罗伯逊小心翼翼地用双手和膝盖向前爬着。突然，他迎面遇上了那名红军战士，但是没找到什么合适的话说。他咧嘴笑了笑，然后拍了拍这个盟友的膝盖。
下午五点三十分，亚当斯对托尔高的第二次会师仍然一无所知。他发电报给科茨布：
暂时停止组织会见，等待进一步的命令。不得重复，不得使用电台。速派通信员回来报告俄国部队的番号与规模，联系的地点和时间，俄国部队与上一级指挥部的联系方式。保持联系，向我报告你的一切行动。
然而，亚当斯接到的下一封电报并非来自科茨布，而是他手下第二营的主任参谋弗雷德·克雷格发来的。
我已同科茨布中尉接触上。他正在同俄国人接触。
亚当斯彻底迷惑不解了。克雷格也巡逻到了易北河吗？他的意思是实际上的接触，还是什么？难道所有人都疯了吗？
另外两支巡逻队也带着与科茨布相同的任务被派了出去——并且也带着同样的警告：往东不准超过五英里。这两支队伍之一就是克雷格的巡逻队——包括四名军官和四十七名战士。像科茨布一样，克雷格一路向东探查，越走越远，全然不顾亚当斯两次电令他停止前进。下午三点，他在距易北河几英里的地方遇到了科茨布的联络吉普车，从而得知美军已经与俄国人联系上了。
克雷格决定继续向东前进。突然，他看见一队骑兵正沿着右边的一条公路向西奔去。美国人在飞扬的尘土中停了下来，几乎所有人都不约而同地叫道：“俄国人！”
远处的骑兵以及一些自行车兵和摩托兵突然掉过头，径直朝美国人飞奔而来。上等兵艾格·贝鲁塞维奇——出生在中国哈尔滨，但父母都是俄国人——抓过相机，拍下一张照片。第一个来到他们面前的是一个自行车兵。他拼命地蹬着踏板，然后在离美国人几码远的地方跳下车来。他咧嘴一笑，伸出了手。这时是下午四点四十五分。
在一片“美国人！俄国人”的欢呼声中，骑兵们像美国西部牛仔那样勒住了马。贝鲁塞维奇走到一名红军中尉面前，用俄语说：“在这历史性的时刻，我以美国军队和我们指挥官的名义向你致意。能够身在这里，我感觉自己拥有特权，无比光荣。”
“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俄国人答道，就好像是在发表一篇事先准备好的演讲，“我们两国军队一直在为这一伟大时刻的到来而浴血奋战。能够身在这里，是我的巨大光荣。我们在此相遇真是太棒了。这将是一个永留青史的时刻。”
正当大家互相拍照、彼此递烟时，一个美国兵跳上一匹马，像个牛仔似的四下腾跃。俄国中尉说，他的巡逻队必须继续执行任务。克雷格决定继续向易北河前进。他找到了科茨布用过的那条简陋的渡船，渡过了易北河。登上东岸之后，一位身材矮胖的将军——鲁萨科夫——前来迎接了他们。贝鲁塞维奇向他敬礼，然后介绍了巡逻队和克雷格。
鲁萨科夫警惕地说道：“请出示证件，我也会给你们看我的证件。”
克雷格把自己的身份牌递给他。鲁萨科夫好奇地看着贝鲁塞维奇佩戴的师徽章，问道：“这是什么？”
“这是第六十九师的臂章，”贝鲁塞维奇把交缠在一起的“6”和“9”指给他看。如此松懈的安全措施让将军大吃一惊。“毕竟，战争已经结束了，”贝鲁塞维奇说，“我们仅仅是把它们戴上。”
晚上八点，困惑的亚当斯上校仍然在想，克雷格是否真的同科茨布的巡逻队取得了实质上的接触？同时，他仍然对罗伯逊在托尔高同俄国人会师一事一无所知。然而，此时罗伯逊刚好把他的吉普车开到了一营指挥所的门前——带着四个俄国人。营长维克托·康利少校恰好站在门外。他以为罗伯逊带来了一群俄国醉鬼或者波兰难民。中尉向他介绍三名红军军官和一名军士时，他正想骂他一顿。
康利起初不敢相信。然后，他觉得“好像头顶上的天塌了一样”。他的第一个念头是给俄国人一瓶威士忌，拍拍他们的后背，然后说声“很高兴认识你们”，便把他们打发回去。但是他又想到，自己总归会受到处罚，于是便打电话给亚当斯，说他的指挥所里来了四个俄国人。他该拿他们怎么办？
“我的上帝！”亚当斯惊呼道。顿了一下之后，他下令把他们全都带到团指挥部。当他们走进亚当斯那群情沸腾的团指挥部时，已是将近晚上九点了。自从听到这个消息后，团指挥部就陷入了一片骚动。
莱因哈特听说巡逻队带回四个俄国人，顿时勃然大怒。怎么会发生这种事？命令是不得走出去五英里。这些军官有毛病，分不清五英里和二十五英里了。他下令将此事的相关人员，包括俄国人，统统带到师指挥部，这样他就可以亲自审问了。
他打电话给军指挥官许布纳将军，将军一听，便对莱因哈特大发雷霆。激动的许布纳联系了霍奇斯，霍奇斯又打电话向布雷德利报告了这个惊人的消息。布雷德利对此表现得非常镇静。
“谢谢，考特尼，谢谢你打电话告诉我，”他说，“我们已经等了很久。渡过奥得河之后的那七十五英里，俄国人肯定是在边走边玩。”他挂上电话，打开一罐可乐，然后在墙上那幅地图上的托尔高处画了一个圈。
华盛顿，英国大使怀南特在午饭后通知杜鲁门，希姆莱通过瑞典政府提出建议，要让西线的德军全部投降。丘吉尔希望通过越洋电话与美国总统商讨此事。杜鲁门打电话给马歇尔，马歇尔建议他在五角大楼的通信中心和丘吉尔通话。
马歇尔的作战师师长约翰·E.赫尔少将安排使用扰频器系统，以保证总统的通话机密。他打电话给代理国务卿约瑟夫·格鲁，想了解一些新消息，但格鲁也不了解内情。国务卿不知道的是，在国务院大楼的某个房间里，正在破译美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H.V.约翰逊发来的一封很长的电报。
杜鲁门、莱希、马歇尔、金、赫尔和理查德·帕克上校聚集在了五角大楼的通信室里。下午两点十分，大家听到丘吉尔说：“喂，总统先生吗？”
“是我，首相先生。”
“听到您的声音真高兴！”
“非常感谢，我也很高兴听到您的声音。”杜鲁门说。
“我同富兰克林谈过几次，但是……您收到贵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的报告了吗？”丘吉尔说，他收到了英国驻瑞典大使维克托·马利特爵士发回的一份详细报告，并且猜想杜鲁门肯定也从约翰逊那里得到了类似的消息。杜鲁门认为他指的是怀南特发来的消息，并不知道格鲁刚刚带着破译完毕的约翰逊大使的电报离开了国务院。他说：“对，我收到了。”
“有关那个建议的？”
“是的。我只收到一个简短的消息（怀南特的电报），说有这样一个建议。”
“没错，当然，”丘吉尔说，他仍然以为杜鲁门从约翰逊那里得到了消息，“我们认为听起来非常不错。”
“他要在哪儿投降？”
丘吉尔很迷惑，杜鲁门怎么会如此缺乏理解力？他说，希姆莱提到了在意大利、南斯拉夫，以及西线投降，“……但他没打算在东线投降。因此，我们认为可能必须向斯大林报告此事。当然，这也就是说，我们认为应该按照我们的条件在全线同时投降。”
如果说丘吉尔有些含糊其词，但杜鲁门却毫不含糊：“我认为必须迫使他同时向三国政府投降——俄国、你们和美国。我认为我们根本不应该考虑接受逐步投降。”
“对，对，对，”丘吉尔连忙说道，“不能考虑接受希姆莱这种人提出的逐步投降。他会像其他人一样代表德国讲话。因此，我们认为，他应该同时和三国政府进行谈判。”
“很好，这正是我的想法。”
“当然，我明白，这是希姆莱的联合战线的局部投降。而艾森豪威尔仍然有权受降——他肯定希望对方投降。”
“是的，当然。”
最后，杜鲁门终于意识到，两人所说的并不是同一个消息。他说：“我没有收到斯德哥尔摩的来电。关于这个问题，您刚才告诉我的就是我所了解的全部情况。不过我知道，您是因为收到了斯德哥尔摩的一封电报，所以才要与我通话。”
“我明白了。”丘吉尔说。他把斯德哥尔摩发来的电报念了一遍，然后说道，他认为他们有责任把希姆莱的建议告诉斯大林。
“我也这样想，”杜鲁门说，“您通知斯大林了吗？”
“我拖延了两个小时，想等您答复我的电报后再通知他……”那封电报还在处理之中，但是格鲁带着约翰逊的那封电报马上就要到五角大楼了，“不过，现在我已经发出去了。我给您念一下电报内容……”
杜鲁门对丘吉尔单独行动这一事实并未在意。他打断了对方：“好吧，那您就通知斯大林，我也会立即把我们这次谈话的事告诉他。”
“说得对！我念一下发给斯大林的电报，我也把它发给了您。‘随后发给您的电报是我刚从英国驻瑞典大使那里收到的。美国总统也已获悉这一消息。’我以为您已经收到了呢。电报还没到吗？”
“没有，我还没有收到这封电报。”
丘吉尔继续念那封给斯大林的电报：“英国政府最为关注的问题是，要安排德国同时向三大国无条件投降。”
“我完全同意。”杜鲁门说。
“我们认为需要告诉希姆莱，德国部队应该就地向盟军或盟军的代表投降，个人或整个部队都可以。在此之前，盟军将在各个方向和各个战场全力进攻继续抵抗的德军。上述任何情况都不应影响我们的演说的发表。”
没有一个美国人明白最后一句话的意思。丘吉尔所说的“演说”，其实是指“公告”。他还忘了加上原电末尾的几个字：影响会师。(1)
“几分钟前，我把它发了出去，”丘吉尔继续说道，“并且给您也发了一份，还附上了我给您的私人电报。您知道的，就是我刚才念的那份。我当即召开了战时内阁会议。他们通过了我刚才给您读的那封电报。”
“我也通过了。”
“通过我给斯大林发出的那封吗？”
“我通过了您发给斯大林的那封电报。并且，我要立刻用同一条电话线给斯大林发电报。”
“非常感谢。这正是我所需要的。”在座的美国旁听者中，至少有一人表示怀疑，那就是赫尔将军。他觉得丘吉尔是在试探总统的口气，看看能否撇开俄国同希姆莱打交道。“我很高兴，”丘吉尔说，“我确信我们一定能达成一致意见，我希望斯大林可以回电说：‘我也同意。’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授权我们驻斯德哥尔摩的代表告诉贝纳多特，可以把消息转达给希姆莱。因为，在我们三国一致同意之前，不能采取任何行动。”
“同意。”
“真是非常感谢。”
“谢谢。”总统说。
“您还记得我们准备在欧洲会师时发表的讲话吗？”
杜鲁门仍然困惑不解：“首相先生，我不明白您电报中最后一句话的意思。”
“您知道我在说什么——已经写好的讲话、声明。我想，一旦部队会师，就要马上将其公布。”
“我觉得您说得对，”杜鲁门终于明白了，“我同意……我希望不久便能见到您。”
“我也是这么计划的。关于这个问题，我很快就会给您发电报。我完全同意您在波兰问题上采取的一切行动。我们此刻正并肩前进。”
“很好！我希望能够这样继续下去。”
“事实上，在这件事上，我会跟随您的指引，无论您做什么，我都会支持您。”
“谢谢您。晚安！”
晚上八点，总统开始对参加旧金山联合国大会开幕式的代表们发表广播讲话。从未有过这样一次迫切需要召开的会议，他说：“与会的代表们，你们都将成为一个更加美好的世界的建筑师。我们的未来掌握在你们手中。通过你们在这次会议上的努力，我们将获知，苦难深重的人类是否能够获得公正持久的和平……
“这次会议将集中力量专门研究一个问题，那就是成立一个维持和平的基本组织。我们要制定一部基础的宪章。
“我们问题的实质在于，提供一个解决国家间争端的理智的机构。
“我们必须建设一个新世界，一个更为美好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类永恒的尊严将受到尊重……”
两天后，三巨头同时宣布，美国军队与俄国军队已经会师。罗伯逊中尉在托尔高同俄国人会师的细节很快传遍了全世界。当他带领三名普通士兵把那面曾向俄国人挥舞过的手工国旗献给艾森豪威尔时，盟军总司令——他相信他们是最早同红军会师的人——当场给他们每人晋升一级。(2)
(1)斯大林收到的电报措辞有几处不同。这一电话会谈的内容来自一份美方抄本。电话接听的效果和丘吉尔的口误可能是造成这些错误的原因。
(2)在《远征欧洲》一书中，艾森豪威尔仍然称托尔高是第一个会师的地点。那些在斯特雷拉最早与红军历史性会师的人没有得到晋升。科茨布中尉甚至一直没有获得上级答应颁发的奖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