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斯大林向哈里曼保证说，苏联的主攻方向是德累斯顿，但是，到了4月22日，即使对于最天真的人来说，他的真实意图也已经暴露无遗了。的确，科涅夫的一支部队正在向德累斯顿前进，然而，另一支更为强大的部队，已经利用舍尔纳和海因里希中间的空隙，朝西北方向横扫而去。拂晓时分，这支部队到达了地下掩体以南三十五英里的卢肯瓦尔德。早晨六点，一辆俄国微型装甲汽车沿着大路风驰电掣般开到了附近的IIIA军官战俘营。一万七千名盟国战俘赤着上身涌出营房，疯狂地欢呼着。小小的汽车停下之后，驾驶员打开顶上的活动门爬出车外。俄国战俘一拥而上，抓起他一次次抛向空中。
四个小时之后，一支小型俄国装甲部队来到了战俘营门口。一名身材高大的步兵战士站在第一辆坦克上，拉着手风琴放声歌唱。在一辆半履带式装甲车上，一名战士漫不经心地弹着三弦琴，就好像奏着音乐奔赴战场是理所应当的事。粗犷的俄国人跳到地上，与战俘们握手，并拿出葡萄酒、伏特加和啤酒，不停地为三巨头、艾森豪威尔、科涅夫、“空中堡垒”(1)、斯图莫维克攻击机和斯蒂倍克汽车干杯。
当红军的坦克车队轰鸣着离开时，一辆坦克转向栅栏，把铁丝网连根拔起。“你们现在自由了！”坦克指挥官用德语喊道。
在卢肯瓦尔德南面，科涅夫向德累斯顿发起的攻势遭遇到了意想不到的顽强抵抗。希特勒把他最强大的防御力量部署在了这里——他错误地相信这里是斯大林的主要目标。在其中的几个地方，俄国人对舍尔纳的反扑几乎毫无抵抗之力。有一段将近一英里的防线，负责把守的是一支由十八名预备役军官组成的奇特队伍。其中包括米哈伊尔·科里亚科夫，一名空军记者，由于宗教信仰的原因，他被调到了步兵部队。现在，科里亚科夫上尉只是一个职位低下的通信员。
4月22日黎明，科里亚科夫把他的步枪倚在排指挥所小屋的墙上，拿出一个珐琅圣母像，跪下来开始祷告。然后，他开始给躺在散兵坑里的战士们送食物。散兵坑挖在长满绿色禾苗的冬麦地里。前面几百米处有一片树林，一条公路从树林中间穿过。一派安静平和。突然，公路上出现了一些人影。
“通信员！”排长大声喊道，“去看看是什么人！”
科里亚科夫走上前去，看见了一支长长的难民队伍。有人推着装满行李的婴儿车，有人骑着自行车，还有一些人跟在装得满满当当的马车后面徒步走着。忽然，很多土块溅在了科里亚科夫的脚上，他听到从树林里传来了德国自动步枪那短促清脆的射击声。马匹向前奔去，掀翻了好几辆马车，孩子们掉了出来。紧接着，炮弹开始爆炸，科里亚科夫连忙卧倒，动弹不得。每次他试图爬走，树林里都射出一排子弹将他困住。他趴在地上，大声祷告：“没人可以帮我们，除了你，圣母！没有其他的希望……”
一只有力的手抓住他的领子，把他拎了起来。一个高大的德国人低头盯着他，举着枪托，“波兰人？”他吼道。
科里亚科夫设法向他解释了自己是一名俄国上尉。德国人放下枪，把他推向另一个士兵，一个十四岁左右的男孩。在一个指挥所里，德国人问科里亚科夫是否曾虐待过德国妇女。
他摇摇头。
“好，好！”一名上尉嘲弄地说。他扬手给了科里亚科夫一记耳光，把他的眼镜打落在地，然后开始愤怒地用德语大喊大叫。科里亚科夫只听懂了一个词：“枪毙！”
四个肥胖的德国女人向他们跑过来，歇斯底里地朝困惑不解的德国上尉喊叫着。为首的女人擦去脸上的眼泪，对科里亚科夫微笑着。在她险些被奸污时，是科里亚科夫救了她。她的三个女儿挤在一起，一边点头，一边流着眼泪微笑。
一个上了年纪的德国上校在一旁默默地看着。他捡起科里亚科夫的眼镜，一声不响地递给了这个俄国人。
当天早晨，在地下掩体里，斯坦纳是人们谈话的主要话题。他是否已从北面发动了解救柏林的进攻？如果已经发动了，那现在打到哪里了？希特勒三番五次地问克雷布斯同样的问题，而每次都被告知：没有消息。
十一点，克雷布斯终于通过电话联系上了海因里希。他还没有机会开口，这位小个子将军就说：“今天是希特勒离开柏林的最后机会。我没有足够的兵力去救他！”
斯坦纳怎么样？
海因里希差点大笑出来，但是，他彬彬有礼地说，把最后一线希望寄托在斯坦纳身上实在太愚蠢了。克雷布斯的语气尖刻了起来，他说，阻止柏林被困是海因里希的职责。抛弃希特勒是可耻的！
这番话的结果只是激怒了海因里希。“你说我必须阻止元首不体面地落入包围。然而，你不顾我的意愿，不听我的劝，不考虑我已把指挥权交给你支配这一事实，仍然不允许我把部队从前线撤下来保卫他。”
克雷布斯还没来得及回应，电话便断了。他设法再次接通了海因里希，对他说：“元首不同意部队撤退，因为这会把德国分割成南北两部分。”
“这一分割早已是事实。”海因里希说道。接着，他要求克雷布斯再次请示元首，并在一点之前给他答复。
三点钟，克雷布斯终于打电话给他，说布塞可以撤回一部分部队。
海因里希立即给布塞打电话，然而布塞却一点儿都不满意。“这只是一些不完全的措施。”他说，“要么我和我的所有部队一起撤，要么我就留在这里。”
“好吧！撤退。”海因里希做出了决定。他故意下达了这么一个含糊的命令，布塞可以将其解释成允许他撤出全军人马。
但是，布塞不能让海因里希承担这样的责任。“我有元首的命令。他要求我原地不动。”他不动声色地说。这只是一个借口。假如现在撤退，他将不得不抛弃法兰克福要塞里的比勒的部队。他们已经陷入了重围。二十四个小时以来，他们一直试图在俄军防线上打开一个缺口，却始终没有成功。只有等比勒成功地与第九集团军余部会合之后，布塞才能撤退。
戈培尔博士似乎已将昨天抨击德国人民的激烈言论完全忘记了。“我应该承认柏林人的优秀和勇敢，”他一边看着窗外在柏林上空盘旋的盟国飞机，一边对他的新闻官说，“他们甚至不躲进掩体，而是抬头看向天空，看看要发生什么。”
街道被破砖烂瓦和抛锚的汽车堵住了。戈培尔不得不取消了每日的记者招待会，开始录制一篇对人民的演讲。但是，录音还没结束，俄国的炮弹便在附近爆炸了。一颗炮弹的落点特别近，窗上仅剩的几块玻璃都被震得粉碎。戈培尔镇静地停了一会儿，然后继续录音。结束之后，他转身问录音师，电台播放这篇讲话时，人们是否能听到刚才的爆炸声，“你不觉得这是很好的音响效果吗？”
午餐时，戈培尔盛气凌人，甚至可以说很愉快。提到丘吉尔时，戈培尔说他是个“小矮子”，又把艾登描述成一个“装腔作势的假绅士”。然而，当他的老朋友温克勒医生打电话给他时，他郑重地感谢了温克勒过去为他所做的一切，然后低沉地说：“我们再也见不到了。”
随着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流逝，希特勒越来越紧张烦躁。他无法得知斯坦纳攻势的进展情况。每当克雷布斯向他报告说没有确切消息时，他都更加沮丧。事实上，斯坦纳那支可怜的仅有一万人的“装甲军”仅仅向西南方向前进了八英里，现在已被彻底拦在了那里。
当天下午的元首会议中出现了几张新面孔。海军中将埃里希·沃斯代表邓尼茨。邓尼茨正在德国北方建立一个独立司令部。娶了希特勒一名女秘书的空军上将埃卡德·克里斯蒂安代替科勒尔出席。科勒尔的新司令部位于柏林西北方向。当然，鲍曼也出席了会议。此外，还有凯特尔、约德尔、克雷布斯以及古德里安留给他的副官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少校和其他副官、秘书们。
约德尔不顾克雷布斯一贯的乐观态度，向希特勒报告了真实情况：柏林已有三面被围。朱可夫的一支部队已到达城东。另一支部队由北面向波茨坦逼近，很可能将在一周后与来自南方的一支科涅夫的部队在那里会师。
约德尔的话让希特勒非常不安。他要求知道全部情况。斯坦纳向前推进了多远？最后，克雷布斯被迫承认，斯坦纳的“装甲军”仍然存在，但没有其他的消息。
希特勒猛地抬起头，开始粗重地呼吸起来。他用紧张嘶哑的声音命令道，除了几位将军和鲍曼之外，所有人都出去。其他人急忙推推搡搡地走出会议室，一声不响地站在候见室里，心里非常忧虑。
门刚一关上，希特勒就跳了起来，他的左臂砰地垂了下去。他步履蹒跚地走来走去，激动地挥舞着右臂，大骂他身边的人都是叛徒和骗子。他尖声叫道，他们都太低微，太可怜了，根本不能理解他的伟大抱负。他是腐化和怯懦的受害者，而今天所有人都背弃了他。
他的听众们从未见过他如此彻底地失去控制。他指着将军们责骂，将战争的灾难归咎于他们这类人。只有鲍曼提出了抗议，军官们不禁大吃一惊。可是，鲍曼的话无疑是为了让希特勒冷静下来，而并不是为军人们辩解。
希特勒喊了几句斯坦纳，然后突然跌坐在椅子里。他痛苦地说：“战争输了！”接着，他又用颤抖的声音说，第三帝国已经以失败而告终，他此刻唯一能做的只有一死。他的脸色变得苍白，身体开始断断续续地抽搐，仿佛是受到了强烈中风的折磨。
忽然，他不动了。他微张着嘴，坐在那里，用他那空洞的双眼盯着前面。这比他狂怒的时候更让旁观者惊慌。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后来谁也不记得究竟过了多久。终于，元首脸上慢慢泛起了血色。他猛地抽动了一下。鲍曼、凯特尔和布格道夫恳求他保持信心。如果连他都丧失了信心，那么一切就真的完了。他们劝他立即动身去贝希特斯加登。但是他缓缓地摇了摇头，有气无力地说，他决不离开地下掩体。如果他们想走，随他们的便，但他要在首都等死。接着，他要求见戈培尔。
外面房间的人几乎听到了发生的一切。菲格莱因抓起电话，告诉希姆莱刚刚发生的事。大吃一惊的党卫军全国领袖赶忙打电话给希特勒，恳请他不要放弃希望。他答应立刻派党卫军去。
“柏林的人都疯了。”希姆莱对党卫军中央办公室主任戈特洛布·伯格尔上将（相当于美国的中将）说。伯格尔头脑简单，从来没怀疑过国家社会主义的伟大目标。他认为，现在只有一件事可做。“您应该立即去柏林，党卫军全国领袖先生，”他说，“当然，要带上您的警卫营。如果元首打算留在帝国总理府，您没有权力把一个警卫营的人留在这里。”看到希姆莱毫无反应，伯格尔反感地说：“好吧，我去柏林，您也应该去。”
希姆莱没有去，而是再次给地下掩体打电话，恳求希特勒离开柏林——但是徒劳无功；菲格莱因接过电话，催他的上司亲自前来劝说。他们争论了许久，最后，希姆莱终于同意在瑙恩与菲格莱因见面。瑙恩位于地下掩体以西二十五英里处——就在柏林仅剩的一条逃生走廊正中。
希姆莱和格布哈特医生一起在约定的地点等候菲格莱因。格拉维茨教授自杀之后，格布哈特被提名为德国红十字会的新主席。两个小时后，格布哈特建议由自己单独去见希特勒，请求元首批准他的这一任命。
希姆莱欣然同意，如释重负，他不必再等菲格莱因，可以返回他的司令部了。他要格布哈特放心，元首肯定会同意这项任命的，并让他告诉希特勒，党卫军全国领袖的警卫营将誓死保卫地下掩体。说完，他转身向北走去，消失在夜色之中。
当得到元首精神崩溃的消息时，戈培尔还在自己的家里。他得到通知说希特勒要立刻见他。这一灾难性的消息对他的刺激比对任何人都大。正准备出门时，他又接到通知说，希特勒还想见玛格达和孩子们。五点左右，戈培尔夫人镇静地吩咐保姆，给孩子们收拾一下去见元首。孩子们非常高兴，想知道阿道夫叔叔会不会给他们巧克力和糕点。他们的母亲推测，他们可能是要去赴死。她强颜欢笑，告诉孩子们：“你们每人可以带一件玩具，只准带一件。”
戈培尔全家分乘两辆汽车朝地下掩体驶去。送他们离开时，泽姆勒注意到他的上司神情冷静，郑重其事，但玛格达和孩子们却哭了。
这一家人被安顿在了离希特勒房间不远的四个小房间里；然后，戈培尔和妻子便前去见元首。戈培尔宣布，他也要留在地下掩体里自杀。玛格达说，她也要这样做，谁都不能改变她的主意，甚至连希特勒也不行。她还坚持让六个孩子跟他们一起死。
凯特尔终于清空了会议室，这样，他便可以和希特勒单独谈谈。他想说服希特勒在当晚前往贝希特斯加登，在那里开始谈判投降事宜。与之前的很多次一样，元帅刚说了几个字，就被希特勒打断了。“我知道你要说的每一个字：‘必须立刻做出决定！’”希特勒提高了嗓门，“我已经做出了决定。我决不离开柏林。我要守卫这座城市，直到最后一刻！”
凯特尔说，这简直是“疯了”。他不得不“要求”元首立即飞往贝希特斯加登。在那里，元首可以继续指挥帝国和武装部队，但在柏林却做不到这一点，因为柏林同外界的联系随时可能被切断。
“没人阻拦你立即飞往贝希特斯加登。”希特勒回答道，“事实上，我命令你这样做。但是我本人将留在柏林。仅仅一个小时前，我通过广播宣布了这个决定。我不能食言。”
凯特尔痛苦地说，如果希特勒不走，他也不走。正在这时，约德尔走进了会议室。
希特勒又召来了鲍曼，命令他们三人飞去贝希特斯加登，在那里，凯特尔将拥有指挥权，而戈林则作为元首的私人代表。
“七年来，我从未违抗过您的任何命令，”凯特尔回答道，“但是，这个命令我拒绝执行。”他提醒元首，他仍然是武装部队的最高统帅。“您指引并领导了我们这么久，现在您突然要把您的参谋部派走，并且希望由他们自己去指挥战斗，这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无论如何，一切都在土崩瓦解，我再也无能为力了。”希特勒回答道。他又说，剩下的事留给戈林处理。
“没有一个战士会为帝国元帅而战斗。”其中的一位将军说。
“你说‘战斗’是什么意思？今后可能没有什么战斗了。如果我们不得不进行谈判的话，帝国元帅会比我做得更好。至于我，要么就投身于柏林战役并打赢它，要么就死在柏林。”他不能冒落在敌人手中的危险，所以会在最后一刻自杀，他说。“这就是我最终的、不能改变的决定。”
将军们发誓说，情况并没糟糕到这种地步。舍尔纳仍然很强大，温克的第十二集团军可以掉头回来解救柏林。几天之后，斯坦纳将得到足够的人力，可以在北面同时发起进攻。
希特勒的眼睛马上亮了起来。令人难以置信地，希望回来了，也带回了他的决心。他开始提出各种问题。很快，他便详细地拟出了拯救柏林的方法。
凯特尔说，他马上亲自去向温克下达命令。希特勒完全恢复了常态，热情地一定要凯特尔留下，先喝一碗豌豆汤。最终，他们决定，由凯特尔和约德尔在柏林西面的波茨坦附近设立一个新的最高统帅部。这样的话，如果柏林被围，他们就可以轻松地撤到邓尼茨那里去。而克雷布斯将留在地下掩体，担任元首的军事顾问。
凯特尔和约德尔拿着一野餐篮的三明治、白兰地和巧克力——元首亲自下的命令——乘坐一辆参谋部的汽车，离开了帝国总理府的废墟。天已经黑了。“我能够告诉温克的只有一件事，”凯特尔悲伤地说，“那就是，柏林战役已经开始，元首的命运危在旦夕。”
午夜即将到来之际，地下掩体西南约六十英里处，凯特尔在一座偏僻的护林人小屋中，纯属偶然地找到了温克的指挥所。凯特尔命令他掉头向东北方向发起进攻，突破科涅夫的包围圈。与此同时，布塞将向西北方向进攻。他们将一起解救柏林。温克说这不可能：布塞已陷入重围，眼看就要弹尽粮绝了。
凯特尔开始恳求他。柏林战役已经开始，他说，这次战役的胜败决定着希特勒和德国的命运。援救希特勒是第十二集团军和第九集团军的责任。他说，元首的生命如今完全取决于温克，并且吐露了一个甚至没有告诉过约德尔的想法：他决心把元首从地下掩体里弄出来，如有必要，不惜使用武力。
温克表示反对。解救柏林的计划基于一个并不存在的师。但是，凯特尔却继续恳求。最后，这位年轻的将军只得答应尽力而为。他看着凯特尔的汽车渐渐消失，心里惦记着自己生长于斯的柏林，惦记着城里的妇女和孩子们的命运。
这些天来，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少校一直在劝克雷布斯想想办法，以免两人都死在地下掩体里。可是，他的上司要么是不愿有所行动，要么是不能，只是放任自己随波逐流。他告诉这位年轻的男爵，他对自己被选为元首的最后一任军事顾问一事丝毫不感到骄傲，“但是现在，我无法改变这种状况。我奉命留下，所以你必须跟我一起留下。”
4月23日午夜刚过，克雷布斯终于使希特勒做出了让步——至少他认为是个让步。布塞可以撤退。克雷布斯立刻打电话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海因里希。当然，允许撤退的唯一目的是让布塞和温克一起进攻，解救柏林。
但是，布塞仍然拒绝撤退。不过，这次他告诉了海因里希真正的原因。他说：“在比勒的所有部队撤出法兰克福之前，我不能撤退，”他说，“我要一直等到比勒同我们会合。”
海因里希被激怒了——但是他能理解，于是，他挂了电话。
在希特勒崩溃的几个小时之后，克里斯蒂安将军闯进了位于柏林城外的科勒尔的指挥部。“元首崩溃了！”他描述了刚才发生的可怕事情。
科勒尔的第一反应就是打电话给在贝希特斯加登的戈林——帝国元帅是希特勒的合法继承人。“我们通常请示的那个人不愿意离开他所在的地方，”科勒尔对戈林的副官贝尔恩德·冯·布劳希奇上校说，“但我必须离开这里。”
布劳希奇知道科勒尔指的是希特勒。他说：“帝国元帅希望你马上来这里。”
挂了电话后，科勒尔转向克里斯蒂安，问道：“最高统帅部在干什么？”
“最高统帅部将离开柏林，并于今晚在坎普林茨（柏林和波茨坦之间的一个坦克训练学院）集合。最高统帅部决定将西线的部队投入东线，继续进行战斗。”
科勒尔拨通了地下掩体的电话。“发生了什么事？”他问希特勒的空军副官冯·布洛上校，“克里斯蒂安告诉了我很多事……我大吃一惊。这都是真的吗？”
“对，是真的。”
科勒尔问，他是否应继续在北线防御。
“是的。”
但科勒尔要的是另外一个答复。“这样不好，”他恼怒地说，“现在是这样一个决定性的时刻。”他说他必须去南方，亲自向帝国元帅报告一切情况。
“好吧。”对方答道。
“他（希特勒）不可能改变决定吗？”
这一次布洛做了否定的答复。
科勒尔急忙驱车赶到了最高统帅部的新指挥部，向约德尔求证克里斯蒂安所讲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故事。
“克里斯蒂安告诉你的都是真的。”约德尔冷静地回答。
科勒尔问，元首是否真的会自杀。
“在这个问题上，元首非常固执。”
“莱比锡市长全家自杀后，元首曾说：‘这是在愚蠢而怯懦地逃避责任。’”科勒尔非常愤慨，“而现在，他要做同样的事！”
“你说得对。”
“那么，你要怎么办？对我有什么吩咐？”
“没有。”约德尔说。
科勒尔说，他必须立刻出发，亲自去向戈林汇报。应该去告诉戈林，元首说了，“如果我们不得不进行谈判的话，帝国元帅会比我做得更好”。这种消息，科勒尔说，绝不能通过电报对其说明。他必须亲自去。
“你说得对，”约德尔言简意赅地答道，“没有其他办法。”
4月23日拂晓之前，科勒尔及其参谋部全体人员乘坐十五架JU-52式飞机，动身前往慕尼黑。
在俯瞰贝希特斯加登的上萨尔茨堡胜地，戈林已经通过一条不太靠得住的渠道得知了许多相关消息。当天上午，他告诉他的门房约瑟夫·齐希斯基——没有告诉其他任何人——鲍曼发来一封密电，通知他元首神经崩溃了，要戈林行使指挥权。戈林半信半疑。他该怎么办呢？立刻行动，还是等待？
直到中午，科勒尔才到了戈林那所位于上萨尔茨堡的舒适而朴素的房子。他激动地向帝国元帅和纳粹党官员菲利普·布勒讲述了希特勒崩溃的事情。当然，戈林已经知道了大部分细节，所以并没有太大的反应，这让科勒尔很意外。戈林问希特勒是否还活着。他有没有任命鲍曼为其继承人？科勒尔答道，他离开柏林时，希特勒还健在，柏林还有一条，或者也许两条逃生走廊。这座城市大概还可以再守一周。“无论如何，”他最后说，“现在是您该采取行动的时候了，帝国元帅先生！”
布勒表示同意，可是戈林仍犹豫不决。希特勒没任命鲍曼为继承人吗？他再次问道。他的死对头鲍曼也许会发来一封电报，诱使他过早地接管政权，“如果我照办，他会说我是叛徒。如果我不行动，他会指控我没能抓住最关键的时机。”
他召来了恰巧在附近的鲍曼的私人助手，以及上萨尔茨堡的党卫军指挥官。他还派人去找汉斯·拉默斯部长。此人是帝国总理府的主管，一名法律专家。1941年，希特勒亲自起草了两份正式文件，指定了元首的继承人。而拉默斯正是这两份文件的保管人。这些文件规定，在元首暂时或永远不能履行自己职责的时候，指定戈林为希特勒的代表。同时，在元首逝世后，戈林将成为他的继承人。
戈林想知道柏林的军事形势如何，是否能保证他接管政权——毕竟，希特勒已陷入重围——但是拉默斯无法判断。
戈林清楚地知道，随着鲍曼对元首的影响日益扩大，自己的影响正在逐渐缩小。他问，自1941年以来，希特勒是否曾下达过什么废除他的继承资格的指示。
拉默斯回答说没有。“如果元首曾经下达过其他任何指令，我肯定能知道。”他时常会确定一下，这些文件有没有被撤销。他声称，这项命令具有法律效力，甚至不需要再次公布。
有人建议他给元首发封电报，问他是否想让戈林做他的代表。大家都赞成这一建议，于是，戈林开始草拟电文。过了很久他还没写完，科勒尔急忙打断了他，说这么长的电报根本发不过去。
“对，确实如此，”戈林表示同意，“你另写一封吧。”
科勒尔和布劳希奇分别起草了一封电报，戈林选中了其中一封，上面写道：“元首，鉴于您决定留在柏林，您是否希望我根据1941年6月29日颁布的命令，接管帝国的完全指挥权？”
戈林又读了一遍电报，然后拿起笔添上：“……拥有处理国内外事务的全权。”这样，他便可以与盟国进行和谈。他还有些担心，便说：“假如他不答复我怎么办？我们应该定个时限，在那之前，我必须得到答复。”
科勒尔建议给希特勒八个小时的时间，于是，戈林草草写道：“如果晚上十点之前没有答复，我将假设您已被剥夺了行动自由。我会认为您的命令仍然具有法律效力，并为我们的人民和祖国的利益而采取行动。”他停顿了一下，接着又匆忙写道，“您应该能意识到，在这生命中最困难的时刻，我对您的感受，这种感情无法用语言来表达。愿上帝保佑您，尽快将您带来这里。您最忠实的，赫尔曼·戈林。”
他重重地向后靠去。“太可怕了。”他说，“今晚十点，如果得不到答复，我必须立刻行动起来——比如发表告武装部队书、告人民书等等。”他的行动方针已趋于明确，“我要马上停止战争。”
巧合的是，与此同时，阿尔伯特·施佩尔正在建议希特勒任命邓尼茨为继承人。已有想法的希特勒反复思考着这个建议，但是什么都没说。
施佩尔乘飞机来柏林是想向希特勒当面告别，并且要坦白一件事。他没有为之道歉，只是透露说，几周来，他一直在劝说军事长官和重要领导人保全工厂和桥梁，阻挠希特勒的“焦土”政策。（当然，他没有坦白自己最近计划暗杀希特勒的事。他想通过通风系统把毒气灌进地下掩体——但是却发现通风管旁边有一根新安的烟囱。）二十九岁那年，施佩尔在希特勒的建筑师保罗·特罗斯特教授手下工作。不久，元首便把他拉入了自己人的圈子，如今更是钟爱地把他看作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施佩尔认为自己会被逮捕，甚至可能会被枪毙，可希特勒似乎只是因他的部长能够坦白以告而“深受感动”。
施佩尔还没跟希特勒告别，戈林的电报便到了。不等元首说话，鲍曼就愤愤不平地说，戈林竟然要求在晚上十点之前做出答复，这简直像是最后通牒。他受的侮辱似乎比任何人都大，并与戈培尔一同要求处决戈林。
希特勒迟疑了片刻，然后承认说，他早就意识到了戈林的不足；此外，帝国元帅还非常堕落——他是一个吸毒的瘾君子。不过，他的语气突然又变了，说道：“可他还是能够就投降一事去进行谈判。事实上，无论谁去都没关系。”虽然他拒绝下令处决戈林，但还是被大家说服，给戈林发出了这样一封电报：
你的行动代表了对元首和国家社会主义的高度背叛。对背叛的处罚是死亡。但是，鉴于你过去曾为党效劳，如果你辞去一切职务，那么元首将免去你的死罪。请回答是否同意。
这封电报是由鲍曼起草的。过了一会儿，希特勒又发出了另外一封电报：
1941年6月29日的命令已通过我的特别指示被废除。我的行动自由无可争议。我禁止你采取任何你打算采取的行动。
然后，希特勒又发出了第三封电报。这封电报与前两封截然不同，也许更确切地表明了他本人的态度：
你认为我已不能按自己意愿行事的假设是完全错误的，不知这个可笑的想法出自何处。我要求立即坚决地进行辟谣。顺便说一下，我只会在我认为合适的时候，把权力交给我认为合适的人。在那之前，我本人仍将拥有指挥权。
鲍曼肯定是担心这封电报将是元首原谅戈林的前奏。他通过无线电秘密通知上萨尔茨堡的党卫军指挥官，要求立即以高度叛国罪逮捕戈林。(2)
过去几周里接连的灾难，让司令部的神圣性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对德国军官们来说，司令部曾是如此不可侵犯。很多指挥官宣布独立，甚至发动兵变，这在国防军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事情。首先，古德里安公开反对希特勒，并且最终希望自己被解职；接着，海因里希当面反抗希特勒，甚至下达含糊不清的命令，妄图先发制人；最后，温克无视希特勒的直接命令，擅自决定向东进攻。
反抗之风从上吹到下。例如，海因里希阻挠希特勒，布塞反抗海因里希，而且，没有比布塞自己的司令部更混乱的地方了。他手下的第五十六装甲军暂时调离第九集团军，目前正在柏林以东二十英里处，企图阻击突破希娄的俄国人。该部队指挥官赫尔默特·魏德林将军接到了两个相互矛盾的命令：布塞要求他向东南推进，与第九集团军主力会合；希特勒则威胁说，如果他不马上向柏林城界靠拢，便会立即被枪决——有人向他误报，魏德林已经一路逃回了波茨坦。
由于魏德林皮肤粗糙，举止粗鲁，他的手下给他起了个外号，“带刺的卡尔”。他是一名头脑简单的职业士兵，只想履行自己的职责。他决定亲自去见克雷布斯，彻底弄清状况。
在地下掩体，克雷布斯和布格道夫冷淡地接待了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要枪毙我？”魏德林脱口而出。
克雷布斯严厉地回答道，元首非常生气，因为魏德林迁走了设在柏林西面的指挥所。太荒唐了！魏德林发作了。他拿过—张形势图，想证明他的指挥所与俄国战线的距离从未大于过两英里。这很明显是事实。克雷布斯和布格道夫让魏德林放心，他们马上去向元首汇报真实情况。
克雷布斯和布格道夫回来时，发现魏德林情绪非常激动。他刚收到自己的司令部发来的一封电报，通知他最高统帅部已解除了他的职务。他谴责两位将军是走狗，胆小得不敢向元首反映关于同僚的真实情况，生怕自己因此而失宠。
克雷布斯没有生气。他告诉魏德林，解除他职务的命令已经被取消，元首希望马上见他。他们下了一段楼梯，沿着一条走廊走进了候见室。房间里的长凳上坐着几个人，魏德林只认出了里宾特洛甫。
克雷布斯和布格道夫快步陪着他走进了主会议室，希特勒正坐在一张桌子后面研究一张地图。他们进来之后，希特勒转过身，露出了他那肿胀的脸和狂热的眼神。他毫无诚意地笑了笑，伸出手低声问道：“我们见过面吗？”
魏德林说见过——一年前在上萨尔茨堡，他被授予橡树叶勋章的时候。
“我记得你的名字，”希特勒说，“但是想不起来你的模样。”魏德林心想，你自己的脸只是一张强颜欢笑的面具。他注意到，元首坐下时，脸上痛苦地抽搐了一下。
魏德林透露，根据克雷布斯的建议，他已经命令部队向东南方向挺进，与布塞集团军的主力会合。克雷布斯说，如果不取消这一命令，柏林东南将出现缺口，来自希娄方向的朱可夫部队将从这个缺口蜂拥而入。
希特勒的右腿不住地颤抖。他连连点头称是，然后，滔滔不绝地解释起了他制订的解救柏林的计划。温克的第十二集团军将从西南方向发起进攻，而布塞将从东南方向发起进攻。这两支部队将合力打败柏林南面的俄国人。与此同时，斯坦纳将从东北方向打过去，牵制柏林背面的朱可夫部队。一旦打败南面的俄国人之后，温克和布塞便将挥师北上，发动大规模联合进攻，帮助扫清北面的敌军。
希特勒或许觉得这个计划很清楚，但是，对于魏德林这样一个讲究实际的军人来说，这简直太混乱了。这是现实还是梦境？
突然，克雷布斯宣布，将由魏德林负责柏林东部和东南部的防守。魏德林不知所措。当他站起来时，希特勒也试图起身，但是又跌坐在了椅子里，只好伸出了手。魏德林走出了会议室。元首的身体状况让他非常难过。他感觉头晕眼花。这里发生了什么事？国防军还有没有最高统帅？在地下掩体的上层，他打电话给他的部队，命其改变阵地，防守柏林东郊。然后，他问克雷布斯：“我归谁指挥？”
“由元首直接指挥。”
魏德林研究着柏林地图，建议由一个人统一负责柏林的防守。
“有这么一个人，”克雷布斯说，“那就是元首。”
“我感觉自己是在做梦！”魏德林叫道。他的坦克军和布塞集团军里的其他作战单位都已受到重创。难道克雷布斯认为眨眼之间就可以击退强大的俄国军队？“如果守不住奥得河，”他说，“那就必须宣布柏林为不设防城市！”
然而，克雷布斯只是微微一笑，似乎这不过是陈词滥调。他说道：“元首之所以命令守住柏林，是因为他很肯定：一旦柏林陷落，战争就会结束。”
午夜即将到来之际，几辆小汽车开到了卢贝克市内一座公园附近的一座小房子前。卢贝克是汉堡北面波罗的海上的一个德国港口。希姆莱和施伦堡在几名党卫军军官的随从下，走进了这座房子——这是瑞典的领事馆——受到了贝纳多特的欢迎。贝纳多特把他们带进一个只点着蜡烛照明的小房间。谈话刚开始，就响起了空袭警报。贝纳多特问希姆莱是否愿意和其他人一起钻进下面的掩体。希姆莱还是那副样子，好久都下不了决心。当他得知掩体只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地下室时，不禁又迟疑了一会儿，然后才走了进去。在地下待着的一个小时里，希姆莱大部分时间都在不停地逐一向大家提出问题，就好像在做民意测验一样。贝纳多特觉得他看上去疲惫不堪，只是强打精神装出一副镇静的样子。
警报解除后，他们回到了上面的小房间。贝纳多特请他们喝一杯，但希姆莱只想喝汽水。“我认识到了，你说的是对的。”他出人意料地说，“战争必须结束。”他听天由命地叹了口气。“我承认德国败了。”他说，元首可能已经死了，所以他不必再受自己誓言的约束。
在两支蜡烛那摇曳的烛光映照下，希姆莱的面容越发显得鬼鬼祟祟，优柔寡断。这全取决于一件事情，他继续说道，那就是盟国怎样对待德国人。如果他们把德国人民全部消灭的话，那么希特勒便将成为英雄和烈士。“在目前的情况下，”他矜持地喝了一小口汽水，然后说道，“我完全有权做主。为了使尽可能多的德国领土免遭俄国侵略，我希望在西线投降……但不能在东线投降。我一直是，将来也永远是，布尔什维主义不共戴天的敌人。”他问伯爵是否愿意把这个提议转达给瑞典外交部，从而转达给西方各国。
贝纳多特不喜欢这个主意。他说，如果东线不停战，那么盟国不可能与德国单独媾和。
“我非常清楚这有多困难，”希姆莱回答，“但我依然想试着使几百万德国人免遭俄国侵略。”
贝纳多特同意向其政府转达投降的要求，但他想知道，如果遭到拒绝，希姆莱有何打算：“如果那样的话，我将接过东线的指挥权，战斗至死。”
他说他希望会见艾森豪威尔，并愿意立即无条件投降。“作为一个老于世故的人，我应该向艾森豪威尔伸出手吗？”他推心置腹地问道。
临走时，希姆莱说，这是他一生中最为痛苦的一天，他必须立刻赶往东线。他果断地大步迈向黑暗之中，爬上汽车，坐在方向盘前。他踩下油门，汽车冲过一道栅栏，一头撞上房子周围的一道铁丝网。在场的瑞典人和德国人设法把汽车拖了出来，希姆莱东倒西歪地下了车。伯爵对领事馆的几名随员说，这似乎有所象征。
次日，即4月24日早上，克雷布斯和他的两名副官，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少校和格哈德·博尔特上尉，被允许进入了元首的会议室。戈培尔和鲍曼也在里面。
在克雷布斯汇报情况时，博尔特被喊去接电话，听取前线发来的紧急消息。他回来时，戈培尔探身过来，低声问道：“有什么消息？”博尔特告诉他，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的坦克突然攻击了曼托菲尔的北翼，并已推进了三十英里。它不仅像朱可夫在曼托菲尔的南翼所做的那样，切断了其北翼，并且表明了斯大林的主攻方向是柏林。俄国的三个方面军——约二百五十万人——正在向首都会聚。
希特勒满怀希望地转向博尔特。元首一个劲地摇着头，这让博尔特感到有些紧张。博尔特汇报了这一新灾难。希特勒沉默了片刻，然后厉声说道：“鉴于我们拥有奥得河这道天险，因此，俄国人这次之所以胜利，完全是由于那里的德军指挥官无能。”
克雷布斯试图为海因里希和曼托菲尔辩解。他们的后备队伍——包括斯坦纳的军队——全都被调走了，有的被调去加强曼托菲尔的右翼，那里的压力非常大；有的被撤回来防守柏林。这让希特勒想起了斯坦纳那次夭折的进攻。他用颤抖的手指着地图说，明天必须从柏林北面发起一次进攻：“第三装甲集团军要把全部可用兵力都投进去，这肯定会无情地削弱未受到攻击的其他地段的兵力。北面必须重新建立与柏林的联系。立刻把这个命令传下去。”
布格道夫建议由斯坦纳指挥这次进攻，希特勒一听就火了：“我用不着这些骄傲自大、令人讨厌、优柔寡断的党卫军军官！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需要斯坦纳担任指挥官。”
克雷布斯走出会议室时，看见魏德林正在候见室里等待。“昨天晚上，你给元首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说，“现在，他命令你全权指挥柏林防御战。”
“你还是把我枪毙了更好。”魏德林答道。他接受了这个任务，条件是只有他可以下达有关柏林防御的命令。他不想受到戈培尔这样的柏林卫士的任何干涉。
当天下午，约德尔来到一个人——斯坦纳——的司令部。斯坦纳本应与这场从北面发起的新攻势毫无关系。“元首命令，”约德尔宣布，“你必须立即发起进攻。”
“我不愿向柏林进发。”斯坦纳回答道。他的语气从未如此轻蔑过，不过，如今这在国防军中已属司空见惯。他说，掩护力量太少，他的大部分手下都会被歼灭。“我不想干！”他重复道。
约德尔怒视着他，秃顶涨得通红，这毫无疑问意味着他的怒火正越烧越旺。可是斯坦纳也不示弱，他死盯着约德尔，把他看得局促不安。斯坦纳的行为并非一时冲动。他深信只有同西方和谈才能挽救德国。一个星期前，他与曼托菲尔秘密商定，要尽快和艾森豪威尔联系，告诉他盟军可以通过他们的防线直抵奥得河。
斯坦纳正在和约德尔争论，这时，有人报告说，一千名希特勒青年团团员和五千名飞行员刚刚抵达。把他们动员起来，投入解放柏林的进攻！约德尔命令道。斯坦纳又一次拒绝了。他说，他们未经训练，会在战斗中丧命。他把这些人派回了他们原来的基地。
约德尔放弃了，返回了最高统帅部。几个小时后，凯特尔来了，还是劝斯坦纳发起进攻。
斯坦纳非常为难。有哪一位德国陆军元帅曾像凯特尔这样低声下气过？但他只能回答：“不，我不会进攻。这次进攻太愚蠢了——只是白白送死。随你怎么处置我吧！”
凯特尔同样发现毫无希望，于是便离开了。
虽然希姆莱和盖世太保首脑缪勒都明确许诺，但国际红十字会还是没能制止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囚犯的转移。不过，红十字会仍然希望拯救附近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内的两万名妇女。他们派出一名代表，阿尔伯特·德·科加特里克斯。他带着一封急件去找党卫军上校鲁道夫·赫斯。赫斯是德国集中营的副主管，曾任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指挥官。
科加特里克斯朝北面走去。路上塞满了难民，因此，他拖延了许久，直到夜幕降临才到达拉文斯布吕克。他找到集中营指挥官、党卫军少校弗里茨·祖伦茨，说他必须要见赫斯。可是，赫斯不久前出了车祸，现在不在这里。
科加特里克斯描述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囚犯在转移途中遭受的残暴虐待，并警告祖伦茨，那些应该为此负责的人将来是要受到清算的。他提议由红十字会代表负责管理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妇女，让她们留在营区里，直至俄国人到来。
但是祖伦茨说，他已接到希姆莱本人的明确指示，要撤空集中营。此外，军事形势并未绝望。俄国人不仅将被拦住，而且还会被即将发起的大规模反攻将他们打回到西伯利亚大草原。
“只有一千五百个病号可以留下。”他说，“你知道吗？俄国病号都跪在地上乞求我们，不要把他们扔下，生怕落在他们同胞的手里。他们哭喊着：‘布尔什维克是妖怪！’”
次日，即4月25日，上午九点，几千名妇女在指挥部门前排成了长队。祖伦茨在他的办公室里接待了科加特里克斯，谈及他的这些“女士”士气很高，并让他看了她们写的介绍信。
一名女党卫军成员走进办公室，报告说：“文件已全部销毁。”
指挥官偷偷做了个手势，让这个女人闭嘴。然后，他向红十字会代表介绍了她，并且问道，最近转移的那些囚犯受到了什么样的对待。
“人道的对待。”她简练地回答。
“你看！你看！”祖伦茨叫道。他耀武扬威地举起双臂，开始滔滔不绝地为集中营体系辩护，赞扬在对囚犯的教育和训练中取得的显著成绩。他声称，关于集中营的那些可怕故事都只不过是“诽谤宣传”，并且要带科加特里克斯去亲眼看看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的情况。
尽管营房里塞满了三层的床铺，但科加特里克斯所看到的更像一座战俘营。他参观了医务室、图书室和干净得让人吃惊的监狱大楼。但是祖伦茨不许他参观集中营东部的几座楼房，据说那是为国防军生产纺织品的工厂。
祖伦茨似乎很偶然地叫住一名女囚犯，问她是否遭到过虐待或者挨过打，她有没有什么委屈。这个女人对看守人员只有夸奖。又有几名女囚被选了出来——都是祖伦茨选的——得到了完全一样的回答。每名囚犯回答之后，祖伦茨都要转向红十字会的代表，低沉地说：“请看吧！”他叫过来一名党卫军女看守。
“你虐待过囚犯吗？”他问。
“那是被禁止的！”她似乎被冒犯了似的说道。
“要是你打她们会怎样？”
“那我们会被处罚的。”
他又问了几名看守同样的问题，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离开集中营时，科加特里克斯非常想要求祖伦茨带他参观毒气室和焚尸炉，不过还是控制住了自己。
在办公室里，他会见了萨克森豪森集中营的指挥官、党卫军上校凯因德尔。上校非常冷漠地否认了在转移囚犯的途中曾发生过任何暴行。科加特里克斯指控说，红十字会的两名司机和一名代表曾亲眼看到一些犯人被打死。
凯因德尔耸了耸肩：“也许有些党卫军看守的确这样做了，但这只是为了减少他们的痛苦——这是一种人道的行为。我不明白，你们为什么要对这几个死人大惊小怪——而对德累斯顿的德国平民遭到的可怕轰炸却不发一言。”他承认，某些党卫军士兵确实可能有过分鲁莽的举动。但经常虐待犯人的是匈牙利人、罗马尼亚人和乌克兰人——他们的心理状态完全不同。
科加特里克斯和祖伦茨一起走了出来。祖伦茨亲密地挽住他的胳膊，诡秘地——令人反感地——说：“有我在这里，你不用担心会发生这种事。”
贝希特斯加登的党卫军指挥官接到鲍曼的电报之后，立即听命把戈林及其家人禁闭在他们的家里。在帝国元帅戏剧性的职业生涯中，要数过去的四十八小时最为疯狂：元首崩溃了；他以为自己将被召去接管第三帝国；接下来，是希特勒的三封电报；而现在，他确信自己将被处决。
前一天夜里，一名党卫军成员把一支只有一发子弹的手枪放在戈林的床头柜上。“我不会自杀。”戈林对他的门房齐希斯基说，并轻蔑地把枪扔到了一旁，“我要对我所做的一切负责。”
次日，即4月25日上午，几名党卫军军官当着戈林夫人及其侍从长的面，试图劝他在一份文件上签字，宣布自己由于身体的原因，辞去一切职务。戈林拒绝了；虽然接到了那些电报，但他还是无法相信希特勒真是这样想的。不过，当党卫军的人掏出手枪时，戈林马上便签了字。正在此时，天空中传来了飞机的轰鸣声，大家连忙钻进了房子下面的掩体里。
盟国飞机经常在去轰炸萨尔茨堡、林茨和其他目标的路上飞越贝希特斯加登上空。不过迄今为止，元首在上萨尔茨堡的住所尚未遭到轰炸。可是今天，两大批盟国轰炸机要集中力量摧毁山上的希特勒隐居处。艾森豪威尔虽然确信元首仍在柏林，但同样确信纳粹政府的其余人员已经向这个“民族堡垒”撤退，准备在上萨尔茨堡建立司令部。
十点，第一批轰炸机冲向山脊，在元首住所上空投下烈性炸弹。半个小时后，第二批轰炸机飞来了，这次数量更多。在将近一个小时的时间里，一架接一架的轰炸机向上萨尔茨堡投下了大量巨型炸弹。
最后一架轰炸机飞走之后，驻扎在慕尼黑的第六航空舰队指挥官、空军上将罗伯特·里特尔·冯·格莱姆驱车来到上萨尔茨堡。希特勒的美梦变成了一堆烧焦的废墟。格莱姆沮丧地环顾四周。元首的住处，著名的伯格霍夫，正好中了一颗炸弹。它的一侧已全部倒塌，锡皮屋顶被爆炸的气浪掀开，悬在半空中。几百码开外，鲍曼的房子也被炸得很厉害，还在冒着滚滚的黑烟。再往前，是戈林房子的断壁残垣。党卫军的营房、普拉特霍夫旅馆，以及希特勒撰写《我的奋斗》一书的小屋，全都燃着熊熊的火焰。
作为一名忠诚的纳粹分子，格莱姆接到了柏林发来的电报，命他去地下掩体报到。这时，他找到了科勒尔，他听说科勒尔也接到了同样的命令。格莱姆开始指责戈林离开地下掩体，并且做出“叛变”的行为。起初，科勒尔还为他的上司辩护，后来，他埋在心底已久的不平爆发了。“我根本不应该为帝国元帅辩护。”他说，“他犯下的错误不胜枚举。他让我的人生痛苦不堪——他卑鄙地对待我，无缘无故地说要把我送交军事法庭，审判并枪决。他还当着总参谋部全体人员的面，威胁要枪毙总参谋部的军官。”不过，科勒尔不愿像格莱姆一样说得那么过分，“不过我知道，4月22日和23日，帝国元帅没有做出任何可以被称为叛变的行为。”
格莱姆丝毫不为所动。他声称，根本无法为戈林的行为辩解。然后，他便起程去了柏林。
当天清晨，舍尔纳——最近刚被晋升为陆军元帅——降落在了柏林附近的一个机场。他下了飞机，驱车直奔地下掩体。希特勒要见他。他怀疑，元首可能得知了他同西方谈判的企图。像希姆莱、沃尔夫和斯坦纳——他们都是党卫军领导人——一样，他也是在独立地做这件事。不过，与西方谈判的倡议最早是由汉斯·考夫曼博士(3)提出的。考夫曼本是外交部的官员，因与里宾特洛甫发生争吵，而被调到了中央集团军群的一个机枪营。他说服了舍尔纳，他们可以利用捷克的民族主义者，设法与盟国单独媾和。这是一个复杂的计划，但是在考夫曼的多次秘密行程之后，两架德国军用飞机载着捷克人起飞了——一架去瑞士，一架去意大利——想展开谈判。可是，美国人和英国人不知道这个计划的后台是舍尔纳，草率地拒绝了。
舍尔纳虚惊一场。希特勒热情如常地欢迎了他钟爱的这名战地指挥官。不过，舍尔纳对希特勒接下来的话完全没有心理准备。“你去组织一个阿尔卑斯山要塞。”奥地利和德国之间的山区应该尽快设防，并且调集现有的精锐部队进行防守，希特勒解释道；这道防线并非针对西方，而是对付布尔什维主义的最后一道屏障。
舍尔纳走出地下掩体，去找戈培尔和瑙曼博士接受进一步的详细指示。宣传部长解释说，还有一个类似的“北方工程”将由邓尼茨在基尔运河河畔修建。这两个要塞具有伟大的政治意义。他说，在这两个地区一定要保持严格的军纪，这是至关重要的。这样的话，如果某天必须向西方投降，但我们手中将仍然牢牢掌握着这些部队，那么，毫无疑问，艾森豪威尔会让德国参谋长继续指挥它们。
戈培尔继续说道，当西方各国人民像他一样，得知了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那些可耻协议——协议允许俄国人占领大部分东欧时，他们会逼杜鲁门和丘吉尔进攻俄国。盟国军事首脑们知道，单靠他们自己是无法战胜红军的，因此，他们必将感激不尽地接受南北要塞的德国部队的帮助。
红军对柏林的钳形攻势就要合拢了。朱可夫和科涅夫之间的逃生走廊只剩下了几英里宽。柏林南郊的滕珀尔霍夫国际机场附近，战斗特别激烈。任何飞机想在这个机场降落，简直就等于自杀。
“带刺的卡尔”——魏德林花了一整天的时间重新布置了柏林四周的防御。当他赶往地下掩体报告战况时，时间已近午夜。希特勒伏在铺满地图的桌子上；戈培尔像一只鸟似的蹲在桌子对面的一条凳子上。魏德林从其他人面前走过，指向一张大地图。柏林的包围圈即将收口，他粗声粗气地说。希特勒猛地抬起头，蹙起了眉头。魏德林对此视若无睹，继续说道，从地图上看来，双方兵力相当：一个德国师对一个俄国师。“但我们的师名存实亡，”他讥讽地说道，“在兵力上是一比十。至于火力，更为悬殊。”
希特勒拒绝承认这种悬殊。他说，柏林的陷落就是整个德国的毁灭。他要留在地下掩体里——与柏林共存亡。只有戈培尔开了口——他附和着希特勒所说的每一句话。他们的看法如此一致，你来我往，一唱一和。
魏德林非常生气，竟然没有人发表不同意见。希特勒说的每一句话，大家都默认了。他们真的胆怯到如此地步，连话都不敢讲？他真想大声疾呼：“我的元首，这太疯狂了！这些兵力薄弱、弹药不足的部队根本守不住柏林这样一座大城市。想想吧，我的元首，如果继续战斗，柏林人民要遭受多么惨重的苦难啊！”但是，他同样一言未发。
海因里希的整条战线已经摇摇欲坠，不过，他刚刚收到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比勒终于在法兰克福附近突破了俄国人的包围圈，与第九集团军主力会合了——布塞终于开始向西面的温克那里撤退。
曼托菲尔也将陷入包围，朱可夫和罗科索夫斯基已经从南北两面夹击过来。罗科索夫斯基的部队已经渡过奥得河，占领了长二十五英里、宽四十五英里的一块阵地。尽管如此，希特勒仍然坚持要求曼托菲尔守住阵地。
“你能够执行这个命令吗？”海因里希问道。
“我们大概可以守到晚上，”曼托菲尔直率地回答，“到时我们就得撤退。”
海因里希指出，这将意味着要打一场运动战。
“我们没有更多的选择。”曼托菲尔答道，“如果我们原地不动，就会像第九集团军那样陷入重围。”
海因里希承认，曼托菲尔必须尽快撤退。随后，他驱车前往西南方向去见斯坦纳。斯坦纳在电话里告诉他，最高统帅部仍然希望他向柏林方向发起进攻。
海因里希见到斯坦纳时，斯坦纳正跟约德尔争得面红耳赤。斯坦纳说，想发动这次进攻是不可能的。这只是让他的手下去白白送死。
“这是一项特殊任务，”海因里希劝他，“解救元首的这种机会毕生只有一次。你至少可以试试。”他还说，从战术角度来看，也应该发动进攻。这可以掩护一下曼托菲尔的侧翼。但是，斯坦纳仍然拒绝给出明确的答复。
海因里希和约德尔驱车冒着大雨向最高统帅部驶去。最高统帅部刚刚迁到格布哈特医生的疗养院附近。海因里希让约德尔看路上的大群难民和空袭后仍在燃烧的房屋。“你看看这些。”他说，“我们是为了什么在继续战斗？看看百姓受了多大的苦。”
“我们必须救出元首。”
“救出他之后，又该怎么办呢？”
约德尔含糊地答道，一旦把元首救出来，便只有元首一个人能够掌控局面。
这一含糊其词的答复让海因里希更加确信，最高统帅部根本没有制定继续战争的有效战略。夜幕降临之后，他走进了自己的指挥所。这时，电话铃响了。他连大衣也没顾上脱，便急忙拿起听筒。
“我是曼托菲尔。”听筒里传来清晰的声音，俄国人已冲进沼泽地，他的第二道防区，“我要求立即允许我向预定阵地撤退。否则就来不及了！”
希特勒最近刚刚重申了他的命令：不经最高统帅部的许可，严禁任何部队大规模撤退。但海因里希毫不犹豫地说道：“开始撤退。同时放弃什切青要塞。”他挂断了电话，命令艾斯曼上校马上通知最高统帅部，他已亲自下令让第三装甲集团军撤退——让希特勒的命令见鬼去吧。
(1)指B-29轰炸机。——译注
(2)克雷布斯从地下掩体打电话给凯特尔，对他详细讲了戈林被解职的事。凯特尔“被吓坏了”，坚持说这里面肯定有“误会”。突然，鲍曼的声音打断了他们的对话。他大叫着说，戈林甚至失去了“元首的首席猎手的工作”。凯特尔不屑回答。他想，形势“如此严峻，怎么还能说这些讽刺挖苦的话”。听到这一令人痛心的消息之后，陆军元帅始终无法入睡。这件事突然加剧了“帝国总理府的绝望情绪”，尤其是加剧了“鲍曼日益增长的影响”。只有他可以让元首变得如此轻率，凯特尔想；然后，他想知道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事情。希特勒是否决定处死戈林，然后在最后一刻自杀？
(3)这不是他的真名。他仍担心因试图与盟国单独谈判而受到某些同胞的报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