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朱可夫正在为总攻柏林做着准备之时，东北战线出现了将近两个月的相对平静的局面。海因里希利用这一间隙努力修补着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薄弱防线。从红军俘虏的口中，他得知在总攻发起前的几天，红军将在屈斯特林—法兰克福地区发动规模较小的试探性攻击。当这些攻击按预定方案在4月12日开始时，海因里希着手实施了他从法国人那里借鉴而来的战略：布塞被命令等待三天，随后在黑暗的掩护下把他的第九集团军撤至奥得河对岸的山脊，只留下一支最基本的部队。
在秘密撤退的几个小时之前，一位不速之客，阿尔伯特·施佩尔，来到了维斯瓦河集团军群设在普伦茨劳附近的指挥所。
“很高兴你能到这里来。”海因里希欢迎他说，“我的工程兵指挥官接到了两个互相矛盾的命令。”
“我正是为此而来。”施佩尔答道。然后，他解释了他为什么故意下达不明确的命令：他想为战地指挥官们提供一个借口，让他们可以不理会希特勒的“焦土政策”。
海因里希说，他不会无谓地摧毁任何德国的财产。“但是，那些省长的态度如何？他们不在我的权限之内。”
不过，施佩尔仍然希望将军可以施加自己的影响，阻止这些党的官员采取行动。海因里希答应尽力而为，但又说，由于军事上的原因，他本人也可能不得不炸毁一些桥梁——特别是柏林附近的那些。他建议两人来到外边的办公室，意外的是，柏林的指挥官赫尔穆特·雷曼上将（相当于美国的中将）正等在那里。是海因里希要他来前线的，这样两人就可以讨论一下防守柏林的一些具体问题。
雷曼告诉他们，他在首都只有九十二个缺乏训练的营，都是人民冲锋队，“我有一支相当强大的高射炮部队，两营卫戍部队，以及几支所谓的警报部队。”后者是由职员和厨师拼凑起来的一些小部队，“这就是我的全部兵力。噢，对了，我还有几辆坦克。”
“俄国人进攻时，你会怎么做？”施佩尔问。
“我必须炸毁柏林的所有桥梁。”
施佩尔皱起了眉头。“将军，”他说，“你有没有意识到，炸毁这些桥梁，就是破坏二百多万人必需的整个公共服务设施？”
“但我还能做些什么？要么炸桥，要么掉脑袋。我已用生命担保要守住柏林。”
施佩尔提醒他，这些桥上有水管、煤气管道和电缆。如果它们被摧毁，那么医生就无法进行手术，生命就会终止，甚至连饮用水都没有了。
“但是我已经宣过誓，我必须执行这一命令。”雷曼苦恼地说。
“我禁止你炸毁任何一座桥，”海因里希明确地说，“如果有什么紧急情况，你必须和我联系，请求我的许可。”
“这固然很好，将军，但是，如果我必须立即采取行动时，该怎么办呢？”
“让我们看看地图，”海因里希建议道。他指向几座没有煤气管道和电缆的桥，“如果形势严峻，你可以炸掉这些桥。除此之外的任何一座桥都要经过我的同意。”
施佩尔很满意。雷曼也放心了。有其他人担起了责任。
地下掩体里正在举行一次特别会议。希特勒向大家透露了一项拯救柏林的奇特战略：德国军队向首都撤退，建立一个坚固的防御中心，这必然会诱使俄国部队追踪而来。这样的话，德国的其余武装力量便能摆脱压力，并得以从外部进攻布尔什维克。
“俄国人的战线过长，因此，我们定能打赢柏林这场决定性的战役。”他自信地说道，“这将把俄国人排除在即将到来的和平谈判之外。”至于他本人，他将留在城里，以鼓舞守卫者们。几名与会者催他去贝希特斯加登，但希特勒不想讨论这个问题。作为国防军总司令和全国人民的领袖，留在首都是他的义务。
他起草了一份长达八页的公告——这将是他写给战士们的最后一份公告——然后把它交给了戈培尔。宣传部长读着这份草稿，就连他都认为实在太夸张了。他想用一支绿铅笔改动一下，但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念头，将草稿扔进了废纸篓。后来他又把它捡了出来，进行了一些修改。他没费力气去征求元首对最后定稿的意见，径自将这份文件散发到了前线。
东线的战士们！
我们的死敌——犹太—布尔什维克——已发动了大规模的总攻。它妄图粉碎德国，消灭德国人民……
在未来的几天里，几个星期里，如果东线的每个战士都尽到自己的职责，亚洲的总攻就一定会失败……
柏林仍然属于德国，维也纳将重回德国怀抱，欧洲永远不会属于俄国……
此时此刻，全体德国人民都在注视着你们，我东线的斗士们。并且，他们希望，通过你们的顽强，你们的热忱，你们的武器，以及你们的领导阶层，布尔什维克的进攻可以被溺死在血泊之中。在命运之神将有史以来最大的战犯（罗斯福）带离这个世界之时，这场战争的转折点便已被决定。
阿道夫·希特勒
在离开莫斯科去见杜鲁门的前一天晚上，哈里曼拜会了斯大林。在漫长的会晤结束时，哈里曼提及，德国人宣称红军计划立即再度向柏林进攻。
“我们的确即将发起这样一场攻势，”斯大林承认，但他试图否定这次进攻的重要性，于是以一种并不赞成的语气说道，“我不知道它能取得什么样的胜利，但是，正如我之前所告诉艾森豪威尔将军的，我们打击的重点是德累斯顿方向。”
就在斯大林说这番话的同时，朱可夫正在做着全力进攻柏林的最后准备。大量火炮和迫击炮集结到了奥得河以东，准备织成一张这场战争里最大的火炮射击网。东岸还布下了四千辆坦克，其中大部分已准备好渡河进入屈斯特林—法兰克福地区。屈斯特林两侧安放了一千七百五十盏照明距离为三英里的探照灯——以便为沿大路向柏林挺进的主力部队照亮道路，并且扰乱防守者的视线。
在朱可夫的战地指挥部里，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一次高级军官会议即将召开。弗拉基米尔·尤拉索夫中校是其中军衔最低的，只是碰巧出席了这次会议。他是建筑工业设备部的一名官员，这个部隶属于负责拆除德国及其卫星国经济设施的专门委员会。他的工作是将攻占的水泥厂完整无损地运往苏联，以便进行战后重建工作。他已从波兰运回了很多水泥厂，每年足可生产一百万吨水泥。
后来的苏联总理尼古拉·布尔加宁将军第一个发言：“战争没有结束！我们打败了希特勒，但没有打败法西斯主义。法西斯主义遍布世界各地，尤其是美国。我们需要第二战线，但资本主义者们拒绝把它给我们！这让我们损失了几百万兄弟！”
朱可夫默默地坐在那里，其他将军则一个接一个地起身鼓励与会者们。“现在，美国是我们的头号敌人。”其中一人说道，“我们已摧毁了法西斯主义的根基。现在我们必须摧毁资本主义的根基——美国！”
海因里希防线上最为重要的一处可能就是希娄村了，该村以南不远便是奥得河西岸。屈斯特林—柏林公路沿着山坡穿村而过。朱可夫计划在这条公路上发动最猛烈的进攻。只要红军抵达山顶，便可以看见一条几乎畅通无阻的大道直达柏林。
希娄防守部队的质量最为清楚地阐明了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糟糕的状况：战士们都是戈林的第九伞兵师的新兵，只受过两个月的步兵训练。连队的军官们都是前任飞行员，虽然斗志昂扬，但对陆军战术却一窍不通。
守卫者的一个典型便是十八岁的格哈德·科德斯，一个中学校长的儿子。他所属的团是匆忙拼凑起来的，刚刚在东面的山脚下布下了阵地。战士们只有手榴弹、冲锋枪、步枪和火箭筒作为武器，还有六门四英寸口径的高射炮和几门反坦克炮做支援。
4月15日晚上，俄国人零星的炮火开始落在他们的阵地上，但上级只是命令他们挖掘更深的战壕。他们丝毫不知，德军主力正在秘密向山脊撤退，而他们只是被留在前线佯装主力。凌晨两点，两万两千门俄国远程大炮和迫击炮突然在宽达七十五英里的战线上开了火。火力最为密集的中心区域就在希娄前方。科德斯万分恐惧，觉得似乎每一寸土地都被掀了起来。
突然，炮火停止了，灯光照亮了屈斯特林—柏林公路两侧。数百辆坦克向山脊隆隆涌来。在黎明前的昏暗之中，德军防线前大约六百码处那块泥泞的平地上，散兵坑里的德军士兵开始纷纷往回跑，与科德斯擦肩而过。他们喊着：“俄国人来啦！”科德斯从他的散兵坑里向外张望，眼前是一幅让人毛骨悚然的景象：举目望去，遍地都是大型坦克。第一批坦克越来越近，这时，他看见第二批又开了过来，后面还跟着一群群大步慢跑的步兵。
正在此时，突然传来一阵惊人的咆哮。山顶上，数百门德国高射炮压低炮管，向俄国人倾泻着致命的炮弹。坦克接连中弹起火，上面的战士们直接被炸飞。幸存的步兵则仍旧尖叫着往前冲锋。航空兵向他们的队伍开了火，红军士兵开始胆怯起来。几辆T-34坦克突破了防线的侧翼，试图沿着柏林公路爬上山顶，但很快便被炸毁。黎明时分，遭到重创的进攻者撤退了。
年轻的航空兵们损失很小。他们充满信心，甚至有些骄傲了起来。这很不错，科德斯想。不过，当命令从一个散兵坑传到另一个散兵坑，要他们匍匐着撤向山脊时，他和他的战友们还是心怀感激。爬到一半时，他们被领到了丛林中的阵地。他们的正面是视野开阔的山坡，便于射击，身后则是可以藏身的树林。他们感觉很安全，却并没意识到，即使在这次撤退之后，他们仍然是海因里希防线的最前沿——几个小时之后，他们便将再次成为朱可夫的主要目标。
就在红军开始弹幕射击之前，海因里希撤回了他的主力部队。不但因此而挽救了数千人的性命，而且还争得了一些时间。显然，当俄国人发现散兵坑和炮兵掩体里几乎空无一人时，肯定会害怕中埋伏，从而犹豫不决，不会立即向山脊发起很有可能取胜的进攻。
当天下午，克雷布斯打电话给海因里希，祝贺他在希娄第一天的战斗中取得的战果。不过，这位小个子将军一点儿也不乐观。他说，希娄两侧的布塞部队还是受到了打击，俄国人肯定会发起更加猛烈的进攻。“在夜幕降临之前，我们先不要赞扬今天的战果。”他告诫道。
戈林那些落了地的航空兵们沿柏林公路挖掘了战壕，埋伏了起来。十二门八十八毫米口径的火炮、八门十点五英寸口径的高射炮和几门四管高射炮部署在希娄村两侧和半山腰上，以一个似乎不可能的角度向山下瞄准，正好对准了蹲在战壕里的航空兵的头顶。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科德斯看见一辆红军坦克小心翼翼地拐过了公路拐角，开始向希娄驶来。它显然是在试图引诱德军开火，以暴露德国人的阵地。坦克越开越近，但是却没有任何动静。当坦克指挥官毅然将身子探出炮塔时，坦克已经近得可以让科德斯看见那指挥官脸上严肃的表情。突然传来一声尖叫，接着是一声爆炸声，一颗八十八毫米的炮弹炸断了坦克履带。坦克上的战士们爬出坦克，跑下了山坡。
命令从一个散兵坑传到另一个散兵坑，逐渐传遍了山坡：不许射击，保持安静。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前沿的士兵越来越紧张，甚至盼着早点打起来。这时，在红色的落日余晖中，科德斯看见一队坦克蜿蜒驶出山脚附近的树林，开始往山上爬。一门德国高射炮开了火。坦克队伍笨拙地掉过头，躲进了树林。
接下来是长达两个小时的可怕的沉寂。科德斯觉得，似乎世上一切的生命都莫名其妙地停止了活动。七点钟，他突然听到了坦克的轰鸣声，听起来至少有四十辆坦克。声音越来越响，他可以分辨出它们正沿着左侧的公路向上爬来——也就是他这一侧。在马达的轰鸣声中，他听到从更远处传来了另外一阵震耳的隆隆声，好像又有二十多辆坦克从山的另一边爬上来了。
航空兵们设法控制住了自己，没有开火，但是他们却一直紧张地看着附近的散兵坑，心中暗想其他人是否也严格执行了命令。科德斯听到身后一个炮兵掩体里的炮手喊道：“不等这些杂种开火，我的炮就能击中他们！”
一个巨大的轮廓出现了，比科德斯见过的任何坦克都要大。他吓得浑身发抖。
“别担心，”一个年纪稍长的士兵刚刚爬进他的散兵坑，对他说道，“你现在什么都别做，除非它们开到我们头上——到那时，你就用‘铁拳’揍它。”
这时，科德斯可以看见更多坦克的身影了。马达的轰鸣声和履带的哐当哐当声震耳欲聋。大地在颤抖。他抓过一枚“铁拳”。突然，身后传来一阵喑哑的声音；数枚八十八毫米的炮弹从他们头顶上呼啸而过，击中了打头的几辆坦克。顿时，火光四起，金属碎片和弹片雨点般地落进了散兵坑。至少有六辆坦克起了火，可是其余坦克却仍旧源源不断地涌上来。在红彤彤的火光之中，它们清晰地显露了出来，正束手无策地面对着重炮那毁灭性的火力。俄国步兵从熊熊的烈火中冲出来，像疯子一样呐喊着爬上山头。科德斯觉得大概能有八百人。
航空兵们的步枪和冲锋枪一起开了火，数百名俄国人跌倒在地。其余的人则继续呐喊冲锋。更多的俄国人倒了下去，最后，就像在防波堤上撞得粉碎的一波大浪一样，进攻者败退了回去。
科德斯精疲力竭地跌坐在地上——他终于可以休息了。突然，一辆德国坦克歼击车从他眼前驶过，跨过公路，开始射击。在炮火的光亮之中，科德斯可以看见公路对面有二十辆坦克。第一辆坦克冒起了烟，笨拙地掉过头去，但其他坦克却仍然缓慢地前进。俄国步兵从坦克后面飞奔出来，指引坦克向德国重炮驶去。
科德斯和左侧的其他士兵都转身射击。一门四管高射炮接连开火，炮弹带着刺耳的声音掠过他们头顶，在俄国步兵中间爆炸了。十几名俄国步兵像保龄球瓶一样倒了下去。第二辆坦克歼击车跨过公路，开始用机枪扫射幸存的步兵。
“天啊，那儿还有四辆！”科德斯的同伴指向公路对面的一群坦克叫道。
“它们已经被击毁了，”另一个散兵坑里有人喊道，“动弹不得了。”
一辆静止不动的坦克突然喷出一条橘红色的火舌，科德斯身后的那门四管高射炮连同炮手都被炸上了天。
“用‘铁拳’把这些该死的坦克干掉！”科德斯身后有一个人吼道。
科德斯和另外两个人爬下山坡。这时，那四辆坦克动了起来。它们朝希娄隆隆冲去，轮廓越来越清晰。科德斯左边的一个人开火了。炸弹像玩具火箭一样拖着火光飞向公路对面，落进了第一辆坦克的炮塔。一道闪光之后，坦克里传来弹药爆炸的巨大响声。
科德斯向第二辆坦克开了火，坦克燃起了火焰。另一个人击中了第三辆，它也着了火。第四辆坦克的指挥官打着手势；庞大的坦克匆匆转身，开始向山下驶去。科德斯举起卡宾枪进行射击。坦克轰隆隆地开走了，指挥官却摔到了公路上。
向科德斯这边冲击的四十辆坦克中，至少有十五辆已经突破了防线，正在向山顶接近。它们同安置在那里的大炮展开了近距离射击。整条山脊顿时如同火山爆发一般，到处都是一片混乱，科德斯不知道事态究竟进展如何。这时，另外几辆红军的坦克又出现了。但是，炮弹的呼啸声和马达的轰鸣声混杂在一起，让他头昏脑涨，分辨不出这些坦克要驶向何处。
“别管坦克，只打步兵！”有人叫道。科德斯跳回散兵坑，朝着那些活动的身影开枪射击。突然，一个俄国人跌进了他的散兵坑。他的眼神疯狂，下巴被打掉了，汩汩地往外淌着血。科德斯拿出急救包，但是，当意识到自己是和敌人在一起时，那个俄国人便爬出了散兵坑，踉踉跄跄地走下山去。
“放他走吧，”那个年纪大些的步兵说，“他不会再给我们惹麻烦了。他永远好不了了。”
十一点三十分，突然安静了下来。既没有枪炮声，也没有坦克履带的转动声。当科德斯终于习惯了这种相对的平静时，他听到了伤员的呻吟和远处传来的坦克撤退的隆隆声。这一切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但阵地总算是守住了。在他的左右两侧，散兵坑里填满了尸体和奄奄一息的伤员。在他后边，情况同样糟糕。至少百分之三十的航空兵被打死了。而所有的大炮中，仅余两门八十八毫米口径的火炮。没有后备的枪炮，也没有援兵，科德斯和他的战友们只能在散兵坑里坐等下次进攻。
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在海尔，探向但泽湾的狭长半岛尽头的一个村庄，第七装甲军登上了离岸大约一英里的六艘船。这些但泽苦战的幸存者此刻要上路去帮助保卫柏林。
一万多名难民抢夺着船上剩下的空间。他们一直冒着危险待在这座狭长半岛的沙丘上。这些沙丘既是持续不断的轰炸的目标，也是大陆炮火袭击的对象。夜幕降临之时，船队中最大的“戈亚”号就快装满人了。正在指挥自己所属师登船的军官维尔纳·于特纳，看见一对年轻夫妇抱着一个婴儿从一艘轮渡上爬了上来。那位丈夫转向身后自己上了年纪的父母，不但没有帮助他们登上甲板，反而粗暴地将他们推回轮渡。“你们已经没用了！”他叫道，“你们太老了！”当轮渡掉头驶回岸边的时候，两位老人神情恍惚地盯着自己的儿子。儿子站在“戈亚”号上，冷酷无情地看着他们，甚至都没有挥手告别。
晚上七点三十分左右，船队在仅仅两艘驱逐舰的护航下，向西北方向驶去。这是一个月光明亮、天气清冷的夜晚。库尔特·阿多迈特与其他很多装甲兵一样，由于摆脱了俄国人而激动得无法入睡。他在大船上四下闲逛。到处都挤满了士兵和难民。他猜船上至少有七千人。他来到上层甲板，望向夜空。十一点，他听到甲板上传来射击声。越过黑暗的海面，他发现了目标——一艘船。他辨认不出那是什么船，但他知道，它很可能已经向俄国潜艇报告了船队的位置。可是他太累了，无心为此担忧，便躺在一堆箱子顶上睡着了。午夜时分，他被一声巨响惊醒了。接着又是一声。船上的灯都熄掉了，他听到黑暗中传来几声命令。短暂的寂静之后，响起了巨大的汩汩声：海水通过鱼雷炸开的两个大窟窿涌了进来。
于特纳正在巡逻，突然听到两声爆炸声。他看了看手表——十一点五十六分。船身开始急剧地向右舷倾斜。有人通过扬声器喊道：“逃命吧！我们中了两枚鱼雷！”
难民们向梯子涌去，都紧紧抓住自己前面的人——船上载有七千人，但却只有一千五百条救生带。水手们努力试图放下救生艇。可是很显然，在船沉没之前，一艘救生艇都下不了水。随着“戈亚”号继续倾斜，防空弹药、箱子和行李纷纷滚过甲板，落入大海。所有人都死死地抱住栏杆。
透过恐慌的尖叫声，于特纳听见一些士兵开枪自杀了。他沿着梯子登上顶层甲板，看到数百人跳进了大海。他正想跟他们一起跳下去，突然又考虑到可能会有人掉在他头上。于是，他继续向上面的舰桥爬去。刚爬到一半，一个浪头就把他打到了后甲板上，然后卷进了大海。附近刚好有一个大救生筏，于是他奋力爬了上去。
阿多迈特感觉“戈亚”号在颤抖。突然，它似乎被折成了两截，他发现自己掉进了水里。海水冰冷刺骨。母亲们疯狂地呼喊着自己的孩子。一个救生筏上偶尔闪起黄色的亮光，他看见了在海水中尖叫着奋力求生的人们。这简直是一幅地狱中的景象。救生筏上的人把企图上筏的人踢下去，甚至朝他们开了枪。不过，阿多迈特最终还是设法登上了一个大救生筏。
一个巨大的气泡包着火焰跃出了海面——肯定是船上的锅炉爆炸了。在突如其来的火光之中，于特纳看见有数百人在大海里挥动着双手呼叫救命。把五个人拉上救生筏之后，他注意到筏里的水已经漫到了脚踝。海水中的人们叫嚷着他从未听过的脏话——大骂希特勒和其他德国领导人——甚至大骂上帝和圣人。母亲看着孩子在自己眼前沉入大海，不禁痛苦地哭叫着。于特纳觉得再也无法忍受了，掏出手枪准备自杀。但是，他想起了自己的家人，于是趁着自己还没改变主意，把手枪抛进了大海。
于特纳发誓，只要能活下来，就一定要重新做人。一些人抱着木板向救生筏划来，企图上筏。但是，这时筏上的水已经涨得很危险了。他知道，自己不得不做出一个可怕的决定。他开始和其他人一起把筏子边上的人推开。如果不这样做，他告诉自己，大家全都得死。可是，刚刚推开一个人，他便知道自己永远都会有犯罪感——他并不比那个把父母推回渡口的年轻父亲好多少。
波罗的海中那些人的痛苦哭喊很快便消失了。阿多迈特只能听见波涛拍打救生筏的声响。他已经彻底绝望了——他们离岸边有一百英里远。这时，不远处出现了一点微光，阿多迈特听到有人在用德语呼喊。
被拉上船时，阿多迈特想，仅仅二十分钟，这么多人便失去了生命。可是，谁去通知他们的至亲呢？没有人。今后的许多年里，妻子将无望地等待着丈夫；男人将无望地等待着妻子和儿女；母亲则无望地等待着儿子。他想，在那黑暗的大海里，不会留下一丝痕迹，没人能看出今夜它已成为将近七千人的坟墓。总共只有一百七十名旅客死里逃生。
4月17日清晨五点，希娄的山脊上还是一片漆黑。科德斯正昏昏欲睡，突然发现一团团隐约的黑影正沿着公路右侧向山上爬来，顿时清醒了。他等待着身后响起令人宽慰的炮声——可是没有。突然，传来了震耳欲聋的坦克的轰鸣声。
随着天空渐渐放亮，科德斯可以看见数百辆满载步兵的T-34坦克正沿公路两侧向上爬来。一团团的尘土腾空而起。科德斯发射了两枚“铁拳”。他身后有人叫道：“快走吧！弹药没了！”
此刻，在黑暗中打得极其出色的航空兵们无比恐慌。他们争先恐后地跳出散兵坑，乱哄哄地开始向山顶撤退。科德斯飞快地冲过空无一人的希娄村，边跑边扔掉了他的冲锋枪、皮带，甚至还有钢盔。
几分钟后，红军战士站到了山顶上，望向西边山脚通向柏林的那条公路。四十五英里开外就是希特勒的地下掩体了。
海因里希知道布塞的防线遭到了重击，不仅是在希娄，南面二十英里的法兰克福要塞以南，以及北面二十英里处的弗里岑，都遭到了沉重的打击。然而，直到第二天，他才意识到希娄的灾难有多惨重：第九伞兵师撤离了山脊，现在，通向柏林的高速公路已经畅通无阻。大批俄国坦克已经翻过山脊，沿公路向首都方向又推进了十五英里。
海因里希还没从这一悲伤的消息中恢复过来，又接到了布塞的一封电报：另一场大灾难在一个意想不到的地方降临了。科涅夫的两个坦克集团军——第二集团军和第四集团军——在法兰克福正南突破了布塞的右翼和舍尔纳的左翼。显然，科涅夫将从南面向柏林挺进，并在该城城西同朱可夫会师，构成一个钳式包围圈。
海因里希打电话给地下掩体，请求希特勒允许他把比勒的部队撤出法兰克福要塞，去堵住南面的缺口。但是，希特勒的回答是不行：必须守住法兰克福——海因里希可以利用其他部队发动反攻。海因里希沮丧地挂了电话。他该怎样利用那些奔走而逃的部队去发动进攻呢？
4月19日，从希娄一直到弗里岑的整条山脉都落入了俄国人手中。当晚，海因里希打电话给接替古德里安职务的克雷布斯，要求他同意把布塞的全部部队都撤回来，这样他便可以在柏林前面筑起一道防线。
海因里希听到对方猛一吸气。“希特勒绝不会同意的！守住所有的阵地吧！”海因里希挂断了电话。和克雷布斯争辩是没用的。他不仅完全忠于希特勒，而且还有一种危险的趋向，即总是低估险情，当他得到通知说一个俄国师正在进攻时，他会报告说“只有一千人”。
最为奇怪的是，布塞本人也不想撤退。“我们必须守住奥得河防线，直到美国人从我们后面打上来。”他告诉海因里希。
“可美国人会一直跑到这里来吗？”海因里希听说过东西方划定的分界线，怀疑它是否真的能够约束美国人。
对于这一点，布塞似乎充满信心。他说：“如果能阻止俄国人占领柏林，美国将获益匪浅。”
为了庆祝希特勒的五十六岁生日，戈培尔在当天晚上对全国发表了广播讲话。他说：“事情从未像今天一样处于剃刀的边缘。”现在不是用传统的祝愿来为元首庆祝生日的时候，“我只能说，元首不愧是艰难困苦的辉煌时代中唯一的杰出代表。我们应该感谢他——只有他一人——全靠元首，德国今天才仍然存在；全靠元首，西方及其文化和文明才没有统统落入我们面前裂开的那黑暗的深渊……
“我们的敌人出现在哪里，就会给哪里带来贫困和悲伤，混乱和毁灭，失业和饥饿……与之相反，我们，则有着明确的复兴计划。这个计划已经在我国和一切有机会实行过它的其他欧洲国家证明了它的价值。欧洲可以在这两者之间进行选择。但是，它选择了无政府状态，今天不得不为此付出代价。”
他承认战争即将结束。但是他预言，几年之后，德国将会重新繁荣昌盛起来，“这个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将会拥有很多更加美丽的新城镇和新村庄，住着快乐的人民。我们将重新成为所有心怀善意的国家的朋友……人人都有工作。秩序、和平与繁荣将取代今天的黑暗社会。”
接下来，他做出了一个更为惊人的预言：只有元首可以带领大家走向这一胜利——通过一种最为奇特的方式。“如果史书上能够这样写：这个国家的人民从未抛弃他们的领袖，而领袖也从未抛弃他的人民，那就是胜利。”对于这位忠诚的纳粹分子来说，这一点是非常明确的。如果这个民族始终信任希特勒，那么希特勒的精神就会像凤凰一样，在暂时失败的灰烬中胜利地腾空飞起。
与戈培尔不同，希特勒考虑的是在五十六岁生日前夕取得一次真正的胜利。他决心让温克的第十二集团军一直打到莱茵河畔——然而，无论是他还是最高统帅部都不知道，温克已经自作主张，掉过头来打俄国人了。为了从空中给温克提供掩护，希特勒最近下令说，所有喷气式战斗轰炸机都要由他钟爱的战斗英雄汉斯·乌尔里希·鲁德尔指挥——而这只会把两者独特的能力全都浪费。
两周之前，鲁德尔试图推托这一任命。他说，他的经验仅限于俯冲轰炸和坦克战，“我一直强调，绝不能下达连我自己也无法执行的命令。”
希特勒告诉他不能再去飞行，“我们有很多经验丰富的人——但仅此还不够。我必须找一个有魄力组织和执行军事行动的人。”不过，希特勒还是同意斟酌一下这项决定，并让鲁德尔返回了位于捷克斯洛伐克的空军基地。在那里，鲁德尔将继续执行每天的战斗任务，尽管他右腿截肢的伤口还远谈不上愈合。
不久之前，斯科尔兹内去柏林的一所医院探望过鲁德尔，以为他一定非常沮丧。恰恰相反，鲁德尔正边笑边敏捷地单腿四处跳。“我必须再次飞行。”他说。
“你怎么飞？”
“我的机械师正在为我做一根钢带，把它套在断腿上，我就能踩到踏板了。”
“太愚蠢了，鲁德尔。你仔细想想。首先，你的伤口还没愈合——一点儿都没有。你不能这样上前线。你会得坏疽病的。”
“我必须出去。”鲁德尔重重地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把全身重量都压在了那条断腿上。“我必须锻炼我这条短腿。”他咧开大嘴笑着解释道。几天后，斯科尔兹内给医院打电话询问鲁德尔的伤势，医生叫道：“噢，那个疯子逃走了！”
希特勒认为，只有拥有这样一种精神的人，才能成功完成这项喷气式飞机的任务。戈林的参谋长卡尔·科勒尔将军对希特勒的选择非常震惊。希特勒告诉他，经验本身无关紧要。“鲁德尔是个不错的家伙。”他说，“空军的其他所有人都只不过是小丑，他们都在演戏，耍花腔，仅此而已。”
4月19日，希特勒又一次把鲁德尔召至柏林。当飞行员一瘸一拐地走进会议室时，希特勒起身热情地欢迎他。鲁德尔首先听到的是关于德国昔日的技术优势的一席演讲。希特勒说，应该充分利用这种优势，以扭转败局，使德国获胜。希特勒对数字有着绝佳的记忆力，并且拥有丰富的技术知识，这让鲁德尔印象非常深刻。但他也注意到，希特勒的眼神里有着一种狂热的闪光，并且双手颤抖，不断重复同一话题——过去他从不这样。
突然，希特勒又一次告诉鲁德尔，他希望鲁德尔马上指挥所有喷气式飞机，清空温克部队上空的领域，“我希望由你来担负这一艰巨的任务。你是唯一由于勇敢而获得德国最高勋章的人。”
鲁德尔第二次拒绝了这一任务，并且开始找借口。他说：“俄国人迟早要和盟军会师，从而把德国分成两半。这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因此，喷气式飞机行动不可能完成。”希特勒却沾沾自喜地说，各部队指挥官都已向他保证，部队不会再后撤。
鲁德尔表示不同意。他认为战争不可能在东西两线都取得胜利，“但是，如果我们能在一条战线上实现停战的话，在另一条战线上获胜是可能的。”
飞行员看见元首的脸上掠过一丝疲惫的微笑。“说起来容易。我一次又一次地企图通过谈判实现和平，可是盟国不愿意；从1943年起，他们就要求我们无条件投降。我个人的命运当然无关紧要，但是任何理智的人都必须了解，我不能接受让德国人民无条件投降。虽然现在谈判仍在进行，但我已放弃了对它的任何希望。因此，我们必须竭尽全力渡过这一危机。这样的话，新式武器也许仍能给我们带来胜利。”尽管言辞间自信满满，希特勒却又说道，他要再等等，如果总的形势有所好转，他会再次把鲁德尔召至柏林，希望那时他能接受这一任命。
鲁德尔离开时已经很晚了——已经过了午夜。当他走进候见室时，注意到里面已经挤满了人，他们急于第一个进去祝贺元首的五十六岁生日。
在格布哈特医生的疗养院里，希姆莱和施伦堡正举着一瓶香槟酒为希特勒干杯。这远非一个欢乐的时刻。党卫军全国领袖的脸上刻满了担忧，神经质地来回转动着手指上的蛇形戒指。和希特勒一样，他的身体似乎也要垮了。在过去的一个月里，十几个人不间断地催促他做出各种重大的决定。他向各方许下诺言；有一些打算遵守，有一些则转眼就变卦。
或许，他最重要的一个诺言是向克尔斯滕和施伦堡许下的：他终于同意会见世界犹太人大会的官员吉勒尔·施托希，与其讨论集中营里幸存犹太人的命运问题。但是，当得知施托希即将乘飞机前来德国时，他的决心又减弱了。他怕卡尔滕布鲁纳会听到风声，向希特勒告密。但是，施伦堡提醒他，卡尔滕布鲁纳即将前往奥地利，和施托希的会晤可以在柏林城北克尔斯滕的庄园里秘密进行。这才让他放下了心。
“除了勃兰特（希姆莱的副官）之外，你是唯一一个我可以绝对信任的人。”他对施伦堡说。他承认，除非希特勒不再掌权，否则就不可能同西方谈和。但是，他们怎样才能摆脱元首呢？他们不能开枪打死他，也不能逼他服毒，甚至连逮捕他都不行——那样的话，整个战争机器将会完全崩溃。
这些都没关系，施伦堡试图说服他，现在只有两种可能：让希特勒辞职，或者用武力逼他下台。
希姆莱刚刚鼓起的勇气又烟消云散了。他的脸色变得十分苍白：“假如我对元首这么说，他肯定会火冒三丈，当场毙了我。”
在希特勒生日的前夜，希姆莱面临的所有问题似乎都到了紧要关头。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力劝他说服希特勒通过教皇或布克哈特争取谈和，“难道元首不能现实地、不抱幻想地判断形势吗？我真纳闷他在等什么！”
希姆莱轻轻咬着他的拇指指甲说：“元首的确有着不同的看法。但他不会透露这一看法的具体内容。”
伯爵被激怒了：“那么，你就应该想方设法地废掉元首。”
“一切都完了！只要元首还活着，就根本不可能以一种合适的方式结束战争！”希姆莱恐惧地环顾四周，用拳头堵住嘴，好像是企图把这些叛逆的话语堵回去。伯爵暗忖，他是不是“突然疯了”。这时，希姆莱放下手，歇斯底里地反复说道，他不能答应做任何事。
希姆莱刚从后门鬼鬼祟祟地离开伯爵办公室，劳工部长弗朗茨·泽尔特就被领了进来。泽尔特说，他听到谣言说伯爵要去见希姆莱，他想给予支持。施维林·冯·克罗西克解释道，他刚才已经和希姆莱谈过了。泽尔特建议两人一起再去见见希姆莱。
“最好由你单独和他谈谈，”伯爵建议道，“如果我们两人都去，他会过分紧张，什么也做不了。”
泽尔特走进希姆莱的办公室，对他说道：“你必须做些事情。必须让元首进行和谈。这不再只是一件个人的事情，因为全体德国人民的命运已危在旦夕。”
希姆莱气势汹汹地说自己忠于元首。“我的好希姆莱，”泽尔特打断了他，“你只有一件事可做——杀死希特勒。”
希姆莱当然没有去杀希特勒，而是溜到了格布哈特的疗养院。那里有更多的问题等着他。克尔斯滕与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一名代表诺贝特·马祖尔（他取代了施托希。由于种种原因，施托希决定不来了）乘坐的飞机刚刚降落在了滕珀尔霍夫机场。一辆盖世太保的汽车把二人送到了克尔斯滕的庄园——几英里开外的古特哈尔茨瓦尔德庄园。不仅如此，贝纳多特伯爵也即将到达柏林，他想与希姆莱再见一面。
希姆莱身心俱疲，开始寻找种种站不住脚的借口。他怎么能一下子见两个人？这两个会议不能延期吗？最后，无可奈何之下，希姆莱要求施伦堡前往古特哈尔茨瓦尔德，同马祖尔进行“预备性会谈”。施伦堡同意了。因为此时午夜已过，他们便为元首的生日干了一杯香槟酒。
但是，施伦堡因希姆莱最近的优柔寡断而感到非常沮丧，于是，他叫醒了克尔斯滕，将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他。他们讨论来讨论去，想找到一个“能绕过希姆莱的办法”。直到清晨四点上床休息之前，他们才不情愿地做出结论，只能继续努力，迫使希姆莱行动，除此之外，别无办法。
几个小时之后，施伦堡被盟军飞机的嗡嗡声和一颗炸弹的爆炸声惊醒了。吃早饭时，克尔斯滕把他介绍给马祖尔。今天是元首的生日，施伦堡说，希姆莱要到很晚才能见马祖尔。说这番话时，施伦堡的语气非常自信——同时却在默默祷告，但愿他是对的。不久，贝纳多特从瑞典公使馆打来电话，说他只会在柏林逗留二十四小时。施伦堡同样用自信的语气告诉他，希姆莱今晚某时将在格布哈特医生的疗养院见他。
马祖尔一下午都在庄园里散步，和工人们聊天。工人们都属于同一个教派——类似耶和华见证会那种——因为他们拒绝举起手或者高喊“希特勒万岁！”（他们认为，只有上帝才配得上“万岁”这个词），所以，希特勒上台之后，他们便被关进了监狱。其中三人向马祖尔讲述了他们在布痕瓦尔德那几年可怕的经历。“1938年11月起，情况开始好转，”他们说道，“当大批犹太人被关进了那个集中营之后，看守们的虐待狂欲望在犹太人身上得到了满足。”
在克尔斯滕、施伦堡、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以及其他一些人鼓励希姆莱同西方谈判的同时，卡尔滕布鲁纳和盖世太保的首脑，党卫军将军海因里希·缪勒却劝告希姆莱要谨慎行事。他们尤其不赞成党卫军全国领袖与犹太人进行危险的接触。
在盖世太保中负责“犹太人问题”的党卫军中校卡尔·阿道夫·艾希曼，甚至比他的上司更为公开地反对这种接触。他用一种谴责的语气告诉红十字会的一名代表，特莱西恩施塔特集中营的犹太人得到的食物和医疗比许多德国平民得到的还要好——这全是因为希姆莱最近下了一道密令：要“人道地”对待犹太人。“我个人并不非常赞同采用这些办法。”艾希曼自以为是地补充说——这是对元首的背叛。
过了一会儿，艾希曼愤愤不平地大步迈进缪勒的办公室。和党卫军的其他许多成员一样，艾希曼刚刚拿到一张证明，上面写着，最近几年，他在一家民营公司工作。
“艾希曼，你怎么了？”这名盖世太保首脑问。
“队长，我不需要这些文件。”艾希曼傲慢地拍了拍腰间的手枪，“这就是我的证明。如果有一天我走投无路，这就是我最后的救赎。我不需要其他东西。”
然后，艾希曼前去向希姆莱告别，希姆莱的情绪似乎很乐观。“我们一定能达成协议，”他拍着大腿说道，“我们会有些微的损失，但这会是件好事。”他承认自己犯了一个大错误，“假如能够重来一次的话，我会像英国人那样建集中营。”
结束这些职责上的拜访之后，艾希曼回到了自己在库菲斯滕丹大街的办公室，同他的手下告别。“如果真能如此，”他对他们说，“当我知道帝国的五百万敌人（犹太人）已经像牲畜一样死去时，我会高兴地跳进我的坟墓。”
4月20日一整天，希特勒不断地对来向他祝寿的人说，他仍然相信俄国人将在柏林遭到最惨重的失败。下午，在戈林和戈培尔的陪同下，他在总理府花园里接见了阿图尔·阿克斯曼(1)和一群希特勒青年团团员。他感谢了孩子们在保卫首都之战中的英勇表现，并且向他们颁发了奖章。
接着，他走进地下掩体，会见了海军元帅卡尔·邓尼茨。邓尼茨觉得他看起来似乎负担很重。随后，他问候了凯特尔。“我永远都不会忘记你，”他热情地握着这位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首脑的手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你在我遇刺时救了我，并且把我带出了腊斯登堡——你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并且采取了正确的行动。”
凯特尔无法开口向希特勒祝贺生日。他就希特勒在“七·二〇”事件中的奇迹生还低声嘟哝了几句，然后突然说道，在柏林成为战场之前，应该立即开始和平谈判。
“凯特尔，”希特勒打断了他，“我知道我要的是什么。我将在柏林或者柏林城外战死。”
这只是空话，凯特尔想到。但是，他还没来得及开口回答，希特勒就向他伸出手，结束了这次谈话：“谢谢你。把约德尔找来好吗？我们以后再谈这件事。”
在与约德尔密谈之后，希特勒开始缓慢地从一排军政领导人面前走过去——包括鲍曼、里宾特洛甫和施佩尔——同每个人握手并交谈了几句。几乎每个人都发表了同样的意见：元首应该趁着公路仍然畅通，马上逃往贝希特斯加登。但是，他断然拒绝了大家的恳求。从现在开始，他说，帝国将分成两个独立的司令部，邓尼茨负责北部。凯塞林本是南部合理的负责人，可希特勒心中想的却是戈林——可能是出于政治目的——他说，让上帝决定吧。他建议司令部的各参谋部也分成两部分，划归南方的参谋部应立即前往贝希特斯加登。戈林问，他是亲自去南部，还是派他的参谋长科勒尔去？
“你去。”希特勒说。科勒尔将留在北部。
曾经那么亲密的两个人礼貌而冷淡地分别了。戈林赶往卡林霍尔，他的管家罗伯特·克罗普带着十四车的衣物和艺术珍品已经等候在那里。车队起程离开卡林霍尔时，已是次日清晨。戈林下令炸毁他的公馆，以免剩下的宝贝落入俄国人之手——其中包括一大屋子的火车和铁路微缩模型。帝国元帅向贝希特斯加登出发，但是他命克罗普在纽伦堡附近的老房子前停了车，想最后看一眼地下室里的那些油画。
希姆莱离开地下掩体里的生日聚会，在黑暗中驱车返回了他的司令部。施伦堡告诉他，马祖尔在克尔斯滕家里，而贝纳多特则在格布哈特医生的疗养院。两人都希望与他会面。最后，善于游说的施伦堡终于设法让希姆莱上了车，驶向北面去见马祖尔。施伦堡劝希姆莱不要纠结于过去，也别阐释他的星相学或哲学理论，“你就明确地把将来要做什么告诉他。”
凌晨两点三十分，汽车到达了古特哈尔茨瓦尔德。克尔斯滕冒着倾盆大雨走出来迎接。他把希姆莱拉到一边，建议他对犹太人世界大会的代表既要宽宏大量，又要和蔼可亲。他说，这是一个机会，可以向全世界表明，德国现在开始采取人道措施了。
希姆莱似乎急于取悦于人。“我想和犹太人言归于好，”他说道，“假如可以按我的方式办事，很多事情都会截然不同。”同马祖尔见面时，他没喊“希特勒万岁”，而是热情洋溢地说了声“你好”，并告诉他自己非常高兴与他见面。当克尔斯滕命人准备茶和咖啡时，马祖尔偷偷地打量着希姆莱。他优雅地穿着一身合体的军服，上面挂满了勋章。他似乎好好地修饰了一番，虽然天色已晚，让人看来却仍精神十足。马祖尔觉得，他本人比照片上看起来好得多；他那游移不定的眼神和那又圆又亮的眼睛也许是凶恶残忍的标志，但是马祖尔认为，如果事先对此人一无所知的话，他不可能相信“这个人要为史上最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负责”。
希姆莱一开口就是老一套：“生活在我们中间的犹太人都是异己分子，他们一直制造冲突，曾经多次被赶出德国，但又总是返回。我们掌权之后，希望能够彻底解决这一问题。于是，我提出了通过移民来解决问题的人道的办法。我跟美国的一些组织进行了谈判，以便迅速实施移民。但是，就连那些据说对犹太人很友善的国家也不愿接受他们。”
马祖尔——一个身材高瘦的瑞典人，今年四十四岁——冷冷地提醒希姆莱，把世世代代生活在一个国家的人民驱赶出去是违犯国际法的。
“在这场战争中，”反应迟钝的希姆莱继续说着，仿佛马祖尔根本没说话，“我们接触了东方的无产阶级犹太群众，这带来了新的问题。我们不能让这样一个敌人站在我们背后。犹太人得了很多严重的传染病，特别是伤寒。我本人就因这些传染病而失去了数千名优秀的党卫军成员。此外，犹太人还帮助游击队员。”
马祖尔问，犹太人都被圈进了犹太人区，游击队员怎么能得到他们的帮助呢？
“犹太人为游击队员传递情报，”希姆莱答道，“不仅如此，他们还从犹太人区开枪袭击我们的部队。”马祖尔想，这就是希姆莱版的犹太人在华沙犹太人区进行的英勇战斗。
“为了控制传染病的蔓延，”希姆莱解释道，“我们不得不修建了焚尸炉。这样，就可以火化数量巨大的传染病患者的尸体。而现在，他们正是利用这一点来攻击我们。”
“东方的战争激烈得令人难以置信，”希姆莱继续道，“我们本不想与俄国开战。但是，我们突然发现俄国有两万辆装甲车，因此，我们不得不采取行动。这决定了我们是战胜敌人还是向其屈服……德国士兵只有冷酷无情才能活下来。如果一个村子里有人朝我们开枪，我们就要烧毁整个村子。俄国人不是一般的敌人；我们理解不了他们的心理。哪怕是身陷绝境，他们都拒绝投降。如果说犹太人遭受了战斗的苦难，别忘记，德国人民也没有幸免。”
突然，希姆莱开始抱怨那些关于集中营的“失真”的传言：“那些糟糕的传言都是因为‘集中营’这个不恰当的名字。它们本应被叫作‘改造所’。集中营里不仅有犹太人和政治犯，还有刑满后尚未释放的犯罪分子。由于建立了集中营，在1941年——也就是战争时期的一年——德国的犯罪率下降到了几十年来的最低水平。犯人必须努力劳作，但是德国人民也是如此。集中营的管理确实非常严格，但也是公正的。”
马祖尔再也控制不住自己了。他怎么可能矢口否认在集中营里犯下的罪行？
“我承认，这种事偶尔会发生，但是我也惩办了应该负责任的当事人。”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司令官，党卫军上校卡尔·科赫不就因为虐待囚犯而被他处决了吗？
“这类事情发生得太多，已经无法挽回了。”马祖尔说道。他希望希姆莱不要再自我辩解，“但是，如果今后我们真的想在两国人民之间架设一座桥梁，那么，如今生活在德国控制地区的犹太人就应该继续存活下去。”马祖尔特别要求保全瑞典和瑞士的犹太人的生命，而克尔斯滕支持他的要求。希姆莱告诉他们各个集中营里还有多少犹太人，但马祖尔认为这些数字被过分夸大了。例如，希姆莱声称在匈牙利还有四十五万犹太人。“但是有谁感谢我呢？”他抱怨地问道，“在布达佩斯，犹太人还朝我们的部队开枪。”马祖尔指出，“如果匈牙利还有四十五万犹太人，那就是说，这个国家原有的八十五万犹太人中有四十万已经被驱逐出境，或者是因为其他方式而消失了。”希姆莱对这一评论毫不理会，这让马祖尔觉得，希姆莱肯定相当同意拉封丹寓言所阐释的一种哲学：这是一种非常凶残的动物——一旦受到攻击，它就会自卫。
希姆莱继续说道：“我一直打算不加抵抗便将集中营移交出去，就像我所承诺的那样。我甚至已经交出了贝尔格—贝尔森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可是，看看我得到了什么：贝尔格—贝尔森集中营的一名看守被用绳索捆着，和一些囚犯的尸体一起拍了照。现在这些照片传遍了全世界。我正打算交出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但滚滚前进的美国坦克却开火射击。医院着火了，然后尸体都被拍了照。现在，他们利用这些照片到处宣传我们的所谓暴行。还有，去年，我让两千七百名犹太人去了瑞士，这也被媒体用来攻击我；他们说我释放这些人是为自己寻找开脱的借口。我不需要任何借口。我一直只做我认为可以满足人民需要的事，我负全部的责任。我并没有因此而发财。”
他的愤怒转移到了媒体身上：“过去十二年来，没有人比我被泼的污水更多，但这从未困扰过我。甚至在德国，任何人都可以随心所欲地写一些有关我的文章。关于集中营的那些新闻报道被人利用来反对我们，这就更让我不得不把集中营移交出去。”
马祖尔说，犹太人不该为报纸上这些新闻报道负责，从而巧妙地打断了希姆莱这番自怨自艾的话。他继续解释道，不仅犹太人，其他一些国家也对救援幸存犹太人的工作很感兴趣，这将对盟国起到正面的影响。马祖尔本人便是一个犹太人。他“一想到要去恳求这个使数千人受到虐待的罪魁祸首，心里就痛恨不已”。此外，他的一个姐姐和其他几名亲属都死在了集中营里。然而，他不能让个人感情干扰可以拯救数千人生命的使命。
马祖尔尤其关心距此仅十八英里的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里那些女囚的命运。他想知道那里的真实情况。希姆莱有些犹豫，于是，克尔斯滕建议由他们之中的两人去查阅该集中营女囚的名单。施伦堡知道希姆莱不愿意当着马祖尔的面翻阅名单，便把马祖尔领到另一间屋子讨论有关日程的具体问题。
当他们草草浏览冗长的名单时，克尔斯滕强调说，他们必须支持3月份达成的协议。希姆莱突然问他，是否可以飞往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讨论立即停止敌对行动的问题。
“竭尽全力去说服艾森豪威尔，让他相信，人类真正的敌人是苏维埃俄国，而现在只有我们德国人在同它作战。”不等克尔斯滕回答，党卫军全国领袖便继续说道，“我将把胜利拱手让给西方盟国。他们只需要给我把俄国人赶回去的时间。如果他们给我些武器，那么我仍然可以把俄国人赶走。”
马祖尔回来时，希姆莱说，他会立即从拉文斯布吕克释放一千名犹太妇女，但是要求对这些人到达瑞典的消息严格保密。因此，他建议把她们称作“波兰人”，而不是“犹太人”。马祖尔想，这样的预防措施是典型的希姆莱做法，他仍然不希望因为犹太人的问题而招惹麻烦。
四点三十分，施伦堡开始担心，待在格布哈特疗养院里的贝纳多特肯定要不耐烦了，他已经等了一整夜。五点，希姆莱向马祖尔告别，和克尔斯滕一起走了出来。
“啊，克尔斯滕先生，我们犯了很多严重的错误，”希姆莱长叹一声，大喊道，“我们希望德国强盛而安全，但我们却正在身后留下一堆废墟，一个正在崩溃的世界。不过，整个欧洲应该按照一个新的标准联结在一起，这仍然是千真万确的，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我始终希望做得完美无缺，但经常不得不违背我的真实信念而行动。相信我，克尔斯滕，这真的并非我的本意，对我来说，这非常痛苦。但是元首命令必须这样做，而戈培尔和鲍曼则对他施加了负面的影响。作为一名忠实的战士，我必须服从，因为如果没有服从和纪律，那么任何国家都无法生存。现在，我有权决定的只是我应该活多久，因为我的生命已经毫无意义了。历史将对我做出什么评价？心胸狭窄的小人一心只想报仇。我高瞻远瞩，为德国创下了许多丰功伟绩，但他们传给子孙后代的却是扭曲篡改的版本。其他人做下了许多坏事，却把对他们的谴责堆在我的头上。德意志民族最优秀的分子与国家社会主义同归于尽，这是真正的悲剧。那些活下来的人，那些即将统治德国的人，对我们丝毫不感兴趣。盟国可以任意摆布德国。”
希姆莱疲惫地坐进汽车，像是最后一次似的伸出手。“克尔斯滕，衷心感谢你多年来对我的精心治疗。”他的眼里含着热泪，“我最后想到的是我可怜的家人。永别了。”
希姆莱和施伦堡来到疗养院时，太阳正在升起。贝纳多特觉得希姆莱看上去精疲力竭，但却有些不安。党卫军全国领袖仿佛是猜出了他的心思，说最近几天自己几乎没合过眼。他们坐下来共进早餐。尽管希姆莱一直不由自主地用指甲轻轻叩着门牙，但疲劳似乎并没有影响他的胃口。
不知何故，希姆莱拒绝了贝纳多特提出的那些并不过分的要求，不同意把斯堪的纳维亚的囚犯从丹麦送到瑞典。随后，他主动提出把关押在拉文斯布吕克的所有妇女交给红十字会。仅仅几小时前，他还只同意释放一千人——然后，他便回卧室休息了。
中午刚过，希姆莱派人叫来了施伦堡。党卫军全国领袖躺在床上，痛苦地看着施伦堡说，他觉得身体不舒服。
“我再也不能为你做什么了。”施伦堡恼怒地说。他花了几个星期的时间安排秘密会谈，可是却毫无结果。
稍后，当他们的汽车沿着拥挤的高速公路向附近的指挥部缓缓前行时，希姆莱说：“施伦堡，我害怕即将发生的一切。”
“那会给你行动的勇气。”
希姆莱一言未发。
晚饭后，施伦堡开始批评卡尔滕布鲁纳“坚持不惜一切代价撤走所有集中营囚犯的这种盲目而不现实的态度”，他说，这是一种犯罪。
“施伦堡，别说了，”希姆莱像一个受到责备的孩子似的说道，“因为布痕瓦尔德和贝尔格—贝尔森没有撤空，希特勒已经生了好几天的气。”
在所有集中营里，国际红十字会目前最为关心的是萨克森豪森和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它们刚好位于朱可夫进攻柏林的必经之路上。红十字会代表菲斯特医生赶到萨克森豪森时——位于奥拉宁堡城郊，距地下掩体仅十九英里——已是4月21日凌晨三点了。一些囚犯已经被赶出了营房，正在大雨中整队，准备出发；往东十英里开外，朱可夫的大炮正恶狠狠地怒吼着。菲斯特当即请求集中营指挥官、党卫军上校凯因德尔把萨克森豪森移交给红十字会。但凯因德尔拒绝了。他说自己要执行希姆莱的命令，在俄国人到达之前，撤走除医院之外的全体集中营人员——而就在此时，在古特哈尔茨瓦尔德，希姆莱正向马祖尔保证说，集中营的撤退行动已经全部停止。
将近四万名囚犯——面黄肌瘦、疾病缠身、衣衫褴褛——排成两条长队。看守驱赶着他们，在倾盆大雨中朝西北方走去。跟不上队的立即被打死，扔进了壕沟。菲斯特医生尾随着这支悲伤的队伍。刚走出四英里，他便发现了二十具尸体，都是头部挨了一枪。
“当自己的妻子被奸污时，丈夫甚至不起来反抗，这样的人有什么用？”是戈培尔在说话。在庆祝希特勒生日那篇花言巧语的演讲中，他曾预言，一个奇特的胜利将从表面的失败中产生。刚才，他又迈出了合乎逻辑的下一步。他痛苦地向自己的副官们承认，战争已经不可挽回地输掉了——这不是希特勒的原因，而是人民让他失望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所有计划和所有观念对于这样一个民族来说过于崇高……现在，他们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他面带讥讽地仔细看着自己的副官们。“还有你们——你们为什么要和我一起工作？现在，你们的细喉管就要被切断了！”他大步朝门口走去，随后又转过身来，“但是，如果我们辞职，整个大地都会颤抖！”
他还承认某些文职领导人的失败，并号召他们要自我牺牲。“我的家人此刻都在家里，”他含着眼泪说，“而我们要待在这里。先生们，我要求你们留在各自的岗位上。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会知道怎么才能死在这里。”
反复无常的戈培尔在这一天中忽而绝望，忽而愤怒。当两个秘书骑自行车逃往农村之后，他埋怨他的新闻官：“现在我问你，怎么可以发生这种事？现在怎么能够保证办公室按正常时间上班？”
在东线，谣言从一个司令部传到另一个：据说柏林的领导人已经放弃了所有希望，最高统帅部正准备迁往贝希特斯加登。这些谣言只让海因里希一个人振作了起来。它们很可能意味着希特勒也将撤往南方，这样部队也许就可以有秩序地撤退。
俄国人已在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防线上撕开了六个缺口。这是红军自莫斯科保卫战的黑暗岁月以来一直等待的最后总攻。六天来，朱可夫及其参谋人员靠白兰地硬撑着，一直没有合眼。他打开的两个最深的突破口分别在希娄和往北二十四英里处的弗里岑。突破希娄的那支部队已继续向西挺进柏林，此刻距它的目标地下掩体，只有二十英里。突破弗里岑的那支部队已经又往前推进了两倍的距离，现已到达柏林正北，正在靠近萨克森豪森集中营。它的目标是包围柏林，并从后面抵达柏林西南。届时，它将与出其不意地从南而来的科涅夫部队会师，彻底包围柏林。
海因里希告诉克雷布斯，他希望在城外保卫柏林，并且命令雷曼将军阻截突破希娄的那些俄国人。雷曼模仿法国的马恩河出租汽车队(2)，让九十个营的人民冲锋队搭乘出租车、地铁和轻轨全速开赴东线。4月21日中午之前，海因里希再次打电话给雷曼，问有多少个营到了新阵地。
“十三个，”雷曼答道，“但是大部分人赤手空拳。有武器的人也只有五发子弹。不仅如此，许多人还军服不整。”
到了中午，突破希娄的俄国人离柏林已经很近，他们的炮弹开始落在柏林城界之内。当克雷布斯和约德尔正在汇报海因里希的情况时，地下掩体里已经可以听到隐约的炮声。他们说，布塞和曼托菲尔都很好地守住了阵地，但是朱可夫的一支部队成功地突破了他们之间的弗里岑。如今，这支俄国部队已经快要抵达奥拉宁堡，有可能包围曼托菲尔军。为了对付这支部队，海因里希已经将一支小后备队伍——党卫军将军菲利克斯·斯坦纳指挥的一个新装甲军的核心部分——部署在柏林以北二十五英里处。
本来跌坐在那里的希特勒立刻一跃而起。对他来说，如同斯科尔兹内和鲁德尔一样，斯坦纳是个神奇的名字。2月份，正是斯坦纳从波美拉尼亚湾发起的拼死进攻，减慢了朱可夫的前进速度。希特勒开始仔细察看一张地图。最后，他抬起头，两眼放光。反攻！他愈加兴奋地说。斯坦纳将向东南方向进攻，切断朱可夫的先头部队：这样一来，只需一击，就可以解救柏林，并且使曼托菲尔免遭包围。
“任何让手下后退的指挥官都必须在五个小时内予以枪决！”他说。
没人提出任何反对意见，命令传达给了海因里希。海因里希不情愿地将其传达给了将不得不执行这一命令的那个人。
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斯坦纳接到了很多不可能的命令，而此刻这个命令是最为荒唐的。他的装甲军只是徒有虚名，总共只有一万人，都是刚刚从什切青和但泽乘船撤回来的。而现在，要让他用这些筋疲力尽的战士和寥寥几辆坦克，去粉碎一支至少拥有十万人的强大的装甲部队。
傍晚，海因里希得知科涅夫正在迅速向柏林挺进。六点四十五分，他打电话告诉克雷布斯，布塞的第九集团军必须在当夜撤回，否则将很可能完全陷入重围。“我要为我的良心和战士们负责任。”当柏林那边传来的只是沉默时，他补充说。
“元首对他下达的命令负全部责任。”克雷布斯冷冷地说。
“问题不在这里。我对我的部队有责任。”
当晚晚些时候，克雷布斯打电话给海因里希，激动地告诉他，舍尔纳顶住了科涅夫向柏林的挺进。“敌人已同后方失去了联系，”他说，“元首希望你特别注意，他并未改变让第九集团军坚守阵地的决定。他认为，只有第九集团军原地不动，舍尔纳才有可能再次发起进攻。”
“舍尔纳什么时候继续进攻？”
“两三天后。”
海因里希确信，那时布塞肯定已被彻底包围了。“那太迟了！”他干脆地说，随后挂了电话。
他是对的。科涅夫仅仅是暂时被舍尔纳的进攻拖延了，随后，他振作精神，继续向柏林扑去。
(1)Artur Axmann，1913—1996，时任希特勒青年团领袖。——译注
(2)指一战中巴黎军事长官约瑟夫·加列尼将军征用巴黎所有出租车，运送法国军人前往位于马恩河畔的前方阵地，阻击德国的入侵。——译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