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日出”行动而导致的频繁的电报往来似乎只是进一步恶化了形势。“耶稣受难日”那天，罗斯福又收到了一封电报。斯大林在电报中指控说，因为阿斯科纳会议的召开，致使德国人趁机从意大利抽调了三个师派往东线。(1)他还抱怨驻意大利的盟军没有遵守在雅尔塔达成的关于从东、西、南三面同时向希特勒发起进攻的协定。
……这一情形激怒了苏联指挥部，也威胁着彼此的信任……在这种形势下，盟国之间不应相互隐瞒任何事情。
恼怒的总统要马歇尔和莱希起草一封回电。参谋长联席会议被斯大林的指控弄得忧心忡忡，害怕同俄国公开决裂会成为“妨碍德国军队迅速崩溃的唯一奇事”。他们起草了一封回电，并且尽力使其既是强有力的又是希求和解的。
……我必须重申，伯尔尼会晤(2)的唯一目的是与有能力的德国军官建立接触，而不是为了开始任何谈判……这整件事是由一名被视为希姆莱亲信的德国军官主动发起的。当然，他唯一的目的很有可能是为了在盟国之间制造怀疑和不信任的气氛。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让他达成这一目标。我相信，关于目前的形势和我的意图，以上这些直截了当的说明可以减轻您在3月29日的电报中所表达的忧虑。
斯大林担心，如果允许德国人迅速投降，在意大利北部实现共产主义的愿望就会遇到麻烦。这种担心是有充分的理由的。斯大林显然收到了他在瑞士的间谍发回的许多假情报，因此，4月3日，他又给罗斯福发了一封电报。作为盟友发给盟友的电报，它实在令人惊骇。斯大林在电报中非常公开地谴责西方盟国在玩一场骗人的游戏。
……您断言到目前为止，谈判并没有开始。显然，您的消息不太灵通。据我的军事同僚看来，根据他们掌握的情报，他们确信，谈判不但已经开始，而且已同德国人达成了一项协议。借此，德国西线指挥官凯塞林元帅将向英美军队敞开西线，使其得以向东面推进；作为交换，英国人和美国人则答应，对德国人放宽停战的条件。
我认为，我的同僚们的看法与事实真相出入并不大。否则，就无法解释为何会把苏联指挥部的代表排除在伯尔尼（阿斯科纳）会谈之外。
我同样无法解释的是英国人的缄默态度。他们让您来与我就这件令人不快的事通信，而自己却默不作声。据我所知，伯尔尼谈判是英国人首先提议的……
艾森豪威尔最近就柏林问题写给斯大林的充满合作精神的信，可能进一步加深了他的怀疑。斯大林继续挖苦地指出，在瑞士的“谈判”使得盟军“几乎没遇到任何抵抗”便推进到了德国核心地区，而东线则一直在进行激战。
有一个美国人强烈地感到俄国人不会在这一问题或其他问题上轻易让步，这就是艾夫里尔·哈里曼。斯大林的电报刚到他手里，他便立刻致电国务院，说苏联人完全是从他们自身利益的角度自私地看待所有事情。
……我军解放的地区，如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食品供应非常困难。而相比较之下，红军解放的地区，供应条件据说却令人非常满意。他们公开宣扬这种形势对比，为的是他们自己政治上的好处……因此，我遗憾地得出结论，我们应遵循的政策是，首先照顾西方盟国和我们要负责的其他地区，把剩下的地方交给俄国。
支援反对集权主义的各个民族，并且阻止苏联渗透的唯一方式，他说，就是帮助这些民族迅速实现经济稳定。
……因此我建议，我们要正视现实，并相应地制定我们的对外经济政策……
这些结论被呈交给了总统。无疑，它们对总统4月5日致电斯大林一事起了煽风点火的作用。这是总统自开战以来发出的最为咄咄逼人、最为愤怒的电报：
……让人震惊的是，苏联政府似乎相信，我已同敌人达成一个协议，而且没有事先征得阁下的完全同意。
……如果在损失了如此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之后，在胜利唾手可得的时刻，竟有这样一种怀疑，这样一种彼此缺乏信任的气氛来损害我们的事业的话，那将是有史以来最大的悲剧之一。
坦白地说，您的情报人员，无论他们是谁，竟如此卑劣地歪曲我和我深为信任的部下的行动，我无法不对他们表示极大的愤慨。
拿到这封电报的复本时，丘吉尔简直乐不可支。他认为，其中最后一句话，“似乎很像罗斯福本人愤怒时的形象”。他立即写信给总统，说他“对斯大林竟给总统发来如此侮辱美国和英国名誉的电报而感到震惊”。同时，他还给斯大林发了一封长长的电报，电报的结尾说道：
……我和我的同僚都认为，总统回电的最后一句话即我们心中所想。
哈里曼在第二天写给国务院的备忘录中报告说，美国持续采取的“宽宏大量和体谅周到的态度”竟被苏联人看成是软弱的标志。他声称，“苏联人对于有关我们利益的事，几乎每一天都会表现出公开侮辱和完全漠视的态度，这样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他强烈敦促采取报复手段，以使苏联人认识到，他们不能“继续坚持他们当前的态度，而不付出高昂的代价”。
哈里曼坚信，只有采取强硬的政策才能与苏联人共事。斯大林给罗斯福那封有“如此卑劣地歪曲”一语的电报的回电证实了他的这种看法。斯大林显然因总统那种受到伤害却仍咄咄逼人的语气而心烦意乱，试图缓和一下局势。
……我从未怀疑过阁下的正直或是可信赖性。同样，我也从未质疑过丘吉尔先生的正直和可信赖性。
但是他仍然认为，应该邀请俄国人参加在瑞士召开的会议，并且坚持他的这一看法是“唯一正确的看法”。他还争辩道——有几分正确性——德军在西线抵抗的日益乏力并不仅仅是由于“它们事实上已被击败了”。
……德国人在东线有一百四十七个师。他们可以安全地从东线抽调十五到二十个师去增援西线的力量。然而，他们却始终没有这样做，将来更不会这样做。他们为了守住增列尼采而与俄国人殊死战斗。而增列尼采只是捷克斯洛伐克的一个无名车站，对于他们来说就像膏药对于死人那样无足轻重。但他们却未加抵抗便放弃了德国心脏地区诸如奥斯纳布吕克、曼海姆和卡塞尔等重要城市。您一定会承认，德国人这种行为非常奇怪，无法理解。
斯大林还给丘吉尔发了一封带有挑衅味道的道歉电报：
……我的电报都是以个人名义发的，并且非常秘密。这可以使我清晰坦率地直抒胸臆。这正是秘密书信往来的优势。但是，如果阁下把我所有坦率的言辞都视为侮辱，那么将极为不利于这种书信往来。我可以向阁下保证，我过去和现在都无意侮辱任何人。
同一天他发给盟国的其他电报，虽然表面上是挑衅性的，但也表明他准备变得更加通情达理。例如，他告诉罗斯福，由于“英国和美国大使背离克里米亚会议的指示”，波兰问题已经走进了死胡同。然而，之后他又表示，他将在“短期内”解决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别的原因，那么，正是总统“如此卑劣地歪曲”的怒吼，在苏联引起了一种积极的忧虑。
看了这封关于波兰问题的电报后，罗斯福立即致电丘吉尔：
……我们应该更加仔细地研究一下斯大林这一态度的含意，以及接下来我们应采取什么策略。如果不跟您商量，我当然不会采取任何行动，也不会发表任何声明。我知道您也会这样。
两人——终于一致——感到斯大林的态度已经改变了很多，按照丘吉尔的说法，足以提供“取得进展的某种希望”。
在外交家们争吵不休的同时，英—美—法军队粉碎了整条德国西线。这一成功并未平息英国指挥官们对关于柏林问题的决定的反对。当艾森豪威尔的代表，皇家空军元帅A.W.特德爵士于4月3日前来参加英军指挥官会议时，他试图据理解释艾森豪威尔的行动。他指出，艾森豪威尔是出于迫不得已才直接与斯大林通信，这仅仅是因为蒙哥马利发布了一条矛盾百出的关于部队行动的指示。
“我非常震惊，艾克竟认为必须请斯大林来控制蒙哥马利。”布鲁克讥讽地反驳道。
第二天，英军指挥官们在一封长长的电报中要求他们的美国同行，要重新考虑“英美军队尽快攻占柏林的愿望”。但是，丘吉尔希望能了结这场争论。他确信美国人绝不会改变主意。4月5日，他致电罗斯福说：
……我认为这场争论已告结束，为了向阁下证明我的诚意，我要引用我所懂得的有限几句拉丁格言之一，即“情人的争吵乃是爱情的一部分”。
但是，几个小时后，在发给罗斯福的一封表面上是讨论“日出”行动的电报中，他按捺不住地又提起了柏林问题。他说，他们应该“在尽可能靠东的地方同俄国军队会师，并且，如果情况允许的话，攻进柏林”。
艾森豪威尔同样不能让此事不了了之，他继续给马歇尔发去冗长的解释，但对方已不再需要什么武器来应付英国的反对了。就连蒙哥马利也开始相信继续争论没什么好处。他好心地致电艾森豪威尔：
我很清楚您想要什么。我将彻底粉碎北翼，尽我所能吸引敌军，使其远离布雷德利的主攻。
辛普森将军的第九集团军正迅速向易北河和柏林挺进。他不知道，德国首都已不再是盟军的最终目标了。所以，当布雷德利命令他停下来“喘一口气”时，他丝毫都没有怀疑。几天后，布雷德利又打来电话，告诉他：“前进！”于是辛普森便命他的参谋部“全速向柏林推进”，并决定让艾萨克·怀特将军的第二装甲师和第三十或第八十二步兵师从马格德堡沿高速公路发起最后冲锋。他有充足的物资，有载重十吨的卡车，而且官兵的状态都很不错。
希特勒的各条防线都在土崩瓦解，但数千名盟军战俘却仍在向巴伐利亚南部的“堡垒”地区转移。4月5日一大早，汉默尔堡的战俘们冒着蒙蒙细雨，浑身透湿，瑟瑟发抖地来到了国家社会主义的精神家园，纽伦堡。
他们都因盟国空袭对这里造成的可怕损坏而震撼不已。I.G.法本(3)的工厂几成废墟，但机器仍在运转。无轨电车、公共汽车和卡车都闲置在大街上。人们步行或骑自行车来来往往。街上看不到一个孩子。当队伍抵达城市的另一端时，天空放晴了。卫兵叫战俘们停下，用一个小时的时间吃饭。卡瓦诺神父那一群人坐在几棵云杉树下，晒着温暖的太阳，吃着红十字会送来的食物。饭后，他们席地躺下休息了一会儿。快到中午时，他们听到城里传来了警报声，接着，就是一阵紧张的大喊声：“快走，快走！”突然，警报声消失了，随之而来的是一阵短促而可怕的扫射声。战俘们坐起来环顾四周。南边半英里处，在一片空阔的沙地对面，有几条路基加高的铁轨。再往前，是一排长长的军火仓库、烟囱和油罐。
一大群德国人，其中大部分是士兵，爬上铁路路基向战俘们冲来。
“看，德国佬来了！”
卡瓦诺神父看见远处蓝色的天空中出现了一些小黑点——那是两队共十四架轰炸机。接着，又出现了两队。这些飞机两队从南，两队从西，呈曲线飞了过来。照明弹拖着淡淡的白色尾巴落下。一个战俘叫道：“天啊，我们正站在目标上！”
神父跳了起来，大声叫道：“忏悔吧！”他开始反复向左右的人群诵念赦罪的语句，与此同时，无数的炸弹开始在工厂上空爆炸。卡瓦诺神父拉过一条毯子蒙在头上，不停地祈祷。大地在他的脚下摇晃。终于，一切平静了。他抬眼看去，只见工厂浓烟滚滚，烈焰熊熊。很多人影像小玩具娃娃一样在漫天的烟火中四散奔逃。
突然传来一声尖叫：“卧倒！”另一队轰炸机正向震耳欲聋的高射炮火靠近。更多的炸弹飞投而下，随之响起了一连串惊天动地的爆炸声。军火仓库被打中了。大火呼啸而起，墙壁嘎吱嘎吱地倒了下来，声音盖过了第三队轰炸机从头顶掠过的嗡嗡声和投弹声。
“应该结束了吧。”卡瓦诺心想。他从毯子的缝隙向外看去。烟尘如雨般落下，周围格外昏暗。附近的人趴在地上，似乎是在紧抱着震颤的大地。第四队轰炸机离开后，又来了第五队。地面摇摇晃晃，起起伏伏，那声音令人非常恐惧。沙子、砾石、尘土，纷纷落在了战俘们身上。有些人在尖叫：“医生！医生！”
神父站起身来，开始为他遇到的每一个了无生气的人擦圣油。他心不在焉地从这个人跑向那个人，直到跑到排头才清醒过来。“我肯定落下了一些人。”想着，他又开始往回走。
“神父，来帮我们把这个人救出来！”一名军官大喊道。他盯着躺在弹坑里的一个受伤的美国人，弹坑里全都是水。另外五名军官只是木然地袖手旁观。神父推了推他们：“快点，动起来！帮忙把他拉出来！我还有别的事。”
他向约翰尼·洛什走去。洛什正趴在那里，身边坐着他的好朋友吉姆·基奥。
“嗨，神父，”洛什忍着疼痛笑道，“真高兴，您没被炸着。”
“约翰尼的侧肋被炸伤了，神父。”基奥解释说。
神父看了看那件裹在洛什腹部的浸透了鲜血的衬衣，这是为了防止心肺掉出来。神父知道，他就快不行了。于是，他开始为洛什赦罪，试图安慰他。
“您认为我能好吗，神父？”
“我当然希望你能好，约翰尼。我们一会儿就给你找个医生来。”
神父发现道格拉斯·奥德尔坐在一个弹坑里。有两个人正把一条止血带——一件撕破的脏衬衣——绑在他剩下的半截腿上。
“瞧，神父，看来我好不了了。”奥德尔微笑起来，他指向几码外一截被炸断的腿，说道，“我身体的一部分在那里。”他又说，不知为什么，有神父在这里，他感觉舒服多了。
约翰·马登上尉走了过来：“神父，有一位新教随军牧师被炸死了，其他几位牧师要您去一下。”神父和马登一起过去了，找到了随军牧师斯科坎普的尸体。俯身给他擦圣油时，卡瓦诺神父看见他那满是烟尘的前额上已经有一个油涂的十字了。
伤亡非常惨重。很多人受了伤，有二十四人死亡。卫兵们把还能走路的大约四百人集合起来，继续向南前进。幸存的四名随军牧师、三名医生和七名军官则留下来照顾伤员。他们把死者一排排摆好，然后筋疲力尽地坐了下来。
德国士兵中的一名中士请求卡瓦诺神父给他一支烟，神父递给他一盒。突然，神父觉得天旋地转。他知道的下一件事，是一个人把一杯水递到他的唇边。那是坐在他旁边草地上的一个德国人。两人看着眼前这大屠杀的场景，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那些留在XIIIB军官战俘营的卡瓦诺神父的同伴，即将被正在迅速向汉默尔堡前进的美国第十四装甲师拯救。次日，即4月6日，上午十一点，集中营的指挥官冯·格克尔将军告诉美国医生伯恩特少校(4)，他的同胞大部队即将来到此地，并会很快占领集中营。“我已得到柏林的命令，命我率驻军撤离。现在，我把美国营区的指挥权交给你，由你保护集中营里你的同胞。此外，我还想求你帮个忙。”他指着几百码外的一幢房子说，“我要把我的妻子和妻妹留在那幢房子里。请你在我离开后亲自负责她们的安全。我很为她们的安全担心，主要是因为在这个集中营被解放后，俄国战俘营很快也会被解放。”
炮火声越来越近，于是伯恩特派了两名医生去守卫将军家。从医务室二楼望去，伯恩特可以看到美军坦克正爬过山脊。那场面非常吸引人。美军一边前进一边开炮，但却没人回击。坦克离集中营大约一百码时，伯恩特的两名助手设法亮出了红十字会旗和美国国旗——涂了红药水和亚甲蓝的床单。坦克停止了炮火，碾过铁丝网开进了营区。来自十二个国家的战俘冲了出去，疯狂地欢呼起来。有些人欢喜得流下了眼泪，有几个人甚至跑去亲吻坦克。
伯恩特找到特遣部队指挥官，第四十七坦克营的詹姆斯·兰恩中校，告诉他需要立即把沃特斯上校送进医院。消息传给了第三集团军。五点钟，查尔斯·奥多姆上校乘飞机离开了巴顿的司令部，奉命去接回他的女婿。
第二天早晨，即4月7日，巴顿到美因河畔法兰克福的第三十四疏散医院去看望沃特斯。虽然身体瘦弱，但上校精神却很好——医生们说他可以活下去，而且很可能不会瘫痪。“你知道我在汉默尔堡吗？”他问。
“不，我不知道。”巴顿回答说，“我知道那个集中营里有美国战俘，所以就派部队去了。”
东北方向大约七十五空英里处，两个寻找助产士的德国妇女在墨克斯盐矿附近被美国第九十师的军警拦住了。在交谈中，一名妇女指着那个矿井不经意地说：“那里藏着很多金条。”
不久，巴顿得知在这座盐矿里发现了超过十亿的纸币，以及德国帝国银行的秘密金库。巴顿亲自打电话给埃迪。埃迪说，他认为这个金库里藏着德国的全部黄金储备。巴顿命令埃迪去把它炸开，查明真相。他说，如果这真的是黄金储备，并且让德国人得知它已经落进了我们手中，那么他们的纸币就会变得分文不值。
盖伊从巴顿手里夺过话筒，说道：“马特，不要试图把黄金运走！”
第二天，埃迪报告说，墨克斯盐矿里的确有一大部分德国黄金储备。他估计有相当于两千万美元(5)的黄金和二十七亿五千万的德国马克。根据官方计算，总价值是八千四百万美元，这使其成为世界上最高数额的存款之一。在两千一百英尺深的金库里，还有一笔相当大的宝藏，埃迪甚至都没有提到这一点：无价的艺术品，其中包括从柏林的恺撒-弗雷德里希博物馆转移来的那些。
巴顿一路往东，向魏玛席卷而来。这里是席勒、李斯特、歌德的故乡，是昔日魏玛共和国和布痕瓦尔德(6)的所在地。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位于一片丘陵之上，可以俯瞰全城。它离歌德过去常常造访的著名的歌德橡树很近。在集中营大门上方，挂着两条标语：“对或错——我的祖国”，以及“各得其所”。集中营建立八年以来，已在这里处决了五万六千名囚犯。这里平时有七万名犯人，由于最近转移了一些，只剩下两万一千人了。但很多尸体还扔在深沟里没有掩埋。
随着巴顿的脚步越来越近，集中营的指挥官开始在恳求与款待之间摇摆不定。“毕竟，我并不是最坏的人。”他对犯人们说。然后，他恳求犯人们告诉美国军队他有多善良。而与此同时，为了阻止可能发生的暴乱，他决定处决四十六名政治犯。
其中一位是彼得·岑克尔博士，布拉格的前市长。多年来，他一直是个忠实的反纳粹分子。当自己的名字出现在名单上时，岑克尔和其他犯人一样，决定藏起来。他烧掉了有关家人的一切纪念品，包括照片和信件，又给他的妻子和家人写了—封辞别信。一个朋友给他理了发，刮了胡子，修剪了他那浓密的眉毛，然后把他带到了另一间营房里。接下来的一整夜，已届花甲之年的岑克尔被迫换了好几个藏身之处。
处决四十六名犯人的命令使集中营里的两个地下小组团结在了一起——共产党小组和反共人士小组。他们一致同意，不交出那些要被处决的人。秘密的命令从一间营房传到另一间：任何犯人都不许出席早点名。随着早上八点的临近，气氛越来越紧张。整个集中营里弥漫着一种可怕的宁静。八点的钟声敲响之后，两万一千名犯人没有一个到院子里去。岑克尔从石头墙基上的一条缝隙向外看去，只见一个孤单的人影出现了。那是一个法国制造商。卫兵让他回去了，这似乎是在告诉其他犯人，只要他们服从命令，就不会出什么事。
指挥官立即命令再次点名。这次一个人都没有出现。他派集中营警察到营房里去找那四十六个人。表面上，这些搜查者认真得简直可笑，他们甚至拉开桌子的抽屉寻找。但是，显然，他们并不想找到任何东西，他们也能听到巴顿那越来越近的隆隆炮声。
在密谋暗杀希特勒的那些人中，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迪特里希·潘霍华牧师，最高统帅部情报处前处长、海军上将威廉·卡纳里斯及其助手汉斯·奥斯特将军此刻都面临着死亡，毫无被拯救的希望。他们已被带到位于德—捷边界附近的弗洛森堡集中营。一同来到这里的还有一大群“重要的”犯人，包括弗朗茨·哈尔德将军、奥地利前总理库尔特·冯·许士尼格、财政奇才亚尔马·沙赫特博士，以及约瑟夫·“奥克森泽普”·米勒。米勒曾在1939年劝说教皇充当英国人和一个反纳粹政权之间的中间人。
4月8日，米勒被带出牢房，来到绞刑架前。有人告诉他：“最后的一幕即将开始。你将在卡纳里斯和奥斯特之后被绞死。”这里甚至比布痕瓦尔德更混乱。不知为什么，米勒又被带回牢房，但几乎是立即又被带到绞刑架前，让他站在那里。最后，有人告诉他：“今天我们先饶了你。”接着又把他送回了牢房。
当晚，盖世太保的一名官员困惑地来到施拉布伦多夫的牢房，问他是不是迪特里希·潘霍华。他说不是。这个军官出去了，但几分钟后，他又回来问了一次。米勒也被问了同样的问题，之后继续睡觉。但是，四点左右，他被一个孩子的声音吵醒了。他以为自己是在做梦，或者是疯掉了。许士尼格的妻子和孩子、沙赫特博士、哈尔德将军和托马斯将军正被带进一辆前往达豪的公共汽车。
两个小时后，有人开始叫各牢房的门牌号。随后，米勒听见卡纳里斯要求给他的妻子写几句话。又过了两个小时，一个卫兵进来摘下米勒的手铐。“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他迷惑地说，“他们告诉我你是头号罪犯。可是我们现在不知道该怎样处置你。”
米勒走向牢房的小窗户，只见外面有两名外国军官（其中一个是英国秘密间谍彼得·丘吉尔，被捕于1943年）站在运动场上。“你也是要被绞死的高级军官吗？”丘吉尔的同伴问米勒。
“我想是的。”
“你的朋友们已经被绞死了，正在牢房后面火化呢。”
一片片雪花一样的残渣通过铁窗飘进了米勒的牢房。过了一会儿他才毛骨悚然地意识到，这可能是卡纳里斯和奥斯特被烧焦的皮肤。
在柏林，希特勒的财政部长——卢茨·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知道，战争已无可挽回地失败了。他想使德国人民免遭更多的苦难。伯爵是一位狂热的天主教徒，曾是牛津大学奥利尔学院的罗氏奖学金获得者，因此，他对英国的感情很深。他决定把他对德国命运的忧虑直接告诉给戈培尔。也许这位宣传部长可以说服希特勒同西方进行和平谈判。
戈培尔也有同样的忧虑，但是他说，胜利的希望比人们认识到的要大得多。布尔什维克同英美之间的分裂正日益加深。“我们唯一要做的重要事情就是保持警惕，等待他们之间必将发生的彻底决裂。”这将在两三个月后来临。
“我也相信他们会彻底决裂，”伯爵回答说，但他认为那时就太晚了，“我们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他说。军事形势已然绝望。应派有资质的非正式代表到国外，通过布克哈特博士或教皇这样的中间人进行谈判。
让人意外的是，戈培尔不仅欣然同意，并且透露说已经为建立这类接触而采取了秘密措施。到目前为止，就他所知道的，美国人和苏联人并不是非常反对这一建议，但英国人却持完全否定的态度。(7)戈培尔指出：“但是，从我们这方面来说，谈判的障碍来自里宾特洛甫。”他说，不幸的是，他不能公开在元首面前批评外交部长，因为有流言说他自己想当外交部长。“你应该明白，元首不能也不会听取那些局外人主动发表的意见。此外，‘七·二〇’事件给他心理上的影响远大于肉体上的。这一背叛行为是一次可怕的打击，使他更为多疑，更为孤僻。但我知道，元首是多么重视你的正直与真诚，多么欣赏你的意见，因为他知道你从未想过为自己要求过什么。”戈培尔停顿了片刻，然后问道，“你是否介意我安排你跟元首见个面？”
戈培尔没给震惊的伯爵回答的机会，继续说道：“首先你可以就你职权范围内的情况做一下简要的汇报。之后元首会开始跟你讨论总的形势，这可以让你很容易地谈起真正的问题。记住，元首不能容忍失败主义。你必须巧妙地措辞，谨慎一些。”他戏弄地看着伯爵。
“你可以代表我跟元首谈话。”(8)
戈培尔随即恢复了往日的热情。他描述了最近他是如何给元首朗读了卡莱尔(9)对七年战争中那些绝望日子的描写：因在普鲁士的明显失败而灰心丧气的腓特烈大帝宣称，如果在2月15日之前仍没有转机，他就服毒自杀。卡莱尔写道：“英勇的国王，请您再等一等，您受难的日子就要结束了；那好运的太阳已隐藏在云后，很快便将出现在您面前。”2月12日，俄国女皇驾崩，给腓特烈大帝的命运带来了神奇的转折。(10)戈培尔说，听完这段故事之后，元首热泪盈眶。
他接着滔滔不绝地透露说，1933年1月30日为元首卜算的星象图曾预言，1941年以前德国会接连胜利，然后是节节败退，直到1945年4月的上半月遭到惨败。但是，4月下半月，将会取得暂时的胜利，接着是一段暂时的休战，直到8月取得和平。此后，德国将会度过三年的艰难处境，但到了1948年，德国便会东山再起。
第二天，戈培尔给伯爵送去了那张星象图。尽管那些预言在伯爵看来并不是非常明显，但他还是对关于4月下半月可能会发生的事的推测非常感兴趣。
德国的命运或许会发生令人难以置信的转变，但这在西线却似乎根本不可能。4月11日一大早，霍奇斯第一集团军的一支先头部队，即第三装甲师的B战斗群，迅速向德国中部的北豪森挺进。那里建有希特勒一个主要的神奇武器的新组装厂，该武器就是韦纳·冯·布劳恩的火箭。
布劳恩最近遇到了一场车祸，现在正在休养。他的上半身和左臂还套着巨大的石膏。复活节那天，他接到报告说，美国坦克已经到了南面仅仅几英里处。他担心党卫军会执行希特勒的“焦土政策”，销毁有关V-2型火箭的成吨的宝贵资料和设计图。应该抢救这些东西。
布劳恩指示他的私人助手迪特·胡策尔和佩内明德实验室的设计主任伯恩哈德·特斯曼把这些文件藏到一个安全的地方：“最好的地方可能是一个旧矿井、地窖，或其他类似的地方。除了这些，我没有什么确切的想法。而时间又不多了。”
这十四吨资料用了三辆欧宝卡车来运。4月3日，这个小小的车队向北面出发，朝着邻近的哈尔茨山脉驶去。这座山因其温泉疗养地而闻名，有着丰富的矿井资源。特斯曼和胡策尔一整天都在拼命寻找一个合适的掩藏之处，最后，终于在与世隔绝的德兰登村找到了一个废弃的铁矿。三十六小时后，所有的资料都用一列机车拉进了矿井中心，然后人工搬进火药库。
任务完成了，精疲力竭的胡策尔心想。第二天，他又和他的搭档回到这里，炸塌了通往火药库的坑道。之后，年迈的矿井看守又小心地点燃了另一根引线，完全堵住了矿井。只有特斯曼、胡策尔和这个看守知道埋藏这些无价之宝的确切地点，而这个看守却根本不知道它们究竟是什么。
4月10日，位于北豪森那庞大的V-2型火箭地下工厂停工了。火箭专家、工程师和工人们——一共四千五百人——都各自回了家，而奴工们则回到了附近的集中营。有五百名专家已经被党卫军将军，V-2型武器计划特别专员汉斯·卡姆勒尔用他的专列——“复仇”快车——送到了南面三百英里处的上阿默高。
次日，即4月11日，上午，第三装甲师的韦尔伯恩特遣部队从北面接近了北豪森。与此同时，洛韦拉迪特遣部队也从南面来了。两位指挥官都接到了情报部门的警报，说他们“在北豪森地区会碰到一件非同寻常的事”。他们起初以为这是指城里的集中营，那里有大约五千具正在腐烂的尸体躺在室外或营房里。但是，在北豪森西北几英里处的哈尔茨山脉的山脚下，他们碰上了一群身着肮脏的条纹睡衣的囚犯。囚犯们说，山里有“绝妙的东西”。
两位指挥官向宽敞的隧道里窥视了一眼，只见里面放着几节货车车皮和几辆卡车，上面装着细长的短鳍火箭。两人和战斗部队的情报官威廉·卡斯蒂尔深入大山腹地，在那里发现了一个综合工厂。在卡斯蒂尔看来，那是一个“魔术师的洞穴”。V-1型火箭和V-2型火箭的零部件整齐地摆在那里，那些精密的机器显然都仍运转良好。
巴黎的军械技术情报处处长霍尔加·托夫托伊上校得知这一惊人发现后，便着手组织了一个“V-2特使团”。其任务是撤出一百枚完整的V-2型火箭，把它们用船运往位于新墨西哥的怀特·桑德斯试验场。不过，谁都没告诉托夫托伊，一旦战争结束，北豪森地区将成为苏联的占领区，于是，他便按常规进行着这一切。
东南约四十五空英里处，巴顿的一支装甲先头部队终于进入了魏玛。在俯瞰城市的山冈上，布痕瓦尔德的战俘们几乎再也无法忍受这里的紧张气氛。解放就在几分钟之后。中午，所有的党卫军成员都奉命离开了。对于布拉格的前市长彼得·岑克尔来说，那些恐慌的纳粹分子撤走的情景是他此生最乐于见到的一幕。最后一辆卡车刚一开走，战俘们就缴了那些被留下来的倒霉的岗哨的武器，并且占领了瞭望塔。接着，他们又在大门附近挂起了一面表示欢迎的白旗。
当天下午，美国坦克爬上山冈，开进了集中营。战俘们涌向坦克，纷纷抓起美军士兵的手。岑克尔认出了随军记者爱德华·R.莫罗。“我是在布拉格认识你的！”他大声喊道。但莫罗起初根本认不出这个骨瘦如柴的人是谁。“我是岑克尔。”他说。几个小时后，莫罗向伦敦报告说，布拉格市长在布痕瓦尔德幸免于难。
但是，岑克尔距离安全还很远。在过去的几年里，和其他很多集中营一样，共产党人一直是布痕瓦尔德的秘密统治者，而岑克尔自1920年以来一直是个激烈的反共分子。共产党人凭借他们铁一样的纪律和勇气，取得了集中营里最好的岗位，并且最终掌握了决定一切的权力。他们可以决定某个人该去哪里干活，谁去管理厨房、医务室和焚尸炉，谁去集中营外面的工厂里做工。共产党人甚至可以从毒气室里救出他们的人。
长期以来，岑克尔一直在与布痕瓦尔德的共产党人作对。他能活到现在，简直非同寻常。共产党人无意让他重返布拉格的重要政治岗位。在一次谈话中，莫罗发现了这一点，并警告了岑克尔。黄昏时分，岑克尔逃出集中营，消失在了周围的丛林里。几个小时后，他截住一辆民用卡车，在黎明前来到了一个美军司令部。这时，他才终于感到真正获得了自由。
当天上午晚些时候，在布痕瓦尔德以西六十英里处，艾森豪威尔、巴顿和布雷德利走进了由一个德国人操作的原始的电梯。他们要深入墨克斯盐矿，去仔细检查帝国的黄金储备。摇摇晃晃的电梯飞速降下两千英尺深的竖井，这时，巴顿开始数起了同伴肩膀上的星。然后，他抬头看向上面唯一的那根缆绳，说道：“如果那根晾衣绳断掉的话，美国军队里的晋升将会相当之快。”
“好了，乔治，”艾森豪威尔说，“够了。在我们重新回到地面上之前，别再开玩笑了。”
到了井底之后，他们在微弱的光线中摸索着走进了一个拱形的洞窟。然后，他们发现了几袋金币、金条、名画，以及装满假牙架的柳条箱。巴顿匆匆看了几幅画——是从恺撒—弗雷德里希博物馆运来的那些。据他估计，每幅只值两个半美元，都是些大路货。
矿井的看守指向那十几袋钱，解释说，这三十亿德国马克是最后的纸币储备，“他们将会迫切需要这些钱来支付军饷”。
“告诉他，”布雷德利对翻译说，“我怀疑德国军队还需要再发多久军饷。”他转向巴顿，“如果我们还处在战利品归士兵所有的古老的海盗时代，你将成为世界上最富有的人。”
巴顿咧嘴笑了。
稍后，在第十二军司令部吃午饭时，巴顿表示，记者对禁止公布关于墨克斯的新闻一事表示抗议，从而引起了极大的骚动，但他毫不因此而感到不安：“我知道，在这件事上我是正确的。”
“好吧！让我见鬼去！”艾森豪威尔说，“在你说这句话之前，你可能是正确的。但是如果你那么肯定的话，那么，我确信，你错了。”
巴顿隔着桌子向布雷德利眨了眨眼。布雷德利大笑起来，问道：“乔治，为什么保密呢？你准备怎么处理这些钱？”
巴顿露出满脸笑容。他说，第三集团军内有两种看法。一半人主张把这些黄金做成金质奖章，“给第三集团军每个婊子养的一个……”其他人则主张把赃物藏起来，直到国会严厉打击军队在和平时期占有财富为止；到那时第三集团军可以拿出这些钱，采购新式武器。
艾森豪威尔摇摇头，转向布雷德利：“他总是有话说！”
午饭后，几人乘观测飞机前往第二十军设在哥达的司令部。哥达位于埃尔富特附近。军指挥官沃尔顿·H.沃克少将向他们做了简要汇报，然后建议他们去参观一下北奥尔德鲁夫集中营。
“在亲眼看到这个瘟疫区之前，”巴顿说，“你永远也不会相信这些德国佬有多卑鄙。”
这些美国人甚至还没走进栅栏，一股尸体的恶臭就扑面而来。栅栏后面的浅坑里扔着大约三千两百具一丝不挂、瘦骨嶙峋的尸体。还有一些尸体就趴在路上，浑身都爬满了虱子。看到这一场面，艾森豪威尔不禁脸色苍白。在这之前，他仅仅是听说过这类恐怖的事情。他被吓坏了，说道：“美国人简直不能理解这种事情。”
布雷德利恶心得说不出话，巴顿则走到一旁呕吐了起来。然而，艾森豪威尔觉得他有责任去看一看集中营的每个角落。当大家满脸严肃地在门口等车时，一个美国兵不小心撞到了一个从前的德国卫兵，于是便抱歉地笑了一笑。艾森豪威尔盯着这个年轻的美国兵，冷冷地说道：“还对他们恨不起来？”他转向他的同伴们，“我要让所有还没真正上过前线的美国士兵都来看看这个地方。有人对我们说，美国士兵不知道他在为何而战。至少现在，他该知道他在与何而战了。”
在第三集团军司令部，艾森豪威尔分别致电伦敦和华盛顿，敦促两国政府派立法委员代表团和记者来这里。他认为，应该马上让美国和英国公众看到纳粹野蛮行径的种种证据。
晚饭后，巴顿给艾森豪威尔倒了一杯酒。“我不能理解究竟是什么样的精神状态迫使德国人民做出这样的事情。”艾森豪威尔说，他的脸色仍旧很苍白，“为什么？我们的士兵绝不会像德国人那样损毁尸体。”
“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能忍受这种行为。”巴顿的副参谋长说，“我们曾让一个城市的全体居民排队去参观一个集中营，该市的市长及其夫人回家后割腕自杀了。”
“噢，这是我所听过的最为鼓舞人心的事，”艾森豪威尔回答说，“这意味着他们之中的某些人还有一点敏感性。”
晚餐后，与巴顿单独相处时，艾森豪威尔信赖地表示，第九集团军和第一集团军应立即停止前进，而巴顿的第三集团军则应掉头向南。接着，他主动透露了他没向任何其他集团军司令官透露过的看法。“从战术角度来看，”他说，“让美国军队攻占柏林是极不可取的。我希望没有任何政治势力会迫使我攻占这座城市。它既没有战术价值也没有战略价值，攻占它只会给美国军队加上成千上万的德国人、流亡者和盟国战俘的重担。”
巴顿非常沮丧。“艾克，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这么想，”他说，“我们最好攻占柏林，而且要快——并随即向奥得河推进！”(11)
当天下午早些时候——那天是4月12日——戈培尔、他的副官，以及他的助手维尔纳·瑙曼博士驱车往东，来到位于奥得河附近的第九集团军司令部。在这里，他向布塞及其参谋部讲了腓特烈大帝的故事，也就是之前他给施维林·冯·克罗西克讲的那个。一个持怀疑态度的听众尖刻地问道：“那么，这次是哪位俄国女皇要死掉呢？”
“我不知道，”戈培尔回答说，“但是命运之神掌握着各种可能性。”
在佐治亚的温泉疗养院，此时刚刚上午十一点。在距温泉只有两英里的号称小白宫的别墅中，罗斯福总统想放松下来。天气很糟，因此从华盛顿送信过来的飞机没能起飞，早上的信件要到中午才会到。罗斯福无事可做，决定待在床上，读读亚特兰大的？宪法报？。
“今天上午我感觉不太好。”他对上了年纪的黑人女仆莉齐·麦克达菲说，然后把报纸放在了一本还没读完的平装本推理小说上。小说名叫《木偶谋杀案》，正打开在《六英尺之地》那一章。
一小时后，他坐在皮扶手椅上，同他的两个表妹，玛格丽特·萨克莉小姐和劳拉·德拉诺小姐，以及他的老朋友温斯罗普·拉瑟弗德夫人聊着天。他穿着一身深灰色的西装，里面套了件马甲，打着一条红色的哈佛活结领带。他不喜欢穿马甲，更喜欢打蝴蝶领结，但一会儿有人要给他画像，所以只能如此。他的秘书威廉·哈西特拿来准备发出去的信件，总统开始在上面签名。其中由国务院准备的一封信让他觉得很有趣。“这是一封典型的国务院的信，”他对哈西特说，“简直是空洞无物。”
一位高贵的高个子妇人把画架放在了窗前。她是伊丽莎白·肖玛诺夫夫人。她已经为总统画了一张水彩画，现在正在画另外一张。罗斯福打算把它送给拉瑟弗德夫人的女儿。
她把一条深蓝色的披风围在总统肩上，然后，在总统继续工作的同时，她开始作画。下午一点时，罗斯福看了看手表说：“我们只有十五分钟的时间了。”
萨克莉小姐继续钩衣服，德拉诺小姐开始往花瓶里插花。这时，罗斯福点燃了一根烟。突然，他举起左手按住太阳穴，接着，手砰地滑了下来。
“您掉了什么东西吗？”萨克莉小姐问道。
罗斯福闭上眼睛，用轻得只有萨克莉小姐能听得见的声音说：“我头痛得厉害。”他向前扑去，失去了知觉。这时是下午一点十五分。十五分钟到了。
片刻之后，负责照顾总统的海军医生霍华德·布鲁恩少校来了。他叫人把总统抬到卧室。总统沉重地呼吸着；脉搏每分钟一百零四次，血压超过了最高的标记。布鲁恩知道，这是脑出血。他在罗斯福的手臂上注射了氨茶碱和硝化甘油。
下午两点零五分，布鲁恩给在华盛顿的总统私人医生海军上将罗斯·麦金太尔打电话，报告说罗斯福似乎是脑中风，现在仍然不省人事。麦金太尔打电话给在亚特兰大的美国医学协会前主席詹姆斯·波林，要他马上赶去温泉疗养院。
大约与此同时，劳拉·德拉诺打电话给在白宫的埃莉诺·罗斯福，说富兰克林在坐着画像时昏了过去。过了一会儿，麦金太尔也打电话给第一夫人。他说，他并不是很担心，但认为他们今晚应一起去温泉。不过，他建议她不要取消下午的约会，因为在最后一分钟取消约会前往佐治亚会引起太多的议论。于是，罗斯福夫人按原定计划乘车前往萨尔格雷夫俱乐部，参加慈善旧货店的年度义演。
波林博士沿着他无比熟悉的小路疾速前行。下午三点二十八分，他到了小白宫。他发现总统“出着冷汗，面如死灰，呼吸困难”，脉搏微弱得几乎摸不出来。下午三点三十二分，总统的心跳声完全消失了。波林给他静脉注射了一针肾上腺素。总统的心脏又跳了两三下，然后便永远停止了。此时是美国中央标准时间下午三点三十五分。
在华盛顿，此时已经是下午四点三十五分。罗斯福夫人还在萨尔格雷夫俱乐部，正坐在第一排桌子前欣赏钢琴家伊娃林·泰纳的演奏。四点五十分，有人低声告诉她，有电话找她。是总统的新闻秘书史蒂芬·厄尔利打来的，他激动地说道：“请马上回家。”
罗斯福夫人没问为什么。她心里知道，“发生了某件可怕的事”。但是，她觉得“应遵守礼仪”，于是又返回义演现场。钢琴家演奏完毕之后，罗斯福夫人鼓掌致敬，然后宣布说，她不得不告辞，因为家里出了点事。乘车返回白宫的路上，她一直握紧双拳坐在那里。
她来到起居室，厄尔利和麦金太尔博士告诉她，总统在昏迷中去世了。她机械地做出了反应，立即派人去找副总统杜鲁门，并安排于当晚乘飞机前往温泉。
哈里·S.杜鲁门正在国会大厦主持参议院会议。威斯康星州的参议员亚历山大·威利作着冗长的发言，他非常厌烦，于是开始给他的母亲和妹妹写信。
亲爱的妈妈与玛丽：
此时此刻，我正坐在参议院的总统办公桌前，给你们写着这封信。主席台上，一个夸夸其谈的参议员正在就一个他非常陌生的话题发表一番演讲。
我不得不坐在这里，并且做出一些议会的裁决——其中一些可谓常识，而另外一些并非如此。
你那里时间明晚九点三十分，请打开你们的收音机。你们将会听到哈里对全国人民发表一篇在杰斐逊纪念日的演说。我想，所有的广播网都会播出这一演说，因此，要听到我的声音应该不难。在此之后，将是总统的演说，我会将他介绍给大家。
祝你们健康。
我爱你们。
有空回信给我。
哈里
参议院会议于下午四点五十六分休会。杜鲁门走进萨姆·雷伯恩的办公室，想喝一杯。参议院议长递给他一杯威士忌加水，然后突然想起史蒂芬·厄尔利刚刚打来电话，让杜鲁门给白宫打回去。一分钟后，厄尔利在电话里激动地对杜鲁门说：“请赶快来，从宾夕法尼亚大街的大门进来。”
杜鲁门只记得厄尔利说了这些。后来，他写道，当时他丝毫也没有烦乱——他只认为是罗斯福突然从温泉回来了。但雷伯恩却觉得他的脸色突然变得非常苍白。杜鲁门办公室的一个职员声称，他非常激动地闯进办公室，说道：“我要去白宫。”
下午五点二十五分左右，杜鲁门来到白宫，并被立即带到二楼罗斯福夫人的书房。只有当看到总统的女儿安娜·伯蒂格，以及厄尔利时，他才终于意识到——他后来写道——“发生了非比寻常的事”。
埃莉诺·罗斯福向他走来，神情镇静，优雅而高贵。她温柔地用一只手臂搂住杜鲁门的肩膀。“哈里，”她平静地说道，“总统去世了。”
副总统一时说不出话来。最后，他终于说道：“我能为您做点什么？”
“我们能为您做点什么？”她说，“因为现在有麻烦的是您。”她告诉他，她对他和美国人民是多么感到抱歉。
接着，她给她的几个儿子发了一封电报：
“父亲安息了。他定会希望你们继续努力，完成你们的工作。”
下午五点四十五分，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雷斯特尔和斯退丁纽斯在附近碰了头。斯退丁纽斯刚刚收到叫他来白宫的电报。作为国务卿，宣布总统逝世的工作应该由他来完成。当他走进罗斯福夫人的书房时，紧绷的面颊上已经布满泪水。杜鲁门令斯退丁纽斯和厄尔利立即召开内阁会议，并再次问罗斯福夫人，他能做点什么。她想知道，坐政府的飞机去佐治亚是否合适。杜鲁门向她保证，这很合适，正该如此。
他来到位于大楼西端的总统办公室，打电话给他的夫人和女儿，叫她们到白宫来。他还给最高法院院长哈伦·菲斯克·斯通打了电话，叫他立即来主持总统就职宣誓仪式。
这时，斯退丁纽斯、华莱士、史汀生、摩根索、珀金斯、伊克思、威卡德(12)、福雷斯特尔等各位部长，以及总检察长利奥·克劳利、议长雷伯恩、议会多数派领袖约翰·麦克科马克和少数派领袖约瑟夫·W.马丁，还有其他一些人，都聚集在了白宫的内阁办公室里。
六点过几分，杜鲁门要求大家安静。他告诉他们，他不得不十分悲痛地向他们宣布，总统逝世了。“是罗斯福夫人告诉了我这个消息，她说总统‘像一名战士一样去世了’。我现在只能说，我会试着接过重担，因为我知道他会希望我这样做，也希望我们大家这样做。我希望各位都留在内阁里各自的岗位上，我需要你们的帮助。这样，我便可以确信我能彻底贯彻总统制定的路线。”
当天下午，全体美国人民都受到了一记重击，一时全都不敢相信。剧作家兼总统顾问罗伯特·E.舍伍德听说罗斯福逝世一事后，便一直守在收音机旁，“等待有人发表声明——也许正是总统本人那快活而安抚人心的声音——这一切都是一个巨大的误会，银行业的危机已然过去，战争亦已结束，一切都将变得无比美好”。
在白宫，人们匆匆地准备好了新总统的就职宣誓仪式。七点过几分，终于找到了一本《圣经》，把它放在了那张杰西·琼斯(13)送给罗斯福的奇形怪状的大桌子尽头。杜鲁门站在最高法院院长斯通面前，左边是他的夫人和女儿。杜鲁门夫人眼睛红肿，当她的丈夫用左手拿起《圣经》时，她似乎有些害怕。但是，杜鲁门忘了举起右手，最高法院院长镇静地提醒他举起来。“在这种情况下，”福雷斯特尔心想，“斯通的坚定使这个场面具有了庄严的气氛。”
杜鲁门跟着斯通重复道：“我，哈里·S.杜鲁门，在此庄严宣誓，我会忠实地挑起美利坚合众国总统的重担，并将为维护、保护和捍卫美利坚合众国的宪法而竭尽全力。”这时是下午七点零八分。
除了新总统及其内阁成员外，其他的人都走了。大家在一种似乎有些奇怪的柔和气氛中围着桌子坐了下来。杜鲁门正要讲话，厄尔利突然闯进会议室说，记者们想知道，旧金山会议是否会按原计划于4月25日举行。
“会议将像罗斯福总统生前所决定的那样如期举行。”杜鲁门毫不犹豫地回答。他透过厚厚的眼镜片平视前方，对内阁成员说道，他打算“继续执行罗斯福政府制定的外交政策和国内政策”。然后，他又以他一贯的作风补充说，他要做一位真正的总统，对他的决定承担全部责任。他希望他们能坦率地给出建议，但最终的全部政策判断都要由他独自做出。在短短的几分钟之内，杜鲁门已经让大家看到，他是一个不怕讲出自己心里话的人。简短的会议结束之后，史汀生留了下来，他说他必须同总统商量一件十分紧急的事。“我希望您了解一下正在执行的一项庞大计划——一种拥有几乎令人难以置信的摧毁力量的新式炸弹的进展情况。”史汀生说，这就是他目前能说出来的全部情况。几分钟之后，总统动身回家了，脑子里仍苦苦思索着这个计划。
当晚，柏林的空袭警报刚刚响过，新闻官鲁道夫·泽姆勒便在宣传部的防空掩体里接到一个电话。德国官方新闻机构的一个人在电话中说：“喂！听我说，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罗斯福死了！”
“你在开玩笑吗？”
“不。路透社的一条消息说：‘罗斯福于今天中午逝世。’”
泽姆勒大声重复了一遍这条消息。掩体里昏昏欲睡的人们顿时跳了起来。他们突然完全清醒了，欢呼声传遍了掩体。人们大笑着互相握手。宣传部的厨师在胸前画着十字，大叫道：“这就是戈培尔博士对我们允诺的奇迹！”
泽姆勒打电话给第九集团军，得知戈培尔已经离开了，很快就会到达柏林。这时，帝国总理府打来电话，要戈培尔一到就给元首回电话。十五分钟后，戈培尔的车在刚刚被炸的阿德隆酒店和总理府的火光中停在了宣传部门口。几名参谋部成员匆匆跑下台阶去迎接戈培尔。“部长先生，”一名记者说，“罗斯福死了。”
戈培尔跳下汽车，呆呆地站了一会儿。最后，他转向英格·阿贝策特尔夫人和兴奋地围在他身边的其他人，声音颤抖着，激动地说道：“现在，拿出最好的香槟酒，我们给元首打电话。”
当他走进办公室时，泽姆勒忍不住大声地告诉他这个消息。戈培尔脸色苍白地说道：“这是一个转折点！”接着，他又怀疑地问道，“这真的是事实吗？”
当他给元首打电话时，大约有十个人都探头过来听。“元首，”他兴奋地说，“我向您表示祝贺！罗斯福死了。星象图上早已表明，4月份的下半月对我们来说将是一个转折点。今天正是4月13日，星期五！”此时午夜刚过。“命远已放倒了您最大的敌人。上帝没有抛弃我们。他已两次把您从残忍的暗杀中拯救了出来。您的敌人在1939年和1944年用来瞄准您的死亡现在击倒了我们最危险的敌人。这是一个奇迹！”他听元首说了一会儿，然后提到，杜鲁门可能会比罗斯福温和一些。现在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戈培尔挂了电话，两眼闪闪发光，开始热情洋溢地说了起来。泽姆勒从未见他如此兴奋过，好像战争就要结束了一样。
在与艾森豪威尔和布雷德利一起逗留到很晚之后，房车里的巴顿正准备上床休息。他的手表停了，于是，他打开收音机，想听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时间：而他听到的是罗斯福逝世的消息。他冲向另外两人就寝的房子，敲响了布雷德利的房门。
“出了什么事？”布雷德利问。
“你最好和我一起去告诉艾克，总统逝世了。”
他们来到艾森豪威尔的房间，三人一直在那里坐到凌晨两点，忧心忡忡地想着罗斯福的逝世会对未来的和平产生什么影响。他们怀疑美国是否还有第二个人能像罗斯福那样老练地同斯大林和其他领导人打交道，并且一致认为，美国不得不在历史上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时刻更换领导人，实在是个悲剧。最后，他们悲伤而沮丧地上床休息了。
当丘吉尔第一次听到罗斯福已经逝世时，他觉得自己被“重重击了一拳”，立刻被“一种巨大而无法弥补的损失感压倒了”。他打电话给在克拉里奇的巴鲁克，用非常痛苦的声音问道：“你认为我应该去华盛顿吗？”
“不，温斯顿，我认为你应该留在这里工作。”巴鲁克答应，在起程飞回华盛顿之前，他会来看看丘吉尔。当他来到唐宁街10号时，丘吉尔仍躺在床上，看上去非常烦乱。“你认为我应该去华盛顿吗？”他又一次问道。
巴鲁克再一次向他保证，留在家里更为明智。他本人将和罗森曼法官以及其他几人一起，乘“圣牛”号飞机起程。中午时分，飞机起飞了，开始了前往华盛顿的漫长而痛苦的旅程。谁也不想说话，所有人都在全心全意地怀想总统。巴鲁克想起了他在阿尔巴尼亚第一次见到罗斯福时的情景——当时他还是个有些傲慢的年轻州议员。接着，他又回忆起了1924年的民主党大会，罗斯福费力地拄着双拐挪到了讲台上，提名时任纽约州长的阿尔·史密斯竞选总统，做了那篇辞藻华丽的“快乐斗士”的演讲。巴鲁克想，无论他有何缺点或错误——而且二人曾数次产生过分歧——罗斯福“对于民主政治的理念与理想始终深信不疑”，并且，“他所关心的自由、公正，以及机会平等绝非抽象的术语，而是从全人类的角度出发”。
当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得知罗斯福去世的消息时，他“感觉历史的天使正在房间里沙沙地振翅而飞”，并且想知道这是否就是“渴望已久的命运的转机”。他打电话给戈培尔，祝贺他最近的预言应验了，但建议他“立即给新闻界发指示”，新闻界既不能辱骂美国的新总统，也不能赞美他，特别是不能提及罗斯福和戈培尔之间的长期争执，“现在出现了新的可能性，新闻界不应笨拙地毁掉它们。”
戈培尔表示同意：“这一消息将激励全体德国人民的士气彻底改变，因为人们可以并且应该把这一事件看作命运和正义的体现！”
伯爵深受鼓舞，当即坐下来给戈培尔写信：
……我本人认为，罗斯福之死乃是上帝的裁决，同时也是上帝给予我们的礼物，是我们应努力争取才能拥有的礼物。(14)他的死消除了同美国人进行接触的所有道路上的障碍。现在，他们应利用上帝提供的这个机会，尽一切努力使谈判开始。在我看来，唯一有希望的办法是通过教皇进行斡旋。鉴于美国的天主教徒形成了一个强大而统一的障碍——与之相反，美国的新教徒则分散成了许多小派别——教皇的声音在美国可能分量非常重。考虑到军事形势的严重性，我们不应再迟疑……
当天，即4月13日，星期五上午，在一次会议上，戈培尔忠告新闻界，在关于杜鲁门的问题上要非常客观，不要下断言，不要说任何激怒新总统的话，要隐藏起对罗斯福之死的欣喜之情。但是，到了下午，这位宣传部长兴高采烈的情绪就开始减弱了。当布塞将军打电话问他罗斯福之死是否便是他在前一天所暗示的形势时，戈培尔冷淡地回答：“噢，我们不知道。我们得看看。”
的确，从前线来的第一批报告表明，美国总统的更换丝毫没有影响敌人的行动。当天晚些时候，戈培尔告诉泽姆勒以及他参谋部的其他成员：“也许命运又一次变得残酷了，它戏弄了我们。也许我们高兴得太早了。”
然而，并非所有的德国人都对美国总统之死感到高兴。小爱德华·W.贝蒂——一名被关在柏林以南约三十五英里处的卢肯瓦尔德IIIA军官战俘营的美国记者——觉得，有几名卫兵似乎真的很难过。以前，贝蒂从未意识到罗斯福对欧洲被压迫人民来说意味着什么。整整一天，波兰人、挪威人和法国人不断地来看望美国人，并同情地和他们握手。前挪威总司令奥托·鲁格少将给集中营里的美国高级军官罗伊·赫特中校写道：“世界失去了一位伟人，鄙国失去了一位真正的朋友。”集中营里的英国高级军官、空军中校史密斯写道：“我们大英帝国失去了一位热情而忠实的朋友……按照我们的愿望，他应该活着亲眼见到我们努力的成果。他曾为了这一成果而全心全意地英勇奋斗。”
在美国战俘的牢房里，赫特中校下令宣读讣告。人们立正一分钟进行默哀，很多人禁不住潸然泪下。
对于杜鲁门来说，这是忙碌的一天。在去白宫的路上，他让美联社的托尼·瓦卡罗搭乘了自己的车。“在历史上，”总统说，“没有几人能与他比肩。我继承了他的衣钵，因此，我默告上苍，希望自己不辱使命。”
他叫来斯退丁纽斯，命他准备一份关于与苏联之间的问题的概要。然后，他来到国会大厦，询问一群国会首脑，是否可以在4月16日安排一次参议院和众议院联席会议，他想亲自对他们讲几句话。
“哈里，”一名参议员说，“不管我们同不同意，你反正计划好了要来。”
“你知道我应该来，”他带着中西部人的鼻音尖刻地回答说，“但我更希望可以在你们所有人体谅的支持和欢迎下这样做。”
各报记者在参议院门口排成一长排。总统与他们一一握手。
“孩子们，”他说，“如果你们曾经祈祷过，那么现在就为我祈祷吧。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曾经挑过担子，但是，当昨天他们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时，我感觉好像月亮、星星，所有的行星都落到了我身上。我要承担一个人所承担过的最大的责任。”
“祝您好运，总统先生。”一个记者大声说。
“我真希望你们没这样称呼我。”
这一天，他收到许多唁电和鼓励的信件。斯大林发来电报说：
……美国人民和美国失去了富兰克林·罗斯福这样一位世界性的伟大政治家，一位战后和平和安全的斗士……
在莫斯科，罗斯福的逝世引起了人们真诚的悲哀和对未来的某种忧虑。所有报纸的头版都套上了宽宽的黑框。城内挂起了黑边旗，最高苏维埃也静默致哀。（就连一个敌人，日本新首相海军上将铃木贯太郎，也为美国人民失去这样一位“美国赖以获得今天的优势地位”的人物表示“深切同情”。不过，一些日本的宣传家却编造了一个故事，说罗斯福是忧虑而死——并把总统最后说的那句“我头痛得厉害”改为“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
杜鲁门表示，他已收到丘吉尔那封充满同情的信，并说他正打算给丘吉尔发一封电报，谈谈他“在波兰问题上的观点和建议”。下午三点，他接见了斯退丁纽斯和波伦，听两人简单介绍了波兰问题。于是，杜鲁门开始起草另一封致丘吉尔的电报：
斯大林给阁下和罗斯福总统的回电，使我们的下一步行动变得极为重要。虽然除了其中的几句，他的回电不容我们乐观，但我强烈地感觉到，我们应该再次对他进行试探。
在杜鲁门起草这封电报的同时，斯退丁纽斯送来了哈里曼发的一封电报。大使刚刚谒见了斯大林。斯大林希望，他能像对待罗斯福一样与杜鲁门密切合作。哈里曼给斯大林提出建议，向大家保证苏联渴望继续合作的最佳途径，是派莫洛托夫前往旧金山。斯大林毫不迟疑地告诉哈里曼，如果杜鲁门正式邀请莫洛托夫访问华盛顿，然后前往旧金山的话，他就派莫洛托夫去。
总统命斯退丁纽斯起草一份邀请函。
在明尼苏达州的罗彻斯特，哈里·霍普金斯从圣玛丽医院打电话给舍伍德，他只是想找个人聊聊罗斯福。“你我都得到了一样伟大的东西，它足以伴随我们终生。”他说，“这就是一种伟大的认知。因为我们知道，众人对他的看法，以及众人之所以深爱他的原因，都是正确的。”他承认，有时，总统似乎因一己私利而做出了过多的让步，“但是，在大的问题上——在一切具有真正而持久的重要性的问题上——他从不让人失望。”
罗斯福夫人正和她丈夫的遗体一起待在一列开往华盛顿的列车上。这是“漫长而令人心碎”的一夜。整整一夜，她都躺在卧铺上，望着窗外飞掠而过的土地，“望着一整夜里各个车站，甚至交叉路口那些来向总统遗体告别的人的脸庞”。
4月14日上午十点，列车到达华盛顿联合车站。安娜·伯蒂格在她哥哥埃利奥特·罗斯福准将和他的演员妻子费伊·埃默森的陪同下，走进了运送遗体的车厢。接着，杜鲁门、哈里·华莱士和伯恩斯都上车来向罗斯福夫人致意。
一辆由六匹白马拉着的灵车载着一具盖着一面旗帜的棺材，在几万人的注目下，沿着宪法大道向白宫走去。自从林肯逝世以来，还没有哪一位总统的逝世能够如此之深地牵动美国人民的心。许多人在无声地哭泣，有些人表情阴沉，但又强自忍耐，有些人只是茫然地呆望着。美国人民仍然难以接受，这个自1933年就是他们总统的人已经去世了。杜鲁门注意到，一个老年黑人妇女正坐在路边，用围裙蒙着脸失声痛哭，仿佛刚刚失去了自己的儿子一样。
当罗森曼和夫人走过白宫的门廊时，他的夫人低声说道：“这是我们生活中一个时代的终结！”对于美国和全世界来说，这同样也是一个时代的终结，罗森曼想到。他想起了罗斯福本应在前一天做的杰斐逊纪念日演说——尤其是他亲笔写的最后一句话：“让我们怀着强大而积极的信念前进吧！”
杜鲁门返回政府办公室几分钟后，哈里·霍普金斯到了。
“你感觉怎么样，哈里？”杜鲁门注意到他看上去非常苍白，便开口问道，“我希望你不要介意我在这个时候把你叫来，但是，我需要知道你能告诉我的关于与俄国关系的全部情况——你所了解的关于斯大林和丘吉尔的情况，以及开罗、卡萨布兰卡、德黑兰和雅尔塔会议的情况。”
霍普金斯说他很乐意帮忙，因为他相信杜鲁门会继续执行罗斯福的政策，“而且我知道，您知道该怎样执行这些政策。”两人谈了两个多小时，然后匆匆吃了午饭。“斯大林是一个直率而非常强硬的俄国人，”霍普金斯说，“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俄国游击队员，首先考虑的总是俄国。但是，可以跟他直言不讳。”
当霍普金斯提到他打算在5月份退休时，杜鲁门回答说，如果健康状况允许的话，希望他能留下来。霍普金斯说，他会再认真考虑一下。
四点钟，杜鲁门及其夫人和女儿前往白宫参加葬礼仪式。棺材已放在法式大门前，两侧摆满了鲜花。二百名送葬者中的一人，罗伯特·舍伍德，感觉有一只手紧紧抓住了他的肩膀，是霍普金斯，他的脸色“冰冷苍白，非常可怕”。舍伍德想，罗斯福逝世了，他似乎再也没有理由活下去了。
杜鲁门走进来时，没有一个人起立。舍伍德相当确定，“这个谦虚谨慎的人甚至没有注意到这一无礼的举动。或者，如果他注意到了，那么他肯定明白，在场的人还不能把他和他那最高办公室联系起来；现在，人们只想到总统已经去世”。不过，罗斯福夫人刚一跨进大门，大家便都站了起来。
仪式结束后，霍普金斯请舍伍德一家前往他在乔治镇的家。霍普金斯已经筋疲力尽，于是上床休息了。舍伍德坐在他身边。“该死！”霍普金斯说，他凹陷的眼中闪出一道光亮，“现在我们得独立工作了。我们真的要从此刻开始了。这些年来，一切都太容易了，因为我们知道有他在那里，我们有接近他的特权。我们所想的一切都是世界大事，我们所认为的一切都应该完成。我们可以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如果他认为其中有些价值，或者我们告诉他的某些东西引发了他自己的一系列思考，那么，我们就会看到他亲身将其实践。无论这些想法有多宏大，或是多理想主义，他都不会害怕。好吧——他现在不在那里了，我们不得不想办法自己开始做事情。”
显然，霍普金斯还有活下去的理由。
但是，他认为他本人和整个内阁都应该辞职。“杜鲁门周围应该是他自己的一班人马，而不是罗斯福的这班人，”他说，“如果我们还在他身边，就会总是看着他，他知道，我们在想：‘总统是不会这样做的！’”
(1)德国只从意大利抽调了一个师，并且是派往了西线——但这一调动与阿斯科纳会议毫无关系。
(2)由于某些原因，所有的电报中都说这一历史性会晤的地点是伯尔尼，而不是阿斯科纳。这也许是为了欺骗苏联人。许多历史学家为此而困惑不解。
(3)全称为“染料工业利益集团”，建立于1925年，曾经是德国最大的公司及世界最大的化学工业康采恩之一，总部设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译注
(4)伯恩特少校由于“违抗命令”而被古德上校解职，但几分钟后，古德又恢复了他的职务，命令他留在集中营，同另外两名医生一起照顾伤员。
(5)原文误为两亿美元。根据后文，似应为两千万美元。——译注
(6)德国中部靠近魏玛的一个村庄，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集中营所在地。——译注
(7)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证据显示曾经进行过此类会谈。
(8)会晤一直没有进行。“我不知道是否是戈培尔的原因，他犹豫了，没有去请求希特勒见我。”施维林·冯·克罗西克最近写道。
(9)指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英国哲学家、历史学家。下文所述情节出自其代表作之一《普鲁士腓特烈大帝史》。——译注
(10)俄国女沙皇伊丽莎白·彼得罗芙娜实于1762年1月5日去世。——译注
(11)后来，在第三集团军司令部，巴顿当着盖伊将军的面，再次敦促艾森豪威尔攻占柏林。他说，四十八小时内即可成功。“好吧，但谁会希望如此？”艾森豪威尔问道。巴顿踌躇了一下，然后将双手搭在艾森豪威尔的肩上，说道：“我认为历史会回答你这个问题。”
(12)指克劳德·威卡德（Claude Wickard，1893—1967），时任美国农业部长。——译注
(13)Jesse Jones，1874—1956，民主党政治家、企业家，时任美国商务部长。——译注
(14)他暗指的是歌德的话：“必须努力争取，才能拥有父辈遗留给你的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