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在东南部的最后一搏失败了；本寄希望于深入敌人腹地继而歼灭托尔布欣的塞普·迪特里希的攻势，由于策划不周，以致以绝望开始——以溃不成军告终。
党卫军中校弗里茨·哈根的战斗群从另外一支部队搞来了一些汽油，然后深入了匈牙利中部的沼泽地带。但是，四天后，在走了四十五英里之后，打头的坦克排气管掉了。这时距多瑙河还有二十英里。当哈根把他的位置报告给上级后，上级只问他，他究竟为什么孤军深入那么远，并命令他立即撤退。“你难道不知道俄国人正在向维也纳发起进攻吗？”
哈根心烦意乱。如果他知道在迪特里希发动进攻的同时，托尔布欣也展开了更强大的攻势的话，他会更加心烦。当然，在这样强大的攻势面前，迪特里希的第六装甲集团军几乎全军覆没，企图拼死阻止托尔布欣向维也纳推进的残部也大败而逃。
哈根带着余下的二十五辆坦克一直退到了一个横跨在布达佩斯—维也纳高速公路上的位置。托尔布欣的先头部队不顾后果，放肆地追了上来。结果，兵力远不如其的德国“美洲豹”坦克击毁了一百二十五辆巨大的“斯大林”式坦克。
在向西北方向的维也纳败退的同时，迪特里希被迫远离了自己右翼的赫尔曼·巴尔克将军的第六集团军。于是，4月1日，托尔布欣向这个日益增宽的缺口投入了一支强大的装甲力量。
现在，巴尔克的侧翼完全暴露在敌人的枪口之下。他挖苦地对南方集团军群的司令韦勒将军说道：“迪特里希的阿道夫·希特勒精锐师都不能守住它的阵地，你还指望我们做什么呢？”
关于这次谈话的报告惹恼了希特勒，他说：“如果我自己的精锐师不能守住他们的阵地，他们就不配佩戴我个人的徽章！”他命令凯特尔给迪特里希发了一封电报：
元首认为你部没有如形势所要求的那样进行战斗，命令党卫军的几个师，即阿道夫·希特勒师、帝国师、骷髅师、霍亨斯陶芬师立即摘下臂章。
一则逸事迅速传开。据说迪特里希看了电报之后，立即召集各师指挥官，把电报向桌子上一扔，大声说道：“这就是对你们五年来的汗马功劳的奖赏！”然后，他给希特勒拍了一封电报，说他宁可自杀也不愿执行这项命令，并把他所有的勋章都扔进了尿壶。这个故事和实际情况出入不大——但却具有不同的性质。迪特里希并没有生希特勒的气。他确信希特勒这样做是由于收到了误报，所以他仅仅是没有理会这一命令。很少有其他的指挥官敢这么做。
然而，希特勒这封电报的内容却逐级传了下去。当哈根知道以后，他无法像迪特里希那样理性地去解释其内容。元首是他的偶像，他永远不会忘记他和另外二十人在帝国总理府里排着队第一次谒见元首时的情景。希特勒机械地依次同他们握手，但从金发碧眼、相貌堂堂的哈根面前走过之后，他又转身走回来，再次用双手握住这名坦克手的右手，并用自己灰蓝色的双眼凝视着他。从那一刻起，哈根便可以心甘情愿地为了元首而把头放在断头台上。
此时此刻，哈根勃然大怒。他召集起手下的军官们，说道：“拿一个尿壶来，把我们所有的勋章都扔进去，然后把葛兹·冯·伯利欣根(1)师的绶带缠在上面。”不过，怒火过去之后，哈根战斗群再次投入了战斗。
马利诺夫斯基和托尔布欣并肩向奥地利挺进。北面的马利诺夫斯基由于崎岖的丘陵地形而耽误了行程，而托尔布欣却沿着大路长驱直入，并于耶稣受难节，即3月30日接近奥地利边境——距维也纳只有四十英里。
过去一年来，奥地利各地自发地组织起了许多松散的抵抗组织。1945年初，卡尔·索科尔少校，德国国防军里的一名奥地利参谋，与一个名为七人委员会的组织进行了接触。这些人是民间抵抗运动的领袖，虽属各种政治派别，但却被对纳粹的共同仇恨联系在了一起。索科尔告诉他们，在奥地利发动起义要想成功，只能靠军民抵抗组织的紧密合作；他透露说，他已经将在德国部队中服役的奥地利爱国人士组织成了一支强大的地下队伍。
索科尔身材瘦弱，一丝不苟。他今年三十多岁，最多有五英尺高。他曾参与过“七·二〇”阴谋，并曾在维也纳协助监禁过盖世太保和党卫军的官员。阴谋失败后，他设法使他的德国上司相信，他只是履行了自己的职责。
索科尔和七人委员会联合在了一起。他们决定将这个联合称为“O—5”。这是由“奥地利”（Oesterreich或Osterreich，这是1938年德奥合并以前奥地利的名字，当时奥地利叫作奥斯特马克，写为Ostmark）一词的前两个字母组成的简单代码。“5”是表示“e”，在字母表中是第五个字母。抵抗组织的成员开始在所有公开宣传招贴中都标上“O—5”。广大群众只知道这是一个抵抗运动的标记。而各年龄段的奥地利人都开始用粉笔或油漆将“O—5”写遍全国，这成了一项流行的运动。于是，人们产生了这样一种印象，这一抵抗运动比事实上要广泛得多，也重要得多。
1945年3月中旬，“O—5”的领导人确信，希特勒想在垂死的挣扎中牺牲奥地利，维也纳可能会背负和布达佩斯一样的命运。他们不仅要保卫他们的城市，还想让全世界看到，尽管被纳粹长期占领，尽管抵抗运动的数百名领导人遭到监禁，但解放奥地利人民的愿望从没有被削弱过。
3月25日，索科尔少校在“O—5”的一次会议上说，只有帮助红军攻占维也纳才能拯救这座城市。“如果他们接受我们的条件，我们就应提出把城市移交给他们。”他说。他解释了该如何做到这一点。他现在已被派到第十七军区司令部任职，被指派协助在维也纳正前方建立一道防御东部攻击的防线。这给了他一个完美的机会，可以把忠于“O—5”的几个营部署在维也纳南面的森林里。索科尔说，在红军发起最后冲锋的时候，他就撤出这些部队，那样俄国人就可以在维也纳以南十四英里处的巴登附近穿过森林。接着，他们可以出人意料地从后面冲入城内，在“O—5”的帮助下占领城市，而不造成很大的破坏和流血。索科尔的计划得到了大家的欣然认可，他们选出了一个委员会，负责军民之间的联络工作。
五天后，即“耶稣受难日”那天，维也纳人第一次听到远处传来了隆隆的炮声，这是托尔布欣的部队到达了奥地利边境。当晚，东南方的天空变成了紫色的。城里实行了军事管制。次日清晨，盟军空袭了铁路调车场、多瑙河上的桥梁和重要的交叉路口，到处都是熊熊燃烧的火焰，负荷过重的消防队简直无法应对。维也纳人把床铺搬到了地下室或掩体里，开始在地下生活。大街上布满瓦砾，车辆无法前行。铁路运输无法继续，有轨电车也只能来往于很少的几条线路上。每天只能限制使用几个小时的煤气和电，许多区都已经断水。
曾经统治这座城市的政治合作者和党派官员再也不敢穿着棕色的制服公开露面了。傍晚时分，路上挤满了那些足够有影响力可以得到通行证的人。
大部分人无法逃走。但是，作为维也纳人，他们并没有失去幽默感。最新的一个玩笑是：“复活节时，你可以乘有轨电车上前线。”到了复活节时，这不再是一个玩笑了；据说托尔布欣已经突破了迪特里希在维也纳东南的防线，离市郊只有八英里了。曾任希特勒青年团领袖的区长兼新任防务特派员巴尔杜·冯·席腊赫宣布本城为一座堡垒，号召人民冲锋队立即动员起来。男孩们和老年人开始在市郊挖战壕。老百姓都被从家里赶出去修反坦克障碍，并在街上匆匆用鹅卵石、树和有轨电车的轨道筑起一道道路障。希特勒青年团领到了“铁拳”，并奉命开始挖个人掩体。
“保卫维也纳的时刻，考验的时刻到来了！”席腊赫声称。一份战时小报宣称：“仇恨是我们的祈祷，复仇是我们的口令。”迪特里希在广播里恳求说：“这不是为了我们自己，而是为了我们的党！元首万岁！”
当天晚些时候，索科尔终于获悉了由两个党卫军师组成的迪特里希最后一支后备部队的准确位置和口令。有了这些信息，他就万事俱备了。索科尔立即在维也纳召集“O—5”的领导人紧急开会。
4月2日夜里，他们在谁都想象不到的一个地方秘密召开了会议，那就是第十七军区司令部，索科尔的办公室。
“先生们，谁来主动请缨把我的计划送到苏联最高统帅部？”他问。他环顾四周，最后将目光停在了三十一岁的费迪南德·卡斯身上。卡斯是一名肩宽体胖的上士。两人已相识十一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俩的父亲曾在同一个团里服役。“时候到了，上士。”索科尔说。
卡斯向前跨了一步：“我已准备好了，少校。”
索科尔指示他如何绕过城东南的主要战线，并把一张假通行证和一张标注好计划路线的地图交给他。两人握了握手。
少校的私人司机约翰·赖夫下士开车送卡斯向南面出发。走了十五英里之后，他们来到著名的巴登温泉疗养区，托尔布欣将可以从这里通过德军防线。他们又向南走了十五英里，来到维也纳新城。在那里，他们抄小路向西南方向绕去。4月3日破晓之前，他们来到了一个寂静的地方，希望可以从这里冲过德军阵地。两人顺利地穿过了前线。但是当他们急速驶过最后一个德国前沿哨所时，卫兵开始朝他们射击。他们的欧宝汽车被击中，又开了几百米之后就熄火停下了。卡斯和赖夫跳进一条壕沟，匍匐着逃过了另一波子弹。
一个俄国人头戴皮帽，手拿一把三弦琴，从一棵大树后跳了出来，喊道：“举起手来！”
这两个奥地利人从一个指挥所被带到另一个指挥所，花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将近晚上十点，他们才来到乌克兰第三方面军司令部。该司令部设在霍赫沃尔克尔斯多夫村，位于维也纳新城以南约十英里处。等了一个小时后，卡斯被带进了一座大房子的起居室。三位将军和六个参谋坐在一张桌子旁，都用怀疑的目光看着他。高级军官阿列克谢·谢尔盖耶维奇·热尔托夫将军满头灰发，留着一把小胡子。他礼貌地请卡斯坐下，然后说：“开始吧！”
卡斯概述了索科尔的计划，但是要求说，要想付诸实施，俄国人必须做出一些保证：必须停止对维也纳的一切空袭；此外，俄国人不得逮捕“O—5”的任何成员；奥地利战俘应比其他战俘先获得释放。
奥地利人的要求激怒了参谋们，他们远没有热尔托夫那么客气，开始炮轰般地询问卡斯：什么是“O—5”？他们有武器、弹药和部队吗？谁是他们的领导人？他们是些什么人？是社会民主党人、社会党人、共产党人，还是法西斯分子？奥地利的政治形势如何？社会民主党和共产党现在力量如何？难道奥地利人不都是纳粹分子吗？如果不是，为什么希特勒进军奥地利时他们会狂热地欢呼？
卡斯明白，他们是在给他设套，于是非常谨慎地一一予以了回答。最后，有人在桌子上铺开一张大地图。卡斯指了指地图上的霍赫沃尔克尔斯多夫村。
“你怎么知道我们在这里？”一个人惊奇地问。
“这里有消防队的标记。”卡斯回答说。所有人都笑了起来。
卡斯在俄国地图上标出德国人的阵地，然后说道：“战争已经结束了，现在任何士兵的死亡都是无谓的牺牲。我们奥地利人希望你们视维也纳为一个不设防的城市。纳粹分子不在乎可能出现什么，他们已经宣布这座城市为一个堡垒。抵抗运动的力量薄弱，无法阻止维也纳被毁为废墟，但我们可以不伤一兵一卒便把俄国军队带入城内。”
卡斯说明了红军怎样才能直接穿过位于巴登的维也纳森林，然后掉头从西面进入首都。在那里，“O—5”的成员将与俄国人会合，并将他们带到市中心；与此同时，其他抵抗力量则将占领战略要地。
一名俄国情报人员核对了卡斯标出的德军阵地情况，说它们证实了他本人收集到的情报。这给热尔托夫参谋部的一些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许多人仍然持怀疑态度。一个愁眉苦脸的少将说，他无法相信卡斯仅仅是一名上士；他显然是德国最高统帅部派来的一名军官，想引诱俄国人上圈套。卡斯深为热尔托夫将军的智慧和客观而吸引。他转身对将军说，他自愿在进攻时给第一辆俄国坦克带路。热尔托夫终于相信了，但还需征得莫斯科最高统帅部的最后同意。几个小时后便可收到莫斯科的回电。
第二天，即4月4日，卡斯很早就被叫醒了，并被带回了会议室。气氛比前一天轻松多了，他注意到了几张新面孔。一位在第一次会议中没怎么发言的年长的将军站了起来。他点燃一支烟，然后用德语说道：“红军最高统帅部接受了奥地利抵抗组织的条件。”他接着说，“O—5”方面必须承诺占领城内最为重要的战略要地，比如公共建筑物和桥梁，同时恢复民政和警务工作。“O—5”将带领红军进入维也纳，但战斗应由俄国人进行。
热尔托夫打断了他。如果卡斯同意这些条件，他说，盟军对奥地利东部的空袭将立即停止，并且红军将保证城内用水的供应。
卡斯站了起来：“我以维也纳的名义表示同意。”
热尔托夫也站起身来，两个人握了握手。他们又来到桌前。桌上铺着一张地图，这是红军总参谋部的进攻计划。上面有一个箭头穿过维也纳森林，指向首都的后方。托尔布欣听从了索科尔的计划。另一个箭头从东北方向指向维也纳，这是马利诺夫斯基的乌克兰第二方面军。
电话响了。卡斯被告知是在意大利的陆军元帅亚历山大打来的。元帅答应尊重红军最高统帅部关于不轰炸施泰尔马克、奥地利南部和维也纳的请求。卡斯感到“一波轻松的浪潮卷过全身”。他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返回维也纳。
有迹象显示，希特勒十分重视维也纳。他命令从柏林防线抽调一个装甲师，迅速开往奥地利首都。他还给海因里希的维斯瓦河集团军群下了一道同样的命令，要求抽调两个步兵师去支援舍尔纳的中央集团军群。
海因里希知道，如此大规模地抽调部队，将导致他本已拉得过长的战线彻底完蛋。失去三个师将会是一场灾难，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立即找到支援部队。他只想到了一个来源——法兰克福“堡垒”里的比勒上校那久经沙场的十八个营。必须把这支部队撤回奥得河这边来，部署在重要的法兰克福—柏林高速公路的两侧。当然，这就意味着海因里希必须以某种方式说服希特勒放弃法兰克福“堡垒”。
4月4日下午，海因里希和他的作战官艾斯曼上校来到了总理府花园中地下掩体的入口前。花园里到处都是战壕、单人掩体和倒下的树。两人沿着通往下层元首地下掩体那陡峭的阶梯走了下去。两个身材高大的党卫军卫兵走上前来，礼貌地询问将军是否同意搜身。海因里希点点头。一名大个子卫兵检查了他的衣袋，拍了拍他身体的两侧和屁股。艾斯曼公文包里的东西都被倒了出来，翻了个遍。然后，两人被带进了一条狭窄的走廊。搜查十分合乎规定，而且有礼有节。但海因里希心里仍想：“我们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走廊尽头，约有三十名高级军官聚集在那里。吃了三明治，喝了咖啡之后，凯特尔说道：“下面这些人可以进去做简报……”他叫了邓尼茨、鲍曼、约德尔、克雷布斯、希姆莱、海因里希和艾斯曼的名字。
海因里希走进小小的地图室。房间两侧放着几条木制长凳，还有一个地图桌，以及唯一的一张椅子。大家都坐在长凳上，只有鲍曼坐在角落里的一个箱子上。接着，希特勒戴着墨镜走了进来。他与海因里希和艾斯曼握了握手，然后坐了下来。
克雷布斯建议海因里希和艾斯曼马上开始报告，以便尽快返回战场。希特勒点了点头。海因里希首先清晰地介绍了前线的形势。接着，他突然转向希特勒，建议从法兰克福“堡垒”撤回比勒的十八个营——他等待着希特勒发作。
希特勒好像毫无反应。海因里希甚至不敢确定他是否是清醒的，因为他看不见希特勒墨镜后面的眼睛。最后，希特勒懒洋洋地转向克雷布斯，说道：“将军说的似乎很对。”
邓尼茨点了点头。克雷布斯说：“是的，元首。”
“好吧，克雷布斯，”希特勒喃喃地说，“下命令吧。”
海因里希非常惊讶，没想到这么容易就成功了。突然，门打开了，戈林咚咚地走了进来。他首先为自己的迟到表示歉意，接着就挺着大肚子坐到桌前，傲慢地宣称他刚刚视察了海因里希战线上的一个“空降”师。戈林的声音让希特勒吓了一跳，似乎他本来一直在做白日梦。他跳起来，手激动地颤抖着，高声叫道：“谁也不理解我！谁也没按我的意图去行动！提到‘堡垒’的事——我们曾成功地守住了布累斯劳，我们曾在俄国多次拖延住了俄国人！”
所有人都吓得缄口不言——除了海因里希。他意识到，他即将失去自己来此的目标。他摇了摇头，说人民冲锋队挡不住俄国人。他几乎有些书生气地指出，可以用两种方式来对待“堡垒”问题：一是“堡垒”的保卫者战斗到只剩最后一粒子弹，最后全部战死；二是他们暂时拖住敌人，然后在最后一刻撤离，以后再继续战斗。
“负责守卫法兰克福的军官是谁？”希特勒高声插话道。
“比勒上校。”
“这是一个格奈斯瑙(2)式的人物吗？”
“等俄国大进攻之后就知道了，”海因里希说，“我相信他是一个格奈斯瑙式的人物。”
“我要立即见到他。”
海因里希说，这在两天内不可能。他再次要求立即撤回“堡垒”的那几个营。
“好吧，”希特勒说，“我授权你撤回六个营。但法兰克福仍将是一个‘堡垒’！”
海因里希知道，这是他能够得到的最大让步。他开始陈述针对朱可夫即将开始的进攻的防务计划。需要在俄国人首次轰炸之前，把他的前线部队秘密撤回事先准备好的阵地。希特勒赞同这一想法，但又问道：“为什么不现在就到这些阵地上去？”
海因里希解释说，他想让俄国人认为主要战线在东面几英里处。在他们开始轰炸这条假战线之前，他的部队将偷偷回到真正的阵地，只在后面留一支基本队伍。这样，俄国的炮弹就会落在空空如也的阵地上。他承认，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从法国人那儿学来的这一诡计。
希特勒赞赏地微笑起来。海因里希认为，现在正是合适的心理时机，可以埋怨希特勒把那么多部队调去支援舍尔纳和维也纳。“现在我的第九集团军没剩下什么了，”他说，“这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对我也是。”希特勒尖刻地反驳道。
“俄国人即将发动进攻，”海因里希抗议说，“我能期望得到什么增援？”
元首很困惑：“难道没人告诉你，东普鲁士的大批部队和重型坦克纵队将会来支援你吗？”
“还没确定，”克雷布斯不自在地说，“那些部队也可能会去支援舍尔纳将军。”
“我对这一情况一无所知，”海因里希插嘴说，“我不知道舍尔纳的防区发生了什么事。”
希特勒似乎一点儿都不担心，“无论如何，盟军的主攻目标不会是柏林。”他笃定地说。这让海因里希非常震惊：“柏林只是小规模侧面攻击的目标。主攻的目标将是布拉格。”
希特勒的自信源于陆军情报部门首脑莱因霍尔德·盖伦送来的一份报告。盖伦的密探有证据表明，斯大林已经命令苏联部队向布拉格发动主进攻。这主要是因为，俾斯麦曾经说过，谁占领了布拉格谁就控制了整个东欧。就现在而言，盖伦的密探并没有错。他们不知道的是，斯大林的命令遭到了朱可夫和其他军事首脑的激烈反对，他们坚持应该把柏林作为主要目标，因为希特勒在那里。所以，尽管俾斯麦和斯大林意见一致，但红军事实上还是正在准备向海因里希发动最强劲的攻势。
海因里希说，根据自己的经验，他确信俄国人会进攻柏林。接着，他谈起了部署在柏林防线的戈林的“空降”师。“他们是些年轻人，装备很好，”他说，“事实上，是装备得过分好了，而他们侧翼的步兵却装备不足。”戈林微笑了起来，仿佛海因里希刚才是在称赞自己，“但是，这些飞行人员缺乏实战经验，他们中大部分都是刚入伍的新兵，只受过两个星期的训练，他们还需要由飞行员带一带。”
“我的空降兵都是出色的士兵。”戈林咆哮道。
“我没针对你的人说任何坏话，但他们的确尚无实战经验。”海因里希反驳说。他转向希特勒，说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将从北面受到攻击。希特勒认为这不可能。曼托菲尔的第三装甲集团军防守的地区是一片被淹没的平原。
海因里希对希特勒的话置若罔闻，仍然坚持要更多的兵力来防守自己过长的战线。他指出，一个师战斗一天，至少要损失一个营的兵力。“我能从哪里抽调增援部队？”他问，“我至少需要十万人。”
会场顿时一片寂静。戈林突然起身：“元首，我给您十万空军！”
邓尼茨也站了起来：“我可以从我的船上给您抽调二十五万人。”
希姆莱也不能继续坐着了。他跳起来，疯狂地大喊道：“我给您十五万人！”
“看！”希特勒说，“这就是你要的人。”
海因里希尖刻地回答道，这当然很好，但“只有人”他是不能打仗的，他需要有组织的师。
希特勒仍因大家自发的回应而深受鼓舞，他让海因里希把十万增援部队用在第二道防线上：“他们将干净利落地消灭企图通过的俄国人！”
海因里希打算回答，使用如此没有战斗经验的部队，结果只能是惨遭屠杀。这时，有人侧身过来低声对他说：“别再抱怨了。我们已经浪费了两个小时。”
海因里希无法保持安静。他说，他已经视察过了奥得河上的部队，大多数士兵都毫无实战经验：“因此，我不能保证他们可以抵挡即将到来的俄国人的进攻。而且，缺乏合适的后备部队，这就更加危险地削弱了挡住俄国攻势的可能。”
“你有十万新部下，”希特勒平静地说，“至于守住阵地，应该由你来鼓舞部队的士气和信心，这样仗才能打赢。”
当海因里希在五点钟离开会议室时，元首似乎情绪很好。但是，登上台阶回到花园的海因里希却十分沮丧。他失去了三个师，却只得到六个营和十万几乎完全没用的增援部队作为补偿——而他仍然要守住法兰克福“堡垒”。
两天后，来地下掩体汇报“堡垒”的情况时，精疲力竭的比勒竟然在门厅睡着了。当最终被带进会议室时，他说他可以守住所有阵地，但奥得河西岸的友军力量比较薄弱，俄国人可以轻而易举地突破他们。“这样，我就不可能守住法兰克福了。”他建议立即将他的部队撤回奥得河对岸，加强他在西岸的侧翼的力量。
“正如你所说的，你应该加强你的侧翼，”希特勒温和地说道，“你还应巩固你的后方。但桥头堡不能丢，奥得河上的法兰克福始终得是一个‘堡垒’。这是我本人的命令。”他看着比勒，等待着他的确认。
比勒不知该如何回答。如果他不能明确地以“是”开始回答，希特勒就会在他把自己的意思解释清楚之前打断他，并且说：“比勒同意了。”
“不，元首。”他脱口而出。
周围的人都被吓得一脸僵硬。
希特勒愤怒地挣扎着站了起来，指着房门：“滚出去！”
比勒收起他的地图和文件，出去了。当他缓缓走向通往花园的出口时，克雷布斯追了上来，说道：“你已经被解除了指挥权！去见布塞将军，他会告诉你你将受到什么处置。”
这个在法兰克福久经沙场、表现出众的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这不可能。他没理会克雷布斯的命令，径自去了设在措森的陆军司令部，想知道自己该干什么——他们肯定是在地下掩体里暂时疯了。
在措森，比勒失宠的消息已经比他本人提前到达。当他穿过大厅时，看见他的参谋们都连忙缩了回去。就连他的老朋友德特勒夫森将军也对他说：“小心你的个人安全。”比勒茫然地驱车来到了前线，绝望地想找一个可以支持他的人。他直接打电话给海因里希。
“比勒，”海因里希毫不犹豫地说，“放心吧，一切都很快就会过去。”这是一整天来比勒听到的第一句积极的话。他几乎不敢相信自己接下来所听到的：“回法兰克福去，夺回指挥权。”
海因里希对形势的了解多于比勒所意识到的。片刻之前，布格道夫打电话给海因里希，宣读了希特勒发来的一封充满挖苦的电报：“比勒并非格奈斯瑙式人物。”接着，布格道夫告诉海因里希，比勒已被解职。
“我要求撤销这道命令，”海因里希说，“比勒应该复职，并被授予骑士十字勋章。”他补充说，比勒是这个桥头堡的灵魂，撤掉这样一个人，实在太荒谬了。
“不可能！”激动的布格道夫回答，“这是希特勒的命令。”
“我要求比勒留下，否则我就辞职。”说完，海因里希就挂了电话。
自从卡斯上士离开维也纳去完成向俄国人献城的使命后，大约六十个小时已经过去了。4月5日早上，在第十七军区司令部，索科尔不知卡斯是否已经抵达俄国战线。前一天晚上，维也纳受到了一场极其猛烈的炮火袭击。而此时有报告传来，说托尔布欣的部队已经前进到了城南郊区。激动的“O—5”成员们纷纷拥进索科尔的办公室，悄声报告说各抵抗小组已准备完毕，并且焦急地问，卡斯是否成功了。
与此同时，索科尔还被淹没在南方集团军群和承担维也纳“堡垒”最后防务的鲁道夫·冯·布瑙将军持续不断的请求之中。他们需要增援部队——但索科尔本人也需要用这些部队在起义爆发后去攻占战略要地。
上午，索科尔的秘书指出，到现在为止，维也纳上方晴朗的天空中尚未出现一架敌人的飞机。索科尔心中暗忖，这是因为卡斯完成了使命呢，还是因为红军已经发动进攻，而西方盟国不愿误伤友军？正在这时，一个军官报告说，很奇怪，托尔布欣的进攻停止了。索科尔开始认为卡斯肯定已经成功了。于是，他派通信员去告诉“O—5”的其他领导人，说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同时，他祈祷自己是对的。
此时，卡斯和赖夫离维也纳城南只有三十英里。他们混在一群试图躲开俄国人的难民里穿过了德国人的防线。一踏上德国地盘，他们便截住了维也纳新城区长的车，他是到维也纳去见巴尔杜·冯·席腊赫的。卡斯出示了假通行证，要求搭车。当卡斯注意到他们是在往巴登方向开时，而该城正在托尔布欣的必经之路上，他大声叫道：“改变方向！俄国人已经占领了巴登！”
这位地方党派领袖说那里只有德国部队，并坚持要走这条最近的路去维也纳。卡斯扼住他的喉咙，叫他停车，赖夫则抢过了方向盘。他们绕道向首都开去。
中午时分，他们开进了维也纳。大街上空空荡荡。有轨电车闲置未用，商店都关了门。卡斯和赖夫在历史艺术博物馆附近下了车。
“希特勒万岁！”区长说。
“希特勒万岁！”卡斯说。然后，他们向布里斯托尔酒店走去，在那里给索科尔打了个电话，报告自己已平安到达。
当晚，“O—5”的领导人于十一点钟在索科尔的办公室会面，进行最后一次讨论。索科尔命卡尔·比德曼少校派他那一千六百人的维也纳区武装巡逻队中可靠的分队——巡逻队都是奥地利人——到各战略要地站岗，并且，首先要防止多瑙河上的桥梁受到破坏。阿尔弗雷德·胡特上尉将带领一支摩托排去攻占比桑贝格电台。鲁道夫·拉舍克中尉负责保卫“O—5”未来一切行动的指挥部，第十七军区的大楼。索科尔说，他将亲自带领一批军官去冯·布瑙将军的大本营，逼他投降。
索科尔告诉大家，托尔布欣已经进入了巴登附近的维也纳森林。抵达本城时，苏联人会发出一枚红色信号弹，“O—5”将相应地发出一枚绿色信号弹。俄国军队接近时，会亮出红白相间的旗帜，抵抗部队则将扛起白旗。口令是一个在德语和俄语中发音相当接近的名字：“莫斯科。”
会后不久，城南森林的上空升起了红色信号弹。短暂的停顿之后，绿色的信号弹爬上了黑暗的维也纳上空。索科尔下令在午夜发动起义。届时，将通过政府电台播放“O—5”的口令“拉德茨基”：这是所有抵抗小组开始行动的信号。占领关键的建筑物和桥梁；开始暴乱；逮捕重要的纳粹分子；中断通信；在城南设置障碍，以拦住从前线撤回的所有迪特里希的部队。
然而，信号还没发出，起义的消息就泄露了出去。比德曼少校的维也纳区武装巡逻队里的一名摩托步枪兵，偶然对一个奥地利战友瓦尔特·汉斯利克提起，他的战斗小分队将占领比桑贝格电台。汉斯利克是一个狂热的纳粹分子，摩托步枪兵的话引起了他的怀疑，他便把自己听到的情况报告了上级。一个小时后，比德曼接到命令，要他到维也纳市中心的“堡垒”司令部去见冯·布瑙将军。比德曼肯定怀疑过自己已经暴露，但还是服从了命令。逃跑将会给整个计划带来危险。
在“堡垒”司令部，比德曼受到了审问。他不透一丝口风，因此遭到了严刑拷打。他坚持到了4月6日凌晨——最后还是透露了四个同谋者的名字：索科尔、卡斯、拉舍克和胡特。
凌晨四点三十分，卡斯带来了这个可怕的消息，比德曼被捕了。这给索科尔提出了一个新问题。他可以让起义按预定计划进行，唯一的希望是比德曼不要吐露任何重要情况——或者重新制订整个计划。他决定继续行动，并下令立即攻击布瑙的指挥所，救出被捕的人。但是，到达“堡垒”司令部时，索科尔发现那里增加了两支党卫军战斗部队进行守卫。
这是一个双重的打击。他不但无法救出比德曼，而且也无法攻取“堡垒”司令部，从而也就没有机会去逼布瑙投降。索科尔意识到，他设在第十七军区大楼内的指挥部已不再安全。于是，他派卡斯去传达他的命令，要求加强安全措施，不惜—切代价守住大楼，直至援军到达。
卡斯在六点三十分前后到了大楼，向拉舍克传达了命令后，他便离开了。拉舍克立即召集卫兵，命令他们逮捕任何企图使用当晚德语口令“格奈斯瑙”进入大楼的人。但是，片刻之后，布瑙的参谋长纽曼少校却突然出现在拉舍克的办公室——他是凭“O—5”的口令“拉德茨基”进来的——他问：“索科尔少校在哪儿？”
“少校在家——他胃疼。”拉舍克回答说。
整座大楼都被德国人占领了。但是，在混乱之中，两个女秘书留在她们的桌前，打电话将这一意外搜捕的情况通知了索科尔和其他“O—5”的领导人。
在索科尔看来，似乎一切最坏的情况都已发生。比德曼被捕；布瑙在他的指挥所里安然无恙；第十七军区大楼连同大楼里的武器和车辆调配场都丢掉了；他自己的参谋部里最为重要的成员都已被捕。起义的军事阶段已经失败了。
但是，还有一线希望。获悉这一连串的灾难时，那些民间的同谋并没有惊慌失措。他们在当地的会面地点和各战斗群尚未暴露。他们向索科尔保证，他们将继续执行分配给他们的任务。“O—5”的非军人队伍中，增加了一些奥地利逃兵。几个星期以来，他们一直藏在城中的菜园里。到了傍晚时分，起义不但仍在进行之中，而且还有烈火燎原之势。
德军指挥部仍没有意识到起义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抓人引起了普遍的不安。还有哪一支奥地利军队可以信任吗？突然，这种担心因一份紧急报告而被抛之脑后：俄国人正从后面进攻维也纳！
德军匆匆下令在城西设防，但为时已晚。红军的坦克已经驶过了著名的格林津露天葡萄园，以及维也纳西边和西北的其他关键地点。迄今为止，俄国人还没有遇到德国部队，坦克兵们随随便便地打开舱口站在那里。“O—5”的人试图带领他们向市中心进发。可是，尽管并没遇到什么抵抗，但俄国人要么是没有听懂，要么是仍然存疑，一直犹豫却步。
全城的老百姓都走出了地下室，把床单和枕套挂在窗户和门上。他们甚至大胆地不让小撮的德国兵把他们的房子变成防御点。妇女抱着孩子大声叫德国人滚回去。老人和年轻的德国兵争执着：为什么要打妇女和孩子？
一些急于逃跑的奥地利军人藏进街边的房子里，换上了老百姓的衣服。数千名奴工开始在大街上闲逛，想找到一些武器。波兰人、乌克兰人、捷克人、塞尔维亚人、希腊人、法国人和比利时人，都在为火枪、步枪、手枪、匕首而和房主们讨价还价，甚至愿意拿自己的裤子去换。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他们去找从前的主人算账。
起义的消息传到了前线，就连德国兵也开始逃跑了。当迪特里希得知托尔布欣的部队已经穿过了他的防线，并几乎已完全包围了维也纳时，他知道，再也守不住了。他爱这座古老的城市，不想看到它因为一场无望的战斗而成为战场。于是，他不顾坚守每一寸土地，直到最后一刻的命令，指示部队向西绕到城后，在那里建立另一条防线。
傍晚，俄国人肆意地从西面拥入了维也纳。与此同时，“O—5”的人带着偷来的通行证，戴着人民冲锋队的袖章，公开走上街头，狙击所有身着德军制服的人。当晚，迪特里希的参谋长向南方集团军群报告说：“维也纳城内也已开火，但向我们射击的并非俄国人，而是奥地利人。”
消防队员、防空队员，甚至警察都加入了乱成一团的逃跑人群，疯狂的逃亡愈演愈烈。
第二天，即4月7日，“O—5”的军民指挥部都搬到了抵抗运动成员阿加特·克罗伊公主的奥尔斯佩格宫。索科尔和民间领导人在这里继续指挥起义。起义的规模越来越大，以至于冯·布瑙将军致电元首总部说：
举着红—白—红旗帜(3)的市民向德国部队发起了比敌人的炮火还要猛烈的攻击。
柏林回电说：
继续用最残酷的手段对待维也纳的叛乱分子。
希特勒
晚上，俄国先头部队进入了维也纳，只见城中到处都是一片片的大火。仅余的几个消防队员不停地从这个区跑到那个区，拼命地想控制住不断蔓延的火势。
星期日，即4月8日，由于组织和供应问题而被拖延的托尔布欣手下，大规模深入“红色”郊区，基本上没有遇到任何抵抗。这些地区的社会党人已经说服大部分守城者放下武器，脱下军装。只有一个区，居民帮助三千名德国人变成了“老百姓”，把他们藏在了阁楼或地下室里。
正午前后，第一批俄国人进入了城区。
没有战斗计划，没有前线，只有一片混乱。德军的掉队士兵仍在城中各处守着几个孤零零的阵地，但“O—5”的红—白—红旗帜已飘扬在数百幢建筑物上。起义者占领了议会大厦和市政厅。其他几支队伍则攻占了斯科滕林大街上的警察总局，放出了犯人。
然而，冯·布瑙将军仍坚定地守在内城。围绕着内城的是宽阔的林荫大道——环形大街，和东北方向的多瑙河。下午，一支小型的汽车护送队从“堡垒”区疾驰而出，开向邻近的一个广场。比德曼、胡特和拉舍克被盖世太保和党卫军的人从一辆车上推了下来。他们制服上的勋章都被扯掉了，双手被捆在了一起。德国人在一块交通标志上搭了根绳子，然后把它套在比德曼的脖子上。比德曼被绞死了。接着是拉舍克。德国人把另一根绳子系在一个有轨电车站牌上，然后把绳套套在胡特的脖子上。这时，胡特高呼道：“为了上帝，为了奥地利！”
“堡垒”里还有一个“叛徒”。他就是舍谢鲍尔中尉，一名假装成忠实纳粹分子的“O—5”成员。下午早些时候，他在作战办公室有了重大发现——他偶然发现了内城防务的新计划，上面详细地描述了忠于布瑙的每支部队的位置和兵力情况。
舍谢鲍尔设法把这个计划偷偷带了出去，交给了索科尔。这份文件非常重要，于是，索科尔决定亲自把它交给俄国人。4月9日清晨四点前后，在布瑙的部队被迫缓缓向多瑙河败退的同时，索科尔少校带领十名卫兵越过了俄国防线。两个小时后，索科尔站在了托尔布欣本人面前。他向托尔布欣介绍了德国新阵地的情况，并且指出了俄国人怎样才能通过一连串的地道进入内城。
返回的旅程紧张而忙乱。车上坐着七名俄国高级军官，索科尔开足马力向多瑙河上的一座桥梁驶去。当他发现桥已经被炸毁时，实在是太晚了。于是，他当机立断地跳进了河里。有两名俄国人受了重伤，而索科尔却安然无恙；他换乘另一辆车，不顾一切地冲过德军阵地，平安抵达了奥尔斯佩格宫。
第二天，另一个担心自己城市命运的维也纳人回到了家。应希特勒个人的要求，奥托·斯科尔兹内巡察了东线。正当他与舍尔纳共进午餐时，一名副官冲进来报告说，俄国人已经进入了维也纳城。
斯科尔兹内的家人和他的两支突击队都还在维也纳。他不希望在某些常规的行动中牺牲他们。他跟舍尔纳道别，开车全速行驶六个小时后，来到了家乡的郊区附近。他惊骇地看着德国士兵撤离维也纳时混乱的情景。看到伤员在步行，而强壮的人却坐在装满家具的车上时，他不禁勃然大怒。他试图拦住一辆满载士兵的马车，车上还有一个姑娘，但马车却没有停下。于是他伸出手，抓住一个上士的领子，狠狠扇向他的脸。“现在，扔掉这些家具，给伤员让个位子！”斯科尔兹内喊道，“那个姑娘如果也想走，必须下去步行。”他夺过上士的手枪，交给离他最近的一名伤员。“只准伤员上车！”他命令道。
斯科尔兹内进入维也纳城中时已是漆黑一片。他欣慰地发现他的两支部队已经开走了。于是，他开始到处打听家人的情况。他找到了母亲那所毁了一半的房子，她在几天前就走了。他兄弟的房子也遇了难，只剩下了四堵墙壁。然后，他沿着荒废的大街驱车向他在战前兴建的工厂开去。这是一家为建筑公司制造脚手架的工厂。当他靠近美泉宫时，枪炮声越来越响。一颗炮弹就在附近爆炸了。他遇到了两名年长的警察，便向他们询问情况如何。
他们啪地立正。“上校，”其中一个咧嘴一笑，“我们就是维也纳防线。”
他的工厂已经断电。秘书用一根蜡烛给他烧水泡茶。工人们围着他，想跟他握手。他们告诉他，俄国坦克已经过去了，开向了市中心。市民都趁机抢劫，比俄国人还厉害。老维也纳完了，奥地利完了。
斯科尔兹内知道，希特勒肯定希望他能亲自写一份关于维也纳城内情况的报告。俄国坦克已横亘在内城和他之间，这一事实并没有让他沮丧。斯科尔兹内引导司机沿着他无比熟悉的小巷在没有一盏灯光的黑暗中开着车，来到了布瑙的“堡垒”司令部。他告诉布瑙，他没看见一个德国士兵——却看见了许多俄国人。“等我出去后，”他说，“我会向元首报告，维也纳已经失守了。”
布瑙问他是否想见见防务特派员巴尔杜·冯·席腊赫，他就在大厅里。
斯科尔兹内走进一个优雅的大房间，里面点着许多蜡烛。席腊赫从一张桌子前抬起头，微笑了起来：“瞧，斯科尔兹内，我只能点蜡烛工作。”
“我没有看到一个德国士兵，”斯科尔兹内抱怨说，“关卡都无人把守！俄国人可以随时闯进来。”
“不可能！”
斯科尔兹内让他开车去转转，自己看看，但这位前希特勒青年团领袖还是不肯相信。当斯科尔兹内建议他逃跑时，他说：“不，我绝不放弃职守，我要死在这里。不过，现在什么都还没丢。一个师正从西边开过来，而另一个师将渡过多瑙河来支援我们。我们会顶住俄国人的。”
“你简直是在做梦，”斯科尔兹内回答，“我会向元首报告，维也纳已经失守了。”
4月11日黎明，冒着从屋顶射来的密集的狙击炮火，斯科尔兹内的汽车驶过了弗洛里斯多佛桥。他回过头来，最后看了一眼他的维也纳城。整座城市烈焰冲天，炮声隆隆。他身体里的某些东西似乎正在倒塌。
在距离最近的一个盖世太保司令部，他口授了一封给希特勒的电报：
在从维也纳通往西面的街道上，我多多少少地看到了一些混乱场面。我建议，应在这里采取有力的行动。实际上，维也纳已无防守可言，它将在今天上午落入俄国人手中。
布瑙的部队撤离维也纳，渡过多瑙河，想筑起最后一道防线。他们炸掉了四座桥梁，只留下帝国大桥作为逃跑的路径。在布瑙的最后一个手下渡过多瑙河之后，一个爆破小队靠近了大桥，想炸掉这座庞大的建筑。但是，桥上的卫兵，也就是“O—5”的成员，突然掉转枪头向德国人扫射，把他们赶走了。
双方又鏖战了三天。不过，到4月14日，维也纳的战斗就结束了。大街上遍布烧毁的坦克和死去的马匹；几千具德国人、维也纳人和俄国人的尸体挤挤挨挨地堆在一起。伤病员都被婴儿车和独轮车推进了急救医院。
虽然蓄水池完好无损，但全城的水管都被炸弹和炮弹炸毁了。人们要排上几个小时的队在几处有水的泉眼取水。食品问题更为严重。没被炸毁的库房都被老百姓洗劫一空。几乎什么都找不到；配给证完全失去了作用，物物交换的体系开始昌盛起来。
大街由拳头和大棒的法则统治。武装的外籍劳动者抢来武器，自己承担起了警察的职能。有组织的平民抢劫者集团系统地扫荡了商场、小店和私人住宅。自我任命的地方政府把人们赶出楼房，在里面安置了自己的家人。在某些区，人们可以轻易地宣布某座空房属于纳粹分子——然后直接据为己有。
已经有一些政治活动开始了。恩斯特·费舍尔，一位重要的维也纳共产党人，从莫斯科乘飞机抵达了维也纳。而前总理卡尔·伦纳博士也被苏联人带来了。
索科尔少校被俄国人宣布为维也纳民事指挥官，并于市政厅就职。两天后，一名俄国上校来到他的办公室，对他说：“你刚刚被任命为维也纳警察局长。跟我来，我们刚刚抓到了几名战犯。”索科尔说他很忙，走不开。但上校叫来了几个俄国卫兵，押着索科尔走下市政厅大楼的台阶，钻进了等在那里的一辆汽车。
这时，上校才透露说，他是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4)的一名官员。他指控少校是西方盟国的特务，去托尔布欣的司令部只是为了窃取他们的计划，还说他应对起义失败负责，并威胁说要将他处决。
当天下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人把索科尔关进了一个潮湿的地下室。他蜷缩在一个冰柜顶上的地毯上，睡着了。(5)
(1)葛兹·冯·伯利欣根是歌德剧作中一位脾气暴躁的骑士，他对班贝格大主教说：“吻我的屁股。”
(2)拿破仑战争时守卫一个要塞的军官。由于一直顽强作战，他的名字成了坚持抵抗的象征。
(3)指奥地利国旗。——译注
(4)苏联的警察和秘密警察组织。——译注
(5)几个星期之后，索科尔被送往一个战俘营。他假装成一个看门人，从前门偷偷逃掉了。后来，他再次被抓住，又关了三个月，然后被释放了。现在，他是一名电影制片人。但在维也纳，他仍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一些人认为他是英雄，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把该城送给共产党的“叛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