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以来，在东欧的历史上，但泽一直扮演着一个重要的角色。它不仅是波兰的主要出海口，还是波罗的海最重要的港口。而在如今这个时刻，它更是至关重要：它不仅是那些被苏联攻势截断了退路的德国人逃生的最大可能，同时也是东线的最后几个堡垒之一——对于希特勒来说，它非常重要，因此，他颁下命令，只要还有一个人活着，就必须守住这个地区。这座堡垒位于朱可夫在奥得河畔最为深入的桥头堡东北方向二百二十五空英里处，已经成了无数东普鲁士军民逃难的避风港。目前，有将近一百万人挤在但泽及其北面十五英里处的姊妹港口格丁尼亚港。
3月初，罗科索夫斯基元帅指挥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绕到但泽后面，彻底切断了敌人逃往德国的通路——除了海路。3月22日，他突然挥师打进了但泽和格丁尼亚之间。两天后，俄国飞机空投了元帅签署的传单，呼吁防守者停止抵抗。罗科索夫斯基警告说，他正准备炮击这两个港口：“在这种形势下，你们的抵抗是愚蠢的，那只会给你们带来破坏，给几十万妇女、儿童和老人带来死亡……对于所有准备投降的人，我会保证你们生命和个人财产的安全。”其他人则将在战斗中被消灭。
元首总部当晚做出了答复：“对但泽—格丁尼亚地区的每一寸土地都要保卫到底。”对于这两个已经濒临饿死边缘的城市来说，这无异于宣判了死刑。红军的飞机开始投掷燃烧弹和烈性炸弹，与此同时，密集的炮火开始有组织地重击这一地区。几个小时后，但泽就被一道将近三英里高的烟火墙壁围住了。
城市里面同样非常恐怖。为了使大家坚决抵抗，党卫军把许多士兵吊死在了树上。尸体的脖子上挂着牌子，上面写着：“我是叛徒”“我是胆小鬼”“我是逃兵”“我违抗了上司的命令”。当逃难的大车堵塞了交通时，它们的主人经常被拉出来吊死，以儆效尤。武装部队的一些军官强烈谴责这种恐怖行动，守卫者之间的公开冲突一触即发。
东线局势的恶化，使希特勒和这条战线的指挥官之间的私人关系也恶化了。当古德里安和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少校于3月28日上午一同从措森前往柏林时，这名副官非常肯定，会上将出现激烈的争论，因为很明显，古德里安已经忍无可忍了。他想，德国最伟大的战地指挥官之一却要把才干浪费在会议室里，和元首进行徒劳无益的争论，这是何等的罪过！
“今天我要把一切都告诉他！”古德里安大喊道。尤其使他心烦的是，二十万德国士兵毫无必要地困在了俄国战线后面几百英里处的库尔兰地区。
此刻，他们的汽车正在瓦砾遍布的柏林街道上缓缓而行，路上，是一排排冒着烟的断壁残垣，一群群正在乞讨残羹剩饭的饱受折磨的百姓。他们在遭到部分破坏的帝国总理府附近停下，然后步行穿过几条走廊。最后，他们在一名卫兵的陪同下走下一道楼梯，来到一扇由两个党卫军成员把守的铁门前。这里通往希特勒的新居——帝国总理府花园下面的巨大掩体。
他们又走下几级台阶，来到一条积了几厘米深的水的狭窄走廊里。这条走廊实际上是一个食品室，因为希特勒的膳食主管名为阿图尔·卡南贝格，人们就称之为卡南贝格走廊。他们小心翼翼地跨过地上的木板道，来到一扇门前，然后走下另一小段通到掩体上层的楼梯。在一条中央走廊的两侧，有十二个小房间，这条走廊也用作大食堂。
古德里安和他的副官穿过走廊，走下一条旋转楼梯，又迈下几级台阶，来到了下一层，元首的掩体。这里有十八个小房间，分列门廊的两旁。门廊一分为二，一半是候见厅，一半是会议室。再往前的一个小厅里，有一个紧急出口，出口外面是四道陡峭的混凝土石级，通向总理府花园。会议室的左边有一个地图室，一个元首贴身卫队的休息室，然后就是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有六个房间的套房。会议室的右边是特奥多尔·莫雷尔医生和路德维希·斯达姆普菲格（他取代卡尔·勃兰特成了希特勒的外科医生）的住处，还有一个急救室。整个掩体的顶上是十二英尺厚的加强天花板，上面覆盖着三十英尺厚的混凝土。这里要么会成为希特勒的坟墓，要么会成为他夺取胜利的堡垒。
在被几名卫兵搜查过之后，两名军官获准进入会议室。会议室里已经坐满了帝国的重要人物。尽管开着通风设备，但空气仍不新鲜。设备发出刺耳而单调的嗡嗡声，传遍了掩体里的每一个房间。
过了一会儿，希特勒从隔壁的卧室里拖着脚走进了会议室。午间会议开始了。布塞将军首先报告了他试图解救屈斯特林的失败行动。当布塞想要解释为什么三次进攻都没成功时，希特勒尖刻地打断了他：“我是指挥官！应该由我承担下达命令的责任！”
这一毫不相干的打岔并没有干扰布塞，因为他曾多次和斯坦纳一起参加过这类会议。但是，古德里安却控制不住了。“请允许我打断您，”他说，“昨天我已详细向您解释过——通过口头和书面——不应因为进攻屈斯特林失败而责备布塞将军。”他似乎越说越生气，拔高了嗓门，怒不可遏地说道：“第九集团军用光了拨给它的弹药。这支部队尽了它的职责——伤亡人数非常之大就是证明。因此，我要求您千万不要责备布塞将军。”
希特勒被如此直接的攻击激怒了，挣扎着站了起来。但是，古德里安并没有受到威胁。他大胆地提出了他和希特勒几个星期以来一直在争论的问题。他质问道：“元首是否要从库尔兰撤军？”
“永不！”希特勒挥舞着右臂吼叫着。他的脸色变得死灰般惨白，而古德里安则涨红了脸。将军咄咄逼人地向希特勒走去。约德尔的副手奥古斯特·温特将军从后面拽住了他，而威廉·布格道夫则试图拉希特勒坐下。
这时，温特和约德尔都拽着古德里安，让他离希特勒远一些，并努力使他平息愤怒。然而，古德里安却无法控制地继续朝元首高声叫喊着。弗莱塔格·冯·洛林霍芬担心古德里安会被抓起来，于是跑到候见厅给将军的参谋长打电话。他匆匆告诉克雷布斯将军这里发生的事情，并要求他不要挂了电话。接着，他返回会议室，告诉古德里安说有紧急电话找他。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克雷布斯一直在和古德里安商量。回到会议室时，古德里安已经控制住了自己。
希特勒回到座位上，紧绷着脸。尽管他的双手仍在颤抖，但也已恢复了冷静。“先生们，我必须请你们全部离开这个房间，”他平静地说，“除了陆军元帅和上将。”当只剩下凯特尔、古德里安和希特勒三人时，元首说：“古德里安将军，你的健康状况需要你马上休六个星期的病假。”
古德里安伸出手臂僵硬地敬了一个礼。“我这就走。”说着，他便准备离开。
“请在这里待到会议结束。”希特勒平静地说。
古德里安坐了下来，会议继续进行，就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几个小时之后，会议终于结束了。古德里安感觉似乎已经过了一辈子。但是，他还不能走，元首希望他再待一会儿。“请你多多保重，”他关切地说，“六个星期以后，形势将变得非常危急。那时我会迫切地需要你。你打算到哪里去？”
凯特尔建议他去德国西部的一个温泉疗养胜地——巴特利本施泰因。但古德里安讥讽地告诉他，那里已被美国人占领。“好吧，那么哈尔茨山脉中的巴德萨萨如何？”凯特尔又和善地建议说。
古德里安说，他要挑一个不会在四十八小时内被占领的地方。他扬手敬礼告辞，然后，在凯特尔的陪同下，他走出总理府，来到自己的汽车旁。凯特尔说，他很高兴古德里安没有反对元首要他休假的建议，然后两人便分手了。
当古德里安回到他在措森的私人寓所时，夜幕已经降临了。
“今天的会议太长了。”古德里安夫人说。
“是的，”筋疲力尽的将军说，“而且，这是最后一次了。我被解职了。”两人拥抱在了一起。
此时，欧洲每个中立国家的首都都风传说将要停战。斯德哥尔摩的流言最甚。其中一些过于荒谬，以致很快就销声匿迹了。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一则流言应该是说德国正在同俄国媾和，只有那些积极投身于这一行动的人才相信这个消息。
那些谈判在3月中旬就开始了。当时，外交部长冯·里宾特洛甫邀请日本驻德大使大岛浩将军到他的办公室。“作为一个政治家，此时此刻，除了同苏联媾和以外，我别无其他效忠国家的办法。”里宾特洛甫告诉他，但是，他忘了补充说，希特勒对此事毫不知情，“这将允许我们把东线的兵力用于西线，集中力量同英美作战。”
大岛浩认为，现在采取这一措施为时已晚。但是他一言未发，只是侧耳倾听里宾特洛甫讲话。里宾特洛甫指出，由于日本同苏联已经签署了一个中立条约，那么，俄德媾和就可以使德国与日本可以引导其军事力量，击败英国人和美国人。
“我们可以通过日本的外交圈子在东京或莫斯科进行接触，”里宾特洛甫继续说道，“但是，我倾向于避开东京或莫斯科。”他说，最好能通过日本驻斯德哥尔摩武官小野寺信少将，同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在其他地方会晤，“这样的话，事情就能一举告成。”大岛浩仍心怀疑虑，但他答应去试探一下小野寺信。
3月25日，日本驻柏林武官小松三彦中将给小野寺信发去了一封电报：
大岛浩大使希望同您认真地谈谈。请速来柏林一晤。德国空军会为您的飞机颁发安全通行证……切勿向我国驻斯德哥尔摩大使及东京方面透露大岛浩大使召见您一事。
三天后，即3月28日，小野寺信搭乘一架瑞典飞机在滕珀尔霍夫机场降落，之后被人用车送到了日本驻德使馆。在这里，他与大岛浩大使、小松三彦将军以及另外三名大使馆官员进行了商讨。
“你知道，德国在东西两线同时陷入了困境，局势越来越绝望。”大岛浩开口说道。他描述了他同里宾特洛甫奇特的会面。大家的一致意见是，成功的希望不大。但是，他们都同意这一观点：跟斯大林打交道可能是最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无论如何，值得试一试。于是，他们决定，小野寺信应返回斯德哥尔摩，与苏联驻瑞典大使进行接触。
第二天，大岛浩向里宾特洛甫报告说，小野寺信同意与苏联人进行接触。这时，里宾特洛甫才初次透露，希特勒对这一建议毫不知情。他对日本大使提出要求，在元首同意之前，暂时不要采取任何行动。大岛浩返回大使馆等待着。大约在午夜时分，他收到邀请，立刻前往里宾特洛甫的办公室。“希特勒拒绝了！”里宾特洛甫激动地对他说，“然后他告诉我：‘我完全相信我会在东西两线取得最终的胜利。’”里宾特洛甫说，不过，不久可能会出现另一次谈判的机会，“希望小野寺信将军记住这件事”。
大岛浩走在这座劫后余生的城市那昏暗的大街上，心中思忖着：里宾特洛甫怎么会产生这么一个愚蠢的想法？让他印象深刻的是，希特勒断然回绝了里宾特洛甫的建议，并且坚信自己一定会胜利。大岛浩对希特勒的乐观情绪印象至深，决定向东京方面报告整件事情。(1)
就在古德里安被解除指挥权的那天，即3月28日，德怀特·艾森豪威尔正准备做出一项决定——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为重要的一项决定。过去两个月中一系列惊人的军事事件促使总司令对自己给德国心脏最后一击的计划进行了重新评价。如今，朱可夫已在距帝国总理府仅四十空英里的奥得河畔建立了桥头堡；霍格完整无损地夺取了莱茵河上的一座大桥；巴顿则戏剧性地穿越了普法尔茨地区，并在奥本海姆渡过了莱茵河。所有这一切，在六个月前有谁能想象到呢？
艾森豪威尔推测，德国人只能在柏林再坚持几个星期。现在，辛普森的先头部队已攻至多斯滕，距离柏林中心仍有二百八十五空英里远，并且中间隔着哈尔茨山脉和易北河，在这种情况下，他怎么能首先到达德国首都？此外，如果艾森豪威尔像战地指挥官们所希望的那样，继续向柏林发起主攻，那么，可以肯定，这将导致“整条战线上的其余部队动弹不得”。
因此，发起一次对柏林的攻击是不可能了。取而代之的是，他将包围鲁尔地区，向西南方向的慕尼黑和莱比锡发动主攻。正在向莱比锡进军的部队要继续前进，尽快与俄国人会师；与此同时，其他部队则向巴伐利亚南部和奥地利推进，以摧毁德国的“民族堡垒”。据传，希特勒准备在那里进行最后的殊死抵抗。蒙哥马利将放弃攻打柏林，转而向西北进军，占领汉堡正北的波罗的海重要港口吕贝克——同时切断德军在丹麦和挪威的退路。
这是艾森豪威尔决定放弃攻占柏林的公开理由，不过，他肯定是受到了更多的个人目的的影响。他知道，一些美国的高级将领——特别是布雷德利、巴顿、辛普森和霍奇斯——觉得自从阿登战役以来，他们的才干没有得到充分的利用。而新的计划将给他一个借口，可以将主动权交给美国人。向莱比锡和慕尼黑发起的突击应该由布雷德利指挥，这样一来，一旦鲁尔被包围，辛普森的第九集团军就会回到布雷德利手里。
艾森豪威尔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想法，可能还有另外一个因素。最近，丘吉尔曾让他看过一封莫洛托夫写的尖酸刻薄、充满怀疑的信。信中谈的是“日出”行动。还有什么举动能比把新计划透露给斯大林更为坦率和具有安抚性呢？那无疑将证明，人们完全可以相信，美国人之所以发起战争，没有任何别有用心的目的。
无论究竟是什么理由，艾森豪威尔认为它都非常重要。因此，3月28日下午，他给斯大林写了一封私人信件——没有经过联合参谋部的事先检查——把它交给在莫斯科的迪恩将军，要他转交给斯大林，并带回“详尽的回应”。
艾森豪威尔告诉斯大林，他决定向柏林以南发起主攻——而把首都留给俄国人：
……在确定我的计划之前，我认为，最重要的是，这些计划应该在攻击的方向及时间的选择方面与您的计划尽可能协调一致。因此，您能否把您的打算告诉我？并且让我知道，这封信提出的建议，在多大程度上与您可能采取的行动相一致？
如果我们准备立即彻底摧毁德国军队，那么我认为我们必须协调彼此的行动，竭尽全力完善我们的先头部队之间的联络。为此，我已准备好派一些军官去您那里。
六个月以前，艾森豪威尔曾写信告诉蒙哥马利，柏林显然是最重要的目标。“在我的头脑中，毫无疑问，我们应该集中所有力量，迅速向柏林挺进。”一直到3月28日夜间，蒙哥马利仍认为艾森豪威尔还在坚持这一想法。这时，他收到了一封信。信上说，一旦鲁尔被包围，就应将辛普森的部队还给布雷德利，让其发起盟国对莱比锡的主攻。自此之后，蒙哥马利的任务就仅仅是“保护布雷德利的北翼”了。蒙哥马利已经开始率领盟军主力向柏林进攻。在这种情况下，艾森豪威尔的信当然无异当头一棒。信末有几句乐观的话：正像你所说的，形势看上去不错……但这并没有给他带来多少安慰。
两支美国军队正在对鲁尔工业区进行大规模的钳形包围。北边的一支是辛普森，南面是霍奇斯。两位将军都不知道，一旦两军会合，并将莫德尔的整个集团军包围起来，美国就如愿以偿了：辛普森将仍归布雷德利指挥，而美国军队将发动盟军的主攻。
霍奇斯一翼的先头部队是第三装甲师，而第三装甲师的先头部队则是理查逊特遣部队。3月28日深夜，沃尔特·理查逊中校接到命令，命其前往第三装甲师的后备战斗部队指挥官罗伯特·豪兹处报到。理查逊有些不满。一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战斗，几乎一觉都没睡。他猜，他将损失更多的睡眠。在豪兹的指挥所，他遇到了他的老朋友，得克萨斯老乡萨姆·霍根中校。两人曾在法国的阿登和莱茵兰并肩战斗过。
平素总是很冷静的豪兹此时非常激动。“我们要发动了，”他对两名中校说，“我们马上就要出发了！”他指向地图上的帕德博恩，意味深长地看向理查逊。这座城市位于东北方向一百多英里处。
理查逊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你是说——在一天之内到达帕德博恩？”
豪兹点了点头：“明天上午，你动身向帕德博恩进发。要火速进军！占领帕德博恩飞机场。”他转向霍根，命令他在左翼排成梯队掩护理查逊。来自另一支战斗部队的韦尔伯恩特遣部队则掩护其右翼。余部将尽其所能地跟上去。“一鼓作气，直达帕德博恩。”将军又解释说，辛普森的第二装甲师将在那里同他们会合。这样，整个鲁尔就被装进一个口袋里了。
理查逊最喜欢这类任务，因此完全忘掉了自己的疲乏。一回到自己的指挥所，他就告诉他的军官们，他们将在清晨六点开拔。他说，豪兹只给他下了一道命令：“前进！”他们可以自由地选择任何路径前进，穿过田野，走羊肠小道，或者走宽阔的大路——只要能在一天内到达帕德博恩就行。理查逊像平时一样四点起床，亲自开着吉普车向前侦察了三英里，这样特遣部队就可以顺势出发了。他没在前方发现什么情况，于是返回驻地，检查全队，看看是否带足了储备汽油。
早晨六点，理查逊特遣部队开始全速向北挺进，每小时三十二英里。他命令部队绕过一切大的路障，必要时可以从田野上穿过去。打头的是一辆半履带式装甲车和几辆吉普车。接着是理查逊的吉普车和三辆没带装备和步兵的“沙曼”式坦克。它们后面是十七辆满载步兵的“沙曼”式坦克和三辆配有九十毫米口径大炮的巨大的“潘兴”式坦克。接下来是理查逊的参谋人员，一支自行火炮炮兵连，另外十七辆“沙曼”式坦克，一些轻型坦克和一长串装载人员、弹药和食品的卡车。这是一支久经战争考验的机动部队，虽然大家都已精疲力竭，但几乎人人都像理查逊本人一样心怀渴望。
他们列队向北行进，整个上午都没遇到什么大的抵抗。中午，他们停都没停便击毁了一列德国客车，然后碾过了几处一派和平气象的军事基地。后来，他们终于遇到一处路障，理查逊凭借前面的坦克简单地踏平了道路。
夜幕快要降临之时，理查逊看了看车上的里程表，已经走了七十五英里。这时，浓雾滚滚，无线电联络中断了。只有一件事可以做，继续前进。进入布里隆几分钟后，理查逊收到师长莫里斯·罗斯将军通过无线电发来的命令：理查逊特遣部队应扫荡布里隆。理查逊报告已收到来电。不过，就他看来，他仍需按照豪兹的命令行动，于是，他继续向前赶路。还有三十多英里就到帕德博恩了，但他还是不知道该走哪条路。他带着几辆车走在前面，想找一条最佳路线，同时派主力部队到布里隆仓促调查一番。
过了一个多小时，理查逊才从一个老百姓口中得知，通往帕德博恩的最佳路线就在前面。但天太黑，雾又那么重，必须有人在前面带队。他刚想跳下吉普车，亲自在前面带路，这时，他听到他的主力部队终于追上来了。理查逊想知道他们为何在布里隆待了那么久。一个年轻的中尉排长跳下第一辆坦克，穿过愈加浓重的黑暗向理查逊跑来。
“跟我来。”中校说。他们沿着路开始往前走。理查逊注意到中尉非常害怕，他的脸色在昏暗之中显得煞白。他没有责备他。
坦克的灯上蒙着一层蓝布，响声隆隆地跟在后面，开得越来越近。理查逊加快了脚步，但第一辆坦克仍旧向他逼过来。当坦克轻轻顶到他的后背时，他跳向一旁，跌跌撞撞地穿过马路，跳进了一条壕沟。坦克像条忠实的狗一样，也跟着他开进了壕沟。理查逊爬回了马路，疯狂地挥动着手里的手电筒，但坦克却继续向他冲来。这时，他可以看见第二辆和第三辆坦克正忽左忽右笨手笨脚地试图跟上第一辆坦克。就在它们的后面，他隐约地看见了一个红十字。见鬼，救护车开到前线来干什么？最后，第一辆坦克终于看到了他打出的信号，急闪了一下戛然停住。咣当一声，第二辆坦克撞上了第一辆坦克的尾部。过了一会儿，又传来另外两声金属的碰击声。
理查逊生气地对第一辆坦克的驾驶员大喊大叫。然后，他转向那名年轻的排长：“见鬼！坦克手们究竟怎么了？”
吓得目瞪口呆的中尉爬上坦克炮塔，向里面看了看。“不好！”他叫道，“里面的地上全是香槟酒。”
理查逊爬了上去，只见驾驶员坐在炮塔的地板上，抱着两瓶香槟酒，目光呆滞无神。上校跳到地上。“把坦克领上大路，”他对中尉说，“让它停在路上。把香槟酒扔出来，打开所有的顶盖。”他认为，冰冷潮湿的雾可以让这些醉醺醺的士兵醒过来。当他向第一辆救护车走回去时，一个熟悉的身影穿得厚厚的，拖着步子向他走来。这只能是医生斯卡特·古德。“我们应该回布里隆。”医生神秘地说道，随即咧嘴笑了起来。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斯卡特？”理查逊怀疑地问道。
“中校，我必须告诉您真相。”他承认，正是他在布里隆发现了一个满是香槟酒的仓库。
理查逊通过无线电告诉他的主任参谋，立即把待在布里隆的剩余部队带出来，不出来就开枪。然后，他又开始沿着马路走了起来。走了几英里之后，雾渐渐散了，中校这才回到他的吉普车上。
午夜时分，他又看了看车上的里程表，发现已经走了一百零九英里——而战士们唯一需要救治的就是宿醉。但是，前方五英里就是帕德博恩，那里有一所坦克学校和党卫军增援部队的一个训练团。他命令部队原地停下，关掉发动机，吃晚饭，抓紧时间睡几个小时。第二天早晨可能要连吵带骂才能把他们叫起来。
英军指挥官们对艾森豪威尔的决定感到愤怒，他们的这种反应在预料之中。“首先，”3月29日晚上，布鲁克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他没有道理直接与斯大林进行交涉，他应该通过联合参谋部来与之联络；其次，他写了一封莫名其妙的电报；最后，电报中所暗示的一切似乎纯属信口开河，同我们之前已达成一致的安排完全矛盾。”
在这种愤怒情绪的支配下，英国参谋长们没有征求丘吉尔的意见就给美国参谋长们发去了一封长长的电报。他们声称，艾森豪威尔直接给斯大林写信是一种越权行为。更糟糕的是，改变进攻方向的决定是一个严重的政治和军事错误。他们还指出，英国情报部门对有关所谓“民族堡垒”的谣传根本不感兴趣，在决定未来的战略时，不应对其予以考虑。
面对这种尖锐的反驳，马歇尔的反应是，给艾森豪威尔发了一封私人电报，其中列举了英国人主要的异议，并要求他做出解释。这令艾森豪威尔不禁也开始重新考虑，并立即致电在莫斯科的迪恩，告诉他，如果为时还不算晚的话，不要把信交给斯大林。迪恩回电说，信件还未递交，他将扣住信件，等待进一步的命令。听到这些话，艾森豪威尔肯定如释重负。
和他的军事首脑们一样，丘吉尔也觉得艾森豪威尔犯了一个大错误。在战争的开始几年，他也像罗斯福一样迫不及待地要打垮希特勒，因此，常常牺牲一些政治上的考量。但是，自从雅尔塔会议之后，他变得越来越相信，东方的问题预示着未来的危险，而随着胜利的临近，政治问题开始具有重要的意义。对他而言，事情现在已经很清楚了，苏联“已成了自由世界的致命危险……必须立即建立一条对付苏联日后扫荡的新阵线……在欧洲，这条阵线越往东越好……柏林应是英美军队的首要和真正目标”。
此外，他还坚定地相信，布拉格应由美国人解放，奥地利应由西方和苏联共同管制，而铁托的野心应受到压制。最为重要的是，他意识到，应该在西方交出自己解放的任何德国领土之前，在西方军队解体之前，解决掉苏联和西方之间的主要问题。
丘吉尔集多愁善感和玩世不恭于一身，是个不同寻常的混合体。他是一个有贵族气质的保守党人，但却平易近人。尽管也会犯错，但丘吉尔证明了，他是最善于做出现实主义判断的西方领袖。一个多月以来，他不断地试图说服罗斯福，现在他们应该坚定地站在一起，反对斯大林将来的侵略。
“如果我们不想承认彻底失败，那么似乎只有一个选择。”他曾在一封充满恳求的信中对罗斯福说，“那就是坚持我们对《雅尔塔宣言》的解释……考虑到这一点，难道现在不是就波兰问题共同致函斯大林的时候吗？”
在丘吉尔一再地恳求，以及莫洛托夫那封侮辱性的信在他心中燃起的怒火驱使下，罗斯福终于在3月29日致电首相说，现在应该“直接同斯大林在更宽泛的层面上讨论一下苏联的态度”。他把给斯大林的信的副本发给了丘吉尔。内容如下：
我不能对您掩饰我的担忧。怀着这种忧虑的心情，我审视了自富有成效的雅尔塔会议召开以来，有关我们共同利益的事件的进展情况。我们当时达成的决议都很好，其中大部分内容都受到了全世界人民的热烈欢迎……我们没有权利使他们失望。全世界人民都希望我们能够执行会上做出的政治决议，特别是关于波兰问题的决议，然而，令人气馁的是，迄今为止，在执行问题上还没有什么进展。坦率地说，我对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感到困惑不解。并且，我必须告诉您，从许多方面来说，我不理解贵国政府明显漠不关心的态度……
我希望能向您转达，公正而迅速地解决波兰问题，对我们的国际合作计划的成功进展非常重要。如果这个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我们所有的困难，以及我们在克里米亚达成决议时，曾深深担忧的那些威胁盟国团结的危险，将会以更加尖锐的形式出现……
这封信或许并不像丘吉尔所希望的那样强硬，但至少是前进了一步，也让艾森豪威尔给斯大林的私人信件变得更加令人沮丧。现在是在各条战线采取强硬态度的时候了。
发出这封信那天，罗斯福正准备出发去温泉疗养院度假。临行前，他与内阁成员们一一进行了简短的谈话。他对弗朗西丝·珀金斯说：“我要去旧金山参加会议开幕式，发表演说，并以社交和个人的双重方式会晤议员们。”虽然在场的只有他们两人，但他仍然压低了嗓门，悄声说道：“然后，我们要去英国，埃莉诺和我要去做正式访问。”他满怀期望地笑了，“很久以来，我一直想访问英国。我想亲眼看看英国人民……我告诉埃莉诺去定做一些衣服，定做一些漂亮的衣服，那样她就真的漂亮极了。”
“但现在在打仗！”珀金斯小姐反对说，“我认为您不应该去，太危险了。德国人会跟踪您。”
罗斯福把手挡在嘴边，低声说：“欧洲的战争到5月底就会结束了。”
总统还跟伯恩斯和卢修斯·D.克莱进行了谈话。克莱刚刚被任命为驻德副军事长官，可是他对这一任命并不满意，因为他想去太平洋地区参战。所以，他只是默不作声地在那里立正站着。总统说，他很高兴，一个身兼工程师和将军双重身份的人将前往德国。他问克莱，能否在中欧成立一个类似田纳西州流域管理局的机构，以缓和煤炭日渐匮乏的问题。克莱还没来得及回答，罗斯福又谈起了他在德国学习的日子。当时，他便“对德国的傲慢自大和地方观念产生了厌恶情绪”。
会晤结束后，伯恩斯开玩笑地告诉克莱：“将军，您说得太多了。”
“长官，就算是总统给了我机会，我都怀疑自己有没有跟他聊什么，因为我当时被他的外表惊呆了。”
“您的意见让我很担心。”伯恩斯说。他经常见到总统，但直到此刻，他才注意到罗斯福的健康状况恶化得如此迅速。
当罗斯福离开办公室，准备搭乘去佐治亚州的火车时，海军上将莱希陪在他的轮椅旁，向白宫南门走去。“总统先生，您去度假，这很不错。”他说，“这对我们来说也很不错。因为当您不在白宫时，我们要比您在这里时清闲得多。”
罗斯福高声笑了：“很好，比尔。趁我不在，你们就好好玩吧。因为等我回来时，会有一大堆活儿要你们干。到那会儿，你们得拼命工作。”
在奥肯切，华沙机场，波兰地下运动的十二位领导人——身着借来的大杂烩，比如条纹短裤和休闲夹克——登上一架红军飞机。有人向他们保证，这是要他们去朱可夫的司令部和朱可夫开会。
起初，有几个波兰人不愿意抛头露面，但大多数人都认为，朱可夫的邀请表明俄国人愿意讲道理；只有通过这样一场会议才能给他们的国家带来安全。作为善意的象征，苏联人同意释放被关押的地下运动领导人，包括右倾的全国民主人士组织主席亚历山大·兹维尔斯基。他们还答应用飞机把地下运动的八名主要代表直接从朱可夫的司令部送到英国，以使他们能够同伦敦的流亡政府取得联系。当然，其他的波兰人将安全地回国。
在这种许诺和希望的蒙骗下，十二名波兰人一无所知地登上了苏联的“解放者”号飞机。(2)进去之后，他们不禁大吃一惊，兹维尔斯基竟然也在这里。他自己也迷惑不已，告诉他们，他一直被关在一个地下室里，饱受拳打脚踢，然后又突然被带上了这架飞机。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飞机起飞了。不一会儿，这些波兰人就发现他们是在向东飞。正当他们焦虑地对此做着种种猜测时，一名友善的年轻的苏联上尉告诉他们，他们要去莫斯科。他说，朱可夫出人意料地被召回了那里。
一些波兰人非常肯定他们是被绑架了，但其他人却认为在莫斯科开会是合乎逻辑的，在那里，他们可以和地位最高的苏联军官打交道。再说，苏联人不是履行了释放兹维尔斯基的承诺吗？
发动机隆隆作响了几个小时，然后突然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飞机滑向了一个雪坡。没有人受伤，但是旅客们被困在了一片白茫茫的荒野之中。等了好长时间，才有几百个老百姓在雪地中开辟出了一条路。他们被送到一个火车站，登上一列开往莫斯科的火车。到达时，他们已饥肠辘辘，疲惫不堪。
全国民主人士组织的一名成员兹比涅夫·斯蒂普科夫斯基和其他两名代表登上了第一辆汽车。汽车从外交部门前驶过，他们本以为自己会待在那里。最后，车子终于在一座庄严的大理石建筑前停了下来，衣着考究的俄国秘密警察卫兵在那里巡逻。
“这是哪座大酒店？”一名深受感动的代表问道。
“这是一座监狱。”斯蒂普科夫斯基告诉他。大门开了。汽车开进一个院子。院子四周都是围墙。围墙上开着窗户，窗口装着铁栅栏。
“但这不可能！”他天真的同志惊呼道。
波兰人下了车，被分别关进单人牢房。斯蒂普科夫斯基撕碎了那份授权他领导与伦敦波兰人和英美人士谈判的文件，然后开始往下吞咽纸片。尽管喉咙非常干，但他最终还是完成了这项任务。这时，一个年轻漂亮的女人走了进来，冷冷地对他说：“把衣服脱下来！”他只脱下了大衣，摘下了帽子。那女人跺着脚说：“我告诉你——把衣服脱下来！”他把衬衣脱了。她又吼叫起来，于是他把短裤也脱了。在仔细全面地检查了他身体的每一部分以后，她问：“你有梅毒吗？”然后她离开了。
一个俄国秘密警察走了进来，把他衣服上的扣子全都剪掉，把帽子撕成两半，把大衣衬里撕开，又把鞋底撕下来。一个看守拿走了斯蒂普科夫斯基的戒指、手表和钱包，然后命令他穿好衣服。他被带到走廊上，来到另一间屋子。在那里，他又被搜查了一次。最后，他被带到了顶层，关进第九十九号牢房。这是一间深绿色的牢房，有一个小窗子，可以俯瞰昏暗的院子——这就是卢比安卡监狱。
“现在，这里就是你的家了。”看守说着锁上了门。
在决定让红军攻占柏林一事上，艾森豪威尔觉得自己抛开了政治因素，并始终强调这一决定是基于“纯军事”因素——即使在他实现了巴顿的预言，并且赢得了美国最高的政治宝座之后。但是事实上，他的动因恰恰相反。在1945年春天，影响这一决定的并不仅仅是德国战败这一军事因素，因为这几乎已是既成事实了。
艾森豪威尔的行动是由美国军事机构独有的演变过程所决定的。在战前，它是一支人数不多的高度职业化的队伍，只关心那些针对美国的军事威胁，而从不考虑政治联盟或政治友谊。军人们有意识地将自己与文职思想分割开来，他们只有一个目标——国家的军事安全。他们的工作就是准备防御未来的和现在的敌人。他们对外交政策的态度只基于这样一条原则：它对军事安全是有利还是有害？实际上，军人们只履行自己分内的传统职责，而不理会公众舆论或政治。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的几个月中，他们保守而现实地评价了他们的长期目标，即在亚洲和欧洲建立力量的均衡。他们强烈建议总统要谨慎从事，避免同德国和日本断绝关系。与此同时，霍普金斯、伊克思(3)、摩根索和战争部长亨利·史汀生都力劝罗斯福去援助英国。军人们一再地反对采取禁止贸易令，或任何可能导致双线作战的挑衅性行动。但罗斯福最终还是确信，只有进行干预才能拯救世界。所以，尽管军人们都建议不要采取“任何鲁莽的军事行动”，美国还是在1941年秋仓促卷进了对日战争。
陆军和海军的将领们立时获得了梦寐以求的权力，而文职领导人们也心甘情愿地把空前的责任交到了他们手中。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告诉史汀生：“我已经洗手不干了，现在该由您和诺克斯(4)——陆军和海军掌控局面了。”而史汀生也声称，他现在的责任是“支持、保护、维护他的将军们”。
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在“世外桃源”，英美第一次在华盛顿召开的战争会议上——就决定必须成立联合指挥部。于是，由英国参谋长们及其美国同行组成的联合参谋部就应运而生了。英国人早已组织有序。美国人意识到，如果不想让英国人占上风，他们也应该组织一条美国阵线。因此，他们就成立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由陆军参谋长、空军司令和海军司令组成。几个月后，又加入了第四个成员，总统的参谋长，海军上将莱希。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莱希一直是总统的老搭档。除了霍普金斯，他同罗斯福的私人联系可能要多过任何人。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由于他们与罗斯福亲密的私人关系，参谋长联席会议日益变得政治味十足。作为总司令，总统和丘吉尔一样，也很享受与他的军事首脑们的亲密交往。
是哈里·霍普金斯“发现”了马歇尔，并推荐他任总参谋长。起初，他是马歇尔和总统的中间人，但是到了1943年，总参谋长已经取得了罗斯福的信任，也就不再需要中间人了。
有了如此直接的途径，莱希和马歇尔几乎完全拥有了处理所有军事问题的权力。史汀生和弗兰克·诺克斯这两位年长的共和党战争部长和海军部长，甚至都没见过参谋长联席会议的首脑和罗斯福。他们的影响在逐渐减弱，最后，连采购和后勤问题也落到了他们的副部长帕特森(5)和福雷斯特尔(6)的手中。
国务院的声音也被削弱了。当然，外交，而不是军事，仍是它的职责。但是，在战争期间，外交主要局限于与中立国、小盟国之间的关系，以及制订新世界组织的计划。罗斯福甚至不允许国务卿赫尔参加大型的军事会议。
“自从珍珠港事件之后，我没有参加过任何讨论军事问题的会议，”赫尔愤愤不平地写道，“因为总统不邀请我参加此类会议。我曾多次向他提过这个问题……关于军队从何处登陆，军队在战胜希特勒的大行动中穿过大陆时应走哪条路线，无论是总统还是他的高级军事将领，都从未与我讨论过这类问题，虽然我早就得知了他们的决定。他们也没跟我谈起过原子弹的问题。”
另一方面，马歇尔和莱希的影响力变得越来越大，他们的提议只被罗斯福驳回过寥寥几次：一次是在1942年，关于入侵北非的问题；另一次是在1943年，关于对印度洋发动攻势的问题。这两次，罗斯福都同意了参谋长联席会议的建议，但后来又迫于英国的压力而改变了主意。总之，所有关于战争的重要决定都是由罗斯福、霍普金斯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做出的。这就导致了一个奇特的结果——军人越来越介入政治了。
随着美国军事指挥官们的权力和领域日益扩大，他们开始支持政府的政策，因为他们为其出台做了不少工作。而另一方面，英国的军事指挥官们却仍然保持着职业军人的态度，常常叫嚣着反对政府的观点，直到最终决定达成为止。这时，也只有在这时，他们才坚决地支持丘吉尔。
如今，美国的军事指挥官们普遍都接受罗斯福关于指挥战争的概念。(7)一言以蔽之，他们不再是纯粹而简单的士兵，而是政治家式的士兵，常常同见多识广的文职官员见解一致——就好像是凶猛的看门狗被去了势。罗斯福很少听到他们的反对意见；参谋长联席会议三军将领现在同他非常融洽，本能地知道他需要什么，因此，在呈交意见之前，他们已过滤了自己的观点。换句话说，军人和文官的观点之间已经失去了平衡，没有人发表纯军事的观点了。
“的确有过几次，总统正式地驳回了他们的建议，这应该是真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历史部的T.基特里奇上尉这样写道，“但是，这只是由于，总统同莱希、马歇尔、金，以及阿诺德的非正式讨论通常可以使他们提前了解总统的看法。毫无疑问，他们经常意识到，与其冒着被驳回的风险提出一个明知不会被采纳的正式提议，不如接受总统的建议，然后按照自己的方式加以解释。”
这样，在方便和融洽的名义下——一种最为危险的融洽——参谋长联席会议并没有执行他们的基本职能，即在严格的军事基础上为总统提出建议。他们甚至变得非常容易受公众舆论的影响，以至于奋力争取以美国人员的最少伤亡换取战争的胜利。他们认为，任何一次行程，例如攻打柏林，只会带来无谓的伤亡。他们显然没有考虑到，在柏林损失一点儿人，可以为美国未来的军事安全做出贡献。
当然，参谋长联席会议认识到了，俄国将成为欧洲的决定性力量。然而，在1943年的魁北克会议上，他们不但投票帮助苏联人，还“尽一切努力”以赢得苏联的友谊。一年后，他们同意了罗斯福的意见，即三大国之间的合作可以恢复欧洲权力的均衡。他们宣称，国家基本政策“应该寻求维护三大国的团结……同时，希望可以完善预防未来世界冲突的措施”。
尽管这种同俄国融洽相处的愿望，部分出自取得俄国帮助以战胜日本的渴望，但是，这只是一种理想主义的推理。如果放在五年前，同样一批人一定会嘲笑这种想法。参谋长联席会议忽视了他们基本的军事职责：首先要为国家未来的安全服务。
这种准军事思想最终并没有导致胜利，而是导致了一种难以维持的刺刀下的和平。参谋长联席会议本应警告他们的总统，在现实世界里，将永远存在权力之争；联盟只是暂时的，今天的敌人，可能就是明天的盟友，反之亦然；欧洲和亚洲的强权政治尽管从哲学和道德的观点上来说非常令人遗憾，但其不可避免地将成为需要历经多年才能战胜的一个因素。
不过，也不能责备参谋长联席会议。是美国人民迫使他们改变了思想。如果他们保留那种置身事外的军事判断，坚持控制或至少调和诸如无条件投降或同俄国合作之类的军事目标的话，那么，他们就要冒被解除指挥权的危险。美国要的是全面的胜利和一个美丽的新世界；而罗斯福的成就和志向已获得了全国大多数人的热情支持。
(1)虽然大岛浩的确把德国人尝试媾和一事报告给了日本当局，但是，他所传递的消息并没有被记录下来，如今是首次进行披露。小野寺信将军证明了其真实性。
(2)几个小时之前，苏联人绑架了另外三名波兰地下运动领导人，然后用飞机运往了莫斯科。
(3)指哈罗德·伊克思（Harold Ickes，1874—1952），美国政治家，时任内政部长。——译注
(4)指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1874—1944），美国报纸编辑和出版商，政治家，时任海军部长。——译注
(5)指罗伯特·帕特森（Robert Paterson，1891—1952），时任美国战争部副部长，1945年后任战争部长。——译注
(6)指詹姆斯·福雷斯特尔（James Forrestal，1892—1949），时任美国海军部副部长，1944年后任海军部长。——译注
(7)但是，在1944年3月，马歇尔和其他美国将领曾力劝罗斯福重申无条件投降的协议，以使德国人民放心，不过没有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