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4月9日凌晨四点，德军毫无预警地越过了丹麦国境，还有一些德国部队在数个港口登陆，其中包括哥本哈根。一小时之后，当轰炸机不祥地飞行在丹麦上空时，德国驻丹麦公使呈交给丹麦政府一份备忘录，要求其投降。德国人声称，他们没有任何敌意，仅仅是为了保护丹麦免受盟国入侵。他们答应尊重丹麦的中立，不干涉其内政。
丹麦政府投降了，但是，四百五十万顽强而独立的丹麦人民却拒绝接受这一侮辱。不久之后，一个又一个的抵抗战士小组便自发形成了。和波兰一样，这些小组里没有政治矛盾，共产党人和保守党人并肩战斗的现象非常普遍。它们的领导人来自各个阶层，其中有大学教授、商人、工人和专业人员——甚至还有一个文学经纪人。
丹麦人并不局限于传统的破坏活动和怠工；他们还发起了一场富有想象力的心理战。起初，他们从德国人身边走过时，假装出德国人并不存在的样子；很快，一些故事便流传开来了——很可能是虚构的，但仍然反映了丹麦人的态度——比如下面这个：在哥本哈根市中心，一个德国卫兵在一个很小的齐肩高的圆形掩体里站岗，他惊奇地发现，所有路人最后都会注意到他。他们是在笑一个标语牌，那是一个聪明人挂在掩体外面的：“他没穿裤子。”一场嘲笑的运动开始了。
到了1943年8月，每一天都要发生六七起大规模的破坏事件，而德国人则以占领工厂作为回敬，这导致了波澜壮阔的自发的罢工活动。德国人绝望地将部队派上街头，实行了宵禁，并威胁说要扣押人质。然而，这只是进一步恶化了局势。
纳粹在丹麦的最高行政长官维尔纳·贝斯特博士飞回柏林，恳求上级耐心等待，并制定更为宽厚的政策。他说：如果能做出一些让步的话，正在萌芽的叛乱就可以被控制住。但是，元首是无法被劝阻的。8月28日，他给丹麦政府发去了最后通牒，要求实行戒严令，直接由德国进行审查，完全禁止罢工和集会，并且将破坏分子处以死刑。第二天，丹麦政府在取得国王克里斯蒂安十世的完全同意之后，拒绝了这些要求。当天晚上，德国士兵公开夺取了丹麦的控制权。然而，希特勒的麻烦只是刚刚开始，因为此时整个丹麦已经在抵抗运动的旗帜下团结起来了。
接下来的一个月中，德国人下令逮捕丹麦的犹太人。但是，当特别警察执行这一命令的时候，除了四百七十七名上了年纪的人以外，其他所有的犹太人都神秘地消失了。大约六千名犹太人在丹麦起义者的帮助下秘密地渡过海峡转移到了瑞典。纳粹分子的“最后解决办法”第一次遇到了整整一国人民的坚决抵抗。
秘密的大规模转移行动激起了丹麦人的进一步抵抗。在自由委员会——一个代表各个主要抵抗组织的七人联合体——的计划下，铁路沿线的破坏活动不断增加，使得德国部队的运动比平时减少了百分之二十五。游击队员非常富有进攻性，他们炸毁了所有的工厂，其中包括生产V-2型火箭重要部件的哥本哈根的格洛布斯工厂。
丹麦人或许没有正式和德国交战，但是，他们表现得就好像是一个交战国一样。而且，尽管已经被占领，可他们仍在为希特勒政权的垮台做出自己的贡献。1944年秋天，抵抗运动的领导人要求英国皇家空军前来摧毁盖世太保存放在奥胡斯大学的档案材料。空袭十分成功，因此，抵抗运动的领导人请求再来一次，这次的目标是哥本哈根的谢尔大楼。这里存放着大量的盖世太保档案。但是，谢尔大楼的最高一层已经变成了囚禁丹麦重要人士的监狱，因此，英国人不太愿意答应这一要求。
一个月后，抵抗运动的领导人通过无线电再次呼吁：谢尔大楼里的资料非常有破坏性，必须摧毁它们，不管丹麦战俘可能会遇到什么危险。在长时间的商议之后，英国空军最终改变了它的决定，开始计划空袭。轰炸目标方圆一千米以内的建筑物以及丹麦景观都用模型复制了下来。在丹麦新闻界工作的抵抗运动成员向英国人提供了该地区的最新照片。这些泄密的照片刊登在哥本哈根的《贝林时报》上，是一篇乏味的特写故事中的插图。纳粹的新闻审查人员没有意识到它们的重要性；第二天，这份报纸便经过斯德哥尔摩转到了伦敦。
3月19日，在诺福克机场的设备控制室里，鲍勃·贝特森上校向大约七十名英国飞行员宣布，第二天中午，他们将连续三次轰炸谢尔大楼。斯文·特鲁尔森向他们介绍了目标的情况。特鲁尔森不仅属于丹麦地下谍报网，同时还是英军情报处的一名少校。他说，这是一座U字形大楼，有四层高，按惯例用栗色和绿色条纹伪装了起来——城里只有一座这样醒目的大楼。特鲁尔森指示飞行员们低空飞行，将炸弹投往建筑物前面的地基。这样可以给顶层的犯人们一个机会，让他们从后楼梯逃出去。
第二天，天气非常不好，因此行动被推迟了。但是，3月21日的黎明非常晴朗，于是一架“蚊”式轰炸机在强风中从诺福克机场起飞了。驾驶员史密斯中校发出了信号，随后，另外十八架“蚊”式飞机开始两架两架地起飞，接着，二十八架P-51“野马”式战斗机也飞上了天空。
“史密斯”就是空军少将巴兹尔·恩布里，他曾亲自指挥了对奥胡斯大学的空袭。他将把整个机队带到目标区域，然后交给贝特森上校。轰炸机群贴着海面飞过北海，浪花飞溅在它们的挡风玻璃上，给玻璃覆上了一层盐霜。然而，轰炸机仍旧低低地飞行，希望能够秘密躲过德军的雷达。
在谢尔大楼的顶层关押着三十二个人，其中一位是克里斯滕·李斯特·汉森，丹麦的警察总监。有人把他带下楼梯。他问他们要带他去哪儿。
“他们不许我告诉您。”看守说。接着，他又低声说道，“去弗勒斯莱。”这是一个靠近德国边境的集中营。风传说，重要的犯人都将在那里被处决。但是，汉森刚刚走到大门口，本打算带他去集中营的汽车却开走了，于是，他又被重新押回了牢房。
九点左右，一批新犯人被带进了谢尔大楼三层的一个房间里。整整两个小时，一名德国法官和一名丹麦翻译都在审问一个名为延斯·伦德的犯人。每当他拒绝回答问题时，两人就一起动手打他。大约十一点十五分的时候，有人取来两根背机枪用的皮带。伦德知道，他将被狠揍一顿了。现在，他只能记起一件事，那就是在奥胡斯空袭期间，哈拉尔德·桑德巴克牧师奇迹般地逃出了盖世太保的魔掌。他祈祷这一幕能够再次发生。
“蚊”式飞机以一百五十英尺的高度接近哥本哈根。透过结着霜的挡风玻璃，贝特森上校看见了一个很大的铁路调车场。过了一会儿，他又看见了他正在寻找的目标——一个恰好位于谢尔大楼后面的湖泊。
在大楼顶层的牢房里，莫恩斯·福格教授也在囚犯之列。他是一个神经科医生，也是争取自由委员会的成员。他认为这些轰鸣声来自德国战斗机。它们为了吓唬犯人们，正在向屋顶俯冲。甚至连机枪的嗒嗒声也没能使他相信这是一次真正的空袭。他爬到上铺，透过狭小的窗口向外窥去。飞机正好朝他飞来！他猛地缩回头，跳到地上。炸弹带着刺耳的尖叫声落了下来。他爬到床铺底下，用一个手提箱挡住了自己的脸。
在大楼的下一层，伦德也听到了机枪射击的可怕响声，他问发生了什么事情。法官大张着嘴，没有回答。伦德认为，这只是德国人在演习。突然，一阵撞击声传来，房间倾斜了。法官一把抓住伦德，将他拉到楼梯上。与此同时，墙壁倒了下来，被震得粉碎，一时尘土升腾，人们恐慌地从楼梯上急忙往下跑。伦德挣开法官的手，骑着楼梯扶手，从一群男人和尖叫的女人身边滑了下去。二楼的楼梯上挤满了人，他只好从楼梯扶手上下来了。一部分楼梯已经倒塌，他看见一个人就在他的面前消失在一团黑暗的烟尘之中。他发现一侧的墙上有个大洞，大街就在下边，于是就跳到了人行道上。
第一批的六架“蚊”式飞机成功地将炸弹扔到了谢尔大楼的地基上。然而，直到第二批飞机开始轰炸时，警报才拉响。有一架飞机冲得太低，机翼碰到了调车场里的一个信号所。它刚把炸弹扔下来，就一头撞进了贞德学校。飞机上含有大量辛烷的航空燃料溅落在学校各处，燃起了熊熊大火。另外五架“蚊”式飞机继续轰炸：一架掉头向东，飞向达格马胡斯大楼，德国人的另外一个司令部就设在那里；其余的几架则将炸弹向谢尔大楼倾泻下来。第三批飞机被调车场附近升起的浓烟吸引了。他们把炸弹都扔进了烟雾之中，然后径直向英国返航。驾驶员们以为自己已经命中了目标。当然，滚滚浓烟来自燃烧着的贞德学校。
第一次攻击刚结束，福格教授便从床下爬了出来，向锁着的牢房门口冲过去。门当然打不开。这时候，他听到了第二波的轰炸声，连忙又爬回床下。几间牢房开外，警察总监汉森绝望地抓着一张小床，大楼似乎正在摇晃，他担心自己会透过楼板掉下去。轰炸机的隆隆声一停，他便向牢房的木门冲了过去。门也打不开。他抄起一把凳子，将门砸开。跑到走廊上之后，他抬头望去，顿时大吃一惊，已经能看见天空了。整个屋顶都被炸飞了。这时，他听到福格和其他犯人都在叫喊，并敲打着各自牢房的门。“我们必须让他们出来！”他向孤身一人的德国看守喊道。
福格听到了他的喊声，于是立即在门板后面叫了起来：“你们是不是吓疯了？”
看守被吓得呆若木鸡。汉森从他的口袋中掏出了钥匙。被释放的犯人们逃到了后楼梯上，这里远离前门的大火。起初，福格跟在其他人后面，但是不久，他突然想到，德国人肯定也走这条路，他们会在下面等着抓这些犯人。于是，在二楼，他跑向了前楼梯。在那里，他碰到了另一个犯人，布兰特·雷伯格博士。真有趣，他想，所有的犯人中，只有两个教授想到了要向正门走。
然而，雷伯格却只是震惊地站在那里，他的周围横躺着十几具尸体。福格拍了一下他的肩膀，说道：“还不快走？”他们艰难地从瓦砾里穿过去，来到大门口。这时，他们发现一个受伤的姑娘躺在地上。福格正要拉着她朝大街跑的时候，警报器响了。“希波斯”——投靠德国的丹麦警察——赶来了！他们扔下那个姑娘，匆匆跑到街上，远离了警报区。在三十二名犯人中，只有六人在大火中丧生，其他人都重获了自由。
J.亚尔瑟率领六辆消防车对准烈焰滚滚的谢尔大楼喷射。他准确地推测出大楼顶层的犯人们会试图从楼房后部逃走，于是就朝那里走去，以便营救他们。在一道栅栏前，他被一名德国军官拦住了。德国军官命令他带领消防车回到大楼前面去，对付最大的那处火苗。但亚尔瑟假装听不懂德语；他希望看见大火烧毁盖世太保的所有档案。
一名穿着橡胶长靴的志愿消防队员跑了过来，提出要给他们当翻译，但是，亚尔瑟踢了一脚他的踝骨，他顿时明白了过来，转身离开了——那个令人反感的德国军官也走开了。过了一会儿，几辆德国救火车开了过来。亚尔瑟指着一个混凝土掩体，大叫：“爆炸物！爆炸物！”所有的人都四散而去，包括把守栅栏的卫兵。
亚尔瑟终于自由了。他带着手下来到了谢尔大楼后边，开始用水管灭火。与此同时，大楼正面的火势越来越旺，彻底没法控制了，而盖世太保的档案就放在那里。一个小时之后，这座建筑只剩下了几堵空墙。
亚尔瑟带着他的消防车来到贞德学校时，大火还在燃烧。消防队员和修女们试图将上百名被困在着火的地下室里的孩子拉出来。亚尔瑟被眼前的景象吓坏了——混凝土、椅子、砖头和孩子们混在一起——他听到一名消防队员不停地说：“太残酷了！太残酷了！”
一个被压在砖头底下的女孩子绝望地大叫着：“我妈妈不知道我在哪儿！”
为了安慰她，一名消防队员说：“我给你妈妈打过电话了。”
“可是我们家没有电话。”小女孩喃喃地说。
另一名消防队员和孩子们一起被压在了瓦砾底下。他大声喊道：“快把我拽出来！”但是，他的同伴们却被灰尘、浓烟和烈火逼了回去。
从这个地狱里救出来的大多数孩子都吓呆了。可是，一个小女孩却不停地说：“我的裙子真脏！”并且非常讲究地掸去自己身上的尘土。而一个男孩却只知道要东西吃。
丹麦人非常高兴地看到谢尔大楼葬身火海，数百名抵抗运动战士被处决的证据已经随之消失。这时，他们听说了贞德学校的悲剧：八十三个孩子、二十名修女和三名消防队员丧生。
第二天，地下报纸《北欧新闻》代表全丹麦宣布：
……飞行员们摧毁了哥本哈根市中心的谢尔大楼——纳粹德国的无耻罪行以及盖世太保的恐怖活动的纪念碑，为此，我们向他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不幸的是，除了原定的目标，轰炸还致使很多丹麦人丧生，尤其是腓特烈堡法语学校的孩子们。
……对那些失去了挚爱子女的家长没有什么可以慰藉。我们只能在此向他们表示最深切的同情。
然而，他们间接地为丹麦的战斗而做出的牺牲，将激励其余的人竭尽全力，去为其他的丹麦儿童创造一个机会，使他们不仅能生存下来，而且能生存在一个自由而安全的丹麦。那里的大街小巷再也不会因为侵略成性的国家的意志和野蛮人执行的镇压政策而被战争摧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