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意大利之后，卡尔·沃尔夫发现他的一名参谋军官、党卫军上校尤金·多尔曼和他一样，对未来也表示忧虑。多尔曼英俊潇洒，老练世故，尖酸刻薄。对朋友，他机智聪敏；对敌人，他凶狠恶毒。他的母亲是意大利人，因此，在意大利，他有很多社会上和知识界的关系。沃尔夫还多次同德国驻墨索里尼的新法西斯政府大使鲁道夫·拉恩讨论过这一忧虑。两年前，还是德国驻突尼斯的全权代表时，拉恩曾经帮助挽救该国的犹太居民于灭绝的边缘。
三人相信，如果德国的抵抗力量突然减弱，意大利北部的游击队便会建立一个共产党政府。他们将和西边的法国共产党人以及东面的铁托一起，形成一条宽广的布尔什维主义地带，一直延伸到欧洲南部。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安排德国部队有序地投降，这样，西方才能赶在游击队之前占领意大利北部。这次谈话之后不久，多尔曼在一次宴会上随意地说道，他对“这场该死的战争感到厌烦”，而且非常糟糕的是，没能同盟国联系上。这种不谨慎的言辞本来是会使计划失败的，但是却产生了相反的效果。吉多·齐默尔，一名党卫军中级军官听到了多尔曼的话。幸运的是，他也感觉到战争已经打败了，而且，作为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他希望制止无谓的死亡和破坏。齐默尔推断说，假如多尔曼是这么认为的，那么，沃尔夫肯定也是这种想法。
齐默尔想，他刚好认识那个可以充当中间人的人：路易吉·帕尔里利男爵。美国纳什—凯尔文纳特公司——一个冰箱厂家——的前任代表。同时，男爵还是一位米兰工业家的女婿。齐默尔听说过一些传言，说帕尔里利曾秘密帮助一些意大利的犹太人离开该国。他请来了男爵，把多尔曼的话告诉了他。和沃尔夫一样，帕尔里利也担心共产党人会控制意大利北部，而他本人在那里有许多固定资产。他怀着极大的兴趣听着，齐默尔解释说，只有沃尔夫才能使这一计划最终成功，因为作为党卫军和警察的头子，镇压这样的密谋活动是他的工作。
在帕尔里利听来，这些都很有道理，他答应帮他们的忙。2月21日，他乘火车到瑞士的苏黎世去联系他的老朋友马克斯·胡斯曼博士，楚格山下一所著名的男子学校的校长。胡斯曼很同情他们，但是并不认为盟国会参与任何与俄国敌对的谈判。尽管如此，他还是给一个朋友马克斯·魏贝尔少校打了电话。魏贝尔是一位四十四岁的职业军官，曾就读于巴塞尔和法兰克福的大学，并获得政治学博士学位。他同样意识到了意大利北部的共产主义威胁。热那亚是瑞士人的首选港口，如果它被共产党控制了，那么他祖国的经济便将遭受影响。魏贝尔知道，如果他参与密谋，并且被人发现，那么，他的职业生涯便将葬送。但是，因为沃尔夫会参与这项计划，所以他便产生了兴趣，答应合作——当然，不是官方的，因为这意味着违反瑞士的中立地位。
胡斯曼找不出比魏贝尔更理想的人选来促进他的计划了。魏贝尔是瑞士军队中的高层情报人员，他可以安排任何德国的谈判者秘密来到瑞士。他还认识艾伦·W.杜勒斯，一位神秘人物，通常被认为是罗斯福在瑞士的私人代表。
1942年，杜勒斯在伯尔尼设立了一个办事处，并使用了“美国陆军部特别助理”这一含糊其词的头衔。但是，瑞士新闻界却不顾他的否认，坚持称他为“罗斯福的特别代表”。事实上，他既不是自己所宣称的人物，也不是自己所否认的人物。他是威廉·J.多诺万少将的美国战略服务处在德国地区、东南欧以及法国和意大利的部分地区的代表。杜勒斯是一名长老会神父的儿子，一位美国部长的孙子，还是另一位部长的侄子，曾在他哥哥约翰·福斯特·杜勒斯的事务所里从事法律行业十五年。杜勒斯身材肥胖，态度随和，非常友善。他常穿一身粗花呢衣服，嘴里总是叼着烟斗。他看上去就像一位教授，是靠捐赠才得到了一把交椅。可是，他极其热衷于收集政治情报，而且尤其喜欢偷偷从饭馆后门溜进溜出，或者是在晚宴上神秘消失。
在胡斯曼打电话的第二天，即2月22日，魏贝尔邀请杜勒斯和他的首席助理格罗·冯·S.格韦尔尼茨共进晚餐，并告诉他们，他有两个朋友，非常希望同他们讨论一件双方都很感兴趣的事情。“如果你们愿意，我将在晚饭后把他们介绍给两位。”他说道。当然，杜勒斯不能马上亲自出场，他建议由他的助理先去见见这“两个朋友”。
格韦尔尼茨举止文雅，相貌英俊，身上有着一种神秘色彩。他的父亲格哈德·冯·舒尔泽·格韦尔尼茨教授是个著名的自由主义者，还是一位大学教授和一位作家。在纳粹上台之前，他还曾是德国议会的议员，参与起草过《魏玛宪法》。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他同政界的朋友一起，为美—英—德联盟的形成而努力着。他认为，这一联盟是保证世界和平的唯一途径。他的最后一本书是对斯宾格勒的《西方的没落》的回答，其中表达了自己对于民主制的最终信念。
小格韦尔尼茨在法兰克福获得了经济学博士学位。1924年，他前往纽约。在那里，他从事国际银行业务，并成为一名美国公民。希特勒上台后，他将父亲的信念付诸了实践。他认为，在德国反纳粹分子同美国政府之间建立并保持密切的联系，是他的一项特殊使命。一些反纳粹分子领袖已经与他结识，并对他寄予信任。而他也感觉，如果能够说服杜勒斯相信这些人的诚意，那么，在推翻希特勒政权或以某种方式早日结束战争这一问题上，将迈出很大的一步。杜勒斯在伯尔尼设立办事处时，曾请求格韦尔尼茨为他工作。渐渐地，两人之间发展出了一种密切的合作关系。
帕尔里利向格韦尔尼茨介绍了意大利的局势。格韦尔尼茨礼貌地听着，但心中充满怀疑——这太离奇了——不过他说，如果帕尔里利还有具体的提议，那么他将再与他会晤一次。帕尔里利问，是否格韦尔尼茨本人或他的一个同事愿意直接和齐默尔或者多尔曼谈谈。
“可以安排一下。”格韦尔尼茨回答。会面结束了。
帕尔里利返回了意大利。沃尔夫本人第一次获悉与杜勒斯之间的接触。他决定放弃通过教皇或英国人进行谈判的努力，派多尔曼去了瑞士。3月3日，魏贝尔少校秘密把多尔曼和齐默尔带过基亚索边境，在那里，帕尔里利和胡斯曼博士会见了他们。让两人惊讶的是，多尔曼的表现是与他们平起平坐，而非身处一个哀求者的地位。在卢加诺的比安希饭店，他宣称，他期待与盟国谈判出一个“公正的和平”，以挫败共产党在意大利北部的野心。胡斯曼博士回答说，德国没本钱讨价还价，在战争结束之前幻想西方国家能够切断同苏联的联系，纯属愚蠢行为。
多尔曼认为这是讨厌而自以为高人一等的说教，但是却侧耳倾听，未加评论。这时，胡斯曼说，德国唯一的希望是无条件投降。多尔曼唰地涨红了脸，跳了起来。“您的意思是叛国吗？”他叫道。很明显，对他来说，假如措辞正确的话，投降并不是叛国。他说，德国完全有本钱讨价还价，没有必要接受无条件投降。德国在意大利还有一支完整的军队未被击败，足足有一百万人。
“好好考虑一下，”胡斯曼说，“你们的局势已毫无希望可言。和你的朋友们谈谈。”
多尔曼不想通过一个中间人继续讨论下去，他希望杜勒斯的代表可以尽快到来。这个人——是保罗·布卢姆，而不是格韦尔尼茨——最后终于来了，但他也说只能是无条件投降。他还补充说，那些帮助结束敌对局面的善意的德国人将受到敬重。说着，他递给多尔曼一张纸，上面写着两位被监禁的意大利抵抗运动非共产党领导人的名字，费卢西奥·帕里和乌斯米阿尼少校。这整件事情让多尔曼想起了“小学生们聚会上玩的罚物游戏”，但是，他仍然毫无表情地问道：“这两个人怎么了？”
帕尔里利解释说，如果能释放这两个人，并将其秘密地从意大利带到瑞士的话，杜勒斯将认为这是友好的象征。简直太荒谬了：人们立刻就能认出帕里。尽管心怀疑虑，但多尔曼还是说，他将尽力而为。第二次会见就这样以友好的握手而结束了。
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并没有使沃尔夫像多尔曼那样强烈地感觉受到了侮辱；至少，谈判已经开始了，也许，在今后的协商中，会有体面一些的建议。释放两名重要的政治犯是另一回事。这是一次有勇无谋的冒险，可能会威胁到全盘的计划。不过，沃尔夫还是断定，这是打动杜勒斯的唯一办法。多尔曼建议他去瑞士：如果他作为党卫军驻意大利最高指挥官出现在那里，对美国人来说将很有分量。沃尔夫说他得考虑一下。这将极其危险，因为他在瑞士非常有名。
第二天，沃尔夫驱车前往凯塞林的司令部。他几乎将凯塞林当成自己的兄长，并希望这段友谊可以使他得到投降所需要的最终认可。他告诉这位陆军元帅，他已经在瑞士同美国人进行了接触，不过，他没有提到任何一个名字。另外，他还暗示元帅，可以安排通过谈判缔结和平。凯塞林表现得非常谨慎，不过给沃尔夫的印象是，如果能够安排一个体面的和平，他会支持的。
次日，帕尔里利在加尔达湖畔会见了沃尔夫。他以杜勒斯的名义邀请沃尔夫参加将于3月8日在苏黎世召开的一次会议。沃尔夫接受了邀请。
这是一个多事的3月8日。雷马根大桥被攻占了，于是凯塞林被召回了柏林。他被解除了在意大利的职务，并被派往西线。当天早些时候，沃尔夫和多尔曼，以及帕里和乌斯米阿尼——那两名意大利游击队员——被魏贝尔的一个手下秘密地带到了瑞士，继而坐火车到了苏黎世。在那里，两名犯人被安置在了远郊的伊尔斯兰德医院的一个秘密房间里。无论是帕里还是乌斯米阿尼，此时都还茫然无知，为什么自己被从意大利的监狱里放了出来？
当天晚上，魏贝尔把杜勒斯和格韦尔尼茨带到了医院。直到前一天晚上，帕里还在党卫军的手中，心中确信自己就要被处决了。此刻当他看到老朋友杜勒斯时，不禁泪如雨下。这是一幕感人的场景。而对于杜勒斯来说，它意味着更多——这是诚意的保证。他说，他现在想见见沃尔夫。大约一个小时之后，胡斯曼陪着沃尔夫将军来到了湖畔的一所老式建筑里。杜勒斯在那里租了一个套间，专为秘密会议使用。
格韦尔尼茨率先走向沃尔夫，想使他在同杜勒斯会见之前放松下来。“将军，我听说过很多关于您的事情。”他开口说道。沃尔夫看向他，他连忙说道：“我所听到的，都是赞扬您的话。”恰好，梅希蒂尔德·波德维尔斯伯爵夫人前不久曾告诉过格韦尔尼茨，一个颇有影响的纳粹分子——格韦尔尼茨确定就是沃尔夫——帮助她营救了罗马诺·瓜尔蒂尼，使其没有被关进集中营。“将军，我知道您救过瓜尔蒂尼的命，他是一位著名的天主教哲学家。我相信，我们有共同的朋友，一位可爱的夫人，她告诉了我很多关于您的事。”沃尔夫微笑了起来。
杜勒斯被介绍给了德国人，胡斯曼首先开了口。“沃尔夫将军，”他说，“我们在火车上谈了很久，您还不清楚吗？对德国来说，战争已经无可挽回地失败了。”
沃尔夫已经下定了决心，哪怕要以个人受到侮辱为代价，也要争取到和平，因此，他说：“是的。”
“只有无条件投降才能予以考虑，通过我们的讨论，这点不是已经很清楚了吗？”胡斯曼又问。
“是的。”沃尔夫顺从地回答道。
“如果您仍然试图代表希姆莱讲话，”教授接着说，“那么，我们的会谈只能再持续几秒钟，因为杜勒斯先生不得不退场。是不是，杜勒斯先生？”杜勒斯抽了一口烟斗，点了点头。
沃尔夫说，他认为，继续战争是对德国人民的犯罪。作为一个善良的德国人，为了结束战争，他愿意冒一切风险。这些话里带着一种诚意，格韦尔尼茨第一次认为这次会见可能会产生某种结果。
沃尔夫说，他在意大利指挥后卫部队，也统率党卫军和警察部队。“为了结束敌对状态，我愿意将我自己以及我统辖的所有部队都交给你们支配。”他继续说道，不过，要做到这一点，他必须取得武装部队的同意。他告诉他们，凯塞林曾经表示过同情。他指出，一旦这位陆军元帅义无反顾地投身进去，便将影响其他战线上的指挥官们做出让步。
几个月之前，格韦尔尼茨曾经告诉过杜勒斯，许多德国将军正准备反水对付希特勒。而他自己则正在为一项计划工作，准备劝诱五名被俘的德国将军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暴动。随着沃尔夫谈话的继续，格韦尔尼茨打消了疑虑。他因这个人的诚意而信服了。沃尔夫没有为他自己要求任何东西，而他的论述也很合情合理。杜勒斯同样信服了。他感觉，沃尔夫不是希特勒或希姆莱的亲信，同他谈判，将会很容易实现驻意大利德军彻底投降的目标。
沃尔夫准备拿出进一步的证据来表明他的诚意。他宣称，他将控制在意大利进行的无谓的破坏，并且他已经主动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将乌菲兹宫和皮蒂宫里著名的绘画作品，以及维克多·伊曼纽尔国王无价的钱币藏品都抢救了出来。这些东西现在已经全部转移到了安全的地方。他向他们保证，它们绝对不会被运往德国。
“那些画作的差不多一半都在这上面了。”他说。美国人敬畏地研究着一张清单，上面列着三百幅画作，包括波提切利、提香和其他大师们的作品。
杜勒斯下定了决心。他说，倘若将军不与盟国其他人进行接触的话，他将同沃尔夫合作。沃尔夫表示同意。他许诺将尽力保护战俘的生命，并阻止破坏工厂、电站和艺术珍品。
在这一互相许诺和表达良好意愿的基调上，持续了一个小时的会议结束了。魏贝尔把德国人送回边界。在戈特哈德快车上，他们讨论了新帝国内阁的可能成员：总统·除凯塞林别无他人。外交部长·冯·牛赖特曾经出色地做过一任，为什么现在不行呢？财政部长？当然是老狐狸沙赫特爸爸了。内政部长呢？有人建议由沃尔夫将军担任。他的脸因窘迫而微微地红了，接着他拒绝了，那看起来很可能像是他与盟国合作的赏赐。
但是，刚一过了国境，他便再次回到了现实之中。他得知，凯塞林刚刚被希特勒本人召回柏林。将要接替凯塞林在意大利职务的人是谁呢？沃尔夫能不能对他施加影响呢？
还有一封卡尔滕布鲁纳发来的不祥的电报：沃尔夫必须立即前往奥意边境另一侧的因斯布鲁克报到。沃尔夫深信，希姆莱的助手已经以某种方式得知了他同杜勒斯谈判的事情。因此，如果他去了因斯布鲁克，只能被投进监狱，或者更糟糕，被暗杀。他决定对这一邀请不予理睬。
杜勒斯向多诺万将军汇报了他同沃尔夫的会谈情况。他接到指示，继续谈判，并给该行动取代号为“日出”行动。3月15日，亚历山大参谋部的两名少将从那不勒斯驱车前往瑞士边境。他们曾在匈牙利受到过托尔布欣的招待。这便是美国人莱曼·兰尼兹尔和英国人特伦斯·艾雷，陆军元帅的情报头子。他们伪装成两名美国士兵，但却身着便装。他们的任务是去会见沃尔夫，并为投降做具体的安排。
在瑞士海关，兰尼兹尔令人满意地回答了种种提问，不过艾雷却对美国知之甚少。幸运的是，这并没有什么差别。魏贝尔已经指示边境守卫，无论这两位化名的将军说些什么，都要允许他们入境。
和杜勒斯一起在伯尔尼待了两天之后，他们被带到了卢塞恩；在那里，魏贝尔告诉他们，他刚刚收到来自意大利的令人担忧的消息：凯塞林的职务已由海因里希·冯·菲廷霍夫将军接替。不过，沃尔夫已经按计划动身前来会见这两位盟国将军了。
格韦尔尼茨驱车把将军们送到阿斯科纳。那是离洛迦诺不远的一个村子，就坐落在马焦雷湖畔。他把两人作为客人安顿在自己家，一座风景优美的古老农庄。第二天，即3月19日，格韦尔尼茨在午饭时告诉他们，沃尔夫已经和多尔曼以及其他两人一起到了，就住在湖边的一幢房子里。
党卫军将军同杜勒斯、兰尼兹尔、艾雷和格韦尔尼茨的会谈于当天下午三点开始了。湖边的小屋子里没有其他人出席。格韦尔尼茨充当翻译，有时候也插上几句，以使谈判顺利进行。杜勒斯说，他很高兴看到一位德国领导人在谈判时不提出任何个人要求。
沃尔夫对这番话表示赞赏。但是他现实地预测道，驻意大利的德国指挥官的更换将威胁整个行动。也许凯塞林正是因为谈判的风声走漏才被解除了职务？甚至有可能他们所有人一回到意大利就会被捕。沃尔夫夫人已经被卡尔滕布鲁纳下令禁闭在了她自己家。不过，沃尔夫还是答应尽全力促成投降。他急于尽快见到凯塞林，好说服他在西线做类似的安排。沃尔夫认为，最好坦率地要求凯塞林批准在意大利进行投降。那样的话，凯塞林就可以秘密地建议菲廷霍夫支持沃尔夫。
格韦尔尼茨把沃尔夫拉到阳台上，问他意大利的集中营里关押了多少政治犯。沃尔夫觉得，应该有几千名不同国籍的政治犯。“已经有命令要杀死他们。”他说道。
“您会服从这些命令吗？”
沃尔夫在阳台上踱来踱去，最后，他在格韦尔尼茨面前停了下来。“不！”他说。
“您能不能向我保证这一点？”
沃尔夫抓住格韦尔尼茨的手，“能！您可以相信我。”
同一天，有关和平谈判的无稽流言传遍了西线。中午时分，布雷德利打来电话，命令第一集团军司令立即飞往卢森堡，会见他和巴顿。因此，在霍奇斯的司令部，人们开始对流言有点相信了。
霍奇斯发现，这只不过是又一次军事会议。布雷德利首先宣布，他刚刚从艾森豪威尔那里获得许可，可以在雷马根动用九个师的兵力。霍奇斯终于可以扩大他的桥头堡了，并着手准备向北面和东北发动攻势。
巴顿正准备向霍奇斯表示祝贺，布雷德利又补充说，进攻要等到3月23日才能开始——这是蒙哥马利计划大规模渡过莱茵河的日子。接着，布雷德利告诉巴顿，他“认为第三集团军最好不要在科布伦茨附近试图渡过莱茵河”，而应在美因茨—沃尔姆斯地区过河。换句话说，尽管现在巴顿的部队就待在科布伦茨，但他们却不能立即从那儿过河，而必须在十英里以外的美因茨过河。
巴顿郁郁地飞回自己的司令部。他深信，如果蒙哥马利率先渡过莱茵河，那么，盟军的大多数食品和物资储备都将运往北方，而他的第三集团军就只能被迫处于守势。他只有四天的时间抢在英国人前面过河；可是，即使条件正常，想占领和清空美因茨地区，这些时间也是不够的。只有一个解决办法：拼了。
在兰斯，“甲壳虫”·史密斯刚刚说服了艾森豪威尔，他“必须稍微休息一下，不然神经就要崩溃了”。于是，总司令便去了戛纳短期休假。和往常一样，他谨慎地让一些额外的乘客也上了飞机。
“日出”行动刚刚开始，大使哈里曼和克拉克·克尔就把这件事告诉了莫洛托夫。而从最初的时候，这位外交部长就坚持要求派一名苏联军官陪同兰尼兹尔和艾雷去瑞士。但是，哈里曼忠告国务院，苏联人肯定不会允许盟国的军官在东方参加同样性质的行动。西方的默许只会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并将致使苏联今后提出更不合理的要求。联合参谋部表示赞成。因此，于3月19日在阿斯科纳举行的历史性会见中没有苏联军官出席。
两天以后，丘吉尔命艾登把阿斯科纳会谈的结果告诉苏联人。苏联的反应迅速而激烈。几个小时后，莫洛托夫交给克拉克·克尔一封回信，其中的措辞是外交官们很少使用的。毫无疑问，他是因苏联在意大利北部的政治目标受到了如此严重的威胁而气愤。莫洛托夫指责盟国“背着苏联”同德国人勾结，而“苏联正背负着反德战争的大部分重荷”，并且声称，这整件事情“并不是一次误会，而是一件比误会还要糟糕的事情”。
哈里曼收到了一封同样充斥着侮辱言辞的信，他将其转给了华盛顿。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敦促罗斯福对苏联人采取更为坚决的立场。哈里曼希望，苏联人这封恶毒的信能够最终促使总统行动起来。他在电报中指出，这封挑衅的信件证明了，自从雅尔塔会议之后，苏联领导人已彻底改变了他们的策略。
我相信，莫洛托夫信中的傲慢言辞公开表明了苏联对美国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之前对这种态度只是怀疑而已。我曾经预感，这种态度迟早会造成一种我们不能容忍的局势。
因此，我建议，当前，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要坚持我们以往所采取的合情合理和宽宏大量的立场，并用坚决而友好的措辞回复苏联政府。
私底下，哈里曼无法理解为什么斯大林“会同意《雅尔塔协定》，假如他当时就打算这么快推翻这些协议的话”。他认为，“元帅本来打算遵守诺言，但却因若干理由而改变了主意”。首先，苏联共产党主席团的一些成员曾经指责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做了太多的让步；其次，斯大林越来越怀疑所有的事情和所有人。当美国飞行员秘密地把一些苏联公民带出苏联时，他声称这是美国官方的一个阴谋的组成部分。(1)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斯大林在雅尔塔时真的相信，苏联红军将会被东欧和巴尔干半岛国家的人民当作解放者来欢迎。然而现在，很明显，卢布林的波兰人并不会通过自由选举把波兰拱手交给斯大林；而在巴尔干国家，苏联人已经被看成是征服者，而非解放者。
不管究竟是什么原因(2)，总之斯大林已经决定无视他在雅尔塔许下的诺言。对他来说，这实在太简单了。曾经有一次，他就协议上的另一个问题坦率地对哈里曼说过，他没有食言，只不过是改变了观点。
另一个因素肯定也对斯大林的突然变卦起到了鼓励作用：罗斯福在雅尔塔透露说，美国将尽快从欧洲撤出它的军队。这也许是盟国在雅尔塔会议上犯下的最大错误。因为，有了这个保证，斯大林便可以轻视美国人后来提出的抗议——包括总统本人的要求——而他的确这样做了。
(1)很久之后，赫鲁晓夫告诉哈里曼：“我知道，您非常了解斯大林，而且对他心怀某种敬意。因此，我认为您应该知道，他在晚年变得越来越怀疑所有的人。每次我们走进他的办公室，都不知道是否还能活着出来，回去和家人团聚。人不能过这种日子。”
(2)菲利普·莫斯利，美国驻欧洲咨询委员会的代表，也是对苏联问题最为权威的观察家之一，进一步相信，“苏联政策的支配权已经从外交部转移到了……强有力的经济部门和秘密警察的手中。前者专心于从德国榨取每一滴经济救济。后者则直接对政治局负责，加强苏联对占领区的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