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线出现了暂时的平静。一部分原因是一个简单的后勤问题——苏军的巨大攻势最终使后勤供应不及——另一部分则是德军偶尔进行的顽强防御战的结果。科涅夫元帅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遭遇了舍尔纳的部下激烈抵抗；而且，尽管朱可夫已渡过奥得河建立了三个桥头堡，但他还是在法兰克福、屈斯特林和施韦特等地遭到了德军坚决的阻击。此外，斯坦纳在北部的有限进攻引起了红军最高统帅部的极大忧虑。因此，在全部危险的德军据点都被清除之前，针对柏林的主要进攻将被推迟。
面对苏联人的威胁，希特勒把他最好的一个战地指挥官从已经打算放弃的一条战线上调到了东线，这清楚地表明了他的忧虑之深。希特勒命令哈索·冯·曼托菲尔男爵接管奥得河上重要的一段。男爵的第五装甲集团军曾是阿登战役中的先头部队。他是一位强有力的年轻将军，代表着普鲁士军事传统中的精华。他的祖父是一位伟大的军事英雄。他身高仅有五英尺多点儿，但却是一位马术高手，并曾荣获德国五项全能冠军。他是少数几个敢与希特勒持不同意见的人之一，甚至曾经违背过元首亲自下达的命令。阿尔伯特·施佩尔，德国的军备和军工生产部长，是曼托菲尔的老朋友。他曾请求曼托菲尔，不要遵命摧毁重要的科隆—杜塞尔多夫工业区的桥梁、堤坝和工厂，否则，德国人民将会在战后因此而受苦。根本不需要敦促曼托菲尔，只有因战略目的的需要，他才会摧毁桥梁。
3月3日，凯特尔在帝国总理府的候见厅里会见了曼托菲尔。他忧虑地说：“曼托菲尔，你太年轻，容易冲动，请不要让他紧张不安，不要告诉他太多。”过了一会儿，这位小个子将军被带进了元首的办公室，他发现希特勒像一位老人似的瘫坐在那里。在阿登战役之前，当他们一起讨论进攻计划的时候，希特勒的身体状况看上去就很坏。而现在，他看起来更糟糕了。
希特勒抬起眼睛。他没有像往常那样热情地欢迎曼托菲尔，而是尖叫道：“所有的将军都是骗子！”
这是希特勒第一次对他大声吼叫，曼托菲尔非常不快：“元首听过冯·曼托菲尔将军和他的部下撒谎吗？是谁说的？”
在场的唯一目击者是希特勒的军事副官，他目瞪口呆地站在那里。希特勒本人则眨了眨眼睛，并解释说，他刚才所指的并不是曼托菲尔或他手下的将军们。然后，他平静而礼貌地谈起了总体的局势。希特勒竟然对盟国的空中优势一无所知，这不禁让曼托菲尔心生寒意。他不得不解释说，在莱茵河地区，白天不能有任何行动——不光是车队，就连单独的车辆也不行——否则，都将被盟国的飞机击中。
“这实在让人难以相信。”希特勒评论说。
“最近几个月里，我本人就有三辆吉普车在屁股底下被盟国的飞机击中。”曼托菲尔反驳道。希特勒大吃一惊，嘴张得合不拢。
然后，他告诉曼托菲尔，东线的平静只是暂时的。朱可夫正驻扎在奥得河畔，他那超过七十五万人的部队距离柏林只有一个小时的车程。为了保卫首都，希姆莱已经彻底重组了维斯瓦河集团军群。所有可以利用的武装力量都被匆忙集结成两支军队：一支驻守在法兰克福和屈斯特林后方，由特奥多尔·布塞将军指挥；另一支位于布塞的左方，防线一直延伸到波罗的海。后者需要一个知道怎么对付俄国人的指挥官。希特勒让曼托菲尔立即到党卫军全国领袖希姆莱的指挥部去报到。曼托菲尔曾经听说过，希姆莱只是名义上的集团军群司令，但这似乎太可笑了，他忍不住问，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个人。
希特勒只是耸了耸肩膀，辩解说：“任命希姆莱为总司令只是一个政治姿态。”
就在曼托菲尔匆匆穿过候见厅时，疲惫厌烦的凯特尔紧随在他身后。“我听到您刚才对他所说的了，”他叱责道，“您不该讲这些。他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
在奥得河的另一侧，乌加滕村的紧张形势已经平息；富勒上校手下的盟军战俘不再害怕德国人从北边发动反攻。目前，他们的主要担心是苏联人；苏联人正在准备针对柏林发动最后攻势。
更糟的是，村里的食品供应已经到了危急边缘。而在3月4日，当许诺已久的苏联给养车来到镇里时，只带来了十六包香烟和陆军司令部的一封信。这封信通知富勒，几个小时后，将有数辆卡车开到乌加滕村，将美国战俘运往东边，最后遣送回国。黎明时分，村民们默默地看着他们的保护者爬上了五辆“道奇”卡车。离开之前，富勒推荐由福煦上尉——那位著名的福煦元帅(1)的一名亲戚——负责指挥余下的战俘。对于意大利人来说，这是对他们的杰洛索将军的最后一次侮辱。
富勒让黑格尔——伪装成美国人的那个德国看守翻译——和自己坐同一辆卡车，并且警告他，当他们穿过路上的城镇时，不要被别人看见。在一个休息站，唐纳德·吉林斯基上尉注意到有一具苏联士兵的尸体横躺在壕沟里。他让一个红军中士去把这个人的名字和编号记下来。
“为什么？”中士问道。
“这样，就可以把他的死讯通知他所在的师部。”
“为什么？”
“这样，就可以把此事通知他的父母。”
“如果他不回家，”中士说道，“他们就会知道他已经死了。”
越是接近波兹南，黑格尔就越是兴奋。他希望可以见到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富勒和卡车上的其他美国军官又一次警告他，不要引起人们对他的丝毫注意。如果他被发现了，大家都会有麻烦。但是，当卡车驶到黑格尔家所在的大街上时，他还是禁不住偷偷地看向他的房子。一个年轻军官猛地一把将他拉了回来。
他们继续穿过这座城市，来到了位于弗热希尼亚的一个大战俘营。营里关满了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波兰人、南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意大利人，以及唯一的一个巴西人。一群曾和富勒一起在诺曼底登陆的美国大兵热情地向他致意，但英国人的反应却很冷淡。一个士兵突然冲向毫无警惕的富勒，一拳把他打倒在地。
“这个疯子！他有病吗？”富勒问道。
“噢，他殴打所有看上去像军官的人。”另一个英国士兵解释说。
第二天晚上，战俘营里所有的美国人和英国人都登上了火车，准备前往华沙和敖德萨。从那里，他们将搭乘英国轮船前往意大利。
正当富勒一行接近波兰首都的时候，两个同样也在寻求自由的波兰青年从华沙逃了出来，他们不想被俄国人处决。一个是十八岁的扬·克罗克·帕斯科夫斯基。扬的父亲是一名师指挥官，于1939年被德国人俘获，至今仍是纳粹的俘虏。扬的哥哥是一名中尉，在他父亲与德国人作战的同时，他同俄国打过仗。后来，他参加了波兰的地下运动，但是被纳粹抓住了，并在梅登内克被枪决。和哥哥一样，扬也加入了地下运动。在华沙起义中，他在博尔将军那注定灭亡的人民军里作战，并曾两次负伤。在一次绝望的突围中，他和另外三百人试图从下水道逃走，但却被污水卷了出来——恰巧在一个德国警察司令部对面。在被送往刑场的途中，扬设法逃脱了。在几个农民的帮助下，他回到了他家位于郊区的避暑别墅。
1月12日，苏联军队的强大攻势刚一发动，俄国人刚刚渡过了维斯瓦河，人民军便解散了——波兰很快就要自由了。可是，几个星期以后，事情变得很清楚：斯大林打算把波兰变成一个共产主义卫星国——而不是解放它——于是，大多数人民军战士，其中也包括扬，便重新转入了地下。
3月初，扬得知俄国人准备逮捕他，原因是他参加了华沙起义，于是，他决定逃往西方。此时，传言四起，说德国人将在波兰和捷克的边境发动一次反攻。扬和另外一个年轻爱国者希望能够趁乱溜过前线，便搭上了一列开往波兰南部的卡托维兹的火车。扬穿着一套闪闪发光的旧礼服（那是地下组织发的，一起发下来的还有价值十美元的两枚金币），脚上穿着黑色的骑兵长靴。不过，没人对此多加评论——在那个年代，人们对奇装异服已经司空见惯。
卡托维兹人群熙攘，已经成了难民和机会主义分子的麦加圣地。两个朋友被一家商店门前的招牌激起了好奇之心：“西部领土协会”。进了商店，他们发现，只要买几瓶伏特加酒，就可以得到新的身份证，而凭借这个身份证，他们便可以定居在雅尔塔会议上许诺分给波兰的德国领地。扬确信这纯属诈骗。肯定是——可是，那些排队的人却告诉他，由于某种原因，俄国人接受这样的证件。
次日早上，两名怀揣新身份证的年轻人走近了奥得河上的一座桥。他们在一个俄国检查点被拦住了，和其他人一起被赶到了奥得河东岸的一个围场里。在那里，他们告诉一名俄国秘密警察，他们是受西部领土协会的派遣，去为那些准备到尼斯居住的人安排住所的。尼斯是一座古老的德国城市，位于往西约四十英里处的尼斯河畔，靠近捷克边境。俄国人相信了他们的话，发给他们特别通行证，并允许他们使用任何苏联车辆。下午三四点钟，两人再次乘坐一辆俄国卡车向西跨过奥得河。黄昏时分，卡车在通往尼斯的大桥附近停了下来，有人叫他们下车。当他们踏上大桥的时候，可以看到对岸的尼斯城正处在一片火海之中，还能听到断断续续的枪炮声。
桥上有两道关卡：他们过了第一道，但在第二道被拦住了；对方告诉他们，这里是波兰和德国的新边界。扬伸手指向那座烈焰熊熊的城市——它被称为“西里西亚的罗马”——问能否去帮忙抢救尼斯城里那些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它们最终将成为新波兰的一部分。这一理由深深打动了那名苏联少校。他不仅允许他们过桥，还命令一名士兵和一名中尉护送他们。当他们走向那座城市的时候，那名士兵——一个体格敦实、面色苍白的年轻人——说：“我曾经是一名军官，可我杀死了另一个军官，因为他强奸了一个波兰女孩。”扬认为他是一个俄国秘密警察，此刻只不过是在演戏，因为那名中尉对他非常尊重。
来到城里之后，这一小伙人试图召集士兵们一起救火，但是士兵们正忙于抢劫。他们醉醺醺地在街上摇摇晃晃地走着，对准橱窗里自己的身影开枪射击。
“我们共产党人不应该像牲畜那样胡来！”那个面色苍白的士兵叫嚷了起来，“你是共产党员，我也是共产党员；你们不应该烧毁一座波兰城市。我们是真正的兄弟！”
在这疯狂的一整个晚上，他们四人没有得到任何帮助，只救回了寥寥几座房子。到了第二天拂晓，扬的礼服已经破烂不堪了。那名俄国士兵给两个波兰人找来了一些新衣服，还给了他们一些红白相间的帽章佩戴，这样，他们就不会被俄国人误杀了。
晚上，他们被带到一个军官食堂参加庆祝活动，并被当作“第一届波兰政府”的代表介绍给大家。扬坐在两名漂亮的红军女军官中间；她们的波兰语讲得很差，但却最为友好。席间，有七名乐师为他们演奏西方的流行音乐。这些人是被俘的德国平民，每人都戴着一个臂章，上面写着“艺术家”三个字。晚饭后，一个奇怪的现象开始了：男人们只是独自或同别的男人跳舞，而很少跟女人一起跳。他们一刻未停地热闹到了凌晨三点；直到那时，两个波兰青年还沉浸在自己的骗局之中，连他们本人都几乎信以为真。
然而，天亮之后，他们决定，趁还有机会，还是要离开这里。但是，他们还没走到城西的边界，两辆黑色的轿车便开到了他们身边，后面还跟着一卡车摇着波兰旗帜的士兵。一辆轿车停了下来，那两名红军女军官身着便服走了下来。让扬更为惊慌失措的是，她们当中的一名用地道的波兰话开了口。“你们在这儿，太好了。”她说，“我们是来安排第一批共产党政要就职的。”接着，她向两个波兰人介绍了轿车里的其他人，他们都是共产党同志，并询问道，她是否可以帮两人做点什么。
扬的朋友飞快地思考了一番，说道：“我们属于文化部门，我们的工作是保卫建筑物和博物馆。”这一谎言脱口而出，十分自然，在共产党员们听来肯定很合理。不久，他们为两个波兰青年安排了一间办公室，还给了他们一辆卡车，允许他们自由行动，最远可以到捷克斯洛伐克，好将被抢走的博物馆藏品运回；他们甚至还为两人在河上的一艘游艇里安排了舒适的住处。现在，两人唯一要做的，就是放松一下，等待胜利的来临。
扬所听说的德国人要在捷克斯洛伐克附近发动反攻的谣言和事实相差无几。希特勒确实在计划一次突袭，不过是在更南边一点的地方——匈牙利；俄国人正准备从那里进攻维也纳。希特勒希望能够通过先发制人来阻止苏联的攻势。他命令第一和第六装甲集团军从巴拉顿湖向布达佩斯以南的一段多瑙河发动进攻，从而把托尔布欣元帅的乌克兰第三方面军截成两段。之后，德国人将挥师北上，摧毁马利诺夫斯基元帅的乌克兰第二方面军。性格多变的党卫军将军塞普·迪特里希指挥着第六装甲集团军，该集团军的任务虽说有些荒谬，但却很简单。最近，他的集团军曾试图去解布达佩斯之围，但是却没有成功，并因此丧失了至少百分之三十的坦克和步兵。现在，据说他要渡过多瑙河。
3月3日，进攻的指挥官之一，党卫军中校弗里茨·哈根(2)勘察了他的战斗群的出发点。天上下着瓢泼大雨，年轻的哈根，十二枚勋章的获得者，武装党卫军里最富进攻性的坦克部队指挥官之一，让司机把吉普车停了下来。他戏剧性地指向面前那一大片向东延伸的满是淤泥的沼泽地，说道：“先生们，这儿就是我们进攻的出发点！”大家先是一阵大笑，然后便咒骂起来。
艰难地回到巴拉顿湖北边的维斯普雷姆之后，哈根立即给军指挥部打电话。他说：“我有坦克，但是没有潜水艇。不管你们怎么拍我的马屁，我都不干！”
“保持冷静！”对方告诉他，“我们正在想办法。”
他们已将不利的气候条件报告给了南方集团军群司令奥托·韦勒将军。韦勒将军答应就推迟进攻一事去和希特勒谈谈。哈根奉命把手下带到了出发点，在此等待元首的决定。然而，天气并不是哈根的唯一问题。在他的左方，有两名苏联军官刚刚向埃里克·克恩迈尔中尉投降了。其中一个是乌克兰人，他已经受够了布尔什维主义；另一个是乌兹别克人，他是一个狂热的共产主义者，但却认为斯大林已经背叛了马克思和列宁，成了一名帝国主义分子。他们透露说，约有三千辆红军的装甲车已经集结待发。如果第六装甲集团军的进攻没有被取消的话，那么，德国人将会在这种罕见的可能性中被彻底摧毁，所有的军人都对此心怀恐惧：两支巨大的攻击力量将正面交锋，从而产生毁灭性的影响。
克恩迈尔亲自把这两个俄国人护送回了南方集团军群司令部。可是，韦勒的情报官格拉夫·冯·里特伯格中校却不像克恩迈尔那样担心。里特伯格说这“非常有意思”，并且他要“在午饭时告诉将军”。几个小时过去了，克恩迈尔一直在等待着——而里特伯格却骑马、下象棋，并且参加了一个生日聚会。当他终于再次露面的时候，天几乎都黑下来了。“将军对您说的情况非常感兴趣。”里特伯格高高兴兴地说道，“真的很感兴趣。”当他看到克恩迈尔震惊的神情时，说道：“还有其他什么事吗？”
“可是我们对此该做些什么？我该怎么报告？毕竟，这对我们的侧翼来说，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威胁。”
“噢！我亲爱的朋友，”伯爵说，“不必担心！您还有匈牙利第二十五骑兵团……”
克恩迈尔提醒他，在这些匈牙利部队里，每个连只有两挺机枪。
“一切都在掌控之中，我亲爱的朋友。所有必要的事情，集团军群都会去做的。”
但是，显而易见，他们什么事情也没有做。3月4日，希特勒电告韦勒：按计划发动进攻。第二天，作为迪特里希的先头部队的三个装甲师向前进入阵地，尾随其后的是十六个步兵师，它们将进一步开拓装甲师突破的缺口。一个新的口号从一支部队传到另一支部队：“用罗马尼亚的石油矿藏向元首的生日献礼！”
午夜时分，哈根的战斗群接近了他们的出发点。那些坦克差不多半截身子都浸泡在泥水里；它们缓慢地向前滚动着，履带搅拌着车下的烂泥；跟在坦克后边的步兵们排成一列纵队，手拉着手，在漆黑的夜色中无声地向前走着。在灰色的黎明中，被大水淹没的原野朦胧地显露了出来。突然，德军的炮弹一排排地从他们头顶上掠过。坦克手们骄傲地互相看看——正在这时，俄国人的步枪和火箭齐发，覆盖了整片区域，使德国人的炮火显得微不足道。这幅景象无比壮观，让人非常恐惧。德国步兵被困住了，根本无法在一英尺深的积水里挖掘散兵坑，大多数人非死即伤。
哈根打电话给指挥官们，告诉他们不要像计划的那样等到八点钟再发起进攻，而是要尽快行动起来。他不知道接下来将发生什么。坐在粗糙的木制塔楼上的匈牙利前哨报告说，他们什么都看不见。尽管如此，哈根仍然下令加速前进。然而，所有坦克的马达都发动不起来了——汽油被水稀释了。一些士兵自告奋勇地爬到坦克底下，把被污染的汽油从油箱里排出去；当冰冷的泥水没过他们头顶时，他们便屏住呼吸工作。与此同时，另外一些士兵则坐上巡逻车，到处搜索，寻找更多的燃料。中午时分，哈根战斗群用枪逼着另一支部队把汽油让给了他们，终于在马达的隆隆声中出击了。
3月4日晚上九点，一名美国人首先接到了直接命令：如有可能，迅速突袭莱茵河。第八装甲师B战斗群指挥部的爱德华·金伯尔上校奉命攻占莱茵贝格。这个小城距离莱茵河只有两英里，位于辛普森战线的最北端。“继续前进。如果莱茵贝格的战斗不是非常激烈，那就再继续前进，渡过莱茵河，并在对岸建立起一个桥头堡。”金伯尔必须在次日晚上之前占领莱茵贝格，那时德国人还来不及筑垒固守。他急于发起进攻；B战斗群最近干得不错。不过，这是他第一次自主行动，并且，在所有的公路上，他都有优先权。
在灰白色的晨曦中，金伯尔的先头部队通过了第三十五步兵师防守的战线，向位于西北方向八英里的坎普林特福特挺进。再往前五英里，就是莱茵贝格了。主要由步兵组成的罗斯博拉夫特遣部队走在前面，准备扫平坎普林特福特，继而推进至莱茵贝格。而装甲部队的范·霍坦特遣部队将尾随其后，负责对莱茵贝格发起主攻。消息四下传开，根据情报队的反馈，在他们和莱茵河之间，只有三百名士气低落的德军士兵和三门自动牵引炮。战士们听了之后立刻斗志昂扬。夜晚来临之前，他们将创造历史。
在坎普林特福特，罗斯博拉夫的特遣部队没遇到多少抵抗。但是，下午三点，金伯尔从前方得到了令人不安的消息：侦察部队的指挥官金伯尔·塔克上尉报告说，当他的手下接近莱茵贝格时，“地狱的大门打开了”。很显然，守卫这座小城的远远多于三门大炮和三百名德军。
金伯尔断定，现在再要求空中支援已经太迟了，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让步兵和坦克迅速有力地向前推进。由于所有的侦察员都和侦察部队一起受到了牵制，炮火支持变得毫无用处。他向约翰·范·霍坦中校说明了在莱茵贝格遇到的出乎意料的抵抗，并命令他指挥他的主力越过被牵制住的侦察部队，攻占莱茵贝格。很快，范·霍坦便登上了坦克，在一片平坦地带上沿着大路向前猛冲。这一带的地形对装甲车极为不利，荒芜的原野上，沟渠纵横交错，蜿蜒曲折，只有几小片光秃秃的树丛可以掩护部队行动。
几分钟后，范·霍坦遇到了刚才前来汇报莱茵贝格情况的塔克上尉。“加强侦察，继续前进。”范·霍坦命令道。
塔克开始向东前进，可是几乎立刻就吸引了敌人的火力。不过他换了个方向，继续向前。范·霍坦看见他转向了北方，便用无线电通知他：“往右转！”
“往右或是往左，我都可以杀德国人。”塔克兴高采烈地回答说，“让德国坦克来吧，我要痛痛快快地干一场。”
然而，步兵们可不是这么想的，他们已经有将近半小时动弹不得了。当范·霍坦得知这一情况后，便命令塔克将他的那些坦克开到步兵前面去。
“向莱茵贝格挺进，从西南方向对其发起进攻。”
塔克遵照命令，沿着一条运河向城市的方向前进。步兵们都坐到了坦克顶上，后来，在敌人的反坦克炮、迫击炮和大炮的猛烈轰击下，他们又从坦克上下来了。
在塔克的右侧，另一支部队，B连也在进攻莱茵贝格。戴维·凯利上尉率领他的纵队，飞快地冲向城市的南郊。这是一片狭窄的区域，街道曲折，房屋老旧，一道古城墙的断壁残垣环绕周围。当反坦克炮弹开始在四面八方炸开时，凯利向后退去，想把有些混乱的连队重新召集到一起。此刻，战士们正沿着公路一字排开。
“我能不能守在这里？”凯利通过无线电问金伯尔。他说，在尝试再次进攻该城之前，他需要步兵的支援；他只剩下七辆坦克了。金伯尔表示同意。过了一会儿，范·霍坦呼叫金伯尔，并对他说，他不希望让更多的坦克进入莱茵贝格城内；已经有两辆被炮火击中，堵住了道路。他派出了他的主任参谋爱德华·格尼少校，让其率领另一个连队的轻型坦克从西边攻城。
没过一会儿，金伯尔便收到了格尼绝望的呼救：他已经丢掉了九辆坦克，如果没有援兵，他很快就要完蛋了。金伯尔火速集合能找到的全部步兵，派他们乘半履带式装甲车前去支援格尼。“看在上帝的分上，援兵赶去了。”他打电话给自己的主任参谋，然后跳上了开过来的第一辆车。他来到一座已被炸毁的桥前，示意他的部下跟着他，冒着迫击炮、反坦克火箭筒、机枪和步枪的火力步行前进。前方是一幅可怕的景象：格尼的九辆坦克熊熊燃烧着，尸体挂在舱口盖外面，好像还在试图逃脱一样。
金伯尔继续前进，最后，他找到了格尼。格尼正准备用他剩下的十八辆坦克和三辆半履带式装甲车向莱茵贝格再次发起进攻。金伯尔挥手示意部下继续向前，自己则跳进格尼的一辆半履带式装甲车里。整队人马动身向莱茵贝格挺进。突然，公路两旁伪装的机枪掩体里，德国人的反坦克火箭筒和机枪炮火连发，构成了一道密集的交叉火网。金伯尔从半履带式装甲车上跳下来，钻进一辆轻型坦克。“加大油门！”他命令驾驶员，“追上其他的坦克。”只有三辆开往莱茵贝格的轻型坦克还在前方移动。可是，刚刚开出五百码，一颗八十八毫米的炮弹就击中了金伯尔的坦克。他和驾驶员一起从冒着烟的坦克里爬了出来。突然，一梭机枪子弹雨点般地扫射在了公路上，金伯尔连忙跳到一条壕沟里。
格尼部队的幸存者们也都在壕沟里，格尼本人直挺挺地躺在那儿，腹部受了伤。这时，是下午四点三十分。
“要是还想活命，就赶紧离开这儿！”有人喊道。
金伯尔看见五十码开外有一座农舍，便拔腿奔向那里，一名士兵跟在他身后。一颗八十八毫米的炮弹在金伯尔头顶上方四英尺远的地方击中了房子的墙壁，金伯尔跌坐在地上，那名士兵也摔倒了。接着，一发发炮弹掀起了滚滚的尘土，他们连忙从气窗爬进了地窖。
两人喘着粗气，士兵点燃一支香烟，把它递给了金伯尔。“上校，”他说，“感谢上帝，我们进来了。”
金伯尔握了握他的手：“的确如此。”
往南不到三十英里处，霍奇斯也接近了莱茵河——以及德国的第四大城市科隆。两周来，J.罗顿·“闪电乔”·柯林斯中将和他的第七军不仅为辛普森的右翼提供了稳定的保护，而且作为第一集团军的先头部队一路攻向了莱茵河。这一行动的目标并不高，但却取得了意想不到的进展，以至于霍奇斯明智地放开了咄咄逼人的柯林斯的缰绳。
柯林斯的两个师——第一〇四步兵师和第三装甲师——正在火速向科隆会合，使守卫这一地区的德国第七十一军陷入了混乱之中。如今，可供该军指挥官，弗雷德里希·克希林将军支配的只有两个已然筋疲力尽的师——第九装甲师和第三六三步兵师。
第三装甲师的先头部队开始进攻位于科隆以北约八英里处的克希林的前哨指挥所。克希林看到滚滚驶来的美国坦克打垮了第九装甲师的余部，不得不撤出了自己的指挥所。他冒着漫天的炮火，驱车几英里来到了默克尼希。在一家啤酒坊的地窖里，他找到了第九装甲师的指挥官。指挥官告诉他，第九师已经秩序井然地撤退了，但却没有第三六三步兵师的消息。
正午刚过，克希林便一路撤退至科隆，隐藏在霍亨措伦大桥以北一公里处的一个掩体里，并且接管了整座城市的指挥权。在科隆的中心区，几乎所有的建筑都被炸得千疮百孔，然而，著名的大教堂拱顶上的双子塔却奇迹般地仍旧耸立在那里。大教堂是被一个敌人拯救下来的——柯林斯将军禁止利用双子塔给大炮定位。
科隆的前任指挥官告诉克希林，当地的局势非常危急：既无兵力又无设备，只有几个人民冲锋队队员保卫这座城市。正当他们在讨论时，当地的行政长官突然闯了进来，大声叫嚷着：“科隆必须坚守到底！人民冲锋队可以用反坦克火箭筒阻止美国坦克。”军人们惊奇地看着这名文职官员向一个又一个军官请求着，要求着，最后竟威胁了起来。在这一奇特的表演之后，他恳请克希林到他自己的指挥所去，但是被拒绝了。在这名行政长官许诺的一千二百名人民冲锋队“精粹”部队中，只有六十人向将军报到。
次日清晨，在美国第一〇四师的几支部队向市中心逼近之时，克希林被解除了指挥权，并被抓了起来，这很可能是那名行政长官煽动的。不过，离开被包围的指挥所之前，克希林还写了一份言辞痛楚的报告。他预言说，科隆城和莱茵河上的霍亨措伦大桥的失陷，“只是时间的问题了”。由于莱茵河以西那毫无希望的局势，“指挥官和彻底筋疲力尽的部队都已失去了战斗的意志，取而代之的是放任自流和麻木不仁……”他在报告上签了名，并将自己交给参谋长监管。随后，两人渡过了莱茵河。按照计划，克希林将因渎职罪或可能是叛国罪而受到审判。
霍亨措伦大桥在美军面前被炸毁了，这丝毫不令人惊讶。但是，当地居民的行为却非常出人意料。数千名身着卡其色衣服的平民，勇敢地冒着狙击手的子弹从地下室里跑了出来。他们欢迎美国人，几乎是把他们当成解放者，而不是征服者。
一些人极其直言不讳地谴责希特勒。一个男人穿着一条肥大的长裤和一件脏兮兮的人造丝衬衣走了过来。他对战地记者艾利斯·卡彭特大声说道：“我们早就盼着你们来了！”在歌剧院对面的广场废墟上，市民们嘲弄地指着一幅用德英两种文字写成的标语：
给我五年的时间，你们将再也认不出德国。
——阿道夫·希特勒
(1)指斐迪南·福煦（Ferdinand Foch，1851—1929），法国元帅，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后几个月的协约国军总司令，公认是协约国获胜的最主要的领导人。——译注
(2)并非其真名。——原书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