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克里米亚会议的公报于2月12日发表后，几乎所有英国人和美国人都热情地对其表示赞同。在英国，多份风格迥异的报纸都发表了社论，如《曼彻斯特卫报》《每日快报》《每日工人报》等，赞扬三巨头做出的各项决定。《基督教科学箴言报》的约瑟夫·C.哈希表达了大多数美国人衷心的反响：
……克里米亚会议与之前的此类会议明显不同，因为它有着做出决策的意愿。从政治角度而言，产生了《大西洋宪章》的那些会议、卡萨布兰卡会议、德黑兰会议和魁北克会议，都受着发表宣言的意愿所控制。它们宣布了各种政策、渴望与意图。但是，它们都不是决策性的会议。而雅尔塔会议则显然是被做出有效决策的渴望、意志和决心所控制着。
苏联全国上下也表现出同样的赞赏。《真理报》出版了一期会议专刊。它认为，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各项决议表明“三大国的联盟不仅掌握了历史的昨天，还将拥有伟大的未来”。而《消息报》则声称，这是“当代最伟大的政治事件”。
公报也让戈培尔非常高兴，因为这给了他一个机会，可以加强对摩根索计划和无条件投降问题的宣传，并且宣称三巨头在雅尔塔做出的瓜分德国并强迫其支付巨额赔款的决定，只证明了德国必须重新拾起斗志坚持下去——或者被消灭。
在法国，对于在德国给其一个占领区并在中央管理机构里给其代表权的决定，人们充满了热情。不过，这种热情却被戴高乐个人的辛酸冲淡了。将军的恼怒可以理解。这不仅是因为他参加会议的要求被当即回绝，而且，直到2月12日美国驻法国大使杰斐逊·卡弗里交给他一份备忘录之前，他对会议的结果还蒙在鼓里。一名在法国的政治官员R.W.雷伯发电报给罗斯福说，戴高乐“冷淡地”接待了他。他肯定“希望自己在公报中能有一个更重要的角色”。对这份报告，以及戴高乐对两人在阿尔及尔会面一事的拒绝，总统只是耸了耸肩膀。他本来就不喜欢这位将军。“好吧，我只是想和他讨论几个我们的问题，”他对莱希说，“如果他不愿意，也没什么区别。”
至少在表面上，戴高乐对雅尔塔的决议还算有礼有节，但英国和美国的波兰人却已经骂不绝口了。在米科瓦伊奇克的接替者托马什·阿尔奇谢夫斯基总理的带领下，他们声称，罗斯福和丘吉尔为了两国的团结，实际上是把波兰当成牺牲品送给了苏联。有一个波兰人已经不满足于仅仅进行谴责。这就是曾在夺取卡西诺山一战中扮演英勇角色的波兰第二军指挥官，陆军中将W.安德斯。他威胁说要从战场上撤回他的部队，并发无线电报给共和国总统，说自己不能接受。
……这一单方面的决定，因为它把波兰和波兰民族作为战利品让给了布尔什维克。
……凭良心说，现在我不能要求我的士兵再流一滴血……
有一个波兰人本来应该提出更为激烈的抗议，然而却始终未发一言。这就是驻英国宫廷大使爱德华·拉仁斯基伯爵。欧文·奥马利爵士对一万一千名波兰军官在卡廷森林遭到大屠杀一事进行了详尽的调查，并于不久之前让拉仁斯基看了自己的最终报告。报告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这一暴行并不是纳粹干的，而是俄国人。欧文爵士还告诉伯爵，英国内阁读过这份报告后，命令将其查禁，然后另外写了一份不会冒犯苏联的报告。不过拉仁斯基已向奥马利发誓保密，作为一位绅士，他认为自己必须加入攻守同盟。
将近正午时分，古德里安将军走进了希特勒在总理府的办公室。里面已经有一大群人坐在元首的大办公桌对面的椅子上。在来柏林的途中，古德里安对自己年轻的参谋长瓦尔特·温克将军说：“今天，温克，我们要拿全部身家去冒险，甚至是你我的脑袋。”如果由希姆莱指挥，在奥得河上对朱可夫的先头部队进行的有限反击必将失败，因为他纯属一个外行，“在一名职业士兵都没有的情况下，我们不能让部队在那里艰难地挣扎。”
希姆莱身材中等，一双薄唇毫无血色，五官带着几分东方人的特征。像往常参加此类会议时一样，他看上去不太自在。他不喜欢面对希特勒，这不是个秘密。他甚至曾经告诉沃尔夫将军，元首总让他感觉自己是个没完成家庭作业的小学生。
在希姆莱身上，现实的自己与理想的自己始终在进行着激烈的战斗。他是一个巴伐利亚人，然而却狂热地钦羡像腓特烈大帝那样的普鲁士国王，并且一再称赞普鲁士人的节俭与刻苦。他盲目地相信，理想的德国人都是北欧人——高个子、金头发、蓝眼睛——并且很喜欢自己身边的这种人。他羡慕体态的完美和运动的技能，并且常说：“你应该经常运动，这样可以保持青春。”不过，他却终生受着胃痉挛的折磨，而且在滑雪或游泳时，总是显得很可笑。一次，他试图在长跑中赢得一枚铜牌，结果却晕倒了。在德国，除了希特勒，他比任何人都拥有更多的个人权力——但他却是一个谦逊的或者说谨慎的学究，拥有德国小学教师水平的学识。他无情地抨击基督教，然而，据他最亲密的一个伙伴说，他却依照耶稣会的教规重建了党卫军，并且勤奋地抄写了《依纳爵·罗耀拉提出的训诫和修养准则……》。
和他既敬又怕的那个人一样，他对物质的东西不感兴趣，生活非常简朴。他饮食有度，只喝一点点酒，并且限制自己每天只抽两支雪茄。和希特勒一样，他工作的强度大得可以累死大多数人。他喜欢孩子，并以对待母亲那种的尊敬去对待所有的女性。和希特勒一样，他有一个情妇。更确切地说，他至少有两个。十九岁时，他和一个比自己大七岁的妓女弗蕾达·瓦格纳同居。后来，有人发现她被谋杀了。年轻的希姆莱因此被送上法庭，不过又因证据不足而获释。他娶了一个比自己小七岁的护士，名叫玛格丽特·康采尔佐瓦。他用妻子的钱在慕尼黑附近办了一座养鸡场，不过失败了。他的婚姻也是同样的下场。
夫妇俩有一个女儿，古特伦，但是希姆莱想要个儿子。然而，他对离婚的观点和他所受到的严格的天主教教育是一致的；而希特勒也持同样的态度，这肯定进一步导致了他过上一种双重的生活。他和他的私人秘书海德薇格开始了一段长期的暧昧关系。海德薇格为他生了一儿一女，分别名为赫尔吉和娜内塔·多萝西娅。希姆莱是个浪漫主义者，定期给他的情妇写充满感情的长信。信上，他怜爱地叫她“小兔子”。与此同时，至少在表面上，他对自己的合法妻子还保持着尊敬和爱慕的态度。作为一个有责任感的男人，他给每个家庭都提供了奢华的生活方式，以致自己债务缠身。
作为严父之子，他在办公室里胡乱贴满了说教性的标语。比如：“一条小路通向自由。它的里程碑是服从、专心、诚实、朴素、廉洁、牺牲精神、秩序、纪律和爱国。”正像他童年时代的朋友卡尔·盖布哈尔德特曾说过的，“他说话时，对自己所言总是深信不疑，于是大家也都相信他的话。”不过，他的某些信仰非常古怪，以至于他那些忠诚的追随者发现自己难以接受：冰河时期的天体演化论、磁学、顺势疗法、催眠术、自然优生学、透视术、信仰疗法以及巫术。
他有洁癖，整天漱口清洁。他有着严格的习惯——节俭、整洁、细心——但却没有被赋予原创性、判断力和直觉。他的下巴往里收，看上去很倔强，显示他是一个固执得近乎可笑的人。所有这一切，再加上他对秘密的热爱，他发布的含糊命令，以及几乎一直挂在脸上的蒙娜丽莎式的笑容，将他隐藏在了一团迷雾之中。简而言之，用曾经帮助他组织武装纳粹党卫军的保罗·豪赛尔将军刻薄的话来说，这个从前的养鸡人是“一个异想天开的理想主义者，他的两只脚坚定地站在距地面几英寸的空中——一个非常奇特的家伙”。
他是全德国，也许是全世界最可怕的人。但是，在此刻正在召开的元首会议上，古德里安却对他的出席表示欢迎。古德里安转向党卫军全国领袖，不加铺垫地要求两天后开始反攻。希姆莱眨了眨夹鼻眼镜后面那双灰蓝色的小眼睛，说他需要更多的时间。军火和燃料还没有全部发放给前线的部队。他摘下眼镜，开始专心地擦了起来。
“我们不能等到最后一罐汽油和最后一发炮弹都发放完！”古德里安喊道，“到那时，俄国人就挡不住了！”
希特勒认为这是对他的人身攻击：“不许指责我耽搁时间。”
“我没指责您任何事情。我只是说，没道理等到所有物资都发放完——进攻的最佳时机就要过去了。”
“我刚告诉过你，不许指责我耽搁时间！”
古德里安又一次证明了自己是个拙劣的外交家。他选择了这样一个不合适的时机说道：“我希望由温克担任维斯瓦河集团军群的参谋长。否则，就无法保证进攻的成功。”他瞥了一眼党卫军全国领袖希姆莱，补充说：“这个人当不了指挥官。他怎么可能呢？”
希特勒痛苦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愤怒地说道：“党卫军全国领袖完全可以单独指挥进攻！”
“如果没人帮忙，要指挥这次进攻，党卫军全国领袖既没有经验，也没有合适的参谋人员。温克将军的参与是非常必要的。”
“你怎敢批评党卫军全国领袖？我不许你批评他！”希特勒的话里的确有几分愠怒，不过却充满了戏剧性。他反对得太激烈了。
古德里安毫不退让，反而重复道：“我必须坚持我的意见，一定要把温克将军调到维斯瓦河集团军群参谋部，这样才能恰当地指挥行动。”古德里安的一再挑衅彻底激怒了希特勒。两人开始激烈地争论起来。与会者们一个接一个地偷偷离开了房间，只剩下了希姆莱、温克和几个面无表情的副官。
希特勒转身背对着古德里安，大步走向大壁炉，那里挂着一幅俾斯麦的肖像。在古德里安眼里，俾斯麦好像是在谴责地瞪着希特勒。而房间的另一头，兴登堡的半身铜像也正在责备地问：“你们在对德国做些什么？我的普鲁士人将会有何遭遇？”这恼人的幻觉进一步坚定了古德里安的决心。争论持续了两个多小时。每次希特勒喊道“你怎敢”并且深吸一口气时，古德里安都会再次重申他的要求，让温克给希姆莱做助手。而他每提一次这个要求，希姆莱的脸色似乎就更加苍白一点。
最后，希特勒突然停止神经质的踱步，站在了希姆莱的椅子前。他听之任之地叹了一口气，说道：“好吧，希姆莱，温克将军今晚会去维斯瓦河集团军群接任参谋长一职。”他转向温克，“进攻将在2月15日开始。”说着，他重重地坐了下去。然后，他看着古德里安喃喃说道：“请让我们重新开会吧。”他的笑容非常迷人，“陆军上将，今天陆军总参谋部赢了一局。”
几分钟后，古德里安来到候见厅，筋疲力尽地坐在了一张小桌子前。凯特尔走到他身边。“你怎么敢那样顶撞元首？”他喊道，“你没看到他多着急吗？要是他中风了怎么办？”
古德里安冷冷地看着他。“一个政治家应该预料到会被顶撞，并且期待听到无情的现实。否则，他就不能被称为政治家。”
其他人也开始对凯特尔的指责随声附和，但是古德里安却转身走开了。他告诉温克，发布命令，在2月15日发动进攻。
空军元帅阿瑟·T.哈里斯爵士今年五十三岁，身材矮胖健壮，精力充沛。第一次世界大战开始时，他应征入伍，在罗得西亚步兵团担任司号员。参加过赴西南非的德国殖民地的历次远征之后，他发誓再也不去行军，于是便加入了皇家空军。如今，他领导着轰炸机大队。当天夜里，他的队伍按计划要发动对德累斯顿的攻击；这是针对德国东部各主要城市的一系列大规模空袭的开始，目的是给德国的士气最后一次重击。“霹雳”行动，这是所有突袭的代号。它只是英国战时内阁计划的区域轰炸行动的又一步。在哈里斯看来，这是结束战争的最佳方式。大家都叫他“轰炸机”哈里斯，他对这个绰号丝毫不以为意。而在几个记者的笔下，他总是被写成“屠夫”哈里斯，他对此也视若无睹。他认为，炸平德国的军工生产基地是他的工作。为了完成这一工作，不得不毁坏城市，杀掉百姓。但是，这些计划并不是他制订的。
哈里斯狂暴易怒，并且总是强势地为地毯式轰炸辩护，这让某些人很不喜欢他。不过，同样的攻击性却使他深受飞行员们的喜爱，因为在执行轰炸任务时，他总是同样坚决地争取使用最精良的装备和最安全的方法。
“霹雳”行动的背景深远而复杂。诺曼底登陆两个月后，空军参谋长查尔斯·波特尔爵士建议，在德国接近军事崩溃时，对德国东部的人口中心发动一系列大规模空袭；这些袭击也许可以加速全面的投降。联合情报委员会——一个英国情报专家小组——对于“霹雳”行动无动于衷，因为它不太可能“获得任何有价值的胜利”。美国空军领导人则认为，放弃精确轰炸过于鲁莽。此外，美国空军司令H.H.“哈普”·阿诺德将军原则上也反对这种轰炸，而艾森豪威尔的心理作战处甚至称之为“恐怖主义”。
于是，“霹雳”行动便被暂时搁置了。1945年1月12日，苏联发动了大规模攻击。十天之后，轰炸行动的指挥官对波特尔的副手诺曼·博顿利爵士建议说：“如果趁着俄国进攻的势头还没有明显减弱时开始行动，那么，在大家看来，俄国人和我们在计划上似乎是在紧密协作着。”
联合情报委员会受命从这一角度重新评价“霹雳”行动。他们报告说，四天四夜的系列轰炸会导致德国难民的大批转移，这“势必造成巨大的混乱，干扰军队有秩序地向前线运动，并妨碍德国军事和行政机器的运转”，并且“在物质上帮助正在东线这场关键战役中激战的俄国人，同时还将证明，从交通线，或者甚至从除炼油厂、坦克厂之外的任何目标上暂时转移都是正确的”。此外，“向俄国人证明，英国人和美国人在目前的战斗中很愿意帮助他们，这很可能是有政治价值的”。
1月25日，博顿利致电哈里斯，与其讨论最终将“霹雳”行动付诸实施一事。“柏林已是我的盘中餐。”哈里斯回答说。然后，他转达了自己在盟国远征军最高司令部的联络官的请求：行动的其他目标必须是克姆尼茨、莱比锡、德累斯顿。这三个城市不仅是东部难民的主要居住中心，还是濒临瓦解的东部战线的交通枢纽。
与此同时，丘吉尔恰巧也正在与空军部长阿奇博尔德·辛克莱爵士讨论这次空袭。他问，为了“痛击正在撤离布雷斯劳（位于奥得河畔）的德国人”，皇家空军有何计划。事实上，这并非巧合，因为“轰炸机”哈里斯经常拜访首相的乡间别墅，多次和丘吉尔讨论类似“霹雳”行动的进攻，并且曾经非正式地要求开始行动。(1)
次日，辛克莱把问题转达给了空军参谋部。不过，“霹雳”行动的策划人波特尔却对这一行动没有多少热情。他在自己的报告中指出，应该继续以石油为主要目标，其次是喷气机工厂和潜水艇制造厂。一旦解决了这三类目标，他说：“我们将竭尽全力对柏林发动一次大规模进攻，并对德累斯顿、莱比锡、克姆尼茨等地也发起进攻。”
读过这份缺乏热情的表示赞成的报告，又与空军参谋部的其他人商议过之后，辛克莱对整个计划也比较冷淡。“昨晚您问我，是否有计划干扰德国人从布雷斯劳撤离。”他写信给丘吉尔，建议该任务更适合由空军战术部执行。他继续写道，如果天气允许，轰炸机应该继续打击石油目标；如果不允许，便对德国东部的一些城市发动区域进攻。
这份备忘录从丘吉尔那儿得到了一个迅速而又充满挖苦的回复。他显然忘记了自己曾说过的话。
昨晚我并没问你什么干扰德国人从布雷斯劳撤离的计划。相反，我是问你，柏林，无疑还有德国东部的其他大城市，是否现在还不应被看作特别吸引人的目标。很高兴，这个问题“正在研究”。请明天向我报告，你们打算做些什么。
丘吉尔突然对“霹雳”行动产生了兴趣，这也许是由于受到了即将在雅尔塔召开的会议的鼓舞，也许是他急于向斯大林表明，盟国的战略空军对于当前俄国的进攻来说多么有价值。在阿登战役之后，西方的确需要在会议桌上重振一下军事威望。无论是什么刺激了丘吉尔，他给辛克莱的信中挖苦的要求立即产生了反响。哈里斯受命即刻袭击柏林、德累斯顿、克姆尼茨等城市，“在那里进行迅猛的闪电战不仅能给从东线撤退的德军造成混乱，还可以牵制部队从西线向他处运动。”
然而，哈里斯的副手，空军元帅罗伯特·桑德比爵士有着他个人的疑虑。一看到命令，他便想知道为何把德累斯顿包括在内。他认为，它的重要性被高估了。尽管它是一个关键的铁路枢纽，却没有证据可以显示它是工业中心，或者正被用于军队的大规模运动。因此，他要求空军部重新考虑，是否应把德累斯顿也作为目标囊括在内。通常，这样的要求都是通过电话立即给以回复。而这一次，桑德比却被告知，问题要提交上级机关。他等了数日才得到确认，德累斯顿的确将被轰炸。他被告知，事情之所以延误，是因为丘吉尔本人对“霹雳”行动很感兴趣——而当时他正在雅尔塔。
现在，只剩下了天气问题。2月13日早上，终于报告说天气条件转好。九点前，哈里斯命令五号机群于当晚进攻德累斯顿，之后立即由四个机群联合，进行第二波打击。到了第二天清晨，美国的“空中堡垒”将第三次打击这个城市。然而，当天中午，气象员报告说，天气条件发生了改变。云层开始在整个中欧上空聚集，目标上方的天空要到晚上十点才能放晴。
哈里斯认为，要放弃空袭，理由并不充足。当天下午，第一波的主投弹手、空军中校莫里斯·A.史密斯前往位于科宁斯比的54基地情报局领取简令。他接到了一个危险的任务，在目标上方持续低空飞行，为整个机群的轰炸指示方向。他将驾驶一架纯木制双发高速“蚊”式轰炸机。这种飞机飞行高度较高，因此相对安全，不过，它几乎完全没有配备任何装甲板。史密斯曾经指挥过对卡尔斯鲁厄、海尔布隆以及其他一些德国大城市的轰炸，但当时的辅助条件要好得多。如今，甚至连德累斯顿的目标分布图都找不到，他只能拿1943年拍的一张很差劲的航空照片做参考，绘制了一张目标分布图。
史密斯接到命令，要将五号机群的炸弹集中投向铁路和德累斯顿老城区的各个交通中心。这座老城因其美丽的建筑和古迹而闻名于世。基地司令说，他有一次住在老城区中心广场上的一家酒店里，竟然被人骗了。他开玩笑地补充说，他希望这种不义之事能够尽快得到处理。
由于天气的关系，成功要取决于时间的精确选择。首批到达德累斯顿的飞机是先遣的测位机——那是两个中队的“兰开斯特”式轰炸机。晚上十点零四分，他们将投掷绿色曳光弹和绿色信号弹，以确定城市建筑的大体方位。几分钟后，八架“蚊”式轰炸机将紧随其后，在绿色照明弹的引导下，向体育场投掷红色信号弹。这个体育场正好挨着主要的轰炸目标——铁路调车场。最后，在轰炸预定开始的时刻，晚上十点十五分，呼叫名为“餐具架”的主力飞机将到达此处，轰炸红色信号弹勾画出的目标。
就在下午五点三十分之前，八架“蚊”式轰炸机起飞了。机上的驾驶员们心烦意乱，因为他们收到指示说，要不惜一切代价避免在德累斯顿以东迫降；反之，如果万不得已，他们必须掉头西飞，在敌人的领土上降落，不能让最新研制的电子装备落入他们的盟友——俄国人的手里。
几分钟后，首批共二百四十四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开始飞离五号机组位于英国中部的机场，晚上六点之前，所有投弹手都已上了天。晚上七点五十七分，主投弹手、空军中校史密斯驾着他的“蚊”式轰炸机离开了科宁斯比。大约一个小时之后，刮起了强劲的西风，他借此追上了正在迂回前进的其他八架“蚊”式轰炸机。在德国西北部上空一万五千英尺高的地方，九架飞机遇上了八十五节(2)的顺风。晚上九点四十九分，驾驶员们第一次看到了美国制造的电子导航仪“洛兰”屏幕上的光，这将指引他们直接飞向目标。但是史密斯的“洛兰”导航仪没有捕捉到第二次光信号，而需要两次光信号才能确定一个位置。他看了看表，已经九点五十六分了。八分钟后，先遣的测位机就要投掷绿色的曳光弹。十点左右，第二道光终于出现了，史密斯的导航仪确定了它们的位置：克姆尼茨以南十五英里。
九架“蚊”式轰炸机全体向西北方向急转，等待着四分钟内即将掷出的绿色曳光弹。正当他们下降时，云层开始慢慢地散去——和预测的一模一样。德累斯顿上空覆盖着的屏障似乎正在被人故意拉走。
尽管德累斯顿并非一个不设防的城市，但是，它只经历过两次相对规模较小的空袭。一次是1944年10月7日。当时，三十架美国轰炸机袭击了铁路调车场，炸死四百三十五人。另一次是1945年1月16日。那天，一百三十三架美“解放者”式飞机袭击了差不多同一个目标，炸死三百七十六人。
后来又响过几次空袭警报，结果都是虚假警告，因此，人们普遍认为，德国已与盟国签订了一项秘密协定：如果德国不破坏牛津，那么德累斯顿便不会遭到攻击。毕竟，这个城市的军事价值不大，而城中的诸多博物馆、教堂以及其他巴洛克风格的建筑已被公认为世界的建筑宝藏。
谣言四散。传说盟国已空投了很多传单，允诺不会轰炸德累斯顿，因为其将成为战后德国的首都。这显然是假的。但是，这一切骗取了六十三万常住居民暂时的心安。2月13日晚上，尽管东线战场惨败，但城中却弥漫着喜庆的气氛。这是斋戒节的星期二(3)，德国人最喜欢的节日。当第一声“布谷鸟”警报在十点左右响起时，很多孩子还穿着狂欢节的盛装，人们还都残有一丝兴奋。对于全城没有一个钢筋混凝土的防空洞的现实，几乎没有人担心。
市民们的安全感也感染了来自东部以及柏林和德国西部的几十万难民。铁路候车室里塞满了这些流浪者和他们成堆的行李。公共建筑物摆满了临时的睡铺。难民如潮水泛滥，就连可爱的德累斯顿大花园——和纽约中央公园的大小差不多——都遍布着帐篷和匆忙搭起的小屋，以安置将近二十万的难民和奴工。
从东部开来的最后几列火车挤进了火车站，而从前线通往这里的公路上，仍黑压压地塞满了步行或搭乘马车、汽车、卡车的难民们。随着时间的推移，城市变得越来越臃肿。现在，德累斯顿有大约一百三十万居民，其中包括数百名英美战俘。
这座城市的空防非常可怜。令人望而生畏的防空大炮醒目地安放在四周的山冈上，它们只是纸造的赝品。真正的大炮已被征用到了东西两线，只剩下了空空如也的混凝土发射台。
空军的空防也好不到哪里去。设在法国的中央预警通信系统早已被盟国俘获。当五号机组的二百四十四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出现在德国境内的警报系统的屏幕上时，已无法判断它们的目标为何。而片刻之后，又有三百架“哈利法克斯”式轰炸机出现在屏幕上，它们将对莱比锡正南的一座炼油厂进行空袭，不过真正的目的却是转移敌人的注意力。它们成功了，因为德国人始终不知道哪组飞机才是主攻。也可能两组飞机都是佯攻，因为“轰炸机”哈里斯还有另外四百五十架轰炸机可以支配。
德国第一歼击师驻扎在德累斯顿以北几英里的克洛切。此时，他们准备保卫这座城市。然而，由于不知道该把他们有限的几架歼击机派往何处，他们不得不等待敌人的航线确定。二百四十四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飞越莱比锡，然后掉头径直飞向德累斯顿，这时，保卫者们终于可以开始行动了。直到晚上九点五十五分，第一歼击师才得到命令，紧急派出夜间歼击中队。这些飞机起飞时已经太迟了。先遣测位机已经投下了绿色曳光弹。
主投弹手史密斯此时正在接近德累斯顿。他第一次打破了无线电里的沉默：“控制者呼叫信号长，能听到我说话吗？完毕。”
领头的“蚊”式轰炸机上，信号长回答说，他听得很清楚。
“你到云层下面了吗？”史密斯问道。
“还没有。”他回答。
主投弹手又问是否能看见先遣测位机投下的绿色曳光弹。
“是的，我能看见。云层不算太厚。”信号长回答。他很快飞到了目标上空，惊奇地发现竟找不到一盏探照灯，也没有一发高射炮火。他可以看见下方有几座桥梁，正优雅地横跨在德累斯顿中心的易北河上。易北河蜿蜒而流，将新城区和老城区分开。这幅景象让他想起了什罗普郡、赫里福德和勒德洛。
他低低地从铁路调车场上空掠过，只见一辆冒着烟的机车停在一幢大楼附近，他猜那便是老城区的中心车站。他开始从两千英尺的高空向着一座体育场俯冲（附近还有另外两座）。“这里是信号长，发现目标。”他呼叫道。在距地面八百英尺处，弹舱门打开了，一个一千磅重的目标指示弹滚了下去，扯出一道耀眼的红色轨迹。当另一架“蚊”式轰炸机的驾驶员看见信号长的飞机旁闪过一道白光时，不禁大喊道：“天啊！信号长中弹了。”其实，那只是信号长照相机上的闪光灯亮了一下。
主投弹手迅速核对了一下自己地图上德累斯顿的三个体育场。“你标错了。”他简洁地说。他又核对了一次地图，然后松了口气，说道：“噢，不对，很好，请继续。”他可以看见一道红光在正确的体育场附近亮了起来。他说：“喂，信号长——目标指示弹在标记点以东约一百码。”
这时差不多是晚上十点零七分，离预定开始的时刻还有八分钟。其他“蚊”式轰炸机开始将指示弹扔向第一批轰炸目标。主投弹手的下一个担心是，后面的轰炸机能否透过薄薄的云层看见标记。他呼叫其中的一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这架飞机已经投下了先遣绿色曳光弹，此刻正在城市上方一万八千英尺的高空中盘旋。
“控制者呼叫三号校正员。请告诉我你是否能看到光。”
“隔着云层，我能看到三个目标指示弹。”
史密斯以为对方说的是“绿色指示弹”，回复道：“干得好。你能看到红色的吗？”
“我只能看到红色的。”对方的回答让他放心了。
直到晚上十点零九分，德累斯顿电台的一个播音员才惊叫道：“注意，注意，注意！即将进行空袭！赶快躲进地下室！”市民们按他说的行动了起来，但是很不情愿，因为大多数人都怀疑这并非真正的空袭。在老城区的火车站里，所有的灯光都熄灭了。从东部逃来的大部分农民从没听过警报声。他们乱作了一团，到处寻找着响声隆隆的扬声器里一直在强调的藏身之处。
晚上十点十分，主投弹手一遍又一遍地对逼近德累斯顿的轰炸机主力部队说：“控制者呼叫‘餐具架’部队。请按计划轰炸红色目标指示弹发光处。”地面既没有枪炮的闪光，也没有高射炮火袭来。这座城市显然毫无防备。于是，史密斯命令“餐具架”飞得比计划的更低些。
巨大的烈性炸弹很快把老城区撕成了碎片。它们的设计目的就是掀开屋顶，炸碎窗户，以便为燃烧弹做好准备。
“喂，‘餐具架’部队，”主投弹手在城市上方的三千英尺高空中居高临下地说，“炸得好。”
德累斯顿西北十四英里处，十五岁的博多·鲍曼，迈森军官学校的一名学生，看到“圣诞树”——红色曳光弹——落了下来，而成群的轰炸机从头顶呼啸而过，尾部喷射出火光。在柏林，他曾经历过两次大轰炸，但他觉得这次才会是最大的一次。虽然身在迈森，但年轻的博多仍可以看见冲天的火焰。附近一座建筑的窗玻璃剧烈地晃动着，整个地平线都是深红色和紫色的。起初，博多还能分辨出每一枚炸弹燃起的火光，但是片刻之后，无数爆炸此起彼伏，一切都变成了一片模糊的红色。博多脚下的大地在颤动着，他被吓得呆若木鸡。他告诉自己，那座城市的末日到了，没人能活着出来。
另一个十五岁的男孩乔基姆·韦格尔当时正在公寓的屋顶上。他居住的公寓正好和老城区隔着易北河相望。他和另一个希特勒青年团的成员朝四枚烈焰熊熊的燃烧弹扔着沙子，但是，当烈性炸弹开始落到街道上时，男孩们便连忙跑进了地下室，一把甩上了铁门。负责青少年团员的那个人随即又把他们赶了出去：三楼着火了。五个男孩和一个女孩爬到了楼上，开始把地毯、家具——一切可能助燃的东西——扔向窗外。
十四岁的汉斯·科勒当时正在老城区的警察局值班。他是一名中尉的助手。而这名中尉的职责，是派遣本城和几个邻近城镇的后备消防车去救最大的火灾。他本应躲在警察局的地下室里，等到空袭结束，再驱车前往几英里外的一座山上，后备消防车就停在那里。然而轰炸这么猛烈，他知道，肯定已经燃起了十几处大火。“我们也许可以设法去消防车那里。”他对汉斯说。
两人跑到街上。正在这时，一枚炸弹落进了旁边的一座房子。碎片就像电影的慢镜头一样翻腾而起，然后落在他们周围。热浪几乎难以忍受。他们跳上一辆摩托车，向西开去。当他们驶过铁路调车场时，汉斯只看见了几处小火。只有老城区本身遭到了如此剧烈的打击。
他们继续向西，爬上了洛布陶区的一座山冈，然后急速驶过汉斯的家，最终抵达了消防车的停车场。中尉把这些消防车派往老城区的一些特殊建筑，这时，郊区的第一辆车也到了。司机对德累斯顿不太熟悉，于是汉斯主动要求带他回大火的中心地带。
晚上十点二十一分，主投弹手看到老城区已被火焰吞噬。他呼叫一架“兰开斯特”式轰炸机，命其通过无线电向英国转发如下消息：
成功袭击了目标。原计划。穿过云层。
几分钟之后，大队轰炸机向西飞去，投下大量金属箔片干扰雷达。随后，他们停止投掷金属箔片，急速降到六千英尺的高度，刚好处于德国雷达系统的水平线之下。
第二波——五百二十九架“兰开斯特”，是第一波规模的两倍多——已经上路了。机组成员刚一得知自己的目的地时，都有些心神不安。这是一次长途飞行，是“兰开斯特”轰炸机飞行的极限。很多人都想知道，如果它对俄国人的前进如此重要，为什么他们不亲自出击呢？情报人员对不同的人群给予了不同的解释：他们将去攻击德军司令部；摧毁德国军需品供应站；打击重要工业区；消灭毒气制造厂。
在飞往目标的途中，气温陡然下降。很多飞机的机身开始结冰，还有一些不得不人工操控，因为自动驾驶仪失控了。厚厚的云层保护着袭击者们来到克姆尼茨附近，这时，天空突然放晴了。高射炮接连击落了三架“兰开斯特”。此时，第二波的先遣测位机已经可以看到熊熊燃烧的德累斯顿。城市被火光照得通明，凌晨一点二十三分，他们毫无障碍地向目标扔下了照明弹。不过，当他们的主投弹手在五分钟后到达时，浓烟已经遮盖了整个德累斯顿东部，老城区已变成了一团腾空而起的大火。
像在汉堡一样，一场火焰的风暴开始了。几处大火突然连成了一片，空气的温度高达六百摄氏度，这时，一种奇特的气象现象发生了。惊人的高温造成一股强劲的冲天气流，将新鲜空气吸入火团中心。随之，这种吸力又造成一股高速的飓风。最终的结果是一座咆哮的地狱。
主投弹手意识到，不可能准确地进行轰炸了。于是，他决定将火力集中于“餐具架”没有覆盖的区域。他通过无线电对主力部队说，“加紧”轰炸左边，然后是右边，最后直接轰炸已经着火的地方。几分钟后，炸弹开始落下。和第一波进攻不同，这次使用了烈性炸弹，火势开始蔓延，救火人员不得不隐藏起来。接着，六十五万枚燃烧弹，包括四磅铝热剂散落在了城市各处。火焰的风暴达到了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投弹手们恐惧地看着；他们从未见过如此清晰的细节。那景象奇异而神秘；所有的街道都被大火所蚀刻，实在令人非常震惊。
从克洛切起飞的十八架德国夜间歼击机出发得太晚了，没能阻止第一波袭击。此刻，他们坐在驾驶舱里，焦急地等待着追逐下一波攻击者的命令。他们听到了正在逼近的“兰开斯特”式轰炸机的轰鸣声，但是命令仍旧没有传来。反而，通往机场跑道的路上，灯光开始闪烁。歼击机手们惊恐不已，立即呼叫控制塔，让其在敌机发现他们并且炸毁整个机场之前把灯关掉。然而，他们得到的回答是，一架从被困的布雷斯劳飞来的运输机按计划随时都可能降落。
随着时间的推移，炸弹如雨点般落向德累斯顿，歼击机手们的不安变成了泄气与愤怒。这是蓄意破坏吗，还是失败主义？为什么不允许他们起飞？至少要试着保卫一下德累斯顿！基地司令同样灰心丧气。所有的无线电和电话通信设备都被破坏了。他到现在都没能联系上柏林的中央当局，取得派出歼击机的许可。
第二波袭击开始时，年轻的博多·鲍曼和军校的另外两百名同学乘着救护车刚好进入德累斯顿。卡车停下了，男孩们纷纷跑向可以藏身之处。博多跳到一堵石墙的后面。在爆炸的间隙，他可以听到燃烧着的城市那可怕的咆哮声。大地像地震时一样颤动着。
轰炸停止之后，男孩们继续步行向城中心走去，一直走到了着火的建筑物和倒塌的废墟前。他们抵达了易北河上的一座大桥，对岸便是老城区——此刻已成了一座十一平方英里的火炉。即使在河的这一侧，仍能感觉到灼人的热气。男孩们得到命令，在人们窒息之前，把他们从地下室拖出来。于是，他们拉起手，排成一列走到桥中间，然后沿着桥边小心地缓缓向前移动。突然，领头的人尖叫起来——随后便被狼吞虎咽的火焰吸了进去。他身后的男孩抓住了什么东西，所以没被拽过去。大火像大炮一样轰鸣，狂风呼啸，灰尘和烟雾在他们周围疯狂地旋转。
男孩们磕磕绊绊地从桥上退了回来。他们找到根绳子当救生索，再次试图过桥。然而热度实在太强，他们又一次后退了。博多看见消防队员们的尸体倒在街上，衣服还在冒着烟。一团团的黑色烟雾把男孩们逼进了河里。他们用河水浸湿手帕，蒙在了脸上。
在燃烧着的城市的另一端，当第二次空袭警报响起时，汉斯·科勒正向停放消防车的山冈赶回去。他发现了一辆自行车，于是开始奋力地朝目的地蹬了起来。半路上，他看见曳光弹正在下落，于是便停下来，开始用一部箱式照相机拍照。他听见炸弹发出死亡幽灵的哀号，于是连忙跳进一条壕沟。一百码开外，地面被炸开了花。他向上看去，只见路两侧的苹果树神奇地没了影踪。他穿过马路，跑向一座公寓房。正当他往地下室奔去时，另一枚炸弹爆炸了。他感觉自己被抛了起来，又摔在地上。尘埃和烟雾让人们透不过气，妇女们在呻吟。有人点亮了一支蜡烛。
一个中年女人冷静地说：“我上去看看怎么样了。”其他人嚷着让她回来，但她却梦游一般慢慢地消失在了晃动着的楼梯上。十分钟后，她依旧不动声色地回来了，说道：“噢，上面太吵了，不过看上去很漂亮。”汉斯纳闷地想，她是不是得了精神病，还是仅仅想让大家镇静下来。
轰炸机从头顶飞过之后，消防车的发动机响了起来。接着，突然一片沉寂，只剩下大火的噼啪声和墙壁的倒塌声。汉斯退回街上。他注意到远处传来一声令人毛骨悚然的呻吟，他从未听到过这样的声音。他看向老城区，那里燃着一片大火。他被吸引了，不由自主地朝着火焰的风暴走了一英里，然后停在了叶尼察卷烟厂门前。卷烟厂的外形像一座清真寺，此刻，它那异国情调的剪影似乎是在周围的火焰中古怪地舞蹈着。
他走近这个地狱的边缘，寻找着消防车：一辆也没有。他能做些什么？人们像幽灵一样向他蹒跚走来：熏黑的脸，烧焦的头发，冒烟的衣服。他们紧紧抓着初生的婴儿、手提箱，甚至壶、锅之类不合时宜的东西。有几个人在低声呻吟，但是大多数都保持着反常的沉默。他们瞪大双眼，无神地盯着前方，似乎对身边发生的一切毫无感觉。这些鬼魅一般的人让汉斯想起了自己的家人，于是转身回去寻找他们。在通往洛布陶的山路上，他跌跌撞撞地走进了一家餐馆。里面的人衣衫褴褛地躺在地板上。他满怀希望地仔细查看那一张张黝黑的脸，却一个也没认出来。突然，有人碰了一下他的手臂。他转过身去，看到了他披头散发的母亲。
“什么都没了。”她说。
“爸爸在哪儿？”
“他还在家，想找回点东西。不过别去那儿。太可怕了。”她试图让他安心，“他不会有事的。他们不会再来了。”
她看向天空，开始语无伦次地嘟哝起来。
老城区里，大多数人还挤在地下室。他们没意识到，氧气很快就要用完了。有些人想趁两次空袭的间隙逃走，却在开阔处被炸弹炸个正着；还有些人想在圆形的金属广告亭里躲一下，却差点被烤死。
萨罗西尼马戏场也着火了。第一次空袭警报响起时，一场盛大的演出正在进行，小丑们骑在毛驴上。而此刻，很多观众仍被困在舞台下面的大地下室里。著名的阿拉伯马戴着五颜六色的饰物，正在房子外面惊恐地转着圈。距此不远处，德累斯顿大花园里的动物从毁坏的笼子里跑了出来，正在疯狂地绕着花园奔跑，不过只有秃鹫逃脱了性命。
大花园里的大量难民同样无依无靠。他们拼命地试图逃离这难以忍受的、令人窒息的灼热，疯狂地推推搡搡，冲进了一个大蓄水池。这些水是用来在空袭时灭火的。他们的确逃过了大火，但却像老鼠一样淹死在了深水之中。
老城区边上的中心车站在第一波空袭中只受到了轻微的损坏。之后，车站官员们立即组织市民乘火车撤离，儿童优先。然而，一列火车都还没开出车站，第二波空袭的照明弹便落了下来。随后是一连串的燃烧弹，炸穿了车站的玻璃屋顶，整栋建筑都陷入了火焰之中。救援人员设法进入了炽热的建筑。只见数百人沿着车站的围墙跌坐下去，似乎睡着了一样，事实上，他们是一氧化碳中毒了。救援人员发现火车上的孩子们挤成一团，他们也都死了。在数千人躲进去避难的地下室里，地上堆满了尸体。
在车站的正北方向，安娜玛丽·弗里贝尔头上裹着一条浸湿的毛巾，从灌满烟雾的地下室里爬了出来。她的丈夫是一名士兵，正在与俄国人作战。她用潮湿的破布裹住自己一岁宝宝的脸，然后将他放进婴儿车，推到街道上。她的母亲跟在后面。一大堆碎石挡住了她们的路，安娜玛丽用毯子裹住宝宝，抱着他磕磕绊绊地爬过了土石堆。宝宝一声未出，轰炸时他甚至都没有抽泣。燃烧着的碎片如雨般落在她们的头上，烧着了宝宝的毯子。这位母亲用手把火打灭了。
其他人也想从困境中逃出去。少数人带着自己的财物，但大多数只希望保住性命。一个女人推着一辆婴儿车奔走。突然，她被一股气流吸去，像树叶落向小径一样被卷进了火海。
安娜玛丽和她的母亲脸上淌着汗水，终于到达了老城区的边缘。她们开始攀登向西延伸的山冈。突然，安娜玛丽意识到自己冷得不行，于是带头走进了一座工棚。在门口，她转过身来看向燃烧的城市，简直就像一座着火的湖泊；那幅景象美丽而又可怕。其他人也走进了工棚。没人知道该干些什么。安娜玛丽感到一阵头晕眼花，浑身麻木；她有点不明白究竟发生了什么。
凌晨四点四十分，美国第八航空队得到了命令，他们的两个主攻目标是：德累斯顿和克姆尼茨。第一航空联队被派往德累斯顿：四百五十架“空中堡垒”将袭击位于易北河北岸的铁道编组站和新城区火车站。领航员被告知，首先飞往托尔高城，然后沿易北河而上，只需要飞五十英里便是下一个大城市：德累斯顿。清晨六点四十分，机组人员登上飞机，但是又传来命令要求他们等待。直到八点，第一架“空中堡垒”才起飞。
在须德海上空，二百八十八架P-51“野马”式飞机与轰炸机会合。这些歼击机的一半要留下与轰炸机一起飞行，以防备德国空军的袭击。另外一半将飞往德累斯顿，伺机扫射目标。飞临德国上空时，投弹手们想知道，是否可能凭目力投弹。上面的云层不算太厚，但是下面几乎全是云。正因为这些云，整个第二百九十八轰炸小组都迷失了方向，中午时分，它们准备轰炸德累斯顿东南七十五空英里的布拉格。
因此，只有三百一十六架“空中堡垒”飞往德累斯顿。而其中将近一半，整个第四百五十七轰炸小组，都微微地偏离了航线，因此没击中轰炸目标。它们在空中盘旋着，试图再炸一轮。空军参谋军士乔·斯基埃拉是一名机枪手，也受过投弹训练。他抬头看去，只见一架B-17轰炸机正飞翔在上方四百英尺处。新航线让他们正好位于另一个机组的下方。上面那架飞机的炸弹舱敞开着，斯基埃拉看见一串五百磅的炸弹摇摇晃晃，正准备投下来。
第四百五十七小组又转了一圈，然后是第三圈，但仍然没能在下面的云层中找到空隙。他们灰色的尾流形成了一个碗形，斯基埃拉觉得，好像是有人画了一个巨大的脏兮兮的光环。转到第四圈时，投弹手们终于在下面的云层中找到一个缝隙，准备投弹了。
下面，前两次轰炸在老城区引起的大火仍在猛烈地燃烧着。一团团云朵般的黄褐色烟雾向着南方的布拉格飘去，撒下了几英里的布片和纸屑的灰烬。这是一个“圣灰星期三”。
人们头上裹着潮湿的枕套，沿着易北河两岸蹒跚而行。亲眼目睹带队者被大火吞噬的博多·鲍曼，正和一群年轻人一起，试图帮助那些手足无措的幸存者。一个精神失常的男人跳进了河里。男孩们把他拉了上来，他却再一次跳了进去。在离玛丽恩桥不远的地方，博多来到了几排带刺铁丝网跟前。无数人体的残骸散布在河岸附近——手臂、大腿、躯干，显然是被气浪吹过了铁丝网。真是一幅令人作呕的景象。
中午，博多和几个朋友走进了一座燃烧着的房子，想找些食物。他们在楼上找到了一瓶白兰地；正当大家喝着酒时，火焰重新燃了起来，切断了他们的退路。男孩们从二楼放下一根绳索，开始向下攀爬。这时，第一批美国炸弹落了下来。在城市的这个角落没有空袭警报，博多看见一群五十多岁的长者正坐在院子里，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似的。他们的行李摆在周围，人一动不动地坐着，专注地凝视着前方。然而，当男孩们走过时，他们伸出了求助的手。其中一人哭喊道：“带我一起走吧！”
呼啸而来的炸弹碎片迫使博多蹲到一根水泥柱后面。他的一只手还抓着白兰地酒瓶，心里纳闷自己是怎么拿着它爬下绳索的。一枚炸弹在附近炸开了，一座楼房危险地向他倾倒过来，他连忙爬进了离自己最近的一个地下室。
伺机而动的“野马”式飞机向正沿着易北河畔逃窜的这群人俯冲了下来。一些年轻人认出了它们的轮廓，大声叫喊着四散而去，攀爬着寻找掩身之处。而那些长者却仍然在空地上奔跑，很多人都被机枪子弹射倒了。其他的“野马”式飞机则向卡车、大车，以及正在大路上朝城外涌去的大批难民猛扑过去。
美国人离开之后，安娜玛丽·弗里贝尔和她的母亲决定离德累斯顿越远越好。她们和一个朋友一起，将几件行李装上马车，把宝宝和另一个孩子放在上面，和几十万人一起向南逃去。一望无际的队伍缓慢而平静地向前移动着。
汉斯和他的父亲也推着一辆手推车，上面装着从公寓里抢救出来的全部家当。突然，汉斯停住了脚步，说自己其实应该去和消防队一起工作。父亲同意了。
回老城区的路上，汉斯经过了一家燃烧着的肉铺，架子上的几百根香肠都被烘烤着。他抓过一长串，继续赶路。他从一个正在擦洗人行道的纳粹分子身边走过。人行道上用油漆潦草地涂着“谢谢你，亲爱的元首！”在格雷林卷烟厂外面，他看见几个士兵朝两个人开了枪。那两个人正在用麻袋装香烟。奇怪的是，那些烟竟然没有被烧掉，反而铺在街道上，活像一层一英尺厚的大雪。他经过一座很大的公寓房。某个有先见之明的房客立了个牌子：“我们还活着，救我们出去。”救援人员正在设法闯入地下室，但那里仍然非常热。
最后，他来到了老城区。从前那些仿佛属于童话故事里的东西，如今成了一堆焦煳的废墟，散发着令人作呕的气味。著名的歌剧院——瓦格纳的《汤豪舍》便是在这里首演的——只剩下了炽热的外壳；而茨温格宫，世界上最漂亮的巴洛克建筑的典范之一，成了冒着烟的残骸。只有圆形屋顶隐藏在烟雾中的圣十字教堂奇迹般地似乎丝毫未损。
在倒塌了一半的警察局里，有人派汉斯骑自行车去送信。回来时，一个警察指责他游手好闲，耽误了救援工作。他大哭起来，骂了警察一顿，然后跑了出去。他发现林德劳广场上堆满了赤裸的尸体，他们的衣服不是被烧光了就是被吹走了。在一间公共厕所的入口旁，他看见一个裸体女人躺在一件毛皮大衣上；几码开外，是两个年轻男孩的尸体，同样赤裸着，紧抱着彼此。在赛德尼察尔广场附近，几百人掉进了一个不深的池塘——全死了。
一个女人拖着一个用白床单裹着的东西踉跄着走向汉斯。他看见里面是一个男人烧焦的残骸，可能是她的丈夫。当她走过去时，一条腿和两条胳膊掉了出来。她大笑起来。汉斯狂奔而去，但仍旧能够听到她的笑声。
他看见其他人也在搬运着挚爱之人的尸体，疯狂地寻找着可以埋葬他们的地方。最后，他终于来到了大花园。几棵最高的树都已被连根拔起；其他的要么被炸裂，要么像火柴棍一样被拦腰截断。草地上遍布尸体。很多看起来就像睡着了一样，但是他们全都死了。当救援人员把他们抬起来时，他们的四肢就像风车一样四处晃动。夹杂在人群中的还有动物园里跑出来的动物的尸体。一只豹子挂在一棵小树的树梢，下方挂着两个裸体女人。汉斯头昏眼花，突然觉得非常疲劳，于是开始朝自己变成废墟的家走去。在他身后，是一千六百平方英亩被彻底毁灭的土地——几乎是整个战争期间伦敦所遭受的破坏的三倍。
由于德累斯顿和外界的联系中断，这一可怕事件的细节直到当天晚些时候才传到柏林。最初的官方报告声称，有十万人(4)或者更多在相继两次空袭中丧生。德国最为古老、最受尊崇的城市之一被彻底地毁灭了。起初，戈培尔拒绝相信这一报告。继而，他抑制不住地流下了眼泪。直到开口批评赫尔曼·戈林时，他才终于可以说话了。
“如果我有权力，我将审判这个胆小的、一无是处的帝国元帅！”他喊叫道，“他应该被送交人民法庭。这个寄生虫软弱无能，只关心自己的安乐，他犯下了多少重罪！为什么元首没有听取我之前的警告呢？”
英国人在晚上六点的新闻广播里第一次听到了德累斯顿的消息。广播宣称，这是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承诺的大规模袭击之一。“我们的飞行员报告说，因为高射炮很少，所以他们能够小心地、径直地从目标上空飞过，而无须担心敌人的防御，”广播员说，“该城中心集中地燃起了可怕的大火。”
(1)最近，哈里斯评论说：“‘霹雳’行动本来的目标是柏林，计划由英美轰炸机一起在白天进行轰炸。但是，在最后时刻，杜利特尔说，美国无法提供我们必要的远程战斗机进行掩护，没有其掩护，我拒绝在白天进攻柏林。”
(2)knot，速度单位，海里/每小时。——译注
(3)这是一次临时的斋戒庆祝，自从1939年之后，一直没有正式庆祝过斋戒节。
(4)美国空军史学家估计死了两万五千人到三万人。在《德累斯顿的毁灭》一书中，戴维·欧文给出的数字是十三万五千人。欧文的数字似乎更为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