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特勒预言英美之间将会有日益扩大的裂痕，这并非基于纯粹的愿望。像1944年，英国人希望仅由一支部队进攻德国北部，而美国人则仍然要求发动更广阔的攻势。艾森豪威尔又一次进行折中：蒙哥马利做主角，领导主攻；而布雷德利则在南部发动第二主攻。和以前一样，这一折中方案只是让双方都不高兴。
1月31日，马耳他，在联合参谋部的第二次会议上，比德尔·史密斯宣读了艾森豪威尔的一封电报。在电报中，艾森豪威尔向大家保证，自己仍然计划让蒙哥马利以“最大的兵力以及完全的决定权”，从北部渡过莱茵河，然后等待布雷德利和德弗斯迫近这一区域。不过他又补充道，只有“当南方的局势允许我在不过度冒险的前提下集结必需的军队时”，才会采取这一计划。
布鲁克感觉很泄气。对他来说，这封电报不过是又一次试图取悦双方。这只会使本已混乱不堪的局面更加混乱。同时让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艾森豪威尔是一个“二流玩家”。那天晚上，他在日记中写道：“因此，我们又一次被困住了。”
如果能知道马歇尔对当天议程的看法，肯定会很有趣。不过，他不写日记。事实上，他甚至都很少和自己的部下讨论此类问题。一次，他对自己的密友约翰·E.赫尔少将，作战部里相对年轻的一位首脑说，他永远也不会写书，因为他无法直言不讳地评论某些人。
马歇尔最为遗憾的一件事是，他本人没能成为欧洲的盟军总司令。丘吉尔本来属意于他，但是罗斯福听取了莱希(1)、金(2)和阿诺德(3)的意见，认为五角大楼更需要他。后来，马歇尔推荐了一位著名的飞行员，他的前任作战参谋弗兰克·M.安德鲁斯中将。但不久这位将军便在冰岛死于飞机失事。马歇尔的第二选择是德怀特·D.艾森豪威尔，在珍珠港事件发生时，艾氏还是一位相对无名的准将。有些人说，艾森豪威尔只会对马歇尔随声附和。然而，像赫尔那样的亲密伙伴却声言，如果说二者之间是父子式的关系，那么马歇尔的确从不独裁。这一点，私下了解两人频繁往来的书信内容的任何人都可以证实。艾森豪威尔和他的参谋部做出决定，而马歇尔几乎每次都予以批准；即使不同意，参谋长也只是进行询问，而从不批评。
尽管在马耳他会议期间，马歇尔看上去如以往任何时候一般沉着冷静，但实际上，他正强自按捺着因英国人不信任艾森豪威尔而愈燃愈旺的怒火。他们一再要求给艾森豪威尔配个副手，让其指挥一切地面军事行动。马歇尔担心，这将使他们有机可乘。英国人一直声称，这样一个任命，可以给艾森豪威尔更多的时间，使他充分履行总司令的职能。马歇尔始终反对这个建议。几天前，他曾对艾森豪威尔说：“只要我还是参谋长，就决不让他们强加给你一个地面总指挥官。”
那天夜里，布鲁克正准备上床睡觉，比德尔·史密斯突然到访，要和他聊聊天。闲聊了几句之后，布鲁克说，他怀疑，作为总司令，艾森豪威尔是否“足够有力”。这促使史密斯建议两人开诚布公地谈谈——坦率地，非正式地。当然，布鲁克接受了这一建议。于是他开始直言不讳地吐露说，他非常怀疑艾森豪威尔，因为他过分注重战地指挥官们的意愿。史密斯回答道，艾森豪威尔管理着一批高度个人主义的将军，像蒙蒂(4)、巴顿和布雷德利那样的人，只有软硬兼施才能驾驭。
这丝毫没有引起布鲁克的关注。他说，艾森豪威尔过去经常因为别人的意见而背离自己的目标。他特别擅长协调盟军之间的分歧，然而，他对各方观点的同情，却使他总是被前一个与之交谈的人过度影响。史密斯尖锐地反驳道，最好将艾森豪威尔的能力问题提交联合参谋部。布鲁克立刻改口，承认艾森豪威尔具有很多杰出的品质。布鲁克本来不也批准了任命艾森豪威尔为总司令吗？他所希望的是，他说，史密斯本人能够意识到，将兵力集中在北部是非常必要的。不能允许布雷德利把针对法兰克福的“第二主攻”变成主攻。
两人放心地分手了。布鲁克确信，作为艾森豪威尔的计划的起草者与执行者，史密斯是同意自己的政策的。史密斯则肯定，布鲁克认为艾森豪威尔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有资格当总司令。两个人都误解了对方。
当晚早些时候，在总督官邸举行的隆重的正式晚宴上，小爱德华·斯退丁纽斯和丘吉尔谈了话。斯退丁纽斯现年四十四岁，刚刚接替了患病的科德尔·赫尔，成为美国历史上第二年轻的国务卿。不过，与其说谈话，不如更确切地说，他遭受了一场猛烈的口头攻击。丘吉尔用他惯常的尖刻语言责问斯退丁纽斯——会议秘书们必须不停地将其从记录中删掉——他公开攻击丘吉尔最近在意大利问题上的立场，究竟以为自己在做什么。罗斯福的首席顾问哈里·霍普金斯已经警告过斯退丁纽斯，丘吉尔会在这个问题上“痛击我们所有人”。虽然如此，这位新晋国务卿仍然对首相的猛烈攻势准备不足。斯退丁纽斯有着一头蓬乱的银发，两道浓重的黑眉，让人一见之下印象非常深刻。他曾是美国钢铁公司精干的董事会主席，年薪十万美金。在弗吉尼亚大学上学期间，他曾去主日学校教书，并利用空闲时间为山区的教众宣读《圣经》。他不吸烟，不喝酒，也不爱好运动——却依然很受欢迎，总是被选为班长。他为人诚恳，做事认真，毫无政治野心。他唯一的渴望就是为国效劳——可以不计报酬。然而，这并不足以使他胜任国务卿的工作。未加准备便涉足复杂的国际事务，这使他难以应付丘吉尔、艾登、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这样的职业外交家。
在国务院，他几乎总是听从顾问的意见。有一次，手下送来一份外发文件要他核定并签字，他唯一的意见是，页边的空白宽窄不合适。不过，虽然某些职业外交家嘲笑他，认为他庸俗呆板，缺少见识，他却因为自己的谦逊与温厚的天性而受到人们的普遍喜欢。也许正是因为这些特质，才让罗斯福选择了他。由于赫尔生病，总统自己做了一段时间国务卿。比起詹姆斯·伯恩斯(5)那种强势者，可能他更想要一个能够不加争辩地执行自己意愿的人。这也许解释了为什么罗斯福指示他忠实而精明的助手哈里·霍普金斯随同斯退丁纽斯前往马耳他，并且密切监督他的行动。罗斯福政府的敌人已经公开指责说，斯退丁纽斯只不过是霍普金斯的“傀儡”，并且轻蔑地称他为“白发男孩”。
丘吉尔继续对斯退丁纽斯进行攻击，就好像他本人应该对美国人持续批评英国首相一事负责似的。首相命令英国驻雅典部队攻打刚刚与纳粹战斗过的共产党游击队，这让美国人有很大意见。丘吉尔说，如果英国没有在希腊驻军，希腊共产党早就已经轻松地夺取了政权。
翌日，2月1日清晨，开始了斯退丁纽斯较为安宁的一天。他和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一起，离开英国轻型巡洋舰“H.M.S.猎户座”号到码头上散步，并且准备就雅尔塔会议上可能提出的问题做友好的讨论。艾登举止文雅，性情平和。倒不是说他没有激动的时候。尽管公众以为他是一位温驯、温和，甚至温雅的绅士，事实上，他有时也会勃然大怒。小羊做狮吼，这才是最令人惊惶的。
上午晚些时候，艾登、斯退丁纽斯和他们的助手在美国人暂住的“天狼星”号上会面，准备重新研究他们在雅尔塔会议上将采取的立场。艾登认为，美国人过度重视创建世界组织的提议，而对波兰问题有所忽视；除非可以“劝说或迫使苏联适当地对待波兰”，否则“不值得下力气”去创建联合国。
尽管波兰问题起源久远，但当前的危机却可以追溯到1939年8月23日。那一天，令大多数世人都为之惊愕的是，俄国和德国签署了《莫斯科条约》。里宾特洛甫与莫洛托夫达成协议，两国瓜分波兰，以换取俄国不干涉。9月1日，德国坦克滚滚驶向华沙。两天之后，英国、法国对希特勒德国宣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
对于波兰来说，其盟国的参战仅仅意味着道义上的支援。三周之内，德国人和俄国人占领了波兰全境，数十万波兰人被关进纳粹或苏联的集中营。不过，途经罗马尼亚和法国逃至英国的波兰政府，却被西方民主国家承认为合法的流亡政府。
1941年6月22日，希特勒又一次让全世界瞠目结舌，他背信弃义，进攻了苏联。几周之后，罗斯福与丘吉尔的《大西洋宪章》面世。这给抱有各种政治态度的波兰人都带来了新的希望——至少为一个真正自由的波兰提供了基础。不久，当俄国对《宪章》的准则表示认同，许诺“不再扩张，无论是领土还是其他方面”时，波兰人的乐观主义似乎有了现实的基础。但是，当战局扭转，红军与德军势均力敌之时，斯大林却坚持说，俄波的边界应东移至分界线——1919年寇松勋爵在巴黎和会上所建议的那条。这意味着俄国将保留红军在1939年占领的波兰领土的绝大部分。波兰人被激怒了，但是他们的争辩却没能影响丘吉尔。他和斯大林一样，相信战局的戏剧性转变必然会改变政治。罗斯福也有同感。1943年，这两位在德黑兰秘密地答应斯大林，他们会承认寇松线。
波兰总理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克当然不知道这一协定。他前往美国，请求罗斯福亲自保证会支持波兰的权益。两人于1944年6月6日，即“诺曼底登陆日”会面。但罗斯福只字未提寇松线，仅承诺波兰将会取得自由和独立。
“斯大林怎么说？”米科瓦伊奇克问道。
“斯大林是个现实主义者。”总统一边点烟一边回答，“在判断俄国人的行动时，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在国际关系方面，苏联政权仅有寥寥几年的经验。不过，有一点我很确定：斯大林不是帝国主义者。”他接着说，波兰人必须与斯大林达成谅解。“单凭自己，你们没有任何机会打败俄国。现在让我告诉你，英国人和美国人都无意与俄国作战。”罗斯福注意到米科瓦伊奇克显然非常担忧，于是补充说，“不过，不用担心，斯大林并不打算剥夺波兰的自由。他不敢这样做。因为他知道，美国政府一直坚定地站在你们身后。波兰在这次战争中不会受到伤害，我会对此负责。”总统力劝米科瓦伊奇克尽快会见斯大林，争取达成谅解。“如果事情已经无可避免，”他说，“就应当努力使自己适应它。”
作为强大的农民党的领袖，米科瓦伊奇克和大多数波兰人不同，他并不坚持说绝不向俄国人做丝毫让步。他同意飞往莫斯科。然而，在途中，他得知斯大林专横地将红军解放的波兰领土，交给了在卢布林新成立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气得差点立即返回。该委员会的领导人，不是波兰共产党就是波共的同情者。
7月30日，他抵达俄国。简直没有比这更戏剧性的时刻了。科修斯科电台刚刚广播了对华沙人民的呼吁，请求他们“积极开展巷战”，协助正在迅速接近的红军。呼吁的最后几句甚是激动人心：“波兰人，解放的时刻即将到来！波兰人，拿起武器吧！决不能错过时机！”当波兰的地下领导人听到这些话语后，立刻实行了“风暴”行动。这是一次反对纳粹的全面起义。地下人民军总司令博尔将军（其真实姓名为塔德乌什·科莫罗夫斯基）下令，战斗将于8月1日正式展开。那一天，约三万五千名装备落后、有老有少的波兰人攻击了华沙的德国驻军。德国党卫军和警察队伍——包括缓刑期间的罪犯和憎恨波兰人的、变节的俄国俘虏——在党卫军中将（相当于美国的少将）契里希·冯·德姆·巴赫-策列夫斯基的指挥下，涌进城中，发动了一场极其残忍的运动，企图在粉碎起义的同时，将华沙彻底夷为平地。
波兰人坚持战斗，深信在维斯瓦河彼岸的红军很快就会解放华沙。然而，几天过去了，俄国人眼看着德国飞机向人民军的阵地俯冲，已经进入了他们的射程，却连一次火都没开。
米科瓦伊奇克抵达四日之后，终于见到了斯大林。斯大林勉强答应，如果伦敦的波兰人能够和卢布林的波兰人达成谅解，他可以做出一些让步。于是，米科瓦伊奇克与卢布林的波兰人会谈了几次。后者表示同意由米科瓦伊奇克担任联合政府总理，但是坚持要让博莱斯瓦夫·贝鲁特，一个公开的共产党人做总统。并且，内阁的十七个席位中，要有十四个由其他共产党人或他们的同情者拥有。在此期间，米科瓦伊奇克拼命地尝试为华沙争取军事援助。一次，斯大林对他说，红军受到了德国四个新装甲师的进攻，因此无法跨过维斯瓦河。但是之后却又说，无论如何，他听说华沙目前并无任何战事。
在英国和美国，波兰人的困境引起了公众的广泛舆论。因此，罗斯福不得不批准派遣美国飞机前往华沙的建议。在给人民军空投物资之后，它们将继续飞往俄国领土加油。但是，苏联政府拒绝了这一计划。他们声称，华沙起义“纯属冒险主义行动，苏联政府不能施以援手”。
“如果这确实反映了苏联政府的立场……”W.艾夫里尔·哈里曼大使在给华盛顿的报告中写道，“它的拒绝是基于无情的政治因素——而不是基于否认抵抗运动的存在，或是作战行动困难。”尽管遭到了拒绝，罗斯福和丘吉尔仍然继续呼吁为华沙提供援助。然而斯大林立场坚定，发电报给二人说：
有关发动了华沙冒险行动的一撮意图夺权的犯罪分子的真相，迟早将大白于世。这些异己分子，利用华沙人民的轻信，将实际上手无寸铁的老百姓暴露于德国的枪炮、坦克和飞机之下。尽管如此，最近不得不应对德国新反扑的苏联军队仍然在竭尽所能地击退希特勒的进攻，并在华沙附近发动大规模的新攻势。我可以向你们保证，红军将不遗余力地粉碎华沙的德军，并且为波兰人解放该城。对反纳粹的波兰人而言，这将是最好的，真正行之有效的援助。
即使红军真的没有能力解放华沙——这一点极为可疑——斯大林将这场起义说成“冒险主义行动”的拙劣企图仍旧表明，他期望德军彻底摧毁人民军。消灭这些波兰人之后，共产党人控制的卢布林政府要接管战后波兰就容易多了。
1944年10月2日，在六十三天的英勇抵抗之后，博尔将军最终投降了。在这场起义中，约有一万五千名人民军战士阵亡，另有二十万波兰人民与他们一起战死，整个华沙几成废墟。一周之后，丘吉尔抵达莫斯科，试图为苏联在东欧、南欧扩张所引起的新问题，寻求令人满意的解决之道。伦敦的波兰人仍旧在强烈指控斯大林对华沙的背叛，因此，丘吉尔担心他们会扰乱三巨头之间关系的运作。此时，米科瓦伊奇克已懊恼地飞回伦敦。丘吉尔发电报给他，坚持要他带一个代表团再来莫斯科，与卢布林的波兰人继续磋商。
尽管非常不情愿，米科瓦伊奇克和一队伦敦的波兰人还是在几日后抵达了莫斯科。然而，他们只是受到了又一次打击。在10月14日的一次会议上，莫洛托夫泄露，罗斯福早在德黑兰便已接受了以寇松线作为边界。米科瓦伊奇克不可置信地转向丘吉尔与哈里曼，希望得到他们的否认。然而他们尴尬的沉默足以说明一切。伦敦的波兰人使出他们最擅长的手段——激烈地抗议。而丘吉尔只是同样激烈地回应道，他们的愚顽将会“毁掉欧洲的和平”，并且触发与俄国的战争，将有两千五百万人因此而丧生。“你们在为什么而战？”他吼道，“为了被镇压的权利？”
米科瓦伊奇克愤愤不平地要求跳伞到波兰，加入地下工作者的队伍，“我宁愿为了祖国的独立而战死，也不愿将来当着你们英国大使的面被俄国人绞死！”
虽然一时怒火难抑，但米科瓦伊奇克很快就意识到，必须做出妥协。回到伦敦之后，他敦促流亡政府与莫斯科达成一项新协议。不出所料，他们拒绝背离《大西洋宪章》；同样不出所料，丘吉尔随后对米科瓦伊奇克说：“如果1月份你听从了我们的忠告，接受寇松线，如今就不会有卢布林那些讨厌的波兰人！”丘吉尔威胁要对伦敦的波兰人“撒手不管”，因为他们过分顽固。米科瓦伊奇克深受刺激，问道：“在联合国的这么多国家里，为什么只有波兰要承受领土的牺牲，而且如此迅速？”
“好吧，那么，”丘吉尔讽刺地答道，“就让卢布林的波兰人继续掌管波兰的事务，因为你并不想从他们手里接管。那些卖国的波兰人，那些肮脏龌龊的畜生，将会成为你国家的领袖！”伦敦的波兰人控制战后波兰的唯一途径，他说，就是马上就寇松线达成妥协。若能如此，他们便将获得英美两国的支持，“除非今明两天你给我一个答复，否则，我将认为一切都已了结。如果波兰政府不能做出任何决定，那它实际上就并不存在。”
“倘若没有任何适当的保证，我无法说服我的同僚们接受如此苛刻的条件。”米科瓦伊奇克回答。
“我受够了！”丘吉尔喊道，“你只能在一件事上讨价还价——寇松线。”
“这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的、极大的困难，”米科瓦伊奇克指出，“毕竟，这关系到让五六百万波兰人迁徙到那些波兰的新地区去，同时，还要让七百万德国人从那里搬走。”
“你回伦敦是干什么来了？”丘吉尔像个狂怒的小男孩一样跺着脚，又发出几个威胁，然后突然问道，“你是否准备明天晚上动身去莫斯科？”
“不，我不能去。”
“后天呢？”
米科瓦伊奇克认为，他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取得流亡政府的同意，做出新的妥协。
丘吉尔甩开一切拘束，狂乱地挥动着双臂，大叫道：“如果你持否定态度，那就勇敢地说出来！我将毫不犹豫地站出来反对你。你已经白白地浪费了整整两周时间，无休止地争论，却毫无所获。这将导致什么结果？今天，我最后一次告诉你。过了今晚，我将不再和你谈话！”
米科瓦伊奇克将这一切报告给他的内阁，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他们拒绝仓促做出决定。左右为难的米科瓦伊奇克递上了辞呈。
正是在这一争论、怀疑与密谋的背景之下，2月1日早晨，斯退丁纽斯和艾登在“天狼星”号上商讨起了波兰问题。斯退丁纽斯认为，承认共产党人控制的卢布林民族解放委员会为波兰政府，会在美国引起极大愤恨。艾登表示赞同：英国人也不能承认卢布林。对他来说，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在波兰成立一个新的临时政府，并保证一旦条件允许，便立即进行自由选举”。会谈结束之后，艾登在日记中写道，他们已就“一切主要问题达成了共识”，他已尽力“向斯退丁纽斯强调，这次轮到他们（美国人）来挑起担子了。我们本应全力支持他们，但是现在需要换手。我们双方都必须竭尽全力”。
当联合参谋部下午开会讨论西线战事之时，外交官之间的和谐却被军人之间的新摩擦取而代之了。马歇尔要求举行秘密会议，这样他们就可以更加开诚布公地讨论。会议秘书们离开房间之后，马歇尔竭力劝说大家接受艾森豪威尔的进攻计划，不要再多加异议。布鲁克断然拒绝了，仅仅同意会“注意一下”。
这是马歇尔为数不多的勃然大怒的时刻。当与会者震惊于其激烈的态度时，他直言不讳地表达了对蒙哥马利的看法——他假设英国持反对意见都是蒙哥马利在背后捣鬼。同时，马歇尔宣称如果艾森豪威尔的计划没有被接受，那么将建议他辞去盟军最高统帅的职务。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这次会晤的本意是要为雅尔塔会议铺路，谁知却制造了一场危机。
几个小时以后，斯退丁纽斯和霍普金斯，与丘吉尔和艾登在“猎户座”号上共进晚餐。丘吉尔表示了对受难人民的关心；凝视世界，他只看到了悲痛与流血。最后他说，战后的和平与稳定，依赖于英美两国的紧密和谐。
这并非他的悲观情绪的唯一实例。三周之前，他曾致电罗斯福：
……强大的同盟国正日益分裂，战争的阴影在我们面前无尽地拉长。在这样一个时刻，这很可能是一次决定性的会议。现在，我认为，这次战争的结束可能会被证明比上次战争的结束更令人失望。
这封电报发出之后，不仅三巨头，就连其他的西方伙伴都变得更加四分五裂。除非英美两国能在第二天便解决它们的分歧，否则，在雅尔塔获得任何持久性成功的希望都将非常渺茫。
2月2日上午九点三十五分，美国巡洋舰“昆西”号通过了瓦莱塔港口入口处的防潜艇网。这是一个温暖晴朗的早晨。航道两侧都是拥挤的人群；他们来这儿是为了看看坐在舰桥上那个身着棕色大衣，头戴粗花呢帽的人。“昆西”号缓缓驶过停泊在那里的“猎户座”号，温斯顿·丘吉尔——身着海军制服，嘴里叼着雪茄——向其挥手示意。坐在舰桥上的人挥手还礼。当人们转向罗斯福时，突然一片寂静。艾登想道：就在这个时刻，所有人仿佛都静止不动，人人都意识到了历史的标记。
突然，寂静被打破了：一队英国“喷火”式战斗机在头顶呼啸而过，枪炮隆隆致礼，港口停泊的船只上，乐队都奏起了《星条旗永不落》。
富兰克林·D.罗斯福抿嘴一笑，对欢迎的阵势显然很满意。这是他一生中权力巅峰的开始。接下来的几天里，他和另外两人将拥有一个空前的机会，来创造一个美丽的新世界。
岁月与痛苦都写在他的脸上。但同样可以看到的，还有他的决心与自信。在华盛顿与罗斯福夫人道别时，他重申了自己对雅尔塔会议的高度希望。“我能够在巩固我与斯大林元帅的私人关系问题上，取得真正的进展。”他对她说。
尽管病痛缠身，他仍决定继续工作，以保证这个世界持久与公正的和平。他与丘吉尔的关系非常值得注意。两人亲如手足，同时也有着兄弟般的喜忧参半。1940年，英国处于生死存亡的致命关头，罗斯福拿自己的政治前途冒险，根据租借法案对英国施以援手。然而，在救助了自己的兄长之后，他却一直就殖民主义不道德问题对其大加指责。英国官方保证“在英联邦范围内实现自治”。罗斯福对此充耳不闻，仍然决定要帮助殖民地人民——包括大英帝国的殖民地人民——取得最终的自治。
“我相信你正在试图搞垮大英帝国。”一次丘吉尔私下对他说。这一点毋庸置疑。“殖民体系就意味着战争，”罗斯福对他的儿子埃利奥特吐露，“剥削印度、缅甸、爪哇的资源；掠夺这些国家的所有财富，但是从不回馈他们任何东西，比如教育、像样的生活条件、最低限度的卫生条件——你们正在做的一切，就是在和平得以实现之前，否定任何以和平为目的的组织体系的价值。”
不过，殖民主义只是他将在雅尔塔面对的问题之一。就在离开美国之前，他召见了伯纳德·巴鲁克(6)，想征询一些意见。“伯尼(7)，昨天晚上，我实在受够了那些人。”他这样说是为了解释为什么自己双手颤抖。他表示，希望自己能在克里米亚会议上，为世界和平打下基础。
巴鲁克曾率真地描述自己为“明白事理的专家”。他早有准备，将一封写有自己建议的信交给了罗斯福。
《圣经》里和历史上都不乏这样的使命，无数人都动身去帮助自己的同胞。
从没有任何一项使命，像您即将着手进行的这项一样，充满了如此之多的可能性。
您肩负的不仅是世界的希望，您还有机会通过实现和平，使先前的一切尝试都取得成功，并在和平中开花结果……我们可以从过去的错误中吸取教训。您的使命必须成功。我会为那些寄希望于您的人祝福祈祷，我知道，您不会让他们失望。
罗斯福深受感动，他说，他会让他的秘书埃德温·“帕”·沃森少将在每次会议之前为他朗读此信。“我不能带你一起去，伯尼，”他说，“你容易晕船。但是我向你承诺，我不会为和平条约做任何妥协。当我最终签署和约时，你一定会坐在爸爸身边。”
“不要提出任何建议。”巴鲁克劝他，并用胳膊搂住总统的肩膀——这是他第一次在感动之下和总统如此亲密。“并且要记住，”他补充说，“不管您坐在哪里，都是正座。”
罗斯福不禁热泪盈眶。他低下头，好掩饰这种异乎寻常的感情的流露，然后默默地坐下了。
2月2日上午十一点刚过，乔治·马歇尔向总统作了报告。在场的还有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马歇尔和金看到总统憔悴枯槁的面容，不禁大吃一惊。罗斯福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担心，饶有兴致地倾听着二人描述与英国参谋长们不愉快的会晤，以及英国人对布雷德利渡过莱茵河的强烈反应。
总统要了张地图，仔细察看一番之后，他说，他对那里的地形很了解，因为他曾在波恩和法兰克福地区骑自行车旅行过。因此，他由衷地赞成艾森豪威尔的计划。马歇尔和金不想让总统太过疲劳，半个小时后就离开了。登上送他们上岸的驳船之后，他们仍然因总统的面容而震惊，不禁惊愕地彼此对看了一眼。不过当着船员的面，他们只是摇了摇头。
正午时分，丘吉尔在艾登和女儿萨拉的陪同下登上了“昆西”号。在接下来的午餐中，虽然病痛尚未痊愈，首相却仍凭他敏捷的思维和机智的言辞主导了谈话。罗斯福提到，丘吉尔一直没在《大西洋宪章》上签字，他就自己动手在自己的那份宪章上签了首相的名字。他开玩笑地说，希望丘吉尔将来能在文件上签字，以使宪章真实有效。丘吉尔幽默地回答，最近他阅读了《独立宣言》，高兴地发现，宣言的内容都包含在《宪章》之中。
午饭后，艾登对斯退丁纽斯说，他认为总统比去年秋天在魁北克会议上看上去轻松多了。但是，他却在日记中写道：“……他给人体力日渐不支的印象。”不过，斯退丁纽斯并未因艾登的安慰而感到放心。他仍清楚地记得，在最近一次就职演说中，罗斯福的整个身体和双手都颤抖得厉害。并且，就在刚才的午宴上，罗斯福还说，在前来马耳他的航行途中，他每晚都要睡十个小时，可还是觉得“没睡醒”。
当天下午，总统和他的女儿受马耳他总督的邀请，在岛上进行了一次三十英里的悠闲之旅。总统后来在日记中记录道：“天气宜人。”这一愉快的间歇让罗斯福重新精力充沛。六点钟，他在“昆西”号上的军官起居室初次会见了丘吉尔以及联合参谋部。和往常一样，大部分时间都是丘吉尔在讲话，罗斯福很少发言，只是不时地点点头。当丘吉尔爽快地通过了艾森豪威尔的计划，关于西线战略的棘手问题便出人意料地轻松解决了。不过，首相解决一个问题，只是为了提出另外一个问题，而这正是马歇尔长期以来一直担心的：他建议任命驻意大利盟军总司令哈罗德·亚历山大为艾森豪威尔的副手，指挥一切地面军事行动。美国参谋长们坦率地说不。丘吉尔没被吓住，又建议一旦渡过莱茵河，便由蒙哥马利指挥绝大部分部队。美国参谋长们再次说不。丘吉尔平和地接受了他们的拒绝。会议暂时中止了。
正当马歇尔等待上岸时，罗斯福将其召回。罗斯福说，丘吉尔仍然极其渴望任命亚历山大为艾森豪威尔的副手。马歇尔回答说，他永远不会赞成这一举措。然后罗斯福让他走了。
当天早些时候，在比利时的斯帕，布雷德利向美国第一集团军、第三集团军和第九集团军的司令——中将考特尼·霍奇斯、乔治·巴顿和威廉·辛普森——传达了艾森豪威尔的计划。当得知蒙哥马利将担任主攻，而辛普森的第九集团军仍将由他指挥时，他们的反应都在意料之中。
他们三人是老朋友了，有着很多的共同经历。他们的军人生涯开始得都不顺利。在西点军校时，辛普森的毕业成绩很差。而巴顿和霍奇斯在1905年刚上一年级时就考试不及格。巴顿最终和辛普森一起在1909年毕了业，但霍奇斯则因数学“有所欠缺”，不得不再次从头开始，作为普通士兵进了正规军。他们都曾在墨西哥追击过潘乔·比利亚(8)，都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虽然三人的个性分歧很大，但都同样积极进取，非常称职，急于毫不拖延地立刻粉碎德军。
他们听着布雷德利继续解释，不由得越来越沮丧。布雷德利说，霍奇斯和巴顿可以继续向齐格菲防线——德国人所说的西方墙——发动有限的进攻，直到蒙哥马利的大规模进攻启动。在那之后，战役就只能随机而动了。
巴顿爆发了。他说，他和霍奇斯更有可能率先到达莱茵河。此外，他对英国军队的攻势并不持过高的评价，他确信霍奇斯对此也会表示赞同。巴顿认为，这样结束战争，对美国人来说是一种愚蠢而可耻的方式。那些该死的师，哪个都应该发动进攻。如果真能如此，那些德国佬恐怕没什么办法来阻止他们。
关于雅尔塔会议上将要考虑的政治问题，罗斯福一直对艾登和丘吉尔避而不谈，这让两人很是不安。当晚，在“昆西”号上安排了一次小型晚宴，以期补救这种局面。斯退丁纽斯感到，在波兰、联合国，以及德国的处置问题上，“美国人和英国人的态度”都已阐明。然而艾登却很悲观，对他而言，所有问题都没有找到答案。他在日记中写道：
……甚至不可能接近问题的实质。后来，当哈里（霍普金斯）进来时，我相当尖锐地对他提及此事。我指出，我们即将召开一次决定性的会议，然而迄今为止，却既没有就我们届时要讨论什么达成一致，也没有决定该如何与虎谋皮，但是老虎却肯定清楚哈里的打算。
艾登认为，总统“心思莫测”。而且他和丘吉尔都为英美两国首脑没能进行真正的磋商而焦虑不安。
晚宴之后，罗斯福和丘吉尔赶赴卢卡机场，准备乘飞机去与斯大林会晤。首相登上他的四发巨型客机，上床休息了。而总统则仍旧坐在轮椅上，被人推进一架特殊电梯，然后直接升进了他那架改装过的C-54飞机。这是他第一次使用这架飞机。除了不喜欢飞行的单调之外，罗斯福还认为，专门为他造一架私人飞机，是一项没必要的开销。尽管如此，此刻他却轻松而兴奋，因为前方是新的冒险。不久他被告知，飞机要几个小时后才起飞，于是他也去睡觉了。
夜色清冷，繁星满天，七百名准备飞往雅尔塔的与会者登上了二十架美国巨型客机和五架英国“约克”式。黑暗的飞机场上，气氛非常紧张。因为美国情报部门报告说，希特勒已得知三巨头会议的确切地点。三天前，由亨利·迈尔斯中校进行的试航差点毁于一场灾难。飞机在克里米亚半岛的萨基机场着陆后，迈尔斯发现机身上有很多高射炮打出的枪眼。也许是顺风曾把他带到了德国人占领的克里特岛上空，也许是土耳其炮手们误把他当成了德国人。
十一时三十分，卢卡下起了冰冷的细雨，第一架飞机起程前往萨基，全程一千三百七十五英里。其他的飞机拉开均匀的间距，相继起飞。他们的飞行计划要求先向东飞三个半小时，然后向北转弯九十度，避开克里特岛。总统的座机于凌晨三点三十分出发，丘吉尔的座机紧随其后。没有护航机，灯光全部熄灭，巨大的运输机很快就消失在了细雨蒙蒙的黑暗之中。随着发动机的嗡嗡声逐渐消失，在将近七个小时之内，美国总统的命运将无人知晓；所有飞机都禁止使用无线电。
前一半航程平安无事。但是不久，六架P-38战斗机在希腊山区上空与罗斯福的C-54会合，随后，这七架飞机的机翼上都开始结冰。一架P-38的一个发动机失灵了，离开机群，返回了雅典。特工人员十分担心，考虑叫醒总统，让他穿上救生衣。但是，危险过去了。克里米亚时间（比马耳他时间早两小时）刚过正午，飞行员对准萨基机场附近的一个无线电发射台做了个九十度的转弯——这一动作表示自己是朋友。
十二点十分，罗斯福的座机在一条类似砖地的水泥跑道上着陆，然后滑过覆着冰的狭长路面，在离尽头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田野里没有树木，空荡而阴沉。当飞机滑向停机坪时，机上乘客可以看到身着漂亮制服的俄国士兵站在机场周围，手里握着冲锋枪。一个红军精锐团立正站好，一支大型军乐队奏起了威武的乐曲。外交人民委员(9)维亚切斯拉夫·M.莫洛托夫、大使哈里曼和斯退丁纽斯登上飞机，欢迎总统，并告诉他斯大林元帅尚未抵达克里米亚。
十二点三十分，首相的巨型客机在六架P-38的护送下降落了。丘吉尔走向罗斯福的座机，看着他乘电梯下了飞机，然后由警卫队长迈克尔·赖利搀扶着上了一辆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给苏联的美国吉普车。仪仗队队长向两位西方首脑致欢迎辞，乐队奏起《星条旗永不落》。吉普车从队伍前面缓缓驶过，丘吉尔在一旁步行，他的嘴里叼着一支八英寸长的雪茄，就好像一门小钢炮。
随后，罗斯福换乘一辆轿车，前往七十五英里外的雅尔塔。一路上没有任何其他车辆，很多武装哨兵身着厚重的长大衣，系着腰带，以一百码的间隔依次站在路边。一些哨兵戴着羊皮帽子，其他人的帽子都是鲜亮的绿色、蓝色，或者红色。总统的豪华轿车经过时，每个哨兵都迅捷地行持枪礼。安娜·伯蒂格拽了拽父亲的袖子。“看！”她惊奇地说，“有那么多女孩！”站在十字路口的是些穿着制服的女孩，每个人都拿着两面旗，一面红色，一面黄色。如果路上很安全，巡逻的女孩就用黄旗指一下轿车，然后将两面旗都塞进左边腋下，用右臂轻快地行礼。这让美国人印象深刻，也使他们对总统的安全放心多了。
路程的前三分之一是绵延起伏、积雪覆盖的旷野，让人不禁联想起美国的大平原。不过，与美国不同，这里的田野点缀着很多被击毁的坦克、烧坏的建筑、炸坏的货车，以及战争的其他遗物。车子经过克里米亚首府辛菲罗波尔之后，开始沿一道崎岖的山脊蜿蜒而行。从另一侧下山之后，车队开过了黑海边的许多农庄，然后沿着海岸向南驶去。晚上六点左右，车队穿过雅尔塔，继续南行两英里，最后抵达里瓦几亚宫，这里将成为罗斯福的大本营。这座宫殿有五十个房间，由克拉斯诺夫按照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风格设计，于1911年沙皇尼古拉在位时建造。这座巨大的白色花岗岩建筑物矗立在海拔约一百五十英尺的基石上，紧邻浩瀚的大海和陡峭的群山。在斯退丁纽斯眼里，这是一幕让人无法呼吸的景色，使他想起了太平洋海岸上的某些地方。
革命成功之后，里瓦几亚宫改成了工人阶级的结核病疗养院。德国人将其洗劫一空，甚至连墙上的嵌板都拆了下来，只留下了两小幅画和一群群的蟑螂。在过去的十天里——在大使哈里曼的女儿凯蒂的监督下——俄国人从莫斯科大饭店运来各种家具设备，还调来一大队泥水匠、管道工、锅炉工、电工，以及油漆匠，将毁坏的窗户和墙壁修饰一新，并且修理了供热总站。至于蟑螂，则留给了爱干净的美国人。停泊在塞瓦斯托波尔的一条美国海军辅助舰“卡托克廷”号上的船员们，彻底消灭了这里的蟑螂。
罗斯福住在一楼的一间套房里，配有私人餐厅；这里原来是沙皇的台球室。马歇尔分到了皇帝的卧室。风趣的金上将则占据了皇后的闺房，而他的同事们一直不让他忘记这一点。不过，虽然这里非常奢华，但对于这二百一十六名美国人来说，却有一个巨大的困难：只有罗斯福拥有私人浴室。俄国女仆在进入其他的浴室时都不敲门，对吓了一跳的美国男人们的尴尬完全视而不见。
丘吉尔和他的随行人员没有马上离开机场，而是跟随莫洛托夫来到了一个暖洋洋的大圆帐篷。帐篷里有数张自助餐桌，上面摆满了热茶、伏特加、白兰地、香槟、鱼子酱、熏鲟鱼、熏鲑鱼、白煮蛋、黄油、奶酪和面包。
饭后，大家上路了。前往雅尔塔的这段路程，他们比罗斯福多花了一倍的时间。中午，某个精明的参谋准备了三明治，吃过之后，他们又在雅尔塔以北的海滨小城阿卢什塔停了下来，莫洛托夫在那里招待了一顿丰盛的午餐。客气的英国人不得不尽力装出饥饿的模样，肚子都快要撑爆了。他们从罗斯福的里瓦几亚宫大本营前驶过，继续前行了六英里，到达了尤苏波夫亲王的宫殿——正是他暗杀了拉斯普金(10)，斯大林将在那里下榻。英国人继续沿着海岸南行了四英里，来到了他们自己的住处，沃龙佐夫宫。虽然这里不如里瓦几亚宫那么大，或者说浪费，却非常舒适豪华。从一侧看上去，它很像一座苏格兰古堡，而从另一侧看上去，又像一座摩尔式宫殿。与之相应地，大门两侧刻着两只雄狮。而在餐厅里，丘吉尔看见了一幅非常眼熟的油画。“我知道我以前见过这个。”他对汤普森司令说。那是赫伯特家族的一幅肖像，他曾经在威尔顿看见过；沃龙佐夫亲王的一个姊妹嫁进了赫伯特家族。
和里瓦几亚宫一样，这里的家具、设备和工作人员全来自莫斯科。当丘吉尔的参谋长黑斯廷斯·伊斯梅走进宫里时，他认出了两个曾经在莫斯科国家饭店为他服务过的侍者。他对他们露出微笑，但对方却不予理睬，这让他大惑不解。不过，当只剩下他们三人在场时，两个侍者却双膝跪地，亲吻他的手——然后匆匆起身，一言不发就离开了。
在决定希特勒德国命运的会议即将召开前夕，纳粹自己仍然在审问那些之前试图结束第三帝国却未能成功的人。人民法庭已经证实有数百名被告参与了“七·二〇”阴谋。其中包括莱比锡市前市长卡尔·格德勒，正是他在1943年写了那封致德国将军们的秘密信件：
……认为德国人的道德力量已经耗尽，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事实不过是有人蓄意削弱了它。救赎的唯一希望在于，清除秘密与恐怖，恢复正义与正直的政府，从而为伟大的道德复兴铺平道路。我们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德国人民将会像过去一样渴望正义、正直和诚实。同样，像过去一样，少数几个不这样希望的堕落分子，应由国家的合法政权进行约束。
最有用的解决方式是创造条件，即使只有二十四小时也好。在这些条件下，才能说出真理，恢复信心，相信正义和法治终将重获胜利。
2月3日，诉讼进程照常由人民法庭庭长罗兰德·弗莱斯勒主持。此人精明、能干、言辞锋利。年轻时，他曾是名热情的布尔什维克，因此被希特勒称为“我们的维辛斯基(11)”。在过去的六个月里，他实践了这一称号。他身兼公诉人与法官二职，对被告嘲笑、攻击、恫吓，当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之时，他便扯开嗓子大喊大叫。当他责骂地主埃瓦尔德·冯·克莱斯特-舒曼森时，就连法庭尽头都可以听见他刺耳的声音。但是克莱斯特丝毫未被激怒，反而骄傲地承认，自己一直反对希特勒和国家社会主义。坐在被告席上的其他犯人默默地倾听着，期望自己也能以同样的尊严面对法庭。克莱斯特的回答让弗莱斯勒惊慌失措，突然宣布拒绝受理这一案件，开始审理律师出身的年轻参谋法比安·冯·施拉布伦多夫案。施氏不仅是“七·二〇”阴谋的参与者之一，还曾于1943年3月在希特勒的座机里安放了一枚定时炸弹，不过炸弹没有爆炸。被捕之后，他饱受折磨，但却始终既没有认罪，也没有招出同谋。刽子手们用大棒毒打他，往他的指甲缝里钉进大头针，还把一个布满尖钉的烟囱形状的东西按在他裸露的腿上扎他。
弗莱斯勒挥舞着一个装满施拉布伦多夫罪证的文件夹，对他吼道：“你是个叛徒！”这时，空袭警报响了，审判匆匆中止。囚犯们被戴上手铐脚镣，集合起来押送进了一个防空洞。弗莱斯勒也进去了。大约两万五千英尺的高空中，美国第八航空队的上千架“空中堡垒”开始投掷炸弹。施拉布伦多夫听见一声震耳欲聋的重击，确信这就是“世界末日”。而当烟尘散尽之后，他看见原来是一根大梁掉了下来，压在弗莱斯勒和另一个审判员身上。医生被叫来了，但是弗莱斯勒已经死了。施拉布伦多夫看见了无生气的弗莱斯勒仍然紧紧攥着他的罪证材料，心头涌上了一股苦涩的胜利感。他对自己说：“上帝的方式如此神奇。我是被告，他是法官。现在，他死了，我活着。”
盖世太保把施拉布伦多夫、克莱斯特和另一名被告推搡出了防空洞，押进一辆小汽车，送往盖世太保的监狱。这时刚过正午，但天空却已被烟尘染得一片昏暗。到处都着了火，就连阿尔布雷希特王子大街9号的盖世太保大楼——他们的目的地——也在熊熊燃烧。不过防空洞只受到了轻微的损坏。施拉布伦多夫从另一个犯人威廉·卡纳里斯身边走过时，对他喊道：“弗莱斯勒死了！”卡纳里斯是最高统帅部情报处以前的负责人，一直策划反对希特勒。
这一好消息迅速在犯人中间传遍了——其中包括前陆军参谋长弗朗茨·哈尔德上将和军事检察官卡尔·沙克。幸运眷顾了大家，在下一次开庭之前，盟军便将解救他们。
在里瓦几亚宫，从不相信德国有强有力的地下组织的罗斯福，为即将召开的会议平静地准备了一夜。次日清晨，在一个朝着大海的阳台上，他会见了自己的军事顾问们，就下午的首次三巨头会议做了最后一次商讨。海军上将威廉·莱希说，他们全都认为，应该允许艾森豪威尔直接与苏联总参谋部沟通。马歇尔指出，像英国人所坚持的那样，事事经过联合参谋部，已经不再可行——这样会浪费过多时间，而眼下俄国人距柏林仅余四十英里。
参谋长联席会议的成员们将要离去时，大使哈里曼和斯退丁纽斯与国务院的三名官员一起来到了阳台上。这三名官员是：弗里曼·“道克”·马修斯、查尔斯·“奇普”·波伦和阿尔杰·希斯。斯退丁纽斯力劝参谋长们留下，听听国务院的外交立场。在马修斯频繁的提示和建议下，斯退丁纽斯列举了他认为三巨头应该考虑的一些问题。其中最为重要的有波兰问题、联合国组织的建立、对德国的处置、对中国政府与中国共产党之间分歧的解决。唯一没有参与讨论的是希斯(12)。
总统同意代表团的看法，认为对卢布林政府应该不予承认，并且要求准备一份关于波兰的文件，以便交给丘吉尔和斯大林。
当天上午，经过乏味的长途旅行，斯大林从莫斯科乘火车抵达了这里。下午三点，在赶赴里瓦几亚宫参加第一次全体会议的途中，他在沃龙佐夫宫停下来，对丘吉尔做了礼节性的拜访。斯大林表达了他对战争局势的乐观；德国即将煤尽粮绝，运输系统也已被毁掉。
“如果希特勒向南运动——比如说，撤到德累斯顿，”丘吉尔问道，“您准备怎么做？”
“我们将进行追击。”斯大林平静地回答。然后，他又补充说，奥得河已不再是障碍。不仅如此，除了古德里安，希特勒已将他最好的将军们弃置不用——“他是个冒险分子。”纳粹将十一个装甲师留在了布达佩斯周围，实在是很愚蠢。难道他们没发现吗？德国已不再是世界强国了，没有能力再到处布兵。“他们会及时明白的，”他冷冷地做出结论，“不过那已经太晚了。”
斯大林告别了丘吉尔，与莫洛托夫和一名翻译一起，乘坐那辆黑色的普斯卡尔德大轿车继续前往里瓦几亚宫。他们还要去拜访罗斯福。四点十五分，会议计划开始的四十五分钟之前，他们被请进了总统的书房。除了总统之外，能讲一口流利俄语的波伦是唯一在场的美国人。罗斯福首先向斯大林致谢，感谢他尽力为自己提供舒适便利的居住条件。接着，他开玩笑地说道，在航程中，大家打了很多次赌：俄国人能否在美国人到达马尼拉之前抵达柏林？斯大林承认，很可能是美国人率先达成目标，因为“目前，奥得河前线正在进行艰苦的战斗”。
罗斯福对斯大林说，在横跨克里米亚的旅途中，他因那里受到的严重破坏而感到非常震惊。这让他对德国人比一年前“更加嗜血成性”。“我希望您能再次为五万德国军官被处死而举杯。”他说。斯大林回答说，对于德国人，所有人都比过去更加嗜血成性，和乌克兰比起来，克里米亚受到的破坏简直微不足道，“德国人都是野蛮的畜生。他们似乎对人类的一切创造性成果都怀着刻骨的仇恨。”
简单地讨论了战局之后，罗斯福问斯大林，他和戴高乐12月份在莫斯科会面时，相处得怎么样。
“我并没发现戴高乐是个很复杂的人。”斯大林回答，“不过我感觉，在一个问题上，他有些不切实际。在这场战争中，法国没打过几次仗，却要求与挑起作战重担的英美俄享有同样的权利。”
罗斯福不喜欢那位法国首脑，仅仅把他看成一个甩不掉的麻烦，因此他咧嘴一笑，透露说，在卡萨布兰卡，戴高乐曾将他自己比作圣女贞德。斯大林颇为欣赏这则趣事，不禁微笑了起来。和丘吉尔在一起时，斯大林总是以礼相待，而对罗斯福，他则更为亲切。事实上，斯大林和罗斯福相处得非常融洽，甚至可以彼此吐露些秘密。罗斯福告诉斯大林，最近谣传，法国并不打算马上吞并德国领土，而是希望将其置于国际控制之下。斯大林摇摇头，将戴高乐在莫斯科告诉他的话重复了一遍：莱茵河是法国的天然边界，他希望法国军队常驻该地。
这次交换意见让罗斯福很放心，因此，他宣布他要讲一些有欠慎重的话，一些不会当着丘吉尔的面说的话：战争结束之后，英国人希望能有二十万法国军队沿法国东部边界驻扎，从而，在英国人集结自己军队的同时，这支队伍可以拖延德国人的任何进攻，“英国人是个独特的民族，拿着蛋糕，既想留着又想吃。”
罗斯福继续透露，在德国占领区的问题上，他和英国人之间产生了很多分歧。斯大林洗耳恭听，“您认为法国应该拥有占领区吗？”他问总统。
“这主意不坏，”罗斯福答道，继而又补充说，“不过选择这么做只是出于好心。”
“那将是给他们一个占领区的唯一原因。”斯大林坚定地回答道。一直没出声的莫洛托夫此时以同样的坚定对斯大林的看法表示赞同。他是个沉着、冷静的谈判代表。罗斯福给他起了绰号，叫“石头驴”，因为他可以一直坐在谈判桌前，一而再，再而三地重复同一项提案。
总统注意到，还差三分钟就到五点了，于是建议大家前往隔壁的会议室。三大国的军事参谋人员已经开始入场；参加此类会议时，他希望目睹自己进场的人越少越好。他坐在一个带脚轮的小凳子上，由人推进了那个巨大的房间。那里昔日曾是沙皇尼古拉的宴会厅和舞厅。来到大圆会议桌前，罗斯福用他强健的双臂支撑着自己坐到一把椅子上。波伦作为他的翻译坐在他身边。
斯大林、丘吉尔、斯退丁纽斯、艾登、莫洛托夫、马歇尔、布鲁克，以及其他军政首脑们正在就座，军事摄影记者们一直在为他们拍照。顾问们坐在了各自长官的身后。总共有十个美国人、八个英国人和十个俄国人。大家拥坐在会议桌旁，开始了这次决定性的会议。此刻肩负的工作如此重要，这让大家都激动不已。很多人紧张地咳嗽起来，还有些人则清了清嗓子。
斯大林建议由总统致开幕词，就像德黑兰会议时那样。会议就此开始了。那些从没见过斯大林的美国人十分惊讶，他竟然这么矮——只有五英尺六英寸——而且他讲话的方式竟是如此和蔼可亲。
罗斯福非常自然地感谢了斯大林，然后说道，他所代表的人民渴望和平甚于一切，希望这场战争能够尽快结束。由于大家对彼此的了解比过去更加深入，他放心地建议会谈可以采取非正式的方式，以便大家坦率自由地各抒己见。他提议首先讨论军事问题，“特别是所有战线中最为重要的东线的军事问题”。
苏军副参谋长阿列克谢·安东诺夫朗读了一份关于新攻势的进展情况的陈述。接下来，马歇尔简要介绍起了西线的形势。斯大林突然打断他，说道，在波兰，红军有一百八十个师，而德军仅有八十个。苏联炮兵拥有压倒性的优势——四比一。苏联在已经取得突破的地区有九千辆坦克，而在一条相对狭窄的战线上有九千架飞机。最后，斯大林询问盟国对红军有何希望。
丘吉尔同样毫无拘束地发了言。他表达了英美两国对苏联及其胜利进攻的感谢之情，并且仅仅要求红军继续进攻。
“当前的攻势并非起因于盟国的希望。”斯大林有些恼火地回答道，他特别强调这一事实，在德黑兰会议上，没有任何协定约束苏联必须发动一次冬季攻势，“我之所以提及此事，仅仅是为了强调苏联领导人的精神，他们不单单是在履行他们正式的义务，而且还在进一步实践他们自己认为对盟国应该承担的道义上的责任。”应丘吉尔个人的请求，他提前发动了苏联的大规模攻势，以分担美国人在阿登战役中所承受的压力。至于是否继续进攻，他简要地补充道，如果天气和道路状况许可，红军会继续的。
罗斯福呼吁开诚布公，如今，他的愿望实现了。他马上说了几句安抚的话。丘吉尔连忙附和，说他完全相信，只要条件允许，红军一定会继续进攻。
除了这个小插曲之外，首次全体会议的整个基调，按斯退丁纽斯在备忘录中的说法，“是极为合作性的”。在晚上六点五十分休会时，气氛非常友好。可是没过片刻，两个被选派为斯大林警卫的人民内务委员会成员找不到斯大林了。他们急匆匆地在走廊里四下寻找，寂静的恐慌逐渐开始蔓延。这个时候，斯大林平静地从一间盥洗室里走了出来。
当晚，罗斯福总统在里瓦几亚宫设正式晚宴，款待他的两位同行、三国外长和几位重要的政治顾问——总共十四人。晚宴是俄国菜和美国菜的大杂烩：鱼子酱、鲟鱼、俄国香槟、美国南方风味的炸鸡、蔬菜和肉馅饼。众人频频举杯。斯退丁纽斯饶有兴趣地写道，喝了半杯伏特加之后，斯大林偷偷往杯子里加满了水。观察敏锐的斯退丁纽斯对这次会议记录得巨细靡遗。他还写道，元帅喜欢抽美国烟。
莫洛托夫向斯退丁纽斯敬酒，说希望能够在莫斯科见到他。罗斯福开玩笑说：“您认为斯退丁纽斯在莫斯科的表现会和莫洛托夫在纽约时一样吗？”他的言外之意是，“石头驴”在纽约的日子相当放荡。
“他（斯退丁纽斯）可以匿名来莫斯科。”斯大林嘲弄道。
玩笑越开越过分。最后，罗斯福对斯大林说：“我想告诉您一件事。两年来，丘吉尔首相和我互相发了很多电报。提到您的时候，我们总是用这个词：‘乔大叔’。”
斯大林的下巴僵在了那里，他生硬地问总统这是什么意思。虽然美国人听不懂他的问话，但他的语气显而易见。译员翻译的这段时间，让场面变得更为尴尬。最后，罗斯福说，这是一个表示喜爱的词语，然后，他又要了一杯香槟。
“是不是该回去了？”斯大林问道。
罗斯福叫道：“噢，别走！”
元帅冷冷地说，时间太晚了，他还有些军务要处理。
美国战争动员局局长詹姆斯·伯恩斯试图挽回局势。“归根结底，”他开口说道，“既然您不介意谈论山姆大叔，那么乔大叔这个称呼又有什么不好呢？”
莫洛托夫总是充当调解人。他转过身来笑道：“你们别被骗了。元帅是在和大家开玩笑。这个称呼我们两年前就知道了。全俄国都知道你们叫他‘乔大叔’。”
斯大林究竟是真的恼火了，还是假装恼火？这一点谁都不知道。不过，他答应待到十点半。丘吉尔一向善于处理这种场面。他提议为这次历史性会晤干杯。整个世界都在拭目以待，他说，如果他们能够成功，百年的和平将随之而来。奋力作战的三大国应该维护这一和平。
这次祝酒，再加上可能是祝酒的时机，触动了斯大林一根特别敏感的神经。他举起酒杯，郑重地说道，三大国经受住了战争的冲击，从德国的统治下解放了很多小国。接着，他又讽刺地补充说，某些被解放的国家似乎认为，三大国是被迫去流血解放它们的。“现在，他们指责诸大国无视小国的权利。”他准备和英美一起维护这些权利，“但是，我永远不会同意，任何一个大国的任何一项行动要服从于小国的意见。”
这一次，斯大林和丘吉尔的意见一致——而罗斯福则成了局外人。“如何与小国打交道，这个问题并不简单，”罗斯福说，“比如，在美国，有很多波兰人都对波兰的未来极为关注。”
“但是，在你们那里的七百万波兰人中，只有七千人参与选举，”斯大林反驳道，“我曾经查证过。我知道，我说的是对的。”
碍于礼貌，罗斯福没有说这话错得可笑。而丘吉尔显然是为了岔开话题，提议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大众干杯，结果，这只是引发了一场关于人民自治权的踊跃的讨论。“尽管我一直被痛斥为反动分子，但与在座各位不同，我是唯一一个随时会因为自己国家人民的普选权而失去职位的代表。”首相说，“从个人角度来讲，我因这种危险性而倍感光荣。”斯大林指责说，丘吉尔似乎有些害怕这些选举。丘吉尔答道：“我不但不害怕，而且还为英国人民有权利在任何他们认为合适的时候更换政府而感到自豪。”
片刻之后，斯大林承认，他准备与英美合作，保护小国权利，但是又一次声称，他绝不会服从于它们的意见。这次轮到丘吉尔持不同意见了。他说，根本不存在小国命令大国的问题。但世界大国有道义上的责任，在运用自己的力量时，既要适度，又要尊重小国的权利。“老鹰，”他解释道，“应该允许小鸟唱歌，而且不必在意它们因何而唱。”
现在，他和罗斯福站在同一阵线了——而斯大林成了局外人。不过，这只是一次友好的争论，是在葡萄酒和伏特加的作用下，为将来的辩论而进行的一场演练。实际上，斯大林兴致很不错，一直待到了十一点半。当他和罗斯福一起走出房间时，两人仍兴高采烈。
不过，艾登却沮丧不已。在他看来，这是“一次可怕的聚会”。罗斯福“含糊其词，漫不经心，相当没有效率”，而丘吉尔则“过于长篇大论，以致一切无法重新顺利进行”。至于斯大林，他对小国的态度让艾登印象深刻。艾登认为他“即使不算阴险，也够冷酷无情了”。当“宴会终于结束”时，外交大臣大大地松了一口气。
然而，辩论并未真正结束。当艾登和丘吉尔在波伦的陪同下走向车子时，首相说道，他们应该允许苏联的每个加盟共和国在联合国投票——而这正是美国人所反对的。艾登火了，他极力为美国人的观点辩护。他的嗓门越来越高，而丘吉尔则尖锐地回答道，一切都依赖于三大国的团结。没有它们的团结，他说，世界将会遭受无法估量的灾难。他愿意为任何维护这一团结的东西投票。
“这样一个安排怎么能吸引小国加入这样一个组织？”艾登问。然后，他说道，他个人相信，“这样做不会得到英国人民的支持”。
丘吉尔转向波伦，想知道美国人对于投票问题有什么解决办法。
波伦圆滑地以一个玩笑回答道：“美国人的提议让我想起了南方庄园主的故事。庄园主送了瓶威士忌给一个黑人。第二天，他问那个黑人，觉得威士忌怎么样。‘太棒了。’黑人说。庄园主问他这话什么意思，黑人说：‘如果这是瓶好酒，您就不会给我了；如果这是瓶坏酒，我就不会喝它了。’”
丘吉尔若有所思地看着波伦。最后，他说道：“我明白了。”
(1)指威廉·丹尼尔·莱希（Willian Daniel Leahy，1875—1959），美国武装部队司令的参谋长，十大五星上将之一。——译注
(2)指欧内斯特·约瑟夫·金（Ernest Joseph King，1878—1956），美国海军总司令，十大五星上将之一。——译注
(3)指亨利·哈里·阿诺德（Henry Harley Arnold，1886—1950），美国陆军航空兵司令，十大五星上将之一。——译注
(4)指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译注
(5)James Francis Byrnes，1879—1972，1945年到1947年任美国国务卿。——译注
(6)Bernard Baruch，1870—1965，美国金融家，罗斯福的经济顾问。——译注
(7)伯纳德的昵称。——译注
(8)Pancho Villa，1878—1923，1910年到1917年的墨西哥资产阶级革命中著名的农民领袖，墨西哥民族英雄。——译注
(9)1946年后改称外交部长。——译注
(10)指格里高利·拉斯普金（Gregory Rasputin，1889—1916），俄罗斯的一名巫医，后成为国师，操纵国事，秽乱宫廷，后被尤苏波夫亲王率领众贵族设法处死。——译注
(11)指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i Vishinsky，1883—1954），苏联政治家、外交家、法学家，曾任苏联检察长。此处希特勒意谓二人职能相近，信仰相同。——译注
(12)后来人们普遍认为希斯是苏联间谍，曾说服罗斯福在雅尔塔向斯大林做出让步。不过，没有证据证明他曾在会议期间向总统或其顾问们提出过此类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