恨不抗日死，
留作今日羞。
国破尚如此，
我何惜此头。
少年时，最让我感到震撼的一首诗，并不是诗人写的，写诗的是一个杀伐一生，最后死在自己人枪下的中国将军，他的名字叫作吉鸿昌。而这首诗，也第一次让我从内心深处感到了那一代中国人，于危亡之际，怎样痛切地看着他满目疮痍的祖国。
我的老家是河北，在那片土地上，八路军中的精锐——冀中十七团、十八团曾威震幽燕，日军的铁蹄，也曾蹂躏过那里每一个县城。
今年已经97岁高龄的原河北高法孙光瑞院长，是这样描述当年的岁月——
“5月一天，我和李玉光和张冠军两位区长在一个村子中开会，突然村子中来了许多鬼子和伪军，将我们堵在一个院落之中。该院子只有一个北房，无处可藏。于是我们将文件藏在砖垛里，把二十响顶上火，然后我对李玉光和张冠军笑着说，今天咱交代了。就静等鬼子上门。”
我祖母曾说过一段远比传奇沉重的事情。她告诉过我，“孙光瑞的部队打鬼子，八路军招兵，招五百人，同时就要二百五十口棺材。一仗下来，村里各家不是军属就是烈属。可再招兵，还是招多少有多少！”
枪不如人，我们的先人，就是这样用他们的生命捍卫着今天我们能够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
抗战，是中国近现代史中第一次对外敌入侵取得全面胜利的战争，也是中国军民付出代价最为惨重的一战。
一场决定民族生死的战争。
一场尊严与信念的战争。
因为工作关系，萨在1999年来到日本。今天的日本，已经不复旧日“大日本帝国”的凶悍。樱花、清酒、生鱼片寿司，静静的小街上走过弯腰驼背的老人，老龄化社会的日本，呈现出一种后工业时代略带萧条的平静。然而，走在大街小巷，依然可以看到当年那场战争留下的种种痕迹——都市中随处可见的慰灵碑、墓园中大片四棱尖顶的墓碑，都在无言地述说着对那场战争渐渐消逝的记忆。
日本的一个左翼政治家这样说过：“这些墓碑，比任何言辞更为深刻地警诫着日本不再走向下一场战争。”
促使我在日研究抗战史料的机缘，是一次到某个佛寺访问，偶然看到一个日军步兵少佐的墓碑。碑文说明，这个叫福井义的日本军官，1933年战死在齐齐哈尔附近。
这让我感到有些困惑。因为我的印象中，抗战是从1937年开始的，而东北军是一枪没放就丢掉了东三省。那么，这个日军少佐1933年怎么会“战死”在齐齐哈尔呢？
疑惑使对历史有些偏爱的我忍不住寻找这件事的真相。结果发现，日本陆军少佐福井义，是1933年年初在“讨伐马占山之役”中被击毙的。那时，正是马占山将军在黑龙江艰苦支撑的最后时刻。不久，这位弹尽力竭的爱国将领就被迫率部撤往苏联。出乎我意料的是，在找到的文献中，有日军和马占山将军所部交锋的大量史料和照片，如中国军队在电波状战壕中的坚守、双方的炮战、日军的伤员、葬礼等等。显示在日军侵占黑龙江的过程中，中国军队显然进行了艰苦顽强的抵抗。这些，都是在国内的时候不曾见到的。
而这次寻访中，又发现另一个令我惊讶的事实，那就是日本现存的文献中，保留了大量侵华战争的有关资料，包括照片，记录，甚至实物等。有很多材料，今天读来还栩栩如生。
比如，在日本老兵稻垣三郎回忆徐州会战的文章中，曾提到一个“绑在机枪上的少年兵”。当时，稻垣所部依靠强大火力突破了中国军队在淮北某地的顽强抵抗，占领了阵地。阵地上，他们看到中国军队的重机枪旁边，倒着一具少年士兵的遗体，竟是用铁索绑在机枪的支架上。见到这样的情景，日军马上叫来战地记者拍照写文，意图对此加以炒作，说明中国士兵作战是怎样被迫的，来打击中国军队士气，并彰显“皇军”的正义。也许是为了增强说明效果，日军方面特别找到了几名在这次战斗中被俘的中国伤员，询问他们是否了解“把士兵绑在机枪上作战”这样的事情。
几个中国被俘伤兵说出的话，却出乎了所有日军的预料。
原来，这支和日军交战的中国军队（冷欣所部），是地地道道的两淮子弟。所以此战对他们来说，不但是卫国，而且是保家。这个“少年士兵”是一名机枪班长，他的家就在阵地后面的村子里。战斗开始前，他招集阵地上的弟兄们，对大家讲——要么打退日军，要么战死，丢了阵地自己无颜回家。说完，取出早已准备好的铁索，将自己锁在了机枪的支架上，不顾长官的劝阻，将钥匙远远地抛入了河中。
那一战，一个营的淮河子弟，从营长到马夫，只有十几个伤兵被俘。
枪不如人，兵不如人，也许这一个营的战士从进入战壕就注定了战败的命运(日军记载此战只伤亡五十余人）。而这些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也没有享受过什么好日子的农家子弟最终也没有在家园，在他们的父老姐妹面前后退一步。
真相大白的时候，所有的日军都为此感到震惊。
那一天，我忍不住离席拭泪，以免别人看到我的失态。
此后，使我产生了一种想法——为什么我们不可以从这些资料中，从敌方的眼睛里，看一看我们那段历史呢？而且，这些材料中，显然可能埋藏着我们所不了解的一些事实。
于是，旧书肆、资料馆、日本老兵的家，在业余时间寻找这样的史料，就成了我的一个固定工作。
的确，有很多意料不到的收获。比如，日军双料王牌飞行员、疾风式战斗机的试飞主任，号称“陆航之花”的岩桥让三，毙于袭击西安之役，这一史实就是首次被发掘出来。而八路军怎样用日本航空炸弹改造地雷来炸日本坦克，如果不是有照片为证，也怎么看怎么像一个传说。
更多的时候，我是被一种精神激动着。
在这些资料中，我看到的分明是一个个当年的中国人，他们或刚烈、或勇猛、或聪颖、或机变，用他们的脊梁扛起那个时代中国的命运。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写这本书，并不是为了呼唤战争，更不是呼唤复仇，而是希望以此唤醒我们对这些中国的脊梁的回忆。在那样苦难的时刻，依然有那样多的人为了这个国家义无反顾，捍卫这片生我们、养我们的土地。从他们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民族的尊严。
似乎，这个话题已经在远去，今天的中国已经不是“到了最危急的时刻”。然而，在我看来，今天疲惫归家的工程师也一样，满身汗水吃着盒饭的民工也一样，七十年前的人们和我们今天所作的，本质上并没有区别，那都是一件事情。那就是——重建着中国人的信心。
当我陪同日本的来客走进北京机场，并看到他们为这座崭新的建筑之现代化、之规模宏大而目瞪口呆时，我想，七十年前那场战争中牺牲的人们，所期待的，莫过于此。
感谢山东画报出版社的朋友们，特别是秦超编辑，是他们促成了此书的完成和出版，并把凌乱的原稿整理成一本可看的书。本书的大部分篇章，釆用了日本所存资料中的一些材料。但是，也有一些文章，基本采用中方史料，特别是最后几篇人物传记性质的作品，在这里向提供有关资料的朋友致谢。
也感谢葛剑雄老师百忙中为本书作序。葛老师是我钦佩的史学前辈，能够得到先生的指点，是我极大的荣幸。
因为作者并非专业史学人员，文章中疏漏错误在所难免，尚请读者朋友不吝赐教。
萨 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