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50年代后期，我的祖父因为“历史问题”在北京西郊的老爷山农场果木队劳动。这算是服刑？法院没判你有罪，可你又没有行动的自由。这种糊涂账在特定时代比比皆是。
他所在的地方叫做龙泉寺，今天是北京市有名的矿泉水产地。老爷子晚年曾经自嘲，说如果不是那十几年的体力劳动和好空气，恐怕还活不到这么大岁数。
虽然有好空气，毕竟是管制劳动，生活条件非常艰苦，特别是1960年前后，三年困难时期。果木队的头儿姓赵，教大伙儿捞河草喂兔子，开始大家都不信服，兔子吃河草吗？姓赵的说：“打小日本儿的时候，没粮食，我们就这么干过。”
当时大家就偷偷传，说姓赵的是老八路，因为乱搞男女关系给管制的。
后来才知道，他根本不是八路，而是国民党傅作义部三十五军的汽车营副营长，新保安被俘，释放后参加绥远起义，以后因为“特嫌”又被抓了起来。姓赵的在农场沉默寡言，批斗就认罪低头，因为“老实”才作了犯人头。
到了“文革”的时候，就没那么容易过关，红卫兵到农场来揪斗他，拿劈柴、砖头打，一次下来，就打了个半死。第二天再来，打完了放在炕上趴着，顺嘴角嘀嗒血。
红卫兵走了，我爷爷给姓赵的喂水喝，姓赵的说我可能过不去这个坎了。我爷爷劝他挺着，找来找去，把自己的一瓶云南白药给了他，把那颗红丹给他吃了。云南白药的红丹真是神奇，他果然活了下来。
我爷爷1968年回了家。到了80年代，姓赵的忽然来家找我爷爷，说自己上访，平反了。爷们儿，多亏你那次救了我，不然哪有今天？我爷爷听说他平反了，很高兴，晚上就请他喝酒。
就在廊子底下摆个小桌，酒到半酣，姓赵的再三相谢，我爷爷过意不去，说那不是我救你，是云南白药。
姓赵的半晌无言，最后叹口气说，唉，是那云南白药啊。我本来自己也不想活了，捏着你那瓶白药我心里闷啊，越想越难受。姓赵的说，我想起来当兵打日本的时候，我们急救包里就是云南白药，是打完百灵庙曲家药厂捐给我们的，每个兵一瓶，救命的。我捏着那个药瓶我就想，小日本儿那么凶都没要了我的命，我能就这么死了吗？
你真打过日本鬼子啊？
当然了。说着姓赵的撩起衣服来给我爷爷看，左边胸腹之间，一块花花的皮肤，像个巴掌一样，劳动的时候大家就见过，但谁也不知道他是怎么伤的。
你怎么伤的？
姓赵的也不把衣服掖上，反手解开了领口，伸手拿过酒瓶子来，闷头喝一大口，眼泪哗哗地流下来，用袖子擦，袖子一放下来，哗哗又流下来，再擦，就没了眼泪，再喝一大口，眼睛就发亮。反复几次，越喝，眼睛越亮，终于一仰脖统统灌了下去，闭闭眼，说：
“在绥远（内蒙）打的，那一仗我们打死他一个中将，死鬼子丢在野地里喂狼，春天过完了还没吃完……”
以下，就是姓赵的对那一仗的叙述，那时候，他是傅作义一〇一师的辎重连长。
那一次傅老总要打五原啊，打五原急火星孙岚峰是总指挥，袁家三兄弟里的袁庆荣是前敌总指挥，安春山安小个子打先锋。怕鬼子增援，让我们一〇一师打阻击。能不能打下五原来，关键看阻击。
鬼子打仗和我们不一样。我们守城，一个师一个团你就守这座城，守不住你就撤，换个地方再守。鬼子兵少，他一个地方放的人少，可是有公路连着，你一打，他就来了。一来就是好几千，有坦克有飞机，所以看着他人少，打起来可不少。
我们军长董武穆，他特别会守，傅老总就让他打阻击。
有办法就是有办法，打阻击他先不让我们挖工事，带了一个师急行军直奔乌加河。那边孙岚峰一动手，这边就把日本人架在乌加河上三座桥全给打掉了。已经开了春鬼子渡河增援不能从河面上过来，打掉了桥，我们就好守多了。
你说鬼子怎么就那么容易让我们把桥炸掉？因为傅老总的部队有传统的，一有行动所有军官都关禁闭，不让和外边通消息，所以汉奸没法向日本人报告。半夜我们就埋伏好了，电话线拖出去。后半夜傅老总一声令下，就打了。夜袭是三十五军的老把式，战防炮立起来打，机关枪一扫，守桥的鬼子根本来不及抵抗。工兵把准备好的炸药往桥上一放，轰一响，大桥崩起来一百多尺高，包头来的鬼子援军还没出城呢。
天一亮鬼子援军就来了。隔着河一看，天，坦克铁甲车一大溜，不先把桥炸了这个仗没法打！
就是这样也不好打啊。五原打得一锅粥，鬼子急啦，炮弹打的那叫密，打完了就划着筏子往河这边冲。我们打他的筏子，岸上的鬼子就用机枪压我们。一交手就伤了一个团长，死了一个营长。三十五军的干部都穿和士兵一样的军服，不然死的还得多。
我们辎重连跟师部走，一个山坡下面挖了几个洞子就是指挥部。炮弹吃了不少。军长的指挥部里面电话不断地响，傅总问能不能顶住，军长说没问题。
其实已经很有问题了，又伤了一个团长，就是后来守新保安的三十五军军长郭大麻子。郭大麻子抗战是好样的，带了伤也不下来，把军服脱了一个膀子，抡着大刀督战，退后者杀。其实没有退的，都是绥远本地的兵，家都让日本人占了。绥远的兵在老家打仗凶，有名的。一个师一共三个团，一天就伤了两个团长。不是弟兄们不能打，人不熊，枪熊，你一枪过去打不到他，他就给你一炮。本来两边河堤一边高的，打完仗一看这边矮了三尺多。那一仗功是三十二师的，一〇一师打惨了。天亮了，这边河岸后边倒的一片土黄色，都是咱们的兵（傅作义的部队穿土黄色面军装）。傅总明白，给董军长请奖章。
那也没让他打过河来。
鬼子越打越多，第二天上午安北重炮联队也来了。炮弹炸的不分点，日本工兵在炮弹底下架浮桥。军长出来，说你盯着电话，我也上去了。他带着警卫连就上去了。
这个时候傅总的电话来了。我去接电话，傅总一听就问你们军长（应该是师长）呢？
我说军长上去了。傅总说王团长在不在，我说王团长伤了。郭团长呢？郭团长也伤了。
傅总没再问，把电话放了。
这时候军长派人下来，说如果傅总问他，就说他看弹药去了。
可是傅总再没有电话来。
后来我才知道五原打得很紧，日本兵一个院子一个院子拼着打。袁庆荣师长，跟傅总守涿州的，也挂花了。傅总身边的部队已经全调上去，他三番五次电话打过来，就是看一〇一师能不能顶住，顶不住，五原就不能打了。董军长心里明白，咬着牙也不说自己顶不住，蹲在战壕里顶着打。
军长都顶着打，当兵的还有什么说的，不就是一个死吗。
先是工兵连上去了，到下午我们辎重连也上去了。日本人的三座浮桥让军长指挥战防炮打掉了两座，有一座还是修过来，正顶在右边三〇三团。三〇三团的阵地不好，是个拐弯，两面挨打，日本人把照明弹往河岸上打，沙子地上都是火，人根本呆不住。第一天团长伤了，军长让宋团副代理团长，又负伤了，让武营长代理。师部的辎重兵、勤务兵都上去了，顶这个口子。这一仗，一〇一师三个团伤了四个团长，就是多了一个宋团副。
那也不行，天黑的时候日本人就冲上来了，旁边的阵地让鬼子拿炮挡上，没法过来增援。就在这时候，后面忽然来了大队的骑兵，我想这回完喽，让小鬼子抄后路了。
没想到鬼子也冲骑兵打炮，这才明白是傅总派援军来了！
阵地上一片欢呼。
来的骑兵也真厉害，炮弹里面冲过来，把马卧倒了就顶着打。好多马没等跑到就给炸倒了，后面的接着上。这一阵子好打啊，把浮桥都给打着了，后面的上不来，总算是把鬼子气势压下去。
压下去也不服啊，活着的鬼子趴在河堤下面，往上扔手榴弹，我们就往下扔。我身边也趴了一个骑兵，我扔一个，他也跟着扔一个，可勇敢。断断续续打了一夜。等天亮时候军长召集敢死队上了刺刀干河堤下面的鬼子。他站起来，我一看一一唉，原来是个蒙古大脚娘儿们啊！
早听说傅总身边有个蒙古骑兵旅，是三个反正的蒙古女王爷带来的，里面有不少女兵，傅总把她们都派上来了，那是真没人了。
咱不能还不如个娘儿们吧，我也端上刺刀就上去了……
赵老人指指胸肋的伤疤——就是这个，鬼子手榴弹崩的，差一点儿啊。杀红眼了，当时都不觉得疼。鬼子最后也有要缴枪的，让跟着过河的伪军给打死了，伪军怕我们杀他。
就那一天，五原打下来了，打死了一千多鬼子，三千多伪蒙军，鬼子俘虏抓了好几十。
姓赵的老者说完了两眼晶晶亮。
老人所说的董军长，就是傅作义部的名将董其武。当时他担任一〇一师师长，此战后才担任暂四军军长。
打死的日本中将，即日本绥西警备队司令官水川一夫。台湾有资料说水川没有死在绥远，但资料不够权威，因为水川在日本是比较多的姓氏。《绥远抗战》的李潇潇导演在日本查到这位死在绥远的水川的有关资料，发现他本来不是军人，而是日本权威矿业专家，当时率领满蒙矿业调查团到绥西考察。在势力范围上，日本将绥远政务划给了伪蒙德王，为了获得他的支持，特别给水川一行临时授予了军衔。还有一个被打死的专家有少将军衔，一个是大佐，也是同理，都是为了便于他们的活动。所以水川死后日本陆军不承认他是自己的中将。从我调查到的情况看，水川一夫是昭和13年（1938年）日本贵族院的成员，绥远抗战中说他是日本皇族，应该没有错误。
老人大名赵全聚，山西宁武人，平反后得到“按革命退伍军人处理”的待遇，住在北京市女儿家，1992年病逝，葬于北京温泉公墓。他的命运最终迎来了转折，总算让人欣慰。
老人说的鬼子尸体丢在野地里喂狼，应该是指五原的日军和伪军。战斗到最后阶段，日军和伪蒙军，王英伪军纷纷突围逃走，或被傅军击毙，或因道路都被傅军控制，无粮无衣冻饿而毙。1958年大炼钢铁上山找矿，还有当地村民在砂石山洞中发现多具日军尸骸。尸体已经成为白骨，而兵器的零件依然可以动转自如，令人不可思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