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作义麾下大将董其武，在民国军事将领中可称出类拔萃，无论抗战还是解放战争中，其经历多有传奇，即便是点滴小事，也颇值得回味。
1937年11月6日，当一路像赶鸭子一样追击卫立煌而来的坂垣征四郎开始攻击太原的时候，一定觉得太原北城的守将是个软柿子。
理由？侦察报告，太原北城的守军士气高昂，城上战旗翻卷，城墙上处处可见身穿灰黄色军装的中国士兵在沙袋工事后面严阵以待，看起来很有决死一战的气魄。
尽管看来很有气势，但对这样的防守阵容“中国通”坂垣实在太熟悉了，这是中国军阀混战中守城的标准打法。要是想象不出来，可以回忆一下电影《从奴隶到将军》里面，罗炳辉将军把城上排着队向下打枪的北洋军一个个干掉的镜头。在现代化的日军面前，这种守法实在落后时代太多，徒增伤亡而已。古老的城墙，在现代化重炮的面前，早已失去了防守的价值。这一点，八路军在和日军作战时认识得比较早，每打下县城，必发动群众“拆城”。原因是这城墙面对有重炮的日军毫无防守意义，但若让日军占据了，下次再来没炮的八路还真不好把它攻下来。
国军的战术相对来说就呆板一些，“死守”到“守死”的例子不胜枚举，勇则勇矣，多少有些不知变通。摆出这副“义和团”的架势来，一点儿也不奇怪。
不过，这种“死守”有时候也很要命。比如这次坂垣就被在忻口死守的国军狠狠摆了一道，不但无法突破忻口前线晋绥军、中央军的阵地，而且后勤补给也被切断。如果不是寺内寿一从河北方面调二十师团突破娘子关围魏救赵，他的部队很可能被包饺子。
说坂垣差点儿被包了饺子，并非信口开河。从中国方面的记录看，二战区确有吃掉坂垣的决心。所以，阎锡山才在娘子关方面吃紧的时候依然不肯从忻口方面抽调部队增援，并且直到寿阳失守，才恋恋不舍地下令卫立煌撤退。部队一退不可收拾，和撤退时机的掌握有很大关系。从日本方面的记录看，坂垣征四郎这次作战中，因为盲目尊奉东条的命令，以第五师团强攻忻口，受到的非难极大。他所部中，日军全军当时唯一的一个战车旅团（独立第一混成旅团主力）在忻口、宁武等地损失很大。热河作战中日军坦克部队的军神人物百武俊吉部队长被击毙，致使日军对装甲部队的运用思想都产生了怀疑，认为坦克部队的集群使用不够成熟。忻口战役后，日军解散了独立第一混成旅团，此后日军装甲部队一直没有联队以上的编制。直到太平洋战争爆发一年半以后，才如梦方醒，认识到对装甲部队使用方式的落后，重建坦克旅团、坦克师团，只是已经为时太晚了。
坂垣因为此战，被质疑战场指挥能力不足。事实上这个说法未必没有道理，此后他在台儿庄又闹了一次孤军深入，被李宗仁打得抱鞍而走，连手杖大衣都成了张自忠的战利品。坂垣在日本军内胜在关系广、后台硬，论打仗和粟林忠道这样的将军还不是一个档次。
被日军轰塌的太原城墙
所以，这一次坂垣一路追击，大有轻取太原，为自己洗刷名声的意思。这时候发现守太原北城的居然是一伙“义和团”，看来连老天都在给坂垣帮忙。
当天，日军以猛烈炮火轰击太原北城墙，结果……重炮轰了半晌，把城墙炸得七零八落。等步兵一冲锋，守军却出乎意料地从城墙前面的开阔地下面钻了出来，火力凶猛，兵力强劲，坂垣的攻击如同撞在铁墙上一样，损兵折将败下阵来。欲待再攻，炮兵却报告炮弹打光了。哪儿来的这么多中国兵？难道我的炮弹打不死人吗？坂垣被打退后一天没再攻北城，估计郁闷得很。
假如他知道自己面对的这个“义和团”将军是何许人也，坂垣就不该郁闷，而应该庆幸了——庆幸这个叫董其武的将军手下只有一个旅。
傅作义的爱将董其武，军中呼为“董武穆”。
“做岳武穆”，曾经是抗战时期无数中国军人的梦想。不过，他们中牺牲的大多数，只能做了无名的岳武穆。只有林徽因女士设计的纪念碑无言屹立，勉强给了我们这些后辈一个为他们献上鲜花的地方。
董其武将军一生沉毅有威，卫国北土，御寇晋绥，历长城、大庙、百灵、忻口、太原、包头、五原诸战役，堪称那个时代旧军人中的楷模。但是这样的将领，在当时军中亦非少数，为何只有董其武得封“武穆”呢？
原来，董其武的这个外号，来源很早，起源于太原学兵团时代。1919年，阎锡山在太原创办自己的黄埔军校——“斌业学兵团”，培养自己的军事干部。但是，阎锡山其人，素有心地狭隘、目光略短的毛病，所以他的干部学员多半是“会讲五台话，就把洋刀挎”的山西土财主子弟。但其中，却有一人凌然独立，与众不同，这就是董其武。董家世贫寒，但受其开办私塾的舅父影响，少年即有从军救国之志，听说学兵团招考，即步行数百里前来报考。在成群的纨绔子弟中，董一身布衣，却凛然有威，如同鹤立鸡群，引来上下无数目光，但董安之若素。及至发榜，第一名就是——董其武。
一时众人纷纷以评书《说岳全传》中的岳飞目之，“董武穆”的名声不胫而走。
“董武穆”的名声可不是纸上谈兵。就在忻口会战中，董其武曾亲率218旅渡过云中河，以一个八路式的穿插钻到了坂垣的背后，倒挂金钩奇袭日军在河北旧村的前线指挥所，一举将其攻占，令坂垣中央突破的尖刀没了握把，是忻口战役中中国军队少有的主动攻击战例。董其武将军也在此战中臂部负伤。忻口一战，中国军队阵亡一个军长（郝梦龄）、一个师长（刘家祺）、一个旅长（郑廷珍），负伤一个师长（李仙洲）、两个旅长（于镇河、董其武），战斗之惨烈可见一斑。
“董武穆”怎么会学义和团来刀枪不入呢？如果坂垣知道对方是董其武，肯定明白这一仗决非想象中那么好打。
的确，董其武这一仗确实用了圈套。城墙上的旗子是真的，士兵，则只是城垛子上扣军帽而已。他在城上基本没放兵力，而把主阵地放在了城墙外面的开阔地，让坂垣的重炮统统变成了礼花炮。
董武穆用这一计，固然是因为中国军界自古崇尚智谋型将领，也是出于无奈，他的兵太少了。
日军占领太原
其实，傅作义确实可称名将，他在奉命防守太原的时候，摆了个奇怪的阵势。东城和南城外的日军，到得早，兵力多。傅作义却只放了杨维垣旅的新兵壮丁，把两员大将董其武的二一八旅和孙岚峰的二一二旅分别放在了北城和西城，各负责一面城墙的防守。这两个旅也是傅作义三十五军的看家本钱了。如果日军对东南两面发动攻击，太原必破无疑。这个怪阵就表现了傅作义对日军的心思摸得极准，坂垣在忻口吃了亏肯定要找面子，所以从北面来的坂垣一定会猛攻西城、北城。而坂垣在日军中人缘很好，其他日军将领一定不会和他争功，仗打起来东面南面压力会小得多。从此战的进程看，傅作义堪称料敌如神。
其实中国当时不缺优秀的将领，比如白崇禧，武汉会战中部署了一个又一个口袋阵，日军就一个一个地钻，结果每次都以国军口袋被钻破告终。
尽管西城、北城是主力，傅作义的兵力也捉襟见肘，其中董其武的情况更为严重，因为他的一个主力团李思温团还要负责防守太原兵工厂，要一天以后才能回到太原，剩下的兵力实在不敷使用。
怎样度过这一天的血战呢？董其武不动声色，就使出了这招“真假义和团”，坂垣果然上当。
董其武在太原摆疑兵阵的传奇流传不广，因为这一仗打得最终还是比较窝囊，不但丢了太原，而且三十五军损失惨重，几乎把番号打光。董其武的大将风度，在这一战中没有得到充分表现。真正体现“董武穆”形象的，萨觉得应该说是乌加河血战。
乌加河阻击战，堪称1940年五原战役中最艰苦的一战。其时傅部经过精心准备，以重兵成功突入五原城，但守城日伪军拼死巷战，疯狂反击，一度几乎把攻入城中的傅军打出城去。傅部攻城前敌总指挥袁庆荣将军都负了伤，双方一时胶着。此时，发现五原被围，日军驻蒙军司令竹下义晴中将，迅速从包头等地抽调大批兵力，以战车开道火速来援。董其武率一〇一师死守乌加河（日军记为“五加河”），战斗从3月20日夜间董部奇袭河上的日军守桥哨所开始，一直打到22日五原日军全军覆没。敌增援部队始终无法突破河防，日军一直到26日才“爬”到五原，然风声鹤唳之下终不敢久留，为城内日军收尸之后随即撤退。绥西会战以中方的胜利而告终。
如果观看日军的援兵，其数量和质量都堪称惊人。此战，日军驻蒙军司令部先后调集骑兵第十三、第十四联队，独立步兵第十三联队救援五原，并以航空第六十战队出击猛轰中国军队阵地。这两个骑兵联队，实际都是摩托化部队，分别在1939年10月和1940年1月完成了机械化改装，因此战斗力很强。事后才知道此战日军如此积极，不但因为五原为绥西重镇，还有一个原因是第八战区此战还围住了一百多名日本矿业专家，就是日本的“帝国蒙疆矿业调查团”。
这个考察团，专为调查绥远的矿业资源，以确定其未来对“圣战”的支持能力而来。日本资源贫乏，对绥西丰富的稀有金属矿藏极是窥伺。这批专家集中了日本帝国的科技精英，水平很是不错。他们搜集的矿藏资料，一部分被中国军队缴获，成为揭露日本侵略军经济掠夺的证据；另一部分则已经被运回日本，得到极大重视。70年代初，日本方面曾经要求高价购买白云鄂博铁矿的矿渣。事情报到国务院，周恩来总理下达指示给中国科学院和矿冶研究院，要求对此事进行调查。不幸的是，限于当时我国科技水平的限制，对日方这一举动的动机，科学界一时也无法解释。尽管如此，周恩来还是拒绝了这笔“白捡的便宜”，反而指示成立专门机构，对包钢矿藏作进一步研究……今天我们终于明白周恩来这一举动的意义了——白云鄂博是我国最大的稀土贵金属矿，而世界的稀土市场，今天，中国占了85%。
日军战车部队出动增援五原守军，但被董其武挡在乌加河，未能增援成功。
这里面，日方所为的背后，就有30年前那次考察资料的影子。对于这个考察团，有些台湾资料有所质疑。从日方材料如《第二次五原渡河作战》等看，确实将其团长称为“水川团长”，为了营救“水川团长”还曾经出动飞机强行着陆。当时由于日军已经被分割，只来得及救走了另一名日本右翼著名人物，“血盟团事件”的主谋之一森宪二（当时任“蒙古司政要员养成所”参事）。
由于董其武的横刀立马，力阻日军援军于乌加河，这批“学者”不是死于战斗，就是被抓了俘虏，给日本天皇省了回程票钱。
董其武在这次阻击战中的出奇之处，是他不要援兵。以淞沪战役的经验来看，当时中国一个精锐师可以勉强抵敌日军一个联队。此战中，他以一个师硬抗三个联队以上的日军，艰苦可想而知。围攻五原之中，傅作义不断询问他是否顶得住，是否需要援军，董其武始终不松口。
等到傅作义打下五原，才发现董其武自己都到了战壕里……
在国军系统中，大多数将领都是唯恐援军不够快，不够多，“看在党国的份上，拉兄弟一把吧！”是典型的台词。董其武为何反其道而为之呢？多年以后董其武在自己的回忆中才说明了他当时的心态——他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坚定全军对攻占五原的信心。“傅作义先生身边当时已经没有什么部队了，这一点，我当时是一〇一师师长，我很清楚……”就在三个月前，傅作义曾经发动了一次和五原战役很相似的包头战役，以嫡系三十五军猛攻日本驻蒙军司令部包头。可惜，虽然占领了半个市区，但因阻击部队没有挡住日军的援军，功败垂成，留下了心理阴影。可以说，这次打五原，参战的将领们从傅作义以下都有一只眼睛盯着董其武呢。
这次再打不下来，对傅作义所部的影响将是灾难的。此战之前，日军在绥西的连续攻势已经将傅作义辛苦经营数年的绥西根据地逼到了绝路。失去了产粮根据地，傅作义已经把军官家属转移到兰州，如果不能夺回五原，能否继续坚持绥远的抗战；就是一个问号。
正是董其武的不松口，为傅作义吃了定心丸。人称傅作义手下第一大将，董其武的帅才名不虚传。
题外话，说董其武是傅作义军中帅才并非恭维。傅部讨论战略问题，能和傅作义平等而论的，大约只有董其武了。抗战胜利后，国共内战中董其武的确是傅部一员上将，但作战之余，董其武在战略上与傅作义的看法却有些分歧。1946年11月，董其武接任绥远省主席，和傅作义谈心。傅作义提到蒋介石有意让自己入主北平，董其武对此的看法是“蒋先生让我们去北平，是想让我们担当华北的责任。我看，咱们不去给他担当这个责任”。傅对此有些不以为然，1947年秋，傅作义担任国民党军华北总司令，移驻北平，傅的同僚袍泽纷纷发贺电恭喜，唯一没有发贺电的就是董其武。耐人寻味的是，傅作义在华北打得热火朝天，却整整两年把这员头号大将放在绥远，可以说是对“家”的重视，似乎，也有点儿刘备东征不带赵云的感觉……但是，董其武对傅作义的忠诚却始终如一。北平和平协定的第二天，董其武就从绥远飞北平去见傅作义，一来表示支持，二来表示绥远听傅作义的命令，让傅深受感动。
不过，解放后有人问董其武1947年的想法是不是已经认为共产党会胜利。董其武却诚恳地说，我是认为把察绥两省搞好，三年就可以看出水落石出……
回到乌加河之战，这种恶战死守，董其武在傅作义军中打过很多次了，而他不要援兵的壮举，在国民党军中的确罕见。
根据我的了解，在整个抗战期间，如此咬牙不要援军的例子，在国军中，只有三例。除了董其武守乌加河，还有两例，一个是大战雪花山的西北军十七师师长赵寿山，另一个是淞沪抗战中的胡宗南。
说起董其武，正好可以连着一提赵寿山，董其武在国军中是中将，绥远起义后，在解放军中的军衔是上将。而赵寿山呢？是杨虎城的爱将，西北军仅次于孙蔚如的战将，抗战开始时担任十七师师长，出潼关抗日。《白鹿原》中的茹师长，原型就是赵寿山，后来在国民党军中做到过集团军总司令。他大战雪花山是在1937年的娘子关之战。当时，娘子关所在的东线是黄绍竑指挥的，但这位桂军名将在这里却是光杆司令，没人买账。他手下最大的战斗单位第三军干脆关闭电台，不和他联系，所以整个东线局面一片被动。唯一肯听指挥、肯打的，就是赵寿山的十七师。这一战，赵寿山死守雪花山十昼夜，咬着牙根不谈援军——他知道自己要也没有。最后是黄绍竑自己觉得太对不起赵寿山了，到处催援军，可是谁都不肯上前。这时，杨虎城教导团团长李振西电话串线，发现黄总告急，主动要求上前线，才帮助赵寿山撤下来。
此一战，十日间十七师打得不剩一个团，赵寿山须发皆白，从此成了白发将军。
令人不可思议的是，赵寿山的官职在国民党军中就够高的了，转到解放军中更厉害，竟然是第一野战军副司令员！这可是有实权的副司令，赵寿山在宝鸡战役后总结的时候，当头训西北野战军各级将领毫不留情。也就是1955年授衔的时候他已经转了地方工作，否则一个大将是没跑的，要知道授衔的大将如陈赓当时都比他级别低呢。
还有一个死战的例子居然是胡宗南，那就有些不可思议了。人家都说此人只能做个大连长的，还有这种时候？不错，这实在是胡宗南军人生涯中难得的一幕。那是淞沪战役中，因为陈诚的调度有问题，国军阵地多在日军舰炮火力之内，伤亡惨重，动辄一小时损失上千人。各路部队纷纷整补替换；把总长何应钦忙得七荤八素，只能是会哭的孩子有奶吃了。打了很久，忽然发现死守杨行阵地的胡宗南第一军竟然从来没有叫过援军。何应钦知道第一军有战斗力，但这种“令人放心”反而让人不放心了，于是打电话去问。胡宗南这才开口——“援军再不来我自己也要上去了……”
抗战中胡宗南只打了淞沪、柳林、潼关三战，还差点因为在柳林贻误战机被李宗仁毙了，说来有些丢人。但淞沪的死战，实在是胡宗南闪光的一瞬。
说董其武的传奇，恐怕再有这样长的篇幅也是不够的，印象很深的是在70年代政协作《文史资料总辑》的时候，谈起抗战中的何应钦，董其武依然恭敬地用了一个当时震惊四座的称呼“何应钦总长”。这个称呼让负责人很头疼，于是上报是否应修改，上面倒是很有气度，说董老怎样说，就怎样写。所以，如果现在您去查《文史资料总辑》68或者69期，还可以看到书中董其武的叙述依然是“何应钦总长。”
这倒不是说董其武对何应钦有什么特殊感情，事实上何应钦对董其武很是不公。这只是显示了中国的旧军人，也自有他们自己的一份坚持。
董武穆，人如其名。
1940年，傅作义发动五原战役，一举收复绥西直到五原、陕坝等地，是抗战期间北线国军少有的胜利。一时举国振奋，傅作义派此战功臣，已经升任暂四军军长的董其武到重庆报捷。
抗日功臣到首都，自然少不了觥筹交错，鲜花掌声。虽然打了胜仗，这一战傅作义部队的装备损失也不小，尤其是负责打援的董其武一〇一师最需要补充。所以董其武此行还有一个任务，就是请求总部对作战中的损失给予补充，更新装备。这件事，却是拖来拖去，始终没有结果。参谋总长何应钦开始很热情，表示一定全部给补齐，但随着时间推移，宣传逐渐降温，却渐渐面有难色，推三阻四起来。
最后，在董其武即将返回的时候，何应钦才把他叫去，温言道，此战你军辛苦，但国家如今也很困难，你的损失，只能给你部分地补充……什么是部分的补充呢？董其武去看过后才明白，是机枪27挺，步枪250支，还不够装备一个营的。
打了这样一场大战，难道补充的就是这一点点吗？
回到旅馆，董其武觉得虽然国家困难，真的难到这种地步吗？但是又无从打听，不禁十分纳闷。
恰好这时，忽然看到同住一个招待所的另一个国民党嫡系将领，十六军军长董钊。董其武心生一计，于是满面春风和董钊攀起交情来。
要说董钊这人，虽然是黄埔一期，打仗是不大行的，后来被彭德怀牵着鼻子满陕北转圈儿。人家讽刺他说“胡宗南如果算个大连长，董钊只能算个大班长了”。但是，这人也有优点，就是不以自己属于嫡系而傲慢，品质还是满实诚的——换句话说，不实诚能在1947年让彭德怀在陕北牵得跟牛似的武装大游行吗？
一看五原大战的英雄董其武折节下交，虽然同是军长，董钊大有受宠若惊之感，马上出钱请客，与董其武把酒言欢。两个人相见恨晚，说来说去，一笔写不出两个董字，居然祖上还有些亲戚。算起来董其武比董钊大三岁，董钊以兄称之，两个人更加亲近起来。
干吗这么和“董大班长”热乎呢？原来，董钊到重庆，也是来请求补充武器的。不过，他可不是作战损失，是单纯要求更新装备而已。喝着喝着董其武就把董钊十六军换装武器的凭单拿到手了。
人家董钊一个军的装备，可是全更新了（苏式装备），一点儿折扣都没打。
看来，困难也要看对谁说。
这就是嫡系啊。
看破了真情的董其武当天回了绥远，从此对蒋介石心存芥蒂。1946年底劝傅作义不要到北平去，心思未必不是这个时候种下的。
只是那个露了底细的董大班长，后来还多次给董其武大哥写信叙旧，很是亲近，到死，好像也没明白自己卖了何总长和蒋委员长……董其武呢？却不过情面，也就少不得年节给这个“兄弟”送点土产礼物什么的，关系一直不错。
看来，这位“董大班长”打仗是不灵，交朋友，还真有两下子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