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当年曾经居住在北京市东四四条。那里东四派出所旁边有一个大院子，带耳房大影壁，院门上方带着可与颐和园长廊媲美的彩绘。现在去看，那幅彩绘还在，但是经过多年的风雨，已经褪色剥蚀，不能分辨画面了。胡同里老人告诉我，这院子里面住过“一个国民党大官的太太”，解放的时候跑到台湾去了。
慢慢的，知道这院子原来是军统大特务马汉三的一处宅院，此人一度担任军统华北试验区区长，以贪污腐败、狡猾凶狠著称。
不过，马汉三在解放以前就已经因为军统内斗被毛人凤清洗枪毙了，而他的太太（马在1940年娶的续弦）解放后一直留在大陆。因此，所谓逃到台湾的“国民党大官的太太”身份就很神秘了。
直到多年以后才知道，这个逃到台湾的女子，并不是什么“国民党大官的太太”，实际是一名乡下妇女。她的丈夫叫麻克敌，正是抗战期间制造了震惊北平的“刺杀天皇特使案”的军统行动特务。那次刺杀行动，麻亲手击毙了日本天皇派遣到华北执行宣抚任务的贵族院议员高月保男爵。高月当时担任参谋本部作战课中佐副课长，是日军中少见的北亚苏联问题专家。
此次行动之后数月，麻不幸被捕，旋即被日军杀害。抗战结束后，马汉三作为军统在北平的负责人，将麻的遗孀从河北接到北平奉养起来。北平易手前夕，麻的战友周良辅（抗战中担任北平站情报第一组组长，麻为行动第一组组长）、侯化均等人担心其遗孀在战乱中出事，遂将其送往台湾生活。邻居的老百姓不了解内幕，一直以为她是这所宅子的主人，于是生出了所谓“国民党大官的太太”之传说。
“刺杀天皇特使案”是军统组织抗战期间在北平组织的一起重要行动。1940年11月29日上午，军统特工人员在掌握了目标的准确行踪后，骑自行车尾随其到锣鼓巷皇城根14号美国教会远东宣教会门前开枪射击，两名日本天皇特使一死一伤，消息震惊中外。对于这一事件，由于历史的原因，其真相一直鲜为人知。出于对此案的兴趣，我曾经专门查阅过一些有关的中日史料，获得了一些较为详细的资料。
所谓“刺杀天皇特使案”的大致经过，在《政协文史资料丛刊》等公开文献中已有报道，本文不再赘叙，而着重于刺杀行动的背景以及后来被侦破的过程，被刺杀的日本特使的真实身份和在日军中的地位等等。
执行刺杀日本天皇特使的军统特工，都包括哪些人员、事先策划是怎样进行的呢？
具体执行袭击任务的，是军统北平站第一行动组的两名行动特务——麻克敌和邱国丰。
麻克敌，原名景贺，河北遵化麻家村人，时年35岁，在军统中有心狠手辣之称，枪法好，胆量大。邱国丰，辽宁营口人，时年25岁，少年就开始从军，曾经学过武术，能够“飞檐走壁”。
麻、邱二人本来都是一一八师张砚田部的尉级军官。这支部队本身原来是汉奸殷汝耕组织的冀东保安队，原本出身东北军系统。全面抗战前，军统就在这支伪军投入不少力量进行策反。虽然几次都不成功并且损兵折将，但对这支部队的内部思想认同和官兵的民族意识都有很大影响，两位主官张砚田和张庆余都和军统建立了相当密切的联系。
七七事变以后，这支部队在通县发动起义，回归国民政府。值得一提的是，这次起义并非军统策划，而是官兵自发。因为该部官兵对日军平素的骄横和欺压十分不满，因此行动起来带有较大的血腥性和报复性。住在通县的日军教导官被杀，附近的日本侨民数百人也多被虐杀，并放火焚毁当地停留的日本卡车数十辆，房舍数百间。值得注意的是，一些日本人后来拍摄的对通州“侨民被杀”事件的调查照片，却在很多地方被当作日军暴行照片来使用了，可能是从日军档案中收缴又不知道其背景造成的吧。
起诉麻、邱两人的诉状中，就提到他们在通州兵变中曾经有针对日本平民的虐杀、强奸、抢劫等罪名，但看不到任何有关调查的详细材料。在南京罪行累累的日军来宣布这些罪名，不免让人感到齿冷，而这种明显给敌手脸上抹黑，意指其“罪恶累累”的做法，又很难不让人对此表示疑问。
1938年，因为孙连仲部在台儿庄损失惨重，军委会命令将张砚田的一一八师补充给第二集团军。这时，因为这支部队中很多军官为日军训练，熟悉日军情况，并且有多年华北地区活动的经验。为了增强华北地区军统的力量，戴笠向张砚田要来了麻景贺等数十名下级军官，进入军统临酆训练班学习，毕业后派遣到北平潜伏，即成为军统新华北区的骨干。为了表达抗战到底的决心，麻景贺给自己更名为麻克敌。
说到新华北区，不得不说一下军统“旧”华北区的历史。
军统旧华北区，指的是抗战前军统在华北地区平津保各地建立的情报组织，由军统得力干将王天木负责。王天木是戴笠手下六大骨干特务之一（另外五人为陈恭澎、赵理君、沈醉、吴赓恕和文强），出身东北讲武堂，智勇双全。在他领导下华北区虽然工作开展较晚，但成绩很出色，陈恭澎最初也是听从他的指挥，并逐渐培养起来（不过陈是戴笠三道高井训练班第一期的高材生，感情上比王更贴近戴）。
王的主要人手，一方面为若干失意旧军政人员、帮派成员，另一方面则是戴笠通过拜弟吴泰勋（吴俊升子）收罗的东北军要人警卫、马夫等等，其中包括了白世维、兰子春、王文等优秀枪手。中日关系逐步紧张后，王领导的华北区先后执行了刺杀张敬尧、刺杀山本荣治等多起成功行动。
但就是这样一个很有能力的部下，却生生被戴笠自己给逼反了。1939年王天木在上海主动投靠日本方面（其他抗战中投日的大特务多是被俘后投降的，王这样主动投靠的十分罕见），军统局在华北的力量，几乎被一锅端。
戴笠逼反王天木，实在是这位“特工皇帝”一生少有的败笔。要知道王不但文武双全，而且在军统特务中罕见地善于在敌占区活动（他在华北建立军统体系的时候，国民党在华北也属于半地下状态），所以在军统中排行很高，用过“三木王”的代号，意思是军统外勤特务里面他能排到老三。
戴笠逼反王天木，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权”字。说起来戴笠手下这六位大将中，王天木是唯一的叛逆（陈恭澎也被捕变节，但他对戴笠个人并非不忠，所以后来也为戴笠原谅而重新使用），戴笠对他最为猜忌，长期用而不信。
说来这有些不可思议。戴笠颇有识人之明，否则也不会提拔王天木了，而且其他五员大将戴笠都是死保宠爱，为何独独这样对待王天木呢？王在工作上对军统可谓立下过汗马功劳，可以说没有王天木，就没有抗战前军统的华北系统。
其原因也很简单，因为其他五个人戴笠都认为不会对自己有威胁。吴赓恕勇猛凶狠，抗战期间亲自到上海组织刺杀汪精卫，被捕后不屈而死。此人资格虽老，有勇无谋；文强身披黄袍（黄埔四期），有军事才能，在军统只能算半个人；陈恭澎是戴笠自己培训出来的嫡系学生，忠心耿耿而且性格恬退；赵理君是一个地道的流氓，是戴在上海训练的杀手集团一员，只不过因为比李阿大等有智谋头脑而被戴笠看重，但在外面声名狼藉；沈醉是他的姐夫军统智囊余乐醒带进来的，一来他资历浅，人比较单纯，二来戴就是通过厚待沈醉，压制余乐醒来获得一个微妙的平衡，使此二人皆效忠于自己，所以对沈一直很好。
综上所述，这五个人都不容易形成自己的势力来对抗戴笠。而王天木就不一样了，他是东北讲武堂出身，与戴笠关系较远，而且因为华北地区军统缺乏人才，戴笠不得不让王长期独当一面。
王天木长期负责一方面的特务组织，渐渐形成自己的派系。戴笠疑心重，担心他坐大，所以对王逐渐从信任变为有所防范。抗战前，戴即派出陈恭澎到华北区“掺沙子”，让陈担任北平站站长，王任天津站站长，互相牵制。不过，陈性格宽宏，与王合作不错，所以二人合作，对军统北方的工作开展起了不错的促进作用。戴笠看到陈渐渐成熟，便将王从熟悉的华北区调出，寻衅将王关押两年，直到抗战爆发，才将其调到上海担任区长。而在上海与王搭档的毛万里又仗着有侍从室的背景专横跋扈，与王不断发生龌龊。在这种矛盾中，戴出于对王的猜忌，总是偏袒于毛。王天木心思缜密，深知戴笠心狠手辣，感到自己已被架空，担心发展下去不免兔死狗烹下场，遂于1939年投日，给军统在敌占区的潜伏力量造成极为沉重的打击。
由于王的叛变，军统北平、天津、济南各站都被日军破获，损失惨重。特别是济南站负责人傅胜兰，原来是戴笠很器重的大特务，也被捕变节，一时军统在华北除了一些零星电台，几乎全部活动都被迫停止。
戴笠是不甘退却的顽固性格，也深知华北对整个地下工作网络的重要。因此，他在“老华北区”被破坏之后，立即组织“新华北区”，继续派遣特务北上。他采取的是双管齐下的手段，一方面派遣文强、陈仙洲等武装特务以情报、破路为目的随孙殿英、庞炳勋等部队行动，进入华北开展活动。陈仙洲在军统是有名的“夏侯悖”，以善于脱险著称，多次上演过先宁死不屈，接着死中求活，最后好运出逃的冒险剧本，传奇如同电影；另一方面则调动麻克敌等训练完毕的28名华北籍特务，利用其当地的关系，补充到华北区重建北平、天津等地下站点。
1939年，军统重建北平站，隶属于华北区，区长薄有凌，区书记曾澈。北平站站长刘文修，是王天木叛变北平站硕果仅存的老特务，下辖两个行动组（一个组长是麻克敌，另一个是周良辅），两个谍报组（张清江和侯化均），并有外围组织抗日杀奸团，由区书记曾澈领导。经过苦心经营，华北的特工行动又渐渐有了起色。
有些资料说此案主持人是马汉三，这有些似是而非。马汉三当时虽然在华北，但他着重对“蒙疆地区”的谍报工作，不在北平，他指挥这次行动应该是一种讹传。根据现有文献，军统在北平负责组织此行动的是薄有凌和刘文修（区书记曾澈已经牺牲）。但马汉三的确与此案有关，一方面日本天皇派遣两名特使来华宣抚的情报，是军统特务宫介梅通过华北伪治安军中的关系获得，经过马汉三呈交戴笠的。戴笠因此从重庆向军统局华北区下达指令，侦察日本特使的行动，寻机刺杀；另一方面，抗战胜利后，马汉三专门从日军档案中调出了此案的有关审讯材料并保存下来（今存第二历史档案馆），并负责了殉难特务的抚恤善后，算是这个腐败凶狠的大特务做的少有的好事。
具体的行动，是由张清江的情报一组提供情报支援，而麻克敌的第一行动组进行实施。
此时，为何日本天皇会派特使前来华北“宣抚”呢？
根据各种日方史料，其原因在于天皇需要向当时的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多田峻表示支持。
当时，日军已经占领中国华北主要城市达三年之久。但是，从1940年8月开始，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持续几个月的猛烈攻击给华北日军造成沉重打击。被打痛了的日本朝野一片惊呼，无法理解已经占领多年的华北，竟然存在如此强大的抗日力量。当时的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多田峻倍受指责，多田峻也上奏折为自己辩解，声称八路军的进攻只是暂时性的事件，并且遭到了遏制，华北局面已经安定，驻屯军无可指摘等，并请天皇派员到华北视察。
由于多田峻以往的战功，最终日本国内对他还是决定不加追究。既然不予追究，就更要表示对他的信任，于是天皇通过日本议会，派遣高月保和乘兼悦郎两位特使，前往华北“宣抚”，表示对多田峻的勉励。
其实这个决定是有些毛病的。多田峻是旧式军人，善于正规作战，对付战术灵活的八路军实在力不从心。他担任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期间，对八路军始终没有什么好办法，八路军的总体实力越打越强。到1941年年中，日本国内终于再也无法忍受多田的无能，于是将其提拔为大将（算是给个面子）后送回国内，改调被彭德怀元帅称为“最狡猾”的冈村宁次担任华北驻屯军总司令。冈村宁次要比多田灵活得多，他调动重兵发动的五一大扫荡和随后的一系列作战，给八路军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这两位特使还带有其他的秘密使命。
关于这两位天皇特使，中文资料中语焉不详，只提到两人均为日本议会贵族院的成员，军衔皆为陆军中佐。实际上高月保被击毙后“特进”为大佐，所以日文资料中对高月保皆称为“高月保大佐”，而乘兼悦郎由于没有被打死，自然没有特进。他此次遇刺没有死，负伤致残，不再适合在一线部队，改调陆军士官学校担任庶务科长。这个闲职影响了他的升迁，所以直到日本战败，乘兼始终是个中佐。
其实，这两位在日本陆军中，都是威名赫赫的人物，特别是高月保，有着男爵的贵族头衔，还有一个特殊的外号，叫做“拉脱维亚的樱”。
这两个“天皇特使”究竟什么来历？
高月保，岛根县人，大正10年（1921年）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33期毕业，虽然出身贵族但是用功勤勉，当时即因才华横溢而著称。毕业的时候在该期学员中名列优等第一，获得天皇颁赐的银表奖励。这里有点儿疑惑，据说士官学校第一名传统是赐短剑的，这次为何赐的是银表？可能是第三期蒋百里拿了第一，把天皇赐剑带回中国去了，天皇没了剑，只好换着样赐别的东西了吧。
这一期学员在战争中成为高级将领的不多，一来是因为年龄资历，二来他们在校期间培养方向就有所偏重，着重于培养外交军事人才。高月保在毕业后一度派遣到驻朝鲜军中服务，因业绩出色复由陆军省保荐进入陆军大学44期学习，主攻对苏战略，昭和7年（1932年）毕业。这一次他依旧成绩优秀，在49名学员中仅次于花本盛彦获得优等第二名。这一届陆大毕业生在日本战败时除了身为皇族的闲院宫春仁亲王破格提拔为少将以外，军衔最高的就是大佐。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高月遇刺后“特进”为大佐，成了第一个达到这个军衔的陆大44期毕业生，相信这个荣誉不大有人愿意与他争的。
与高月同时遇刺的乘兼悦郎是佐贺贵族出身，为其陆士33期同学，毕业后也到达朝鲜军中服役。但是他的门路奇特，一下就混进了上层，经历与高月大不相同。这样的好处是乘兼的提升也比较快，但是没有得到机会上陆大学习，少了一张文凭。
高月保从陆大毕业后，被分配到欧洲担任见习武官，1934年担任日本驻拉脱维亚使馆少佐武官。俄国在一战中崩溃后，波罗的海沿岸三国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乘机独立。这几个小国为了避免被苏联吞并的命运加入与法国的结盟，人称“小协约国”，而拉脱维亚首都里加也因此成为外部世界搜集苏联情报的一个重要据点。美国驻拉脱维亚武官皮雷斯就是一个这方面的高手，主攻对苏战略的高月保在此自然也是如鱼得水，多次向日本国内提供关于苏联的重要情报。在这期间，高月给日本国内的友人写信，常自称为“拉脱维亚的樱”。（日本的旧军队中军校毕业生常以樱自诩，表示赞赏樱花“灿烂中凋谢”的品质，不畏战死。）
1938年，按照日本政府要求，在欧洲各国的日本武官在巴黎召开联合会议，共同起草国际军事局势以及对苏对华作战问题的分析看法。到会的有驻苏武官土居明夫（大佐）、驻德武官河边虎四郎（少将）、驻法武官土桥勇逸（少将）等，土居明夫和高月保负责制作对苏问题看法。二人的意见是在中国问题上苏联主动插手可能性不大，应该采取坚决的攻击，首先打垮中国的抵抗，在这之前不要刺激苏联，尽量避免与苏联开战。土居和高月都对苏联的战争潜力比较了解，深知日本的军力尚不足以挑战苏联。
这份报告虽然未能获得陆军方面完全的信服，但高月的才华受到陆军省的重视，同年将其晋升为中佐，调回国内，在陆军省作战课担任作战班班长，着重于中国战场的作战指导。他力主对中国“全面战胜”，但反对北进政策，支持南进。
在这期间，高月作为主要负责人之一，还参与了对华的细菌战试验作战（宁波）的指挥，是指导对华细菌战的五人小组之一（小组负责人为作战课课长冈田重一大佐）。值得一提的是，1940年11月25日，高月已经离开作战课前往中国，日本陆军省签发的大陆令第169号，下令中止宁波、金华等地细菌战试验以检验战果，其发令序列中依然有“作战课高月保中佐”的名字。三天以后，高月保就在北京被军统击毙，可谓报应来得快。
1940年8月28日，日本军部召开陆海军协调会议，策定今后作战方略，预定南进政策，理由是英国在欧洲忙于对德作战，在南洋地区无力兼顾，美国注意力集中欧洲，但同时对日本采取禁运，造成帝国战略物资不足。会议上制定了可以发起南进作战的五种情况（三种好机和两种被迫）。这次会议，被认为是一年后爆发的珍珠港事变之发源。高月是参加这次会议的陆军三代表之一。
派遣高月为特使“宣抚”华北驻屯军其身份固然重要，但他和乘兼还有另外的使命。高月保到华北后，预定不再返回，转任华北方面军参谋。在驻华日军中，推崇向北进攻击苏联的将领不在少数。高月是日本不多的苏联问题专家，他到华北还有说服北进派将领的任务，以增进驻华日军对南进政策的理解和支持。
乘兼悦郎和高月保是陆士同学，长期专注于朝鲜殖民事务。他在到中国前担任的职务是陆军士官学校战术教官兼陆军第一旅团长侍从参谋。旅团长侍从参谋这个职务十分古怪，而且在日军中独一无二，其根本原因是陆军第一旅团的旅团长本身就很古怪。这位中将旅团长并无实权，但是身份高贵，他就是战后唯一被作为战犯起诉的朝鲜皇族——朝鲜皇太子李垠。
李垠，朝鲜高宗皇帝第七子，纯宗皇太子，日本吞并朝鲜后，勒令朝鲜人改用日姓，使用日本的语言文字（大约可以看出如果中国没有八年抗战，结果如何），同时，将朝鲜皇族（唯一可准许使用朝鲜姓的家族）子弟大量送到日本接受教育和通婚。李垠就是伊藤博文亲自过问送到日本接受从小学开始的所有教育。这给了乘兼悦郎一个发展的机会——乘兼恰好是李垠的小学同学，而李垠的太太梨本宫方子（一度是昭和天皇妃第一候补）和他都是佐贺出身，还有亲戚关系。李垠一生狂热亲日，被日本授予昌德宫李王垠称号，担任过陆军五十九联队联队长、第一旅团旅团长、第一航空军司令等职务。中国的某些汉奸和接受日本教育的李垠比起来，要算相当的“爱国者”了。
虽然李垠非常亲日，但日本方面对他从不放心，监视控制功夫下的很多。乘兼悦郎就是这样一位侍从参谋，在巩固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统治方面，他有着相当的“功绩”。不过，因为他与李垠的同学关系，而且李垠确实对日本极为忠顺，乘兼的工作并不太难，他也并不总是在李垠身边。李垠访问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就是乘兼负责接待向导，并且做了一堂示范课。
乘兼被派到中国，则是因为他的殖民经验，可以为多田峻提供相当重要的参考作用。
对日军来说，不幸的是两位在日本陆军中堪称人才的高级军官，还没有来得及发挥他们的作用，就在皇城根成了军统特工人员的靶子。
具体两个天皇特使被袭击的经过已经在公开文献中可以看到，这里可以补充的就是一些其被袭击前后的细节了。
第一，高月保和乘兼悦郎为何要骑马在北京街头招摇过市。
根据当时北平伪警察局的公开材料，两个日军军官是“方面军参谋”，骑马上班途中遭到袭击。实际上高月的确是还没有上任的“方面军参谋”，这可能是日军提供给伪警部门的资料。而说两人是骑马上班就属于一种有意的误导了，实际上这两个日军军官当时根本不是办公，而是每天早上例行公事的遛马散步。
高月与乘兼作为天皇特使，多田峻对两人颇为恭敬，无论食宿安排都是第一流，两人下榻的地点就是孙中山在北京的行辕——和靖公主府。这里和日军在北平的总部——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一号原段祺瑞执政府只有一墙之隔，根本不需要骑马上班。但高月和乘兼都是日本贵族俱乐部“爱马社”的成员，有每天骑马散步的习惯。这个“爱马社”说来颇有来头，它的主席就是日本著名马术运动员西竹一男爵，俱乐部成员包括西男爵本人都是西化严重的贵族子弟，并且都是日本陆军中的军官，是促进日本马术运动的一个重要组织。西竹一是1932年奥运会马术金牌获得者，1945年以战车第二十六联队联队长身份在硫磺岛战死。这个俱乐部的成员都是西男爵的崇拜者，热衷于马术，期待着在陆军中作西男爵第二（西竹一获得奥林匹克冠军时的身份是陆军中尉）。
所以，这两位特使即便到了北平，依然保持每天遛马的习惯。对此，北平当局之所以没有安全方面的顾虑，有两个原因。第一，1939年和1940年，原来活跃在北平地区的中国地下抵抗组织——抗日杀奸团，先后遭到两次毁灭性的打击，成员非被捕即逃往重庆，主要负责人军统华北区区书记曾澈被杀。这个组织基本已经没有活动能力，让日军误以为北平的地下抵抗运动已经瓦解；第二，日伪当局为两位特使安排的遛马路线沿线军警机关林立，属于日军安全区中的安全区，很难想象会有人在这段路上进行狙击。同时，日军还派遣了警卫人员随行，以为万无一失。
高月和乘兼的散步路线是这样的：从段执政府出发，沿今天的平安大街向东，到达东四十条路口（今平安大街一带是日军华北驻屯军总部），再向南，沿东四北大街直到今天的东四牌楼（这里路西什锦花园为日本华北地区茂川特工总部，后来此案就是这个机关破获），从此处向西，经过隆福寺和今天美术馆、皇城根（隆福寺和皇城根各有一个伪警察“巡警阁子”）、沙滩到达北海（这里的团城和沙滩红楼各驻有一个中队的日本宪兵），穿过北海向北到达今天平安大街返回住地。
这条路线，今天依然是北京旧京风貌保存最完好的一段，说起来日军的安排是相当有水平。
第二，军统特工为何选择皇城根作为袭击的地点。
这就和上面的第一个问题相呼应了。
军统方面选择皇城根作为袭击地点，是经过了一番精心策划。军统方面早期的几次成功行动，如刺杨杏佛、刺张敬尧等都是城市狙击，具有这方面较丰富的经验。首先，接到任务后，北平站情报第一组组长张清江带组员张承福、金琅等对两个特使的行动习惯进行了调查，认为这两个特使经常公开活动，在公共场合进行刺杀存在可能，不需要深入其内部进行“窝里打”。而最有规律的行动，莫过于每天早上的乘马散步。因此，狙击行动就初步预定在其遛马的路线上（参见台湾1971年出版的《中央》杂志特刊周良辅介绍麻克敌的文章）；其次，张清江和麻克敌等人对两个日本特使行动的路线进行了研究。研究结果是日军的防卫还是过分麻痹大意了。
高月和乘兼这条路线的问题是虽然多有军警机关，却没有一个统一机构负有专门对两人的保卫权责，也没有戒严，因此，只要用心观察，便有机可乘。
最后北平站站长刘文修和麻克敌商议，将狙击地点放在了从隆福寺到皇城根锣鼓巷一带，由麻克敌开枪，邱国丰掩护。因为这里没有日军据点，是由伪警察警戒的，相对比较松懈，同时，这里小巷密布，路线复杂，也为开枪后的撤退提供了有利条件。
不过，最终狙击地点选在了皇城根锣鼓巷口，则是麻克敌一时决定的。原因是狙击小组前一天已经尾随过两个特使一次，因为警卫人员离得太紧没有下手机会而作罢。29日，当麻、邱二人再次尾随到皇城根时，两个日本军官大概感到春风得意，乘马加速，与随行警卫拉开了距离（警卫是骑自行车的）。于是，麻立刻决定行动，一起惊天大案爆发了。
第三，案发当时，有几人目击。
当时麻克敌快骑追超两人后，将自行车放倒，向后开枪，当时击中骑在后方的高月保，连人带马均被打中，高月落马（后送医院不治而死）。在前面的乘兼（伪警报告将两名日本特使的名字误为森荫和赤余）停下来试图帮助他，因为周围混乱嘈杂，还没有觉察是被狙击。麻乘机再开两枪，将乘兼也击倒（重伤，后抢救活命）。此时，锣鼓巷口巡警阁子的值班警察伪内五分局第19段派出所岗警佟承启，所内值班警刘发壁闻声欲来救援，邱国丰立即射击掩护麻撤退。佟、刘不敢迎战，退了回去。麻对倒地的两名日军续发两枪，可惜未中。眼看后方乘自行车的日军警卫赶来，麻邱遂向西行，进入小巷中逃走（麻开六枪，邱开一枪）。日本宪兵急于救人，未及追击，先用人力车，后用汽车将两人送往医院抢救。
除了佟、刘以外，附近还有帮工黄广明等也目击此案，但对麻克敌等二人的描述除了衣着一致外，相似之处不多（可能是吓昏了），甚至有说行武出身的麻克敌“显系一知识分子”，而最近的美国远东宣教会干脆拒绝日军搜查。高月保和乘兼悦郎遇刺后，虽然麻和邱都在现场“露相”，多田峻惊惧之下也全力督促破案，但日伪的破案却不得要领，原因是目击情报不足，有限的报告中“凶犯”形象也差异很大，虽然关了城门大搜，却一无所获。
不久，就发生了日军闭城抓“大麻子”的事情。有说法麻克敌是麻子，行刺日本特使时被目击所以日军满城“抓大麻子”。据我所知麻克敌并非麻子，“抓大麻子”是因为麻的副手邱国丰说漏了嘴，不经意间误导了日伪侦缉机关。
日军封锁北京各城门“抓大麻子”，是参加刺杀行动的军统特工邱国丰一次不经意泄密引起的。
原来，麻克敌其人，虽然勇敢，枪法好，但有个缺点就是立功心切，不够冷静。在刺杀高月乘兼两特使之后，显然日伪当局必然要进行大搜捕，这时比较理智的做法是迅速离开险地。此案被破获后，北平站情报第二组组长侯化均就是迅速通过伪军中的关系出城才没有被捕获，成为少数幸免于难者。麻克敌因功受到军统局本部的褒奖，坚持留在北平城内（住在北海后海他哥哥的家里）。受到这次胜利的鼓舞，他和邱国丰联手，试图行刺大汉奸，日伪华北准备银行总裁汪时璟，结果因为汪戒备森严，未能成功。历史上特工人员绝少007式反复出风头的人物，盖因为真实的敌后情报工作环境之残酷，斗争之艰苦与小说电影完全大相径庭，容不得一个特工多次显示身手，那几乎肯定给他带来灭顶之灾。即便是佐尔格这样的传奇人物，只是因为情报递得急了一点，也无法逃脱被捕杀的命运。所谓特工的浪漫，纯粹是好莱坞的梦呓。
麻、邱刺杀汪时璟是采取越墙而入的方式，结果在翻越第二道院墙的时候被汪的警卫人员发现，双方发生枪战。两人见不能得手，遂迅速撤离。邱因有轻功首先跳出院外，当时一时不见麻克敌，情急中呼喊“老麻”，被汪手下听到。从麻遗下的弹壳弹头，日军判断此案与两特使遇刺为同一人所为。根据汪手下提供的线索，认为作案者是个麻子。这样，就引发了满街“抓麻子”的风潮。其实，麻克敌是遵化麻家庵人，当地人多姓麻，却和麻子无关。
如前所述，日伪方面对该案的侦破最初是相当盲目的。那么，此案最终怎样被破获呢？
问题第一出在北平站站长刘文修过于麻痹上，第二是因为有叛徒为虎作伥。
刚刚完成任务时，刘文修还十分谨慎，自己深居简出，也严令部下低调行事，隐蔽待机。然而，不久就出了一件让他放松警惕的事情。恰好此时有个大盗马元凯在兵马司胡同持枪抢劫被抓获。马不甘就此处死，为逞英雄索性自称为刺杀两特使的杀手。日军方面对北平伪警察局压力督促极大，伪警察局方面正为此一筹莫展，双方自然一拍即合。于是共同“制造”出一套相当“真实”的口供交给日本当局。据说多田峻对此也已接受首肯，所以北平各报都以“狙击日军将校案告破”的题目刊载了消息。这样，刘文修就放松了警惕，活动开始恢复，却不料有人正在四处搜捕自己。
这个人就是原军统天津站站长裴级三。
裴级三，辽宁营口人，本来是军阀吴俊升的马弁。中原大战期间戴笠到北平活动，深感北方军统力量过于薄弱，遂大力吸收人手，意图扩大在华北的实力。吴俊升的儿子吴泰勋是戴笠的酒肉朋友，军统挂名少将，所以戴就让他推荐一些出身北方的人员。吴泰勋介绍了裴级三等人加入军统。裴后升任天津站站长。因王天木叛变，裴也被日军逮捕，很快叛变投敌。叛变后的裴级三因为熟悉军统内部情况，又是死心塌地为日军卖命，给军统华北组织带来了极大的破坏，罪行累累。裴叛变后，戴笠派大特务倪中立前往天津重建天津站，结果立足未稳就被裴带人破获，倪中立抵抗中被杀。接着，天津抗日杀奸团试图“制裁”裴级三，因杀手临阵怯场而失败。裴随即发动报复进行大破坏，天津抗团大部分成员不是被捕就是被迫转入北平活动，区书记曾澈本来已经躲过日军搜捕，却被熟悉军统活动规律的裴级三从藏身地抓获，不屈而死（曾当时年纪只有27岁，审讯中问日本审判官：“你们日本人爱日本吗？那么我们中国人为什么不可以爱中国？”）。1945年日军投降时，裴畏罪逃往东北，无人知其后来下场。
马元凯承认作案后，虽然多田峻已经认可，日本华北特务机关长茂川却不相信，认为马的供词破绽很多，作案手法很像军统活动，遂派在他手下的裴级三出动继续调查。
裴遂指挥特务在北平拉网搜捕军统特工。这时刘文修却不合时宜的公开外出，结果在电车上被裴认出捕获。刘不堪酷刑而叛变，通过他抓获了交通任国伦（湖北人，特警班毕业）。任也随即叛变，参加此次行动的军统特工人员陆续被捕。先后被捕的有华北区区长薄有凌，第一行动组的麻克敌、邱国丰（麻12月底被捕，邱1月6日被捕），第二行动组的组长周良辅，第一情报组的组长张清江，组员张承福、金琅、刘心一等。军统在北平的人员损失大半！
被捕人员被关在“外寄人犯看守所”，即俗称的炮局监狱，遭到日军的残酷拷问，最终薄有凌、麻克敌、邱国丰、张清江被判处死刑，1941年2月15日被枪杀于天桥刑场。狱中，薄有凌等皆不屈服，薄并利用短暂的同审时间，联络被捕人员将所知道的情况进行交流，以便“有人活下来向上头汇报”。以上情况，1986年，当年侥幸脱险的侯化均（曾任军统河北督察、保定警备司令部稽查处长等职务，少将）回国定居，政协采访侯和幸免于难的张承福，所描述中就有说明。抗战胜利后，日伪审讯被捕人员的档案，也提供了相当多的参考。
军统方面则在重庆将麻克敌、薄有凌等以殉国烈士的名义加以供奉。
刺杀天皇特使的惊天一击，虽然改变不了敌我的总体实力对比，但无疑让骄横的日军遭受了沉重的打击。日军的搜捕虽然破获了军统北平站，并不能保障北平的治安，清理了抗日杀奸团，军统冒出来，军统压下去，八路军平西根据地又开始主导了对北平的袭扰……
北平内外，这样周而复始的抵抗，一直持续到日本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