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日军记载，鬼子在山东曾经要拜八路当老师。
鬼子拜八路作老师，这听着都新鲜。然而，按照日军后勤史专家青木孝治在《陆军铁帽物语》（丸社，东京，1978年2月出版）中的记载，这种事在二战中还真的有。决心要给八路当学生的，就是驻扎山东的日军第五十九师团，时间则是1944年。查阅日军第五十九师团师团长藤田茂的回忆录，颇有细节描写，故此整理写出，以飨对那段历史有兴趣的朋友。
山东的鬼子一度十分骄横，向八路学习，显然是让八路打得太疼了，而目的，则“别有用心”。
说山东的鬼子让八路打疼了，并不是说山东只有八路抗日。国民党曾经在敌后建立两大战区，冀察战区和苏鲁战区，山东的国民党军属于苏鲁战区，指挥官是东北军宿将于学忠和海军智将沈鸿烈，颇和日军干过几仗。只是国民党军战斗力本来就不如日军，硬碰硬的打法在敌后又不大吃得开，最终吃了大亏。
1942年日军发动攻势，利用国民党军一一三师叛变的机会，连续出击，经过几个月的战斗，重创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所部第五十一军。于学忠将军从1939年开始在山东坚持抗战，和日军作战经验丰富，用兵有道，在国民党军中颇有声誉。这一战则英雄气短，山穷水尽，于学忠亲自指挥突围，身中五枪，幸靠所部手枪营拼死冲杀，才突出重围。自此，山东国民党正规军主力撤退湖西，继任的国民党军指挥官刘勘（解放战争中在瓦子街战役中死于彭德怀之手）始终无力恢复失地。日军自认为已经“扫清山东”。
令日军无法理解的是，山东的中国军民，在日军的疯狂进攻面前，割头如割韭，无论怎样镇压，依然如雨后春笋般不断发动新的反抗。
国民党败退以后，共产党麾下的八路军就开始在山东唱主角了。
日军很快发现八路军比国民党正规军更难对付。山东的八路不和日军硬碰，甚至不集中大部队，只是如同破裤子缠腿，几个回合下来，日军大感头疼。集中兵力下去讨伐，八路隐藏于人民之中，看不见又无处不在，抓住机会就是一击，你打他是无踪影，他打你是一阵风。这样八路越打越多，日军损失惨重又赶上太平洋战争爆发兵力不足，这气焰一下就下来了。虽说八路没攻占几个县城，但在山东的日军，基本只能龟缩城里，出城就是八路的天下。
是不是这里面有夸张的成分呢？
应该说并非如此。山东日军损失惨重是有证据的，在日军驻山东各部队的回忆文章中，多有损失的记录，其中在日军战车学校颇负盛名的“黄髭队长”角光彦少佐就是在宿营中被八路军活活烧死在宿舍里。《陆军铁帽物语》的作者青木孝治当时在第59师团独立讨伐大队从军，1944年在威海讨伐作战中负伤，甚至他的旅团长也在和八路军作战中因为亲临前线指挥，被八路军中的神枪手击毙。
山东八路军打死日军旅团长？的确如此，从藤田茂的回忆录和日军军史记录看，这个被打死的日军高级将领，就是日本陆军步兵第五十三旅团少将旅团长吉川资。吉川在1945年5月讨伐八路军许世友部的战斗中头部中弹毙命。奇怪的是，八路军战史中却好像未见记载！
山东八路似乎盛产神枪手。因为和八路作战打得太苦，驻扎在馆陶的日军中甚至因为厌战和对上级的不满发生了二战日本陆军中罕见的哗变事件。
青木所在的步兵第五十三旅团，本来驻扎在鲁西。因为威海方面日军兵力不足，日军将青木所在部队编成“独立讨伐大队”，前往威海协助作战。这期间，山东日军开始针对盟军登陆中国进行作战准备。
这主要是1944年中以来，日军在太平洋上节节败退，其内部有一种观点认为盟军可能选择山东地区登陆，对中国大陆进行突然袭击，和中国军队东西夹击，歼灭日军中国派遣军的有生力量。
实际上，日军这个想法有些超前，盟军直到1945年，才考虑到类似的作战计划。可惜，一直到抗战结束，也没有来得及实施。
但是，山东日军的确按照这个思路开始认真准备
怎么准备呢？修防御工事是一条，日军在烟台为了修建防御工事，扫清射界，将沿海山上的葡萄藤全部砍光。当时烟台的葡萄十分特别，成熟时最大的如同鸡蛋，且品质特别适合酿酒。这次葡萄浩劫，使烟台葡萄酒从此很长时间有名无实。
但是单单修工事显然不够，因为盟军如果登陆，本来就兵力不足的日军大概很难在山东维持一条完整的防线。怎样应付盟军的攻击，日军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
游击战！
在鲁东丘陵利用游击战拖住盟军，直到援军赶到。
可惜，日军中懂得游击战的人太少了，怎么开展游击战呢？鬼子一筹莫展。
对了，八路是游击战的祖宗啊……
先不提日军学习游击战，前文提到山东八路打死日军少将。八路装备那么差，怎么打死的日军旅团长呢？
注意到这个史料是比较早的时候，原日军第五十九师团师团长藤田茂出版过自己的回忆录，其中对于中国军民的抗战颇多描述，尤其是提到自己师团被八路军狙击手干掉了一个旅团长。这部回忆录触动了日本右翼的某根神经，于是在一些日本新闻报刊上大肆谩骂藤田，说这个师团长让人给“洗脑”了。印象中用“洗脑”这个词攻击人好像源于老蒋，不知道日本人什么时候学了去。堂堂皇军在中国应该是横扫千军如卷席，怎么会有旅团长大人被土八路打靶的事儿呢？
结果骂了几天有人不干了。
起来抗辩的，是比右翼还右、日本老兵的“日章会”等几个组织，开始骂右翼。
都是右翼，怎么还窝里斗呢？原来日本老兵觉得右翼这帮人太“八格牙路”了，根本认识不到皇军在中国作战的艰苦程度。按日本老兵说法，在山东打八路，比在诺门坎打苏联人还苦呢。和苏联人打，死活都是一下子，一咬牙就下来了。跟八路，那是成年累月，无时无刻，随时可生可死，那种紧张能让好好一个人发疯。特别是这个旅团长阵亡，并非虚构，怎么能对殉国的“忠魂”视而不见，这样无礼呢？
那时候日本老兵在报纸上发表过回忆，曾有某个记者专门报道过吉川旅团长之死，大体还记得其中内容。且将其内容整理如下。
日军发动的这次攻势，称为“秀岭一号作战”，主力为衣兵团，也就是第五十九师团，出动的兵力包括五十三旅团、五十四旅团等，目标是肃清在新泰一带山区，以韩×集（中间的字回忆的日本老兵也记不清了）、索家庄为中心活动的许世友部八路军，以便切实控制鲁中山地，准备和登陆的盟军打持久战。
看来山东鬼子也够一根筋的，认准了盟军会选择山东登陆，所以先清理后方。
山东的日军出动，发动对八路军的扫荡。
根据中国方面的记载，这支日军实行的就是臭名昭著的“三光”作战，在被八路军断绝补给以后，竟然杀当地的中国人食肉为粮！真是地地道道的“兽兵”。这一点，在日军战败后审讯的供认中也得到了证实。
也许正是日军这种残忍的打法，激发了中国军队顽强的抵抗意志，他们不断阻击、袭击、伏击日军，使日军进展非常迟缓。战斗的过程艰苦，是因为八路军的抵抗顽强而有章法，坚壁清野，并配合坚决的狙击战、地雷战，日军行动十分艰难。
为了督促部队前进，旅团长（即吉川资少将）亲自到前沿的一一一大队督战。
当时，一一一大队已经攻下一个八路军曾经死守的“荒村”，正在向前搜索攻击。按照日本记者的说法，皇军作战英勇，士气高昂，很快肃清了前面道路上企图阻击的“大队”八路军。日军似乎一提八路总是“大队”、“成千上万”，没个数儿，不知道都是哪儿来的那么多八路，撒豆成兵吗？
应该是八路不和日军硬顶的灵活战术吧。我看倒未必是“皇军”多能打，不信你把坦克给八路，给日本兵换两个土造手榴弹咱比划比划。
一一一大队的指挥官将战报汇报给将军。也许看到战斗顺利，旅团长十分高兴，指示部队迅速前进，以便天黑前和另一支日军会合，并和部下们在村中合影。
合影完毕，大队的指挥官向将军敬礼告别，就在他的手要放下还没有放下的瞬间，村中枪声骤起，旅团长一头栽倒在地……
接着，要上前搀扶的大队副官冈田也被一枪撂倒。
日军慌忙组织反击，控制局面后再看旅团长，头部已经中了三枪……
看来日军攻占村庄的时候搜索不够仔细，村中残存有八路军的散兵。按照日军的推测，八路军的散兵可能发现这伙儿合影的日军正在射程之内，但不知道打谁好，所以一直没有射击。
这有可能，因为八路军穷啊，子弹太少，看不好目标舍不得打吧。
结果合影完了一敬礼，当时就明白谁官儿大了。
问题这八路也太狠了，至少三杆枪瞄那位旅团长大人一个，而且个个神枪手。
难道是余占鳌手下的土匪投了八路？
日本记者后来的描述很浪漫——在旅团长的精神鼓舞下，日军勇往直前，横扫前方的八路，顺利和友军会合。入夜，熊熊篝火之畔，垂死的旅团长突然直起身来，转向东方皇居的方向，大呼三声天皇陛下万岁，然后合掌瞑目而逝。一众忠心的部下垂泪为旅团长的冥福祈祷……
这实在是难以置信，三枪打在脑袋上用中国说法，那还不成漏勺了？还能三呼万岁？！我的看法这纯属记者虚构，估计是当时就没气儿了（关于吉川的死，也有记录是负伤后送到医院，死于医院的）。至于击毙吉川的究竟是谁，则没有记载。但是从日军的文献看，也没有抓住狙击手的记录，应该是打了就跑，溜了。
根据中国方面记载，秀岭之战，实际发生在1945年3月至5月之间。吉川被击毙后，日军不断遭到袭击，补给中断，士气低落，不久撤出根据地，这次讨伐以失败告终。为报复吉川被击毙，日军将附近抓到的中国村民八十余人全部杀害。
讲完击毙日军旅团长，我们下面接着说鬼子学习游击战。
话说鬼子让山东八路整惨了，最后忽然思想上冒出了火花——八路整我，我不能用八路的招整美国人吗？这游击战我们头疼，不见得美国人不头疼啊。
事实上，日军这个思路还是挺靠谱的。朝鲜战争中，美军就被志愿军八路式的游击战折腾得晕头转向。
于是，日军决定——为了防御盟军登陆山东，我们要学习游击战。老师呢？就是八路。
要说鬼子够虚心的，在战争中能够迅速认识到对手的优秀之处，并有学习的决心，这一点真值得我们学习。“明治维新”应该说日本人就是这么学出来的，学的把老师都给打了。
但是，向八路学习游击战和明治维新显然不同，不能真找个八路来教吧。一来八路大概不肯教，二来八路狡猾，教着教着把皇军带进伏击圈去怎么办？青木所在的独立讨伐大队就受命在作战中注意收集八路军的相关刊物、资料文献等物，由师团组织分析，并开始在日军中根据八路军的作战特点进行相应的训练。
要说还是有些效果的。比如，日军总结，进行游击战，最好的战场是山区，要准备放弃城市，撤进山区和盟军周旋。为此，山东日军进行了大当量的山间徒步行军训练。因为华北日军从开战以来一直有对汽车公路依赖的毛病，如果真打游击战，这肯定不行，要学习八路翻山越岭的本事，所谓“土八路瞎胡闹一身虱子两脚泡”，鬼子也学了个七七八八。1944年末，增援文登作战中日军不用汽车，用徒步行军长途奔袭，避开了八路对公路的封锁，已经有了点儿徒弟打师傅的影子。
但是，日军学习八路军的游击战法，总的来说还是失败的。最要命的一点，游击战要求游击队融入到人民之中，如同鱼入大海，鬼子在中国老百姓中鱼入大海？那怎么可能，怕不等入就变成烤鱼了。
这一点，日军五十九师团师团长藤田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得很清楚，说明他还是有认识的。
日军的问题在于中国的土地上根本不具备它进行游击战的条件。所以，日本人虽然很会学习，而且很努力地学习，向八路学游击战，却是雷声大雨点儿小，没有什么实质的进展。
不过日军进行了很大努力试图来解决这个问题，他们确实认识到了八路军能够隐入人海无踪影的优点。
为什么前文提到文登呢？因为在描写山东抗日英雄赛时礼的纪实文学《解放文登——伏击战》一文中，有一段八路和日军周旋的过程，正好和青木所写的内容若契若合，只不过没意识到鬼子这样做是在学八路。我认为他们所说的是同一次战斗，因为这种事情实在太巧了。
原文怎样写的呢？
我伏击部队严阵以待，大家都翘首远望，注视着视野尽头的公路，争取头一个发现敌人。
好，来了，几个黑点慢慢转过山脚，走走停停，越走越近。
再仔细一看，大家却泄了气：几个人破衣烂衫，肩背粪篓，手拿铁锨，分明是早起出来拾粪的老乡嘛。
那年代没有化肥这一说，农村都是积有机肥。农民经常大早晨背个粪篓子出来拾粪，在胶东农村很常见。
老赛却从这个很常见里看出了不常见：拾粪都是沿着大路拾，来往的骡车、马车、驴车留下的粪蛋沿着公路拣就是了。蹊跷的是这几个人怎么跑到公路两边的田野里去拾粪？农民拾粪从来都是低着头看着马路一路走下去，而这几个人却边走边东张西望。
等人再走近点，老赛忽然明白了这几个人哪里不对劲：
头上包着白毛巾！
在陕北、晋中等地，黄土高原上风一刮，弄一头黄土难洗。农民们总是在脑袋上包条白羊肚毛巾。华北平原上是什么情况不清楚，不过看电影《地道战》好像也有白头巾，只是包法和陕北不同。可是在胶东半岛这里，农民在脑袋上裹手巾，这可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见。
这几个不伦不类的根本就是鬼子的侦察队！
青木所说的，正是这个白毛巾！如果没有弄错的话，这几个白毛巾里面，有一个就是青木的老乡，日军二等兵山下户一。文登失守以后，山下随同撤退的鬼子败退到威海，到医院看望过青木。青木在出发增援文登的作战中中了埋伏，全小队人员除了他一个人以外全部阵亡，不过他也挂了点儿彩。山下则得了伤寒。战后两个人都回了日本，这次作战的前后经过，就是山下讲给他的。
青木怎么会写这个战例呢？他是日军战史专家，专攻后勤，《陆军铁帽物语》主要的内容也是讲日军服装、随身装具的优缺点。这里的白毛巾，青木把他归到了日军特殊的被服里面，所以得到了介绍。按照青木的说法，这副打扮出来打仗的山东鬼子，只此一例，后面还有相当长的一个背景故事。
话说山下所在的日军守备队守卫山东某城（根据有关文献，应该是文登县城），也响应号召大学八路准备打美国人——当然，也打八路。其中一条就是为了融入当地，学习八路军组织便衣队，扮装中国人。为此，日军组成了便衣侦察队。山东的八路经常便衣活动，让日军防不胜防，日军对这一点印象很深。
也不是人人都能改便衣。中国人和日本人那时候长相差别不大，外观区别不小——中国人普遍瘦而高，日本人普遍矮而壮。动作习惯也大不一样，中国人喜欢往地下蹲，日本人喜欢弯腰鞠躬。便衣队要求很高，个儿太矮的不要、镶金牙的不要、肚子大的不要、脑子傻的不要……反正是一通挑选，山下和其他二十几名聪明伶俐的日军入选。
日本人办事认真是个优点，便衣队弄了两个汉奸当教练，封闭训练，举止神态都要学中国人，特别是便衣队内部不允许说日本话。
俩汉奸都是当地人，一个叫杨建康，一个叫冯德平（都是音译），平时对日军极为恭顺，日本兵都说他们是“皇军的朋友”，教起鬼子来非常用心。不久，日军就认为侦察队可以出动了。
于是，侦察队就出动参加讨伐，准备偷袭附近的八路军。
没想到第一仗就被“土八路”给打了埋伏，侦察队轻易被识破，二死一伤。
日军马上彻查原因，检查下来啼笑皆非。
原来，日军为这些便衣队员配的服装都是从城门口当地老百姓那里卡来的，五花八门，穿上活像山东农民。但是，却给每一个日本兵配了一顶统一的瓜皮帽！
于是，出去侦察，八路就看见一群衣衫褴褛的农民，拾粪而来，人人头顶一崭新的瓜皮小帽。
捡粪的还买得起瓜皮帽？
如此怪异的一伙人，你要是八路军指挥员看见什么反应？——人妖啊，打！
气急败坏的鬼子下来查——谁的主意？——师团部的命令。
原来，鬼子虽然善于学习，却也有食古不化的一面。日军的条令里面有一条规定——现役军人出军营必须戴帽穿鞋，不可光头赤足，违者送军事法庭。
虽然是便衣队，日军师团部认为他们毕竟还是正规军人，必须遵守条令。
怎么办？当然不能戴着日军的军帽出去了，上头让他们自己解决，作后勤的鬼子脑子一短路，就给每个便衣队买了顶瓜皮帽……
鬼子便衣队长和俩汉奸一商量。汉奸说这瓜皮帽都一样当然不行，另外这也不是乡下人的打扮。鬼子说对，得，瓜皮帽不能戴了。
正在这时，守备队的鬼子奉命派部队出城，打通到威海的交通，为撤退做准备，侦察队又必须出动。
其实，我看过日军在豫湘桂作战中出动的便衣队照片，也不是都戴着帽子（也有戴瓜皮帽的）。可见对军令的理解日军各部队有不同的看法，而山东的日军，显然是比较“严格”的。
按照青木的记述，驻文登的鬼子头儿是一个非常遵守条令的家伙，脑袋像榆木疙瘩，说你不戴瓜皮帽可以，但是脑袋上必须戴点儿东西才行。比如……这鬼子头大概是从山西调来的，说，比如像中国农民那样，围条白毛巾。山西农民头戴白毛巾，可胶东农民从来不是这个打扮啊，他怎么不出去瞧瞧山东农民的打扮？废话，城里瞧得见捡粪的农民吗？城外？我要能随便出城我还用得着便衣队吗？
于是，就出现了《解放文登——伏击战》描述的那怪异一幕。
毛巾，是鬼子便衣队长让汉奸杨建康找来的。他是本地人，很容易弄到了许多中国的毛巾，颜色不太一样，质地也不一样，倒是很适合便衣队用，这样可以避免太统一。
结果是照样被识破。鬼子郁闷啊。
当然，鬼子也想不到，山西农民和山东农民在习惯上有那么大的不同。
正是因为用白毛巾缠头，是这里鬼子独家发明，估计青木和山下所说的战例，大概是同一件事，山下所在的那个城，应该就是文登。
但是事情还没有到结尾。更想不到的是几天以后，便衣队活着回来的鬼子纷纷病倒，高烧吐泻无一幸免。军医检查后说是伤寒。伤寒？！好端端的怎么会闹伤寒？日军便衣队长脑筋一转，就想起那批白毛巾来了。
化验结果，那些白毛巾都带有大量的伤寒菌，显然都是伤寒病人使用过的！
再找“皇军的朋友”汉奸杨建康，早已踪影皆无，连家眷都没了。
火上浇油的日本兵，一怒之下把另一个汉奸冯德平拉出去枪毙。
皇军的朋友？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