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八路军的序列中，冀东军分区和它的司令员李运昌将军，只是璀璨众星中的一颗。但是，即便在敌军的材料中，对这一支八路，也有不少精彩的记录。
日军的汽车队出现了，头车的驾驶棚顶上架着两挺歪把子机枪。车厢里满载着荷枪实弹穿着黄色粗呢面皮大衣戴着皮帽的日本士兵，满载士兵的卡车竟有几十辆……日军的卡车开得很慢，先头车似乎在谨慎地做搜索前进。随风传来日军士兵的歌声：“朝霞之下任遥望，起伏无比几山河。吾人精锐军威壮，盟邦众庶皆康宁，满载光荣啊，关东军。”
懂些日语的赵刚脸色骤变，轻声道：“这是关东军军歌。老李，情况有变，这不是日本驻山西的部队，是刚调进关的关东军。”
——摘自《亮剑》之第三章：野狼峪之战
能让赵刚这样的老八路变色，关东军的战斗力之强悍名不虚传。在日本陆军各部队中，公认最不能打的是大阪第四师团，最能打的，就要算关东军了。硫磺岛一战，补充到栗林忠道部下的关东军老兵让美国海军陆战队谈虎色变。在《亮剑》一书中，李云龙独立团在野狼峪伏击战力拼关东军两个中队，神鬼皆惊。
《亮剑》是文学作品，真实的战场上，是否发生过八路军和关东军的殊死血战呢？因为关东军主要驻防东北，八路军则活跃于华北，这样的机会不太容易找。
事实上，这样的例子不但有，而且规模远远大于野狼峪之战。在大宅壮一监修的《兵队陆军史》一书中，就记载了这样一次战斗——马家峪伏击战。这本书是番町书房出版，1969年4月14日第一次印刷，因为保留了大量原始历史资料而弥足珍贵。比如，平型关战役中记录日军“大行李”遭到袭击，这“大行李”究竟是什么，一度颇有争议，甚至有人认为这指的是日军携带的物资。该书中对此有明确的定义，说明“大行李”是日军区别于专门辎重部队，在联队内设置的独立后勤作战单位，并有专门的照片，介绍在太行山地活动的日军“大行李”部队。这一点，对于确定平型关战役的战果有着重要意义。
作为讨论日军训练水平的例子，书中专门用了一节叙述马家峪之战。这次战斗中关东军和《亮剑》一样遭到了八路军的伏击。不过，被伏击的关东军不仅仅两个中队，而是作战兵员两千多名的整整一个联队。在日军“春兵团”，即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的作战记录中曾经提到这次战斗，书中对此则有更充分的描写。很遗憾，除了日军自己分析可能是遭遇了八路军李运昌部以外，在中文资料中没有找到相关的材料。因此，关于这支和关东军大打出手的八路军部队，至今无法确定它的番号。
大宅壮一这部书中提到马家峪之战，是以此战为例说明针对八路军独特的作战方式，日军训练也需要相应的调整，单纯的正规操典式作战在八路军面前即便是关东军这样的精锐，也难免吃到苦头。
马家峪，是个常见的地名，华北地区至少有三个马家峪，而且非常巧，·个个都和八路有些关系。第一个马家峪在今山西黎阳境内，1938年八路军一二九师徐向前部为配合徐州会战从这里出击，发动响堂铺之战，歼灭日军辎重部队四百余人；第二个马家峪在山东费县，一度是一一五师聂荣臻司令部驻地；关东军遭遇八路伏击的这第三个马家峪，地点在河北省抚宁县，时间是1944年4月中旬。
战斗的开始毫无悬念，几乎和所有八路军作战的老套路一样。日军发现一支人数不多的八路（此书中记载约三百人，春兵团作战记录中，提到约一百人）在自己辖区招摇过市，自然是立即出击，试图一举围歼。八路掉过头来就跑，一来二去皇军抬头一看，嗯，怎么四面全是山了？
这种战术八路军已经玩得熟练已极，这样的小股八路多为地方武装，目的就是钓鱼，把日本兵钓进包围圈让主力部队收拾，人称狼诱子。
问题是这次狼诱子的队长好像有点儿缺心眼——这次钓狼可钓得太狠了，居然钓出了整整一个联队的日本兵。
百团大战中，八路军主力几次预谋作战，也不过目的在歼灭日军一个大队而已。一个联队的鬼子对上国民党正规军一个军都能打，何况号称帝国精锐的关东军！
这狼诱子可就有点儿玩大了。
日军干吗出动一个联队攻击只有三百人的“狼诱子”呢？
原因很简单，这支八路军部队跑出了圈。
八路军部队在华北最为活跃。到1944年，华北的日军因为兵力不足，给养困难，已经捉襟见肘，被土八路打下个县城的事情屡见不鲜。各地驻防部队多处于被围困状态，再无复五一扫荡时候的威风，这大概也是八路军放出狼诱子找肉吃的原因。要换大扫荡的艰难时期，土八路的主要任务就是生存，大概不会这么积极的没事找事。
关东军士兵照片。这样精良的装备固然战斗力強，但也会引发八路军的好胃口。
经过长期的对峙，华北的鬼子对八路军也有了自己的打法。往据点里一缩，机动部队傍公路，在八路军的兵工厂琢磨出用迫击炮打平射的技术之前，没有重武器的八路还真不容易把个深沟高垒的炮楼怎么样。
这样一来狼诱子就不容易出成果了。这位狼诱子的队长大概是好大喜功，出河北他奔了热河。
热河，当时属于伪满洲国，那里的情况和河北大大的不相同。日军在伪满已经经营了13年，在长期高压与利诱相结合的政策之下，抗日联军等抵抗力量损失惨重，无论国军还是共军，对这里的渗透都很困难。七七事变以后，关内曾经多次试图通过热河与抗日联军联系，都未能成功，成为抗联失利的重要原因之一。
所以，忽然发现一支好几百人的中国军队，日军指挥官肯定是觉得立功的时候到了。这个联队多年驻屯东北，要知道抗联的编制里面，几百人的部队，可以编一个军了。当然也可能是关东军多日没打仗憋得慌，想干脆把部队拉出来当训练了，才玩出这样一出猫捉老鼠的游戏来。想想当时发生过三十个日本兵追国民党一个师的热闹，这三百八路的面子够大的。
这明显是关内关外鬼子思维的不同了。华北的日军遇到几百八路属于司空见惯，哪儿会这么新鲜呢？不但日军，伪军也是这样。南朝鲜名将白善烨当时就是伪军，到了华北惊呼掉进了中国军队的海洋，差点儿淹死。幸好白将军的部队比较聪明，和八路达成了协议规规矩矩的，于是坐井观天直到战争结束。
写到这儿忽然有了一个新的想法，也许这支八路军部队开始并不是狼诱子，而是冀热辽军区派去热河开辟根据地的。总不成这冀热辽后面俩字都是摆设吧？大概八路到了关外也水土不服站不住脚——这儿的鬼子怎么这么阔气啊？的确，日本本土都饿死人的时候，关东军在东北还有牛肉吃呢，确实牛气。这时候的华北，鬼子可是军服破了都没人补。
再让一个联队的鬼子一追，这架势反正根据地是打不开了，干脆改行钓狼吧。
“狼诱子”钓上来一个联队的关东军，对八路军的指挥员无疑是一个严峻的心理考验。要知道当年“狼诱子”也曾经钓来过大鱼，阿部规秀中将就是狼诱子钓上来的。但那时阿部身边可没有一个联队，不然也不会轮到杨成武那几门炮发威。估计看到进了包围圈的鬼子，八路军的指挥官也得倒吸一口凉气。
这部分我演绎的比较多一些，《兵队的陆军史》没有这么多分析，它写得很简单——“两千名关东军士兵，紧紧追击这三百名中共军（日军对八路的统称），直入河北省境内。中共军作战素来顽强，这样快速的退却很不正常。但由于对中共战术的不熟悉，关东军自信满满地认为对方是无能的败退，率军一路直追，一直到马家峪的凹形山地，敌军却不见了踪影。此时的关东军都已经疲劳，于是联队长下令就地宿营休息。”
其实，只要和当地的日军取得联系，大概也可以得到点儿警告——这地方四面都是山，这不是马家峪，这是饺子锅啊。
问题是打惯了胜仗的关东军哪儿想到自己会被包围呢？书中分析，关东军的思路也有道理，那就是他们的思维习惯，想不到会遇到千人以上的敌军。也对，见到几百个八路都觉得新鲜，他怎能想到华北这地方遍地八路呢？
于是关东军就在饺子锅里宿营了。
八路军也一直没动手。
我想八路没动手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个可能是等待最佳的动手时机，一个大概也是有点儿懵一两千多真鬼子啊！想想整个昌（黎）卢（龙）抚（宁）边区八路军才有多少正规部队？吃得下吗？
这时候关东军又出新鲜的了。
关东军可是日军正规化军事教育的典范，一声令下休息，按照操典除了派出的哨兵、做饭的炊事兵，所有部队一个班一组在路边把枪架起来，齐刷刷坐下等待开饭。远远看去，轻机枪、掷弹筒摆成一条漂亮的直线，官兵们坐成了棋盘格，军容严肃而整齐。
但这一溜架起来的三八大盖、歪把子、掷弹筒，看在缺枪少弹的八路眼里，那就不是“整齐的军容”，而是咬一口流油的大肥肉了。如果说刚才八路军的指挥官（按照日军说法大概是晋察冀军区十三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还有一丝犹豫，那现在肯定不会再有其他想法——有其他想法上对不起人民对不起党，下对不起弟兄对不起校长——忘了说，李运昌和林彪一样，都是黄埔四期的。
于是，就在日本兵刚要开饭的时候，下雨了。
下的是弹雨。
凹地四面八方山上八路军伏兵的攻击开始了。
八路军猛烈的射击，顿时覆盖了关东军整齐的队伍。
李运昌犹豫（假如敌军刚到时没有投入攻击不是预谋的话），大概因为他考虑到这一枪打出去只怕结果是鱼死网破。从种种情况判断，八路军虽然是预设伏兵，但它的兵力并不充裕。
马家峪之战，到底有多少八路军参战至今是个谜。马家峪有八路军的烈士墓，假如能够到那里考察一下参战八路军部队的番号，那将对此战的考证提供极好的证据。
日军的说法，围攻的八路军共计“三千余人”，这肯定是被打昏了头。从伏兵出色的隐蔽、强悍的攻击来看，这肯定是八路军的正规部队而不是地方民兵。要是地方的“土八路”看见鬼子不管不顾就是一顿枪，关东军也不会吃这么大的亏。这个地区的八路军主力是李运昌部，到1945年出关东北，也不过八个团，这还是经过好一阵扩编整顿以后的兵力。1944年的冀热辽军区，主力部队最多能凑出四个小团来。动不动出三四千人围攻关东军一个联队，那李运昌不用三回就会把主力打光，还怎么在这块地方混呢？
何况日军也没法一个一个数八路，这数字只能说是日军为了面子“夸大匪势”。
从此战前后的情况分析，八路军这次埋伏，本来的企图并不太高，抚宁一带是冀热辽根据地的腹地，换句话说八路去热河是到鬼子的后方折腾，鬼子到马家峪，也是进了八路的地盘寻衅，不教训一下说不过去。当地驻守的日军独立混成第八旅团以中队为单位，除了留守的他想可能日军尾随追击的也就大半个中队，这也是这一带双方比较常见的战斗规模。恐怕李运昌想不到要面对一个联队装备精良的关东军。
要是这样，八路军的伏兵正规军可能在一个团左右，加些地方部队。总兵力是日军的五六倍，打个伏击比较靠谱。以当时的武器装备差别之大，这个配置八路的兵力并不太多。可是现在情况有变，八路的总人数还少于日军，真面对面的打，恐怕就要吃亏了。您说八路不是情报灵通吗？别忘了关东军是热河鬼子，李运昌本事再大恐怕情报系统还发展不到“满洲国”去。要是本地的独混第八旅团，大概也就不会出这种失误了。
八路兵力不足，一方面可以从此战中八路军的火力得到证明。另外，如果李运昌手里真有三千多人，大概一交手就冲出去肉搏了，将近两个对一个，加上八路拼刺先开枪的怪招，全歼关东军一个联队的可能性都有。没马上冲出来肯定是实力悬殊。
既然实力悬殊，要照正常情况，大概八路也就偃旗息鼓，悄悄地撤了，没便宜的买卖八路一向不大做的。可鬼子玩出这个野地大阅兵、架枪等开饭的怪招，那就是勾馋虫了——这也要怪日军不知变通。这军容整齐的确很体现部队的水准，但荒山野岭的你搞这么正规给谁看呢？
所以八路军一咬牙，送上门来的肉怎能不吃，就打了……
真打起来的结果让人大开眼界。抗战时期日军打防御战的战斗力之顽强有目共睹，关家垴一二九师十倍精兵恶斗冈崎大队打到彭刘两帅拍桌子，现在以寡敌众打一个联队，结果如何呢？
整个的一面倒。《兵队的陆军史》记载，此战日军遭到袭击后，几乎当场就垮了下来，先是被八路有数的几挺机枪扫倒一片，接着建制就乱了，“完全陷入中共军的围攻之中，在中共军的弹雨之下，唯一可做的就是伏在凹地上挨打”。大多数日军士兵根本不能反击，只是仗着训练有素，迅速自行在山地寻觅隐蔽的地方躲避八路军凶猛的射击。
日军并非没有组织反击，但这回关东军可没有野狼峪那么威风，几次攻击都被八路军轻易打了回来。
轻易就给打回来？八路军又不是超人，怎么有这样大的本事？难道关东军是银样蜡枪头？这并不是关东军的战斗力不足，而是因为两个特殊原因。
第一，关东军对当地地理不熟，根本没有找对适合突击的要点。这一带平原山地间杂，山区属于太行燕山余脉，地势险峻，当地称为“砬子”的陡壁比比皆是，路都找不到，谈何突击呢？第二，日军部队能拿到枪的太少了，大多数人的枪还在一边架着呢。那里是八路军重点的打击目标，为了拿枪被打倒的日军遍地皆是。
此战，日军统计阵亡84人，含5名军官，负伤114人，含1名军官（日军称为“将校”，我认为还是翻译成“军官”为好），而八路连一具尸体都没留下，就是因为关东军被打得实在太窝囊。
万般无奈之下，日军联队长只能用无线电明码呼叫附近日军前来救援。
这一节的文字，日本作者写得光芒四射的，就是救援了。原来，日军在马家峪附近有一个据点，驻守了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的一个小队，24名士兵。接到求援电报，这一个小队的日军不顾敌众我寡，立即“默默地”收拾出发，向日军被围处发动了敢死队式的冲锋，终于将八路军的阵地撕开了一个缺口，将被围的关东军抢救出来。“二十四个人救了两千关东军”，日本作者认为这是一个奇迹。原因是这些独混第八旅团的日军士兵是和八路军多年交手的“百战精兵”，“自然淘汰”的超级战士。作者的意图就是想说，和八路军这样的部队作战，必须采用久经训练的精兵，有实际作战经验的士兵，才能够事半功倍。
表面上看这结果的确让人瞠目结舌，其实仔细想想却也自然，这一个小队的日本兵不过是恰好捡到了大红包。
发红包的应该是李运昌。实际上八路军的计划不可能是全歼那一个联队的关东军，毕竟兵力对比在那儿。李运昌牙好、胃口好、身体好（95岁还能当黄埔同学会会长），但还没好到这个地步。前面说了，他的兵力不足，否则早就冲锋肉搏了，有多少人干多少事，能够从日军身上咬下一大块肉来，李运昌应该知足。日军虽然损失惨重，但那是措手不及被打懵了。日军虽然突不出来，但死了这么多人，也开始渐渐稳住阵脚，被打倒的虽然不少，抢到枪的已经越来越多，这个仗继续打下去要变成啃骨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八路军的装备水平不适合久战，最要命的就是子弹不足，八路打完仗有个习惯就是到处捡子弹壳——好让兵工厂重新装药翻造啊。就算是主力部队一个人能有二十发子弹就是豪富，像这样大规模的伏击战，再打下去李运昌就只能靠扔砖头解决战斗了。
没办法，这就是国力水平的差别。
于是，日军这一个小队的援军一打上来（李运昌也不可能知道他只有一个小队），八路军就顺水推舟地放开了一个口子，让日军往外跑。围三缺一是我国古代兵法之一，李运昌在黄埔军校肯定学过。
所谓李运昌有意“围三缺一”，会不会是作者的臆断呢？恐怕不是，事实上前面的战斗经过，在“春兵团”作战纪录中都有类似的记录。但《兵队的陆军史》里面，关于马家峪之战，还有“春兵团”作战记录中没有记载的内容，正是这些内容，才揭示了这次战斗真正的结局。
那个小队的日军，在救援以后发出了兔死狐悲的感慨——“关东军啊，太绝情了。”
独混第八旅团骂关东军绝情，倒不是关东军对他们干了什么。
说关东军绝情，是因为关东军这次阵亡士兵的尸体都没有抢出来，只来得及把每具尸体的小手指砍下带出来。84名阵亡的日军，就带出来84根手指头。
日军在作战中，对战死者的遗体收容十分重视。这一点对各国军队来说都很重要，想想战死后尸体被丢弃在那儿慢慢腐烂，再勇敢的士兵也会心中忐忑。抗战中，九江之战张发奎几天就败下阵来。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战区仓促应战，没有安排好伤兵和阵亡人员的处理。士兵在战壕里看到身边战友被打死没人管，负伤了只能慢慢死去，导致士气一落千丈，这个仗能打好才怪。
日军重视收集士兵遗体，还有一个独特的原因。据说喜峰口赵登禹部大刀队有一个发现，那就是日军不怕战死，但怕砍脑袋。理由是日军信佛的多，认为砍了脑袋灵魂无法升天。从日本人切腹自杀要用介错砍头来看，这种说法未必准确，很可能是大刀队为了鼓舞士气搞的宣传。但日本军队中封建迷信比较流行是真的。因为这个原因，日军战死后多火葬，并有相当隆重的祭祀仪式。
可是战场上往往形势瞬息万变，也有来不及带整个尸体下来的情况，这时候日军也有权变之法。参加衡阳会战的日军对此曾有记录。
此战方先觉第十军守衡阳42天，虽然最终失利，但日军也只是惨胜，伤亡极大，只是抱着“各地战场纷纷失利，打通大陆交通线是帝国唯一希望”的信念，才拼将下来。说豫湘桂大会战一般的看法总是讲国民党大溃败，其实大溃败的原因也并不全是国民党腐败无能，还有一条重要原因就是此战日军心态不同。要知道前面中日两军的作战，无论徐州还是武汉，日军的目的都是取得胜利，迫使中国方面投降，属于“建功立业”。而豫湘桂作战时，日军虽然整体训练素质有所下降，但其在太平洋战争中已经接近绝望，此次作战目的是为了给日本帝国打开一条生路，属于“情急拼命”，其战斗力的发挥自然有所不同。
日军对衡阳会战的记载中，最初在前方战死的日军尸体都是完整带回，在后方火化装殓。然而，到第二次衡阳攻击战，湖南公路多被中国方面预先破坏，日军运输补给能力已近极限，没有多余的运力从前线运送尸体下来，于是只能砍一只手带回来。再后来，就只能砍一根手指，甚至只能是一节手指了。之所以坚持这个仪式，是考虑战死官兵的灵魂，可以通过这一只手或者一根手指返回故里。但这只是万不得已时候的做法。
所以，这次关东军撤退之狼狈可见一斑。按照独立混成第八旅团的传统，和八路军作战中，即便形势险恶，总是要把战友的尸体带走的，他们也一直做得不错。事后总结关东军这次失利，独混第八旅团方面除了提到关东军战法呆板、不熟悉八路军战术、警惕性不够高以外，就提到其战友情谊不足，怎么能把战友的尸体丢掉逃走呢？这样绝情怎能精诚意一，发挥战斗力呢？
独混第八旅团认为它的一个小队能救出两千关东军，关键就在于其老兵在几年和八路军的恶斗中养成的决不放弃战友，相互默契信任的配合。
其实独混第八旅团内部也未必真的那么融洽。同一章节，为了说明独混第八旅团战斗力强劲的原因，提到其训练的严苛，就讲到有初年兵患肺炎卧床，被伍长认为不够坚强，强行叫起来进行拼刺训练导致死亡的例子。对此，日军还振振有词地称为“自然淘汰”，只有这样严苛的训练，才能保障士兵在战场上的安全。
抛开日军的看法不说，从关东军仅仅带着战友手指退却的情况，就可以断定，马家峪之战的结局，并非如独混第八旅团所说的“解围”，而是来接应的日军带了关东军脱离战场“逃跑”而已。这逃跑，恐怕还是八路军放水，否则，援救的“二十四勇士”也不会一个负伤的都没有。种种迹象表明，八路的意图就是赶跑（或者说吓跑）日军，目标则瞄上了那些闪闪发光的掷弹筒和歪把子。
书中提到，日军此战“丢失兵器甚多”，只不过由于急行军没有携带重武器，才避免了更大的损失，看来土八路此战捞了不少油水。日军联队长因此得到军部意外的奖励——陆军省出船票让其回国了。
此战，或许有人会认为八路军没有全歼日军，而只夺取了日军武器，是一个不成功的作战。然而，细细观察当时战场情况，恐怕这也是唯一的选择。
假如八路军有足够兵力，全歼这伙日军自然是最完满的结局。但在当时冀热辽军区的建制中，尚没有能够歼灭一个联队日军的足够兵力。有朋友认为，此战在八路军的记录中，可能是1943年5月的宽城子伏击战。假如是那样，参战部队只有十三团的半个团。（我个人对此存疑，因为宽城子伏击战虽然也打的是关东军，却是成建制的一个中队，结局是全歼，时间和战斗过程有些对不上。）日军损失惨重只是一开始被打懵了，如果日军清醒过来，只要集中一个大队的兵力来固守反击，八路军方面一时半会很难啃动这块骨头，这是华北历次和日军作战的经验证明了的。地形虽然有利，但抵消不了双方整体的装备差别，而且关东军毕竟不是吃素的，有个个都是神枪手之说，硬碰硬未必那样好拿下。
这种时候，既然吃不下，索性利用日军不明虚实的心理，虚张声势，将其吓跑。日军慌不择路，仓促间保命要紧，丢下来不及拿的枪支弹药给八路，就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从后来李运昌所部到了东北抢好装备抢得其他部队眼睛都绿了的记载看，此人对这些油光光的机关枪有着特殊的偏爱。
记得小时候看《古生物世界》，提到北京猿人的打猎方法非常独特，是尾随剑齿虎一类猛兽，等它们扑倒咬死了鹿或者野猪，就一哄而上，发出刺耳的尖叫并挥舞火把。这种时候多半剑齿虎会被吓跑。于是，北京猿人就可以吃鹿肉了。
看来，如果日军醒悟到八路李运昌是用这样一种原始的战术来对付他们，不知道会不会被气得中风。
遭袭击日军联队的番号，《兵队的陆军史》中为了保护其面子未予说明，这也是因为这一节主要是介绍独混第八旅团的“光辉”作战经验。我查找了一些相关资料，但始终没有可靠的证据说明挨揍的关东军到底是哪支部队。不过，查到关东军主力二十五师团（九州部队）第四十鸟取联队联队长松浦诚之大佐1944年7月被召回国转入预备役。以日军习惯，只有犯了大错误，才会受到这样的待遇，这一条信息，与马家峪之战有无关系，还有待进一步的考证。
在影视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李向阳用复仇的子弹击毙日酋松井。然而，鉴于当时中日双方战力的差别，今天的我们不免会怀疑，在当时真的存在这样痛快淋漓的复仇之战吗？
答案是肯定的，很多早期影视作品中的战斗，都有真实的来历。比如，在某部电影中曾经出现的日军对村民进行“机枪点名”大屠杀时，八路军部队突然从天而降，将日军击退，将村民救出。这样一段类似传奇的情节，其实也确实发生过。这段真实的战斗，就发生在山西晋城，而这支八路军部队，则是八路军358旅的一个团。假如今天去查晋城县的县志，还可以看到这次战斗的记载。只不过这次战斗因为八路军以救人为主，并没有像电影中那样给日军极大的杀伤罢了。
发生在1943年的“榛子镇之战”，也是一次这样的复仇之战。
“榛子镇之战”，发生在1943年8月（农历七月），是八路军冀东军分区第二次恢复基本区作战中的战斗之一。从规模上来看，它属于一场不大的战斗。因此，在中日双方的记载中，都并不是很受到重视。但假如审视它的意义，这又是一场非常值得纪念的战斗。
因为，这一战，是八路军为“潘家峪惨案”中死难同胞的报仇之战。
经过对照中日资料，这次复仇之战的前后，似可大白于天下。
潘家峪惨案，是抗战时期华北日军“三光作战”制造的典型惨案之一。中国方面的记载称“潘家峪惨案”:1941年1月25日（农历十二月二十八日），日军调集了迁安、滦县、卢龙、遵化、丰润等五县的敌伪军，天明后不久，就包围了潘家峪。全村一千多的村民，也被鞭打着，赶进那所大院里。关上了大门，机关枪对密集的人群扫射起来，老乡整排整排地倒了下去。全村被敌寇惨杀者1035人（其中儿童妇女有658名），负重伤者84人，活着和下落不明者只剩303人。全家惨死者三十余家。烧毁房屋1100间。”
根据日方记载，实施这次屠杀的日军部队，是日军第二十七师团支那驻屯步兵第一联队第一机关枪中队，及丰润县伪军警备队，指挥官佐佐木中尉。
对这次惨案，即便于南京大屠杀多所推诿的日本方面，也不得不承认它的存在。原日军第二十七师团参谋田墚曾就此提供证言，承认中方的记载。然而，近年来，日方却颇有些舆论对此进行“翻案”。参加过屠杀行动的原日军士兵片川三藏和筒中要之助在日本发表言论，以所谓“亲历”对潘家峪惨案的过程作出辩解，并称田墚的证言是谎话。然而，即便是他们的辩解，也无法掩饰这次屠杀的残忍，甚至使若干真相更加清晰。
根据这两名日本士兵的证言，日军对潘家峪村的袭击是“有预谋的”。然而，片川强调，这次屠杀“可能是佐佐木中队长单独决断的”，言外之意这是某个日军中级军官自行决定的行为。而对于屠杀的理由，则归结为潘家峪属于“敌对部落”，村民经常给八路军提供后勤，情报等支援，进行屠杀是“不杀人就会被杀，这就是战争”。而筒中在他的证言中则强调田墚的两点说法不符合事实。一个是日军的屠杀并非机枪中队人人参与。“机枪手为了避免遭到袭击，在村口的高大建筑物上警戒。（屠杀）是用步枪干的。”另一个是“村子比较小，搜出的村民只有大约三百人，没有一千人以上那样多”。
即便如此狡辩，片川也不得不承认“当看到那种场面（向村民射击）的时候，心中是‘军队怎么做这样的混账事啊？！’的惊讶”，而且，提到当时村中的干部约二十人并不是被集体屠杀的，而是拉到附近的河滩上枪杀。
日本右翼就用他们的证言试图为“潘家峪大屠杀”翻案——这就是他们的逻辑，仿佛用步枪就可以否定屠杀，杀害了三百人而不是一千人就不算屠杀（田墚的证言则说当时殉难者超过一千，因为当时临近春节，很多村民从逃难中回到村中准备过年）！
等待公正，恐怕永远都要等待，如果真的想要公正，莫如用自己的手拿回来。
榛子镇之战（这是日方的说法，中方称为“干河草村战斗”或“王店子村战斗”，因为这次战斗发生在这两个村子之间），打的正是日军这个在潘家峪进行大屠杀的“支那驻屯步兵第一联队第一机关枪中队” ！
当时，为了恢复此前被日军侵夺的冀东根据地基本区，冀东军分区司令员李运昌率八路军第十二团主力和地方区队，由滦河以东地区进抵丰滦迁地区，寻歼日伪当地驻军，力图夺回根据地。
李运昌，面貌温和，气质娴雅，黄埔军校的高材生，很难想象这位儒将在战场上却是个天杀星。当年，著名的游击英雄节振国刚到李运昌手下任职，为其儒将外表所惑，还曾经闹过一个笑话。当时节振国所部擒获汉奸十余名，按照审问结果当杀。但节担心自己刚当八路，不懂政策而过分严厉，于是千辛万苦一百多里把这些汉奸送到李运昌的司令部请求指示。
令他大开眼界的是，吃着饭的李运昌认真看完报告，把嘴一抹，很兵痞地喝道：“统统拉出去砍了！”
就当街砍了，血流满地。
反而是老粗节振国吓了一跳，回来说：“要是我判，也不过是枪毙而已……”
这一次，李运昌又开了荤。8月16日，侦察人员汇报日军一百多名从沙河驿出发，试图扫荡滦河以西地区（日军方面记录当时还不知道八路军主力杀回来的事情，认为当面对手是“土共”）。李运昌当即命令第十二团团长曾克林担任前敌总指挥，率部在王、干两村间设伏，坚决吃掉这股日军。
这一战，八路军上下打得特别坚决凶狠。
原因是从番号上，十二团已经发现这支部队就是潘家峪大屠杀的日军元凶。而十二团，正是大屠杀后进入潘家峪的第一支部队，被屠杀的村民的尸体，就是十二团收敛的。参加战斗的序列里，就有一个全是潘家峪子弟组成的“复仇团” ！
18日，日军果然进入了李运昌部预设的伏击圈。以下是八路军方面关于此战的记载（作者为第十二团第二营营长）:
上午10点多，敌人的车队终于大摇大摆地开过来了。我断定这是开路的伪军，没命令打。又一个营的伪军过去，后面是一百八十多个鬼子兵押着一百四十多辆运粮车。鬼子的后面又是伪军，大约有两个营。我指挥员屏住呼吸，紧紧盯着敌人的一举一动。等敌人的后队进入干河草村东，前队已进入王店子村中时，我命令六连向王店子出击，歼灭其先头部队；五连向干河草村东出击，攻打敌人的后队。六连迅速攻进王店子村内，与敌人展开巷战，打得敌人晕头转向，人仰马翻，乱成一团。伪军们投降的投降，逃跑的逃跑。
敌人先头部队与我军交战后，日本鬼子队长佐佐木二郎指挥鬼子兵跳下汽车，占领了干河草村东公路两侧壕沟。敌人利用沟边的土坎展开火力，我五连出击受阻，被敌人密集火力压制在干河草村东的开阔地上。时值盛暑，骄阳似火，热浪灼人，子弟兵们在战斗中有的晕倒，有的受了伤，还有的牺牲了。附近各村群众冒着枪林弹雨，从战场上抢救我们的伤员和中暑晕倒的同志。有的群众一口气背了十多次伤员，战士的鲜血渗透了他们的衣裳有的老乡冒着生命危险往阵地上送水、送小米绿豆汤，解救中暑的战士。
情况紧急，团长曾克林命令我二营全营发起冲击。特务连和“潘家峪复仇团”插到敌后，投出一颗颗手榴弹；一排长李学良绕到敌后重机枪的后面，一个箭步上去踢翻敌机枪射手，夺过那挺打得通红的重机枪。我营各连战士一跃而起，端着刺刀冲进敌群，一场短兵相接肉搏战开始了。
“潘家峪复仇团”的战士们，像一只只下山的猛虎，专门找鬼子官拼杀格斗。一个战士摔倒了，鬼子趁机扑过来，那个战士双腿猛地一蹬，鬼子摔了个四脚朝天。战士趁势跨上去，骑在鬼子身上，一手掐住他的脖子，一手握紧铁拳，像捣蒜似的一拳拳打下去。打一拳喊一声“血还血！命还命！”战士们带着满腔仇恨为死难亲人报仇雪恨，祭慰亲人们在天之灵。
战斗结束了，一百多个鬼子全部被消灭。谷子地里传出一阵欢呼声“杀人魔王佐佐木二郎完——蛋——啦——”这喊声震撼了大地，战士们闻声一齐拥向谷子地。佐佐木二郎仰面朝天躺着，他带队血洗潘家峪时获得的那枚六角银质勋章还戴在他罪恶的胸前。
复仇之战，果然酣畅。
根据日方在《晋察冀边区西边肃正作战》中的记载，八路军的战果有所夸大。此战，日军共计阵亡58人，伤百余人。第一机关枪中队被打垮，基本失去了战斗力，只得任由八路军在当地自由发展。
唯一遗憾的是，此战中被打死的日军代理中队长佐佐木高（日方记载中无佐佐木二郎其人）并不是执行潘家峪大屠杀的日酋。这个中队中，有两个叫佐佐木的日军军官。真正的凶手名叫佐佐木信三郎，日军中尉，就在一个月前，被转调回国了，以后去了缅甸，还参加了英帕尔之战。日本战败后此人逃过了盟军的审判，回到故乡青森隐居，一直到1979年10月才悄然死去。
这唯一的遗憾，大概也是此战最大的遗憾了。
八路军冀热辽军区司令员李运昌，是黄埔军校的毕业生。
虽然黄埔生的牌子国共两边都很硬，但李运昌在抗战期间职位不算高，最初只是晋察冀十三军分区司令员，后期成为冀热辽军区司令员。要放在国民党中，也就是个XX战区第X路游击司令，最多算个少将。然而，李运昌却有一项其他抗战将领没有的骄人战绩——华北伪军被李运昌打得落下了后遗症，出门打仗不敢带军旗。
说到这里，就得说说李运昌的对手。因为日军兵力不足，1940年以后，在冀东和李运昌周旋的伪军比例大大增加，其主力就是齐燮元担任总司令的华北绥靖军。齐燮元，原北洋政府江苏督军，抗战后投靠日本，成为华北重要的大汉奸，1946年被枪毙于雨花台。他在华北依靠多年的关系影响，为日军建立了多达31个团的伪军（29个步兵团，两个炮兵团），就是华北绥靖军，又称治安军。
不过，齐燮元和八路军交手，一直也没占到什么便宜。基本是如果日军来撑腰，仗打得就体面些，日军一走，就让八路追着打。其原因伪军士气不高，战斗力稍弱是其一，齐燮元自己能力有限也是其一。
这是因为齐燮元虽然也打过多年的内战，但其出身却是满清的秀才。这竖版书读多了容易头脑僵化，和多少年仗都打油了，青纱帐、地道战、地雷战一块儿上的八路对上，齐总司令不吃亏才怪。
说到头脑僵化，并不是对齐燮元的诬蔑。举个例子，伪绥靖军成立的时候，齐燮元最重视的一件事情，不是装备，不是训练，却是大修“武庙”，让伪军将领们去参拜，获得“精神上的力量”——自己也从中贪污。
武庙，历代都有供奉，以鼓励武将勇往直前，精忠报国，明初一度废弃，清代重建。武庙在北京德胜门内西大街，又名关岳祠，清代供奉关羽、岳飞。齐燮元开武庙，地方没变。然而，关羽忠烈千秋，岳飞专杀鞑子，这两位显然日本人都不能认可。理由很简单，影响不好嘛。于是齐总司令灵机一动，庙没变，神仙改了——主祀老武神姜子牙（老姜道：我何辜……），从祀挑了诸葛亮、张良（这二位：……），还有两个新增加的，一个是岳忠祺、一个是施琅，都是为满清效力的汉族将领。嘿嘿，这二位在满清都没有这样风光过。
不过，这样一堆大杂烩式的神主，对这帮有奶就是娘的伪军将领来说，如此的武庙能带来多少“精神的力量”，可想而知。齐总司令的迂阔也可见一斑。
更热闹的是，齐燮元还在武庙亲自担任授旗官，为每个伪军团授予了军旗。仪式十分隆重，每次冈村宁次都来参加。
就是这个仪式给伪军带来了想不到的烦恼。
1942年，因为李运昌部在卢龙、遵化等地活动频繁，威胁“满洲国”和关内的联络地带，齐燮元指挥所部伪军16个步兵团、两个炮兵团对李运昌部进行清剿。
不幸的是，八路是狡猾狡猾的，双方在迁安、丰润、玉田连续发生战斗，齐总司令却一直损兵折将，进展甚微。
1月3日，伪治安军第十团冒进至遵化刘备寨，和李运昌所部两天之内接连交火三次。第一次被歼灭一个营，第二次被打死了日本教官，第三次又被歼灭一个营，第十团几乎全军覆没。
歼灭就够糟糕的了，更糟糕的是打这个仗的是李运昌。
草木皆兵的日军“讨伐部队”
李运昌何许人也？狡猾狡猾的八路里面他也要算最“狡猾狡猾的”了。历数此人战绩，马家峪抢关东军的掷弹筒，进军东北出关抢好衣服好枪好炮无数，这份“贼胆”让林总都眼红——这是个打仗从来捎带抢东西，不肯吃亏的主儿啊。
于是，这一仗齐总司令的装备让李运昌弄去不少，更惨的是连第十团的军旗都让李运昌拿去了——换李云龙这号土八路恐怕根本就不会把这个花里胡哨的玩意儿当回事，当包袱皮就给扔了。李运昌可是正牌子的黄埔军校毕业生，知道这玩意儿是干什么用的，当然不会放过。
事情捅到日本人那儿，第十团的这位崔团长可就倒了霉。
日军是非常重视军旗的。哪个部队被歼灭，旗手最后的举动总是焚毁军旗，不让它落入敌军手中，所以整个太平洋战争中，日军被缴获的军旗极少。日军认为那是军队的魂魄。
然而，对伪军来说就完全不把这个东西看的如此重要了。您想啊，这汉奸什么素质，又讲的哪门子魂魄呢？
但是，日本人却按照武士道来要求齐燮元了——也可能是死掉了日本顾问，心里气不顺，找不着李运昌找治安军来撒气。结果，这位崔团长被军法审判，按照丢失军旗的责任予以处决。
丢个旗子还要偿命啊。伪军各部不及震惊，第二个打击又来了。
1月13日，玉田县燕山口一战。这次齐燮元吸取教训，集中部队，不再分散攻击了，第三团、第四团，及炮兵第一团一部齐头并进，以为这次土八路没机会捣乱了。谁知此战碰上的偏偏是李运昌部的一位天杀星，冀东军区副司令员包森。这位以悍勇著称的学生将军，指挥八路军十三团利用治安军在果河沿渡河之机，强行分割包围打头的治安军第四团和炮兵第一团机炮营，一个回合就消灭了机炮营。包森的凶猛攻击吓住了断后的第三团。第四团只好和包森单挑，一场激战，第四团中校副团长蒋群和日军顾问阵亡，第四团团长汪古岳只身逃跑。
这一仗齐燮元亏大发了，不但损失了一个半团，装备损失也很大，丢了两门山炮、四门迫击炮、轻重机枪二十多挺、十万发子弹，都装备了八路军冀东军区，典型的李运昌风格。
而且，又把第四团的军旗给丢了。于是……汪团长也脑袋上挨了一枪，黄泉路上追崔团长去也。
这两仗打过之后，伪军算让李运昌打出了后遗症，从此出发打仗，都要把军旗留在家里，崔、汪两位团长用血的教训证明——这个累赘玩意儿整个就是催命符。
其实，或许并不是所有的八路都像李司令这样“贪得无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