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彻底放下心来，走回到地下室中，一位助理军医为我进行了紧急包扎。一块很大的弹片穿透了肘关节上方的肌肉，卡在了骨头上。军医认为它对我的骨头没太大的影响。由于少校此刻并不在指挥部内，于是我去见团长，按照规定向他报告了我的伤情。上校握着我的手，我能感觉到他真诚地为我感到高兴，因为我负了个“Heimatschuss”，就此可以回家了。可是，其他一些在场的人则感到嫉妒，他们显然对此羡慕不已，我刚到这里还不满一个星期，就因为负伤—还不是危及生命的重伤—而离开这片战火纷飞的地区。我知道这一点是因为有几个家伙在我身后叫了起来。尽管他们不会在指挥部里公开表露，但我知道，他们没人愿意再打下去，可又必须拼死作战，因为他们和其他德军士兵一样，曾宣誓要效忠国旗，并发誓不会擅自逃离。
我也无法让自己摆脱这一义务，尽管我已不再相信任何宣传口号。到了战争的这一阶段，我不认为还有谁会相信这场战争仍能打赢。士兵们仍在战斗，但这仅仅是最后的抵抗—战败前的挣扎而已。可没人敢公开表达这种看法。就算在朋友们之间，我也不敢确定彼此的观点相同。例如，我们在路上亲眼目睹了宪兵枪毙持不同意见的人，甚至公开处以绞刑，以此作为某种威慑。
一位传令兵用摩托车送我去救护站，在那里待了没多久，我和其他一些伤员便被送上一辆救护车，朝斯德丁驶去。可是，我们并未就此安全了，要等我们驶过奥得河上的桥梁才行，那里位于敌军的炮火射程外。河上的桥梁已被破坏，于是，我们不得不等到夜幕降临，这才平安地渡过了奥得河。现在，我的感觉好多了—这么长时间以来，这还是第一次。
3月27日。救护车把我们送到了斯德丁市内一座很大的军医院，医院里被伤兵们塞得满满当当。两名医护兵只把无法独立行走的重伤员扶下车，对我和另外两名轻伤员没做太多理会。医院里忙碌不堪，对我们来说，要找到一位医生帮我们检查一下伤势根本无法做到，于是我们在一条拥挤的过道里打着盹凑合了一夜，到了早晨，我们高兴地看见医院给我们分发了热咖啡、面包和果酱。由于我只能使用自己的右手，于是，一位头部负伤的伙计帮着我把面包切成片。
3月28日。整个早上还是没人来理会我们，尽管有一位红十字女护士过来照料我们，并给了我们一些止痛片。她告诉我们，斯德丁市正忙着将伤员们疏散至西面的另一所军医院，所以，我们应该设法搭上一列运送伤员的列车。
“去汉堡！”我们这群伤兵中，一位头上扎着绷带的二等兵叫道。原来是来自不来梅港的德特勒夫•扬森。我和另外几名伤员都表示同意，因为我们只有一个念头—尽可能远地离开俄国前线。就算当俘虏，我们也情愿落在英国人或美国人手里。
3月29日。刚刚到达什未林，我们和另外四名伤兵便被“链狗”拦住了，他们把我们带下列车并控制起来。这帮猪猡！他们根本不考虑我们的伤势，粗暴地扯掉了我们包裹在伤口外的绷带，尽管挂在我们军装外的负伤证明非常明显。我们提出了抗议，他们的借口是—这是规定！通过这种做法，他们每天都能抓到逃兵以及伪装负伤以逃避责任的家伙。我们只得忍气吞声，重新把伤口包扎好。最令我们气愤的是，这帮混蛋太拿他们自己当回事了，甚至对杰出的前线战士也毫不留情，毕竟，我们在战场上拼命也是为了他们。
4月10日。过去几天我一直待在耶拿的一所军医院里，这里一片平静祥和。这座医院位于市郊，过去的一所学校内。我的绷带已被换过，伤口也得到了清理。弹片已经被取出，因为它使我的伤口很疼。
医院的伙食很好，尽管吸烟的要求不太能得到满足—我们每个人只得到一包烟草。这远远不够，于是我们试着把黑莓叶掺在烟丝里，但味道太可怕了！一位较年长的士兵已经在医院里住了一段时间，他给我们带来了一些从附近树林里找到的特殊的药草。将这些药草晒干后切碎，与烟丝混在一起，这就使我们的烟草能多抽些日子。问题是，我们的肺是否能长时间地承受住这种混合烟草的滋味。
4月12日。一夜之间，一种即将崩溃的气氛笼罩了整个医院。这里很快将被疏散。今天，我终于跟阿波尔达附近的一支防空部队取得了联系，我的女友特劳德尔就在那里服役。她所在的部队正忙着转移到其他地方，所以我只能跟她简单地谈上几分钟。此后，我再也没有联络过她。
4月13日。我已决定跟另一群伤兵一起去福格特兰地区的普劳恩，但在那里，我们再次遇到了同样的问题—医院被挤得满满当当。没人理会我们，每个人关心的只有一件事—尽快逃到安全的地方去。
我结识了一位来自苏台德区马里恩巴德的三等兵。他告诉我，他的父母在那里开着个小小的钟表铺。与他的交谈让我想起了1942年圣诞节期间，逃出雷特斯乔夫后在伤兵列车上遇到的一位病友，当时他告诉我他来自马里恩巴德，并骄傲地描述了那里的美丽风光，我当时就下定了决心，要去亲身体会一番。于是，就像命中注定那样，我发现自己现在离那个可爱的疗养胜地非常近。我很快便决定，跟这位年轻的金发三等兵一同去马里恩巴德，与我们同行的还有另外几名伤兵。
4月14日。昨天晚上，我们停在埃格尔，得到了充足的行军物资。幸运的是，我们在火车站搭上了一辆驶往某个军队补给站的卡车，它能带我们走上很长一段路。剩下的路程需要我们步行完成。最近几天的气候有点冷，但明媚的阳光多少弥补了一些寒意。
步行穿过美丽的松树林令我的感觉很好，我深深地呼吸着树林里的空气。如果不是因为伤口的疼痛，我的感觉会更好些，由于活动的加剧，我的伤口开始溃烂，并出现了脓液。因此，等我们到达马里恩巴德，来到一所医院进行治疗时，我由衷地感到高兴。
4月21日。这里的时间过得太快了，要是可能的话，我们都希望时钟能走得慢些。我们带着极大的兴趣关注着敌人从两个方向的推进。所有人都希望美国人能先抵达这里，实际上，许多人已经想步行赶往美军的战线，但美国人离这里还太远。因此，马里恩巴德及其周围，一切仍很平静。
与敌人交战的前线部队已经开始将所有伤愈的士兵召集起来。我的伤势尚未完全康复，所以我必须留在这里继续治疗。我的伤口仍在溃烂，甚至连骨头也出现了恶化的迹象。太好了！这样我就不会被送上前线，疼痛总是可以忍受的。
4月29日。昨天有传闻说，美军将从西面而来，他们可能会抢在俄国人之前进入苏台德区。我们松了口气，都希望这个传闻能成为事实。马里恩巴德镇内只有医院，没有德军士兵驻防，因此，胜利者赶到时，这里将不战而降。不过，镇郊和附近的树林里仍有些德军部队。
我们也谈论起一些过于积极的指挥官，他们仍在拼死抵挡前进中的美军部队。毫无疑问，到了这一阶段，会有这种人的，一些脑袋进水的领导不折不扣地执行希特勒的命令，仍带着部下战至最后一颗子弹。他们愿意的话就随便他们，不过我希望他们自己干自己的，别连累其他人！到了这个时候还跟美国人打仗，这不仅是发疯，也是对镇内所有伤员的出卖。因为这意味着美军部队会被挡住，他们也许无法抢在俄国人之前到达马里恩巴德。要是这样的话，我们不得不为自己和镇内居民的安危担心。上帝保佑我们吧！如果不得不当俘虏，我们希望能落到美国人手里，他们与俄国人不同，对待俘虏完全是遵照“日内瓦公约”的相关条款。
4月30日。我们都感到战争的结束即将来临。甚至连食物补给也已中断，一些仓库开始遭到劫掠。当天，我在医院里接受治疗，所以直到很晚时才获悉附近一座存放军装的仓库被疯抢一空。穿着新军装和新靴子的士兵们跑来跑去。我设法搞到了一双棕色的皮鞋，因为它对其他人来说可能太小了。
5月1日。我们病房里的三等兵比尔纳特和二等兵沃格尔突然拿着一本书学起了英语。他们练习着等他们遇到并欢迎美国人时可能会用到的话语。我们不太喜欢他们的这一做法：我们觉得这两个家伙就是叛徒，只要我们一战败，他们便会立即与敌人合作，以期从中得到某些好处。我不知道你对此会做出何种判断。也许他们对我们的敌人并无仇恨，我们现在没有任何法规对他们的行为加以惩处。他们俩来自一支防空部队，所以从未体验过前线的恐怖—他们很幸运，以这种方式在战争中幸存下来—所以他们能很快地忘却这场战争，这与我们这些从东线的地狱中侥幸生还，此刻站立在一堆堆残垣断壁前的士兵完全不同。对我来说，此刻有一种难以言述的沮丧感，我觉得自己对这场战争中所发生的一切都充满了仇恨。
5月4日。最近几天，散兵游勇们源源不断地到达镇内，但他们立即被各个作战部队召集起来后带走。附近的树林里现在大概挤满了掉队的士兵，他们都试图逃至西面，以免落入俄国人之手。三天前，我们听说阿道夫•希特勒和爱娃•布劳恩自杀了。我们感到震惊，曾引以为豪的领导人居然以这种懦弱的方式来逃避自己的责任。但没过几个小时他便被遗忘了，我们有自己的问题需要解决。据悉，俄国人离这里已经不远，很快便会到达。因此，我们聆听着从两个方向传来的大炮轰鸣声越来越近，睡得很不安稳。
5月5日。天亮后，万里无云，阳光暖洋洋地照耀着绿色的树木和灌木丛，并在整洁的人行道上投下清晰的阴影。公园和花园里的草呈深绿色，路边的篱笆墙上鲜花盛开，散发出怡人的香气。这是个美丽的春天，也是美好的一天—特别是因为我们在今天得到消息说，马里恩巴德镇将向美军投降。因此，我们等待着美军部队在几个小时内兵不血刃地进入镇内。
我们对美国人感到好奇，所以，一听说他们已逼近镇子，我跟另一群士兵便站在医院门前的街道上等待他们的到来。一些在西线负伤的士兵告诉我，美军的装备非常好，但跟我们相比，他们太过养尊处优了。要是没有丰富的口粮供应和大批重型武器的支援，他们永远也比不上德国士兵，更别说在战斗中存活了。可这种比较有意义吗？他们是胜利者，我们很快将见到他们。
很快，我们听到了坦克履带的声响，越来越近。然后，我们看见了他们！我不明白他们的坦克上怎么会坐着那么多人，这些士兵摆出随时开火的架势。等他们稍稍靠近些，我情不自禁地颤抖起来。他们看上去和俄国人很像，只是军装不同。他们跪在坦克上，手里的冲锋枪做好了射击的准备。他们的面目僵硬，有些紧张，眼中闪烁着警惕的目光—这是我非常熟悉的。从我们这群人身边经过时，他们的武器对准了我们。我能看见他们闪烁的目光，通过他们脏兮兮的面孔，我意识到他们已经做好了大开杀戒的准备，但我也能感觉到他们的恐惧。难道他们没看见我们这些士兵都扎着绷带吗？我们当中，没人想要抵抗。难道是出于对德军士兵的钦佩而导致了他们的紧张？我只希望这些小心翼翼、面色严厉的黑人和白人士兵不要突然间发作起来，进而扣动他们的扳机。我们保持着安静，一动不敢动，直到他们从我们身边经过。突然，几个妇女和小姑娘手捧着鲜花出现了。冰冷的场面就此打开！
5月6日。我们的自由结束了：从今天起，所有德军士兵必须待在兵营里。仍能听见马里恩巴德附近的树林中传出交火的声响，显然，某些作战部队仍在抵抗。我们所在的医院，门前站上了哨兵，没有通行证谁也不许外出。哨兵们荷枪实弹，一言不发。在我们的病房前停着一辆吉普车，两名黑人士兵嚼着口香糖坐在那里。从明天起，医院里将检查党卫军人员以及伤愈的士兵。
5月8日。今天，我们被转送到一所庞大的军医院，这所医院有一个优雅的名字—“贝尔维尤”。昨天，美国人把许多已经康复的士兵以及武装党卫军成员带上卡车，不知道送去哪里了。结果，满满当当的医院空了出来。
5月9日。我们的食物里不再有盐，稀薄的汤喝起来淡得可怕。人们说，捷克人把盐都给没收了。我们猜测，这是对战败者的惩罚。我朝窗外望去，真不知道那些捷克士兵都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在此期间，战争结束的消息传来，海军元帅邓尼茨正式签署了投降书。
5月13日。所有的一切发生得如此突然，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暇细想。如果有时间的话，我和其他许多人肯定会设法逃跑。没错，一些私下的传闻说，我们将被交给俄国人，但每个人都期盼美国人会公正地对待我们—他们应该不会这么无情地把他们的俘虏交给苏联红军。但今天早上，我们被召集到医院门前列队，等候转运，我们知道，我们的希望破灭了。赶往兵营的路上，我们遇到了一些妇女和儿童，她们听说了这个消息，赶来探望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她们疯狂地朝我们挥着手，但我们当中，没人挥手回应。我们默默地坐在卡车上，面容僵硬，脸色苍白，根本无法理解我们所期盼的公平囚禁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变成了可怕而又致命的前景。被送至俄国，无外乎意味着将被送到西伯利亚囚禁。
西伯利亚，一个可怕的字眼！像柄大锤在我的脑中敲击着。美国人能想象到“西伯利亚”意味着什么吗？他们明白这个字眼让人联想到的恐惧和绝望吗？我们这些曾与苏军打过仗的士兵，完全能想象到在西伯利亚会有什么等着我们。
在兵营里，我们初次尝到了我们即将面对的未来。我们被带入房间，屋内摆放着一些木板床，每个人得到了一条毛毯。看押我们的仍是美军士兵，但随着一列货车车队驶入兵营，一些苏军士兵出现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我哆嗦起来！那些面孔和军装是我一直以来为之恐惧的！我原以为自己能忘掉这一切，但现在却发现根本无法做到。就算我没有在此刻亲眼看见他们，他们也将出现在我的噩梦中。
我们排列好队伍，一名翻译走到我们面前。他要求我们当中的党卫军成员出列。只有几个人这样做了。然后他又要求只在东线打过仗的士兵出列，他警告我们老实交待，因为我们所在的部队很容易调查清楚。我一动不动，大脑紧张地转动着，试图找出办法摆脱这一切。我绝不会让自己被送至西伯利亚：我宁愿在逃跑中被打死，就像另外两名士兵那样，他们进入战俘营后试图逃跑，结果被击毙。
5月14日。根据以往的经验得知，每次只要伤口感染，我就会发烧，所以我觉得必须设法让自己的伤口再次感染。弹片在钻入骨头的地方形成了一个小坑，脓水会从里面渗出。此刻，一层薄薄的皮肤覆盖着这个肉坑，我现在必须把这层新长出来的皮肤捅破。我的手里握着一枚生锈的钉子，我知道事情可能会变得很严重，但我已经绝望，我宁愿死于败血症也不想被送到西伯利亚的地狱。我强忍着疼痛，用铁钉刺穿了最近刚刚愈合的皮肤，直到鲜血渗出，为了加快感染的发生，我又把纱布绷带往伤口里捅了几厘米。
5月15日。我的计划奏效了。夜里，我的胳膊疼痛难耐，但直到下午我才出现了发烧的迹象，我的额头滚烫。我来到医疗站时觉得头晕目眩，然后便开始失去知觉。医护人员把我放在一具担架上，立即开始给我检查。我所能记得的就是他吩咐救护车驾驶员，把我送到位于贝里希霍夫的医院。接下来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5月17日。我醒来时已是清晨，浑身是汗。我一直在做噩梦，全是关于战争以及其他一些恐怖的事情。慢慢地，我明白过来自己所在的地方—我躺在贝里希霍夫一所医院干净的病床上，病房内光线明亮，通风良好，屋内还有另外三名伤员。一位态度友善的护士带来了咖啡，她给我倒了一杯。这种咖啡像是用咖啡豆煮的，但却淡而无味，好像是被煮了许多遍。就在我试着坐起身时，这才发觉自己是多么虚弱无力，我的左臂裹着厚厚的绷带，从肘部一直到上臂处。
一位医生独自走了进来，他问我为何要下床。我想知道他会不会就是为我治疗的医生之一。仿佛读懂了我的心思似的，他说道：“卡在你伤口里的绷带可真够长的，我不得不在你肘部的上方开了个很长的切口。抢救得很及时，再拖两个小时你就没命了！”
我刚想说点什么，但他阻止了我，目光闪烁地说道：“别说了，我看过你的证件，我明白你为何要这样做。”
6月3日。时间过得飞快。医院里渐渐变空了，这里只剩下一些尚需继续治疗的伤员。我们的伙食有所改善，但再也没有烟草供应了。有些病人能够与外界接触，每隔一段时间他们便能搞到些美国香烟的烟蒂—这是那些为美国人干活的德国人从烟缸里弄来的！
我用自己的勋章跟美国人做了交易，每次一枚，跟他们换“好彩”、“骆驼”或是“切斯特菲尔德”香烟。这些美国兵，不管是黑人还是白人，都对德国勋章情有独钟，等他们回到家里，也许能大肆吹嘘一番。他们甚至会跑到医院里来找我们，相互竞价，用整条的香烟换取我们的勋章。这些勋章对我有什么用呢？尽管有些人对它趋之若鹜，但它们从来就没有太多的意义，我曾说过其中的原因。而现在，由于我们已经输掉了这场战争，这些勋章的价值仅仅是制作它们的金属材料罢了。重要的是，我用它们换到了好几条美国烟，帮我这个老烟枪度过了一段困难时期。
6月6日。令人不快的事情总是会突然到来。今天就是如此。刚吃完早饭我便获知，自己马上就要出院，中午前后将由卡车把我送往一座战俘营。尽管我的伤口已经愈合，但我的胳膊还是动不了，我不得不用悬带将胳膊吊上。我们坐在一辆敞篷卡车上，半个小时后到达了一座战俘营。
所谓的战俘营只不过是一片用铁丝网围起来的空地而已，空地上多多少少长着些草，铁丝网外，一些美军士兵来回巡逻。这些美军看守不时会将吸了一半的烟蒂弹进铁丝网内，那些愁眉苦脸的德军士兵马上冲过去，捡起烟蒂猛吸起来，然后又传给其他同伴轮流吸上一口，见此情形，那些美国兵咯咯地笑了起来。许多德军士兵等在铁丝网旁，期盼着能得到一个烟蒂。有时候，为了取乐，美军看守会掏出一根香烟，点燃后吸上几口，然后故意丢在地上，再用脚把它碾碎。这可真让人心痛不已！
6月11日。每天都有一小批俘虏获得释放，条件是他们的家位于美占区，或者能提供他们的家人在美占区的住址。后一种情况是特别添加的，专门针对那些士兵证上写明了家庭住址位于苏占区的士兵。由于我能提供这一证明，所以今天我也获得了释放证明，于是我跟着一群获得释放的战俘从黑人卫兵身边走过，穿过大门，进入了自由地带。往前走了几米，我停了下来，转身回望被关在看上去像耕地的战俘营中那些脏兮兮、形容枯槁的俘虏。我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一切是如此顺利。我本来也许会在这片铁丝网内茫然地过上很长时间，所以，我应该感谢上帝帮助我离开这个监禁地。这里不仅肮脏污秽，像白痴一样浪费时间，更糟糕的是，我还不得不忍受每一个恶劣的看守所带来的屈辱。
现在，我从这一切中解脱出来—我自由了！随着迈出的每一步，我越来越远地离开了这座战俘营，我终于从过去几周令我心情沉重的重负中摆脱出来。渐渐地，我开始重新竖立起自己的希望，并对周围的一切有了新的看法。
我看了看自己陈旧的军裤，已经有些磨损了，它跟我脚上穿着的崭新的棕色系带皮鞋确实不太般配。我很高兴自己当时从军用品仓库里搞了双新鞋子—谁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得到一双新鞋呢？正当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块抹布，将鞋子擦拭一番时，一个黑影出现了。我抬头望去，把我吓了一跳：面前站着一个捷克士兵，他用结结巴巴的德语要求我把那双新皮鞋给他。我没理他，想赶紧离开，可他端起苏制冲锋枪，用枪管对着我的胸膛。我看着他充满仇恨的双眼，心里知道这家伙会毫不犹豫地扣动扳机。他是胜利者，而我，是他的敌人。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开枪打死我。于是我赶紧脱下鞋子递给他。与此同时，这个捷克人也脱下了他那双破旧的鞋子，丢在我面前。他带着满意的笑容穿上我那双新鞋，随后便走开了。
那一刻，我真想冲上前去，从这个王八蛋脚下夺回我的鞋子。可他有枪，而且，他想实施些报复。我无计可施，只能咬紧牙关，穿上了他那双旧鞋，我不能只穿着袜子走路。与捷克士兵的这次相遇清楚地向我证明，战败者是多么无助，而存在于我们敌人心中的仇恨和复仇欲是多么深。
战争赶快结束吧！无数人的这一热切期盼实现了，战争终于结束了。但他们心中的战争也会结束吗？还要多久才能将仇恨和复仇的欲望彻底埋葬？是的，我知道，确实有一些人，尽管遭受过暴行，但他们却放下仇恨，积极寻求与过去的敌人和解，正是他们给了我新的希望。
但是，人们何时才能意识到，我们被极权和醉心于权力的个人—他们知道如何鼓动群众，从而利用他们达到自己的目的—所操纵的可能性？尽管这些人躲在安全的地方以策安全，但他们会以爱国主义的名义，毫不犹豫地牺牲自己的人民。人们会团结起来反对他们吗？或者，那些在战场上死去的人，他们牺牲的原因会被忘却吗？
我永远也不会忘记那些我所认识的人。他们不断提醒我，我的生还是多么幸运。
这一点并不亚于我讲述他们的故事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