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10日。我们在这座波兰的前兵营里已经待了近两个星期。这是一座用红砖建成的营房，四下里筑有高高的围墙。几天前出现了严重的霜冻，我们已经配发了温暖的大衣。每天早晨，我们唱着歌，列队穿过罗兹的街道，朝着城外的训练场而去。这片训练场属于兵营的一部分，占地非常大，甚至还配备了防坦克战壕。对我们的新兵和水兵们来说，尽管训练很艰苦，但却比较愉快。
对食物没什么可抱怨的—只是烟草的配给出现了短缺，对许多像我这样的老烟枪来说，这种状况不太令人满意。因此，一些士兵试着与当地居民接触以便搞到些波兰的香烟也就不足为奇了，这些带有长长的过滤嘴的波兰烟，通过黑市转售给我们的士兵。这种交易并非毫无风险，某部队发出警告指出，这种接触已经让一些士兵送了命。
黑市交易是非法的，所以主要在一些不起眼或不受控制的地区进行。波兰的地下抵抗分子以此为诱饵，将德军士兵骗至这些地方后加以杀害。我们几乎每天都能听说又发现了德军士兵的尸体，或是某位士兵消失得无影无踪的消息。我们的营房发生过两起这种事件，失踪的新兵一直未能找到。据他们的同事表示，他们并没有当逃兵。
1945年1月7日。兵营里的气氛再次紧张起来，我们奉命赶往铁路货运站，并登上一列火车。我们并未被告知此行的目的地，于是，小道消息再次漫天飞舞。各种各样的猜测都被提了出来，尽管我们作为教官已经从营长那里获知，我们不会被派上前线，因为我们的训练尚未完成。列车通常只在夜间行驶，再加上敌人对城市持续不断的空袭，我们的列车只能停在荒郊野外的露天地带。列车带着我们穿过了柏林和汉堡，一路向北驶往丹麦。我们在奥胡斯下车，从这里驱车赶往一个小镇。
1月10日—3月6日。我们这个训练连驻扎在奥胡斯港附近一座新建的学校里。我们的住宿条件非常好，也有足够的地盘来进行日常训练及武器操作培训。屋外寒冷刺骨，地面上覆盖着一层泛着光的积雪。我们的驻地对新兵训练来说非常方便，从这里到火炮演练场只需要几分钟的路程。
在镇内逛了一圈后，我们觉得自己就像是进入了天堂，因为我们买到了许多很久没见到过的好东西。我们所热衷的蛋糕和奶油泡芙，在这里的任何一间面包店里都能买到。我想我以后再也不会像这些日子这样吃到那么多奶油泡芙了。
我们驻守在丹麦的日子一开始确实很不错，但随后便发生了一系列意想不到的事情，这些令人厌恶、令人气愤的事情成了家常便饭，对我和其他一些人来说，最终成了一种难以忍受的折磨。这一切的起因来自我们的新连长，他对作战训练和领导全连根本没有足够的认识。到达的当天，我们便吃了个下马威，因为在他看来，我们的队列不够整齐。于是，他命令我们冒着寒风在学校门前站了一个小时，直到他接受了运输队长的汇报后才命令我们解散。这是一种相当自私的行径，完全是为了展示他的权威。他使自己看起来荒谬可笑。
这位连长是个相貌滑稽的少尉，过去在一支过分讲究衣着仪表的部队里服役，最近—主要是出于怜悯—才从一级上士晋升为军官。在他获得晋升的过程中，同情可能起到了主要的作用，因为他不幸失去了自己的左臂，一只眼睛也受了伤，这使他获得了银质战伤勋章和二级铁十字勋章。失去左臂既未能阻止他用右臂摆出一幅自命不凡的训练教官的姿态，也未能阻止他在新兵面前不停地拍打我们以纠正我们的姿势。作为一名上级，在新兵面前做出的这种姿态非常不礼貌，这使他显得极为愚蠢。由于他不停地唠叨，不停地拍打各个教官和士兵—矫正某个可能歪了半厘米的肩膀或是敬礼时未能达到眉毛上方的手臂—他很快便在我们和新兵中得到了“独眼龙”的称号。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独眼龙”把我们折腾得够呛，他不停地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吹毛求疵，把连里每个人都搞得沮丧消沉。有一次，我们奉命去对付一队炸毁了铁路线的丹麦游击队，从另一个连的一位中士那里获知，我们这位连长是在几个月前刚刚获得的提升，这也是他第一次指挥一个连队。他显然并不知道，自己作为一名连长，需要一种新的面貌和一种不同的态度。“独眼龙”也许看上去像一名军官，但他幼稚的举止表明，他只是个蠢头蠢脑的训练教官。
3月8日。我们已经在丹麦驻扎了将近两个月时间，命令下达了，我们这些新兵将被分配到前线。虽然我们一直在等待着这一命令，但对它的到来还是有些意外。我陷入了两难的境地：我是应该留在这里，继续跟一位愚蠢的上司打交道呢，还是自愿跟着那些新兵一同赶赴前线？我跟我的老上级长谈了一次，他很明智地置身于争论外，但他劝我留下来，事情已经很清楚，他对连队目前的状况无能为力。于是，我决定到前线去履行自己的职责，而不是继续待在这种不愉快的气氛下。
作出这个决定并不容易，但在眼前这种有辱人格的环境下，我觉得极痛苦又失望。于是，我把自己的决定告诉了“独眼龙”，显然，我以这种方式离开连队，完全是他的个人缺陷所致。他装模作样地指着我的金质战伤勋章和其他勋章，悄声问我是否考虑妥当了，因为我为祖国做出的付出已经远远超出了其他许多人。对于这一点，我真该狠狠揍他一顿，并继续留在连队里。但我知道，正因为我是一名获得较高勋章的二等兵，这才使他心生妒意，这反而刺激起他强烈的自我意识。
3月10日。我们的训练连—现在已被指定为补充连—登上火车，随后被送至汉堡。我们在火车站转乘汽车，被送往某个兵营。另一个连队在我们身后到达—和我们一样，该连也是从丹麦坐火车而来—格哈德•邦格也在该连中，1942年时，我和他一同在因斯特堡训练。邦格当时决定继续参加一些额外的训练，并成为了一名“预备军官中士”。在前线完成了任期后，他已获得了二级铁十字勋章和铜质近战勋饰。
他告诉我，我们师正在东普鲁士参战，但现在充其量只能算一个“战斗群”了。我们将得到新的军装，因为我们是精锐部队“大德意志”装甲军的补充兵，该军在奥得河东岸斯德丁附近的战斗中遭到了严重的耗损。
邦格说的没错。要是回到自己还是名新兵的那段时期，我也许会为自己能佩戴上窄窄的黑色袖标，上面用银线绣着“大德意志，元首护卫旅”而感到自豪无比。可现在，“大德意志”这个称谓似乎更像是个笑话，特别是因为这支所谓的“精锐部队”早已名不副实，队伍里充斥着训练不足的希特勒青年团成员、重新接受训练的海军和空军人员以及来自东欧的德裔—这些年迈的老人只能说些结结巴巴的德语，我从未见过这么糟糕的部队，哪怕是1942年从斯大林格勒狼狈逃生后。
3月14日。我们已经得到了新军装，也获得了武器和装备以便执行前线任务，但在接到出发的命令后，我们又得到命令留在原处。显然这是因为没有足够的运输车辆，于是，我们奉命在兵营里等待进一步的指示。这会不会是临死前最后一次短暂的喘息呢？我们花了点时间去了解“绳索街”（汉堡臭名昭著的红灯区）—结果却令人极其失望！许多房屋都已被炸毁。能为我们这些士兵提供些娱乐的地方是赛马场，可半个小时后响起了空袭警报，所有人都跑进地下室或地下掩体躲藏起来。这是我在汉堡第一次体验到盟军的大规模轰炸。
此刻，战争已经无处不在！它从空中消灭了城市和居民，这种恐怖表现在人们的脸上，他们眉头紧皱，满怀恐惧、悲伤和痛苦。市内的居民显然都是些年长者。战争撕碎了他们的神经，每天都制造着伤者和死者。它残酷地将友情与家庭分开，带给人们难以言述的伤心和悲痛。
战争赶快结束吧！就像卡佳在尼科波尔桥头堡，满怀绝望和痛苦表达过的这一愿望，这里的居民肯定也曾无数次地说过相同的话—所有人都在期盼这场不幸的战争尽早结束。但它并未结束，而是在继续肆虐。它摧毁了一切，除了战争本身。所有的狂热分子现在都处在压力下，不是颜面尽失便是受到了惩处。许多人依然相信他们，他们懂得如何歪曲和捏造事实。他们相信被列为最高机密的“神奇武器”，所有人都在谈论。对此，我持怀疑态度—非常怀疑—因为过去曾有过那么多许诺，可都未曾兑现。但有一件事情我可以肯定—我不想冒险逞英雄。我觉得对我们来说，战争已经不可逆转地走向了结局。苏军部队已经饮马奥得河，而盟军部队即将跨越莱茵河。
3月19日。我们的出发令已在两天前下达。我们登上列车赶往斯德丁。在铁路线附近我们遭到了敌人的炮击，结果造成一死两伤。下车时，四周围一片混乱，许多人像无头苍蝇那样四下乱窜，我们这些老兵必须尽力把士兵们归拢到一起。经过几个月的休息后，我必须再次适应前线，再次适应伊万们朝我伸来的魔爪。这将持续多久呢？这一切又将如何结束？
3月20日。经过一番辛苦的行军后，我们到达了我们将隶属的部队。在村内一个庞大的广场上，一位军官、几名中士和下士迎接了我们，并立即对我们这些新兵开始了挑选和分配。一位稍有些年长的少校，佩带着一枚一战时期的铁十字勋章，看见我跟在这群年轻的小伙子中似乎有些惊讶。他走到我身边说道：“怎么来了个老伙计！”
我看着他，觉得他说的可能没错—如果他指的是我的年龄。我像往常那样抖擞起精神，说道：“要是少校先生指的是我的作战经验，那么我承认，我确实有过些经历。”
他点点头，直截了当地问我过去在哪里服役以及现在在做些什么，最后我告诉他，我最想担任的是重机枪射手。
少校摇着头说道：“很抱歉，所有机枪手的位置都满了，而班长的岗位，两天前也安排满了。”
对我来说，这显然意味着事情变得有些棘手。我失望地回答道：“这么说，少校先生，我大概要端着步枪上前线了。”
听了我的话，他笑了起来，拍了拍我的肩膀。“当然不会！”他果断地说道：“端步枪的人已经够多的了。另外，我也不想看见一名出色的士兵落到那个地步。”
这听起来不错，我暗自思忖，他看上去是个不错的上司。少校顿了顿，他考虑了一下，问道：“您会开摩托车吗？”
“是的，少校先生！”我面带自豪迅速答道：“我持有所有军用车辆的驾照，甚至包括装甲运兵车。”
“太好了！”少校点着头说道，他对我的回答非常满意。
“明天会带您去团部的摩托车传令兵分排—明白吗？过几天我就让您当分排长，怎么样？”
他的提议有点出乎我的意料，但我毫不犹豫地回答道：“好的，少校先生！”
我能怎么做呢，一名普普通通的二等兵，能说些什么呢？婉言谢绝？这样的话也许会惹恼少校—天知道他会把我分配到什么地方去。摩托车传令兵这个活儿也不见得有多糟糕。我也许并未对这份工作感到欣喜若狂—到目前为止，我对它只有个模糊的概念。我不得不等待，并在以后的几天里得出确切的答案。
3月21日。他们的效率挺快，今天我已得到了一辆摩托车以及送文件的装备。摩托车传令兵分排由五名士兵组成，平日就住在团部。我们的团部设在一所学校的地下室里，团长是一名上校。此刻，团里的各个连队在镇外大约两公里处，一直跟敌人处在交战状态。指挥部内人来人往，我第一次体验到一个团部的忙碌气氛。前线，敌人不断试图突破我方的防御，但总是被击退。他们的重炮一刻不停地朝着镇内开火，炮弹经常落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
尽管与前线部队的联系主要是通过无线电，但有些重要的命令还是靠我们这些传令兵送交。第一天，所有的传令兵都被派了出去，所以，我也跨上了摩托车。没多久，我便开始诅咒起这份新工作来。在那位少校看来，这是个不错的岗位，可依我看，结论恰恰相反：骑着摩托车，我所面临的危险比在前线、在散兵坑里以及与敌人战斗时更加严重。我们这些传令兵不得不设法通过软土地面以及深深的弹坑，自始至终要留意躲避炮弹的爆炸。担当起这一任务的第一天，有一次，由于重型炮弹的轰击，在我面前的地面突然发生了塌陷，我和我的摩托车一头扎进了坑里。我好不容易爬出弹坑，在附近炸开的第二发炮弹再次将我掀进了坑内。幸运的是，一辆路过的拖车用缆绳把我和我的摩托车拖了出来。
伴随着发动机的轰鸣，我低低地趴在摩托车手把上，朝着前线疾驶，以便在规定的时间内将命令传达给相关的连队。由于敌人的进攻，我们的连队在这段时间里已经被迫撤至另一个地带，这就给我的任务造成了一定的麻烦，我不得不打听方向以便能找到他们。然后，我疯狂地驾驶着摩托车穿过迫击炮火和雨点般的子弹，最后，我的大衣被打得千疮百孔，但我却奇迹般地毫发无损。
3月26日。传令兵的工作既危险又费力，经常要穿过弹坑和深深的泥泞，这是一场极其危险的生死游戏，可我刚刚干了五天。这段时间里，两名传令兵因负伤而退出，很快便指定了接替他们的人。据两个“替死鬼”说，在此之前，他们是步兵。我军发起一次大规模反击后—这一反击未取得什么效果—再次轮到苏军发起进攻。我们这个传令兵分排忙得不可开交，我再次咒骂起那位少校，这家伙曾郑重宣布，他不会让我“落到这个地步”。
骑在这辆该死的摩托车上，我完全是无遮无掩，但我必须骑在上面，驶过开阔地，寻找到需要我寻找的单位。就在我走向自己的摩托车，解开摆放食物的挎包上的皮袢时，我听见了炮弹的呼啸声，随即，一发炮弹在距离学校很近的地方炸开。弹片钻进了墙壁中。我听见一块弹片嘶嘶地飞来，我立即趴下—太晚了！我已劫数难逃。身上的橡胶大衣只受到轻微的擦伤，但我感到自己的左肘部遭到了重重的一击。我感到了疼痛，并看见鲜血从衣袖处渗了出来，但我突然觉得一种解脱，一种如释重负感。和以前一样，我有某种预感，我清楚这一事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