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9日，我再次回到了战斗中。据空中侦察报告说，在敌人的集结地发现了大批坦克。可是，据此判断苏军正在发起一场大规模攻势并未被证明是准确的，我们只卷入了一些小规模战斗，仅有两名士兵负伤。
6月15日。今天，我们位于雅西和特尔古弗鲁莫斯之间，在一处高地上挖掘阵地，我们俯瞰着一片绿色的平原，视界极好。在我们身后，几座农场的建筑被敌人的迫击炮火击中后正在燃烧。风不时地将黑烟吹到我们的脸上，烟雾的气味相当可怕，令我们难以呼吸。那些房屋早已被它们的主人所丢弃，可他们逃走时没能将牲畜牵出建筑，带上它们一同离开。要是这些牲口没被饿死，它们也会被炮弹炸死。牲畜的尸体躺得到处都是，腐烂的程度不一，散发出可怕的臭气。
6月16日。夜幕降临后，我们小心留意着阵地前方宽广而又平坦的地面上敌人的动静。预期中的进攻并未到来，但敌人用高爆弹对我们轰击了一整夜：敌人能看见我们的位置，这是因为我们身后的火焰不断升起，清晰地暴露出我们的身影。
6月17日。灰暗的拂晓出现了浓雾，在风力的推动下，大雾似乎正朝着我们这里慢慢移动。我从未见过这样的雾气。敌人也许会利用清晨的雾色，在其掩护下向我们逼近。
乳白色的雾墙朝着我们逼近，看上去似乎越来越浓。透过瞄准镜，我注意到前方出现了一个猫着腰的家伙的轮廓，他的背上好像还背着个背包或是其他什么东西。我瞄准了他，在至少一公里的距离上，我朝着他打了个短点射。这一点射的效果如此出色，大家爆发出一阵欢笑。俄国人肯定是在身上携带了某种烟雾弹—显然，这就是出现“浓雾”的原因。我的子弹刚刚出膛，那个俄国佬的背包上便窜出了一股浓浓的白烟。他没有扔掉背包，而是转过身，沿着之字形路线狂奔起来，仿佛身后有人在追他似的。最后，他那背包里所有的烟雾弹都被引发了，在其他人看来，这家伙就像是装了个火箭助推器。
我们的重型武器随即朝着浓雾猛烈开火，彻底打乱了敌人的计划，阻止了他们的进攻。烟雾散去后，大批尸体以及几门迫击炮和其他一些武器散落在我们下方的地面上。
6月20日。尽管这些天来我们的行动主要是防御性的，但还是遭受了一些伤亡。负伤者中包括我们的上士，他再次奉命指挥我们这个实力严重受损的连队。没人知道他到底负过多少次伤：他佩带着在尼科波尔桥头堡获得的金质战伤勋章（五次负伤后才能得到）。如果负的是轻伤，他会待在连部里休养恢复，但这次，他的伤似乎要严重些，因此，他不得不被送往团救护站，后来，他大概被转到国内的一所军医院了。
6月27日。我们团在6月21日被撤下了前线，此刻在波佩什蒂附近的一个休整地。尽管我们号称一个团，但实际作战兵力只相当于两个连。除了一名下士，我们连的老人只剩下七个。就连不时被分到我们连队的补充兵，此刻剩下的也已寥寥无几，大多数人不是负伤就是阵亡。所以，来自因斯特堡的新兵被补充进我们的连队。我们得到的就是一群混杂着年轻人和老年人的大杂烩，在他们当中还有许多德裔东欧人，另外还有一些俄国志愿者。上面不是用我们急需的武器重新武装我们，而是试图用一群只受过仓促训练的炮灰来弥补我们的实力。这简直是发疯！
7月14日。两个传闻四下流传。一个说法是，我们将被调往东普鲁士，以守住我们在那里的边境。我们想到，政府—指的是希特勒—是否真的相信敌人很快会到达那里。另一个说法是，“人民掷弹兵师”已经开始组建，目的是为了增强部队的战斗力。我们不知道“人民掷弹兵师”是怎样的一种部队。许多士兵开玩笑说，这可能意味着我们祖父辈的老人将作为最后的兵源被征召入伍。最近刚刚分到连队里的新兵们谈起了某种即将被投入的“报复性武器”。我们想知道的是，这些新式武器何时能投入—等我们的城市被夷为平地并被敌人占领后？休假期间我也曾听说过这些神奇武器，我觉得这只是个谣传，仅仅是为了给老百姓们带去某种新希望罢了。
7月15日。几天前派来了一名少尉担任我们的新连长。我甚至已数不清自1943年10月以来，我们有过多少位领导了。他似乎并不太差劲，但他无法给连队带来必要的归属感和战友情谊。不知怎么回事，某些东西消失不见了—我们这些老兵能感觉到这些。太多的生面孔加入进我们的队伍，我们不得不试着习惯他们。
我们这些老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小圈子，新兵们对我们所获得的勋章以及丰富的前线经历钦佩不已，但我们对他们不太起劲。新来的领导者也是一样—他们不了解我们，无法对我们做出准确的判断，所以，他们也不知道该如何部署我们这些老兵，从而使连队达到最佳化。返回前线后，我们会等待并观望，在前线，我们相互依赖，那种团结感和战友情几乎是油然而发。
7月18日。休整和放松的日子结束了。我们驱车赶往罗曼，然后搭火车完成剩下的路程。实际上，我们的目的地是东普鲁士，尽管在途中，我们接到的命令发生了改变，我们重新赶往波兰。据说苏军已经渡过了布格河，正向西推进。
7月20日。当天发生了刺杀希特勒的事件。我们当中没人知道这一事件的原因。据说这是高级将领之间的阴谋，这些人将被处死。我们还惊讶地获知，从现在开始，传统的军礼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德意志礼”—我们必须使用举手礼，就像党卫军那样。但命令就是命令。我并不认为这个规定会对部队的士气起到任何提高作用。相反，我们感到惊奇的是，他们凭什么认为能打动我们这些士兵，从而与那些党的要人们更加亲近呢？不管怎么说，这些大人物总是前呼后拥，我们还得设法保护他们。他们给部队的指挥部派遣了政治军官，还给我们派来了具备国家社会主义理想的士兵。这纯属狗屁！难道这能帮我们生存下来？谢天谢地，我从未遇到过这种类型的家伙。我很怀疑这些家伙是否有胆量跟我们一起在战壕中御敌。
7月21日。进入波兰后，我们的任务是守住桑河上雅罗斯瓦夫附近的防线。敌人已经在几个地段试图渡过该河。白天时，我们遇到了一股与自己部队失散的德军，他们惊慌失措，沿着河岸的低地漫无目的地四处游荡。他们告诉我们，他们的许多战友被波兰游击队打死了。夜间，我们与敌军发生了激战，成功地阻止了他们渡河的企图。
7月25日。天色尚黑时，敌人的一队坦克搭载着步兵发起了进攻。我们没有反坦克武器，不得不撤出了阵地。所有人惊恐地四散奔逃，在玉米地里寻找着隐蔽。敌人的坦克追了上来，很快便超过我们，坦克上搭载的苏军士兵发起了攻击，我们中的许多人在这场白刃战中身亡。瓦利亚斯和我躲在一片被雨水打湿后压平的稻草堆下。由于天色黑暗，我们幸运地没被敌人发现。
一个小时后，敌人的一些坦克被击毁，他们再次被赶了回去。我们壮着胆子爬出了玉米地。我和瓦利亚斯平安无事，甚至连我们的重机枪也完好无损。
这是血腥的一天，我们遭受了严重的损失。许多战友在与敌步兵的短兵相接中惨遭杀害。头颅破碎、腹部开口的尸体躺得到处都是，有许多已被坦克压扁。逃入玉米地时，我们的连长—那名少尉—失踪了。有人最后一次看见他时，他正跟着一些士兵奔逃，一辆坦克在身后追赶他们。他是负伤还是阵亡，或是落入了敌人之手，没人知道。根据眼前的这场屠杀来判断，敌人没抓俘虏。“失踪”这个词给家属带去了一线希望，尽管经历过俄国战事的人对这种希望不会抱有任何一丝幻想。敌人被压抑已久的仇恨，使得任何一个落入他们手中的人都不会有丝毫的生存机会，所有的希望都像春季阳光下的积雪那样融化消散。
尽管对我们的少尉不太了解，但我们还是对他的失踪感到非常遗憾。他可能只是经验不太足，但却是个具有强烈责任感、堪称楷模的军官。弗里茨•哈曼的副射手也牺牲了，连同他一起损失的还有他那挺重机枪的枪架。现在，可用的重机枪只剩下我这挺了。
7月26日。一名中尉被任命为新连长，他接管了我们这支所剩无几的连队，同时还包括第7连的残部。在沃拉佩尔金斯卡附近，敌人不停地攻击着我们的防线。我们的损失越来越严重，阵亡的人越来越多。我们在战斗中获悉，新来的连长也阵亡了。盛开的生命之花被扼杀的速度清楚地表明，这场战斗是多么艰苦，多么可怕！更为糟糕的是，一名领导接替了另一名。在这场野蛮的杀戮中，连里的新兵们变得越来越焦虑。他们打仗仅仅是因为灌输给他们的责任感。激战中，他们当中越来越多的人只是勉强前进，试图尽可能长久地停留在隐蔽处。
战斗进行的过程中，要是我需要更多的子弹，往往不得不大声喊叫，因为携弹手躲在散兵坑里或其他什么地方，根本不敢跑到我们身旁。结果，瓦利亚斯和我不得不亲自跑到后面，以便取得弹药。那些携弹手，很多都是志愿者，他们声称周围太过嘈杂，所以没听见我们的叫喊声。结果，这让我们冒上了更大的危险，没多久，我那位老搭档—瓦利亚斯—的肩头便负了伤，不得不撤下阵地被送往急救站。
现在，身边没有了瓦利亚斯，我明显感到失去了什么，一种巨大的失落感征服了我，我很想爬到一个坑中躲藏起来。但我感觉到，要是自己甩手不干，会使那些新兵的士气更加低落，因为他们把我们这些老兵看作是无所畏惧、战斗经验丰富的人。因此，我觉得有责任至少让自己摆出一副英勇无畏的姿态。通过平日的态度以及战斗中多少有些顽强的举止，我已成功地树立起了自己的这一形象。
7月27日。敌人以强大的兵力在北面渡过了维斯沃克河，并向前一路推进。我们试图在万楚特与热舒夫之间挡住他们，但只取得了部分成功。新派给我的副射手是二等兵德尔卡，以前属于第7连。德尔卡也是一名老兵，他在尼科波尔桥头堡负的伤痊愈后，在罗马尼亚回到了自己的连队里。
经过一天的激战，我们被撤回热舒夫的住处，在这里，再次进行了重组。没人知道自己属于哪支队伍。连里剩余的人员经过重整后改编成一个战斗群，由一名营长指挥，我们一点点地获得了来自因斯特堡补充兵站的新兵。
令我高兴的是，瓦尔德马也跟着这些新兵出现了。他已结束了军士培训，现在，他的军装上戴上了银色的穗带。起初，他被分配到其他地方，但他设法调了回来，并出任我们的分排排长。他惊讶地发现，弗里茨•哈曼和我仍在这里，但却很高兴能再次跟我们在一起。他告诉我们，我们的中尉—亲王莫里茨—已经准备了为我们申请最高勋章的文字报告，，但由于他的阵亡，继任的军士长没有提交这些报告。这个情况是“萝卜”告诉他的，当时，他们俩都在疗养单位。我们对此一无所知，但并不感到特别惊讶。我们知道这种事情会如何进行，最终获得勋章总是取决于一位上级的个人判断。不同的是—弗里茨和我的想法完全一样—我们最大的期盼是能在这场该死的战争中生还下来。到目前为止，我们做到了这一点，在上帝的眷顾下，我们活到了战争结束。不幸的是，我们的亲密战友瓦尔德马未能交上这种好运。
7月28日。瓦尔德马变了很多。他现在戴上了剑穗[1]，他的责任更重，应该为新兵们树立起一个好榜样。但他没有！他显得紧张不安，尽管他试图在别人面前隐瞒这一点，但却瞒不过我。我看出了问题：他远离这场危险的战争的时间太久了，不得不重新适应它—他必须习惯这样一个事实，死亡就在身边，但我们却不能把头埋进沙子里逃避这一切。
有一次，我们对敌人据守的一片树林发起进攻时，瓦尔德马不见了。由于敌人的火力非常猛烈，我们不得不退了回来，然后我发现他仍隐蔽在进攻发起前他所在的地方。想到这件事，我相信瓦尔德马的潜意识里已经感觉到某些可怕的事情即将发生。
几天后，我们在当地的一座酒厂搞到几瓶白兰地，战斗结束后喝了个精光，他说了些很奇怪的话，当时，我觉得这只是他喝醉后的多愁善感罢了。他谈了许多关于他的朋友弗里茨•科申斯基的事情，科申斯基阵亡于尼科波尔桥头堡。他还谈到了他祖母的死，并说自己听到了她葬礼上的钟声，尽管她去世已经很久了。第二天早上，我亲眼目睹瓦尔德马被敌人的一串机枪子弹击中后倒在地上死去了，我这才回想起与他的那番谈话。同时阵亡的还有一名年轻的王子，他是我们前任连长亲王莫里茨中尉的亲戚。为了元首、民族和祖国，在讣告中是多么漂亮的措辞啊！
8月5日。当天晚上，我们被另一支部队接替，剩下的时间里我们一直在驱车赶路。早晨时，我们在什丘琴桥头堡占据了一所房屋，在这里休息了整整一天。
加利西亚地区有许多军需品仓库，士兵们想要的东西这里应有尽有。用谚语里的话来说，我们的日子过得就像是咸猪肉里的蛆。此前一直短缺的弹药，现在想拿多少就拿多少，甚至连一个装备着被称为“烟囱管”近距离反坦克武器的单位也得到了再补给。
8月6日。今天，我的情绪降到了最低点。我曾真的相信自己已经变得非常顽强，能够打消一切可怕及不愉快的想法，可是，坦率地说，事实并非如此。仿佛有什么在促使我那样，我情不自禁地想起那些牺牲在我身旁的朋友，并意识到，作为极其少见的幸运儿，我还活着。我相信上帝听到了我的祷告，可我知道其他人也做过祷告，尽管如此，他们还是阵亡了。秘诀和原因何在？这也许能解释上帝为何会作出造成不同命运的决定。
8月7日。就算能活下去，前景也很艰难，而且可能会受伤。无可否认的是，幸存者的神经会慢慢变得脆弱起来。我也变得恐惧而又焦虑，而且我意识到，很快就要轮到弗里茨和我了。前线的战斗不会让任何人幸免，而且，在不确定的情况下，身边大批新面孔以及不断更换的领导令我更加恐惧不安。除此之外，我的看法是，面对敌人巨大的优势，我们的领导者已经无能为力。因此，接下来所作的一切只不过是一系列徒劳的尝试，仅仅是为了在敌人达成突破的地方堵住防线上的缺口而已，不仅需要更多的武器，也需要更多的人—对普通士兵来说，这无异于被判处了死刑。
尽管今天和往常一样，我试图将注意力集中在敌情和即将到来的战斗上，但不能否认，我感到一种难以言述的恐惧油然而起，就像一股热浪，使我的全身变得紧张起来。我无法让自己摆脱这种即将有事情发生的恐惧感。这种感觉如此强烈，深深地扎根于我的脑中，我相信这是某种预示。回想起来，每次负伤前我都有这种心神不宁感，直到伤愈后才会恢复镇定。但这次，带给我不祥预示的这种感觉比以往来得更加强烈。因此，上车的命令下达后，我松了口气，因为这使我的注意力被分散开。
我们的部队奉命带上所有可用的车辆转移到另一地区。到达某个村落前，我们必须守住朝着维斯瓦河倾斜下降的一端岸堤。这里没有发现敌人的踪迹，但我们知道，他们已经在若干地段试着渡过该河。
一片收获过的玉米地从村边向维斯瓦河延伸，在边缘处朝着河边陡降了一段很短的距离。当地的农民显然没能来得及把地里的秸秆收干净，大部分仍扔在地里，我们可以用它们充当阵地的伪装物，我们的阵地设在一片洼地隆起的地垄处。在这片留茬地前方是一片狭窄的草地，与灌木丛和一些树木相连接。维斯瓦河流过这片杂树林，从我们的位置上无法看见它。
根据命令，我们将阵地设在村子前，并开始挖掘散兵坑。阳光下的地面干燥而又坚硬。此刻是炎热的八月，阳光烘烤着我们的藏身处。尽管大汗淋漓，但挖掘工作对二等兵德尔卡和我来说不算什么问题，我曾说过，威利•德尔卡和我过去挖过的散兵坑数以百计。可一名下士走了过来，告诉我们，上级命令我们将重机枪阵地前移至玉米地的斜坡上，这差点让我们把刚喝的一杯咖啡吐出来。我们简直不敢相信他所说的：我们的阵地具有极好的射界，隐蔽得也很好，干嘛要换到一个极易被敌人发现的位置？不管是谁下达的这一命令，这都不是一种明智的做法。那位下士也很不高兴—他应该跟他的轻机枪待在右侧的玉米地里。我们咬牙切齿地开始挖掘新的散兵坑，汗水从军装的扣眼处流出，但土地的深处却是潮湿而又凉爽。散兵坑完成后，我们用玉米秸加以伪装，然后便躲了进去。
伴随着夜色的降临，焦虑感再次出现在我身上。按照老规矩，我们每隔两小时换一次班，轮流放哨，但今晚我大概是睡不着了，于是我先站第一班岗，只有在必要的情况下，我才会叫醒德尔卡。一股轻柔的晚风从维斯瓦河上扑面而来，这令我感到非常舒适。
空中没有阴云，星星在深蓝色的苍穹中闪烁着。新收割的玉米的气味从地里升起，在空气中弥漫着。这种气味唤醒了我的记忆—我想起了自己的家，也想起了与我的女友特劳德尔在收获季节渡过的短暂但却愉快的时光。她是个农民的女儿，曾告诉过我，玉米对她来说就是成长、发展和实现的象征。我明白她的意思，但此刻，成熟的玉米味混合着维斯瓦河岸上芦苇腐烂的气味，被风吹拂过来，把我弄得心烦意乱。乳白色的雾气慢慢地从河岸上升起，穿过树林，越过草地，朝着我们而来。过了一阵子，雾色变浓了，令人窒息的烟雾在风中像鬼魂似的来回飘动。
我凝视着雾色，注意着每一声轻微的动静—毫无疑问，是田鼠在一捆玉米秸中活动，它正来回奔跑着。尽管如此，我还是有一种不安感。实际上，这种不安感甚至更加强烈了，因为我意识到我们正孤零零地身处玉米地的最前方，身旁没有其他战友，就连下士的那挺机枪也在我们身后的某处。
雾气慢慢地爬上岸堤，朝着我们而来，此刻的雾气很浓，以至于我们只能看见村子的轮廓。雾中的水汽打湿了机枪，并让我觉得有些寒意。我竖起衣领，更深地蹲进散兵坑中。我们在坑底铺设了稻草。德尔卡背靠着墙壁蜷缩在一角，他呼吸沉重，我能听见他轻轻的鼾声。让他睡一觉吧，尽管早就轮到他来替换我了，等我觉得累了我再叫醒他。
由于湿气很重，我打算用帆布把机枪盖上，就在这时，我清楚地听见了嘎吱嘎吱的声响以及雾中传来的说话声。俄国人！我颤抖起来。我屏住呼吸，仔细聆听着。他们正在慢慢地逼近，嘎吱嘎吱的声音听上去就像是车轴干涸后车轮所发出的声响。我轻轻地唤醒德尔卡，他像往常那样跳起身，刚想说些什么，我赶紧用手捂住他的嘴，然后我们一起聆听起来。
我们估计俄国人已经把他们的反坦克炮或火箭发射器弄过了维斯瓦河，现在正往前推。他们的行动并不太小心，估计他们并不知道我们就趴在他们面前。要是他们再靠近些，我们也许能打他们个措手不及，甚至有可能缴获他们的大炮。我们曾在罗马尼亚干过一次，成功地缴获了两门反坦克炮。德尔卡移开了覆盖在机枪上的帆布，我在机枪后就位。我们紧紧地盯着雾气，等待着，但敌人似乎并没有靠近过来。突然，我们又听见了其他的一些动静。俄国人正在地面上挖掘着什么。
“妈的！俄国佬在我们的鼻子下挖掘炮位！”德尔卡恼火地说道，接着，他又问道：“简直是一团糟！我们该怎么办？”
“暂时什么也别做，”我紧张地回答道：“雾太重了，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的确切位置，不能朝着雾里胡乱开火。否则，他们马上就能发现我们，很容易把我们一锅端。”
“没错，可我们总该做点什么，”德尔卡激动地说道，他的脚来回移动着。“等他们把阵地挖好，天就亮了，到那时，我们就只能听天由命。这么短的距离内，他们一下子就能发现我们。”
“我知道，”我说道，一想到早晨即将发生的事情，我的心就像跳到了嗓子眼。“很明显，我们不能待在这里了，”我对德尔卡说道：“你最好回去，找中尉问问，我们应该把机枪移到何处。也许他会派一支突击队，趁俄国人正在挖掘阵地时打他们个措手不及。”
德尔卡爬出散兵坑，朝着村里的那座房子跑去。过了没多久，他回来了，我听见他低声咒骂着。
“他怎么说？”我问道，但我预感到不太妙。
“那个混蛋说，我们应该待在原地，”德尔卡气愤地说道。
“真的？你有没有告诉他那些大炮离我们有多近？”我难以置信地问道。
“我当然告诉他了。他说他已经知道了俄国人就在我们面前挖掘炮位，但我们必须待在原地，直到坦克赶到。”
“坦克什么时候能赶到？”
“他没说。但我们右后方的那位下士也很气愤。他估计，这个傻逼很清楚根本不会有什么坦克—昨天，那些坦克被派到另一个地区了。”
看来，我们还是赶紧写好遗嘱为妙。一位军官怎么能如此不负责任呢？只要雾气消退，敌人的炮弹马上会落在我们头上。从他们发出的动静来判断，俄国佬距离我们非常近，他们甚至能把石块扔进我们的坑中。要是留在原地，我们将毫无机会可言。这是一道死刑判决令—此刻，我就是这样认为的！是谁这么白痴地把士兵派到这里，再下达一道决定我们生死的愚蠢的命令！如果这位军官—我甚至不知道他是谁—不是因为愚蠢而做出的这一决定，那么，很显然，他打算牺牲我们以换取他自己的安全。
我喃喃地说出了最后那句话，声音很轻，但德尔卡听见了，他做了个鬼脸，说道：“我估计那个白痴被吓得拉了一裤子屎，他觉得我们可以长时间地挡住俄国人，以便让他逃脱。不能让这个混蛋得逞，我们应该回到玉米地上方，我们第一个阵地那里去。”
“你疯了，德尔卡？”我打断了他的话：“那个王八蛋肯定会把我们送上军事法庭的。除了等待，我们什么也做不了，凭运气吧。”
话虽这么说，但我知道，我们待在这里就是命悬一线。我在前线的经历足以让我对情况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且我知道，“运气”说纯属一种无力的托辞。唯一能帮我们的只有祷告—愿上帝与我们同在，陪我们度过悲惨的生命中这一艰难的时刻。与我不同，德尔卡是一名天主教徒：我默默地祈祷时，他在胸前划着十字，颤抖着双唇祷告着。他让我想起了在雷特斯乔夫时的“猪猡”。“猪猡”是个虔诚的教徒，可尽管如此，上帝并没有特别照顾他。
接近黎明时，雾色更浓了。我们睁大眼睛，紧盯着乳白色的雾气，紧张地聆听着俄国人发出的命令以及模糊的声响。我们暂时处在“缓刑”状态，可除了祷告，我们什么也做不了。战争期间积累的所有经验，在这个捕鼠器般的散兵坑里毫无价值可言，这里无处可逃。
时间一点点流逝，又过了一个小时，雾气开始消退。首先出现在我们视线里的是身后的房屋，接着，第一缕阳光照在留茬地上。我看了看位于斜后方的轻机枪阵地，发现他们那里堆满了玉米秸。有人伸出手朝我挥舞着，我也挥手示意。我认为，轻机枪可以在需要的时候才架设，其他时候则可以隐蔽起来。而我们的重机枪，由于其脚架的关系，必须在阵地上架设就位，并做好开火的准备。我们已尽量把它压低，并用稻草进行了伪装，但在这么近的距离内，而且身处一个斜坡，只要我们一开火，敌人会立即发现它。
的确是这样！随着风将面前最后一丝雾气吹走，我们看见了四门火炮的炮管，距离大约为100米。敌人肯定发现了我们的阵地，否则他们不会先对着玉米秸堆积的地方开炮。伴随着炮口的闪烁，我们觉得爆炸就发生在面前—太近了！一声剧烈的爆炸，玉米秸飞入了空中，我们的机枪暴露出来。
“反坦克炮！”德尔卡叫道，他大为震惊，不停地划着十字。
与此同时，第二发炮弹命中了土堆，把我们的机枪炸成了碎片。德尔卡尖叫着，捂住了自己的喉咙。他目瞪口呆地盯着自己血淋淋的手，用力按住自己的伤口。然后，他惊慌失措地跳出散兵坑，沿着通往村里的田地跑去。一发炮弹在他身后炸开，炸飞了他的两条腿。他的后背飞入空中，然后又落了下来，鲜血淋漓地摔倒在地上。这一切仅仅用了几秒钟，我再次朝前望去，一根炮管又发出了闪光，炮弹击中了阵地前的土堆，泥土将我的散兵坑半埋起来。我从土里抽出双腿，紧紧地站立在泥土上。接着，又一发炮弹在我前面炸开，一块闪着寒光的弹片朝我飞来。我的右上臂感到重重的一击，一些较小的弹片击中了我的前胸。鲜血立即从我的胳膊处涌出，顺着衣袖滴落下来。起初我感到麻木，接着便是一种烧灼感和疼痛。
待在坑里你会血流不止而死！我这样想着，接着便感到一阵恐惧。赶紧离开这儿！恐惧驱使我离开了自己的散兵坑。我用左手按住伤口，撒腿飞奔起来。出于本能，我没有奔向村里的房屋—这条路线太过明显—而是朝着右面的杂树林跑去。我知道，实施直瞄射击的炮手必须先把炮口转向，才能对准新的目标开火。我跑出去没多远，炮弹便在我四周落下。他们朝着我开火，就像是在打兔子—因为，我的动作就像兔子，沿着之字形路线不停地奔逃。我继续着这种动作，迫使敌人的炮手不时地调整着他们的瞄准器。
可我已经跑得筋疲力尽。我的肺鼓胀得就像一具风箱，我甚至感觉到轻微的头晕目眩。我的手无法阻止胳膊上的出血。鲜血不停地从衣袖处涌出，此刻已浸湿了我的裤子。反坦克炮弹在左右炸开，泥土飞溅到我脸上。为了保住性命，我继续沿着之字形路线气喘吁吁地奔跑着，生怕被下一发炮弹炸成碎片。此刻，树林中的树木离我越来越近—只差几步了！终于，我躲进了树林间。俄国人的炮弹像疯了那样在树木间炸开，树干和树枝像火柴棒那样倒下。稍稍喘了口气后，我继续朝着树林深处跑去，然后，一头摔倒在地上。
安全了，可我尚未获救！我再次站起身，可我的双膝发软。血液的流失削弱了我的身体。但我必须坚持下去！用出最后的气力，我穿过树林，在山丘的掩护下，向着村子跑去。这里距离村边仅有200米。我的膝盖颤抖着，终于，我到达了村内的第一排房屋。
房屋间停放着几部汽车，两名军官正查看着延伸至维斯瓦河的斜坡。此刻，敌人的反坦克炮正朝着村内开火，但他们也遭到了我方重型迫击炮相当猛烈的还击。那两位军官看见我时，他们觉得很奇怪，我怎么会从一个奇怪的方向跑过来。我向他们解释了我在何处负的伤，以及德尔卡已经阵亡的事实。少校和上尉都不知道留茬地里还有个前伸的重机枪阵地，他们还以为村边的战壕就是最靠前的防线了。他们对我在负伤的情况下仍能从敌人反坦克炮下成功逃生感到惊讶不已。接着，我瘫倒在地，一名司机赶紧扶住我，少校命令司机，开他的大众桶式车带我去找医护兵。
除了两名医护兵外，营里的中尉军医也在那里。军医认识我，四月底时，他曾帮我缝合过上唇的伤口。他像老朋友那样问候了我，随即割开我的衣袖。
看见我上臂处裂开的大口子以及卡在胸前两块较小的弹片，中尉军医说道：“这次你可倒了大霉！胳膊上的伤口有点麻烦，不过暂时它还没伤及骨头，我可以帮你先处理一下。”
他处理着我的伤口，并从我胸前取出了一块卡在皮肤下的小小的弹片。然后，他用绷带把我的胳膊与身体紧紧地捆在一起，用慈父般的口气说道：“现在得把你送到伤兵收容站了！他们会给你找副支架，然后，你就可以回家了。”他开玩笑地补充道：“包括轻伤在内的话，这是你第六次负伤，对吧？我很抱歉，金质战伤勋章不像骑士铁十字勋章那样有镶钻版。”
又有两名伤员被送了进来，趁着医护兵还没离开之际，我抓紧时间请他带句话给弗里茨•哈曼，他正带着他的轻机枪守在村前阵地的某处，他很快就会挂念我的。现在，随着我的离开，弗里茨成了1943年10月份以来我们连最后的一位老人。后来，在这场战争中，我再也没有见过他。
8月8日。正如军医告诉我的那样，在伤兵收容站，他们给我装了一副“斯图卡”，固定住我的胳膊。弹片没有被取出：这要等我回到国内的医院，照过X光后再处理，因为它似乎卡进我的骨头里了。直到登上伤员列车后我才意识到，自己能离开那个烂摊子是多么幸运。可这种好运能持续多久呢？不管怎样，我将先享受医院的休养期。伤口很疼，可它与我身后地狱般的战场相比又如何呢？
列车带着伤兵们驶往格洛高，这是位于上西里西亚的一个小镇。我们在那里下车后，被送进了一座干干净净的军医院。
[1]德军的军士分为低级军士和高级军士两类，前者被称为Unteroffiziere ohne Portepee，后者则是Unteroffiziere mit Portepee，可以佩剑和剑穗。低级军士指的是二级下士和一级下士，而高级军士指的是中士以上的军士。